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面临的社会问题。清朝解决不了黑帮问题，民国政府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中国成立后，我们也面临着如何解决黑帮和黑社会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人民政府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他们认为黑帮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就是下层社会的穷人。因为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得不到保障，被迫铤而走险，走上与主流社会相反或相悖的道路。连上海黑社会三巨头都出身贫寒。所以，要解决黑帮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建国初期，成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组织，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而且互助防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功能，这个团伙的组织也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命令该团伙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并惩处有罪的团伙头目；对于普通帮会成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让他们回归劳动人民。普通帮派和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失去了群众基础，变成了军队，无法与***和人民政府抗衡。他们必须接受改革，洗心革面，成为自力更生的工人。至于上海和青帮，因为各自的原因，走了不同的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黄：悔悟难改。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入上海。4月27日，杜、金等人已经启程前往香港。黄要去哪里？他面临着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他知道自己无疑是***的罪人：四一二事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许多***人；后来为法租界当局服务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担任青帮头目的几十年里，他做了许多欺压百姓、危害社会的事情，成为上海黑社会的头目。因此，我担心如果我留在上海，***肯定会饶了我。当时很多人建议他去香港，但他担心自己负担不起。他说：“我已经80多岁了。我死在香港也没关系。我怕路上会生病，所以我不会半途而废的！”他还对心腹说：“杨虎说，***的***很了解我，可以既往不咎，写了一张纸条，由杨虎交给我。解放后可以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用抓我。”就这样，黄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但他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在国民党撤退之前，他决定不参加大扫荡和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要求他的学生收集黑帮头目的资料，把400名黑帮头目的名单交给***的地下组织，以控制他们，防止他们闹事；还让管家黄登记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让杨虎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在国民党出逃前，不要参与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要求他的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和其他珍宝带到香港。尽管黄声称对带钱来港一事并不知情，但随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表明，这是黄的又一次准备。李志清不仅在香港给他寄钱，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和澳门购买房产。他甚至拍了一张照片，在照片背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年龄、出生地和地址，并让李志清为他申请赴台通行证。
解放初期，黄照常经营大世界、金大剧院、大剧院等产业。每个月赚很多钱。金色大剧院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院，月收入几百万。黄还有几处房产，都是弟子承包出租，租金可观。黄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鸦片被抽了，澡堂被泡了。人民之所以在解放初期不惩罚他，是因为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对黑帮组织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即只要他们不闹事，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秩序，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黄、杜一伙，采取了“先谈一个时期，后谈一个时期”的方针，目的是“防止上海之乱”。上海市市长陈毅和主管政法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脱，也没有被消灭，说明他至少没有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交事务，不用成为被独裁的对象，只要表明态度就行。所以黄从解放初期就没有联系了。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后，黄仔的生活开始变得悲惨。检举信和检举信分别寄到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要求政府处理黄。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处理**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大军、方星三为代表，传唤黄，向其说明原政策不变，但希望其能写“悔过书”并登报，如实认罪。黄公写了一份供状，于1951年5月2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十七岁那年，我去了城隍庙姐夫开的装裱店。二十岁，在南门一家装裱店当老师。五年后，我作为一名tout被录取到原法租界巡捕房。当时觉得画画和家务都不值钱，就说要吸引顾客。现在想来，这就是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分配到dzmz巡逻。我当时26岁，然后我被提升为督察长。我50岁升任督察长，60岁退休。在这漫长的三十四年里，我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比如卖烟，摆赌桌，害了很多人，我却不去制止，反而从中获利，真的很不对。
虞洽卿把蒋介石介绍给了我。国民党北伐军到达上海。有一天，张晓麟来看我，他们开始在***的组织。因为我是法租界巡视员，所以参加了。为此，我犯下了历史上最大的罪行。说到这里，有无限的遗憾！后来，法租界巡捕头目费沃利下令***进步党禁止其在法租界的活动。一方面，张晓麟想用***的名义发展他们的帮派，所以他对我不满意。因为我的立场，我和他们吵了一架。从现在开始，我会避免和张晓麟见面。不久，我辞去了法国巡捕，在漕河泾退休。我在法国巡逻队呆了很多年。当然也有一些势力。很多人拜我为师。我也收过很多徒弟，徒弟也收过很多徒弟。人多，产品多，导致社会上的欺凌和压迫。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了，但无论如何，我都要为放纵负责，所以我对人民是有罪的。
解放后，我看到***做得很好，人民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上海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占领下，已经完全变了样。里根政府绝对没有腐败，社会也没有敲诈勒索。我已经84岁了，还没有向内看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并将遵守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法令。现在，是打击反革命的时候了。凡我所认识的弟子，或与我有关的人，凡过去参加过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应立即向政府坦白，彻底忏悔自己过去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原谅；我的一切弟子或与我有关系的人，都应立即向政府报告你们亲友中的反革命分子，不要厚此薄彼。从现在起，我们要站在人民政府的一边，就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把每个人历史上的污点清理干净，翻开新的一页，从商业到生产的一切都要开始，不要游手好闲，不要拉桌子，不要喝茶，不要抓人鱼。这样政府就不能既往不咎，给我们宽大处理了。否则，我们将脱离人民，成为人民的敌人，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现在，由于蒙古***的宽大处理，我有机会重新做人。我将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根除帝国主义封建思想，发誓不为反动派所用，决心学会自我批评和自我检查。从现在开始，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发誓，因为我老了，很多事情记不清了。我的话可能不合适，但我的自责、羞愧和感激是真诚的！不虚伪。
公元1951年5月
黄必须改变他的生活，停止吸食鸦片。政府派人告诉他，他应该参加劳动。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了，如果身体条件允许，他可以在早上打扫“大世界”前的道路。黄自然对在自己曾经称霸的“大世界”面前开道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当他拿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门口的时候，很多记者给他拍照。这张照片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后，迅速传遍了全国，甚至全世界！
黄很快就因为恐慌而病倒了。起初，他整天坐在太师椅上，但后来他不得不躺在床上。1953年6月9日下午，黄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享年86岁。
第二杜：绝望的客人死在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57岁的杜甫在阔别八年后，于9月3日回到上海。事先，他得知上海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招待会，许多人准备在车站迎接他，这让他感到很有希望。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像上海另一位大亨张晓麟那样以汉奸的身份落水，而是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他和黄炎培在上海组织了各行各业的抗日互助社，为抗日活动筹集了大量资金。组织抗日民间武装“江浙行动委员会游骑兵”，多次与正规军合作；他还派弟子帮助军事系统暗杀伪上海市长、汉奸傅筱庵和张晓麟，他们把他的兄弟变成了几十年的敌人。过去，蒋介石因长期支持反共而备受推崇。现在，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对他的积极支持，人们认为蒋介石应该让他当上海市长。他留在上海的弟子们也纷纷宣传，他将很快被任命为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第一任市长。
但蒋介石不想让杜这个黑社会老大继续插手上海事务，所以在他还没到上海之前就宣布杜为上海市长，让他大失所望！更令他尴尬的是，杜抵达上海时，不仅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也没有显要人物迎接。上海北站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是黑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慌慌张张中，杜临时决定改在上海南站下车。下车时，杜才知道，原来是他最喜欢的学生吴少树。吴少枢现在是接待官员，身兼上海政治军事专员、上海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党部主席等六职。吴少枢深知蒋介石“剿寇长策”的内在精神，急于摆脱与杜甫、杜甫的关系。然而，杜仍然盼望着吴少舒去看望他以前的老师，但他始终没有露面。后来，吴少舒终于到了门口，杜喜出望外，热情接待。但吴少舒不屑一顾，留下几句官话。杜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愤怒。他很清楚，已经是“落平阳之虎”了。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弟子谢宝生因叛国罪被枪决；杜被变相拘留了八个小时，并被迫交钱才被释放。可悲的是，他发现自己不再聪明了！他知道抗战胜利后，外国租界已经消失，他在租界的特殊地位也不复存在。现在，国民党当局可以直接用军队、警察和特务来控制上海，而不必诉诸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黑社会。
但是，它毕竟是“百足之虫，非僵之虫”。被杜被动挨打后，逐渐恢复。在保持低调适应新形势的同时，他试图重建昔日的辉煌。
一是通过国民党高层的密友戴笠清洗吴少枢。戴笠从上海税务局局长邵手里夺下吴少枢的铁证，向被指“纵奸吞反产”的蒋介石要钱。吴听到这个消息后，多次找戴笠，戴笠都不理他。经过多次恳求，戴笠见到了他。当他要求戴笠免予追究时，戴笠气愤地说：“我为什么不像你一样？”最后他要求戴笠给他法外处理，允许他去重庆亲自管理。他还遭到戴笠的强烈反对，并告诉手下：“通知航空公司不要向吴少舒卖票！”不久，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发出，先是免去吴少枢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后又免去其上海市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由与杜关系密切的吴开先接任。这下保全了杜的面子，放出了一股邪气。所以，1946年得知戴笠去世的消息时，他失去了亲人，怔怔地，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家人大声叫他时，他如梦方醒，泪流满面。这是他一生中最悲伤的一次哭泣！哭完之后，他还在不停的喘息，剧烈的咳嗽，但是看到自己的血管冒出来，眼泪和汗水让他的脸变得青紫，不断的喘息和剧烈的咳嗽把他折磨的死去活来！
其次，为了庆祝杜公在上海的六十大寿，他的弟子们专门组织了一个“杜公寿辰筹备委员会”，邀请了上海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担任筹备委员。在泰兴丽都花园宴会厅举行了盛大的生日仪式。蒋介石送来的“乐嘉延年”生日牌匾挂在灵堂正中，中央部委领导、中央研究院院长及两岸各界知名人士送来了生日对联和生日挽歌。第一个为他祝寿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文职首长吴定昌，随后是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及其夫人、上海市市长，以及国民政府政要、莫德辉、白崇禧等代表，共计5600余人。除了酒席，他们甚至连唱了十天，以示夕阳余晖。
然而好景不长，坏事接踵而至。首先，他多年的管家万被捕了。1947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他利用自己的米店囤积，发了大财，被称为“二化螟”。国民党当局下令逮捕他。1948年，杜之子杜维平因“非法买卖、投机倒把”被捕。虽然杜卫平很快被释放，但对杜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自己抓了蒋介石很多年，终于抓到了自己的儿子！于是他关上门，离开上海去香港“养厨房”。
实际上，他此行不仅是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为了尽快安排自己未来的出路。在中共中央逗留期间，中国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看望了杜，并向他说明了中国***对他的希望。杜还向潘和夏保证他会“坚守阵地”！杜在香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惕，担心他会投奔***，于是派人催促他尽快返回上海，以便杜能于1949年3月23日返回上海。人民解放军到达江南后，杜与黄炎培、钱信之、张、盛丕华、沙、石良、张澜等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共商时局和个人前途。中共中央***还明确表示，“杜的方针是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船只和飞机不“遭受损失，不南移，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他还说，“如果杜灿这样做，不仅CCP可以合作，上海人民也会原谅他的过去！”虽然杜曾考虑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能够弥补。与此同时，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请他在适当的时候去台湾。吴开贤还警告他：“杜**，别忘了民国十六年你为党正名的那一幕。”***很清楚你杀了谁。杜老师，你知道，“还血”是***一直喊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杜不敢留在上海，也不敢去台湾省。而是决定离开政治漩涡，选择留在香港，理由是台湾省湿热的天气不适合他的哮喘。1949年5月1日，40万人民解放军已到上海城下。杜带领家人离开上海，登上荷兰杂华公司的“宝树云”号客轮，前往香港。
杜家在香港的生活并不轻松。在坚尼地城18号的住宅，“不仅不理想，而且不规则。”厅不像厅，室不像室。几乎没有真正可用的房间。此外，这里既没有花园，也没有围栏，从外面往里看，这一点很明显。只有三个正房，其他小房间从走廊会空出来。此时的杜失去了创业、养家、另作打算的雄心壮志，因为他身心俱强。一大家子的生活需求和他自己每月两万多港币的医疗费用，让经济更加困难。在广建地，一个地方每月的开销至少需要6万港元，有时姚玉兰还得自己掏腰包。杜离开上海时有两笔钱。第一，他的子女教育基金10万美元，已经给宋子良在美国做生意了；另一个是卖掉杜梅路上的豪宅，45万美元卖给美国领事馆，在上海用一部分，剩下30万美元。为了避免坐山观虎斗，杜曾介绍到四川投资丝绸。结果由于“两航”起义，丝绸运不出去，又损失了10万美元。杜终于用剩下的钱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于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享年63岁。
三个张晓麟：军事系统枪口的突然死亡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蛋翼旗下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在国难中发了大财。为了摆脱他，他被军事弟子杜关了起来。1939年秋，他从莫干山回到上海，发现杜的一批弟子奉命惩恶扬善，在沙滩上杀人。他的叛徒搭档被暗杀了好几次，这让他不得不偷偷撒谎。特别是他回到上海后不久，他的好朋友周，伪上海财政局长，在第四街被枪杀，身受重伤。两周后，和平运动促进会的伪主席李锦彪再次被刺，据传军事系统的枪口对准了他。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每天只去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1939年1月15日，应余之邀，赴延台支援《新秋》。舞台上，歌声正热闹，突然一声机枪响，引起一片混乱。冯躺在血泊中。张晓麟碰巧临时有事，所以他逃走了。在这次差点被暗杀后，张晓麟呆在门后，甚至不敢去俱乐部。与此同时，我们加强了警惕，雇佣了20多名身怀绝技、枪法极佳的保镖。房子的前门和后门都有日本宪兵把守，日夜巡逻。
1941年夏天，奉命刺杀张晓麟的杜门在军事系统下达根除张晓麟的命令后首次被派遣。虽然信息相当准确，甚至张晓麟开车出去，经过哪个路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红灯亮了，车必须停下来，计算都非常准确。然而，枪手早到了半秒钟。开枪后，司机猛踩油门，飞过路口。张晓麟又逃跑了。从此，张晓麟不仅不知悔改，反而更加坚定了做汉奸的决心。不久，国家军事局发来一份电报，敦促他们迅速杀死张晓麟。上海军区司令员陈墨认为，鉴于张晓麟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他必须改变做法。于是，他用五万银元和萧的民族大义，争取到了他的保镖做内应，听候指示执行任务。林怀部是山东大汉。他的枪法很准。他能在三五十步外击中空银元和扑克牌的心脏。张晓麟几次遇刺后，他希望能找到一些身手不凡、枪法好的保镖。在心腹阿四的推荐下，他连开三枪，枪火穿透人心，成为他的保镖。
1940年8月初，陈墨约见林怀部，要求他在不久的将来做这件事。他得手后，军部总部会安排他在法租界巡捕房被捕。8月14日，张晓麟在华阁路大厦三楼与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商议事情。他听到楼下院子里有人大声争吵。他俯身向窗外望去，发现保镖林怀部正和同一个司机互相辱骂。张晓麟总是怒火中烧。见此情景，他把上半身扔出窗外，厉声呵斥楼下的保镖：“整天吃东西，没事干，还跟我争！滚出去！”“不用担心，我自己去！”林怀部伸手拿起枪，对准他的腰部。每个人都认为林怀部真的想交出他的枪离开。没想到，他转身向张晓麟砍去，子弹却打到了张晓麟的另一边。张晓麟当场死亡。为了确认张晓麟的生死，林怀部拿着枪冲到楼上，发现客人正在法租界巡捕房里报警，于是也开枪打死了他。林怀部确信张晓麟已经死了，他飞下楼逃离了房子。刚到楼梯口，就被张的保镖拎了起来。其他几个保镖跟着他。此时法租界巡捕也闻讯赶来，林怀部丢枪：“君子独事。”放松点。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监禁。抗日战争胜利后，林怀部被无罪释放。
人物生平
有十一个儿女。1951年杜月笙逝世后，杜维善的母亲姚玉兰带着儿女及杜月笙的灵柩坐船到台湾。
四太太姚玉兰是著名京剧演员，为杜月笙生养了二子和二女，杜维善、杜维嵩和杜美如、杜美霞。杜维善随母亲移居到台湾，完成了中等教育后，又赴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留学的第三年，杜维善开始勤工俭学，到银矿当矿工，钻过矿井，画过图纸。杜维善毕业后回到台湾，做起了石油公司的地质师。
杜家只有杜美如和杜维善偶尔在公众面前露面。不过，杜家后代的共同之处是都不走黑道，并且都受到良好教育，多数定居海外。杜维善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也曾多次回国。
杜维善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大批珍贵的"丝绸之路"古钱币和中亚古钱币之前，内地博物馆在这个领域的收藏和研究几乎是空白。荣获上海市白玉兰奖。自1991年起，杜维善已经先后7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总计2128枚，并且承担起为上海博物馆培养专业人才的任务。作为顾问，他在上博的5楼还有一间办公室。
家庭生活父亲：杜月笙
母亲：姚玉兰
兄弟：杜维嵩
姊妹：杜美如、杜美霞
人物逝世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时间3月7日午间去世，享年88岁。
杜月笙的情感经历十分丰富，前前后后共娶了五位夫人，而其中的两位，正是上海戏曲界当红的名角，姚玉兰与孟小冬。不过关于杜月笙迎娶孟小冬之事，却费尽了周折，最终还是靠着姚玉兰的努力才得以促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姚玉兰是旧上海京剧青衣著名演员，其母亲是著名女老生筱兰英，父亲为梆子青衣姚长海，姚玉兰在家中子女中排名老大。从9岁开始，父母便将姚玉兰送至名师手下学艺，并在苦练三年之后正式登台献艺。在她14岁时，靠着一出《虹霓关》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著名京剧演员。
1922年8月20，在师父仇月祥的介绍下，姚玉兰与上海而来的孟小冬同台合作，并从此奠定了二人深厚的友谊。孟小冬擅长饰演京剧女老生，其步法端庄，字正腔圆，无论是对艺术的理解还是对人生的感悟，都与姚玉兰颇为投缘，最终二人义结金兰，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可是这两位女人如何也不会想到，日后她们会同处一室，最终侍奉同一个男人。
1928年时，杜月笙正式迎娶姚玉兰为第四房夫人，并时常与其讨论京剧话题，在话语之间，杜月笙得知了姚玉兰与孟小冬之间的姐妹情深。可是姚玉兰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渐渐的，杜月笙开始对孟小冬产生了倾慕之意。1937年时，杜月笙正好50周岁，家人们便张罗着为其筹办寿宴，而在此时，杜月笙在即将举办的堂会大戏上单点孟小冬前来演出，至于酬劳，则任由孟小冬开价。
孟小冬在上海成名已久，素有“冬皇”之称，然而此时，孟小冬已经隐退多年，不想再继续登台。可是此次前来邀请者正是姚玉兰，孟小冬面皮薄，禁不住姐姐的劝说，于是便决定与姚玉兰合作，姐妹双双登台为杜月笙唱一出《搜孤救孤》。《搜孤救孤》是京剧老生传统戏，又名《八义图》，改编自中国古典戏剧《赵氏孤儿》，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氏被诟陷惨遭灭门后，医生程婴抚养赵氏孤儿长大复仇的故事。
京剧界两大名角再度出山同台，上演一场大戏，自然引起了上海戏迷票友们的高度关注，连上海的广播电台也对此进行了直播。可恰逢此时，杜月笙却因为哮喘病发作，无法亲自前往戏台观看，只能卧于家中收听无线电收音机。杜月笙的哮喘病一旦发作起来，便咳嗽不止，可是当孟小冬出场时，杜月笙却努力的憋住咳嗽，不敢发出一点的声响，直把脸憋得完全通红，最终才敢小声呼气，眼神中流淌着阵阵爱意。
大寿喜宴过后，姚玉兰从佣人口中得知了杜月笙听收音机的神态与表现，女人的直觉令她意识到，杜月笙的确对孟小冬动了心。如果按照现代女人的想法，此事必然会引起姚玉兰的醋意，不过对于当时的姚玉兰来说，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她在杜月笙的诸位夫人中，一直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并且杜月笙即使不娶孟小冬，日后也必然会寻找其他的姨太太，所以姚玉兰对于此事十分关心，甚至主动出击帮助丈夫劝说孟小冬。姚玉兰能说善辩，又是孟小冬的结拜姐姐，孟小冬自然听从了姚的建议，最终决定跟随杜月笙。
孟小冬在杜公馆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与其整日作伴的正是姚玉兰，二人从未争风吃醋，反倒是相互礼待有嘉，可谓是姐妹情深。杜月笙从不喜新厌旧，对孟小冬与姚玉兰给予了同样的关怀。一次，孟小冬在居所内生了重病，上海医生均无对策，杜月笙只能花高价租用了一辆军用飞机，从北平接来了一位老中医为其诊治，这才保住了孟小冬的性命。此事过后，孟小冬顿觉找到了依靠，从此死心塌地的追随杜月笙，直至后来与其一同前往港地，并最终在当地成婚。
不过可惜的是，孟小冬并没有陪伴杜月笙太长的时间，婚后仅两年左右时间，杜月笙就因肺病恶化而去世，留下了她一个人独居港地，后在姚玉兰的邀请下迁往台北，并在那里度过了晚年时光。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想必杜月笙与孟小冬的爱恋也是如此，幸福不一定是天长地久，而是一份曾经的拥有与感动。
说起上海滩总是觉得它带着一抹神秘的色彩，尤其是在那个特别的年代里，涌现出的一个又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杜月笙就是其中一个，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滩，他可谓是当时的风云人物。
杜月笙有着传奇的一生，曾经的他是整个上海滩最耀眼的人物。从一个小混混成长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黑帮老大。一个不起眼的小伙子，却成了一个涉足各行各业的富豪大亨。
人们不仅对杜月笙本人颇为注意，他的家人也受到了许多关注。作为一个父亲，他对子女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他的爱国之情。这一点从杜月笙的小儿子杜维善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正应了陶行知的那句话，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
生活窘困的少年时代
杜维善是杜月笙最小的一个儿子，他的母亲姚玉兰是杜月笙的第四任妻子。嫁给杜月笙之前的姚玉兰是一位京剧名伶，当时也是小有名气。幼时的杜维善和他的母亲住在拉斐特路拉斐特广场16号，而杜月笙其他三个妻子则住在华格臬路。
当时的杜家生活条件是很优越的，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杜家一年的花费几乎是普通家庭的两万倍。但是少年时代的杜维善生活却并不富裕，这要从他们一家搬离上海到香港生活的时候说起。在香港住了几年后，哮喘发作的杜月笙生命垂危。回忆起父亲临终时的情形，杜维善说道：父亲杜月笙在对待子女方面一向非常传统，对长子长女特别重视和疼爱，因此把保险柜和其他地方的钥匙交给大姐保管。
临终的杜月笙让大女儿拿来一个箱子，打开之后众人才知道里面放的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厚厚的一沓借款单据，这些单据上大部分的借款人都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而借款数额加起来至少有一亿美元之多。
杜老先生在家人震惊的眼神中将这些欠条一张一张地烧掉。面对家人的不解，杜老先生解释道，他不希望自己去世之后，儿女们要一个一个的去讨债要钱。他说：我杜月笙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所以，
杜月笙临终时只留下了11万美元的遗产。
经济拮据的他们最后还是通过寻求一些朋友的帮助才得以顺利地将杜月笙下葬。为了生活，姚玉兰在宋美龄的帮助下带着杜维善到台湾定居。在台湾生活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生活仍然很艰难。杜维善回忆道，“那时，我们的生活非常贫困，只能靠借钱生活。我母亲不得不与“上流社会的人”打交道。她不得不卖掉珠宝来换取合适的演出服装。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太寒酸，只能买一些假的珠宝首饰。”
再穷不能穷教育
虽然杜维善和母亲的生活一直非常困难，甚至一度因为跟别人借钱生活而被人嘲笑。但是姚玉兰从来没有让孩子辍学的念头，她深知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就一定要让他接受好的教育。
不管生活多么困难，姚玉兰都尽力给孩子提供学习的条件，母亲的决定也影响了杜维善。从少年时代，杜维善就培养了很好的阅读能力，并且在学习上也十分刻苦。
渐渐长大的杜维善在学习的同时也做过许多工作，当过矿工、钻过矿井也勘测过地质，还给人画过画。这些工作为他减轻了一部分经济压力，同时培养了杜维善在艺术欣赏方面的能力。后来在国外学习期间，杜维善和妻子相遇并且相爱，两人很快就选择了结婚生子。那时候杜维善的工作收入也只是刚够维持生计而已。杜维善并不满足现状，他在工作之余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澳大利亚的牛羊肉市场有利可图，于是开始向台湾转售牛羊肉。果然在不久之后，杜月笙就赚到了一笔钱。后来这笔钱被他用来买了一座澳大利亚的银矿。之后，杜维善在他父亲的一些老朋友的帮助下，他的石油生意做的风生水起，很快就发了财，成了亿万富翁。
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杜维善以前做过地质研究，收集了许多地质样品，所以他也对古代遗留下来的收藏品做了一些研究。20世纪末90年代初，定居加拿大的杜维善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杜维善参观了现在已经成为上海博物馆的上海中汇银行大楼，这里曾经是杜维善和他母亲的住所。
博物馆馆长陪同杜维善参观了许多的收藏品。馆长一边走着，一边指着其中一枚略微破碎的金币，向杜维善解释道：“这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币，这个金币在现代非常珍贵。”杜维善一听，笑着说：“我可以给你300枚这种金币。”当时馆长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他以为这只是杜维善的一句玩笑话。
古代波斯萨珊王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作为一个一千年前短暂存在于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它给世人留下的东西并不多，所以萨珊王朝时期的金币也就成为了非常罕见的稀有藏品。
一个月之后，
重回上海的杜维善将自己带回来的三百多枚古代萨珊王朝金币捐给上海博物馆。这些金币共有367枚，是多年来杜维善自己收集的，
总价值约为35亿元。
面对馆长的震惊和感谢，杜维善缓缓道出了自己与这些金币的渊源，有一次，他去收藏馆喝茶，看到一枚古代硬币，当时只用了一包香烟的钱买下了它。事实上，它的价值远高于此。自从那时起，杜维善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把一些流落在各地的收藏品找回来，并且将它们送回祖国。杜维善说，他收藏的这些藏品，本就是为了捐献给祖国，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回家。
有了这个想法的杜维善开始了他的收藏之路，有一次为了买回两枚金币，他不顾妻子的劝阻，抵押了自己的房子。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关心这些收藏品，多么热爱他的祖国。
多年来，杜维善和他的家人都一直牢记父亲临终时留下的话，永远不踏入黑道，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杜维善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真正地记住了这句话。
中国人的爱国之心是深深根植于血脉之中的厚重情感，这一点在杜维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作为一个中国人，心中应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因为热爱，所以甘愿奉献，只为自己祖国能够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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