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有什么文化交流？

三韩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古老民族，共有三个分支，即马韩、辰韩和弁（biàn）韩。马韩在今京畿（jī）道、忠清道、全罗道一带；辰韩在今庆尚道洛东江东侧；弁韩则在洛东江西侧。古代朝鲜半岛南部社会发展缓慢。中国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三韩仍处在部落联盟阶段。马韩人在三韩族中居于主体地位；辰韩中，有一部分原系秦朝人，因逃避秦王朝的苦役流亡到这里，马韩首领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部地方，也称秦韩；弁韩在辰韩之南，有辰韩人杂居，也称弁辰。中国大陆的铁器文化与青铜器文化一起，经半岛北部传人三韩后，半岛南部的稻作、蚕桑等农业生产便有了飞跃性发展，三韩也因此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了铁器时代。

后来，马韩众部落发展为百济国，辰韩诸部落发展为新罗国。新罗于公元532年至562年间统一了弁韩诸部落，并于660年借助唐军的力量统一了百济国。至此，原三韩地域便完全归属于新罗。

高句丽（句：gōu）原为中国东北浑江流域一个古老部族。公元前37年，部族首领高朱蒙在纥升骨城（纥：hé，今辽宁桓仁）定都称王，国号高句丽。公元3年，高句而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自第六世太祖大王高宫起，王位世袭得到确立，王权得到加强，国家体制初具规模。高句丽自四世纪初占据乐浪郡后，便与半岛南部两个三韩族国家百济和新罗直接接壤，三国间激烈的角逐也便由此展开。新罗受到高句丽、百济的不断进攻，处境十分危险，于是请求唐朝出面于预。唐朝调解无效，便在新罗配合下出兵，于公元660年灭百济，再于668年灭高句丽。百济、高句丽灭亡后，新罗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大同江以北直到辽东则归唐朝管辖。

公元372年，秦王苻坚（公元338～385年，前秦世祖。西晋灭亡、东晋在南方建立之时，黄河流域的各族统治者彼此争伐混战，在1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许多国家，历史上称为“十六国”。十六国中有前秦、后秦、西秦。前泰建于350年，灭亡于394年）遣使及浮屠（和尚）顺道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高句丽第十七代君主小兽林王也遣使者答谢。两年后，僧人阿道又自前秦至高句而。375年，高句丽始建肖门寺，以安置顺道；又建伊佛兰寺，以安置阿道。从此，佛教传人了高句丽。

与苻坚遣使赴高句丽的同一年，高句丽设立国家教育机关太学，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高句丽教育事业，其时已有较大的发展。高句丽自建国初期起，就利用汉文撰修本国史籍。有人用汉文记下高句丽史事100卷，名日《留记》。公元600年，婴阳王诏令太学博士李文真，将《留记》整理删订为《新集》五卷。好太王碑更是高句丽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碑在集安县城东九华里处，建于高句丽将其政治中心迁移至朝鲜半岛前不久的公元414年。碑身高6．39米，四面环刻汉字碑文，以东南为正面，共44行，每行一般为4l字，计1775字。

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在位）派遣使臣前往高句丽，带有天尊（道教徒对该教所奉天神中最高贵者的尊称）像及道土。使团宣讲《老子》时，道俗听者竟达数千人。公元643年，高句丽宝藏王派遣使者人唐，求取道教经典；唐太宗于是派遣道士叔达等8人前往高句而传扬道教，并赐老子的《道德经》。道家学说传人高句丽后，曾一度有压倒佛教之势。这一时期，高句丽进而派遣贵族子弟人唐，以直接吸收汉文化。

高句丽艺术与中国的关系，可从古墓墓室壁画中看到。壁画墓集中分布在集安、平壤、安岳三地，壁画题材又大体分为三类：社会生活风俗画、案画和神灵画。前两类多为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中叶的作品，后者多为五世纪末至六世纪中的作品。高句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朝鲜半岛之后，墓室壁画从题材到技法仍保持着与汉文化的深厚渊源。

墓葬壁画和史籍中也描绘、记载了中国与高句丽之间在音乐方面的交流。在冬寿墓（位于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公元375年营造，1949年发掘。墓主冬寿，原为辽东慕容氏官员，公元336年亡命高句丽）前室壁画的奏乐上，绘有乐队和仪仗队，乐队坐，仪仗队立。专家推断：在殿庭演奏的这种仪礼乐，应是鼓吹乐；而高句丽的这种殿庭鼓吹，应是中国汉代的黄门（官署名）鼓吹。

从后室壁画的舞乐上，可以看到高句丽乐器玄琴。据史书记载，这种乐器是第二丞相王山岳参照中国七弦琴的式样制造的，演奏时因有“玄鹤来舞，遂名玄鹤琴”，后来便称玄琴。与前室壁画的鼓吹不同，这里没有仪仗。由此可以断定这里不是礼宴，而是曲宴（私宴），使用的乐器为玄琴、洞萧以及中国晋人创制的阮成（简称“阮”，拨弦乐器。古琵琶之一种，四弦有柱。相传西晋文学家阮成善弹此乐器，因而得名。）

百济国也曾广泛吸收汉文化。公元346年至375年，近肖古王在位期间，博士高兴以汉文撰修百济国史《书记》，这表明百济引入汉字和汉文化已非一日。公元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至百济；第二年，百济在南汉山建佛寺，度僧十人。佛教从此开始在百济流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百济学者王仁应邀赴日本，向太子菟道稚郎子等讲授《论语》。此事表明，百济不但广泛深入地吸收了汉文化，而且还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架设了桥梁。

据《周书》（唐令狐德等撰，纪传体北周史。北周，南北朝时代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起于公元557年，亡于581年）记载，百济的青年学子普遍喜欢骑射，并且努力学习中国古代典籍。他们之中的优异者不仅能用汉文撰写文章，而且懂得阴阳五行（阴阳和五行两说的合流）乃至占卜之术。这说明，当时以中国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百济教育事业已相当发达。公元534年至541年间，百济曾多次遣使与梁（南北朝时代南朝的一个王朝，建于公元502年，亡于公元557年）通贡，并请《涅檠》等经义、《毛诗》博士以及工匠、画师等，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年在位）对百济的所有要求都曾给予满足。七世纪中叶，百济同高句丽一样，也派遣贵族子弟入唐，以学习、吸收汉文化。

百济的墓葬，以公州宋山里墓群为代表。这里的四神家，墓壁上有取材于中原神话故事、用白粉绘成的四神。武宁王陵出土的青铜镜，据考证是百济复制的、典型的中国六朝（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康即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是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前后三百余年的历史时期的泛称）镜；墓中出土的青瓷器，也来自中国。甚至，该墓的墓砖形制与墓室结构，也与中国南朝的风格颇为近似。

百济的佛雕，也源于中国六朝。百济佛自然主义色彩浓郁，表情温和，颇有人情昧。大部分佛像的面部都浮现出所谓的“百济的微笑”。比如扶余军守里废寺址出土的金铜观音菩萨立像和蜡制如来坐像（均藏于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既保持了传统的形式特征，又都是体现“百济的微笑”的佳作。

七世纪前半叶，百济开始雕刻摩崖佛。1958年于忠清南道瑞山发现的摩岩佛，为释迦三尊。本尊及观音菩萨为立像，弥勒菩萨则为半跏（jiā，盘腿而坐意）像。本尊的眼睛大睁，并浮现出快活的微笑。从中可以看到：此时的百济仍然保持着中国南朝的传统，只是佛像衣褶（zhě）显得有些生硬。据此可推知这已是百济晚期的作品。

新罗是4世纪中叶至10世纪30年代三韩族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公元682年，新罗建立国学。八世纪中叶改国学为太学监，设置各科博士及助教，定《论语》、《孝经》为必修科目，《礼记》、《周易》、《左传》、《毛诗》、《尚书》、《文选》为选修科目。人学者主要是15至30岁的贵族子弟，修业年限为9年。公元788年，新罗实施“读书三品科”制度，进行国家考试，以录用官吏。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汉学的普及，新罗涌现出了像帝文、守真、良、风训、薛聪、强首等许多文人，其中强首以擅写外交文书著称。新罗文武王金法敏671年《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是强首手笔。《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是朝鲜古代珍贵的汉文文章典范。

公元631年之后，唐太宗曾几次视察国学，表示他对国学的重视和支持。此后，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音bō）相继派遣子弟来人国学。837年，新罗在唐朝国学的留学生达216人之多。新罗留学生中，有成就者不乏其人，金云卿、金文蔚、崔致远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崔致远生于公元857年，自幼聪颖好学，12岁时随海舶入唐。临行前，父亲对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矣。”对他寄予了极大期望。崔致远在唐刻苦求学，18岁时中进士，调授宣州溧水（今江苏镇江地区）县尉（官名。始于秦，两汉沿置，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掌管一县军事。唐代县尉通常为进士出身者初任之官）。致远28岁时，思归故国，唐僖宗（李儇xu~tn，公元874年至888年在位）于公元885年命他持诏书东归，归国后，被新罗朝廷留为侍读（官名）兼翰林学士。致远晚年，因痛恨朝政腐败，决心远离官场，于是携带家人隐居伽椰山海印寺，直至逝世。致远在唐时已颇有名气，与唐诗人罗隐、顾云等交谊甚厚。归国前，顾云曾以诗为他送行，诗中写道：

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

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

崔致远所著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他对新罗时代的学术和文学发展贡献很大，被认为是朝鲜汉文学的奠基人。

在唐为官的新罗人，比较有名的还有张保皋、郑年、梁悦等。张保皋、郑年是武将，能征惯战，智勇双全，中唐诗人杜牧（公元803～852年）曾为之作传。朝鲜《三国史记》中的张保皋、郑年列传，就是杜牧撰述的转录，只是对张、郑在新罗晚期政局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杜牧所记略异。

新罗统一百济、高句丽前，从总体来看，新罗的书法较高句丽、百济落后。所流行的书体，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是所谓的“俗体书”。新罗统一百济、高句丽后，才直接汲取唐朝的书法艺术，其所推重和流行的，是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唐书法家）体和欧（阳询，公元557～641年，唐书法家）体。

新罗的书法家中，以金生最为杰出。金生出身寒微，终生致力于书法，年逾（yú，超过）八十，仍临池不辍（chuò，中止、停止）。其隶书行草，皆出神人化，被世人视为珍品。公元954年竖立的《奉化太子寺朗空大师白月栖云塔碑》，即金生真迹的集字。

唐与新罗，也有花籽、茶和茶种等物品方面的交流。《三国史记·善德女王本纪》中，便记载了这样一段佳话：

善德女王，讳德曼，真平王长女也。德曼性宽仁明敏。真平王薨（hōng，死），无子，国人立德曼。真平王时，得自唐来牡丹花并花籽，以示德曼。德曼日：“此花虽绝艳而必无香气。”王笑口：“尔何以知之？”对曰：“画无蜂蝶，故知之。大抵女有国色，男随之。花有香气，蜂蝶随之，故也。此花绝艳而画又无蜂蝶，是必无香气。”种植之，果如此言。

据可靠记载，茶是新罗时期从中国传人朝鲜的。公元828年，新罗遣唐使大廉从中国带回茶种，种于地理山（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从此朝鲜开始了茶的种植与生产。至今，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庆尚南道等地仍生产茶叶，茶叶的种类也不少。当然，当时及后来逐渐引入朝鲜的，还有中国的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注重完整的茶道仪式，而朝鲜则更重茶礼。

前秦时期。佛教传人高句丽，接着，又由高句丽传入新罗。随着佛教在新罗逐渐兴盛，到中国留学的新罗僧也日见增多。他们之中，有些人终身留在中国，长期从事佛经的翻译或注疏，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学成归国，成为新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的鼻祖。

公元549年春，“梁遣使与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见于《三国史记》。舍利shèlì刨，佛教称释迦牟尼遗体焚烧之后结成珠状的东西，后来也指德行较高的和尚死后烧剩的骨头，亦称舍利子）。这是新罗僧到中国留学的最早记录。新罗留学僧圆光，于公元578年到陈（南北朝时代南朝的一个王朝，建于公元557年，亡于公元589年），在金陵庄严寺听讲，广研佛教经典；后住苏州虎丘山，讲《成实》及《般若》，在中国传扬新罗僧人的名望。陈亡后，圆光人长安，研习《摄论》。后归国传扬佛法，卒于公元630年。圆光在出家之前就曾广读汉籍，读过《论语》、《孟子》、《春秋》、《史记》等；后来他提出五戒，即“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这五戒成为新罗青年组织“花郎道”的中心理念。不难看出，五戒源于儒家及释家思想。

公元627年，15岁的新罗僧圆测来到唐代都城长安求学，从中国高僧学习佛教经论。玄奘法师回国后，圆测立即前往就学，得受《瑜伽师地论》（“瑜伽”亦作“瑜珈”，梵文为Yoga）。《成唯识论》等。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大德，佛教名词。对佛及高年和尚的敬称），为《成唯识论》、《解深密经》、《仁王经》等撰疏。唐高宗后期和武则天执政初期，圆测被选人译经馆，帮助中天竺地婆诃罗翻译《大乘密严经》、《大乘显识经》等。圆测勤敏好学，成为玄类法师的著名弟子之一。逝世后，与玄类的另一位著名弟子窥基被分葬在玄类墓塔的两侧。

传入朝鲜的中国佛教宗派，有律宗、涅槃宗、华严宗、法性宗、法相宗、净土宗、天台宗、禅宗。禅宗在朝鲜分立于九山，即迦智、实相、桐里、阇掘（shé kū）、风林、狮子、圣住、须弥、曦阳。一般指称前五宗及禅宗为五教九山。五教九山的开创时间，除九山中的须弥山及曦阳山在高丽王朝初年外，其他全在新罗王朝时期。

自菩提达摩（Bodhi-dharma。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起，佛教禅宗开始在中国流传。中国禅宗传至六世祖惠能（即慧能，公元638～713年）时，分为南顿禅（南宗）和北渐禅（北宗）。中国禅宗极盛时期在唐朝，那时，曾有不少新罗僧人来唐学习禅法。

首先将中国禅宗引入朝鲜的是新罗僧人法朗。据传：法朗从中国禅宗四世祖道信（公元580～651年）学得禅法后返回新罗，将禅法传给了弟子神行（又写作信行、慎行，公元704～779年）。神行学习禅法后，感到有责任让禅法在朝鲜广为传布，于是决定亲自来唐，在高僧普寂（即大照禅师，北宗开创者神秀的弟子）的门人志空门下修道。后来，神行回到朝鲜，在智异山传道。

还有两位在中国佛教宗派的传布中影响较大的新罗僧人，一为义湘，一为元晓。义湘于公元669年抵唐，投终南山智俨（yǎn）法师（世称“至相大师”）研习《华严经》经义，与中国佛教华严宗实际创始者“贤首大师”（即法藏法师）同学。回国后，义湘成为新罗华严宗初祖。义湘门下有悟真等十大弟子，华严宗因此得以在新罗兴盛。

元晓曾与义湘一同赴唐，因途中被高句丽拘留而未果。元晓深人钻研玄奘新译佛经诸论，在新罗倡导法性宗。为消弭（xiāomǐ，消除）各宗派的对立，他撰著了《十门和诤论》。正因如此，元晓的法性宗与唐朝的法性宗略有差异，被称为“海东（朝鲜）宗”。元晓破戒后，自称J、性居士，皈依（guīyī，也作。归依”）净土宗，并周游各地，致力于此宗的传布。

据传，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的安徽省九华山，与新罗僧人金乔觉有着特殊的渊源：乔觉本是新罗王族，唐时航海来到江南池州府青阳县九子山（后称九华山）修行。他端坐山头数十载，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夏坐于石函（石匣）之中圆寂。据说他的肉体三年不腐，与佛经中的地藏菩萨瑞相相似；佛教信徒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因此称之为“金地藏”。当时的居士、僧众在他的葬地修建了“地藏培”，供人朝拜。九华山从此香火日盛，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鼎盛时期，九华山有佛寺300余座，僧众4000余人，香烟缭绕，终年不绝。

黄石公，道教学者，生于秦汉，被道教列入神谱。相传黄石公是秦末汉初五大隐士之一，排行第五。说他躲避秦乱，住在东海下邳。当时，张亮因为没能刺中秦始皇而死，藏在了邳下。在下邳桥遇见黄石公。

张亮试了三次后，黄石公给了他《史记留侯世家》。临走时说，‘十三年后，冀北古城山脚下，黄石公将是我。’张亮后来用黄石公给的兵法帮汉高祖刘邦赢了天下，十三年后在济北古城门口找到了黄石，带去神龛。后世有黄石公《素书》和《素书》。

我一直认为黄石公是张亮为了自救而故意虚构出来的。首先我想说，司马迁的《黄石公三略》是非常严谨的，其中涉及的神话也是经过严密考证的。这和迷信没有关系。他老人家只是记录了最广泛、最通俗的群众意见，而这种意见的形成是由深层次的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

古代史伴随着神话，具有普遍性，所以不用多说。但是，现代人物的神话往往是有意为之的。当时民间流传的

而张亮的传说主要是为了展示其

“政治地位和求长生，我更喜欢后者”的观点。很明显是为了自保。黄石公是什么并不重要。他是老头还是奥特曼都无所谓。关键是张亮的态度和行动。如果他真的喜欢求仙，为什么自己求仙却执着于灭秦？他为什么不想去博浪沙求仙？还是秦朝带兵的时候，刘邦和项羽打白。烧栈道为何不求神仙？

韩完全没办法，就退了。他为什么不去求长生，反而回到刘邦身边？或者当世界尘埃落定，你可以轻轻求一个仙女，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觉得有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就是先韩后韩。他认清了现实，抛弃了前者，完美地实现了后者。他是一位顶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在这里，他所做的是伟大和辉煌的。当然，他也是世界上最差、最烂、最半吊子的求仙者。在这里，他只是动动嘴唇来表明他的态度：我非常想念黄石公。结束了。什么都没做。这恰恰再次证明了他的聪明。

刘邦被称为张亮唯一，这种尊敬来自于他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张亮从未表现出的强烈的政治欲望。刘邦封张亮的时候，张亮说，我只想第一次和你在一起。我想那时候刘邦的内心一定是美好的。嘿，张亮的嘴真甜。刘邦消灭了许多英雄，而张亮平静地度过了一生。成功且毫发无损。所以黄石公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亮利用黄石公的理论来保护自己。这是大智慧。另一方面，黄石公是一个好名字，也就是一块到处都可以找到的黄石头。济北外肯定有。它只是一块石头。它不会跑也不会说话。死无对证。为什么张亮不说他会在济北城外遇到一个史诗般的英雄，带着彩云来迎接他？

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六千年前，朝鲜族的起源地朝鲜半岛南部已经有现代人类活动，这些人应该是最早的朝鲜族直系祖先。这些人从事渔猎活动，和中国东北的土著类似，鉴于当时朝鲜半岛就已经孤悬海外，唯有同北方有陆地接壤，这些以小部落聚居的人在文化上无疑同中国东北土著属于同一谱系（但是决不能说属于同一民族，因为当时还没有当代意义上的民族）。很多证据表明，中国东北的肃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说通古斯语的，通古斯语是肃慎被同化的结果。无疑，当代肃慎人的后裔满语支各族和通古斯语高度相似，他们的早期语言的痕迹已经难觅踪迹。在肃慎人通古斯话的同时，朝鲜族的祖先，半岛南部的众多小部落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由于受到中国内地移民、文化的影响，他们先是受到汉族先民、然后是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使得朝鲜语在语法上充满通古斯特点，但是在词汇上却弥漫着汉语词汇。关于半岛南部的这些小部落在遥远的古代曾经同肃慎人属于同一谱系的观点，在韩国也有学者提出。他还进一步指出，朝鲜族的檀君神话正是这个族群原始文化的遗迹。事实上，在中国的鄂温克族神话中，也有关于熊的内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现在偏处亚洲东北角的古亚细亚族群正是以熊的文化为其显著特点。由此可见，中国东北，包括朝鲜半岛南部，在遥远的古代和西伯利亚一样曾经是古亚细亚人的活动范围，而今天的民族状况只能是历史上民族融合、文化交往的结果。大约在周代初年，辽河以东、松花江以西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它无疑是从外部传入的。辽河以西地区是中国农业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周初，商朝不少遗民北迁，紧接着是姬姓燕国的出现，引起了辽西地区族群的大动荡，一部分人群度过辽河带来了农业文化，他们的语言应该是通古斯语，他们和当地肃慎人融合，产生了文献上的辽东地区的秽和貊。比如，沃沮人无疑是貊的近亲族群，但是他们的后代鄂温克人的文化至今仍然有古亚细亚文化的特征，因此沃沮人无疑是通古斯化肃慎人，因此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北沃沮和肃慎人（当时叫挹娄）人的杂居，沃沮人生活在较为平敞的地方，既从事渔猎，也从是农业，挹娄生活在只是和渔猎的河流上游，包括今天的长白山，经济水平较高的沃沮经常遭到挹娄的劫掠在半岛南部，情况有所不同。内地文明古代盛行太阳崇拜，太阳升起在东方，因此，东方之地在古代倍受内地人的重视，他们将神秘的东方之地成为旸谷，汤谷，朝鲜，辰，本意都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后来日本正式定国号，本意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是一个完全汉化的名字。旸谷，汤谷，朝鲜，辰在古代都是泛指东方，并没有特定的界限，包括今天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辽河一带及其东方，都可以叫做旸谷，汤谷，朝鲜，辰。大约在三千五百年前，山东半岛的居民横渡黄海，来到了今天的韩国忠清道、京畿道一带，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文化，但是他们的人数极少，只是在当地形成了一些原始的农业定居点。商末，纣王征讨今天的山东一带，周初，周公再次征讨这一地区，这引起了更大的移民潮，他们从山东半岛来到了忠清道、京畿道，他们带来了成熟的农业文化，按照自己东方为辰的地理文化观念，将新的地方叫做辰，很显然，当地的土著尽管在人数上依然占多数，或者至少不占少数，但仍然被同化了，成为辰人。到了汉初，这些人的后裔遣使汉朝皇帝，成为皇帝的臣民。大约与此同时，商王族的箕子带着属民五千人来到了辽西，随即被周武王册封为朝鲜侯。从箕子的爵位来看，武王的本意无疑是利用箕子的能力和威望，建立周室在朝鲜——太阳升起的地方的统治。但是，武王死后，广泛的反抗周室的叛乱席卷东方。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讲究礼法的箕子拒绝了叛乱，但是为各叛乱势力所逼，为求自保，只好继续东迁，到达了今天的大同江一带。箕子选择这样的迁徙路线由两个可以解释的原因，一个是当时的东方以无周室的其他同盟者，箕子除了向东远迁，只有穿越各叛乱地区，迁入周室本土；第二个原因是，箕子为朝鲜侯，乃是周室在日出之处的支柱，临阵脱逃，不符合箕子的思想。因此，箕子为自保，又为了替周室镇守日出之处，必然选择直接向日出之处的深处迁徙，最终来到了今天的大同江一带，教化当地土著，形成周室最东边的封国——朝鲜侯国。大同江流域也因为周室的朝鲜侯国得名朝鲜，殷商移民同化当地土著形成说原汉语的朝鲜人。正因为这些朝鲜人说的是原汉语，当朝鲜灭国设郡后，这些朝鲜人迅速的融入了汉族（汉代语言学者把朝鲜方言和燕方言归为一类）。随箕子迁来大同江的有五千人，而他们是殷商王族，文化上非迁入半岛南部的山东半岛边民可比，加上大同江流域比半岛南不小得多，当地人口密度也应该不如南部，商人才能同化当地人。而半岛南部的移民，一方面由于过海艰难，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边民，文化不发达，必然和当地人双向同化，使新文化成为两者的混合体。 大约在公元前八百年前后，周宣王为了重振周室的威望，一方面屡屡出征王畿北方的犬戎，一方面再次分封诸侯，在今天的河南南阳一带分封姜姓的申侯国以备楚，在今天的河北固安分封姬姓的韩侯国（在王畿内的今陕西韩城一带也有韩国，分封河北的韩侯应该就是这支韩人的一部分），以备秽貊（这些秽、貊应该是那些没有迁入辽东而留在当地的），和燕国一起镇守周室东北方。宣王以后，周室迅速衰落，外有“夷狄”入侵，内有诸侯争霸。一时间，众多边陲小封国或亡或徙。河北韩国立国后百多年，东北方最强大的诸侯燕国也面临灭国的威胁，被迫向齐国求援。此前，齐国屡屡征讨狄人，迁徙了邢国，救了卫国，这一次齐国再次出征燕国，击退了山戎的进攻，接着又深入山戎腹地，重创了山戎人。但是，在齐国的救援行动中，已经不见另一个大国韩国的身影，这个被宣王赐予秽人、貊人统治权的侯国，在中国文献中神秘消失了。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宣王时代，韩国和燕国并肩作战，很可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征服了大量的秽人、貊人，但是随着天下形势的变化，韩国无力作战，公元前八世纪后期或者公元前七世纪前期，韩人被迫迁徙。当时的河北、山东一带，山戎肆虐，甚至连齐国这样的大国也受到了进攻。而韩国的西面、南面都出现了狄人的身影，韩国为求生存，唯有顺永定河而下，渡海迁入朝鲜半岛南部，征服了当地的辰人，建立新的国家——韩。以新迁入的移民为主体，结合留居当地的辰人，形成了西部的马韩人，这些移民中包含不少被姬姓韩人征服的秽人、貊人，这是半岛南部通古斯化的开始。对于东部的辰人部落，韩人与之结成联盟，但是向当地部落派遣了统治者——各部落的首领，这些首领虽然是韩人移民，但是身份却是辰人部落的头领，这些拥有韩人头领的辰人部落就是辰韩。辰韩各部以马韩为主，但是和马韩人并不能说是同族，他们只是同属于马韩人主导的同盟内，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这种联盟关系一直保存到三世纪推测历史上必有辰人、韩人迁入半岛南部，依据的是语言上的考察。辰、韩都是单音节词汇，当地语言中绝没有这种词汇，从三国志的记载看，部落名称没有一个是单音节的，因此，这些族称只能是移民本身的原有称谓或者他们对迁入地的原有称呼。辰人的迁入可以从韩国水稻种植的起源得到证实，韩人既然必定是外迁的，而以单音节作为族称只能是中原的古族，因此，最合理的结论就是，迁入的半岛南部的韩人就是河北神秘消失的韩侯国人。东周时代，内地诸侯争霸、列国兼并，战火不断，战争迫使内地移民不断扩散。其中，一些来自长江下游的移民不断渡东海来到了半岛南部，自称倭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直接从中国到了日本九州。这些南来的倭人接受了韩人的统治，被安置在南部沿海，寻辰韩例，在其中置马韩头人统治，其部落甚至和辰人部落交错，这也反正了韩人的统治，这种交错不引起纠纷，只能是韩人统治和协调的结果。这些倭人肯定不是一次到来的，而是陆陆续续到来的，他们有些后来又迁往日本，他们自称倭，应该是“吴”的变音，这和他们的来源地是一致的。这些被纳入韩人统治秩序的倭人部落被称为弁韩，“弁”，本意是羽帽，古人带着它跳舞，祭祀太阳神。黄河流域早在商代以后，祭祀太阳神就不再戴羽帽，而是焚烟，即以火祭，而长江流域和长城及其以北的很多地区还保留了原有的习俗。辰人、韩人都不是通过跳舞祭祀太阳神的，因此对南来的倭人通过带着羽帽祭祀太阳神的现象必定印象深刻，所以马韩人称新来者为弁人，因其同是马韩联盟的一部分，又称弁韩人。弁韩人显然也不是和马韩、辰韩人是同一族，他们联系的纽带就是马韩人主导的政治联盟。同一个时代，在中国东北，松花江以西，已经没有讲古亚细亚语的肃慎系族，图们江流域也已经是通古斯化的沃沮人的地盘，只是在长白山的深山中，肃慎人仍然顽强的保持着原有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但是，长远来看，肃慎人的通古斯化已经不可避免了。长白山以南，今天的咸镜南道一带，是南沃沮人，江原道一带是东秽人。战国中期，北方胡人南下，占据了原本被通古斯人占据的辽西一带。三世纪前期，燕国打破胡人，胡人退却。随即朝鲜侯起兵称王，与燕争夺辽东，朝鲜占败，燕取得辽东地区，在辽河以东，大同江西北、清川江、长白山一线以北、以西包括今吉林南部的通化地区设立辽东郡，并以朝鲜为附庸。秦统一六国后，朝鲜又成为秦的属国，来自遥远西方的秦人被征发到辽东清川江以南戍边。秦朝末年，中原大乱，戍卒逃入朝鲜，一部又南逃入辰国，马韩联盟将这些逃难的秦人纳入辰韩各部落，这些人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促进了辰韩各部的进步，其首领也必然在辰韩部落中享有较高地位，辰韩各部因此别称秦韩。这些经历在三国志中留下了记载。汉朝统一天下后，卢绾封燕王，朝鲜属燕。卢绾后谋反，为汉所灭，部将燕人卫满渡过清川江，不久取得朝鲜统治权，建立卫氏朝鲜国，仍旧对汉称藩，属辽东郡管辖。箕氏末代王准，南逃入韩地，自称韩王，一世而亡，其人最终融入马韩汉初，匈奴统一长城以北的大漠南北，西域、东北皆仰其鼻息。武帝以后，汉匈爆发连绵的战争，双方激烈争夺周围小国。汉初的百年间，卫氏朝鲜外托汉臣之名，征伐近邻，临屯（即东秽）、真番（汉末带方地）、玄菟（即沃沮的变音，该部为南沃沮）皆成为其属部。时半岛南部辰国欲朝献汉廷，道路为其所堵，武帝遂出兵朝鲜，灭其国，设四郡，二十多年后，四郡并为一郡即大乐浪郡。此后四百年，辰国同帝廷的联系畅通，属乐浪（三世纪后被带方）管辖。随着战争的延续，不断有匈奴部落及其同盟者南下汉朝，汉朝接受、册封他们，以其为边境军事力量。汉初百余年间，东北扶余国不断有人逃入汉辽东郡，逐渐形成了卒本扶余部，该部为辽东属部。西汉元凤年间，析辽东郡塞外之地为第二玄菟郡，卒本部改属玄菟。公元前73年，扶余王子朱蒙南下玄菟附汉，成为卒本部大人，朱蒙随汉军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后因病早逝。公元前55年，其子即位，卒本扶余分裂，一部逃离玄菟，南下进入汉江流域一代，立百济部，该部看来被马韩人纳入联盟，到三世纪时已是马韩诸部之一。朱蒙子随汉军作战，后战死，其子无恤即位，助汉军大破扶余，迫其归附汉廷，因功于公元前37年被汉册封为高句丽王（高句丽为玄菟郡辖县，郡治所在地）。这就是中国东北立国最久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起源。西汉末年，王莽贵中华、贱夷狄，政治上对边疆民族进行贬损、欺压，结果边疆皆反。边疆乱起，又使内地民众负担加重，终至绿林、赤眉揭竿而起。高句丽王驺被王莽诱杀后，高句丽起兵反叛，尽占汉玄菟郡地以及乐浪郡沃沮县，势力大张。此后，高句丽对帝廷叛服不常，直至为唐所灭三韩人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文明不断进步。四世纪，中原大乱，马韩联盟解体，扶余出生的百济部立国称王，尽占马韩旧土，随即兵锋北指，和高句丽争夺乐浪、带方。马韩联盟历时千年，被征服者以及其间迁入的移民悉由马韩人统治，必然形成强烈的正统观念。百济吞并马韩，必然使得其余三韩各部的马韩裔贵族团结起来，这又促进了新罗国的形成。弁韩各部在文化上、血缘上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乘机设立任那府，将弁韩各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半岛南部由此陷入三百年的战乱之中。三韩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三韩是三个民族众多部落的政治联盟，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千年之久，原因就在于它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和帝国治下的和平。随着帝国的分裂，扶余百济部的崛起，弁韩近亲族倭人的统一，三韩陷入分裂、战乱的局面是必然的。马韩后裔的新罗统治阶层必然继承了马韩贵族传统的政治观念，即三韩之地——半岛南部是马韩人的地方，这就促使新罗国不断扩张，直到统一三韩之地。新罗国盛产铁，农业发达，但起初势力一直很弱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过于发达的贵族政治（这种政治很可能起源于周人的贵族政治），诸部分裂，难以集中力量，以至国家机构比较简单。在激烈的战争中，六世纪初，新罗国加强国家建设，削弱贵族力量，同时遣使中原，同帝廷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六世纪中期，新罗国偷袭百济、高句丽得手，占高句丽日本海沿岸十郡之地，又取百济东北汉江流域一带，再并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弁韩之地，领土日扩，势力大张，同时也使得自己陷入与百济、高句丽、日本三面作战的危险境地。面对此危局，新罗加强同帝廷的联系，借助帝廷的力量与敌周旋。七世纪，鉴于新罗的多次请求，帝廷派水陆大军不断征讨高句丽、百济，终将二者灭国。百济亡国后，按照新罗贵族的政治要求，扶余氏占据的马韩地自然应该归属马韩后裔的新罗，新罗随即和帝廷在百济问题上发生冲突。适逢高句丽人发动叛乱，西北唐播因吐谷浑问题爆发战争，新罗倾国将百济残余势力灭亡，对百济权贵实行残酷镇压政策，并强迫百济人去除来源于扶余的各种文化。唐军平定高句丽叛乱后，随即兵锋南指，对新罗兴师问罪。新罗王在吞并百济后，遣使请罪，唐朝承认新罗统一三韩的既成事实，恢复新罗王的册封。唐军平定高句丽前后，绝大多数高句丽人被迁入中原，高句丽末代王都——今平壤一代，由于迁徙、战乱，沦为一片废墟。在叛乱中，一两万人的高句丽人投奔新罗，企图复国，新罗统一三韩后，这些人迅即被镇压，余人被迁往新罗腹地，后被强迫同化。七世纪末，高句丽灭亡后被迁徙到辽西的粟末靺鞨人逃归故地松花江流域，建立靺鞨国。八世纪，唐玄宗封靺鞨王为渤海郡王，靺鞨遂自号渤海，势力日强。不久，为了平衡东北边疆的渤海政治势力，保持边疆稳定，玄宗将大同江以南的唐朝空地赐予新罗，新罗上表谢恩，随即组织移民，戍守新边（在此之前，大同江以南的土地一直属于唐朝，而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已被新罗侵占。查三国史记，关于这片土地记载全部都在玄宗赐土之后）。但新罗人不愿离开故土，终新罗一朝，大同江以南的唐朝赐予的土地上除了强徙来的戍兵，鲜有新罗移民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