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如何看待现在清宫剧热播现象？

去年又是宫斗戏，具体说是清宫剧、辫子戏丰收的一年，各大电视台轮流滚动播出，各大网络平台也争相炒作。又是历史专业学生感觉自己的智商被像拖把一样在地上来回摩擦的熟悉感觉。

是好剧本好创意跟不上金主的投资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就成了众多编剧导演现成的改编材料。在诸多朝代的PK中，清朝因数量庞大的野史小说素材、广大的受众人群脱颖而出，成为了宫斗剧中的佼佼者。什么雍正被绿、乾隆大猪蹄子、皇子大部分都被毒死这些印象深入人心，不少人甚至入戏到感觉做个小老百姓挺好，你看王公贵族没几个好下场。

与篡改历史相比，宫斗剧最恐怖的是，震碎人的三观，让无能力辨别的人树立及其错误的历史观。武则天是傻白甜，一路为国为民登上大宝。乾隆宛如智障，任何一个谣言都能让他深信不疑。真爱无敌，只要有爱就能横行天下……无形之中灌输的逻辑思维方式让人无言以对。所谓“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人家潜移默化给你灌输的历史观已然形成，我们这些历史工作者辩证辟谣也不过是缝缝补补罢了。

清宫剧已经沦为打 胎剧，撕剧，与雷剧已经几近等同。为何如此依旧能够热播？其一满足了人们猎奇的心情，其二熟悉的人物拉近了观众的距离。最为重要的是，神挡杀神的开挂人生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试想，你一天奔波劳累回家后还想继续看烧脑剧情吗？简单粗暴直接的剧情更符合当今快节奏的生活。

在西山地区云居寺和十渡同样吸引着来自中外的游客，使人们从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方面领略北京这座古老城市迷人的风采。

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西南部的南尚乐乡水头村，南距拒马河不足10千米。上房山云水洞位于云居寺之东北约10千米处，距北京市区约75千米。

云居寺地处石经山。该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又称西域寺，亦为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云居寺之名最早见于唐总章二年（669年）的石刻。寺门坐西朝东，原寺规模很大，寺内五进院落，六进殿宇，其殿堂共300余座，加之僧房等总数超过800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寺院之一。天王殿是六进殿宇之第一进，其后有毗卢殿、释迦殿、旃檀殿、药师殿和弥勒殿。这些殿堂的西侧建有僧房、文殊殿、方丈院等附属建筑。大悲殿和说法堂、藏经阁一起构成全寺规模最大的殿宇。这六进殿宇依山势而建，大悲殿为全寺的最高处。纵观整座寺院布局严谨，寺依山势，山托寺伟，十分壮观。然而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全寺变成一片废墟，被拆毁的塔砖也被用来盖了碉堡。云居寺被毁于一旦的事实，成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物证。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云居寺和石经山石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整理和研究等工作，时至20世纪80年代新建了石经展室和经板库。1984年，北京市政府和房山区政府决定集资将这座著名的寺院修复、重建。您现在到云居寺所见到的就是重建后云居寺的风貌。

云居寺历史悠久，文物古迹甚多，虽经历岁月的剥蚀、战火的摧残，现有的遗存和建筑仍为世人所感叹，石刻经板、古塔和佛舍利被称为云居寺的“三绝”。

云居寺石刻经板的开创和流传与僧人静琬是分不开的。早在隋朝，静琬和尚的师傅慧思看到佛教在中国几经劫难，致使许多佛经不能得以保存。为此，他发愿要将佛经用刻石的方式给予收藏，以防再度“法难”使其长存。静琬受师傅的影响，承其师志，并付诸行动。他在石经山开凿雷音洞，刻造石经。静琬在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圆寂，其后弟子玄导、僧仪、慧暹、玄法等相继延续，由隋至清前后1100余年，刻经版总量达到了14278 块，3472 卷，1122部，几近1700万字。石经刻成后，经板被分别藏于石经山藏经洞和云居寺南塔下的藏经穴之内。这些经板长1米多，宽半米，厚约10厘米，最长的2米以上，最短的则70厘米。

云居寺石刻经板中所刻佛经主要有：《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维摩经》、《大般若经》、《摩诃般若经》、《胜天王般若经》、《大宝积经》、《大集经》、《正法念处经》、《瑜加师地论》、《大智度论》、《显扬盛教论》、《成唯识论》等。现雷音洞四壁上所嵌的146块石经就是出自静琬之手。经板上经文多以横写为主，也有竖写的情况。云居寺所藏石刻经板不仅是研究书法、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还是研究佛教历史的重要佛学文献（见照片9，10）。

云居寺古塔：原寺和石经山共有15座古塔，仅唐代古塔就有7座。最雄伟的古塔位于寺之北院，为辽代建筑，高30余米，分上下两部分。下部八角形，四周为拱门假窗，四檐斗拱，佛龛浮雕布其上；上部为圆锥形，呈九重相轮形象，顶部为宝珠形，此塔原称舍利塔又名罗汉塔。在辽塔的四隅各有一座高3米左右的石塔，建于唐代。这种五塔为一整体的形式，是金刚宝座塔的早期形式（可见香山碧云寺内金刚宝座塔）。此外，辽代为僧人静琬所建的舍利塔和唐代所建金仙公主塔等无不表现唐、辽时期的建筑风格和雕刻艺术。

佛舍利：1981年，在修缮云居寺雷音洞时，在原佛座后地下发现有一穴，里面藏有函套函方式山石、银、玉函一个，其中有佛舍利两粒，为肉舍利，朱红色，十分珍贵。

当然，云居寺展现给我们的，绝不止以上这些，其他还有如古碑，雷音洞内的石刻佛像等，都是十分珍贵的。云居寺被人们誉为“北京的敦煌”不是没有道理的。

十渡风景区：云居寺向西15千米就到了位于西山地区南端的著名风景区——十渡。

十渡有北方小桂林之称，是华北地区唯一以岩溶地貌为特色的森林河谷风景区。位于房山区西南拒马河中上游，距北京市区80多千米。拒马河由西向东流贯景区，游览区域长达15千米以上。十渡风景区东起千河口，西至大沙地，北至石人峰，南临笔架山，方圆近50千米。向东20千米处为野三坡风景区。

拒马河自张坊至十渡必须经过十个渡口，故名为“十渡”。1985年十渡风景区被评为北京十六景之第八景。到此处游览，有四条线路可供选择：东线为六渡浴场、石笋峰、千尺窗、险峰断壁、朝辉山、千河口；南线为蛙嘴石、通天洞、望秀亭、笔架山；西线为塔山仙池、石门棒槌岩、熊山、五指山；北线有望佛台、蝙蝠山、壮士岩、石人峰。

游十渡有四处景点不得不到，这就是：龙山、奇峰、六渡、仙池。十渡风景区以奇峰秀水闻名，处处皆景，四季如画。奇峰、怪石、碧水、野花放目皆是，清乾隆皇帝称十渡为“十里琼瑶”（见照片11）。

　　据查，乾隆在未做皇帝时，用过一方“弘历图书”的印章，至于是否用过只有“弘历”二字的印章就不得而知了。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帝，素以文治武功著称于世。武功方面，他本人精于骑射，以征战大江南北，建立十大武功为代表。此外，乾隆帝儒雅风流，一生著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乎与整部《全唐诗》相等。乾隆帝还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现存的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在位期间，他下令将内府珍藏编成了《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乾隆本人还是陶瓷艺术的爱好者，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陶瓷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直至今日，一些乾隆王朝的收藏品和宫廷陶瓷用器还被故宫博物院、伦敦大卫基金会所等处收藏。他吟诗作文挥毫赏画无所不好，世人皆知其为作诗最多的皇帝。殊不知，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中使用图章最多的皇帝。

　　有史以来使用图章最多的皇帝，非乾隆皇帝莫属。有据可考的除现存于故宫的金、玉、木印和田黄大印之外，还有许多不同优质石材的印章，据说有一千方之多。乾隆皇帝曾说过：“经常制印，这是祖制。”康熙、雍正的的确有很多印刻，他们有事刻印，无事也刻印。乾隆皇帝虽然有很多印章，但也有相当多的印章在篆刻后从未使用过。从现存印章来看，乾隆皇帝所采用的图章质料主要有白玉、墨玉、青田石、昌化石、寿山石、洞石、铜章、象牙等二十余种。不仅材质用料不同，就连大小也迥然有别。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其中最大的一枚，竟然高达二十二点五厘米，简直像块小砖头，看到它，极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最早的“大哥大”（砖头）蜂窝移动电话；最小的一块印章则纤细小巧得如同一粒黄豆。不仅如此，他的印章就连所采用的篆文也是五花八门，加之还有朱文、白文的区别，所以同是一个印文的印章就有很多。例如，其中有一方印文为“自强不息”的图章，竟镌刻了有四十五方之多。此外，乾隆皇帝的每块图章印文的字数也不尽相同，其中最少者仅刻了一个“寿”字；最多的则刻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全文八十一个字。

　　乾隆皇帝所刻印章的内容，大略可分为名章和闲章两大类。

　　乾隆皇帝的名章主要有人名、地名、鉴赏印以及收藏印等。在乾隆未登基大宝做皇帝之前，所篆名章主要有“长春居士”、“和硕宝亲王印”、“弘历图书”等；到了他老年之后又刻有“古稀天子”、“十全老人”等图章。收藏鉴赏章主要有“毓庆宫书画记”、“三希堂精鉴宝”等；地名类的图章都是皇宫御苑大内书房等各处的名称，诸如“文津阁”、“养心殿”、“烟雨楼”、“颐和园”等。尤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当年曾为圆明园的四十景书写题额并镌刻为章。一八六零年圆明园横遭英法联军恶意焚毁，那些精美绝伦的御书题额和牌匾也随之化为灰烬，烟消云散。惟余此巧夺天工的美景名称的印文现在还完整保留，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乾隆皇帝所制闲章的印文，为了显示他的显赫文治，有许多都是引经据典，也有一些是直接摘引他自己的诗句。透过历史的烟云，现在我们后人还可从中了解他当年复杂的内心世界。乾隆未做皇帝时的印文有“耽书是宿缘”、“爱竹学心虚”、“勤学好问”章，这充分反映了青年时代的弘历昂扬进取的精神面貌。登基即位之后，他又刻了一方“为君难”的印章。在当时，一般人认为一个人如果做了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作威作福了。但年青的乾隆却深深地感到为君之不易。因此，我们后人现在研究乾隆时期的历史，从他登基之后的印文中即可管窥分析出他当年的思想，这无疑也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旁证。这些印章当中就包括有他督促自己勤于政事方面的；有关爱子民，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方面的，如“思无邪”、“乐善不倦”、“取益在广求”、“政在养民”、“敬天勤民”、“敛福宜民”、“四海有民皆视子”、“谨起居慎出命”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乾隆晚年，他八十岁时，还镌了一方“八徵耄念”的印章，而在此章的后面，他还钤上了“自强不息”四字。而且这方“自强不息”的图章还是乾隆皇帝一生最为重视的印章，因为仅这方四个字的图章他就用各种不同的质料和字体篆刻了足足有四十五方之多。这在一般人看来是相当不可理喻和不可思议的超常之举。不论是“八徵耄念”，还是“自强不息”的图章，都表明当时的乾隆皇帝虽然已达八十高龄，但还要自主理政办事，这可能与权臣和珅有关。因为和珅在乾隆皇帝老年后一直在参政，直至乾隆去世。“自强”在这里的内含之意就是不让乾隆皇帝撒手放权，从而造成了这种奇怪现象。

　　作为一个风流儒雅的皇帝，乾隆的兴趣是多方面的。繁忙的政事之暇，他还喜好琴棋书画，这在他的印章中多有表现，如“意在笔先”、“用笔在心”、“笔花春雨”、“半榻琴书”等。他还喜欢用他自己所作的诗句篆刻为图章，用他自己所作的诗句篆刻为图章的就有二十六句。例如，“敲诗月下周旋久”、“入眼秋光尽是诗”、“清吟寄遐思”等。

　　由于乾隆自幼作诗，所以对汉字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迷恋之情。故宫中有幅《九九消寒图》，由九字组成的题词“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据说是乾隆所作。每个字都是用红笔双勾下来，因为每个字刚好都是九画，所以从一九开始每天描一笔，到九九八十一天正好描完。乾隆皇帝还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精心挑选出十二个自认为是最优秀的汉字，来给他众多的后代子孙起名字用。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自嘉庆皇帝以后的皇族子孙的名字都晦涩难认，诘屈拗牙。

　　总之，因为自小深受汉族文化和儒家礼教的濡染，乾隆皇帝对汉族传统文化痴迷至深，且终生无悔。他的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他的创作丰赡的诗歌和众多的篆刻印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这些，使他成为继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之后，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方面，中国最后一个，也是集大成者的封建皇帝。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于嘉庆十年(1805),享年八十五岁,谥清正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安徽学政江宁知府太原知府广西考官江西盐道漕运按察使湖南巡抚吏部尚书河道总督直隶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他还是诗人书法家有<<石庵诗集>>与<<清爱堂帖>>传世

　　观其一生,足智多谋刚正不阿再其调回京后不阿附和绅而独善其身,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不可能与权势滔天的和绅针锋相对

　　与纪昀、和珅并为乾隆朝三大中堂。 刘墉与纪昀与和绅年纪相差十分悬殊，有三十多岁，即他们的暮年正是和珅的盛年，二人即使反和，也没站在一线主力军上，最多是参谋之类。甚至据说和还救过纪，因此二人关系不差。

　　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刘统勋死前，刘墉一直未得入京为官。他死后，刘墉才入朝为官。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纪昀

　　(1724-1805)

　　纪昀（jì yún），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

　　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文学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政治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