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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马车，马上就去瞻仰孔庙，换上新匾额，题名“先师庙”。
1、下车伊始( xià chē yī shǐ ) ：旧指新官刚到任。现比喻带着工作任务刚到一个地方。谒译为“参拜”“拜谒”亦可。
2、选自《惠州府志》王煐，字紫诠，号子千，天津宝坻人。康熙十七年举博学鸿儒，官历光禄寺丞、水部郎中，其间获派纂修会典。
3、康熙二十八年四月，王煐出任惠州太守。在惠州任太守七年，不因为美酒声色而沉溺，不因为肥差厚禄而动心，而是独自勤勤恳恳地专注诗作，所到之处必定寻访山川名胜，凡是见到文人雅士，不管他们才能高低，（王煐）都会降低身份愉快地跟他们交往，召引会同（他们）用诗文相互赠答吟诵。
4、王煐抵郡，湖山无恙，而古迹名胜则鲜有存者，盖干戈之息未久也。诵读之士，往往散处山谷乡落之中，索居离群，闻见寡眇。下车伊始，即谒庙廷，易其榜曰先师庙。政简刑清，揽风问俗，草木山川皆供点染。又崇文兴教，尊师重道。建堂舍二十四，以为讲学习诵之所。其亭榭台沼，或仍或新，以为游息之地。名之曰丰湖书院。
5、意思是：王煐来到惠州，见（这里）湖山自然景观不错，但是名胜古迹却很少留存，大概是由于战乱结束不久。读书的士人，大多流散居住在山间乡野里，（他们）离开众人独自生活，见闻很少。王煐初到惠州上任，即刻到孔庙堂前瞻仰，改换匾额，题为“先师庙”。政治从简法律清明，访问民间风俗，草木山水都用作诗文题材。王煐又推崇兴办文化教育，尊崇儒师学业。他兴建二十四间厅堂房舍，作为讲学读书的场所。那里的亭台水榭楼阁水潭，有的沿袭照用有的新建而成，以此作为游览休息的地方。把这个地方命名叫丰湖书院。
6、王煐写作《丰湖书院记》道：“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宝物，我们应该按照它们的高低来治理，按照他们的知识能力来教化，这就是执政者首先要做的事。不过，从古到今的当政者懂得培养教育人才的，还是不乏其人，至于说改造修饰山川，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这是没有益处的浪费，（他们）哪里懂得治理美化山水，是这样的有助于人文建设啊。”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伟大的里程碑。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由于种种原因，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反动军阀所窃夺，孙中山意欲创建民主共和国家制度的革命目标和理想未能实现。有鉴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史称旧民主革命）失败的历史事实，古今中外对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的史说、史论，在关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上，必然会涉及对孙中山是非功过的评价。
在浩翰丰富的孙中山史论、史说、史作（指文学、影视艺术创作）各类文章作品中，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历史要义和伟大功绩，人们总的评价都是一致的；但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笔者以为，若从孤立的视角或者单纯的逻辑去分析，这样的论点和说法都顺理成章，似乎并无不当；但若将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放到当年当时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这样的论点和说法就失去客观性和准确性了。
一·让位于袁世凯是孙中山的历史大功绩
1911年的武昌起义，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策动清庭驻汉新军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的胜利震惊全国，南方各省军政要员在革命党人影响下纷纷宣告独立，促进了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满清统治岌岌可危。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在各省代表的拥戴下于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建立起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敲响了统治旧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当此时，腐朽没落的满清皇朝仍在北京苟延残喘，大军阀袁世凯任清朝庭总理大臣要职，手握军政大权，威胁革命政权的生存。时隔不久，就发生了南北对话，在袁世凯公开答应“逼清帝退位”和“绝对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位于袁世凯，致使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将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请看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袁世凯身为清庭鹰犬，手握北洋军重兵，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支持，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皆势雄力厚，武昌失守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汉阳，在英国领事策划下，与独立各省代表谈判，以“拥袁当政”为条件达成停战协议，然后通电南京，以派兵镇压要挟临时政府；而当时武昌起义的成功，虽为黄兴等革命党人组织策划，却只是对武汉守军的一次策反，南方各省的独立之举更是一时的革命影响所致，并无明确的革命目标，即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也因缺少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加之财政窘迫和革命阵营混杂的立宪派、旧官僚的内讧捣乱，其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势单力薄，无法与袁世凯相抗衡。在此情势之下，假如孙中山硬着头皮抗袁，在南京一隅坚守临时大总统职位，维持民主共和新政，那也是以卵击石暂延时日，必遭袁军弹压，不仅可能导致革命政权崩溃坍塌、革命阵营土崩瓦解的不良后果，而且可能造成清庭傀儡长存、共和制度消失的可悲结局。正是伟哉孙中山，站在国情大势之高度，从民主革命之大局出发，利用袁世凯伪装“赞成共和”的姿态，以革命者的博大胸怀辞让大总统职位，先迫使袁签下谈判之约，实践逼清帝退位，继之又迫使袁在议会公开接受《临时约法》，不得不在表面上履行共和政制；唯其如此，才用一个“让位于袁”换取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和共和大潮有进无退的巨大成功，不仅为继续革命保存了革命党的有生力量，而且为民主共和思潮广泛深入民心开辟了道路，这正是孙中山审时度势为民主革命继续发展作出的一大正确决策和历史贡献。其让位之后的历史事实表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虽然篡权窃国野心得逞，一朝权势倾国，不仅实施假共和真独裁，甚至明目张胆地策划登基称帝，然而，随着其反革命复辟面目的大暴露，孙中山借机领导了护法运动和二次革命，全国各地讨袁呼声汹涌澎湃，加上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激化，大权独揽的袁世凯也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宣布“废除帝制”一命鸣呼了；这便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之决策正确和成功的历史明证。
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并非领袖 局限性造成
华夏中国的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度或地区历史之显著不同之处，是代表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皇朝专制制度一直绵延二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封建皇朝历史上，虽多次爆发过被压迫阶级的农民反抗战争，但不是以起义失败告终便是以改朝换代为结局，始终不能撼动其皇帝独裁专制制度的根基；另外，虽也发生过几次旧封建知识分子从朝庭内部掀起的变法运动，希图进行封建制度的改革，但也总以变法失败或旧制度复辟告终，更难动摇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封建制度的腐朽末落，加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入侵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西风渐进”，催发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萌芽，一批具有新潮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渡洋求学，带来了欧美日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必爆发，而发动和领导这场革命的历史巨人正是孙中山。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皇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庭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励”，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如若当时之中国，能够依持他的的理论学说、目标纲领和指挥路线付之实施，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将取得胜利，应当是无疑义的；然而，苹命的实践正好与之相反，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却一直障碍重重，举步维艰，屡战屡败，无力回天，最终半途而废，让黑暗的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境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一正反落差强烈的史实，成了古今中外孙中山历史研究领域绕不开去的重大课题。
在丰富多彩的孙中山历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间，有一种史说或史论，在评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命题时，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孙中山及革命党***物“缺乏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没有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缺乏先进的建党路线，没有用远大理想武装革命党人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没有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革命军队”之历史局限性。是的，如若撇开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用后代人的视角去俯视前代人的史实，此类评说似乎理正言顺无可挑剔；然而，须知，时处清末民初，马列主义未入国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种子尚未入土发芽，孙中山远渡重洋游历英、美、日本诸国，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事业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后人所持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不可相提并论，***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与孙中山领导的“起共和而终帝制” 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无法同日而语。于是乎，这种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败、以今人的觉悟去审视古人的意识所得出的所谓“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楼阁式的高谈阔论，失去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何况，伟哉孙中山，到了晚年，从军阀割据残民误国、帝国主义侵略有进无退、武装起义屡遭失利、共和大业日暮途穷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脱身而出，慷慨接受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新潮思想的洗涤，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重新培育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为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便是“历史局限性”一说并不恰当的历史明证。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蒋介石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跚跚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三大客观因素
那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为什么失败了呢？如若从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他的革命实践，就会自然而然地寻觅到一些比较客观的、准确的结论。
首先，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呈现出的是国弱家贫、民怨沸腾、外敌入侵、国门初开、封建皇朝专制制度根基动摇的时代特征。然而，腐朽没落的满清朝庭的统治虽然苟延残喘，但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根基尚在，让它退出历史舞台决非易事；而且，封建大军阀袁世凯手持重兵装备精良，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成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便是清庭鞭长莫及的南方诸省，也是诸候称王军阀割据，致使革命党人散兵游勇式的武装起义难成大气候。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一大客观因素。
其次，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中国社会民众物质上的赤贫和苦难，绵延千年的封建旧礼教、旧意识、旧文化、旧风俗更造成国民思想上的落后和精神上的愚昧。随着帝国主义外敌的入侵和思想文化上的“西风渐进”，虽然促使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则研读洋书、或则出洋考察，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中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极大多数人带来的是无关大局的“君主立宪”改良方案或半生不熟的“共和主张”；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则背负着根基深厚的旧封建意识，低头求生抬头看天，难与“西风”为伴；因此，高处不胜寒，孙中山独树一帜的“反封建、倡民主、建共和”的先进革命思想，不仅需要面对清朝庭的镇压、旧官僚的声讨、复古派的挤兑、改良派的论战、立宪派的诘难，同时还需面对社会大众的无动于衷和革命党内部的分歧纠纷，陷于孤掌难鸣的险恶境地。强烈的政见落差和冥顽的思想障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另一大客观因素。
再次，世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断巩固发展，是得益于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兴旺，尤其是得益于十八世纪成功的工业革命驱使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新兴的经济基础造就了新兴的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了基础条件和生存土壤，因此，资产阶级的新兴军事力量打垮封建贵族的没落势力、资本主义新兴的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贵族旧式的独裁专制制度，就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必胜无疑。然而，在我们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表现为制度上的残暴、政治上的顽劣、经济上的落后和文化上的凝固，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和夜郎自大更形成了生产力的凋败和科学技术上的滞后，直至十九世纪末叶，华夏大地上尚未出现西方式的工业革命；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对外通商口岸的打开，虽然出现了民族工商业的幼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迟缓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稚嫩和软弱，而国家经济的命脉仍然掌握在封建官僚、军阀和买办资本家之手，纵观清末民初的中国，实际上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的革命先天就缺乏阶级的基础和生存的土壤；缘于此，革命先驱孙中山虽然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学说、制订了资本主义的共和制度和目标纲领，但这些理论学说和目标纲领却疏离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实质，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担当起革命主力军之重任，致使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既无深厚的阶级力量的积极参与，又无强大的革命后盾的财政支持，只能依靠革命党人一时一地的零星起义和孤身奋战，要想从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命脉的皇朝余孽、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外侵势力手里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新制度，无疑是勉为其难无法实现的了。缺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第三大客观因素，而且是关键性的致命因素。
综上所述，孙中山所处时代中国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所存在的三大客观因素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中国之所以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先进，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功臣，这也是历史的不争事实。
、 出自嬴姓，为颛顼帝高阳氏的直系后裔。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到女华之子皋陶之时，作了尧帝的理官（相等于现在的法官）。其子伯益被赐为嬴姓，后子孙历三代世袭理官的职务，其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官为氏，称理氏。理氏改为李氏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商纣时，皋陶后裔理徵，在朝为官，因直谏得罪了商纣王，理姓家族将面临灭族之灾。在这种情况下，理徵有一儿子叫利贞，便逃至伊侯之墟避难。因食李子充饥，才得以活命，故不敢称理，便改姓李氏。另一种说法是：据《姓氏考略》记载，周之前未见有李氏，自从有老子姓李，名耳，为利贞的后裔，因祖上世代为理官，理、李两字古音相通，便也以李为氏。显然，李氏是始于李耳称姓的。
2、 出自他族改姓。三国时，诸葛亮平哀牢夷后，赐当地少数民族赵、张、杨、李等姓。鲜卑氏有复姓叱李氏，汉化后，改为汉字单姓李氏。
3、 出自他姓改李氏。据有关资料所载，唐开国元勋有诸将徐（徐氏、安氏、杜氏、郭氏、麻氏、鲜于氏等16氏，因立功从唐国姓，赐予李氏。
李姓的祖根所在地是河南省鹿邑县，也是老子的故乡。
二、迁徙分布
纵观历史，李姓人氏大体形成两大系源。一支在陇西，即今甘肃省境，一支在赵郡，即今河北省境。以这两支为主，形成了中国李姓的源流，不断向全国各地播迁。据《李氏族谱》记载，在陇西这一源系中，出了李渊一家。他们建立唐王朝之后，随唐王朝的强盛，李姓也日趋强盛。源于赵郡的那一源系，繁衍情况更甚，在不几代的时间里，就成为当地的盛族，高居张、王、刘、赵诸大姓之上。以后，河北这支李姓家族，先后分成三组，西到山西，东到山东、安徽，南到河南、湖广，扩迁到更大的范围。
唐代李氏南迁主要有三次：一次是在唐朝初期，李氏部分人南迁，其中河南的李氏有的于唐高宗时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第二次是"安史之乱"时，有不少李氏子孙迁往南方。第三次是五代时，因动乱，李氏有迁往福建、莆田、晋江等地定居的。
从明末开始，闽、粤李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李氏迁徙至海外，始于明朝初年，去琉球国的都是福建人，琉球国派往明、清的通事有许多人姓李，皆系自福建移居琉球的华人。
三、历史名人
李 耳：春秋末期思想家、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著有《老子》，又称《道德
经》。
李 冰：战国时期水利家。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守，他依法治水，修建了驰名中外的水
利工程都江堰，为国家农业生产、水利工程作出巨大贡献，被后世奉为川
神。
李世民：唐太宗，创造了"从谏如流，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盛世。
李 白：唐代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人称"诗
仙"。
李 广：西汉名将，多次参加反击匈奴的战争，以勇敢善战著称。在任右北平太守
时，匈奴数年不敢攻扰，称之为"飞将军"。
李清照：南宋女词人。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
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
李时珍：明代杰出医药学家。著有《本草纲目》，闻名于世。
四、李姓的分布
李姓是当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姓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姓氏。据统计，李姓人口总数已超过1个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9%。
在今日中国，李姓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四川、东北三大块。具体从其绝对人口数量在全国的分布来说，又集中于河南、四川、山东三省，这3省的李姓人口占全国李姓总人口的29%。其中，河南一省的李姓就占全国李姓总人口的108%，是李姓人口最多的省；四川李姓占全国李姓总人口的101%，排在第二位；山东李姓占全国李姓总人口的83%，排在第三位。其次分布于河北（67%）、广东（58%）、湖南（56%）、湖北（49%）四省，这4省的李姓人口合占全国李姓人口的23%。另外，东北三省的李姓人口也占了全国李姓总人口的10%。
从李姓人口在当地各姓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说，河南省也是中国李姓的第一大省，占该省总人口的102%。李姓是中国西南、华北地区最常见的姓氏。在中国云南、四川中部、河北、河南、山西、甘肃西南、青海西部、山东 山东北部、吉林、黑龙江大部，李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92%以上。在四川东部、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北部、江西西部、山东大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陕西、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大部、辽宁等地，李姓一般占当地总人口的69-92%。在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大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广西南部、海南、新疆北部、甘肃西部等地，李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为23-69%。其他地方的李姓所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则在此比例之下。
五、第一人口大姓
（北京新华电）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袁义达在他的著作《中国姓氏》一书中指出，李姓是当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姓氏，当代李姓人口已达9500余万，为中国第一大姓，约占全国人口的7．9％。
其研究同时证实：如果加上少数民族中的李姓和海外华裔李姓，总人数超过1亿，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同姓人群。
袁义达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中国李姓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单单李姓称帝先后建立的政权就有12个。在历史的长河中，李姓人才辈出，从春秋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李耳开始，战国水利专家李冰、秦朝政治家李斯、西汉名将李广、唐太宗李世民、大诗人李白、北宋女词人李清照、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中国***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胜枚举。
袁义达和他的合作研究者张诚同时指出：汉族李姓的渊源主要来自三大支：嬴姓、姬姓和外族的改性。根据历史考证，先秦时期，李姓的活动由河南开始；唐朝是李姓的鼎盛时期，并发展为国中第一大姓。
苏轼与惠州西湖
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惠州人，都能对“东坡公”在惠州的事情说上几句。
要说苏轼对惠州西湖的影响，最有研究的当属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惠州市委员会主委的梁大和先生。
梁先生这样总结了苏轼对惠州西湖五大影响：
苏轼喜爱游览西湖。
东坡到惠不久，即被幽深、曲折、秀丽的西湖所倾倒，不仅常在白天游览，而且连夜里也在游览，甚至通宵达旦。
他说：“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此处即惠州西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甚至再贬海南后，仍念念不忘西湖，曾说：“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
日欲没，因并西山叩罗浮道院，至，已二鼓矣。
遂宿于西堂。”
苏轼最早品题惠州西湖。
东坡在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写的《江月五首》了。
该诗不但描写了凉天佳月下的西湖美景，而且还有“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名句。
因此说：“此为题品惠湖风景之始。”
苏轼曾为惠州助筑堤桥。
为了解决西湖两岸的交通往来，东坡倡议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
他带头“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
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在堤上建桥，取名西新桥。
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落成，东坡写诗描述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
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为了纪念东坡的功绩，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
于是才有了西湖八景之一的“苏堤玩月”。
可以说苏轼助筑堤桥为西湖增添了不少魅力。
苏轼最早称丰湖为西湖。
到了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东坡《赠昙秀》一诗，头一回将丰湖称作西湖。
南宋后，人们逐渐普遍将丰湖称作西湖。
因此，明代较早编辑《东坡寓惠集》的大学者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西湖因苏轼而更出名。
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历代文化名人与惠州有较密切关系的多达400余人，其中做过丞相的政治家有陈尧佐、留正、文天祥，著名文艺家有李商隐、杨万里、刘克庄、黄遵宪、丘逢甲等。
但他们对惠州西湖的影响，实无一人能与苏东坡相比。
清乾隆归善学者黄安澜在其所著的《西湖苏迹》一书中说得好：“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
珍贵书画回归东坡纪念馆
东坡纪念馆内陈列着最新制作的有关惠州苏迹的立体模型，并用大量资料表现东坡在惠州期间的活动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两馆 收藏了一百多件与苏东坡有关的展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惠州市文博人员的努力，苏轼于1095年在惠州所作的水墨画《墨竹长卷》流落海外近一个世纪后，终于在美国浮出水面。
几经周折之后，用电脑按原作大小复制的《墨竹长卷》终于回到了画作的诞生地，并摆进展柜与观众见面。
苏东坡有着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他的画在北宋画坛引领时尚，被视为“文人画”的理论奠基人和杰出实践者。
据苏轼在惠州时期的史料记载，他在惠州期间还画了不少水墨画，而为罗浮山邓守安道士所画的水墨画《墨竹长卷》便是其中一幅。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画作散失殆尽，在惠州竟没有留下一幅。
据惠州市博物馆馆长袁学君介绍，不久前，惠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国外英文资料里找到了一幅《墨竹长卷》，很像苏东坡的作品，他们如获至宝。
几经考证，终于得到证实：这幅《墨竹长卷》就是当年苏轼在惠州时期的作品。
他们用电脑复制成长2米、高06米的与原画大小相同的尺寸，在国内首次完整地再现了《墨竹长卷》。
苏东坡在惠州创作的部分流落外地的作品也被寻到10多幅，经复制后在馆内首次展出。
除《墨竹长卷》外，原作流落于德国的书法词作《归去来兮辞》等也摆进了东坡纪念馆。
“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所言，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王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
王朝云字子霞，钱塘人（今浙江杭州）。
因家境清寒，自幼沦为歌妓，却独具一种清新、高雅的气质。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
一次偶然的机会，苏轼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轻盈曼舞的王朝云，被朝云的气质所打动，娶她为妾，备加宠爱。
苏轼有一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这首诗明写西湖旖旎风光，而实际上寄寓了苏东坡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
苏东坡在杭州四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副使，这期间，朝云始终紧紧相随，陪伴在苏东坡身旁，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
苏东坡性情豪爽，了无城府，常常诗词中畅论政见，数度因得罪当朝权贵而遭贬。
在苏东坡的妻妾中，朝云最解东坡心意。
有一次，苏东坡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个答道：“文章。”另一个答道：“见识。”苏东坡频频摇头。
此时朝云笑答：“您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朝云随苏轼到惠州时，才三十岁出头，而当时苏东坡已年近花甲。
眼看主人再无东山再起的希望，苏轼身边的侍儿姬妾都陆续离去，只有朝云始终如一，追随着苏东坡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了惠州。
苏轼十分感动，刚到惠州不久，就为朝云赋诗一首：“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这首诗还有这样一个序言：“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当初白居易年老体衰时，深受其宠的美妾樊素便溜走了，白居易因而有诗“春随樊子一时归”。
朝云与樊素同为舞妓出身，然而性情迥异。
朝云的坚贞相随让老年苏轼备觉安慰。
没有想到的是，造化弄人。
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年轻女人并没有陪伴老迈的苏轼走完他的人生之路，反而先于苏轼离开尘世的喧嚣。
绍圣二年七月五日，朝云突然得了一种瘟疫，不治身亡。
朝云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在咽气之前握着苏东坡的手，念着《金刚经》上的谒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意思是：“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像闪电，转眼之间就永远消逝了，因此没必要过于在意。”这番话不只是朝云对禅道的彻悟，其中也隐含着她临终时对东坡的无尽牵挂。
八月三日，按照朝云的心愿，苏东坡把她安葬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
朝云安息之所是一个僻静的地方，黄昏时分可以听到阵阵松涛和禅寺的钟声。
附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就是“六如亭”，用以纪念朝云。
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副亭联不仅透射出苏东坡对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更饱含着他对一位红颜知己的无限深情。
这副联已经损毁在漫长的岁月里。
现存的朝云墓和六如亭是清朝伊秉绶任惠州知府时重修的，亭柱的石刻楹联是陈维所书：“从南海来时，经卷药炉，百尺江楼飞柳絮；自东坡去后，夜灯仙塔，一亭湖月冷梅花。”楹联形象、真切地概括了东坡与朝云当年贬谪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反映出千百年来朝云墓带给后人的阴冷、凄清的感觉。
为纪念苏轼侍妾王朝云修建的六如亭。
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出自 ://shmjw//zixun/shuhuaqutan/2006-7/27/2006_07_27_0641010475192690_0672718242018201_24468_7
苏东坡被贬惠州的日子
发表时间:2004-11-25 15:43 浏览人数:1602 发布者:柳荫居士
作者 深圳商报
2004-09-08 15:04
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
却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宋文化巨匠苏轼曾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被贬惠州。
尽管仕途步入绝境，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但此时的苏轼依然以他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鹅城的清风明月，遍尝岭南的四季佳果，享受生活的甘甜与苦涩。
在惠州的四个年头，苏轼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
他的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
他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以至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
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所谓“难工破渡，文明一播”。
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
却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宋文化巨匠苏轼曾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被贬惠州。
尽管仕途步入绝境，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但此时的苏轼依然以他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鹅城的清风明月，遍尝岭南的四季佳果，享受生活的甘甜与苦涩。
在惠州的四个年头，苏轼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
他的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
他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以至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
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所谓“难工破渡，文明一播”。
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苏轼贬惠与程正辅
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18岁的宋哲宗亲政，开始重新推行他的父亲宋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
权力的重心转移到新法派手中，他们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迫害。
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敦、蔡京等人以苏轼“讥讪先朝”威名，把已经59岁的苏轼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知事。
六月，苏轼还在赴英州的路上，又第二次遭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同年十月二日，苏轼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抵达惠州，直到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共在惠州度过了四个年头、共940多个日日夜夜。
为什么要把苏轼贬到惠州来呢？这要先说到苏轼的表兄程正辅。
程正辅既是苏轼的表兄，也是苏轼的姐夫。
苏轼的姐姐八娘自幼饱读诗书，能诗善文。
16岁时嫁给表兄程正辅。
但是八娘嫁到程家以后，公婆一直不喜欢她，经常虐待她。
第二次，八娘产下一子并因此身患重病，而程家却不给她治病。
父母只好把她接回娘家诊治。
病情刚刚好转，公婆却兴师问罪，责备八娘不尽媳妇孝道，并抢去她的婴儿，以致八娘伤心不已，旧病复发，含恨而死。
苏轼的父亲宣布与程家断绝关系，从此两家成为仇家。
绍圣元年，程正辅正做广南东路提典刑律（掌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当权者希望借程正辅之手除掉政敌苏轼。
刚来惠州的时候，苏轼的确担心程正辅伺机报复。
但又想，两家已经42年未通过音信了，此事似乎到了应该了结的时候了。
他托一位同乡带信给程正辅，表达了和解之意。
信中还说：最近得到一个酿酒的良方，酿出的酒，色香味俱佳，不知表兄何时前来，定当预先酿好此酒接待。
程正辅同样想趁此机会了结上一代人留下的恩怨，便来惠州看望苏轼。
两人一见如故，冰释了42年的恩怨。
苏东坡利用与程正辅的良好关系，做了很多为民 的好事。
例如，他见惠州驻军“多阙营房”，大都“散居市井”，有扰民的现象，就致书程正辅，建议他修建300间瓦房做军营，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困扰惠州老百姓的问题。
绍圣二年，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农民用贱价卖出两倍于往年的粮食才能凑齐税款。
苏轼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程正辅，指出这无异于敲诈农民。
他希望程正辅尽快与相关官员商议，准许“任从民便，纳钱纳米”。
这一问题不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使惠州和整个广南东路10多个州的农民受益匪浅。
苏轼在惠州的生活
北宋时期的惠州，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中原落后许多，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但苏轼安之若素，凭着他一如既往的乐观和开朗，把困窘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在苏轼的心目中，清风明月，尽是宝藏。
也许人们会把这看作文人笔下的浪漫笔触而已，其实他的真实生活就是如此，这源于东坡骨子里的开朗乐观。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许正因为胸怀的博大，苏轼才能真正在各种压力和迫害下永远保持乐天派的本色。
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写了和陶渊明诗，对陶渊明的每一首诗都作了呼应。
黄庭坚当时在贵州，听到这些事之后，也写了一首诗作回应：“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岁不同，风味乃相似。”意思是说，苏东坡被贬到岭南，但朝中的人仍可能会杀他，而东坡却过着清淡的生活，吃惠州的饭，和了陶渊明的诗；表面看来苏东坡、陶渊明虽然在时间上有极大的差异，但其令人可敬的风格却是相似的。
作为苏轼的好友和门生，黄庭坚对苏轼惠州期间创作的和陶诗作了最精当的注脚。
东坡曾经借住惠州嘉佑寺。
一日，在松风亭附近散步，感觉脚力不堪疲乏，想到树林里休息。
却看见松风亭的屋檐还在树林的远处，心想：怎样才能到得了。
后来转念又一想，突然有了体会：“这里为什么就不能休息呢？”一下子有了顿悟，就好比上钩的鱼儿，忽然得到解脱。
绍圣二年秋，朝廷大赦罪臣，惟独不赦免元佑臣僚，东坡闻讯遂绝北归之望。
加上对苏轼庇护有加的程正辅被朝廷召还，东坡面临被逐出当时居住的合江楼的窘境，他不得不未雨绸缪，准备后路。
于是在绍圣三年（1096）春，苏轼在惠州水东白鹤峰购地数亩，意欲终老惠州。
新居有20余间，其中包括“思无邪斋”和“德有邻堂”。
苏轼还打了一口深达4丈的水井，供自己和邻人吃水之用。
然而，就在入住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又被贬谪出中国本土之外，要到海南儋州去了。
关于被贬海南，有这样一个说法。
苏轼在惠州写《纵笔》诗，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美的睡眠。
当朝宰辅章敦看到那两句诗说：“原来苏东坡过得这么舒服！”于是颁发了新的贬谪令。
然而，被贬海外依然无法打倒东坡的乐观精神。
当他要结束海岛生活时，仍然用诗句作了这样的总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苏东坡在惠州的遗迹
时至今日，惠州还留有苏轼的多处遗迹。
比如，有苏东坡资助修筑的苏堤和东、西新桥；有葬在孤山上的苏东坡侍妾王朝云墓及六如亭；有苏东坡居住的合江楼、嘉佑寺遗址；有“为终老计”在白鹤峰建造的东坡故居等。
后人为纪念苏东坡，在孤山上建起“东坡纪念馆”，收集了与苏东坡有关的文物一百多件，并建有轩昂的东坡塑像。
这里重点说一说苏堤。
苏堤的前身叫“长桥”。
由于长桥“屡作屡坏”，给两岸通行带来不便，于是苏轼倡议筑堤建桥，自己“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数千黄金钱”。
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建桥，取名西新桥。
堤桥落成后，东坡写诗描叙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
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后人为纪念苏轼，以“苏公堤”名之，简称“苏堤”。
关于苏堤，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朝云死后，苏东坡夜夜梦见朝云来侍，还为年幼的儿子喂奶。
苏轼见她总是衣衫尽湿，就询问缘故，朝云答道：“夜夜渡湖回家所致。”苏东坡醒后大为不忍，于是兴筑湖堤横跨湖上，以便朝云前来入梦，这便是“苏堤”。
堤成之日，当夜就梦见朝云来谢，音容笑貌一如生前。
这个传说与事实完全不符。
证据有二：其一，苏堤落成于绍圣三年（1096）六月，而朝云死于同年七月；其二，朝云只在黄州生过一子，未满周岁而夭。
这个传说不仅宣扬了迷信，还贬低了坡公倡议筑堤建桥的意义。
现在的苏堤经过了1958年的加宽、加固工程之后，由原来6米扩宽至11米。
1983年，作为“苏堤”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西新桥也得到修缮，桥身用混凝土和花岗岩重砌，桥长也由30米增至331米，并增筑了1米高的桥栏；桥下仍为五孔，游艇可自由进出。
惠州的其他景点，即便不是苏轼的遗迹，也大都跟苏轼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比如，“留丹点翠”中留丹亭的木刻对联“殿阁生微凉，呼吸湖光饮山绿；天地有正气，留取丹心照汗青”，上联便是集东坡诗句，描写点翠洲的秀丽景色；“玉塔微澜”出自东坡“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诗句；“飞鹅览胜”中飞鹅公园里巨型“鹅”字，也是根据苏东坡墨迹雕刻而成的。
在惠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一直居住在惠州城区。
但是他也曾数次前往汤泉、罗浮山等处访友和游览。
在汤泉，苏东坡写下“汤泉吐焰镜光开，白水飞虹带雨来”、“永辞角上两弯触，一洗心中九云梦”等名篇佳句。
现在九龙潭瀑布右边的石壁上，有苏东坡的诗句“一洗心中九云梦”和另一幅“出山不浊”的题刻。
至于罗浮山，关于苏东坡的传闻很多，真假难分。
但在900年前就已经脍炙人口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经考证确实是在苏轼在罗浮山梅花亭写成的。
后人为纪念苏轼，在冲虚观右侧东坡山房旧址建起一座东坡亭。
苏轼在惠州的部分诗词作品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
游博罗香积寺
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
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
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
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
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
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
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
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
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
诗成捧腹便绝倒，书生说食真膏肓。
江月五首(之一)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
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
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
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
出自 ://hzkindy/lfj_news_showphpid=141
伊尹
商朝大臣、伊姓始祖，辅佐商汤，佐商灭夏，综理国事，连保 汤、外丙、中壬三朝，佐四代五王，是上古有名的贤相。 伊陟：商汤太戊名相，伊尹之子。太戊从其言而修其德。 伊恒：明代尚宝少卿，昊县人。为人谦恭，时称为长者。 伊盆生：后魏统军，骁勇有胆略，初为统军，累立战功，遂为名将， 赐爵平城子，官至西道都督。 伊秉绶：清代书法家、乾隆进士，字组似，号默卿，福建宁华人。官 至扬州知府。何绍基写诗称颂其书法说："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墨如 漆楮如筒。行草也无唐后法，悬崖溜雨如荒藓。"有《留春草堂诗集 》。清代永昌知府、嘉庆进士宋湘赠伊秉绶联为： 鹏化四溟归碧落；鹤栖三岛接青霞。
伊陟
商帝太戊时为相。伊尹子。与臣扈、巫咸共辅太戊治国。相传毫(今山东曹县东南)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夕大拱。太戊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帝之政岂有阙欤。”太戊从其言而修德，祥桑枯死。是时，诸侯归殷。
伊籍
三国蜀汉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伊籍
臣。字机伯，荆州南阳人。年少时便依附于同乡刘表。刘备落难到荆州时，伊籍时常拜访，托请刘备照顾。刘表病死，伊籍转投刘备，一起渡江南下。后随刘备入蜀，刘备定益州，伊籍任左将军从事中郎，其待遇次于简雍、孙乾等。后升任为昭文将军，并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同编制《蜀科》。
伊馥
(-453)，北朝北魏将领。代(今山西代县)人。少勇健，走及奔马，善驰射，力能曳牛。神麚初，擢为侍郎。太武讨凉州，馛参与决策，从征至姑藏。以功拜秘书监，赐爵河南公。后官至平尚书事卒。
伊盆生
北魏将领。馛孙。初为统军，累有战功。明帝时，历洛州刺史、西道别将、行岐州刺史。为当时名将。任西道都督，战死。
伊慎
(-811)，唐将领。字寡悔，兖州(今山东滋阳)人。以善射补折冲都尉，嗣为大将，封南充郡王。贞元末官至奉义节度，拜检校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谥曰壮缪。以武毅通文理，砚席楷隶，师心自得。
伊广
唐臣。中和年间为忻州刺史，以天下大乱，乃归心李克用。曾任汾州刺史。常参与谋划军略，交接诸藩，号为称职。累迁至检校司徒。乾宁年间从征刘仁恭，阵亡于成安寨。
伊桑阿
(1638-1703)，清臣。伊尔根觉罗氏 伊桑阿墓
，满洲正黄旗人。顺治进士，授礼部主事，累擢内阁学士。康熙十四年(1675)，迁礼部侍郎，擢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时三藩叛乱，因吴三桂踞湖南，命他先后赴江南和茶陵督治战舰，为平叛作准备。后俄罗斯犯边，又奉往宁古塔造船。历兵、礼二部尚书。二十七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充三朝国史总裁，《平定朔漠方略》总裁。黄河决，又奉令勘视河工。因淮扬水灾，疏请蠲免次年田赋。入阁十五。康熙四十二年卒。谥文端。
伊秉绶
(1751-1815)，清书法家。字组似、墨卿，号默庵。福建宁 伊秉绶《隶书临韩仁碑册》
化人。曾任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惠州知府、扬州知府。工诗文，善书法，长于隶、楷、行、草，隶书初学桂馥，后专宗汉隶，并融篆书笔意于隶书 伊秉绶刻狮钮寿山章
，其书间架博大，笔法质朴浑厚，气势雄强。行草书取法王羲之、李东阳、颜真卿，笔致凝炼有力。著《留春草堂集》。
伊宝文
1944年6月生，内蒙古杭锦旗人，蒙古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内蒙古杭锦旗教育局工会主席。从事教育工作以来，从基层到领导机构任职，积极探索新时期教育方面的工作和方法，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教学经验理论。他的论文经常在全国性的报刊刊登。任现职以来，使全旗各教育系统的工会组织得到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工会应有的作用，为杭锦旗的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出了贡献。曾多次该系统或旗交、政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
伊林学
1956年3月生，内蒙古准格尔旗人，蒙古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伊金霍洛旗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1975年毕业于伊金霍洛旗一中，1976年后先后在伊金霍洛旗台吉召小学、农业中学、伊金霍洛旗三中、伊金霍洛旗布尔自格乡格定压治学校任教，后历任布尔台格乡政府办秘书，伊金霍洛旗委组织部干部，伊金霍洛旗红海子乡乡长、党委书记、镇长，乌兰木伦党委书记，伊金霍洛旗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77、1984年被盟委、行署评为全盟先进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档案工作者，1994年被盟委、行署、军分区评为关心爱戴人民的好镇长，1998年被伊克昭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评为全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多次受伊金霍洛旗委、政府的表彰。
伊顺斤
1947年7月生，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人，蒙古族，高中文化，乌拉特中旗政协副主席，旗第十届政协常委。1968年6月响应国家号召，作为知音到乌拉特后旗那仁保力格公让马宝力格队劳动锻炼。1972年6月调入马后旗新华书店工作。1976年到乌后旗明星牧场学校任教。1977年在乌后旗**公司工作。1981年调到乌中旗**公司工作。1988年6月调乌中旗政协工作，任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委员，第九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1999年1月在乌中旗政协第十届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
伊西格
1946年4月生，内蒙古阿左旗人，蒙古族，小学文化，内蒙古阿左旗嘉苏木玛嘎查牧民，阿左旗第九届政协委员。
伊占胜
1957年5月生，内蒙古达拉特旗人，蒙古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内蒙古达拉特旗委组织部副部长，政协达拉特旗第十届委员会委员。1977年参加工作，在青达门学校任教；1978年被调到高头答乡政府工作，1983年任高头客乡副乡长；1989年任高头客乡党委副书记，1993年被调到展县召苏木工作，任党委书记；995年当选为中共达拉特旗第十一届旗委候补委员；1996年被调到旗委组织部工作，任副部长。参加工作至今，多次受区、盟、旗各级的表彰奖励，1982年被评为自治区人口普查先进工作者，连续多次被盟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1994年被评为“十佳”党委书记，1996年分管基层组织建设工作，1998年获全盟评比第一名。
伊日浩
高级政工师，高级工程师。男，1946年2月出生，山东省桓台人。中共党员。1970年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任淄博市纺织工业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民政局局长、党委书记。主要业绩：从事领导工作多年．政治原则性强，善于从大局出发，注重统揽全局，把握方向，工作有思路，有条理，并能逐一圆满地实施仅有丰富的领导和管理经验，特别是在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运转领导班子，团结同志等方面具有较高的领导艺术水平，善于结合具体工作搞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以加速经济建设为目的，致力于促进本地组织工作、民政事业的发展和本单位各项工作；曾被评为全国、省纺织工业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受市委、市政府记大功表彰。
伊 洪
男，1942年8月出生。大专，现任上海市虹口足球场鲁迅公园联合发展集团工程师。致力于科技理论研究与发明创造，几年来，已有多项成果问世。其研究成果“激光识别运动物体装置”不仅可识别径赛中的运动员，还可用于交通管理。 技术简介：“激光识别运动物体装置”首次运用新的物理概念：“激光平面”。在技术上，运用“激光平面”实现控制与触发，与被触发的微型无线电发射机、无线电接收机和电脑组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系统。微型无线电发射机置于将被识别的物体上，能发出与该物体对应的编码信号与运动状态信号，奠定识别基础。“激光平面”是无形的，范围大，抗干扰力强，工作可靠。该装置用于城市交通管理和高速公路管理，是“红绿灯”用于交通管理以来的又一次革命，奠定自动化管理的基础。还可用于出入证和安保方面。经济效益可观。因为是各成熟技术的有机组合，所以投资成本不高。愿出让或合作。
伊桂贤
中学高级教师。女，满族，1951年10月出生，沈阳人。中共党员。曾任辽中县六间房初级中学团委书记。现任辽宁省辽中县第二小学教师、党支部委员，省特级教师。主要贡献：从教近32年来，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荣获国家、省、市各级各类荣誉证书30多次。94年荣获宵宪梓教育奖励基金。充分发挥***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两先一优活动中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其先进事迹多次登报并在广播电视中报道。多年来带出一批批教育教学骨于，培养出一批批教学新秀，并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大胆改革。创新，总结出“领一扶一放”的教学方法，该方法在市、县各所小学广泛推广。1985年至今近百次做省、市、县级教学公开课、观摩课及教研课，并多次被现场录像，大会经验交流。教学有特色，是市、县的教学标兵，多次参加教师讲师团到农村各地巡回讲课表演。1991年以来承担省教改科研项目“小学语文思维训练”，所著论文获省优秀科研成果证书并有两篇论文发表在《教学经验篇》、《教改与探索》两书中，同时有十余篇教学论文获国家、省、市县级证书。将多年的成功经验传授给青年教师，经其指导的数名教师均在市、县级教学竞赛中荣获教学能手、教学新秀等称号。所教过的学生素质高，能力强，学习成绩贯居榜首，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曾有数十名学生荣获国家、省、市、县各级各类的荣誉证书。曾有1名同学的美术作品送往日本展出。
其他伊姓名人有西汉经学家伊推；唐官吏伊璠；明藏书家伊侃；清大臣伊龄阿、伊都立、伊厌栋、伊逊、伊辟，将领伊拜等。近当代伊姓名人有解放军将 伊文少将
领伊文，医学家伊福，儿童保健专家伊宁，森林工业专家伊城，**编导伊琳、伊明，画家伊戈，作家伊妮，戏曲理论家伊兵，京剧演员伊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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