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三教合一是指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的融和。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的分合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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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

三教合一建筑

青龙洞古建筑群中卫高庙

释道儒 禅武医历史发展

三教合一建筑

青龙洞古建筑群中卫高庙

释道儒 禅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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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将这种演变分阶段具说之，希方家指正。　（一）　“三教”，指的是儒、道、释三家。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三教合一代表

三教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现的基础，不过三教概念的提出却是社会意识发展变化的结果。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以及“牟子作《理惑论》，论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以后“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三教一词出现在文献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无可置疑。时人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明僧绍则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王治心先生就张融、顾欢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阐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此外，作为体现此类理念的人物在当时也大量出现，著名的如道士陶弘景既著“《孝经》、《论语》集注”，又“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还如沙门昙度“善三藏及《春秋》、《庄》、《老》、《易》。宋世祖、太宗并加钦赏”等等，当时诸如此类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三教”的概念。　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帝王的崇佛，以及佛教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生气和丰富内涵，使佛教成了三教的中心。梁武帝在其《述三教诗》中说他自己“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最后达到“至理归无生”的认识，非常形象地突出了佛教盖过其它二教的吸引力。这可以说是该时期三教关系的一个特点。　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陈寅恪先生谓：“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三教在唐宋时频频进行的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如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甚至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冻国栋先生也通过对《唐崔暟墓志》等史料的考释，认为：“儒、释、道兼习乃是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同时，“中唐以后，天子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致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故三教连称在唐代，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因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如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共出现24次，比除了《新唐书》之外的其它二十二史中此词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可谓彼时之三教连称，系时风所趋，深入人心。武则天时编纂《三教珠英》，参加者皆为一时之选，如“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这些人俱是少读经书，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此当然也会给三教在文字表达中的频率高低带来影响。　不论是魏晋还是隋唐，三教的并提，都可以说有着以下的意味：第一，表明作为社会的意识力量，儒、道、释各有影响范围，可以说三分天下，虽然其间常有高低先后之争。第二，所谓三教归一、三教一家之类的说法，不论是出于那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这种“一”致被强调的结果，实际上是将儒家理念作为三教的取舍标准，故反对三教并提的一方，也是以佛、道二家不具备能与儒家等量齐观的社会功能作为一条重要理由，认为三者在道德趋向上仍未一致，甚至还有所牴牾。不过在魏晋，乃至隋唐，反对方始终不是社会主流意见，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未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第三，三教仍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形态，不过相互间在观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加深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第四，由于自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和经学的东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韩愈等人对新儒学的发展，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　（二）　从统合的角度看，“三教合一”的含义无疑要比“三教”更进一步。关键在于对“合一”的理解。如果将“合一”视作儒、道、佛三家的内在义理上，特别是在道德标准取向上走向融合的一种趋势，当然可以，但此至少在明代之前是称为“三教合流”或“三教归一”的。其实一般现在的学术著作中在说三教合一时，也就是这个意思。　或许正是对三教合一之称在理解上的模糊，古人极少用三教合一这个词，至少是明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使用过此词。作者曾请友人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通过电脑光盘检索，三教合一之称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只出现过八次，且全都是在元代以后。也就是说，在明代之前，只有三教的概念，而根本没有三教合一概念的流行。或者说，明代以前的人们，尚未认识到三教在外在形态上有合一的可能性。当然，明代人所说的“合一”，仍可分二个层次。其一依然是以往“三教归一”、“三教一家”的那层意思，即主要指三家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如顾宪成在《明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钦降南阳府邓州判官文石张君墓志铭》中云：“东溟管公倡道东南，标三教合一之宗。君相与质难数百言，管公心屈”。不过，从明代一位监察御史陆陇其所云，“今人言三教合一，岂非朱子之所叹然。又有谓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并存者，则又是以不合为合，尤巧于包罗和会者也”。陆氏所谓三教的两种合一，其区别正是表现于外在形态上，即当时人们确有主张将三教混为一体。　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必定是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合三教为一教的某种实际形态存在，哪怕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上确存在三教形态上的共一。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祗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约成书于明中期的《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称关羽君临三界，“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通过“炼心”、“崇礼”、“救济”等手段，“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甚至“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实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体系上的合一。从而使三教合一概念的内涵有了质的飞跃。　林兆恩的“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作宗旨的，其它一些民间宗教里也有以此为旗帜的，此可见诸于那些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如《销释悟性还源宝卷·留三教经品》云：“自今慈悲来找你，才留还源三教经”；《开心结果宝卷》中有《三教菩萨品》；《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亦有《取三教圣人品》等。此表明明清二代有更多无名有实的三教合一宗教组织，即是上述那些活跃在当时的五花八门民间宗教。对此明末清初时的颜习斋看得很清楚，他说：“大凡邪教人都说‘三教归一’或‘万法归一’”。在这些民间宗教所奉行的宝卷里，三教之间的原有差别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正如安娜·塞德尔所说 ，“这些佛──道经文起源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世俗圈子中，在那里，两个宗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事实确是这样，如罗教创始人罗清在其《五部六册》中的《破邪显证钥匙卷·破不论在家出家辟支佛品第一》里就进一步说明：“一僧一道一儒缘，同入心空及第禅。似水流源沧溟瀇，日月星辰共一天。本来大道原无二，奈缘偏执别谈玄。了心更许何谁论，三教原来总一般”。酒井忠夫先生曾对《五部六册》引文进行考证，发现其中不仅有《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等佛经，还有《道德经》、《悟真篇》等道教典籍和儒家的《大学》、《中庸》等，说明这些所谓宝卷完全是三教合一的。大体上说，这些宝卷“全是邪教名目而假充如来佛经以欺人者”，也就是说民间宗教如果在崇拜形式上还往往显示着佛教色彩的话，但其所主张的现世人们行为准则，却是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伦理，如其中《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二十四孝报娘恩》、《节义宝卷》等等。　（三）　在区分三教和三教合一时，有一条界限是需要分明的，即站在佛、道的宗教立场上说三教一家，和以三家观念统一到一个宗教形态之中是有着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后者也可说是前者观念发展的结果。　纵观从三教到三教合一观念的变化，可以察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些发展动态。首先，自唐以后，无论是从外在的政治统一，还是内在的专制集权程度，都甚于以往的朝代，而且是一代甚于一代。这种专制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加强，愈来愈需要更为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三教合一的呼声也越加强烈，包括象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统治者的极力提倡。其次，鉴于自春秋至秦汉思想趋向一致所形成的传统，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条件。如余英时先生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哲（重阳）在山东等地组织“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三教七宝会”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内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为成熟，“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如“‘三教圣人’在元代戏剧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现了”。再次，由于十三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国佛教再也难以吸收与中国文化异质的东西，这对加速与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最后，中国民众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道、佛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三教合一把这些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调和起来，推陈出新，民众是乐于其成的。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　三教合一概念及其相呼应的宗教形态在明代的出现既跟社会演变相关，也跟儒家学说的发展有关。林兆恩的“三一教”也好，其它形形色色的类似民间宗教也好，它们的社会道德取向却来自于儒家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发展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宋明理学，正如很多学者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它的形成，是吸收了不少佛、道二家思想的结果，也强化了它的宗教气息，“尤其是理学家的修养功夫，无论主诚主敬主静主寡欲主返观内心主致良知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等等，莫不含有宗教上祈祷面目”。“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理学以孔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摄取了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来，难解难分”。甚至可以说，宋明理学作为“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故可以说其本身就体现着三教合一。然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况。第一，宋明的新儒学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一头独大的社会统治意识，完全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格局。第二，佛、道二家逐渐在“三教”中沦为配角的地位，这也降低了它们作为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第三，在儒家内部，三教合一的思潮发展也愈来愈强烈。“三教合一”一词开始出现在《四库全书》的明代书文中，并且为数不少，正是此种情况的反映，因为《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宋以后的书籍文献，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　上述三点情况是同时发生的。于是，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上层的儒家思想在三教合一的理论上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并趋向于完备，但此儒家仍并非是宗教，依然缺乏诸如在生死问题上给人以终极关怀那样的宗教基本特征。周予同先生谓：“朱熹的祭祀论，不能于理论方面多无发挥，而复返于宗教的解释，实为宋儒哲学思想退化之一证”。这既说明儒家有过适应宗教化的动向，也说明单靠儒家是宗教化不起来的，朱熹的“退化”也仅此而已。另一方面，虽然佛、道二家在此期间也大力发展了三教合一说，但和社会主流意识依然存在着差距，而且它们二家中任何一家的宗教影响力都在减弱。也就是说在当时社会中，主流意识和宗教需求间有着矛盾和缺口。　需要是发明的源泉，解决这种矛盾与缺口的办法之一就是将儒家思想为主的三教思想合一而宗教化。儒学在明代最风行的王阳明一派的观念中强化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其“立三教合一之说而阴诋程朱为异端，万历中年，群然崇尚，浸*入于制艺”。与此同时，理学中王学门徒里向社会下层发展的倾向也明显起来，如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近溪）讲学时，“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奉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这些儒学家的弟子中三教九流都有，这样，以罗汝芳、管志道（东溟）为代表的王学弟子可以说是以“士人阶层为中心，逐渐向其它阶层推广的倾向，既流行于官僚，也流行于农、工、商。这是因为，善书、功过格都不再拘泥于吻合过去型的儒、佛、道的界限，而将三教混合一致，并以自己的实践立场为中心，理解三教的信仰和学问，因而作为新的民众道德而勃兴流行”。于是，在民间广泛受其影响的情况下，真正具备三教合一性质的“三一教”之类就应运而生了。其实，将儒家视为儒教的说法也大多来自此时。这说明，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是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　王重阳推崇三教合一　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王嘉提出过：“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全真道教经过王重阳，马钰，邱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等几代掌教的宣传，以及当时金元两个朝廷的推崇，虽然当中有过被限制发展的历程，但在三教合一的历史推崇做法中，几代全真道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至明清时代，道教衰落，但其对于历史三教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是应该为后人所记住，不能抹杀。

明朝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说来真是有趣，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名额十分之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你可不要以为都是小孩来考，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是有的，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你可别以为秀才好考，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

现在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你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还差得远呢

要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可是为了当官，同志们还要继续奋斗！

下一级的考试叫乡试，你可千万别误会，这个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请注意，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三年才有一次，一般在八月，由省里出题，而且有名额限制。在这一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就叫举人，这个举人可不得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之所以说是有资格，是因为这个级别是不能包你一定当官的，也就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

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很简单，当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

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面露喜色，要不是和这家有仇，那一般就都是举人。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人后会发疯吧，换了你可能也会疯的。

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作解元。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

好了，你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向京城出发，为了当官，向前冲啊！

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那么请你打好包袱，准备好笔墨纸砚，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验会试。

这个考试只有获得举人资格的才能参加，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三百人（可能有变动），但要注意，这三百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他们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你还要再过一关。

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元，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

在说下一关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的考场可不是今天光线明亮的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在外面抱着西瓜等你。明代考试的考场叫做贡院，其实从其结构环境来看，可以称其为牢房。

贡院里有上万间房间（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录取率），都是单间，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别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叫做号房，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

大家估量一下就可以感觉到，这几乎就是一个笼子。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带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发给三支蜡烛，进去后，号门马上关闭上锁，考生就在里面答题，晚上也在里面休息，但由于房间太小，考生只能蜷缩着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然而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在那盏孤灯下，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我们的先人满怀着报国的理想，用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妙笔生花的文章，实在值得我们尊敬。

每一个经历过这场考试的人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掌声，不仅是那些成功者，也包括那些失败者。

通过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策问。这些可怜的考生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他们只能战战兢兢的答完问题，然后退出等待自己的命运。

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会划分档次，共有三甲，一甲只有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为我们大家熟知的，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

而状元就是三元中的第三元

如果到了这里，你还榜上有名，那么恭喜你，你将会被派任官职。不过不要期望过高，此时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这么多苦难，你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个八品的县丞而已，离县太爷还远着呢，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当官了吧。

科举考试不但是获取官位的方法，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对他们而言，状元就是他们的目标，虽说文无第一，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状元也是人，凭什么不是我？！

事实也是如此，但状元虽很难得，三年才有一个，产量很低，但毕竟还是有的，所以读书人心中的最高荣誉并不是状元，而是另一种称号，这才是每个读书人朝思暮想的，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为万人景仰！

这一称号就是连中三元，具体说来就是身兼解元、会元、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这是真正的高难度动作，必须保证全省考第一，然后在会试中全国考第一，最后殿试里在皇帝心目中也是第一。这就要求考生光是学问好还不够，必须反应快，长得比较帅，才有可能获得这一称号。所以要得到这一称号是要有一定运气的，祖坟上岂止是冒青烟，简直是要喷火。

这种人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只出现过一个，此人就是正统年间的商辂，非常厉害。他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他。

自隋唐开始科举后，获得这一荣誉的只有十三个人，分别是唐朝两人，宋朝六人，金一人，元一人，明一人，清两人。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

参加科举考进士是为了当官，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世俗的名门望族势力慢慢消退，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可威胁皇帝，下可统治百姓，十分之可怕。在此，我们先看看他们的组织内的运行秩序

我们前面说过，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要当官，就难得多了，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实在没出息，还是不能考过的话，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过几（从一到几十不等）年，官员死得多了，有了空缺，就会把这些举人翻出来，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这个叫“大挑”。那么大挑的标准是什么呢，说来大家可能不信，是看你的长相，选择方式类似现在的警察局认人，举人们如同嫌疑犯，几十人一队，站在吏部大臣们面前任人挑选。

这个时候，长得丑的可就真是叫天不应了，肯定是没有你的一份了，早点回家吧。

其实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啊

选中的举人就可以当官了，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就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也就是所谓清流。

这些清流们内部的秩序区分很有趣，需要详细说说，大家了解这些规则后，就能较好的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

我们列举出五个官员来说明这个问题，给他们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这五个人的职务是这样的，甲是兵部侍郎（三品），乙是礼部郎中（五品），丙是刑部员外郎（从五品），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戊是布政史参议（从四品）。

这五个人中甲、乙、丙、丁都是进士，戊是举人出身，他们在兵部大堂相遇，分清官位后，他们按照秩序坐下，大家开始谈话，由于说的不是公事，自然要从出身讲起，此时戊一定会先退出，为什么呢

因为他够聪明！虽然他的官位在五人中排第二，但人家谈的是进士的事，你一个举人连殿试都没有参加过，凑什么热闹。这就类似现在开口问学历，他是北大，我是清华，您呢，总不能说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这个时候上去无异于自讨没趣。而且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十分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情，一开口就是想当年，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自如等等，就如同围城里的那句名言“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抛出一句。

其实他很有可能是答非所问，慌不择路爬出去的，谁知道呢。这是见面的第一步，摆出身

下面是第二步，大家既然都是进士，那就好谈了，谈下一个问题，何时中进士的。一谈之下，甲是洪武十六年的，乙是十九年的，丁是二十二年的，丙资格最老，是洪武三年的，这就类似今天见面问人：您的哪一届毕业的啊，喔，是师兄啊，失敬失敬。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个时候，那三位就要向丙行礼了，这是规矩，不管你官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遇到比你早登科的就要行礼。这是第二步，摆资历

第三步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吧，甲说：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一下：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我是二甲第十五名。

这个时候丁说：我是庶吉士。

那几位马上就不笑了，乖乖的站起来行礼，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来头很大。

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他们的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到了明朝中期，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

你说庶吉士厉害不厉害？

这三套摆下来，大家心里都有了数，将来多多关照啊，科举势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排定秩序，形成强大力量的。

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有额外的吸引力，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邻居家大婶大哥看看，这个时候，排场越大，面子就越大。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古代官员出行都要带一大堆人，前面有打锣的，举牌子的开道。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学问都在牌子上呢！

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晃，将来一定要学他！

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也是很多人倾慕的。

进士的牌子好写，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

比如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正九品），官位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有何政绩，都可以写上去，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

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面所说，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这道关卡就是八股

八股

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靠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象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这位差点成为朱元璋祖先的圣人到底是什么货色呢，他一贯主张天理为本，要牺牲人欲，那句著名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他思想的体现。这样的一个人满嘴仁义道德，按说应该是个道学家，但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扒灰（不懂的可以去查书），搞大了他儿媳妇的肚子。有这种行为，称呼他为禽兽也很贴切。

就是这么个败类，居然被当成圣人，他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简直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啊，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连忙作揖。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八股取士: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

以上文字作为学习笔记摘自《明朝那些事》，周有光先生作品中有关于八股文的文言与白话范文。

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

而明朝 可以说是一个八股文改制的开始 因此当时并没有真正的字数要求 仅仅是注重形式体例的表面形式而已 我是学文学的 对那个时期其实了解不深 仅限于书上的一些资料

希望能够帮的上你 ~~~~

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

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这部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扩展资料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

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雍正七年（1729），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而在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

参考资料：

-儒林外史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的科举制度被介绍到了西方。科举制用考试选拔人才的原则备受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世纪欧洲各国政府实行赐官制，文职官员的录用不进行任何考试。因此，像大哲学家培根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了求得一管半职，只好去巴结宫廷权贵。赐官制必然导致吏治腐败，“朝有南郭，野有遗贤”的现象相当普遍。

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的传教士克鲁兹，发现科举制与西方人事制度迥然不同，实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他对此很感兴趣，随后在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这个世纪末，欧洲就有了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详细报道。18 世纪介绍中国最有影响著作是阿尔德的《中国概况》，其中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至1810年，《大清律例》被译成英文，也有关于科举的法律条文。

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地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即使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欧洲学者仍对科学制度称道不已。廉士在《中国总论》中说：“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欧洲人赞赏的是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则：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

在中国科学制的影响下，欧洲开始废弃腐朽的赐官制，确立从竞争性考试中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早在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家亚当·斯密就提议，每个人“被获准在任何机构自由从事某一职业前，必须经过考试或试用”。他的主张是受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影响，而后者又是受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斯密提出选拔人才的原则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大约是在1800年。英国有识之士早就呼吁政府效法中国科举制度，面向全体国民，开科取士。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考试。此举受到种种非难，但英国行政改革者最终获得胜利，应为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拔人才的制度。1855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70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

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对应试者进行基础知识的笔试，低级职务的考试在地方进行，高级职务的考试才在首都伦敦。强调入选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当时的英国报刊就指出：“生活中没有什么能比这与中国所实行的制度更相似的了。”《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

英国文官制度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很多有关八股文的趣闻趣事都围绕着考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八股文，看它是如何好玩搞笑的。

八股文简介

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规定取材于四书五经，内容上一定要用古人(孔子、孟子等诸子百家)的语气，就像如今的命题作文，但它还要求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同时，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缺一不可。要想达到这类要求，必须得对百家思想非常熟悉，稍有偏差，则不合格。

八股文笑料出自考生和考官

既然对考生这么严格，那对考官呢作为审题和命题的人，应该对八股文规则会更加明确吧。不过，史上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笑点都是从考生和考官身上衍生出来的。

明清时的八股文以“四书”词句命题。如单句时要注明某书某章，因为相同的句子不少，考生不知该作哪章书中的句子。有一次一位塾师因学生外出玩了半天，回到书房作文。塾师便以《牛何之》三字名题。语出《孟子》，学生很聪明，又调皮，明白先生的`意思，在文章大结写道：

夫《孟子》一书，言“何之”者有二，一则曰“牛何之”;一则曰“先生将何之”。先者，牛之踢飞脚者也。生者，牛之坐板凳者也，然则牛也，先生也，一而二，二而一也。

这里就把先生比拟成牛，虽然学生这么恶搞，但也确实符合八股文的规则，先生也只笑笑了之。

八股文中的绕口令

有一次，一位考试官出《古之人，古之人》为题考秀才，但未注明何书、何章。也就是出了个命题作文，但是命题主旨不明确。于是一名秀才李文固向考官当面问道：

《孟子》中有两处“古之人，古之人”。不知宗师所出者，是上句“古之人”，抑下句“古之人”若是上句“古之人”，生员好做上句“古之人”;若是下句“古之人”，生员好做下句“古之人”。倘是上句“古之人”，做了下句“古之人”;或是下句“古之人”，做了上句“古之人”，便将宗师所出“古之人”题目做错了。敢请……说时一口气说下来，像绕口令一样，边上的人都笑了。宗师急忙拦住他说：“随你去做罢!”后来，梁章钜《制艺丛话》说他“善谐谑”，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

《制艺丛话》还记李文固另一故事。有一次岁考，题目是《割不正不食》，他于文章写完了，在结尾处又添了几句道：噫!予生也晚，未能与孔子同时，一食其所剩零头碎角之肉，岂不惜哉

本来整篇文章都不错，考官正想批作优等，及至看到结尾处，不禁大笑，便批作四等。可见八股文的规则不会因为它自身搞笑而放松评定标准。

八股文也能作弊

八股文有着一套套的规则，相对于作弊来说，反而是减轻了难度，仅以八股文中的第一步破题为例。

清代科举考试，十分严格，但是总有时有弊端，有人钻各种空子、作弊。最有把握的，就是自己程度不差，又认识主考，在文章中约好暗号，很容易取中，而这暗号又要不留痕迹。

据《制艺丛话》引林则徐所述故事道：福建有一在京大官，要主持会试。不少知交小辈都来向他打听关节。他申斥这些人说：“你们这群孙猴子，好大胆!”大家一哄而散。等到进场：首题是“巍巍乎惟天为大”至“无能名焉”一章。一人忽然想到他骂孙猴子的话，顿然领会。文章破题就用了“大圣齐天”四字，果然考中了。另《谐史》也有此题。其破题全文是“齐天大圣，极天下之无状焉。”

可见，这种作弊比现在偷取试题都要简单，还不容易被发现。

据记载：有一次福建某大官将要主持会试。在京中宴请同乡举子中亲密亲友，执壶亲自斟酒给大家说：“尽此壶!”参加宴会的人领会意思，第一篇八股文结尾处， 都用了“尽此乎”三字，都中了。独有他女婿没有领会，未用“尽此乎”三字，结果名落孙山，没有考中。有人举发他通关节，他分辩说：没有关节，要有为什么我 女婿没有考中这事算是平息了。

八股文在后人看来是压抑考生的创作才华，把命题框定在四书五经中，但也不得不承认，也正为这种笨办法，才让大家都回归百家经典文化，吸取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说来真是有趣，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名额十分之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你可不要以为都是小孩来考，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是有的，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你可别以为秀才好考，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

现在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你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还差得远呢。

下一级的考试叫乡试，你可千万别误会，这个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请注意，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三年才有一次，一般在八月，由省出题，而且有名额限制。在这一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就叫举人，这个举人可不得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之所以说是有资格，是因为这个级别是不能包你一定当官的，也就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

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很简单，当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

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面露喜色，要不是和这家有仇，那一般就都是举人。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人后会发疯吧，换了你也可能会疯的。

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作解元。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

好了，你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向京城出发，为了当官，向前冲！

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那么请你打好包袱，准备好笔墨纸砚，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验——会试。

这个考试只有获得举人资格的才能参加，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三百人（可能有变动），但要注意，这三百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他们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你还要再过一关。

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元，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

在说下一关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的考场可不是今天光线明亮的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在外面抱着西瓜等你。明代考试的考场叫做贡院，其实从其结构环境来看，可以称其为牢房。

贡院里有上万间房间（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录取率），都是单间，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别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叫做号房，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

大家估量一下就可以感觉到，这几乎就是一个笼子。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带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发给三支蜡烛，进去后，号门马上关闭上锁，考生就在里面答题，晚上也在里面休息，但由于房间太小，考生只能蜷缩着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通过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策问。这些可怜的考生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他们只能战战兢兢的答完问题，然后退出等待自己的命运。

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会划分档次，共有三甲，一甲只有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为我们大家熟知的，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

而状元就是三元中的第三元。

如果到了这里，你还榜上有名，那么恭喜你，你将会被派任官职。不过不要期望过高，此时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这么多苦难，你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个八品的县丞而已，离县太爷还远着呢，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当官了吧。

八股

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靠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象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啊，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连忙作揖。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