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的古墓里有一座庙。据灵石县志记载，“汉高祖请去代番岭，将侯长乐宫钟室杀了，先将书信送到帝府，好下葬。”重修汉淮阴侯庙记元代碑刻说韩信“金明昌为殿初”。也就是说，韩信寺始建于晋代明昌年间，也就是公元11901195年。历经历朝历代，韩信寺，又称韩后寺，屡经修缮，成为秦晋古道上的一处名胜。众多公职人员瞻仰，大多留下诗文。所以历史上有那么多咏怀韩信墓祠的诗词，令人目不暇接。他们一致的观点是，爱惜人才，惜死人才。比如明代诗人于谦写的七律过韩侯祠:“当你踮着脚走过一场危机时，你不懂如何避开锋芒，成功后你会回过神来。当你保住你的土地时，你为什么要乞求一个假国王？汉帝的尺度应该是开明的，蒯生是否应该提出忠君之策？坟埋在腰山路，留在马可惜！”
在众多咏怀韩信墓的诗词中，只有清代关中王祉萱的一副对联比较特别。这幅对联当时镶嵌在韩信寺大门两侧，写着“山灵难拔，众目难见，子思地悲。”联盟说项羽在韩信面前无可奈何，下联说汉高祖在为韩信悲痛。
王之天的观点揭示了韩信被处决的历史谜团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汉武帝刘邦在韩信被处决后感到惋惜。
其实这个观点早在史记年司马迁就已经说过了，“高祖已从皇军中来，见其信又喜又怜。”司马迁写春秋史实，字字珠玑，句句千钧一发，一个“惜”字，道出了刘邦对韩信的珍惜和惋惜。
那么，汉高祖刘邦后悔的是什么呢？韩信不是造反了吗？你该死！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历史就会发现，韩信的悲剧结局，既不是高震的功劳，也不是他的谋反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韩信自身的时代和政治局限性。
韩信的时代在公元前196年之前。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动荡时期。在此之前，东周存在的515年里，东周朝廷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诸侯国各自为战，互相攻击。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指这个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东周为榜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然而，新兴的秦朝犹如昙花一现，仅仅维持了15年，便销声匿迹了。在历史长河中，15年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当时的奴隶制社会结构虽然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奴隶制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特别是在一些没落贵族的心中。韩信就是主要代表之一。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韩信，是一个军事巨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侏儒。正如原灵石县令耿彦博在灵石八景序要年所言，“治军之天才，不可理政也”。韩信是太子，总想着孝敬祖先，有远大抱负。“韩信虽然是一介平民，但志向不同。她妈死了，她穷得不能下葬。但是，她的营地又高又开阔，可以在她身旁安置几千人。”
有远大抱负的人，一定是有政治理想的人。韩信的政治理想，在他被刘邦拜了之后，在与刘邦的一次对话中表达得很清楚。正所谓“今之王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让天下勇者，何不惩之！以天下封英雄之城，何乐而不为！以义兵归东方者，不离矣！”说到这里，韩信用力一点
正是因为这种价值取向，才做出了后来逼封齐王的举动；也正是因为这种取向，后来武陟、蒯通劝他“称王”、“称王天下，靠自己的腿活着”时，“韩信犹豫着要不要和韩平起平坐，自以为做了那么多，但韩绝不会把我争取过来”，并说“虽不容易死”。
可见，韩信的理想是做一方诸侯，一人一万人，其愿足矣！但他的理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也与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新水平的新兴地主阶级——刘集团的利益相冲突。所以，注定以悲剧收场。刘邦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封建王朝。他想当皇帝，他绝不允许任何不受控制的王子存在。你看，与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的张亮、萧何，都不是因为政绩高而被定罪，而与韩信同时代的彭越、英布、陈毅等七位异姓王，却全部幸免。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韩信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如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年所说，“灭六国，六国非秦，归秦，非天下。”韩信的杀手锏韩信，是韩信自身时代和政治局限造成的韩信悲剧。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代表，他虽然天赋异禀，但是他所代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注定要被淘汰。
嵇康(22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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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223～262),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国侄县(今安徽宿县西南),改姓嵇。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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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山涛(20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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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约22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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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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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作品《酒德颂》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木盍ke)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借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有一与刘伶有关的好玩故事，不知是否属实：刘伶的“鹿车”后跟着一小童儿，还扛着锄头，非常奇怪。路人问小童儿，小童儿答：“醉死了好埋呀！”
阮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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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王戎(23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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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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