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姻法颁布后第二个星期三的上午,律师盛晨拨通了陈红梅的电话:“新婚姻法出来了,你可以多拿40万,什么时候来签一下?”电话那边,陈红梅支支吾吾:“他这两天对我和孩子都挺好的,我想……再过些时间吧。”听出不好意思的语气,也是,老公第二次在外面有了小情人,铁了心,这样的状况再给他机会,明显找抽。
不过盛晨也不惊讶,新婚姻法出来两周,媒体铺天盖地宣传,她一直没来电,面对痛苦的选择,人总想躲在快乐里,哪怕这个快乐是假象。
是真的和好了?这宗案子已经拖了一年,负心汉搬出去,嚣张地等著分居两年期限一到,强判离婚,而且,三周前双方还在扯皮,这时候突然和好了,转机多半和40万有关。新法规定中有一条,如果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离婚时得房子一方赔付另一方时,不仅要赔付本金,还要将房价增值部分按比例算入,陈红梅本来只能拿到20万,现在,房子升值40万,她老公若想用这房子圈新老婆,得拿出60万,才能完成新陈代谢。显然,加上孩子抚养费等等,近百万的现金,一个工薪阶层出身的30岁普通小白领很难拿出来。
“如果真因为这40万不离,那接下来能幸福吗?”但回转一想,陈红梅至少还有保全婚姻的希望。新法颁布后,许多悬而不决的离婚案一下子全解脱了:因为法律规定房子如果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个人财产,许多争房子的人一下子被判了“死刑”。“律师倒是轻松了,不知道那些被判的人是不是轻松?”盛晨歪了歪嘴。
大宗财产PK青春岁月
现实残酷。7年前,正在事业上升期,姗姗辞职住进上海西郊宾馆边的高级公寓,替老公收帐,没有孩子。现在除了3个香奈儿和LV包包,几乎净身出户。33岁,重新入行,当年的空姐如今的空嫂。“我当时带了15万的积蓄嫁过去,离婚前以为自己至少还能拿一套房子,呵,原来7年一直是在替小三供房。”
满腹委屈回到娘家,谁知妈妈还冷嘲热讽,“不听我的呀?要你把名字加上去,说我势利,一个2万块的钻戒,就像卖不出去的冷馄饨赶着贴上锅,现在知道吃苦头了,我和你说,晚啦!”嚷嚷完,妈妈扭过头去,哭得双肩颤抖。
7年婚姻,人财两空,结婚时信誓旦旦,离婚时却满是被欺骗的感觉。 很少有人在结婚时会想着离婚,财产只是婚姻的一个约束,越是大宗的财产,约束性越强,这不是公平的事情,是稳定的事情。 “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听您的。”姗姗恍然大悟,婚姻太不安全,内在是喜新厌旧的本性,外在是利益熏心的经济社会,没有大宗财产保驾,几乎等于赤脚踩刀。
婚姻变成社会保障
但有了财产又怎样?“在婚前就寄希望于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而结婚的女人不在少数。一个穷小子的出身,被女人青睐的概率大大降低,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谢然嫁了一个金饭碗,说不上大富大贵,但有上海内环以内的房,有辆宝马3系的车,日子绰绰有余。
谁都期待一个浪漫的爱情,但自从4年前从英国读完研究生回来,谢然对高浓度情感婚姻已经不抱太大希望。
“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谁会像我们这样没有安全感?想养孩子,怀胎十月就要2万,租房,被房东赶来赶去,喝个国产牛奶就能生病,如果有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我们就不会把大把黄金洒去买绿色蔬菜和进口奶粉,只为买一个安全感!”
当集体安全感失去保障,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让穷人承担风险,从慈善捐款到苛捐杂税,我们很难通过劳动回报有效地改善生活时,于是, 婚姻就变成了一种社会保障,一种一下子改善生活方式的捷径,跨越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
想通过婚姻寻求稳定感的不仅是夫妻,律师童立说,现在来打离婚官司的,总是一个大家庭一起来,妈妈比孩子还着急,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投进去了。
许多杂质掺入其中。谢然客观地评价自己:一个相貌平平的大龄女青年,不可能找刘德华这样的帅哥,也遇不到马云这样的社会新富。于是,她清醒地选择了一支保险股。尽管如此,她心里仍有不甘——狂想艳遇。
“一个人是因为什么进入婚姻的,这很重要,如果不是因为爱情,结婚后靠什么维持稳定?”谢然很害怕这种每分每秒的压抑,她害怕哪天会以一种毁灭性的情况爆发出来。“就像一个分家产的定时炸弹。”
有了房子的婚姻就会好吗?张柏芝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当我们拥有豪宅时,内心最期待的,依然是一个情感意义上的家,看来,婚姻的安全感,不直接与房子的面积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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