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银原子中电子自旋的原因:除了有轨道角动量L外,还有电子的自旋角动量S。两者合成即为总角动量J。J的方向与B的方向有夹角,在空间上mj对B有两个取向(一正一负绝对值相等),且朗德g因子gj=2(银是单电子)根据分裂宽度公式Z当然对称了。
实验装置:使银原子在电炉内蒸发射出,通过狭缝S1、S2形成细束,经过一个抽成真空的不均匀的磁场区域 (磁场垂直于射束方向),最后到达照相底片上。显像后的底片上出现了两条黑斑,表示银原子经过不均匀磁场区域时分成了两束。 根据实验中的炉温、磁极长度、横向不均匀磁场的梯度和原子束偏离中心的位移,可计算出原子磁矩在磁场方向上分量的大小。当时测得银、铜、金和碱金属的原子磁矩分量的大小都等于一个玻尔磁子,它们的原子束都只分裂为对称的两束。实验结果说明,原子在磁场中不能任意取向,证实了A索末菲和P德拜在1916年建立的原子的角动量在空间某特殊方向上取向量子化的理论。
施特恩-格拉赫实验(Stern-Gerlach experiment)是首次证实原子在磁场中取向量子化的著名实验,证实了原子角动量的量子化。[1][2][3][4]该实验由德国物理学家奥托·斯特恩和瓦尔特·格拉赫在1922年完成,奥托·斯特恩因此获得194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请先看我做的里的最后一段话,要想更深入一些了解可继续看上的推算部分以及下面的一些说明。
粒子的自旋是粒子固有的角动量,是其内禀的属性,每种粒子都有其固定的大小不会改变。在数值上,粒子的自旋角动量S=[s(s+1)]^(1/2)h'(其中s是自旋量子数,电子质子中子的s=1/2,光子的s=1,介子的s=0;h'=h/(2π),h是普朗克常数)。s是整数还是半整数对粒子的统计性影响很大,著名的泡利不相容原理本质上就是s为半整数的粒子遵循费米-狄拉克统计。 粒子自旋通常都会使它带有磁矩,这样它就像一块小磁铁,在有梯度的磁场中它就会受力偏转(打到接收屏上后一般都明显地分为上下两条曲线,不是连续的一片)。这应该属于间接测自旋吧。自旋不仅在大小上是固定不变的,它在空间的任意方向上的投影的大小也只能取两个固定的数值——±sh'。这两点都与宏观物体的旋转大不相同,后者的角动量不论是总的大小还是它在某方向上投影的大小都是连续可变的,而粒子则是固定的或量子化的。由于粒子没有“形状”和“大小”,其“自转线速度”和“自转角速度”都是没有意义的。 粒子的自旋是除了它的三维外部空间的自由度以外的内部空间的第四个自由度,这个自由度上只有±sh'这两个分立的取值。不像空间坐标那样可以连续取值。最初是实验逼得人们认识到这一点的,后来狄拉克构建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这是一个关于自由带电粒子的满足狭义相对论要求——在洛仑兹变换下不变的波动方程,它自动给出了电子的自旋及其分量的分立取值。 量子力学给出的诸多结论连同量子力学本身都是匪夷所思的。玻尔曾说:“如果谁没被量子力学搞得头晕,那他就一定是不理解量子力学。”爱因斯坦说:“我思考量子力学的时间百倍于广义相对论,但依然不明白。”费曼说:“我们知道它如何计算,但不知道它为何要这样去计算,但只有这样去计算才能得出既有趣又有意义的结果。”(原话可能有出入,大意如此) 来看看数学上是怎样描述自旋的!尽管看完之后仍不免糊涂,但我想那会是有一些启发作用的,若还能从中体会到数学的奇妙就更好了。 量子力学认为物理系统的一切信息都已包含在确知的波函数Ψ中,为了提取其中的有用信息,量子力学把所有在它看来是有意义的物理量都“重塑”为相应的算符——一系列四则运算复数运算微分运算矩阵运算等运算规则的序列,然后将算符F作用在Ψ上,找到适当的Ψ(这样的Ψ一般都不只一个)使得:FΨ=fΨ(F是相同的情况下,满足上述关系的Ψ可有多个,每个Ψ可对应着不同的实数f;这样的Ψ称为本征函数,f称为本征值),那么,f就是F所对应的物理量在测量时可能测得的数值,测得f的概率可由与f对应的Ψ算出。(自旋的计算事例见,其中有涉及到“自旋为1/2的粒子是怎么能转两圈才能和不转一样”的问题。)
斯特恩-格拉赫实验中使用的炉子的温度在实验的标准描述中没有规定,因此不可能确定250度的温度是否合适。这取决于具体的实验设置和所使用的条件。一般来说,设置炉的温度以达到产生具有明确磁矩的原子束的所需条件,这是实验产生准确结果的关键要求。可能影响炉温的因素包括用于光束源的材料类型、所需光束强度以及光束随时间的稳定性。
测不准原理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1927年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是量子力学的产物 。这项原则陈述了精确确定一个粒子,例如原子周围的电子的位置和动量是有限制。这个不确定性来自两个因素,首先测量某东西的行为将会不可避免地扰乱那个事物,从而改变它的状态;其次,因为量子世界不是具体的,但基于概率,精确确定一个粒子状态存在更深刻更根本的限制。
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是通过一些实验来论证的。设想用一个γ射线显微镜来观察一个电子的坐标,因为γ射线显微镜的分辨本领受到波长λ的限制,所用光的波长λ越短,显微镜的分辨率越高,从而测定电子坐标不确定的程度△q就越小,所以△q∝λ。但另一方面,光照射到电子,可以看成是光量子和电子的碰撞,波长λ越短,光量子的动量就越大,所以有△q∝1/λ。再比如,用将光照到一个粒子上的方式来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一部分光波被此粒子散射开来,由此指明其位置。但人们不可能将粒子的位置确定到比光的两个波峰之间的距离更小的程度,所以为了精确测定粒子的位置,必须用短波长的光。但普朗克的量子假设,人们不能用任意小量的光:人们至少要用一个光量子。这量子会扰动粒子,并以一种不能预见的方式改变粒子的速度。所以,位置要测得越准确,所需波长就要越短,单个量子的能量就越大,这样粒子的速度就被扰动得更厉害。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要想测定一个量子的精确位置的话,那么就需要用波长尽量短的波,这样的话,对这个量子的扰动也会越大,对它的速度测量也会越不精确。如果想要精确测量一个量子的速度,那就要用波长较长的波,那就不能精确测定它的位置。换而言之,对粒子的位置测得越准确,对粒子的速度的测量就越不准确,反之亦然。经过一番推理计算,海森伯得出:△q△p≥ħ/2。海森伯写道:“在位置被测定的一瞬,即当光子正被电子偏转时,电子的动量发生一个不连续的变化,因此,在确知电子位置的瞬间,关于它的动量我们就只能知道相应于其不连续变化的大小的程度。于是,位置测定得越准确,动量的测定就越不准确,反之亦然。”=
海森伯还通过对确定原子磁矩的斯特恩-盖拉赫实验的分析证明,原子穿过偏转所费的时间△T越长,能量测量中的不确定性△E就越小。再加上德布罗意关系λ=h/p,海森伯得到△E△T≥h/4π,并且作出结论:“能量的准确测定如何,只有靠相应的对时间的测不准量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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