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哪个朝代的？他是谁？哪位仁兄帮帮忙！谢谢了！

朱熹是明代人

朱熹的生平:

中国人有一个喜欢神化伟人，为伟人制造光环的传统。所以，大凡伟人降生，总会出现吉祥的征兆。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在雷电晦冥之夜梦与神遇，且见蛟龙于其上，因而怀孕生下刘邦，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朱子的出世，则与吉祥的紫气相联系。据说，朱子诞生的那一天在朱氏故居婺源老屋的一口井中，突然升起的紫色雾气不断上升，在天空中凝成一片美丽的彩云，直到朱子降生才慢慢散去。这口预兆着吉祥的古井，后来被人们称为“虹井”，至今安静地躺在婺源县城稠密的民宅之中。婺源将产生一位文化伟人的征兆，早在朱子出生100年前就曾被人道破。在婺源县城外的芙蓉山上，葬着朱子的四世祖母程氏夫人。一天，有两位世外的高人路过此山，刚进山口，一阵扑鼻的香气袭来，令两人好生奇怪。其中一人说，此山风水极佳，100年后葬在这里的人，他们的后代将出现一位绝代佳人，并成为皇后，因为他闻到了胭脂的香气。但另一人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闻到的是翰墨香，100年后此人的后代将有一位圣人出现。果然，100年后诞生了程氏的四世孙朱子。后来，朱子中了进士衣锦还乡，亲往芙蓉山祭扫四世祖母之墓，并种下24棵杉树。现在程氏夫人墓完好地保存着。朱子手植的古杉现存16株，也早已长成几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了。人们为了纪念朱子和那个美好的传说，把芙蓉山改称为“文公山”。这些玄得有点离奇的传说，当然是不足为据的，但幼年时代的朱熹即已表现出过人的天资与探求真理的热情，恐怕并不是后人的虚构。朱熹4岁开始学话。有一天，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也”。不想牙牙学语的儿子竟会问他：“天之上何物？”这着实让做父亲的吃了一惊。6岁时，当别的孩子还只知道在河滩上嬉戏时，他却一人端坐在沙滩上画起了八卦。后来人们把尤溪的这片沙洲称为“画卦洲”。

尤溪，位于福建的腹地。朱松曾在这里任县尉，后寓居于此，并生下了朱熹。朱松的原籍为古徽州婺源。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望族大姓。被朱熹尊为一世祖的朱坏，在唐天佑中（904－907）率制史陶雅之命，领兵3000戍防婺源，就此定居，后来被任命为掌管一方茶政的官员。但是，这个家族到7世孙朱森手中时，已彻底败落，一蹶不振。朱森的儿子朱松靠刻苦攻读中举出仕，入闽为官，并最终落籍于福建。

朱熹的幼年是在战乱的烽火中渡过的。父亲朱松被战火驱赶着东躲西藏，几次丢掉官职。后来又因反对秦桧的主和政策受到打击而彻底丧失了仕进的前途。于是，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朱熹身上。他用严格的儒家教条管教儿子，要把他训练成一个饱学的大儒。朱松深受二程（程颐、程颢）理学的影响，他和李侗都师事于程颐的得意门生罗从彦。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说，早年游学京师，学为举子文，刻意于词章之学。宜和5年（1123年）以后，从学于罗从彦，始闻河洛之学。从此尽弃旧学，潜心于六经诸史和二程理学。幼年的朱熹就是在父亲理学思想的熏陶下成长。他八九岁时就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不间断。当读到《孟子·变秋章》时，弄懂了孔子所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理，就是要下功夫，不罢休地去做事情，就能成功。于是慨然发愤于自己的为学求知。10岁那年，当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时，“熹不自胜，以为圣人亦易做”，从此确立了以做“圣人”为榜样的人生目标。

朱熹14岁那年，父亲朱松因积劳成疾，不幸壮年病故，留下了孤儿寡母的朱熹母子。

朱松临死前并没忘记托付自己的后事，尤其念念不忘的是爱子的学业与前程。他在病榻之上对朱熹说：“籍溪的胡宅、白水的刘勉之、屏山的刘子翚，这3位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学问是有渊源的，为我所敬畏。我就要死了，你应把他们当自己的父亲一样，唯其言之听。这样的话，我也就死无遗憾了。”同时，他致书刘子翚，以妻、子相托。朱松死后，刘子翚把朱熹母子从建瓯接到五夫里，拉开了朱熹寄人篱下的生活之幕。

到了五夫里以后，朱熹进入刘氏家塾受学于三先生。在这里，他受到了严格而良好的全面的儒家教育，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先生在传授儒家经典的同时，也不时地将佛、老思想灌输给朱熹。儒、佛思想的搀和与混糅，是当时文化思想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儒学的衰败和社会的动乱，使无可奈何的知识份子们纷纷向佛、道寻找精神上的慰藉与出路。在这种文化思想之下，三先生喜好佛、老，将儒学与佛、道相糅合，并把这种充满了禅机与玄理的儒学传授给朱熹，也就不足为怪了。朱熹少年时代所受到的佛、道影响，曾使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沉湎于佛、道的经典与禅师的说教而不能自拔。但这也为他日后融儒、释、道为一体，建立新儒学准备了条件。

1147年秋天，建州举行“乡贡”。考官蔡兹在一群考生中发现一位考生的“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断言，此人“他日必非常人”。这个考生，就是 18岁的朱熹。

第二年朱熹再中进士，3年后（1151年）授佐迪功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

初入仕途的朱熹，在踌躇满志于齐国平天下的壮志的同时，丝毫也没有中止对学问、真理的追求。他在谋求学术思想的提升与深化。在同安上任前夕，他特意去拜访了父亲的“同门友”李侗。李侗与朱松曾一同从师于程颐的再传弟子罗从彦。朱熹与李侗相见并拜其为师，决定了朱熹学术思想由儒、佛杂糅向纯儒的转变，也使他真正成为二程理学道统上的嫡传弟子。从此，一个以振兴儒学为目标、以接嗣道统为己任的朱熹出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可歌可泣的活剧。

1162年，主和派的皇帝高宗赵构宣布退位，支持抗金的孝宗赵继位。这位新皇帝很想有所作为，所以登基不久即下诏书求直言。朱熹似乎从这位新君主的身上看到了抗金救国的希望，所以积极响应号召，上“对事”言政，提出了三点振兴朝纲，恢复中原的建议：一、“帝王之学不可不熟讲”。二、“修攘之计不可不早定”。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就是要求赵以儒家的道统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指南，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国家之大政策，以整顿朝纲、选贤用能为革除弊政的突破口，以期富国强兵，抗击外侮，恢复中原。在这一“封事”中，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初露端倪，并表现出坚决强烈的主战反和思想。

此后，朱熹多次为朝廷所征招出任地方的行政长官，但他志不在为官，故屡次辞命，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与授徒讲学。史书上说他一生在外做官的日子加起来总共只有9年，在中央政府仅仅40天。但即使在这短短的9年中，朱熹的政绩也是卓尔不凡的。

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恰在这一年，南康军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朱熹在领导这场大规模的赈荒救灾中显示出卓越的行政才干。他那周密细致的救荒措施、敢作敢为的办事作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终于使陷于绝境的一方灾民脱离了苦海。史书上说他“全活甚多”，而人民则称誉他“政声报最惟清白”。朱熹在做地方官期间，大力推行过两项为民谋利益的改革措施：一为“设社仓”，一为“正经界”。“社仓”用以救灾赈荒，使贫苦的农民免除高利贷的盘剥之苦；“正经界”则为了铲除豪民及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弊。朱熹为官，每到一处，总不忘建学校、兴教育、聚徒讲学。在知南康期间，他修复了荒废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并为书院制定了学规。在书院正式开讲的那一天，他亲自为学生讲课。每逢休息日，他总是到白鹿洞去，与学生们一起研讨论辩，答疑解惑。64岁时，朱熹被任命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到任不久，他即着手重新修复岳麓书院。据记载，朱熹白天处理政务，尽其辛劳；到了晚上，则与书院的学生们讲论学术，随问而答，略无倦色。他的讲学由于切己务实，切中时弊，又亲切诚恳，使听讲的学生们很受感动。一时间，岳麓书院成为三湘士子问道学经的圣地，“学者云集至千余人，各质所疑，论说不倦”。（《光绪善化县志》卷11）

此外，朱熹还创办了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每一处，他必兴办书院，为官一方，他必整顿县学，为理学培养了大批人才。

朱熹的一生，主要是学术研究与著书立说的一生。如果116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标志着朱熹理学之路的开始，那么在这以后的40年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中有几个重要的关捩与环节。

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这是朱熹辑录程颐、程颢二人与其学生“所见闻答问”之书。二程是理学的创始人，朱子由佛、道杂糅而入于儒之后，首先着手整理二程的遗文、遗训，其用心良苦。二程之世距朱子的时代已有百余年之久，他们的言论、著述已有不少为后人所窜易。朱子认为，理学开山祖们的心传之要已受到歪曲，“失之毫厘，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朱子年谱》卷之一下）所以，振兴理学必从在其根本开始。他强调，读程子之书，“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朱子年谱》卷之一下）

1170年，朱子41岁，他的母亲祝氏夫人去世。朱子在母亲的墓地筑寒泉精舍，一则以服三年守丧之期，再则接纳求学诸子，三则潜心著述。寒泉精舍的数年，是诸子学问大进、著述丰收的数年。

首先，他完成了自己理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与《通书解》的成书与出版，是这一构建完成的重要标志。

其次，他开始编著《四书集注》，着手重建儒学经典体系。

第三，他完成了标志着他自己独特的理学家史学体系的历史巨著——《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及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派、学术源流的专著《伊洛渊源录》。

第四，他与吕祖谦合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选辑《近思录》。这是一本理学的阶梯与入门读物，也是朱子寒泉精舍著述几年思想的总结。在这本书中，他借用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理学体系，简明精巧。这本书后来成为朱子学最基本的教课书。

1194年，光宗内禅，宁宗赵扩即位。为了“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玫愧集》卷26），赵扩采纳宰相赵汝愚的推荐，任命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宋代的侍讲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其任务就是专门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论经义，备顾问应对。显然，这是接近皇帝，并对其施加影响的好机会。但是，赵扩并不是一个真心要从理学中汲取治国之道的君主。他把朱熹招致麾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粉饰太平，装修门面。所以，当朱熹一旦以皇帝之师的身份向他宣讲“帝王之术”，要求他“正心诚意”、“动心诚意”、“动心忍性”，要求他读书穷理时，这位新君主立即产生了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他觉得朱熹是个好多管闲事，又夸夸其谈的书生。于是一道诏书将这位被大臣们推为“天下第一人”的大儒撵出了皇宫。这时，离朱熹入宫侍讲仅40天。

朱子在侍讲期间曾数度上疏言政。他主张限制君权，反对近习干预朝政，反对大臣专任己私，反对君主专断独裁。这不但引起皇帝的反威，更引起了以裙带关系入主朝政并专横独断的野心家韩胄的不满。由此引发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以朱熹及其学派为主要攻击对象的政治迫害。

1196年12月，朱熹被削职罢官。他的学术被斥为“伪学”，有人甚至上书要求杀朱熹以为道学者戒。朱子的学生蔡元定也被罢官流放。朱子的著作遭毁禁，一时间黑云压城，时论汹汹。1197年，又置《伪学逆觉籍》，其中宰执4人、大臣44人、武臣3人、士人88，共59人被列入黑名单。

在如此残酷的政治压力下，朱子显示出一个纯儒处乱不惊、超然物外的大无畏精神。1194年，他从京城退隐福建建阳，卜居于风景如画的考亭，并建成竹林精舍（后名沧洲精舍），照旧聚徒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当有人告诉他，朝廷正严道学之禁，并有人上书要求杀害他时，他一笑了之，说：“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必过虑。”（《朱子年谱》卷之四下）同时，他依然潜心著作，笔耕不辍。在罢官回乡到去世的短短4年中，他完成的论著有《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集传》（未全部完成，后由蔡沈补完）、《楚辞集注后语、辩证》。直到去世的那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1200年三月初九午时，一代文化巨人朱熹终于走完了他曲折而光辉的理论思维之路，带着遗憾和屈辱，离开了人世。

但是，他留下的遗产确是一首永远不死的人本主义的颂歌和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理学文化之路。他的学说、思想、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超越时代和历史的特殊价值。

韩胄死后不久，朱熹即被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谥曰“文”，并从此被尊称为“朱文公”。1227年，理宗下诏书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自此以后，朱熹被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封，他的著作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他的画像被列入孔庙受到祭祀。

沙洲红色景区，是一块红色文化传承地。有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旧址，中央红军总部宿营地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医院旧址，中央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等；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宿营住房旧址；有“半条被子”、“珍藏红军书”等故事；还有红军井、红军墓、红色文化陈列室、纪念广场等红色景点等等。

沙洲红色旅游景区位于汝城县西部，以沙洲瑶族村为核心，范围包括沙洲、韩田、秀水、文市、五一等村庄，西北至厦蓉高速文明出入口，东南至秀水村，面积约32平方公里。是按照“红色旅游＋水果产业＋电子商务＋基层组织”建设“四位一体”模式，打造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经典红色旅游景区。

这是一块红色文化传承地。有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旧址，中央红军总部宿营地（含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后勤部、卫戍司令部）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医院旧址，中央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等；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宿营住房旧址；有“半条被子”、“珍藏红军书”等故事；还有红军井、红军墓、红色文化陈列室、纪念广场等红色景点；是朱毛联名签署发布《出路在哪里？》文告的首发地、红军书发现地。红军长征曾在此宿营休整前后达7天，谱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一段历史。

这是一块民俗文化厚重地。沙洲村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古村落、湖南省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里祠堂老宅保存较好，有朱氏宗祠、罗氏宗祠、张氏宗祠、古桥、古庙、古井等民俗文化景点，还有大量湘南传统风貌的村民住宅和古巷，呈现独特的历史风貌。

这是一块生态发展富饶地。森林覆盖率高，滁水河、文市河穿境而过，有磐石公园、滁水河风光带、观光采摘园、水果采摘园、田园综合体等景点，自然景色秀丽；这里盛产特优奈李、水晶梨、百香果、杨梅、枇杷等20多种水果，是旅游观光、农事体验的好去处。

这是一块交通便利汇集地。厦蓉高速、省道324线贯穿全境，景区内有高速出入口，依托厦蓉高速和湘深高速在汝城县城形成的十字枢纽，景区到达湘东、井冈山、瑞金、粤北革命老区等红色旅游地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为红色旅游景点景区串联提供了便捷条件。

朱子的出世，则与吉祥的紫气相联系。据说，朱子诞生的那一天在朱氏故居婺源老屋的一口井中，突然升起的紫色雾气不断上升，在天空中凝成一片美丽的彩云，直到朱子降生才慢慢散去。这口预兆着吉祥的古井，后来被人们称为“虹井”，至今安静地躺在婺源县城稠密的民宅之中。婺源将产生一位文化伟人的征兆，早在朱子出生100年前就曾被人道破。在婺源县城外的芙蓉山上，葬着朱子的四世祖母程氏夫人。一天，有两位世外的高人路过此山，刚进山口，一阵扑鼻的香气袭来，令两人好生奇怪。其中一人说，此山风水极佳，100年后葬在这里的人，他们的后代将出现一位绝代佳人，并成为皇后，因为他闻到了胭脂的香气。但另一人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闻到的是翰墨香，100年后此人的后代将有一位圣人出现。果然，100年后诞生了程氏的四世孙朱子。后来，朱子中了进士衣锦还乡，亲往芙蓉山祭扫四世祖母之墓，并种下24棵杉树。现在程氏夫人墓完好地保存着。朱子手植的古杉现存16株，也早已长成几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了。人们为了纪念朱子和那个美好的传说，把芙蓉山改称为“文公山”。这些玄得有点离奇的传说，当然是不足为据的，但幼年时代的朱熹即已表现出过人的天资与探求真理的热情，恐怕并不是后人的虚构。朱熹4岁开始学话。有一天，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也”。不想牙牙学语的儿子竟会问他：“天之上何物？”这着实让做父亲的吃了一惊。6岁时，当别的孩子还只知道在河滩上嬉戏时，他却一人端坐在沙滩上画起了八卦。后来人们把尤溪的这片沙洲称为“画卦洲”。

尤溪，位于福建的腹地。朱松曾在这里任县尉，后寓居于此，并生下了朱熹。朱松的原籍为古徽州婺源。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望族大姓。被朱熹尊为一世祖的朱坏，在唐天佑中（904－907）率制史陶雅之命，领兵3000戍防婺源，就此定居，后来被任命为掌管一方茶政的官员。但是，这个家族到7世孙朱森手中时，已彻底败落，一蹶不振。朱森的儿子朱松靠刻苦攻读中举出仕，入闽为官，并最终落籍于福建。

朱熹的幼年是在战乱的烽火中渡过的。父亲朱松被战火驱赶着东躲西藏，几次丢掉官职。后来又因反对秦桧的主和政策受到打击而彻底丧失了仕进的前途。于是，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朱熹身上。他用严格的儒家教条管教儿子，要把他训练成一个饱学的大儒。朱松深受二程（程颐、程颢）理学的影响，他和李侗都师事于程颐的得意门生罗从彦。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说，早年游学京师，学为举子文，刻意于词章之学。宜和5年（1123年）以后，从学于罗从彦，始闻河洛之学。从此尽弃旧学，潜心于六经诸史和二程理学。幼年的朱熹就是在父亲理学思想的熏陶下成长。他八九岁时就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不间断。当读到《孟子·变秋章》时，弄懂了孔子所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理，就是要下功夫，不罢休地去做事情，就能成功。于是慨然发愤于自己的为学求知。10岁那年，当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时，“熹不自胜，以为圣人亦易做”，从此确立了以做“圣人”为榜样的人生目标。

朱熹14岁那年，父亲朱松因积劳成疾，不幸壮年病故，留下了孤儿寡母的朱熹母子。

朱松临死前并没忘记托付自己的后事，尤其念念不忘的是爱子的学业与前程。他在病榻之上对朱熹说：“籍溪的胡宅、白水的刘勉之、屏山的刘子翚，这3位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学问是有渊源的，为我所敬畏。我就要死了，你应把他们当自己的父亲一样，唯其言之听。这样的话，我也就死无遗憾了。”同时，他致书刘子翚，以妻、子相托。朱松死后，刘子翚把朱熹母子从建瓯接到五夫里，拉开了朱熹寄人篱下的生活之幕。

到了五夫里以后，朱熹进入刘氏家塾受学于三先生。在这里，他受到了严格而良好的全面的儒家教育，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先生在传授儒家经典的同时，也不时地将佛、老思想灌输给朱熹。儒、佛思想的搀和与混糅，是当时文化思想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儒学的衰败和社会的动乱，使无可奈何的知识份子们纷纷向佛、道寻找精神上的慰藉与出路。在这种文化思想之下，三先生喜好佛、老，将儒学与佛、道相糅合，并把这种充满了禅机与玄理的儒学传授给朱熹，也就不足为怪了。朱熹少年时代所受到的佛、道影响，曾使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沉湎于佛、道的经典与禅师的说教而不能自拔。但这也为他日后融儒、释、道为一体，建立新儒学准备了条件。

1147年秋天，建州举行“乡贡”。考官蔡兹在一群考生中发现一位考生的“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断言，此人“他日必非常人”。这个考生，就是 18岁的朱熹。

第二年朱熹再中进士，3年后（1151年）授佐迪功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

初入仕途的朱熹，在踌躇满志于齐国平天下的壮志的同时，丝毫也没有中止对学问、真理的追求。他在谋求学术思想的提升与深化。在同安上任前夕，他特意去拜访了父亲的“同门友”李侗。李侗与朱松曾一同从师于程颐的再传弟子罗从彦。朱熹与李侗相见并拜其为师，决定了朱熹学术思想由儒、佛杂糅向纯儒的转变，也使他真正成为二程理学道统上的嫡传弟子。从此，一个以振兴儒学为目标、以接嗣道统为己任的朱熹出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可歌可泣的活剧。

1162年，主和派的皇帝高宗赵构宣布退位，支持抗金的孝宗赵继位。这位新皇帝很想有所作为，所以登基不久即下诏书求直言。朱熹似乎从这位新君主的身上看到了抗金救国的希望，所以积极响应号召，上“对事”言政，提出了三点振兴朝纲，恢复中原的建议：一、“帝王之学不可不熟讲”。二、“修攘之计不可不早定”。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就是要求赵以儒家的道统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指南，以修政事、攘夷狄为国家之大政策，以整顿朝纲、选贤用能为革除弊政的突破口，以期富国强兵，抗击外侮，恢复中原。在这一“封事”中，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初露端倪，并表现出坚决强烈的主战反和思想。

此后，朱熹多次为朝廷所征招出任地方的行政长官，但他志不在为官，故屡次辞命，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与授徒讲学。史书上说他一生在外做官的日子加起来总共只有9年，在中央政府仅仅40天。但即使在这短短的9年中，朱熹的政绩也是卓尔不凡的。

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恰在这一年，南康军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朱熹在领导这场大规模的赈荒救灾中显示出卓越的行政才干。他那周密细致的救荒措施、敢作敢为的办事作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终于使陷于绝境的一方灾民脱离了苦海。史书上说他“全活甚多”，而人民则称誉他“政声报最惟清白”。朱熹在做地方官期间，大力推行过两项为民谋利益的改革措施：一为“设社仓”，一为“正经界”。“社仓”用以救灾赈荒，使贫苦的农民免除高利贷的盘剥之苦；“正经界”则为了铲除豪民及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弊。朱熹为官，每到一处，总不忘建学校、兴教育、聚徒讲学。在知南康期间，他修复了荒废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并为书院制定了学规。在书院正式开讲的那一天，他亲自为学生讲课。每逢休息日，他总是到白鹿洞去，与学生们一起研讨论辩，答疑解惑。64岁时，朱熹被任命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到任不久，他即着手重新修复岳麓书院。据记载，朱熹白天处理政务，尽其辛劳；到了晚上，则与书院的学生们讲论学术，随问而答，略无倦色。他的讲学由于切己务实，切中时弊，又亲切诚恳，使听讲的学生们很受感动。一时间，岳麓书院成为三湘士子问道学经的圣地，“学者云集至千余人，各质所疑，论说不倦”。（《光绪善化县志》卷11）

此外，朱熹还创办了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每一处，他必兴办书院，为官一方，他必整顿县学，为理学培养了大批人才。

朱熹的一生，主要是学术研究与著书立说的一生。如果116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标志着朱熹理学之路的开始，那么在这以后的40年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中有几个重要的关捩与环节。

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这是朱熹辑录程颐、程颢二人与其学生“所见闻答问”之书。二程是理学的创始人，朱子由佛、道杂糅而入于儒之后，首先着手整理二程的遗文、遗训，其用心良苦。二程之世距朱子的时代已有百余年之久，他们的言论、著述已有不少为后人所窜易。朱子认为，理学开山祖们的心传之要已受到歪曲，“失之毫厘，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朱子年谱》卷之一下）所以，振兴理学必从在其根本开始。他强调，读程子之书，“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朱子年谱》卷之一下）

1170年，朱子41岁，他的母亲祝氏夫人去世。朱子在母亲的墓地筑寒泉精舍，一则以服三年守丧之期，再则接纳求学诸子，三则潜心著述。寒泉精舍的数年，是诸子学问大进、著述丰收的数年。

首先，他完成了自己理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与《通书解》的成书与出版，是这一构建完成的重要标志。

其次，他开始编著《四书集注》，着手重建儒学经典体系。

第三，他完成了标志着他自己独特的理学家史学体系的历史巨著——《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及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派、学术源流的专著《伊洛渊源录》。

第四，他与吕祖谦合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选辑《近思录》。这是一本理学的阶梯与入门读物，也是朱子寒泉精舍著述几年思想的总结。在这本书中，他借用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理学体系，简明精巧。这本书后来成为朱子学最基本的教课书。

1194年，光宗内禅，宁宗赵扩即位。为了“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玫愧集》卷26），赵扩采纳宰相赵汝愚的推荐，任命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宋代的侍讲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其任务就是专门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论经义，备顾问应对。显然，这是接近皇帝，并对其施加影响的好机会。但是，赵扩并不是一个真心要从理学中汲取治国之道的君主。他把朱熹招致麾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粉饰太平，装修门面。所以，当朱熹一旦以皇帝之师的身份向他宣讲“帝王之术”，要求他“正心诚意”、“动心诚意”、“动心忍性”，要求他读书穷理时，这位新君主立即产生了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他觉得朱熹是个好多管闲事，又夸夸其谈的书生。于是一道诏书将这位被大臣们推为“天下第一人”的大儒撵出了皇宫。这时，离朱熹入宫侍讲仅40天。

朱子在侍讲期间曾数度上疏言政。他主张限制君权，反对近习干预朝政，反对大臣专任己私，反对君主专断独裁。这不但引起皇帝的反威，更引起了以裙带关系入主朝政并专横独断的野心家韩胄的不满。由此引发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以朱熹及其学派为主要攻击对象的政治迫害。

1196年12月，朱熹被削职罢官。他的学术被斥为“伪学”，有人甚至上书要求杀朱熹以为道学者戒。朱子的学生蔡元定也被罢官流放。朱子的著作遭毁禁，一时间黑云压城，时论汹汹。1197年，又置《伪学逆觉籍》，其中宰执4人、大臣44人、武臣3人、士人88，共59人被列入黑名单。

在如此残酷的政治压力下，朱子显示出一个纯儒处乱不惊、超然物外的大无畏精神。1194年，他从京城退隐福建建阳，卜居于风景如画的考亭，并建成竹林精舍（后名沧洲精舍），照旧聚徒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当有人告诉他，朝廷正严道学之禁，并有人上书要求杀害他时，他一笑了之，说：“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必过虑。”（《朱子年谱》卷之四下）同时，他依然潜心著作，笔耕不辍。在罢官回乡到去世的短短4年中，他完成的论著有《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集传》（未全部完成，后由蔡沈补完）、《楚辞集注后语、辩证》。直到去世的那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1200年三月初九午时，一代文化巨人朱熹终于走完了他曲折而光辉的理论思维之路，带着遗憾和屈辱，离开了人世。

但是，他留下的遗产确是一首永远不死的人本主义的颂歌和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理学文化之路。他的学说、思想、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超越时代和历史的特殊价值。

韩胄死后不久，朱熹即被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谥曰“文”，并从此被尊称为“朱文公”。1227年，理宗下诏书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自此以后，朱熹被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封，他的著作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他的画像被列入孔庙受到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