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中国历史命运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命运不同，主要取决于 社会环境变化 儒家思想的地位有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决定,它是统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但同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有汉初的黄老之学到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是适应社会环境而改变

儒学对中国的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许多人仍无法纠正对儒家的偏见，以至儒教无法在中国大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不少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这和韩国对儒教致力保存过去文化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发源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尴尬局面。不过由于道德败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少部分良知者已重拾起这份民族的宝贵遗产，中国大陆学者目前正努力编篡《儒藏》(藏,音zang4)以弥补历史遗憾（三教中，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经》，惟儒教无自己的经藏），传承和弘扬儒学。儒教对中国人的正面影响要多于其负面影响。

1、 汉朝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 2、历代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960 AD-1279 AD)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8）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9）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10）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3、儒家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西方敲开我国的大门时,国人思想开始有所变化反思中华民族的劣根 ,时人多对其抱有摒弃的态度,尤其是大学生,主张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但国学大师,冷静的看到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自觉的宣扬儒家思想精髓的运动,

近代的研究和发展

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学在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对于怎么看吕不韦这个历史人物，现在社会上持否定意见的不少，给予肯定意见的不多。大多认为其不过是一个投机的商人，靠投机赢得政治上的新生命，从而飞黄腾达。更有甚者认为，其不过是一个利用女人谋取政治地位的人。

　　其实，从其人、其事、其学、其书来看，吕不韦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至少要比以后唐朝的魏征、房玄龄等的功绩要大得多。我颇为赞成郭沫若先生的看法：“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看来，郭老虽然也写了吕不韦的批判，但总体上还是颇为认同吕不韦这个人的，毕竟政治家这个头衔可不是谁都能戴的。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由顾晓鸣主编的《中国智慧大观》一书中列出了吕不韦的99种智慧，认为吕不韦是一个具有丰富智慧的政治家。

　　吕不韦在今天并不为人看重，对其褒扬的话很少，这些大概与其生长的时代以及当时特定的一些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有着一定关系。吕不韦的得意期是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六国之前，依然是诸侯争霸，连年征战；思想方面则依然是百家争鸣，各种代表思想唇枪舌战，舌辩之士合纵连横，相互间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至于为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相互进行恶毒攻击的场面并不少见。这样的大氛围下，一个人的政治功绩或者社会地位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很正常了。因为相互间利益的冲突，要诋毁一个人实在是太过于容易。而吕不韦就是在这么一个年代，先是经商，后是在朝廷政事上抛头露面、崭露头角。最后还不甘寂寞，招揽了数千门客、舍人，还作天下文章，将诸子百家思想融于一体，汇成《吕氏春秋》，不可避免地就要得罪一些人。这些在其掌权时，别人当然敢怒不敢言，一旦失势，众口铄金，就很难说了。商鞅、吴起当权时，也曾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一旦失势，却几无葬身之地。这样的情况下，靠诋毁吕不韦求得自己利益的人就大有人在了，如此一来，客观评价吕不韦的就自然少了。这只是其一。

　　另外，吕不韦在最后万般无奈之下，采取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点，似乎各种历史记载都大同小异），引起各种猜疑就更多了，所以攻击的人就会更多。加上一些政敌的攻击，利益的对立以及秦王政迫切需要消除吕不韦当权时的影响，树立自己的威性，命令谋士或者一些谋士见风使舵，造谣毁坏其形象，掩饰其政绩，也是可能发生的。秦王政不是还发了一道诏书吗：“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就凭这一道诏书，好事者就大可以颠倒黑白。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吕不韦是一个商人出身，在那个时候，商人并没有什么地位，“重农抑商”，一些士大夫阶层都看不起吕不韦的出身，对其加以鄙视和抵触也是可以的。这样一来，正如郭老所说的那样：“一个朝代的歪曲谬传，到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吕不韦要有一个适合的公论可谓难矣（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从史书记载来看，记载吕不韦事迹的并不很多，只有《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有所记载，并且写吕不韦的篇幅并不多，散见于各种历史事件的穿插中。后来，明朝冯梦龙编写了一本《东周列国志》，也曾对吕不韦有所描写，不过该书的似乎更着重故事的编撰，感性化过多，说的有点悬乎。到今天，也有一些描写吕不韦的小说，但大多都是一些传闻通过塑造加工的故事汇集而成，虽然吸引人，但均不足以成为依据。倒是时下电视剧《乱世英雄吕不韦》中，为吕不韦说了不少好话。

　　对于如何评价吕不韦，社会各界一直褒贬不一。近来，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大洲时，孙大洲发表自己的看法时说：“其人其事可议，其功不可没，其学其书不可废。”当是中肯之言。

　　吕不韦至少有几点值得肯定：一是吕不韦很懂得研究市场，会做生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至少是一个知名的大企业家。本是濮阳人的吕不韦经过奋斗，成为家累千斤的阳翟大贾，可知他是当时新兴的富人阶层。他经商往来于赵国的都城邯郸和秦国的都城咸阳，经济活动范围跨越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省，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个没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能力是无法支撑的，但是吕不韦做到了。当然，吕不韦具体是作什么生意，不知道，大概是耕田、珠玉，或者都有吧。不过以吕不韦的经济活动能力，当真是可以称为国际贸易商人的。

　　二是吕不韦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也就是说很有远见的。他看出了经商使自己并不能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相反还要受人歧视。于是，一直思索如何摆脱这种局面，直到遇见秦王孙异人，他立刻产生了“奇货可居”的想法，然后他紧紧抓住异人这个棋子，从异人入手，弃商从政，这些说来容易做来难，但是吕不韦成功地做到了，说他是一个谋略家并不过分。

　　三是吕不韦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说别的，单是在庄襄王子楚的三年里，以及秦王政没有正式主政前的九年里，吕不韦实际上是把持朝政，朝廷大小事皆决于其手。倘若吕不韦只是一个经济投机分子，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秦国又岂能蒸蒸日上，兵强马壮，不论外交、军事、以及经济发展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为秦王政的统一天下打好了铺垫。所以，吕不韦对于秦国有定国立君发展的特殊功绩，并且对于秦国的统一举足轻重。

　　四是吕不韦是一个大家，或者称之为杂家吧。吕不韦深谙一个道理，要想使自己思想得以流传，势必要借助一种思想或者是书籍的流传这个载体，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如过眼云烟。于是，他招揽门客，专门著书作文，最后由他统一编撰，于是有了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当然，该书不是吕不韦一人所写，但是，经过他的统筹，筛选，肯定是要符合他的思想的，所以，不妨把《吕氏春秋》看作是吕不韦的思想的反映。该书包罗万象，融汇百家，决不是沽名钓誉。虽然秦王政不以为然， 并没有按照上面所说的办理，一味崇尚法家。但是可以肯定是，秦王政肯定还是读过该书的，以秦王政的实干思想，只要能够帮他统一六国，他还是会理智地加以参考的。但是他为了消除吕不韦的影响，树立威性，对外否定《吕氏春秋》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吕氏春秋》是一部流传下来的好书已经毫无疑问，就是现在，其中的一些观点仍然对我们有借鉴价值。著名学者王力在1984年6月为吉林文史版《吕氏春秋译注》所作的《序》中称：“《吕氏春秋》一书，可以说是集儒墨名法的大成。”

　　五是吕不韦的攻关能力。他为了让异人当上太子，当上皇帝，达成自己从政的愿望，他奔走于赵国和秦国之间，游说于秦国的高层人士之间，游刃有余，最后不仅达成了他对异人的许诺，最终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实在是难能可贵。

　　对于评价吕不韦最感艰难的地方，是由于吕不韦在是死后为一些莫须有的事迹所掩盖，关于吕不韦详细生平可考证的地方并不多。通常是以《史记》和《战国策》为准。《古文奇谈·略记》记载：有太史迁熟读《国策》（即战国策），方有一部《史记》。以此来看，《战国策》当是研究吕不韦的第一手资料，至于《史记》和《战国策》两书记载有出入的地方，大概是司马迁经过考证认为要补充，或者是有不同说法姑且记之，留给后人看吧，至于《资治通鉴》也是综合两部书的说法，看来司马光也认为两人的记载各有千秋。

　　吕不韦的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35年。秉承父业经商。等到吕不韦在赵国邯郸遇见异人时，应该是正直意气风发的时候，踌躇满志。在生意上已经小有成就，在当地具有一定名气，至少是在当地颇有声望。否则，异人虽然只是一个落难王孙，不得志，“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但总还是会摆摆架子。如果吕不韦只是一介平民，在当地没有一点影响，异人是不会见吕不韦、并相信他所说的话的，毕竟那个时代还是有等级观念的，特别是异人作为一个王孙，大可没有必要理会一些无名之辈。

　　吕不韦一见异人就认为“奇货可居”，可见，吕不韦不仅对异人的情况很了解，而且对整个秦国的局势也是有所了解的，这个从他游说秦国的上层人士所说的话可以看出。同时，也可以看出青年吕不韦具有相当的野心，否则平淡的一次一面，也不至于就认为奇货可居。只有在那个时候以前，吕不韦就已经不甘心做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商人，一直在寻找机会改变这种局面，并且已经了解天下形势，才有可能发生他见异人的那种感觉。对于吕不韦见异人认为奇货可居，各种史书记载大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其实，吕不韦的确有着一个政治家的头脑，一看见异人，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谱。认为异人就是他弃商从政的切入点，发现自己利用异人不仅可以改换门庭，还可以赢得政治地位时，他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吕不韦此时的想法就证明了他非常明了当时秦国的形势。所以不论是他见异人还是到秦国去游说太子面前的红人时，他都处于主动地位。他先是利用异人质于赵，秦国经常攻打赵国，使得异人在赵国的日子不好过的局面，出手大方，为异人解决燃眉之急来取得异人的信任，又利用异人想回国，想享受王孙待遇，但又有些自卑的心理。乃往见异人，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异人虽然想让自己的门庭大起来，当然也不至于头一回见着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商人，就相信他所说的话，并且他还表现出看不起吕不韦这种商人的态度，于是就不无讽刺的说：“且自大君之门！”就是说你自己先发达起来再说。吕不韦显得非常的冷静和执着，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意思我要发达要靠你的发达。一句话打动了异人。异人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开始听吕不韦的想法。吕不韦的舌辩之才开始显露。

　　不韦曰：“秦王老矣。太子爱华阳夫人，夫人无子。子之兄弟二十余人，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子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争为嗣矣。”异人听得心里一动，忙追问：“然则奈何？”吕不韦曰：“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闻言是喜出望外，连忙许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吕不韦等的就是这句话，商人总不能做折本的买卖。吕不韦拿出五百金与异人，令结宾客（资治通鉴卷第五）。

　　故事到这里，应该对吕不韦有所看法了，吕不韦商人出身，却决不是一般的商人，由于古代一直是重农抑商，社会地位并不高，吕不韦一直在想着怎么改变自己。吕不韦看见了异人之后，是茅塞顿开，认为自己是找到了一件宝贝，能够让自己得尝所愿。可以这么说，吕不韦其实是蓄谋已久了，想抓住异人这根线，否则，他不可能把秦国的形势分析得那么清楚，那么透彻，让异人深以为是。很显然，吕不韦是通过精心准备、研究分析，才得出结论的，这些早已了然于心，只等时机一到，立刻倾自己所能，实现自己的报复。果然，异人的出现，让吕不韦逮住了机会，吕不韦与异人的对话，恐怕还是其野心的一个方面，还不足以反映出他整个抱负。

　　吕不韦说的并不复杂，并且很让人容易懂，一针见血说到异人之想又不敢想的地方。他说：“现在的秦王已经老了，现在的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但是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你（异人）的兄弟有20多个，安国君一旦当上秦王，子傒有可能继承以后的秦国，你不是大儿子，不被看好，又质于赵。安国君即位后，你不可能是王位继承人的。”异人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连忙问：“那怎么办呢？”吕不韦见异人已经上钩，说：“要想成为继承人，只有依靠华阳夫人。我虽然很穷，但是愿意拿出千斤黄金到秦国去为游说，立你当王位继承人。”异人一听，高兴都来不及，忙说：“如果能够做到，我当秦王后，我们一起享用荣华富贵。”

　　如果认为吕不韦吕不韦只是一时投机走上政治之路，只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赢得无数之财，那么也未免太小看吕不韦了。以吕不韦遇见异人的家资来看，已经足够用上一辈子，大可不必大废周章，让异人归国即位。再说，吕不韦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仅是钱根本引不起吕不韦的兴趣。

　　已经和异人结交上了，剩下的就要看自己能不能让异人当上太子。这件事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吕不韦清楚，现在的太子已经有20多个儿子，并且异人不是长子，又长期不呆在秦国，要想异人能够被太子（安国君）看中立为嗣，谈何容易。

　　如何让秦国的决策层听自己的话呢。吕不韦的社交能力就开始充分体现了，他把握住了秦国人与人之间的微妙的利益冲突。把握住两个字“富贵”，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想永享高官厚禄，子子孙孙都享受待遇。正是富贵的微妙之处，使得秦国的上层之流都被吕不韦牵着鼻子走。

　　不妨看一下精彩对白，《史记》和《战国策》关于这个过程人物不同，按照郭沫若先生的意思，可能是各记其一，但是，两者都可以显示吕不韦的观察能力和社交手腕。

　　（吕不韦）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篃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适，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适，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史记·吕不韦传）

　　吕不韦来到秦国，见当时太子宠爱的华阳夫人的姐姐，以异人的名义，将买的奇珍异宝送给夫人，并对异人的贤德赞不决口，还说，异人想念太子和夫人，说，异人把夫人奉为天人，夫人果然非常高兴。吕不韦开始说到点子上，现在夫人得宠是因为夫人年轻漂亮，夫人没有儿子，如果现在不选一个贤孝的人作为儿子，他日一旦人老珠黄，就会被打入冷宫。现在，异人十分贤德孝顺，知道自己不能立为将来的继承人，夫人如果现在能够拉一把，那么异人就能够扭转乾坤，当上皇帝，自然不会忘记夫人之恩。夫人也可以有了自己的儿子，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夫人果然认为说的是。于是向太子安国君大吹枕边风。形势对异人有利了。

　　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尊位，太子门下无贵者。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说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贵千万岁，其宁于泰山思维，必无危亡之换矣。”阳泉君避席，请闻其说。不韦曰：“王年高矣，子傒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子异人贤材也，弃在于赵，无母于内，引领西望，而愿一归得。王后诚请而立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王后乃请赵而归之。（战国策·秦策）

　　两者是大同小异，一开口就陈之利害。你的罪过足以致死，你知道吗，你的手下个个居高尊位，子傒的门下没有富贵者，你的府上珍珠宝玉无数，骏马多得没有地方养，美女也是无数。有朝一日秦王老了，一旦死后，子傒即位，你就像累卵一样危险。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使你永保富贵。阳泉君一听，也是中计。吕不韦趁热打铁，一旦子傒即位，士仓辅佐，王后就不能被宠幸，就会败落，异人是贤德之人，质于赵，没有母亲，非常想回来，只要王后认其为儿子，将他立为继承人，就能保住富贵荣华。

　　这里，吕不韦的设辩之术可就表现德淋漓尽致了，与张仪、苏秦、苏代等相比，似乎毫不逊色。

　　吕不韦的游说十分奏效，已经完成了在秦国初级阶段的任务。剩下的就是让异人如何回到秦国了。对于这个过程，《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不尽相同。《资治通鉴》与《史记》记载大同小异。

　　《史记》上记载：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这里描述的是吕不韦采取行贿让异人回到秦国，然后回到秦国，立为太子。

　　《战国策》上云：赵未之遣，不韦说赵曰：“子异人，秦之宠子也，无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赵，不顾一子而留计，是抱空质也。若使子异人归而得立，赵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为德讲。秦王老矣，一日晏驾，虽有子异人，不足以结秦。”赵乃遣之。这上面说的是吕不韦利用舌辩之才，陈述留异人和放异人的厉害，使得赵国心甘情愿放异人归国。

　　二者记载大相径庭，看来司马迁并没有按照《战国策》上记载的那样一并记之。在那个时代来看，两种可能性都可能发生，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应该还是《史记》记载更让人信服。因为异人既然质于赵，就是赵国在必要时左右秦国的一个砝码，虽然从一些历史事实来看，秦国并不很是在意异人在赵国的处境，赵国也并不能用异人的生命要挟秦国的进攻，但是，总归还是能让秦国有所顾忌，这样的情况下，又岂会轻易让他回国。特别是如果依《战国策》所说的：赵国已经知道异人被认为宠子，有承国之望，更是会以此要挟秦国的，更是不会轻易将异人遣送回国的。况且吕不韦也不会冒险将异人立为宠子的消息告诉赵国的。况且秦国一边还在进攻赵国，一旦赵国恼羞成怒杀了异人，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

　　当然，异人回到秦国见华阳夫人几及安国君时，还有一个细节，足见吕不韦之心如细发，老谋深算。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异人见华阳夫人时，吕不韦让异人穿上楚人的衣服博取华阳夫人的欢心，果然，华阳夫人十分高兴，并且将异人改名为子楚。

　　在吕不韦倾尽家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异人回到秦国的这个中间，还有一段类似小说家编写的花边新闻，也就是最为有争议的话题，秦王政究竟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记载：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 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按照这个说法，郭沫若提出了疑问，一是该内容只有《史记》有，而《战国策》没有记载。并且《史记》在说异人妻子有矛盾的地方，如果按照所描写的那样，那么异人妻子就是一个歌姬，而《史记》后面还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明显有不同。并且郭老还提出了一个独到的看法，此传说是在西汉初年吕后称制的时候，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其目的是为夺取江山找寻历史渊源。郭老最后断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纯粹是子虚乌有（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余也曾和一些历史学家聊过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大概是三种意思：一是按照郭老的意思，此事纯粹是好事者为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的。

　　另外是关于《史记》记载矛盾的地方，就是异人的夫人是歌姬还是豪家女。其实并不矛盾，二者还是有相通之处。异人假如看上了吕不韦的小妾，也就是那个歌姬，无疑给吕不韦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那就是，一旦异人回归即位，他和歌姬肚子里的孩子就有可能成为皇帝，这个想法符合吕不韦的野心的。吕不韦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也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他能想到异人看上了歌姬，也就想到，歌姬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承国的希望。他当然会尽一切能力掩饰歌姬的真实身份，比方说，为歌姬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也就是如《史记》记载的那样“赵豪家女也”。另外，异人好歹是一个王孙，娶妻也好，纳妾也好，总要有一定排场，否则一定会面目无光，又怎能名誉盛于诸侯，这样的话，也会要求歌姬有一定背景，至于如何编造，那就不得而知了。

　　再有就是，不论《史记》也好，《战国策》也好都记载了秦王政坐上王位后，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如果吕不韦以前和太后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吕不韦必然会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会去和太后私通。只有吕不韦有所恃（包括吕不韦认为秦王政就是自己儿子），或者和太后早有私通，才会冒险与太后私通的，否则，一个丞相，后庭美女如云，如不是有什么隐情，又怎么会与太后私通，让人难以理解。当然，这对吕不韦只不过是一个插曲，并不影响吕不韦的一生的政绩，所以也不赘述。

　　吕不韦大权在握总共有十二年，也就是秦庄襄王的三年里和秦王政未主政的前九年里。

　　子楚当上皇帝后，果然不负前言，让吕不韦当上了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上有太后撑腰，即使子楚死后，秦始皇即位，前九年仍然是吕不韦当丞相，位极人臣。可这么说，吕不韦当了丞相，但绝对还是为秦国做了事的，比起前代的丞相如蔡泽和后面的李斯的贡献要大得多。

　　不妨来看以下《资治通鉴》上的记载：

　　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为相国，东周君为诸侯谋伐秦；王使相国率师讨灭之，迁东周君于阳人聚。蒙骜伐韩，取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

　　二年，蒙骜伐赵，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三年，王齮攻上党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太子政立，国事皆委于文信侯（即吕不韦），号称仲父。

　　秦始皇元年，蒙骜击定之。韩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乃使卒为之，关中由是益富饶。

　　三年，蒙骜伐韩，取十二城。

　　四年，蒙骜伐魏。

　　五年，蒙骜伐魏，取二十城，初置东郡。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

　　六年，秦拔魏朝歌，及卫濮阳。

　　七年，伐魏，取汲。

　　九年，伐魏，取垣、浦。

　　由上可以看出，吕不韦掌权时，几乎连年征战，并且大都有斩获，灭了东西周，并引起其他各国的恐慌。另外，在国内，秦国日益强盛，兵强马壮，成为各国人才趋之若骛的地方，虽然不是吕不韦一个人之功劳，但是，与吕不韦的决策也有一定关系。并且，设置三川郡、太原郡，东郡等等，都是具有军事基础的地方，特别是三川郡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基地的设立，为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当然，秦始皇也曾惦记吕不韦的功劳，秦始皇九年，嫪毐 败落后，虽然牵连吕不韦，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诛。

　　但是，为了自己的威性以及秦国的利益，不得不下狠心，发了一道诏书，即“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贬低吕不韦，吕不韦也深知自己无法与秦始皇相抗衡，自杀而死。

　　关于吕不韦的死，《史记》和《战国策》有记载，是因为嫪毐的败露，牵连吕不韦。当然究竟是有人诬陷吕不韦，还是真有此事不得而知。只是关于嫪毐究竟是不是吕不韦所谏，也是无所考，也许是吕不韦百密一疏，也许是有人栽赃嫁祸，但终究是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政见不和，才导致失宠，以致秦王政非要致吕不韦于死地。嫪毐的事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已，我并不认为秦始皇是为了嫪毐一事而杀吕不韦，即使没有嫪毐，秦始皇仍然会找另外的借口杀吕不韦的，因为这是秦始皇树立自己威性的必然结果。

　　当然，这并不能影响吕不韦的功劳，吕不韦被罢相后，不是仍然有其他诸侯请他任相国，足见他的威性以及他的成绩连与秦国敌对的其他诸侯国也是十分欣赏的。

　　郭沫若在谈论秦国的统一这个问题时，认为，秦始皇与吕不韦的矛盾使得秦始皇走了另外一条路统一了中国，如果，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由此可见，吕不韦的思想不仅在前期为秦国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后面他的思想仍然能够统一秦国，并且有利于秦国的长治久安。

　　关于吕不韦的另一大功劳，就是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关于这部书，用郭老的话概括就是：然而这书却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也含有极高的文化史上的价值；想来的学者似乎还不曾充分的认识（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吕氏春秋》一书“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决不是吕不韦为了和列国的四公子争强斗胜这种虚名而著，否则也太小看吕不韦了。关于对《吕氏春秋》的详细看法，我已经收录拙作《从“吕氏春秋 ”看吕不韦思想中的秦国》一文，在此就搁笔了。

　　从《吕氏春秋》看吕不韦思想中的秦国（下篇）

　　对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原因及过程，《史记》有记载：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不过这一说法很值得要推敲一下。按照太史迁的说法，吕不韦之所以要编撰《吕氏春秋》，纯粹是虚荣心作祟，要把当世名闻天下的四公子比下去，于是大肆

1、《寻隐者不遇 / 孙革访羊尊师诗》唐代：贾岛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释义：

苍松下询问年少的学童，他说他的师傅已经去山中采药了。只知道就在这座大山里，可山中云雾缭绕不知道他的行踪。

2、《渡汉江》唐代：宋之问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释义：

客居岭外与家里音信断绝，经过了冬天又到了春天。离故乡越近心中越胆怯，不敢询问从家那边过来的人。

3、《忆江南·江南好》唐代：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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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江南是个好地方，那里的风光我曾经很熟悉。春天的时候，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花照得比火红，碧绿的江水绿得胜过蓝草。怎能叫人不怀念江南？

4、《长相思·汴水流》唐代：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释义：

怀念丈夫的思潮，就像那汴水、泗水一样朝着南方奔流，一直流到瓜洲渡口，愁思像那江南群山，起起伏伏。思念呀，怨恨呀，哪里才是尽头？除非你归来才会罢休。一轮皓月当空照，而我倚楼独自忧愁。

5、《天净沙·秋思》元代：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释义：

天色黄昏，一群乌鸦落在枯藤缠绕的老树上，发出凄厉的哀鸣。小桥下流水哗哗作响，小桥边庄户人家炊烟袅袅。古道上一匹瘦马，顶着西风艰难地前行。夕阳渐渐地失去了光泽，从西边落下。凄寒的夜色里，只有孤独的旅人漂泊在遥远的地方。

朱氏字辈排行

字辈排行：　　新编朱氏统一字辈：紫阁书弘文博学富经纶阳光照寰宇云高锦长春世家建奇秀国泰运昌隆泽惠禄荣祚广益启明侯万载庆丰硕克成功永存古训勤守继雄豪振乾坤流晖焕玉彩新景展鸿图芳名标青史德业传千秋”。

　　朱明王朝嗣系字辈：

　　　江苏南京太子朱标一系字辈：“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陕西西安秦王朱樉一系字辈：“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敦”；

　　　山西太原晋王朱棡一系字辈：“济美钟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典礼崇三恪彝伦叙九畴官仪原在汉世德尚思周”；

　　　北京燕王朱棣一系字辈：“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河南开封周王朱橚一系字辈：“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家传洪德远国庆凤鸣春纪事常行孝钦宗永保仁”；

　　　湖北武汉楚王朱桢一系字辈：“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

　　　山东青州齐王朱榑一系字辈：“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

　　　山东兖州鲁王朱檀一系字辈：“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康庄遇本宁明历福能德山来洞有仙实远一发选化成万里天”；

　　　四川成都蜀王朱椿一系字辈：“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

　　　湖北荆州湘王朱柏一系字辈：“久镇开方岳扬威谨礼仪刚毅循超卓权衡素自持”；

　　　山西大同代王朱桂一系字辈：“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燿壮洪基”；

　　　甘肃兰州肃王朱楧一系字辈：“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

　　　湖北荆州辽王朱植一系字辈：“贵豪恩宠致宪术俨尊儒云仍祺保合操翰丽龙舆”；

　　　宁夏银川庆王朱椭一系字辈：“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衎骘眷发需毗”；

　　　江西南昌宁王朱权一系字辈：“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

　　　甘肃岷县岷王朱楩一系字辈：“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

　　　湖南长沙陈王朱橞一系字辈：“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

　　　甘肃平凉韩王朱松一系字辈：“冲范徵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

　　　山西长治沈王朱模一系字辈：“佶幼诠勋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

　　　江西南昌安王朱楹一系字辈：“斐序斌廷赏凝覃浚祉襄恢严颛辑矩缜密廓程纲”；

　　　河南南阳唐王朱柽一系字辈：“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

　　　湖北安陆郢王朱栋一系字辈：“伟闻参望奭箴诲洎皋夔麒麟馀积兆奎颖晔璇玑”；

　　　河南洛阳伊王朱欙一系字辈：“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

　　　广西桂林靖江王朱守谦一系字辈：“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

　　朱熹一系字辈：“一代鸿儒宗名哲万世贤声定显扬诗书礼邦永继长德泽乃可菏天祥百忍敦厚遵古训千秋懿行秉格言家盛宏烈振坤乾奇英献景福绵延”。

　　朱茶元一系字辈：“胜用昭伏克伯兮然林日汝之世其文国必如真士志孟洪泰一以于时正良元仲思吾继可懋邦宗永景维若启怀崇方鼎有华国彦达述弘徽”。

　　紫阳朱氏一支字辈：“殿衍宗德允锡为光汝其茂觉怡顺斯仰敬承立达育化元英安怀致信世保治平”。

　　紫阳朱氏一支字辈：“芳绍先儒道延来世永振人文为家之式诗书泽远礼乐源长祖功宗德孙子其昌”。

广西紫阳朱氏一支字辈：“洪兴司泰日钦仕存文珍宗德运名荣上国安远泽长承祖基业奕世其昌。”

　　四川苍溪朱氏字辈：仕代永昌六朝克仁义礼”。

　　四川达县朱氏字辈：文志仕良德学尚贵元有光明方正思应礼义仁兴天开庭惠”。

　　四川自贡荣县朱氏字辈：光宗永正国安世秀元文廷仕朝天子荣兴登有明”。

　　四川自贡荣县朱氏字辈：照世英明敬良有金朝廷上宾福昭光烈地泽长珍西和永得锦章孔兴”。

　　四川朱秀一支字辈：彦文世中国三一登(成)正永天元开启大占宏兴佑尔仕子昌显光明孝友昭人瑞诗书隐道根诚心遵古训克念振家声广泽符河海高应秉日星修身能造福皓月满乾坤”。

　　四川资中朱氏字辈：登台兴朋世琪宗曾文正光远开志万派原能和联为付寿康”。

　　四川通江朱氏字辈：文曰如有仕兆以学继习廉等希云景孟秀绍光贤”。

　　四川朱氏一支字辈：化尤圣朝龙先祖增光德贤大太子新曹元家有庆万代永发兴”。

　　四川朱氏一支字辈：必惟天仲志汉以胜朝隆先祖增光德贤达代嗣兴家邦扬显烈”。

　　四川朱氏一支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崇富贵朝钦仰贤良堂例班蔚起人才盛联登科甲攀庆余图比门寿乐祝南山抚宜”。

　　四川、江、浙朱氏通谱字辈：“发福成海从仕克友尚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纪述耀金章”。

　　四川、福建汀州朱氏字辈：玉秉正中世代兴隆辉星化雨永绍华宗极培根本修竹茂松鸿大光耀家国登崇”。

　　福建福州朱氏字辈：忠成立本在于民”。

　　福建福州琅岐朱氏字辈：始(君)能(仁)彦(子)善(德)必(孔)有(孟)亨(仲)宗(季)元(克)明(世)居(永)士(昌)方(天)星(道)利(则)用(尔)振(忠)基(良)成(孝)立(友)本(宜)在(生)于(贤)民(孙)先(哲)前(人)积(兴)累(创)历(伊)代(叙)神(周)通(祥)纪(分)怀(支)以(蕃)颂(衍)吉(传)旦(继)是(丞)逢(尝)尊(题)贤(名)尚(联)理(迭)受(钦)训(赐)宜(弥)聪(彰)”。

　　福建福州永泰朱氏字辈：

　　　长房派：文世仰朝瑞尔汝起公卿(侯)伯(曰)圣(长)贤(木)传(金)道(春)发(炳)家礼岳振”；

　　　二房派：文玉天一贞世景子宗德绍时自(顺)茂(忠)天(良)必寿其昌盛”；

　　　三房派：安应孔尚公实汝子公日永在上招玉瑞庆利兴旺”；

　　　二、三房新合派：勤学俊耀祖财贵建荣华诗书存万卷功大福生怀智慧能致富善勇义兴来”。

　　福建晋江朱氏字辈：联步趋朝端簪缨奕世新祖宗传太白”。

　　安徽六安朱氏字辈：元木振成大永西久盛昌”。

　　安徽无为朱氏字辈：永世吉昌天能在晓道雨为良”。

　　安徽太湖柘林朱氏字辈：“千寿伯守仲仕文延万绍正启贵思东光华庆有耀诗书承先德忠信定兴祥家盛多贤达声名傅世芳”。

　　安徽萧县朱氏字辈：光裕兆经济绍述延存良慎修德业茂礼怀益思长”。

　　安徽庐江朱氏字辈：家帮世芳业守元良成来其绍”。

　　安徽长丰朱氏字辈：在廷世永茂文克纪道广为民学化良金书佩邦本”。

　　安徽寿县朱氏字辈：锦忠良玉德宝士树熏宏安乐拜家顺显印道影龙”。

　　安徽濉溪朱氏字辈：兆茂金士传明印清”。

　　安徽当涂朱氏字辈：天开万大昌承宗应世美”。

　　安徽淮南朱氏字辈：茂廷庆永守玉兆良才”。

　　安徽肥东朱氏字辈：平德宗正家邦远应传道文明开科繁荣”。

　　安徽泾川朱氏字辈：“云华辉玉镜琴瑟蕴和声涧采频繁秀庭钟兰蕙荣天子本贤明文武庆安平一宗成大谱永世仕光荣人才应会昌有德发其祥保定徵元吉傅家益引长”。

　　安徽宿州朱氏字辈：廷丛有克学怀敬广道清永安乐吉庆家邦保太平书经开昌运长春天地同传之百世远万古一朝星”。

　　江西朱氏一支字辈：“盱南廿十一都里”。

　　江西盱南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崇富贵朝钦仰贤良国旌隆考亭垂统绪道学衍宗风世第培原厚各门紫气先”。

　　江西赣州朱氏字辈：“英贤日挺生钦战青和处”。

　　江西穆湖朱氏字辈：“叔德思仲服孟若玉以时应正日振 猷”。

　　江西南昌朱氏字辈：“穆肇兴邦泰际珍家光茂承先启后昌明永敦孝友志传忠良诗书立身华国文章”。

　　江西九江朱氏字辈：“景庆星慧……”

　　江西高安朱氏字辈：“世德永维新承宣思继起”。

　　江西抚宜仙乡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灿茂林生桂馥秀苑发奇兰祮祥呈蔼瑞美彻自昌蕃豪杰扬梓里作述著邦乡”。

　　湖南汉寿朱氏字辈：“胜用昭伏克伯兮然林日汝之世其文国必如真士志孟宏大一以于时正良元仲思吾继可懋邦宗永景维若启怀崇方鼎有华光彦达述前徽”。

　　湖南湘乡朱氏字辈：“孔孟重尧舜永广万年兴国祯祥瑞朝廷定太平忠孝郭先训诗书启后昆继承纲纪立远大振乾坤”。

　　湖南湘中大石朱氏字辈：

　　　原派：“大诚宗有庆万子得奇方福寿广文庭元昌正与继太原圭彦士梦应世希公必惟天仲志汉以胜朝隆”；

　　　道文派：“先祖增光德贤达代嗣兴家邦扬显烈宇宙乐升平”；

　　　琇裴派：“所性炳前徽相期务归极人道允钦崇鉴观昭上际”；

　　　增派：“凌云展伟业华夏溢馨香忠义贯日月砥柱溯赣江”。

　　湖南桃川朱氏字辈：“翠处天光加国继楚良达世启文明学笃维邦开景运绍宗孔圣直真传”。

　　湖南保靖清水朱氏字辈：“国正天兴顺嘉风德泽长益统山河秀万世保安康”。

　　湖南衡阳朱氏字辈：“玉鼎定成仁厚祖宗守徳永远世代兴隆时盛日光明鸿章华国庭英才启泰运绩学振先声礼义传家本忠良锡祚荣丰盈登大有黼钹佐升平前烈继述善阜基程式增”。

　　湖南怀化朱氏字辈：“宗道世代永”。

　　湖南澧县朱氏字辈：“道德传万代”。

　　湖南湘乡朱氏字辈：“定显耀庭志承先启后芳”。

　　湖南望城朱氏字辈：“簪缨世系先祖是皇蒸党勿替百代荣光诗书垂训俎豆馨香箕裘永振华国文章成伯文章永远启良经纶邦国正直平康绍谟法典仁积德阳克复敬恕明健行芳”。

　　湖南衡阳朱氏字辈：“慎均义礼良显表文万国应廷一世永昌兴忠孝传先泽诗书裕后昆祖宗恩惠长盛德振朝纲肃雍昭信达道学远垂芳”。

　　湖南邵阳新邵朱氏字辈：“俊南源世应添志景文廷学孟大吉昌永正乾坤久芳训开先德”。

　　湖南湘乡朱氏字辈：“大衡庆忠明良忠孝思杨永世贤德昌盛势佐名光定显耀庭志承先启后芳”。

　　湖北随州朱氏字辈：“绣□一言鼎师朝□之俊祖德本绵长家声思丕振久大规模定流传万世盛华国有文章经济从先圣”。

　　湖北咸宁朱氏字辈：“辛贵孜友伯仲朝兴天文显相民良喜启宗传万代福定隆昌久恩荣广大长”。

　　湖北仙桃朱氏字辈：“天一世孔眉门光地传道受学忠厚常成”。

　　湖北阳新朱氏字辈：“会克美必中纯槐耀丰锡”。

　　湖北丹江口朱氏字辈：“国正天义太永远传忠谱”。

　　湖北朱熹后裔朱氏字辈：“时逢家本立良德继荣长”。

　　湖北宜昌朱氏字辈：“天兴积善必昌”。

　　湖北朱氏一支字辈：“长盛毓贤英宽厚怡安善廉能仲品行”。

　　湖北恩施朱氏字辈：“正光一国天地人和安邦林太永定康寅吉庆严佳松柏长青”。

　　湖北郧西朱氏字辈：“官斈光明兰文”。

　　湖北武汉朱氏字辈：“正诚培大德福康寿保安康”。

　　湖北咸宁朱氏字辈：“朱子传方考亭(廷)”。

　　湖北大冶金牛朱氏字辈：“信昌文邦习朱学仕成名正大光先德诗书作世珍”。

　　湖北鹤峰朱氏字辈：“真昌定兴国朝圣景宗台”。

　　湖北恩施朱氏字辈：“祖德元远继义永昌仕传仁厚明政家邦”。

　　湖北天门朱氏字辈：“资廷惟人宗之一本时有万邦建大树骏显忠遂良品登金玉材毓栋梁家咸积善代必余庆朴守田宅秀升朝堂缘崇孝义永世其昌胤睿赓发励志图强科教兴国报答炎黄”。

　　湖北武汉朱氏字辈：“世子传家功名贤达梦林瑞兆永享侠昌”。

　　湖北丹江口朱氏字辈：“国正天义太永远传忠谱”。

　　湖北襄樊朱氏字辈：“荣华富贵久万”。

　　湖北仙桃朱氏字辈：“万士承先志永克福寿康”。

　　湖北黄陂朱氏字辈：“学希贤哲德”。

　　湖北襄樊朱氏字辈：“楚守正自安”。

　　河南新乡封丘朱氏字辈：“东歧建振宏”。

　　河南洛阳孟津朱氏字辈：“宝善少先志”。

　　河南信阳朱氏字辈：“德庆继恩运”。

　　河南朱氏一支字辈：“世德光明永远”。

　　河南淮阳朱氏字辈：“修庆芳岭增荣前耀锦英”。

　　河南洛阳朱氏字辈：“宗正学尊书喜”。

　　河南开封朱氏字辈：“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恪广登庸家传洪德远国庆风鸣春纪事常行孝”。

　　河南邓州朱氏字辈：“正大光明立学皆周传承先志以德启来”。

　　河南潢川朱氏字辈：“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广东朱氏一支字辈：“道冲国应大显君文光荣万世有家庭永兆元作福本全茂敬德可承天曰汝秉忠振”。

　　广东朱氏一支字辈：“道冲国应大上振朝儒德正家永承明绍祖泽洪福本全茂敬德可承天曰汝秉忠振”。

　　广东云浮朱氏字辈：“琼应讳国文淳维家朝秀联光拔达庆初忠树伟永启建”。

　　广东遂溪朱氏字辈：“颜胜天元昌名德维振国家贤”。

　　广东高明、广西桂平朱氏字辈：“元(健春)永保太和江祖业克明俊德振家声(升)”。

　　广东揭阳朱氏字辈：“乾坤初奠日物类所由兴好生不遗小百千万念仁国家仕子道文章必可期英主若遇此古今自终伊万载庆丰硕克成功永存古训勤守继雄豪振乾坤流晖焕玉彩新景展鸿图芳名标青史德业传千秋”。

　　广东饶平朱氏一支字辈：“贤才开利锦学而永加传”。

　　广东饶平朱氏一支字辈：“利发武威邦内靖英才宰辅秉忠贞”。

　　广东广州朱氏字辈：“明儒业以训世传家诚正修斋徽国清芬贻泽远仰祖谟之承先启后名贤忠义岳山光大肇基弘”。

　　广东饶海山朱氏字辈：“家邦必全永奕世禄进加智慧文英伟泰达发万春绍宗开明德仁义振乾坤宽宏福瑞集和睦启国闻”。

　　广西柳州朱氏字辈：“万秀开仕文永安子德光远志发祥兴巨业维其兰桂振家声”。

　　广西桂林朱氏字辈：“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继志宜从本敦修贵尚贤振家招广盛宝善乃长延”。

　　广西梧州朱氏字辈：“启泽宏先绪贻谋肇毗基诗书承后值永世兴光熙”。

　　江苏金陵朱氏字辈：“耀云廷日国慎家肇启朝岳方庆德”。

　　江苏建阳朱氏字辈：“世应国云德明律敬滋松浩棠潮朴勋绍仁贻荣圣”。

　　江苏沛县朱氏字辈：“尊祖敬宗敦本广信守正学文”。

　　江苏沛县朱氏字辈：“敦本广信守正学文”。

　　江苏淮泗朱氏字辈：“维德克修芳庆同养世昌群俭守业一志遵先光前启厚永乐荣宗”。

　　江苏泰州兴化朱氏字辈：“方瑞元宝红光满天”。

　　江苏靖江朱氏字辈：“常春金秀华国文章”。

　　江苏太湖朱氏字辈：“必克起家声诗书从先进”。

　　江苏沛县朱氏字辈：“卿臣世秉克元才有德自广香道修绪成”。

　　江苏镇江朱氏字辈：“维鸣高广荣华登爵立本发达百禄世统万福由同”。

　　江苏无锡太湖朱氏字辈：“士可希嘉善承宗必克昌有人宏世德永以应邦祥明达成才大和平履福长传家惟道学华国乃文章”。

　　江苏沛县朱氏字辈：“英恒广思耿洋茂”。

　　江苏苏州邗江朱氏字辈：“尚世长应祥成家庆祝”。

　　江苏洲上朱氏字辈：“万天大志受广文廷伯秀再生之惠永承宗继世昌必希贤俊德用绍祖先傅玉海崇儒重金上待诏宣”。

　　江苏响水朱氏字辈：“美长守冬”。

　　江苏淮安朱氏字辈：“宗士崇延赵明启友”。

　　江苏连云港朱氏字辈：“幸福传家道德”。

　　江苏宿迁朱氏字辈：“保(宝)士宏正学德笔名”。

　　江苏徐州丰县朱氏字辈：“敦本广信守正学文”。

　　江苏泰州兴化朱氏字辈：“林荣方元远流长久”。

　　江苏南京朱氏字辈：“序长应金福”。

　　江苏东台朱氏字辈：“尧天舜日家庆国恩芬芳其泽殆而子孙”。

　　江苏江都朱氏字辈：“如克为加发保尔锡九长”。

　　江苏江都朱氏字辈：“顺国恩家子”。

　　江苏徐州铜山朱氏字辈：“从考友忠信承修大光明秀雅仁廉敬志尚功道恒德才贤立业家富万春荣奉献继世长华帮永昌盛”。

　　山东邹县朱氏字辈：“建大学以明得圣道有传”。

　　山东莱芜朱氏字辈：“觉本玉茂尔司应丛下”。

　　山东高密朱氏字辈：“思学锡中宝锦海震乾坤孔孟颜回道瑞雪兆丰年”。

　　山东泰安宁阳朱氏字辈：“元兆建方中开明祥广兴”。

　　山东邹城朱氏字辈：“宁明丽福长德”。

　　山东泰安岱岳区、新泰朱氏字辈：“廷养在记传业立德绍元衍庆曾昌敬诚庚本心正”。

　　山东青岛平度朱氏字辈：“成英化有(守)连从伦思文宗明洪永元天长国兴祯祥”。

　　山东新泰天宝朱氏字辈：“希汝相会增钦法树耀培”。

　　山东东阿朱氏字辈：“明成士传忠厚良发英(永)行”。

　　山东邹城朱氏字辈：“胜德传世长康庄玉本宁”。

　　山东临沂朱氏字辈：“立仁义礼智信富贵盛吉祥”。

　　山东潍坊临朐朱氏字辈：“大光西(锡)树元”。

　　山东菏泽朱氏字辈：“兴昌以道仰华唐”。

　　山东单县朱氏字辈：“庚阳逢盛世洪德启瑞坤忠福仁志勇”。

　　山东昌乐朱氏字辈：“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山东济宁嘉祥朱氏字辈：“振兴自大清”。

　　山东平阴朱氏字辈：“学正名成世传忠厚良法永行”。

　　山东临沂莒南朱氏字辈：“时世崇孔孟文家昌光国意”。

　　山东临沂河东朱氏字辈：“应苛从之继克希尧舜世时(登)崇孔孟文家昌光国义联秉学怀步开启庆恩宏贵培德乃大宝锡凤自鸣”。

　　山东高密朱氏字辈：“思学锡中宝锦海震乾坤孔孟颜回道瑞雪兆丰年”。

　　山东即墨朱氏字辈：“辛敬念敦本肇”。

　　山东济宁微山朱氏字辈：“敬蹲本广信守正学文传”。

　　重庆江北朱氏字辈：“学永登国政长佐显德昌洪文开景运音才启辉光”。

　　重庆朱氏一支字辈：“传家有定矩继续永山河”。

　　重庆铜梁安居朱氏字辈：“国正天兴顺官清民自安溪贤生瑞草子孝父心宽”。

　　重庆垫江朱氏字辈：“碧世宗应文(文)昌汝大显朝庭宗维隆孝友传家远”。

　　河北孟村朱氏字辈：“学国民燕青春”。

　　河北正定朱氏字辈：“光增永兴恒河义胜文武传家焕发正定”。

　　河北乐亭朱氏字辈：“有文万洪天传世广兴佳庆乃昌玉民延国福维兆震云祥”。

　　台湾高雄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灿茂林生桂馥秀苑发奇兰祮祥呈蔼瑞美彻自昌蕃豪杰扬梓里作述着邦乡”。

　　台湾宜南二邑朱氏字辈：“彦吾日尚清礼义长家声彦成彰祖德江右显奇英诗书贻后习衣冠耀千秋近臣功业建高士性情真中孝傅前烈竹帛继簪缨至斯宏福大利真旋元享”。

　　云南宣威朱氏字辈：“均铨法桢煜坤钟洛树烈增铭唐淳柄先诚华相福学昌信守肖配策俊恵万有祥”。

　　云南朱氏一支字辈：“南先东正少文秉开朝兴金玉恩哲玄安帮万世春”。

　　广西凌云朱氏字辈：“奇子芝洪秀文章元”。

　　陕西汉阴朱氏字辈：“尚荣明朝开国大典”。

　　青海海东朱氏字辈：“永集锦广统中文”。

本经的经题，古代的译者，或从人立名，如〈大迦叶品〉，〈普明菩萨会〉 。或从法喻得名，如《大宝积经》、《宝顶经》、《摩诃衍宝严经》、《佛遗曰摩尼宝经》。或从人法喻得名，如《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然据经文的「珍宝之积」、「宝积」、「宝严」来说，本经实应名「宝积」。古人或译为「宝顶 」，或译为「宝严」，梵文都是Ratnakūṭa。 什么叫宝积？宝是譬喻，凡稀有的，珍贵的，有妙用的，叫做宝。宝所喻的是法宝；宋译作「正法」，也就是妙法。正法，是佛所证的，依此而觉悟成佛的 。约圆满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如来的自证化他，是最清净的妙法（喻如白莲），如《法华经》所说。但是，菩萨也能分证妙法；二乘圣者， 也同样的契证妙法，所以说∶「须陀洹初得法身」等。正法虽是本来如此的，但从实践而体悟来说，这是稀有的，珍贵的，有妙用的。因为唯有信解、随顺、通达，才能转迷启悟，超凡入圣，才能了生死，才能度众生，才能无边福德庄严，才能究竟成佛。这是不共世间的正法珍宝。

本经与《金刚经》一样，「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是依三乘共证的正法说。三乘圣者的体证正法，都不离无所得的中道。所以古人说∶「无所得小，无所得大」。又说∶「一切大乘经，同以无二显道为宗。乃至小乘经意，亦不外此」。然本经的主要意趣，是宣说大乘行，著重在从加行位到通达位。大乘的核心 ，是大菩提愿为本，大悲心为上首，空慧为方便的。如本经所明的菩萨道，略分三段：一、修广大正行，重于菩提愿。二、习甚深中观，重于空慧。三、作教化事业，重于大悲心。综贯这三德而修行，才成为菩萨正道。

依此来解释经题，可约宝积、宝顶、宝严——三义来说。

一、正法的珍宝，是依三德而证正法。这是真实菩萨行，一定是广集无边福智功德珍宝的。如经中说到真实菩萨，就说有「四大藏」、「摄诸善根」、「无量福德庄严」。为了说明「菩萨福德无量无边」，用大地等十九种譬喻来显示。所以菩萨的正法珍宝，是宝积；这是经题的本义。

二、极广大的，才能极崇高。如宝塔一样：塔基广大，又一层层的叠积起来，才有高耸云空的塔顶。所以，由于正法珍宝的无边积集，显出了菩萨体证正法的高超。如经说菩萨是真实佛子，绍隆佛种；初发心菩萨，就已胜出声闻，为人天所礼敬。因为是宝积，所以成宝顶。积是积集，积集了就崇高。《维摩诘经》有香积世界，奘译作香台，台也就是高的意思。这与一般的好高骛远，说心说悟，而不知平实的广积功德，是怎样的不同！

三、这样的正法，极广大又极崇高，显出了正法的宏伟庄严，不同于小乘，如塔的广大崇高，显出了宏伟而庄严一样。所以又称为宝严。同一梵语，而古德三译不同，意义还是一贯的，相显相成的。梵语摩诃，译为大而含有多与胜二义。本经所说的正法珍宝，宝积是众多义； 宝顶是殊胜义；积而至顶的宝严，是大义。所以本经叫《大宝积经》。

　　五十三参，又比喻虚心求教，不辞辛苦。《华严经》〈入法界品〉末会中，善财童子曾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故谓五十三参。

　　《华严经·入法界品》说：善财童子最初从文殊菩萨处发菩提心，次第南行，先后向菩萨、佛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天神、地神、主夜神、王者、城主、长者、居士、童子、天女、童女、外道、婆罗门等五十三位善知识参访请教，并依教奉行，终于获证善果。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善财童子因此成为佛教虚心求法，广学多闻的典范。

　　参德云比丘

　　（梵 Meghashrī-bhikşu，又称功德云比丘、吉祥云比丘），善财最初受文殊指教，往胜乐国妙峰山，参诣德云比丘，请教如何学菩萨行，及如何于普贤行疾得圆满，德云比丘乃为其解说“忆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

　　参海云比丘

　　（梵 Sāgara-megha），善财至海门国，参诣海云比丘，海云为其解说“诸佛菩萨行光明普眼法门”。

　　参善住比丘

　　（梵 Supratişthita），善财至楞伽道边海岸聚落，参诣善住比丘，善住即为其解说“普速疾供养诸佛成就众生无碍解脱法门”。

　　参弥伽大士

　　（梵 Megha-dramida，又称弥伽良医），善财至达里鼻茶国自在城，参诣弥伽大士，弥伽为其解说“妙音陀罗尼光明法门”。

　　参解脱长者

　　（梵 Vimuktika-shreşthin），善财渐次游行十二年，至住林城，参诣解脱长者，长者为其解说“如来无碍庄严解脱法门”。

　　参海幢比丘

　　（梵 Sāgara-dhvaja），善财至阎浮提畔利伽罗国，参诣海幢比丘，海幢为其解说“般若波罗蜜三昧光明”。

　　参休舍优婆夷

　　（梵 Ashā），善财至海潮处普庄严国，参诣休舍优婆夷，休舍优婆夷为其解说“离忧安稳幢解脱法门”。

　　参毗目瞿沙仙人

　　（梵 Bhīşmottara-nirghoşa，又称毗目多罗仙人），善财至那罗素国，参诣毗目瞿沙仙人，仙人为其解说“菩萨无胜幢解脱”。

　　参胜热婆罗门

　　（梵 Jayoşmāya，又称方便命婆罗门），善财至伊沙那聚落，参诣胜热婆罗门。胜热平素修诸苦行，求一切智。善财承其教，于登刀山、投火聚时，证得菩萨善住三昧及菩萨寂静乐神通三昧。

　　参慈行童女

　　（梵 Maitreyanī，又称弥多罗尼童女），善财至狮子奋迅城，参诣慈行童女，慈行为其解说“般若波罗蜜普庄严法门”。

　　(十一) 参善见比丘

　　（梵 Su-darshana，又称善现比丘），善财至三眼国，参诣善见比丘，善见为其解说“菩萨随顺灯解脱法门”。

　　(十二) 参自在主童子

　　（梵 Indriyeshvara，又称释天主童子），善财至名闻国河渚中，参诣自在主童子，自在主为其解说“一切工巧大神通智光明法门”。

　　(十三) 参具足优婆夷

　　（梵 Prabhūtā，又称自在优婆夷），善财至海住大城，参诣具足优婆夷，具足为其解说“菩萨无尽福德藏解脱法门”。

　　(十四) 参明智居士

　　（梵 Vidvan，又称甘露顶长者），善财至大兴城，参诣明智居士，明智为其解说“随意出生福德藏解脱法门”。

　　(十五) 参法宝髻长者

　　（梵 Ratna-cūda，又称法宝周罗长者），善财至狮子大城，参诣法宝髻长者，法宝髻为其解说“菩萨无量福德宝藏解脱法门”。

　　(十六) 参普眼长者

　　（梵 Samanta-netra，又称普眼妙香长者），善财至藤根国普门城，参诣普眼长者，普眼为其解说“令一切众生普见诸佛欢喜法门”。

　　(十七) 参无厌足王

　　（梵 Anala，又称满足王），善财至多罗幢城，参诣无厌足王，无厌足王为其解说“菩萨如幻解脱”。

　　(十八) 参大光王

　　（梵 Mahāprabha），善财至妙光城，参诣大光王，大光王为其解说“菩萨大慈为首随顺世间三昧法门”。

　　(十九) 参不动优婆夷

　　（梵 Acalā），善财至安住国，参诣不动优婆夷，不动为其解说“求一切法无厌足三昧光明”。

　　(二十) 参遍行外道

　　（梵 Sarvagāmin，又称随顺一切众生外道），善财至都萨罗城，参诣遍行外道，遍行外道为其解说“至一切处菩萨行”。

　　(二一) 参鬻香长者

　　（梵 Utpalabhūti，又称青莲华香长者、优钵罗华香长者），善财至广大国，参诣鬻香长者，鬻香为其解说“调和一切香法”。

　　(二二) 参婆施罗船师

　　（梵 Vairocana，又称自在海师），善财至楼阁大城，参诣婆施罗船师，婆施罗为其解说“大悲幢行”。

　　(二三) 参无上胜长者

　　（梵 Jayottama），善财至可乐城，参诣无上胜长者，无上胜为其解说“至一切处修菩萨行清净法门”。

　　(二四) 参狮子频申比丘尼

　　（梵 Simha-vijrimbhitā，又称狮子奋迅比丘尼），善财至输那国迦陵迦林城，参诣狮子频申比丘尼，比丘尼为其解说“成就一切智解脱”。

　　(二五) 参婆须蜜多女

　　（梵 Vasumitrā，又称婆须弥多女），善财至险难国宝庄严城，参诣婆须蜜多女，婆须蜜多为其解说“菩萨离贪际解脱”。

　　(二六) 参鞞瑟胝罗居士

　　（梵 Veşthila，又称安住长者），善财至善度城，参诣鞞瑟胝罗居士，鞞瑟胝罗为其解说“菩萨所得不般涅槃际解脱”。

　　(二七) 参观自在菩萨

　　（梵 Avalokiteshvara，又称观世音菩萨），善财至补怛洛迦山，参诣观自在菩萨，菩萨为其解说“大悲行法门”。

　　(二八) 参正趣菩萨

　　（梵 Ananyagāmin），善财于观自在菩萨处参诣正趣菩萨，正趣为其解说“菩萨普疾行解脱”。

　　(二九) 参大天神

　　（梵 Mahādeva），善财至墯罗钵底城，参诣大天神，大天神为其解说“菩萨云网解脱”。

　　(三十) 参安住地神

　　（梵 Sthāvarā），善财至摩竭提国菩提场，参诣安住地神，安住为其解说“不可坏智慧藏法门”。

　　(三一) 参婆珊婆演底主夜神

　　（梵 Vasantī，又称婆娑陀夜天、婆珊那演底主夜神），善财至摩竭提国迦毗罗城，参诣婆珊婆演底主夜神，主夜神为其解说“菩萨破一切众生暗法光明解脱法门”。

　　(三二) 参普德净光主夜神

　　（梵 Samanta-gambhīrashrī-vimala-prabhā，又称甚深妙德离垢光明夜天），善财至摩竭提国菩提场，参诣普德净光主夜神，普德净光为其解说“菩萨寂静禅定乐普游步解脱法门”。

　　(三三) 参喜目观察众生主夜神

　　（梵 Pramudita-nayana-jagad-virocanā，又称喜目观察众生夜天），善财于菩提场右边参诣喜目观察众生主夜神，喜目为其解说“大势力普喜幢解脱法门”。

　　(三四) 参普救众生妙德夜神

　　（梵 Samanta-sattva-trānojah-shrī，又称妙德救护众生夜天），善财于会中参诣普救众生妙德夜神，夜神为其解说“普现一切世间调伏众生解脱法门”。

　　(三五) 参寂静音海主夜神

　　（梵 Prashānta-ruta-sāgaravatī，又称寂静音夜天），善财参诣寂静音海主夜神，主夜神为其解说“念念出生广大喜庄严解脱法门”。

　　(三六) 参守护一切众生主夜神

　　（梵 Sarva-nagara-rakşā-sambhava-tejah-shrī，又称妙德守护诸城夜天），善财于菩提场如来会中参诣守护一切众生主夜神，主夜神为其解说“甚深自在妙音解脱法门”。

　　(三七) 参开敷一切树花主夜神

　　（梵 Sarva-vrikşa-praphullana-sukha-samvāsā，又称开敷树华夜天），善财参诣开敷一切树花主夜神，主夜神为其解说“出生广大光明解脱法门”。

　　(三八) 参大愿精进力救护一切众生夜神

　　（梵 Sarva-jagad-rakşī-pranidhāna-vīrya-prabhā，又称愿勇光明守护众生夜天），善财参诣大愿精进力救护一切众生夜神，夜神为其解说“教化众生令生善根解脱法门”。

　　(三九) 参妙德圆满神

　　（梵 Sutejo-mandnalarati-shrī，又称妙德圆满天），善财至岚毗尼园，参诣妙德圆满神，妙德为其解说“菩萨于无量劫遍一切处示现受生自在解脱法门”。

　　(四十) 参释迦瞿波女

　　（梵 Gopā，又称瞿夷女），善财至迦毗罗城，参诣释迦瞿波女，瞿波女为其解说“观察菩萨三昧海解脱法门”。

　　(四十一) 参摩耶夫人

　　（梵 Māyā），善财于大宝莲华座上参诣摩耶夫人，摩耶为其解说“菩萨大愿智幻解脱法门”。

　　(四十二) 参王女天主光

　　（梵 Surendrābhā，又称天主光童女、正念光童女），善财往天宫参诣王女天主光，王女为其解说“无碍念清净庄严解脱”。

　　(四十三) 参遍友童子师

　　（梵 Vishvā-mitra，又称遍友童子），善财从天宫下，至迦毗罗城，参诣遍友童子师，别无指示，但言可参善知众艺童子。

　　(四十四) 参善知众艺童子

　　（梵 Śilpābhijna），善财参诣善知众艺童子，童子为其解说“四十二字母法门”。

　　(四十五) 参贤胜优婆夷

　　（梵 Bhadrottamā），善财至摩竭提国婆怛那城，参诣贤胜优婆夷，贤胜为其解说“无依处道场解脱法门”。

　　(四十六) 参坚固解脱长者

　　（梵 Muktā-sāra，又称坚固长者），善财至沃田城，参诣坚固解脱长者，长者为其解说“无著念清净庄严解脱”。

　　(四十七) 参妙月长者

　　（梵 Sucandra），善财参诣妙月长者，妙月为其解说“净智光明解脱法门”。

　　(四十八) 参无胜军长者

　　（梵 Ajita-sena），善财至出生城，参诣无胜军长者，长者为其解说“菩萨无尽相解脱”。

　　(四十九) 参最寂静婆罗门

　　（梵 Śiva-rāgra，又称尸毗最胜婆罗门），善财至城南法聚落，参诣最寂静婆罗门，最寂静为其解说“菩萨诚愿语解脱”。

　　(五十) 参德生童子及有德童女

　　（梵 Śrī-sambhava, Śrī-matī），善财至妙意华门城，参诣德生童子及有德童女二人，二人为其解说“菩萨幻住解脱”。

　　(五十一) 参弥勒菩萨

　　（梵 Maitreya），善财至海岸国大庄严园中，于毗卢遮那庄严藏楼阁前参诣弥勒菩萨，弥勒为其解说种种法要，复开楼阁门，命善财入内。此楼阁广博无量，同于虚空，善财于此闻不可思议微妙法音，即得无量诸总持门，住菩萨不可思议自在解脱，弥勒复令其参文殊师利菩萨。

　　(五十二) 参文殊师利菩萨

　　（梵 Manjushrī），善财至普门国苏摩那城时，文殊师利遥伸右手，过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财顶，为其解说妙法，令得成就阿僧祇法门，具足无量大光明，复令入普贤行道场，于是善财渴仰欲参普贤菩萨。

　　(五十三)参普贤菩萨

　　（梵 Samantabhadra），善财于文殊师利所得三昧已，普摄诸根，一心求见普贤菩萨，于如来前众会之中，见普贤菩萨坐宝莲花狮子之座，身上诸毛孔出光明云，普贤菩萨即伸右手摩触其顶，为其解说诸法，善财即得一切佛刹微尘数三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