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语dharma-ra^ja。(一)佛之尊称。王有最胜、自在之义，佛为法门之主，能自在教化众生，故称法王。无量寿经卷下（大一二·二七五中）：‘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又释迦方志卷上（大五一·九五○上）：‘凡人极位，名曰轮王；圣人极位，名曰法王。’〔长阿含卷三游行经、维摩经卷上佛国品、法华经卷五安乐行品〕
(二)菩萨之尊称。据华严经卷二十七载，菩萨于受职时，诸佛以智水灌此菩萨顶；以其具足佛之十力，亦能转十善道，故称灌顶法王。又大宝积经卷九密迹力士会载，菩萨因具足四事，故有法王之称誉，四事即：(一)不舍道心。(二)劝化他人发意。(三)以诸德本劝助道心，所可闻者意广无极。(四)令一切释梵、四天王、诸声闻及缘觉地，至于无极无坏弘广无穷之业。
(四)乃西藏所传佛教首领之封号。始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封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明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征聘迦尔居派喇嘛哈立麻至北京，次年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此后又分别封萨迦派、格鲁派之上首喇嘛为大乘法王、大慈法王。
大日如来
梵名Maha^vairocana 。为密教供奉之本尊与最上根本佛。音译作摩诃毗卢遮那。又作毗卢遮那佛、最高显广眼藏、遍照王如来、光明遍照、大日遍照、遍一切处、遍照尊。其名有三义，即：(一)除暗遍明义，谓如来智慧日光遍一切处，作大照明，无有内外、昼夜之别。(二)众务成办义，谓如来日光遍照法界，能平等开发无量众生之善根，乃至成就世、出世间种种殊胜事业。(三)光无生灭义，谓佛心之日虽为无明所覆障，而无所减；究竟如法实相三昧圆明，而无所增。以如此诸种原因，故世间之日不可为喻，但取其少分相似处，故加以‘大’字。
大日如来系密宗将宇宙实相佛格化之根本佛，亦为一切诸佛菩萨所出之本原及所归之果体；其身口意业遍虚空，演说如来之三密门金刚一乘甚深教。大日经疏卷一谓，大日如来分本地法身与加持受用身两种，其中，本地法身指如来之自证极位，加持受用身指说法之教主；彼以平等之身口意秘密加持为所入之门（即以身平等之密印、语平等之真言、心平等之妙观为方便），故知加持受用之身即是毗卢遮那遍一切身，此二身毕竟无二无别。故密宗以大日如来为最高之佛格与根本总德。以其与诸法遍在，故密号遍照金刚。
又因大日如来为金、胎两部曼荼罗之主尊，故非常被重视，其智德以金刚界大日如来表示之，其理德则以胎藏界大日如来表示；理、智虽然二分，实际亦不相离。金刚界大日为金刚界九会中，除理趣会以外之中尊，位于五佛中央，现菩萨形，身呈白色，戴五智宝冠，结智拳印，结跏趺坐于七狮子座，此即智法身，种子为徤（vam!），三昧耶形为率都婆；胎藏界
大日则为位于中台八叶院中央之理法身，亦现菩萨形，身呈黄金色，头戴五佛宝冠，结法界定印，坐于八叶莲华台上，种子为豙（a），三昧耶形为率都婆或如来顶印。
现存之大日如来像，不论绘画或雕刻，均为坐像，没有立像或倚像，且其雕刻材料几乎限用木材，此乃依此佛之性质而定。又天台宗每将释迦佛与大日如来之法身、应身视为同体，日本东密则将两者视为别体。
古代西藏属于中国。
西藏永远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元朝开始，元朝的中央政府就对西藏政权有着管辖的行使权。
在古代唐宋时期，西藏被称为吐蕃国，但仍然是唐宋时期的附属国，所以也属于中国的管辖。到了元朝时期被称为乌斯藏，清朝时期被称为唐古特和图伯特，一直到了康熙继位以后西藏才正式改称呼为西藏。
1951年的5月23日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的解放了西藏，但是1959年西藏发生了叛乱，在平定了西藏的叛乱以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对西藏进行全面的管辖。1965年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扩展资料：
藏族人民同其它民族一样，也十分盛行过年，非常重视每一个节日，它大部分以藏历来推算，有个别藏区以农历为准。藏民族的节日，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独特的特点及浓厚的民族特色，藏历年是藏族人民最隆重的节日。
大多数地区是在藏历正月初一过新年。但是，有些地区也有些区别，如工布地区是在藏历的十月初一过年，称为工布新年，藏语称为工布洛萨，农区在藏历十二月初一过年，称为索朗洛萨，日喀则地区在此期间过年。
它以拉萨地区及周围地区为主，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年前家家户户要准备好过年所需的一切用品。如培育青稞苗，为节日时供于佛前双柜之上的，它表示预祝来年粮食丰收之意。各家都要用酥油和面粉炸卡赛。
每家都要准备用木料制成，外面绘有各种花纹图案的切五谷斗，斗里一半装炒熟的青稞，一半装糌粑和人生果，上面插上五颜六色的青稞麦穗，点缀一些小酥油块，插上子珠，子珠是在长条令箭形的板子上用酥油做成各种花和图案。
据说它是源于本教习俗。节前各家各户都要进行大扫除，准备好各种节日食品及应用的物品。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人们把灶房扫的干干净净，并在正中的墙上用面粉绘上八吉祥图象征着全家吉祥。
大门口要用石灰、白油漆、糌粑画上吉祥的雍仲，雍仲源于本教，有的画太阳、月亮，有的画青稞穗，在灶房的梁上，用白粉画很多点，表示主人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等。傍晚，无论大小家庭都要做吐巴，面疙瘩里放上各种东西。
如山羊毛、辣椒、木炭、豌豆、桃干、瓷片等。全家人依次长幼顺序就位坐好，开始吃吐巴，当吃到以上所说的东西时，不时的引起大笑，为节日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西藏
楚布寺位于拉萨以西60公里楚布河上游，楚布寺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西藏的主寺，开山至今已有800年的历史。据说是这一教派首创了活佛转世制度，从此开藏传佛教领袖传承神秘主义的先河。
楚布寺是噶举传承最重要的寺院，是历代大宝法王的驻锡地，也是噶举传承佛行事业的中心。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在此升座，楚布寺是噶举传承弟子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寺院。
第一世噶玛巴所创的转世系统在楚布寺开始。十三世纪，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Karma Pakshi)便是在此寺被认证为第一世噶玛巴的转世。从此开始了西藏“祖古”喇嘛转世传统(Tulku Tradition)。从那时起，噶玛巴代代转世没有间断直到现在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Ogyen Trinley Dorje)。坐落在宁静、树木茂盛、山明水秀的环境中，楚布寺是很多位大成就者的道场，包括历代的噶玛巴。楚布寺的建筑宏伟美观，代表西藏传统的艺术的成就。寺中珍藏着数世纪以来收藏的法器文物，它被修行人认为是最有加持力的道场。楚布寺的创建： 公元1159年，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去东藏康区(Kham)时，到中藏吐龙谷(Tölung)楚布寺所在地，购下建寺的土地。
公元1189年，第一世噶玛巴八十岁时，回到吐龙谷兴建楚布寺。此被称为
楚布寺风光（1）
“人间净土”的寺院可容纳一千多僧众，是历代噶玛巴和噶举传承的主寺。
之后的发展：第二世噶玛巴扩建寺院，并建造著名的拉千则林简(Lhachen Zamlinp Gyen)大佛，此后八百多年中，寺院持继发展成庞大的道场。
环境与机植：楚布寺位于吐龙谷西北，距离拉萨约七十公里，海拔4300米(14000英尺)。主殿坐在诸山环绕山谷中央，楚布河旁，面南；四周有诸佛菩萨殿、历代噶玛巴殿、本尊殿、护法殿、关房、寮房、出版中心、行政中心和噶玛巴的夏宫；并有两个藏经图书馆，收藏经藏、续藏；修行指导、法本、仪轨，各教派上师著作、西藏文学、及历代大宝法王和他们的弟子的著作。雄伟的后山，被称为“大悲心”(Thukje Chenpo)。前山被称为大护法“玛哈嘎拉山”。中央山脉被称为仁慈的“弥勒菩萨山”。
在较高的半山上，有三年闭关中心。附近有很多历代噶玛巴小型闭关中心。在楚布寺的后方，建造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寺院，名确嘎冈寺(Chögargong)，是国师嘉察仁波切的主寺。在此寺的右边有两座小寺：札桑寺(Dratshang)和殊利寺(Zuri)。在寺的右边岩石山坡上，有蒋采(Gyang Tsen)护法殿。在左边有玛哈嘎里(Mahakali)和巴登拉莫(Palden Lhamo)护法殿。在前方小溪旁有卡那多杰嘉波(Khanak Dorje Gya)
楚布寺风光（2）(17张)
lpo)护法殿。
圣物宝藏：楚布寺珍藏很多稀有并有历史价值的圣物，大部分都保存得很好。它们保存在佛像中、舍利塔中或陈列柜中。这里保存了许多佛陀、龙树菩萨、历代噶玛巴的加持物。包括：龙树菩萨亲手用泥塑的释迦牟尼佛像、那洛巴、马尔巴、密勒日巴、冈波巴、历代噶玛巴，及很多成就者的舍利子。楚布寺最著名的大佛像中更珍藏了许多圣物法宝，寺中有各大宝法王噶玛巴的舍利塔，信众们常至塔前祈请加持。十六世噶玛巴，由于他的预知，保存了一部分重要的法器文物，现存在锡金隆德寺中。
重建楚布寺：1980年，第十六世噶玛巴指示竹奔德千仁波切，回到西藏重建楚布寺。重建工作非常困难，因为西藏地区人民很穷，没有财力可以支持，不过由于竹奔仁波切的多方找寻资源，多年的努力，终于修复了部分大殿和几个较重要或必须的中心及房舍。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在楚布寺升座之后，楚布寺的修建才开始加速进行。大部分殿堂房舍都已修复，包括佛学院，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子们都捐助兴建。
活佛转世制度
楚布寺对整个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做出的意义非凡的贡献，是年迈的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在这里，把预言自己转世的信亲手交付给弟子卓衮德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西藏活佛转世制度。
公元1204年，当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西出世，并被认证为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的转世之后，西藏活佛的转世制度便正式确立，并渐渐为藏传佛教的其它教派所采用。如今，已经连续十七世无有间断的沿袭转世，使噶玛噶举的法脉传承，得到了纯净无瑕的“黄金传承”之美誉。这表明每一位转世而来的噶玛巴，都有着如同黄金念珠一般珍贵、纯粹、完美的证悟成就。
相关传说
“楚布”一名的意思众多，较为清晰和权威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楚布寺”即“飞来寺”之意，传说楚布寺是从印度飞来的。这个说法很近似杭州“飞来峰”，多少是民众信仰心态的神话化。另一种是《藏族文化大观》中所言：“相传创寺人都松钦巴路经此处时，认为这是一地块风水宝地，遂决定修建楚布寺’楚布’即富裕至极的意思。”第三种关于“楚布”的解释。仲译（文书）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们苯教活佛将施有其法术的咒语深埋此地，成为苯教的“伏教”（指藏族苯教和佛教徒在他们信仰的宗教受到动劫难时隐慝起来，等到有再传条件时重新发掘出来的经典。伏藏一般分为经文伏藏和圣物伏藏两种）。后来，“伏藏”四溢成沟，所以这里便被子称为“楚布”，即“溢出成沟”的意思。
稀世文物
楚布寺珍藏着大量稀世文物，如十六世噶玛巴舍利子，十六世噶冯巴于1981年于国外圆寂后火
化而得舍利子，其中－腿骨舍利子由珠本仁波切活佛带回楚布寺。该舍利子几年后自现四分之一厘米高的佛像。
楚布寺和噶玛巴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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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布寺位于拉萨以西堆龙德庆县那嘎乡境内，是历辈噶玛巴活佛驻锡之地。噶玛噶举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因此这里也是噶举派最有代表性的寺庙。该寺1189年由第一世噶玛巴活佛堆松钦巴始建，至今已有800余年，当年的山间小寺已经发展为一座覆盖坡谷的喇嘛城。附近的乃朗寺，是巴沃活佛的寺院，第五世巴沃活佛祖拉陈瓦，撰写过一部西藏历史名著《贤者喜宴》。
驻锡楚布寺的噶玛巴活佛，在西藏历史上的政治和宗教领域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与祖国内地有过密切的关系。第二世噶玛巴活佛嘎玛巴希，长时间在成吉思汗宫廷中传教，蒙古大汗蒙哥专门赐给他一颗金印和一顶金边黑帽，这就是噶玛巴活佛黑帽派的缘起。三世、四世噶玛巴活佛都与元朝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专程到南京举行法事活动，被明成祖朱棣(1403-1423)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从此历辈噶玛巴活佛均以这大宝法王自称。楚布寺及其附近的山丘泉水，都有许许多多这座寺庙与中央王朝密切联系的种种传说。当代的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是1992年9月正式坐床的。
楚布寺座落在白玛琼宗山下，东西两侧山上均有修禅之密室。附近还有堆龙江浦碑，是吐蕃时期的主要文物。每年冬春两季，楚布寺照例要举行神舞大会，这是寺庙主要的宗教活动，也是楚布山沟的盛大节日。
元朝设置宣政院管理西藏地域军政要务，这是西藏正式归入我国幅员的末尾。 宣政院是元朝掌管全国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域军政事务的中央机关。由帝师兼领。忽必烈始置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从此，西藏地域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收辖的一个中央行政区域。o茅yc十mhē╬ヲぃ楔pg长hē╬ヲぃ楔ihē╬ヲぃ楔
明朝对西藏有主权，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十三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
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以西藏佛教和政治合为一体，大小派别各踞一方，为有利于治理，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
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按照朝廷的规定，每年元旦，王须遣使或亲自来京参加朝贺典礼，呈递贺表贡物。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西藏地方官员犯法，亦由中央惩处。
对于入贡期限、来京人数、所取路途、沿途各地供应，都有具体规定。至今西藏有的喇嘛寺内还保存着当年必须朝拜的皇帝万岁牌。
在1465年以前，西藏僧俗首领来京朝贡没有严格的限定，大致是一岁一贡，或两岁一贡。由于明朝对来贡的藏族首领不仅在政治上给予优遇，经济上也回赐丰厚的赏物，由藏地进京朝贡的使臣越来越多，沿途地方不堪重负。
同时有假冒滥充的朝贡者。1440年八月，明廷下了第一道免番僧进京朝贡的赦谕。于1442年第一次发现有假冒贡使的现象。
1466年，明朝对朵甘亦规定“如乌思藏例，三年一贡”。1470年四月，明朝再对朝贡人数进行规定，“（乌思藏）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有四川路入，国师以下不许贡”。
西藏进京朝贡人数越来越多，“宣德、正统间，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人。天顺间遂至二三千人。到成化年间，仅阐化王所遣的贡使一次就多达四百六十多人。1499年，“长河西及乌思藏一时并贡，使者至二千八百人”。
扩展资料：
对于藏区的军事机构设置，明朝先后在西北藏区设立洮、河、岷、西宁四卫，在今甘、青、川部分藏区以及卫、藏地区设置“朵甘卫”和“乌思藏卫”。
1374年，复于河州设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同时升“朵甘卫”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 升“乌思藏卫”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
同时分别任命管招兀即儿和锁南兀即儿为乌思藏、朵甘都指挥使司同知，并赐银印。后又升“行都指挥使司”为“都指挥使司”，下设若干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1375年于阿里地区再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
各级官吏的官阶品第由明中央统一规定，颁给印信、号纸，令其“绥镇一方，安辑众庶”，并直接向明中央负责，事无大小，均可启奏“大明文殊皇帝”。
明朝在确定藏族地区的都指挥使司、卫、所的体制后，陆续委任藏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的官职。
最初，明朝是封蔡巴、羊卓、止贡、嘉玛等故元万户府首领为乌思藏的行都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等职，对帕木竹巴家臣中的内邬宗、桑珠孜宗的宗本则称为寨官。
后来在了解帕竹政权的情况后，明朝就开始任命帕竹政权的主要宗本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并且进一步在内邬宗和仁蚌宗这两个最大的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
明朝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都指挥使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并换发敕书和印信。
明朝在安多藏区的建制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卫所，一方面承认世居其地的土官酋豪的世系特权，一方面派遣汉族流官，以流管土，以土治番，土、流官员皆为武职，听命于兵部调遣。
总的来说，整个安多藏区都在陕西布政司辖区之内。明朝在安多藏区设置的卫所在明朝一代前后期变更较大。
除了设置卫所，明朝还封派皇族子弟到安多藏区就藩，如1391年明太祖封十八子庄王朱楩于岷州（今甘肃省境），1392年封十四子肃王朱楧于甘州（今甘肃省境）。
——明朝治藏历史
人民网——《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
元朝统一中国后，根据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施政措施：
——首次设置中央机构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
——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在西藏颁行。
——任用藏族僧俗担当从中央到地方高级官吏。乌思藏、朵甘等地行政机构之设裁及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皆听命于中央。
——划分西藏地方行政区域。元朝中央在藏族地区设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就今西藏自治区的地域而言，当时分归其中两个宣慰使司管辖——今拉萨、山南、日喀则、阿里等地归乌斯藏宣慰司管辖；今昌都一带及那曲地区东部归朵甘宣慰司管辖。元朝在乌思藏等地清查户口，确立差役，征收赋税，建立驿站，派驻军队，镇守边疆。乌思藏宣慰司设在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下设13个万户府和若干个千户所，并征收赋税。元代的这一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的基础。
明朝先于卫、藏地区设置“乌思藏卫”。洪武七年（1374年），升“乌思藏卫”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后接而升“行都指挥使司”为“都指挥使司”，下设若干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 阐教王封地：永乐十一年(1413)设阐教王，领有封地，驻必力公。
辅教王封地：永乐十一年(1413)设辅教王，领有封地，驻思达藏。
阐化王封地：永乐五年(1407)设阐化王，领有封地，驻列伍栋。
大慈法王封地：宣德九年(1434)设大慈法王，领有封地，驻拉萨。
大宝法王封地：永乐五年(1407)设大宝法王，领有封地，驻簇尔卜寺。
大乘法王封地：永乐十一年(1413)设大乘法王，领有封地，驻萨加。
俺不罗行都司：初置乌思藏俺不罗行卫，洪武十八年(1385)升置乌思藏俺不罗行都指挥使司，驻浪卡子。
牛儿宗寨行都司：永乐十一年(1413)置乌思藏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司。
领司奔寨行都司：永乐十一年(1413)置领司奔寨行都指挥使司。
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洪武八年(1375)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驻列城。
怕木竹巴万户府：洪武八年(1375)置怕木竹巴万户府。
必力工瓦万户府：洪武六年(1373)置必力工瓦万户府。
仰思多万户府：洪武十五年(1382)置仰思多万户府。
沙鲁万户府：洪武十八年(1385)置沙鲁万户府。
着由万户府：永乐七年(1409)置着由万户府。
答笼千户所：洪武八年(1375)置答笼千户所。 洪武年间，明太祖所实行的不断对前来朝贡、归附的西藏僧俗首领授官封号的政策，尽管已经初步具有“多封众建”的倾向，但必须指出的是，洪武时期的分封由于其随意性较大，以及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特点尚缺乏深入了解，故其分封政策明显地存在两大弱点。首先，在明朝对西藏僧俗首领分封的职官和僧号两大系统中，基本上是以职官系统为主而以僧号系统为辅。也就是说，明太祖时期，对西藏僧俗首领的分封主要是授以官职，如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对西藏授官职即多达百余人，而对西藏僧人首领赐封号者则极少，整个洪武时期，明朝给西藏僧人首领以封号者仅有数人，他们是炽盛佛宝刚国师喃加巴藏卜、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公哥坚藏卜、灌顶国师答力麻八剌。明太祖对西藏僧俗首领主要授予官职而不是封给僧人首领以封号的做法，可能包含了削弱其宗教影响并以汉区方式来强调西藏对明朝的政治隶属地位的意图，但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以及由教派为主而形成政治势力的情况显然存在较大距离，不利于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其次，在洪武年间，明朝赐封西藏僧人首领的封号等级普遍偏低，最高仅为“大国师”和“灌顶国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明太祖取消了元以来的“帝师”封号，另二方面也与其分封着重以授官职为主有关。这种对西藏僧人首领封号等级偏低的状况，同样不利于明朝对西藏宗教势力的政治凝聚。因此，虽然明太祖的分封政策可能已有“分其势而杀其力”之意图，但这一意图在洪武时期显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现。
明朝对西藏的分封政策最终趋于完善和定型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经过开国30多年来与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政治上的频繁联系和交往，明朝统治者对西藏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宗教领袖在政治上的举足轻重地位逐渐有了深入、全面的认识，这一背景无疑使继明太祖之后而即位的明成祖对西藏的分封产生了一种更积极、更富针对性的政策构思，在这一新的政策构思基础上，明成祖对洪武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遣宦官侯显前往乌思藏，迎请自己做皇子时就已闻其名的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
永乐四年，明成祖又遣使带着玉印、法命，到西藏封帕竹第五任执政者札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并赐银五百两及锦绮茶叶等。
同年，在向帕竹派出封王使的十天后，明成祖又遣使到灵藏（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邓河柯一带，一说在道孚一带）、馆觉（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分别将两地的宗教领袖封为灵藏灌顶国师和馆觉灌顶国师。
永乐五年三月，明成祖封应邀来京的哈立麻（噶玛）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同年，又加封馆觉灌顶国师为“护教王”，加封灵藏灌顶国师为“赞善王”。
永乐八年，明廷又派宦官到后藏迎请萨迦派嫡系拉康方丈僧人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昆泽思巴到京，受到隆重接待，明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并赐诰印。同年，明成祖又封必力工瓦（止贡）僧人为“必力工瓦阐教王”，封萨迦派都却方丈僧人为“思达藏辅教王”。
此外，在永乐六年，明成祖还曾遣使到前藏延请新兴的黄教即格鲁派创始人、德高望重的学者宗喀巴进京，但宗喀巴婉言辞谢。永乐十二年，明廷再次遣使迎请，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赴京，次年，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从大国师前所加的名号看，其地位应比一般灌顶国师、大国师要高，但比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要低。这可能因为他只是宗喀巴弟子的缘故。19年后，即明宣德九年，释迦也失再次到京，明宣宗遂册封他为“至善大慈法王”。
由上可见，从永乐四年册封帕竹札巴坚赞为“阐化王”开始，到永乐十三年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为止，在短短九年时间里，明成祖即以极高的效率对西藏各宗教势力和教派领袖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先后分封了两大法王（大慈法王的最后受封虽是在明宣德年间，但其始封却在永乐时期）、五大教王。同时，在法王、教王之外，明成祖还陆续将一大批西藏僧人封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永乐年间的这种大规模分封行动，在西藏各地掀起了一股受封热潮。一时间，西藏各地大大小小的僧俗上层纷纷来觐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辄予封号和官职。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在永乐以后，西藏来京者主要是入贡或请袭封之事，新请封号的情况已极少，这说明在永乐年间，明朝对藏区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从上到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已基本完成。
图为明代缂丝唐卡《大慈法王相》，长109厘米，宽64厘米，虽经500多年，色彩仍很鲜艳，是色拉寺最有价值的文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拉巴平措先生经过详细考证后指出，此幅唐卡应该是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皇帝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时赐予他的。翻拍自《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11月13日晚，著名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历史 研究所原所长陈庆英，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就“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朝见永乐皇帝的地点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演讲，讲座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主持。
释迦也失：两次进京朝见
释迦也失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主要弟子之一，曾于1414年代表宗喀巴大师入朝朝见永乐皇帝，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回藏后，主持兴建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
宣德年间，释迦也失再次进京，受封为“大慈法王”，直至在内地去世。他是明朝敕封的三大法王中在内地生活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在沟通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推动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以及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
陈庆英分析道，长期以来，中外学者有关释迦也失的论著多集中于对他两次进京史事的研究。早期以于道泉先生的《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邓锐龄先生翻译日本学者佐藤长的《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为代表。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藏族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藏学界对明代三大法王的研究逐步展开，尤其在有关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研究中，这方面的研究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的专著《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拉巴平措的专著《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代表了关于释迦也失的最新研究成果。
学者之惑：南京还是北京？
“早年间，学者所用的藏汉文资料，均笼统地把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414年朝见永乐皇帝的地点记录为‘京师某一个宫殿，某处寺庙’，而永乐皇帝时期，南京和北京的宫殿、寺庙名称变化很多，因此，研究者认为把会见地解释为南京或北京都说得过去。”陈庆英点明了造成这一学界困惑的缘由。
陈庆英进一步剖析，认为会见地为南京的学者理由如下：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才正式将明朝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释迦也失第一次入朝是永乐十二年（1414年），应当是在南京。加之，之前的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觐见永乐皇帝都是先到南京，即使随后到五台山，也要返回南京。至于藏文资料中称释迦也失在觐见后住在a-yan-si，应该是指南京的能仁寺。综上缘由，再加上仔细研读有关文献如《明实录》、色拉格西阿旺达扎的《色拉寺与大慈法王》等书实属困难，导致这一疑惑始终未能完全解决，甚至多卷本的《西藏通史•明代卷》谈及此段 历史 时也不说明是今天的南京还是北京，只笼统地说是“到京师朝见”。
陈庆英：何不换一个角度？
对于这一 历史 谜题，陈庆英见解独到：“如果说，仅凭释迦也失朝见的活动地点难以判断他是到南京还是北京朝见永乐皇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考察这一时期会见的另一方——永乐皇帝所在的地方是南京还是北京，问题就会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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