学生在文言文怎么表达

1 文言文中“同学”怎么表达

文言文中“同学”可称为：“同砚（tónɡ yàn）”。

同学，又称同窗，是指有共同学习环境的一群学生。可小分为同班同学、同级同学和同校同学等。

同学通常指曾经于同一时间在一起学习的人，而并非与自己同时在学的校友，一般比自己较高年级的同学称为学长、学姊，比自己较低年级的同学称为学弟、学妹，一般而言同学友谊比较纯朴，没有重大的利益权力的竞争，因此不少人与同学成为好友，甚至知己、密友。具体释义如下：一、同师受业。

1、《庄子·知北游》："妸荷甘与神农同学于老龙吉。"2、《周书·宇文孝伯传》："及长，又与高祖同学。

"3、清·吴炽昌《客窗闲话初集·双缢庙》："审勘得白云娥与任宜男者，居本比邻，幼而同学。"同学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六章："此曰同学，盖谓同学于鸠摩罗什也。

"二、同师受业的人。1、东汉·班固《汉书·萧望之传》："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

"2、唐·司空曙《题暕上人院》诗："更说本师同学在，几时携手见衡阳？"3、清·孙枝蔚《寄乡中旧游》诗："混迹鱼盐别草莱，寄言同学莫相哀。"鬼谷子谓李斯曰："廷尉师事荀卿，学同韩非，亦是大道。

"三、同伴。"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法显（宋江陵辛寺）[《高僧传》卷三]四、清代严禁文人结社，禁用社兄、盟弟等称呼，于是文人之间改称同学。

1、清·王应奎《柳南续笔·刺称同学》："自前明崇祯初，至本朝 顺治 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忽改称同学，其名较雅，而实自黄太冲 始之。2、太冲 《题张鲁山后贫交行》云：'……社盟谁变称同学，惭愧弇州记《不觚》。

'自注云：'同学之称，余与沉眉生、陆文虎始也。'"五、在同一个学校学习的人。

冰心《悼念林巧稚大夫》："在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社会服务部里，都有我的同学。"六、对在校学生的通称。

刘心武《班主任》："尹老师忽然想起，赶紧告诉 张老师：'我刚从他们楼里出来，听我那班里一个同学说谢惠敏跟石红吵了一架。'"。

2 如何让学生乐学文言文

综合大家的看法，我们总体认为，小学的文言文教学与初中的教学有着不同的侧重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让学生感受到古诗文的节奏美，读得有情趣在教学中想突出朗读的作用，通过范读、领读、自由读、配乐读、分角色对读等形式，让学生从听觉上直接感受到古文简洁凝练、极富节奏感的特点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喜欢上古文

第二，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解和诵读古诗文的方法，学得有信心要交给学生学习古文的方法，如借助注释理解大意的方法，标出停顿读通句子的方法，联系现代文意思体会意境与感情的方法等学生只有掌握了学习方法，才能主动尝试自学一些感兴趣的古文，增强自学信心，真正成为古文学习的主人

第三、把握好译翻要求的程度，让学生学得有个性对于学生来说古今字义不同是学生阅读理解古文的难点，那么把古文译为现代文时的标准该怎么把握？我想体现这样一个度：只要学生能在老师的帮助下或借助注释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现代文的语言习惯，说出句子的大体意思，不曲解、不错解就可以了，即不强调字字相对地直译古诗文，也不讲解古文中的语法现象比如实词、虚词之分，

……者……也是判断句式等等让学生用个性化的语言说出自己的理解

第四、联系原有基础，让学生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进步古文学习与现代文的学习有密切的联系，在现代文学习中掌握的一些阅读方法同样适用于古文的阅读理解，所以要注意调动学生以往的学习经验，让学生在自己已有的基础上进步、提高，获得全新的古诗文阅读体验这样处理古文学习与现代文学习的差别与联系，目的在于降低学习古诗文学习的难度，从心理上为学生树立信心，培养他们亲近古诗文的情感和正确对待古诗文的态度，为他们今后的乐学古诗文、会学古诗文打下基础

3 中学生如何学好文言文

怎样才能更好得学好文言文，是现在中学生的当务之急。

为了让学生更好得接受文言文，学好文言文，我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一营造文言文学习良好氛围的必要性分析。

《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强调：“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可以说，《语文新课程标准》降低了学习文言文的要求，并且中考文言文考试篇目限定于课本，从道理上讲，应该有相当理想的成绩，结果却相反，很出乎意外。 我调查了50多位中学语文老师发现，在文言文教学过程中，大多数的老师十分注重语句翻译、记忆，以及进行针对性练习，教学过程严谨。

然而在文言文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认为，这样学习文言文的过程比较枯燥，效率不高、体会不深，懵懂如学另外一门外语，甚至觉得老师煞费苦心的教好文言文，是老师的一厢情愿，学生只能“逆来顺受”。 学习文言文的效率不高的原因在何处，我分析如下： 1、学生离开了理解文言文的情境。

文言文确实不像现代文那样，让学生一下读来流畅上口，通晓其意。学生难以接受翻译斟字酌句的烦琐，难以懂得文言拮倔聱牙的表达，难以体会古人情感真实丰富的抒发。

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问妻、妾、客同样一个问题，“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语意相同但句式不同，文字略有变化，却表达了不同人物的不同语气和不同心理。

学生理解上文，往往一上来就与文字、句式较劲，然后急着回答老师“语气为何不同的原因”的问题，而不在具体故事情境中体会。这样，文言文理解肤浅呆板、不深刻形象，掌握急促草草、不稳当牢固。

2、学生离开了文言文运用的情境。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明了学以致用情境的重要。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交流不会刻意用文言表达，觉得那是比较迂腐的表现，孔乙己“多乎哉，不多也”就是一证。在教学课堂中，我们老师也可能会忽视经典语句在不同情境下活用的特殊性。

例如：“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师经常把它形容美国在联合国大唱人权高调的表现，并把它理解为别有用心。但是，此时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醉翁亭记》中就不宜这样理解。

其实，文言文的运用，也需要学生一定的文化品位。由于学生文化素质的限制，学生倒是对新兴简单的网络语言情有独钟，而对文言文的（运用）置之不理。

3、学生离开了文言文人文的情境。文言文包涵着丰富的诗画意蕴，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凝聚着深厚的民族情感。

然而，学生似乎不能领略到文言文其中的精妙处。例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学生理解了文章的“忧患意识”，“逆境出人才”的重要知识，但是，问其忧患意识的现代意义，如何让自己成为人才，学生一筹莫展、一片茫然。

这关键在于人文情境的缺失。文言文的人文情境的创设，就是要求学生关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关注自身素质涵养，努力在文言文学习中受到良好熏陶，提高生活品味，培育健康人格。

例如“忧患意识”的人文情境的创设即让学生忧患于和平年代中的战争、发展社会中的环境、美好生活中的绝症……让学生学习到古人博大的胸襟，肩负起传承优秀文明的责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可见，营造文言文学习的良好氛围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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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指导学生学习文言文

荐读：

学习文言文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

一、引导学生反复诵读

诵读是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方法和基本功。诵读是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用朗读的方法，反复熟读课文，逐步加深理解，获得比较牢固而丰富的感性知识。

每读一篇文言文，要先通览全篇，初略掌握其大意，然后再借助工具书，消灭阅读中的文字障碍，弄懂难字、难词、难理解的语句，进一步体会其含义之后，再逐句逐段地理解全篇的内容。这就是古汉语常说的“书读百遍，其意自见”的道理。读得多，读得熟，理解也就自然会深了。熟读可以加深理解，理解了的东西，记忆就会牢固。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读了一篇文言文之后，虽然读的滚瓜乱熟，但有时也会有囫囵吞枣，没有真正理解的现象，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便会茅塞顿开，明白了许多。

诵读必须读准字音，读清句读（不读破句），读出语气。

二、指导学生掌握语言规律

学习文言文，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这就需要我们真正掌握文言字词和古汉语的一般规律。

1、注意一词多义现象

对文言字词，从字音到字义，都应读正确并理解准确明白 ，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有时，同一个字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意义和用法都不相同。如“许”字，在“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句中，是“多，左右”的意思。而在“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句中，则是“答应”的意思。又如《桃花源记》中有两个“舍”字，其一，“便舍船，从口入”，“舍”读shě，作动词用，是“放下”、“放弃”的意思；其二，“屋舍俨然”句中的“舍”读shè，作名词用，是“房屋”的意思。学习时如果能够注意类似现象，那么读懂文言文就不难了。

2、认准通假字

通假字是借用一个音同或形近的字代替本字，这在学习文言文时，不能不注意。如《狼》中有“止有剩骨”，“止”就通“只”，意思是“只有剩下的骨头”。又如《活板》中的“板”字通“版”，意思是“每个字有二十多个字模，用来预备同一版内有重复出现的字”，其它如“说”通“悦”，“女” 通“汝”，“见”通“现”，“被”通“披”等，这些都需要根据上下文意、前后语句来判断是否通假，否则就会因词害义。

3、掌握文言虚词的应用

文言虚词在文言文中是经常出现的，而且一篇文言文中同一个虚词多次出现，其用法也不尽相同，我们必须注意虚词在句中的作用，方可在学习中减少困难。如虚词“而”字在《捕蛇者说》这篇文言文中多次出现。“黑质而白章”中的“而”字作连词用，表并列；“号乎而转徙”中的“而”字作连词用，表修饰；“呼虚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藕也”中的“而”字，作连词用，表因果；“而吾以捕蛇独存”中的“而”字作连词用，表转折；“视其缶，而吾蛇尚存” 中的“而”字作连词用，表顺接。又如“之”字，它的用法大致有三种：作代词、助词和动词。如《为学》中的“为之，则难亦易矣”中的“之”字，作代词用，代事情；《黔之驴》中的“虎视之，庞然大物也”中的“之”字，作代词用，代“驴”。《扁鹊见蔡桓公》中“君之病在肌肤”的“之”字，作助词用，相当于“的”。又如《为学》中“吾欲之南海”中的“之”字，作动词用，相当于“往”、“到”、“去”。

4、弄清古今语句的异同

句子结构形式，一般来说，古今差别不大，但由于语言的发展，有些句子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学习的一种障碍。

(1)现代汉语的判断句，在主语和宾语之间加一判断词“是”，而在文言文中不用“是”，而用“…者，…也”等形式来表示，如“陈胜者，阳城人也”，其它还有用“乃”、“则”、“非”等词来表示肯定或否定判断的。

(2)文言文中被动句常用“于”、“为”、“见”、“为…所…”等虚词来表示，这和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介词“被”不同，如“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

(3)现代汉语的一般形式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但文言文在一定条件下，宾语是置于动词之前的，如“吾谁与归？”、“沛公安在？”、“古之人不余欺也”，类似这样句子，我们在学习时，要善于比较、掌握其规律，经历多了，就容易辨析。

三、要求学生常做翻译练习

翻译是极其重要的综合训练，它既能加深对文言文的理解，又能提高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对于翻译，要做到忠于原文，不能望文生义，要通顺明白，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翻译的时候，要注意紧扣课文，弄清字词本义，做到字字落实、词词落实、句句落实。按照以上步骤，多下功夫，文言文是可以学好的。

5 怎么学写文言文句子

文言文是我国“五四”以前通用的，以古汉语为基础的书面语言。

简单的说，文言文就是文言写成的文章。通俗地说，文言文这个概念是同白话文相对来说的。

俗话表示这个相对，用不同的四个字，一是之、呼、者、也，一是的、呢、吗、啦，使用“之、呼、者、也”的就是文言文，使用“的、呢、吗、啦”的就是白话文。我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有灿烂辉煌的文化，在中学阶段，学习一些有代表性的文言文，看懂一些有注释的古代资料，理解文言文的一般句式，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对于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吸收前人的思想精华，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是有裨益的。

文言文中丰富的知识，蕴涵的传统美德，及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描绘，也是对中学生进行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吸收文言文的一些精华，也可以提高现代汉语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因此，中学生应当认真地学好文言文。怎样才能学好文言文呢？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培养、提高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日本有一位教育家说过：你想制造庸才吗？很简单，就是让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可见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

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核心因素，是学好文言文的强化剂。中学生只有对文言文有兴趣，才会喜欢学，才能学进去，学得好。

并不是所有的文言文的内容都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这就需要中学生应该培养自己学习的间接兴趣，使自己在学习中形成良好的学习责任感和义务感。怎样才能对文言文产生兴趣呢？首先，学生们要明确，文言文是记录古代丰富文化的资料，只有学好文言文，才能遨游于古代文献的海洋，寻找自己喜爱的内容，对自己有用的知识，来引发学生们的好奇心，激发学习兴趣。

第二，要强化学习文言文的效果，学生才能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来处理、学习新的文言文，引发兴趣。第三，教师或学生应当积极创造运用文言文的实践活动，在参与教与学的活动中，让自身体验到成功的乐趣，来增强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第四，学生应在教师的引导下，加大文言文的阅读量，尽量多地接触文言文，巩固学习兴趣。有了学习兴趣，这就是学好文言文的前提。

二、特殊能力的培养学习文言文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能力。特殊的学习能力是由语文学习的一般能力组成的。

一般能力包括记忆、理解、想象、感受等能力，是任何人都具有的能力，想学好文言文的学生，应当对自己的能力状况进行分析理解，便于发挥长处。学习文言文的能力，是用于学习文言文的几种学习能力的组合。

所以，特殊能力都不是单一的，是好几种一般能力在文言文学习实践中，反复运用而出现、形成的有机组合。在学习文言文时，应当用心去揣摩，有意识地发挥自己一般能力的长处，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文言文学习的能力。

培养、锻炼文言文学习能力时，不要闭门造车，搞一个能力“配方”，应当在创造性的学习、实践中作个有心人，及时总结有效的能力组合，学起文言文来，就能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中学生应当一点一滴的丰富一般能力，尽早地养成学习文言文的特殊能力。

有了学习文言文的能力，文言文就好学了。好要多练。

书斋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斋又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 或：书斋是文人汇集文化传承文化的地方；书斋是文人施展个性的地方（2分，每点1分。） 9、①比喻优秀文化在书斋里汇集并不断地得到传承、发展和弘扬。 ②前人的精华 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文艺创造 新的思想和艺术，或文艺作品（6分。第①题2分；第②题4分，每格1分。） 10、因为书斋是个人的领地，不受三纲五常的约束，利于个性施展。（3分。答出个性施展得2分，其余1分。） 11、例如：王维写就的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中国诗坛享有崇高的地位。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创作的颠峰之作，堪称百科全书。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我国第一篇白话小说，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3分。说出大致意思即可。）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长居石船山，故有船山先生之称。他是一位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创造性贡献的文学理论家。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情景说，这套情景说关系的论述在其诗论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 在我国文论史上，关于情与景的探讨源远流长，有关情景的论说十分的丰富。到了晚清，王国维将情景论升华并提出了境界说，明末清初的诗歌理论家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前人情境论的思想精华，总结了自两汉的《毛诗序》、魏晋南北朝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钟嵘的《诗品》，直至唐宋以来的诗学，并在明代象征论和情境论的基础上加以融会革新，提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情境论观点——强调创作中情景之间的关系，批评那种以“一情一景为格律”的诗法规范的和情景分离的创作倾向，反复申明“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情与景相互依存，水乳交融而不露痕迹。其情境论是支撑王国维“境界说”走向集大成的巨人，他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著的，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承上启下的、十分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

　　诗学论情景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人以事、意、景为诗歌的三个基本要素，所以王昌龄说：“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③ 宋人开始从表情结构的意义上来把握情景关系。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有“意中有景，景中有意”之说，方回也崇尚“景在情中，情在景中”的效果，并且认为“两句言景，两句言情，诗必如此，则洁净而顿挫也”④。到周弼《三体诗》，又以情、景为诗的两个基本要素，提出一种模式化的结构论，对后世蒙学诗法影响深远。而真正对情景关系加以深刻揭示的则是范晞文《对床夜语》，其中提出“情景兼融，句意两极”的要求，且举例说明了诗中情景关系的多样构成：

　　老杜诗：“天高云去尽，江迥月来迟。衰谢多扶病，招邀屡有期。”上联景，下联情。“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江水流城郭，春风入鼓鼙。”上联情，下联景。“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景中之情也。“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情中之景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景相触而莫分也。“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凉。”“高风下木叶，永夜揽貂裘。”一句情一句景也。固知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或者便谓首首当如此作，则失之甚矣。如“淅淅风生砌，团团月隐墙。遥空秋雁灭，半岭暮云长。病叶多先坠，寒花只暂香。巴城添泪眼，今夕复清光”，前六句皆景也。“清秋望不尽，迢递起层阴。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叶稀风更落，山迥日初沈。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后六句皆景也。何患乎情少？⑤

　　到明代，谢榛《四溟诗话》提出“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的说法，⑥ 不再一般地讲情景融合，而是从意象构成的角度揭示了情景关系的本质。⑦ 总体上看，前人对情景关系的论说虽不少，但基本停留在较表面较肤浅的层次，且大都语焉不详，这就给王夫之留下了多方面深入拓展的空间。

　　王夫之对情景关系的研究，涉及面很广。比如在情感与景物情调的对应关系上，他发现了相反相成的原理，这我将有另文专论，这里只谈他对诗中情景关系的一些看法。当代研究者认为，王夫之对情景的论述“使得一些别的评论家还没有定见的论点具有了条理性、清晰性和深刻性”⑧，这是非常中肯的。我想进一步指出，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在对“景语”的分析上，由这个角度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夫之对古典诗歌的意象化特征的认识。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在情与景的关系上，王夫之也像前代批评家一样主张情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明诗评选》卷五评沈明臣《渡峡江》云：“情景一合，自得妙语。撑开说景者，必无景也。”⑨这是强调景物不能独立成为诗歌要素，一味铺张景物，实际上写不出景。为什么呢？他说：“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⑩ 这意味着外物是与情感相对应的，情是物引发的感触，物是情感的投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撑开说景者，必无景也”，前一个“景”是自然景物，即传统诗学所言的“物色”；后一个“景”却是意中之象，即今所谓“意象”。研究者认为王夫之已“把我们所体验、所理解的存在物，与赖以表达我们对它的体验和理解的形式加以区别”，“王夫之告诉我们，情与景从来是‘实不可离’的，事实上情与景是不可分开存在、分开辨认的词语，这就是说，在诗人的意识把两者化为一体以前，山、水、花、木并不构成‘景’（‘景色’或‘视觉的体验’）”(11)，这应该说是不错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王夫之并不区分诗里的景和作为经验世界之一部分的景”(12)，没有用不同的概念将两者区别开来，而是经常混用，不留神就很容易产生歧义。比如前引《诗译》一段提到“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13)。这里既说情、景有在心在物之分，那么景自然是在物的，但随即又说“景生情，情生景”，这后一个景已是唐人所谓“诗家之景”，即意象了。如果不明白王夫之的“景”具有这种双重性，就无法正确理解他的情景理论。这种一名两用的情形应该是缘于概念的贫乏，无法分别物色和意象，只好都用“景”字来指称。其实唐代皎然《诗式》就已使用“境”的概念，用来表示意象，但因王夫之视《诗式》为画地为牢的浅陋诗法的典型代表，就错过了一个吸取其有效概念的机会。

　　既然景由情所生，那么情景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主体性感受。从创作的角度说，是通过景使一种主体性感受具象化；而从欣赏的角度说，则是通过景去体认其间的感受主体。《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有一则将这两方面的情形剖析得非常清楚：

　　“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日暮天无云，春风散微和”，想见陶令当时胸次，岂夹杂铅汞人能作此语？程子谓见濂溪一月，坐春风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14)

　　这里的“其所怀来”就是主体性感受，“池塘生春草”诸句是感受的具象化表现；而“胸次”则是表现感受的主体，读者正是通过“日暮天无云”一联感受到陶渊明这一抒情主体。《古诗评选》卷四评陶渊明《拟古六首》其四，说“日暮天无云”一联“摘出作景语，自是佳胜。然此又非景语，雅人胸中胜概，天地山川无不自我而成其荣观”(15)，也是同样的意思。若无这种主体性感受（胸中胜概)，则情景关系（自我而成其荣观）也就不存在了。同书专门用主宾关系来譬喻这一层意思：

　　诗文俱有主宾。无主之宾，谓之乌合。俗论以比为宾，以赋为主；以反为宾，以正为主，皆塾师赚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宾，宾非无主之宾者，乃俱有情而相浃洽。若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于贾岛何与？“湘潭云尽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于许浑奚涉？皆乌合也。“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得主矣，尚有痕迹。“花迎剑佩星初落”，则宾主历然镕合一片。(16)

　　前人讲主宾一般都着眼于“立意”的主导作用，因此王夫之首先破除世俗言主宾的浅陋之说，然后由确立主体性感受的重要来阐明“情”对景的决定意义。他认为贾岛和许浑两联写景都与主体感受无关，是缺乏有机性的乌合；只有杜甫、岑参一联一句才出自主体性感受，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的宾主融洽之作。虽然他的论述语焉不详，举的例子也未必恰当，但强调主体性感受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景”将超越自身而上升到意象化的层次。

　　王夫之不仅再三论述情对景的统摄作用，还在具体评论中揭示一种特殊的情景关系，以见诗中的景总不外是一种主体的观照。这种特殊的情景关系不是由作者与景物而是由作品的抒情主人公与景物构成的。《古诗评选》卷三评刘令娴《美人》云：“景中有人，人中有景，巧思遽出诸刘之上，结构亦不失。”(17) 这里的“人中有景”，是描写对象美人眼中之景。同书卷五选任昉《济浙江》：“昧旦乘轻风，江湖忽来往。或与归波送，乍逐翻流上。近岸无暇日，远峰更兴想。绿树悬宿根，丹崖颓久壤。”评曰：“全写人中之景，遂含灵气。”(18)

　　这里的“人中之景”，是渡江之人殆即作者所见。《明诗评选》卷五选沈明臣《过高邮作》：“淮海路茫茫，扁舟出大荒。孤城三面水，寒日五湖霜。波漫官堤白，烟浮野树黄。片帆何处客，千里傍他乡。”评曰：“结语从他人写，所谓人中景，亦即含景中情在内。”(19) 这里的“人中景”，则是作者体度游子的眼中之景。同卷选文征明《四月》：“春雨绿阴肥，雨晴春亦归。花残莺独啭，草长燕交飞。香箧青缯扇，筠窗白葛衣。抛书寻午枕，新暖梦依微。”评曰：“只在适然处写。结语亦景也，所谓人中景也。”(20) 这里的“人中景”，又是像王维“隔水问樵夫”那样以作者形象为景的表现。《古诗评选》卷六评庾信《咏画屏风四首》其四提到：“取景，从人取之，自然生动。许浑唯不知此，是以费尽巧心，终得‘恶诗’之誉。”(21) 从作品所写人物的感知去取景，由于贴合环境气氛，自然生动异常。王夫之深谙此理，格外留意古诗中这类表现。同书卷五评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云：“语有全不及情而情自无限者，心目为之，政不恃外物故也。‘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22)诗如果写作“天际下归舟，云间现江树”，那是无我之境，景物以客观化的状态呈现；著一“识”字、“辨”字，便突出了感受主体，成了有我之境。因为有了抒情主人公的在场感，景物与主观感受的关系就更为紧密，也更为生动，这便是“人中之景”的独特魅力所在。《明诗评选》卷五选张治《秋郭小寺》：“短发行秋郭，尘沙记旧禅。长天依片鸟，远树入孤烟。野旷寒沙外，江深细雨前。马蹄怜暮色，藤月自娟娟。”王夫之评第四句云：“‘远树入孤烟’即孤烟藏远树也，此法创自盛唐，偶一妙耳。必触目警心时如此，方可云云，乃是情中景。著意刻画之，则经生钝斧劈题目思路矣。”(23) “远树”句是典型的化静为动的写法，笔调劖刻，王夫之认为只有出于真实的感受才能这么写，否则就属于著意刻画，不是诗人的情中景，而是经生的死套强作了。普通的情中景与“人中之景”的不同就在这里，“人中之景”既明为出自异己的主体感受，与抒情主体的分离使它更能容纳意象的虚拟性，而不必顾忌主观感受是否真实的问题。

　　前人论情景，大多笼统地说情景融合，却没有分析如何融合及景语在情感表现中是如何发挥功能的。依照王夫之的有机结构观念，情景的构成纯系统摄于诗心，自然地生成，而不可以机械组合，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他还是明确地阐释了景语独立的表情功能，亦即意象化的本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有云：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24)

　　在首先肯定情景不可截然而分的前提下，王夫之分析了情中景、景中情两种艺术表现方式。景中情是写景而情在言外，就像李白“长安一片月”自然是望月怀远之情，杜甫“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刚脱身贼中、惊魂甫定的心态。而情中景则是言情之句自含人、物动态，就像他所举的杜甫“诗成珠玉在挥毫”一句，本写诗兴洋溢、挥洒自如的酣畅情态，但其中却分明可见作者的自我形象。这里的情中景，已不单纯指风景，而成为包括人物动态在内的意象形态。这类意象同样也体现了景的表情功能。

　　类似的例子，同书还曾举出王维和杜甫的两首诗：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则山之辽廓荒远可知，与上六句初无异致，且得宾主分明，非独头意识悬相描摹也。“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阳楼诗。尝试设身作杜陵凭轩远望观，则心目中二语居然出现，此亦情中景也。(25)

　　这两个诗例的共同点是作者以自我形象为情中景。我们知道，王夫之对抒情诗的把握有着“一诗止于一时一事”的原则，(25) 所以“隔水问樵夫”、“老病有孤舟”的作者形象，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抒情中的意象，这是王夫之的独特见解。

1、《孙子兵法》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启发现代战争思维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孙子兵法》从揭示战争中“利”和“害”的矛盾运动规律出发来确立自已对战争的根本态度，从而决定其军事思想中功利主义的主导倾向。

在这种形势下，孙子的重战和慎战思想，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为人们认识多极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驾驭局部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孙子兵法》对西方现代军事思想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暴露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的缺陷和弱点，推动西方军事家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反思。

3、《孙子兵法》认识到战争是关乎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大事，因此强调必须对战争高度重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4、总体上看，《孙子兵法》所总结和揭示的战争普遍规律和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性和创造精神，仍然对现代战争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扩展资料：

公元前21世纪（一说公元前22世纪），中国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从此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此时，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

奴隶主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作战方式是集团列阵正面冲杀。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

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

传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失传，但在后来问世的《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还保留着一些片断的引文。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

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

1．军事思想的载体。宋辽金元时期，由于军事斗争成为整个时代的一大主题，因此军事问题，不仅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乃至史学家、文学家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种大环境下，大量研究和介绍军事的著作应运而生。根据著录，宋辽金元时期的军事著作多达百余种，留存至今的也有几十种。著名的有《太平御览·兵部》、《册府元龟·将帅部》、《虎铃经》、《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武经七书》、《施氏七书讲义》、《十一家注孙子》、《百战奇法》、《历代兵制》、《守城录》、《翠微先生北征录》、《美芹十论》和《九议》等十几种。现摘其有代表性者简要加以介绍：

《虎铃经》的作者为许洞。许洞撰写《虎铃经》开始于咸乎四年（1001），完成于景德元年（1004年人《虎铃经》共有20卷，分为210篇。第1—4卷，着重论述谋略运用、从严治军和将帅修养等问题；第5卷，阐述如何判明天气、地形和敌营阵等；第6卷，介绍水战、火攻、城邑攻防及攻守器具；第7卷，汇辑了作战指挥的旗鼓和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和识别方位等知识；第8-9卷，为结营统论及古代有关阵法和自创的飞鹗、长虹等阵；第10卷为人马医护和相人；第11-20卷，为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及空文设奠、人马相法等。总之，前10卷（除相人一项外）有一定学术价值，后10卷多为封建迷信之谈。全书以“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许洞《上虎铃经表》）为主旨，重视“天、地、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务本制胜，强调灵活用兵。它作为流传下来的北宋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外，还有可贵的理论价值，并对其后问世的一些兵书产生了积极影响。

《武经总要》的作者是丁度、曾公亮等人。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开始编纂，至庆历七年（1047年）四至六月完成。全书分前后两集，每集20卷，全书共40卷。多数卷内分目，目下列有若于子目。书中除有仁宗所赐序文冠于篇首之外，在后集还有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后集原序》一篇。该书大体可分为“制度”、“边防”、“故事”和阴阳占候四部分。前集1～15卷为制度，着重论述选将料兵、讲武教习、一般战法、车骑应用、奇兵制胜、行军宿营、军事侦察、下营择地、本朝阵法、古今阵图、军事地形、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赏罚条例、通信联络等军队建设和用兵作战的基本理论、重要制度和必备常识；16-20卷为边防，逐一介绍沿边的河北路、北番地、河东路、陕西路、西番地、成都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的路、州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关隘、军事要点、兵力配备等，并对河北、陕西、广南等沿边少数民族的发展始末、风土人情和靖边政策进行了论述。后集1~15卷为故事，选取古兵法中的精言粹语为标题，以古今战例“尤切者”为佐证，总结有关计谋方略、将帅修养、治军原则、常用战法、特种条件下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16～20卷，是杨惟德等奉命参考旧说所撰，集中讲述军事行动中孤虚旺相、阴阳占候之类的问题。《武经总要》所辑录的军事知识非常丰富，所论述的军事思想也相当全面。尤其在治军思想和作战指导思想方面，颇有新的建树。而无论其介绍的军事知识，还是其论述的军事思想都紧密联系实际，富有针对性。该书还具有材料翔实、编纂新颖等特点，在中国军事学术史和兵器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何博士备论》（以下简称《备论》）的作者为何去非。何去非，今福建浦城人，为北宋神宗时武学博士，曾参预校订《武经七书》。《备论》是他在武学任教期间（元丰五年至元佑四年）撰写的，成书于元祜五年（1090年）。现存的《备论》共有26篇，一篇为一论。主要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二十几个重要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目的在于寻求历史借鉴。它实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着重论述战略问题、紧密联系当时军事实际和采用论从史出的创作方法为其突出特点。论述中所涉及的军事思想相当丰富，主要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深谋至计”的谋略思想和灵活多变的作战思想及精兵强将的治军主张。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清末和民国时期在日本都有流传。瑞典社会学家佛郎塞尔还曾用英文翻译出版过该书。

《百战奇法》的作者不详，约成书于北宋末、南宋初，是专门论述作战原则和方法的军事理论著作。全书共10卷，分为前后两集，每集5卷，每卷10战，合为百战，故名为《百战奇法》。书中涵括了对战争应持的态度、治军方法和有关作战指导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总结和继承了宋以前军事思想的精华，而且还有一定的发展，亦为值得重视的一部古代兵书。

《历代兵制）为南宋陈傅良编纂。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体裁的兵制专著。全书共8卷。论述的内容包括自周秦到宋代的兵制。前7卷按照朝代次序分为周、春秋、两汉、王莽、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北朝、隋、唐五代；第8卷专论宋朝兵制。前7卷采用辑录史料、注释和加按语等形式，对历代的兵制得失进行总结，并常与宋朝兵制进行比较。第8卷则没有注释和按语等，并且“言之尤详”。作者此种安排，显然是为南宋的军制提供历史借鉴。

《守城录》包括三部分：《（靖康朝野金言）后序》、《守城机要》和《建炎德安守御录》。前两部分为陈规著，后一部分为汤所撰。该书主要是阐述炮具大量应用于攻城之后城市防御的理论。其主要军事思想是：主张变革城防体制；提倡守城必须“守中有攻”；认为善守在人；强调配置先进守城器械等。由于《守城录》前两部分的作者陈规亲自指挥过守城作战，后一部记述的是他的守城事迹，因而它所总结的经验和提出的理论，都深深扎根于实践之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学术理论价值，不失为南宋时期一部重要兵书。

《美芹十论》和《九议》均为南宋辛弃疾著。辛弃疾不但以词人著称于世，而且“颇谙晓兵事”。《美芹十论》是他写给南宋朝廷的一篇奏疏。此疏呈奏时间据后人考证，似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美芹十论》论述了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徽、久任、详战等十个问题。通过十论，分析宋、金政治军事形势，提出对付金的办法，要求南宋政府备战抗金。文中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即：要正确认识形势；要“藏战于守”、“寓胜于战”；要“聚兵为屯，以守为战”；还要重视“致勇”，朝廷对将帅要“信之专，期之成’等等。《九议》，全称《上虞雍公九议》，写作时间当在乾道六七年间，是继《美芹十论》之后，辛弃疾的又一篇重要军事论著。辛弃疾称《九议》“所陈皆恢复大计”。因而，其中某些论点和《美芹十论》相同。但是，《九议》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主要是：主张在用兵问题上“宜审先后”，强调集中兵力，要求“合志并力，协济事功”等等。

另外，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文献典籍如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地理、科技等书籍以及奏章、疏折和政府的各类文书中，都程度不同地载有军事思想的内容。《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这些“正史”自不待言，就是许多“野史”和著名人物的个人著述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史料。如《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元朝秘史》、《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苏询的《嘉祐集》、《苏东坡文集》、《王安石文集》、司马光的文集和《涑水纪闻》、沈括的《梦溪笔谈》、曾巩的《隆平集》、王偶的《东都事略》、《叶适集》、《陈亮集》等等，都是研究宋辽金元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2．主要特点。宋辽金元军事思想明显地表现出这样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具有坚实的古兵法的理论基础。宋辽金元各政权，尤其是宋王朝对学习研究古人优秀军事文化遗产十分重视。早在北宋太宗朝，当时编修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共1000卷，其中专门记述军事的《兵部》就有90余卷，占全书总量近十分之一；继后，真宗朝时编修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亦有1000卷，其中专门记述军事的《将帅部》有60余卷，也占全书的相当比例；再后，仁宗朝编修的《武经总要》，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9），亦把介绍历代军事作为重要内容。《武经总要》书成后，宋仁宗还亲自“赐”序，以示重视。到神宗时，研究古代军事理论的空气更浓厚，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局面。其中最为引入注目的是校定刊行了著名的《武经七书》。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校定后的7部兵书共25卷，作为武学教材，于元丰年间（1078~1085）刊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其后不久，《十一家注孙子》也面世。该书所辑注家有三国曹操、梁盂氏，唐李签、贾林、杜佑、杜牧、陈苹，宋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等11位之多，为专门研究兵圣孙武的军事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时，《武经七书》刊行后，注家蜂起。其中，当朝人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注释条理性强，多引战史及历代兵家语录以相参证，并对《孙子》、《吴子》请书本意多有阐发，为古兵法研究热潮中的一个可喜成果。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不断深人，人们对古兵法的理解也日益加深。例如，孙子曾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代兵，其下攻城”（《孙子·谋攻篇》）。对什么是伐谋、伐交和伐兵，《武经总要》作了明析而深人的阐发：“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力士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武经总要》前集卷3）。再如，《孙子》提出的“以正合，以奇胜”的理论，唐代《李靖问对》一书多有论述，而《何博士备论》又有新的阐述。它指出：“犹之二人相搏也，材钧而力偶，方相持未决也。率然一夫起其傍而助之，则夫受助者，蔑不胜矣。此法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者也。”（《何博士备论·杨素论》）这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既巧妙地解释了什么是“以正合，以奇胜”的用兵之法，又深人浅出地道出了它为什么是制胜之法的道理。

二是紧密联系当时军事斗争实际。这一特点，除了在前述若干思想观点提出的针对性上表现明显外，还可从一些兵书编写的指导方针和内容设置上看得十分清楚。譬如说，北宋仁宗针对将帅们“鲜古今之学”的实际，编写《武经总要》时确定了这样的指导方针：一方面要“宏纲之毕举”；另一方面要使将帅们“出抗强敌，每画筹策，悉见规模”（《武经总要·仁宗皇帝御制序》）。同时，针对同辽和西夏军事斗争需要的实际，该书除专门列有“边防”5卷，详细记载了沿边的山川地理形势、所设砦铺及交通道路情况外，还在“制度”中专辟“土俗”一节，以备将帅们了解沿边，特别是北边和西北边的风士民情。并指出，只有了解“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链，利则进，不利则退”的特点，才能“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其所恶而攻之”（《武经总要》前集卷9）。

三是注重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很明显，这个时期军事思想中的许多思想观点并非全是新的建树，而是以往各代早已提出的。但是，由于该时期军事家、思想家们对前人思想理解得深刻，并同当时的军事斗争紧密结合，于是就给前人提出的思想注人了新的活力，使其在广阔的领域中得到了应用。像以法治军的思想，是古人一向强调的。不过，以前关于以法治军思想往往主要体现在严明军纪方面；而宋辽金元则将其贯彻到军队管理教育，军事训练，制定奖惩法规，规范上下关系、作战行动和战场纪律等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再如，精兵利器思想，也是古人所提倡的。而在宋辽金元时期，这一加强兵器建设的思想，同样被广泛地应用于兵器制造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在生产和科技向前发展的基础上，使得这个时期的冷热兵器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其前代的发展水平。

3．历史地位。宋辽金元军事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是以宋王朝为代表的整个时期军事学术成就的一部分，在中国历代军事思想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所以如此，除了因其思想丰富，具有上述一些主要特点之外，还在于它在继承了前人军事思想精华的同时，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发展并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新思想。

诸如：在战争目标上，继承了前人“战胜而强立”的思想，又提出了以“收复故土”或“人主中原”为目标的“一天下”的思想；在战争胜负因素上，继承了前人主张正义战争的思想，又提出了正义战争必胜和强调人的因素、强调依靠民众的思想观点；在御军问题上，继承了前人兵权集中的思想，又突出了“兵权贵一”和防止武夫作乱以保持社会稳定的思想；在治军问题上，继承了前人以法治军的思想，又提出了军队建设必须全面立法，走“法制”轨道的思想；在战争和作战指导上，继承了前人贵谋和先备及灵活用兵思想，又根据实际提出了用兵之道“知变为大”、不拘泥于古兵法、坚持“藏战于守”和“守中有攻”以及筑寨用险等思想；在屯兵设防问题上，继承了前人屯田实边思想，又提出了“内外相制”以防武夫坐大的屯驻思想和“分区防御”的国防思想；在兵器建设上，继承了前人精兵利器思想，又提出了加强发展炮具和火器等精兵利器的主张，等等。

正是由于宋辽金元军事思想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发展中又体现了“继承”，因而它在丰富中国历代军事理论的宝库中作出了较大贡献，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并对其后明清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孝经》、《弟子规》、《孟子》、《论语》、《尔雅》等五部典籍。

1、《孝经》：《孝经》传说是孔子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孝经》是阐述孝道和孝治思想的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历代儒客研习之核心书经。儒家十三经之一。

2、《弟子规》：《弟子规》是清代教育家李毓秀所作的三言韵文。 它是依据孔子教诲编成的学童生活规范，其内容采用《论语》。全文共360句、1080个字。核心思想是儒家的孝悌仁爱。

3、《孟子》：《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作者是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孟子。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

4、《论语》：《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5、《尔雅》：《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载作者姓名。书中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汉语词汇。《尔雅》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扩展资料；

孝道文化的作用；

1、修身养性。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

墨家

墨家 先秦学派之一，创始人墨翟，世称墨子，这也就是墨家之名的由来。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清庙之守"，意思是管理庙中事物，演习郊祀或其他祭祀礼仪。春秋初的尹佚，便是"清庙之守"。 据说他的传人史角居于鲁国，墨子曾前往学习。

墨家理想人格讲究"任侠"，"墨子之门多勇士"（ 陆贾《新语·思务》）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崇侠尚武，而"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则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侠肝义胆。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子是从儒家分出来的。墨子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在战国时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显学篇》）。而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墨子其人

关于墨子的生平身世，西汉太史公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提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所以后世对他的生平身世一直争论不休，有说是宋人，有说是鲁人。

墨子"好学而博"（《庄子·天下》），并且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他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还是十分赞扬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也由衷得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墨子的手工很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一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等等。由此可见，这位墨子还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

不过墨子许是为了巩固自己学说，而提出世上有鬼，还教人敬事鬼神，进而形成了一种落后的宗教观，也因此，到东汉哲学家王充写《论衡》一书时，遭到了王充的狠狠批判。但无论如何，墨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占着极重要的位置，墨子本人也是一位极杰出的优秀人才。

《墨子》其书

战国末期，墨家后学将该派的著作汇编成《墨子》一书，《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写照，又称《墨经》或《墨辩》。

此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了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墨家思想

该派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尚贤"（任人唯贤）是为政之本，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

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初害，这就是"尚同"。

墨子言功利，和杨朱的"为我"大相径庭，他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

墨学是代表小生产阶级说话的，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因此墨家反对剥削，崇尚劳动。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

《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兼相爱），"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墨子提倡"兼相爱" ，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

思想鉴借

关于墨家学说的现实价值，如鉴借墨家的"兼爱"思想，它要求人们平等互爱，也互相援助，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如鉴借墨家的"尚贤"思想，这"贤"主要是指有道德、有学识的人才，这一道德价值取向，对于激励人们加强自我修身、力争成为贤者有积极作用；如鉴借墨家的"节俭"思想，墨家的这一"节俭"思想于今而言，依然具有针对性，更值得我们提倡。

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也！

墨子，（约前468～前376）战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藏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名翟。鲁国人，一说为宋国人。曾习儒学，因不满其烦琐的“礼”，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相传收藏图书甚多，有图书达三车。《墨子》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梁启超在研究私人藏书的起源时：“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墨子南游，无书甚多。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现存《墨子》53篇，记载了墨子及其后学的言行。

墨子（约前480-前400年），是春秋末战国初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本名翟，鲁国人，有的说是宋国人。

墨子平民出身，是小工业者。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想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汉朝的王充甚至说，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 、 《书》 、 《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

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墨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最高的领袖被成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

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他还曾和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他曾制成"木鸢"，据说三天三夜飞在天空没有掉下来。他还擅长守城技术，其弟子将他的经验总结成《城守》二十一篇。

墨子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的渊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在《荀子》 、《韩非子》 、《庄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等书中有所体现，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墨家弟子所编写的《墨子》一书中。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一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原来都写墨翟著，但其中也有墨子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这是现在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中前三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应当是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主要是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等理论。从《尚贤上》到《非儒下》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地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际是后期墨家作品，这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珍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相近，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也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是战国时期秦国墨者所作，这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重要资料。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现在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