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元祐党碑
倪元璐
宋徽宗时,尚书右仆射蔡京,籍元祐文武大小诸臣司马光、苏轼、程颐等百二十人为奸党请帝书之,刻石于端礼门。后以门下中书侍郎刘逵,请碎元祐党碑,帝从之,夜半遣黄门毁石刻,故拓本稀少。此文至有钦同宝箓之言。
原文:此碑自靖国五年毁碎,遂稀传本。今获见之,犹钦宝箓矣。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毁,名不可灭也!”嗟夫!乌知后人之欲不毁之更甚于京乎!诸贤自涑水、眉山数十公外,凡二百余人,史无传者,不赖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择福之道,莫大乎与君子同祸。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诸贤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译文:这块碑,自从靖国五年毁碎了,外面很少流传有拓本。今天我能看见,犹如宝箓一般的钦仰。当毁碑的时候,蔡京怒声说道:“碑可以毁,名不可灭。”唉!哪里知道后人希望不毁碑,比蔡京更甚么!碑上的人除了司马光、苏轼数十位而外,共二百多人,那些史书上没有替他们立传的,倘使没有这块碑,从哪里去知道他们的姓名呢?所以一个人要留名后世,最好是和君子一并遇祸。那些小人的行事,没一件不是帮助君子成名的。当时刻碑的石匠安民,请求不要具名,今读这碑文,仍旧有他的名字在上面。
评:林西仲曰:按史徽宗崇宁元年,蔡京籍元祐大小臣一百二十人为奸党,请帝书之,刻石于端礼门。越五年,以星变用刘逵言,夜半遣黄门毁之。所云靖国五年及二百余人之说,恐有误也。篇中全为史无传者,得附碑以传为幸,可以快千古之心。末用安民不镌名而得名作结,尤为匪夷所思。
作者介绍:倪元璐(1593—1644)明末官员、书法家。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至户、礼两部尚书。李自成入京,自缢死。福王谥文正。书、画俱工,尝喜口写文石,以水墨生晕,极苍润古雅之致。所画山水,山皆崚嶒兀屼,林木则苍莽葱郁,皴法喜用大、小斧劈,总不屑描头画角,以取媚於人。卒年五十二。著诗文集。
附释:
元祐党人碑
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绍圣元年章惇为相,复熙、丰之制,斥司马光为奸党,贬逐出朝。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为宰相,尽复绍圣之法,并立碑于端礼门,书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状,后因星变而毁碑。其后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
九十三年之後,当年被列为元祐党人之一梁焘的曾孙梁律,根据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制了一块碑,它是现存唯一的一块元祐党籍碑,对於研究宋代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明何景明《寄李郎中》诗:“海内竞传《高士传》,朝廷谁诉党人碑。”
柳亚子《感事呈冶公用进退格》诗:“千载炎凉廷尉客,一门生死党人碑。”
参阅《宋史·徽宗纪》、 明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等。
元祐党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 谨书。
元祐奸党
文臣
曾任宰臣执政官 司马光故 文彦博故 吕公著故 吕大防故 刘挚故 范纯仁故 韩忠彦故 曾布 梁 焘故 王岩叟故 苏 辙 王 存故 郑 雍故 傅尧俞故 赵 瞻故 韩 维故 孙 固故 范百禄故 胡宗愈故 李清臣故 刘奉世 范纯礼 安 焘 陆 佃故 黄 履故 张商英 蒋之奇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 苏 轼故 刘安世 范祖禹故 朱光庭故 姚 勔故 赵君锡故 马 默故 孔武仲故 孔文仲故 吴安持故 钱 勰故 李之纯故 孙 觉故 鲜于侁故 赵彦若故 赵 卨故 王钦臣故 孙 升故 李 周故 王 汾故 韩 川故 顾 临故 贾 易 吕希纯 曾 肇 王 觌 范纯粹 吕 陶 王 古 丰 稷 张舜民 张 问故 杨 畏 邹 浩 陈次升 谢文瓘 岑象求故 周 鼎 徐 绩 路衡昌故 董敦逸故 上官均 叶 涛故 郭知章 杨康国 龚 原 朱 绂 叶祖洽 朱师服
余官 秦 观故 黄庭坚 晁补之 张 耒 吴安诗 欧阳棐 刘唐老 王 巩 吕希哲 杜 纯故 张保源 孔平仲 衡 钧 兖公适故 冯百药 周 谊 孙 琮 范柔中 邓考甫 王 察 赵 峋 封觉民故 胡端修 李 杰 李 贲 赵令畤 郭执中 石 芳 金 极 高公应 安信之 张 集 黄 策 吴安逊 周永徽 高 渐 张 夙故 鲜于绰 吕谅卿 王 贯 朱 纮 吴 朋故 梁安国 王 古 苏 迥 檀 固 何大受 王 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 纡 高士育 邓忠臣故 种师极 韩 治 都 贶 秦希甫 钱景祥 周 綍 何大正 吕彦祖 梁 宽 沈 千 曹兴宗 罗鼎臣 刘 勃 王 拯 黄安期 陈师锡 于 肇 黄 迁 莫佒正 许尧辅 杨 朏 胡 良 梅君俞 寇宗颜 张 居 李 修 逄纯熙 高遵恪 黄 才 曹 盥 侯顾道 周遵道 林 肤 葛 辉故 宋寿岳 王公彦 王 交 张 溥 许安修 刘吉甫 胡 潜 董 祥 扬瓌宝 倪直孺 蒋 津 王 守 邓允中 梁俊民 王 阳 张 裕 陆表民 叶世英 谢 潜 陈 唐 刘经国 汤 戫故 司马康故 宋保国故 黄 隐 毕仲游 常安民 汪 衍 余 爽 郑 侠 常 立 程 颐 唐义问故 余 卞 李格非 陈 瓘 任伯雨 张庭坚 马 涓 孙 谔故 陈 郛 朱光裔 苏 嘉 龚 夬 王 回故 吕希绩故 吴 俦故 欧阳中立故尹 材故 叶 伸故 李茂直 吴处厚故 李积中 商 倚故 陈 祜 虞 防 李 祉 李 深 李之仪 范正平 曹 盖 杨 綝 苏 葛茂宗 刘 谓 柴 衮 洪 羽 赵天佐 李 新 扈 充故 张 恕 陈 并 洪 刍 周 锷 萧 赵 越 滕 友 江 洵 方 适 许端卿 李昭玘 向 紃 陈 察 钟正甫 高茂华 杨彦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 醇 梁士能
武臣
张 巽 李 备故 王献可故 胡 田 马 谂 王 履故 赵希夷 任 濬 郭子旂 钱 盛 赵希德 王长民 李 永故 王庭臣 吉师雄 李 愚 吴休复故 崔昌符 潘 滋 高士权 李嘉亮 李 珫 刘延肇 姚 雄 李 基
内臣
梁惟简故 陈 衍故 张士良 梁知新故 李 倬故 谭 扆 窦 钺 赵 约 黄卿从 冯 说 曾 焘 苏舜民 杨 偁 梁 弼 陈 恂 张茂则故 张 琳 裴彦臣 李 偁故 阎守懃 王 绂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 道 邓世昌 郑居简 张 祜 王化臣
为臣不忠曾任宰臣
章 敦 王 珪
《元祐党籍碑》
北宋刻石,亦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宋徽宗即位后,听蔡京之言,将哲宗元祐中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数百人列为“元祐奸党”,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这就是有名的《元祐党籍碑》。共有三种:一,崇宁元年(1102)徽宗赵佶正书,刻于内府端礼门。未几即毁。二,崇宁二年(1103)蔡京书,勒令诸州据以刊石,次年亦奉诏毁。三,崇宁三年(1104)刻于朝堂。正书,无书人姓名,已毁。碑文列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人为奸党,亦毁。今传世者,惟广西自治区有两刻石:一在桂林龙隐岩石壁间,为庆元四年(1198)戊午梁律刊,后有吉州饶祖芫跋,字较大,石已剥落,且被镌刻八分书已漫漶三分之一;另一,在融县真仙岩壁间,系嘉定四年(1211)沈重刻,下有跋。沈乃“党籍”中列名的沈千之曾孙,家藏有此碑旧拓。《金石萃编》云:“赵佶、蔡京书法,皆为一代高手,以书法故,此碑自未可以人以事全废也。”
《元祐党籍碑》
现藏于县博物馆内,属于国家级文物藏品。融水所藏的《元祐党籍碑》是“元祐党人”中沈千的曾孙沈暐在融水做官时取家藏拓本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重新刊刻后置于老君洞的。碑高154厘米,宽82厘米。碑分四层,一层为碑额,二层为碑序,三层为碑文及“党人”姓名,四层为碑跋。融刻《元祐党籍碑》之所以令世人关注,主要是珍其“稀”,贵其“真”,目前全国仅存《元祐党籍碑》两处,另一处在桂林的龙隐洞,为摩崖(学术界简称“桂刻”)。对于桂刻的真伪,学术界莫衷一是,而融刻为蔡京书真品,已经众多的专家所考证,成为研究北宋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历史见证。融刻《元祐党籍碑》笔法雄健沉稳,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龙隐岩摩崖石刻《元佑党籍碑》,刻于南宋庆元四年(1198),是目前国内仅存两块中最完整的一块。此摩崖高17米,宽137米,正文行书,碑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叙述立碑原由;第二部分刻录“元佑党人”姓名,共309人;第三部分为饶祖尧跋,阐述了重刻此碑的原因和意义。《元佑党籍碑》反映了北宋后期的一段重大历史事实,是研究宋代党争的重要史料。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批官员的强烈反对。神宗死后,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政,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重获权势,尽废新法,贬黜新党人士。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又重新推行新法。徽宗崇宁元年(1102),奸臣蔡京为相,以复新法为名排除异己,将与己政见不合或素有私怨者,一概斥为“元佑奸党”。据记载“蔡京奏‘奉诏,令臣书元佑党姓名……,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均被列入“元佑奸党”之列。然事隔不久,朝野内外舆论竟起。崇宁五年(1106),徽宗不得不“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阙政。毁元佑党人碑。……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曾立于京师和各州县的党人碑荡然无存。至南宋初年,高宗赵构大开党禁,所谓"元佑奸党” 才得以平反。宁宗庆元戊午年(1198),元佑党人之一梁焘之曾孙梁律,以先祖能与司马光等大儒同列党籍为家世之荣,故据家藏旧拓本重刻于石壁之上,此乃今龙隐岩梁氏《元佑党籍碑》也。该碑能见于边陲之地桂林,可见此次党争波及范围之广泛和影响之巨大。
桂海碑林内刻在龙隐岩上的《米芾程节赠答诗》,弥足珍贵。现存于龙隐洞的宋代蔡京《元祐党籍碑》,记录了发生在北宋时期的一场震惊朝野的党派斗争,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309人株连其中,对研究宋代的历史和政治有着重要价值。
元祐党籍
蔡京从—个屡遭谪贬的一般官吏,一跃而位极人臣,他的心中止不住的得意。但是,作为一个心存奸巧的人,他的政治野心是没有止境的。蔡京当政不久,又一次野心勃勃地向权力发起挑战。
蔡京上奏宋徽宗说:“陛下欲继承父兄之志,臣恳请按照熙宁制度,设立部省讲议司,以完成陛下心愿。”
蔡京这一建议,是想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为了适应变法的需要,特意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新机构,专门主持变法事宜,有很大的权限,甚至于凌驾于宰相之上。蔡京奏请设立的“都省讲议司”与“制置三司条例司”权力相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可是,宋徽宗并没有看穿蔡京的险恶用心,看了奏折,反面夸奖蔡京是“王安石再世”!于是,宋徽宗下诏设立“都省讲议司”,并让察京负责这方面的事务。
设立“部省讲议司”之后,蔡京便将心腹吴居厚、王汉之等人安插进来,彻底把持了朝政。从此,朝中官吏的任免、国家财政的收支以及宗室事务,都先由“部省讲议司”决定,然后奏请宋徽宗批准了事。除此之外,蔡京还以“都省讲议司”作为幌子,声称不但要恢复熙宁之法,而且还要将宋神宗想改变但还未来得及实施的事情也预以实施。结果,熙宁新法被蔡京弄得面目全非,正如后人所评说的那样:“名为道用熙宁新法,却未有一事合乎新法。”实际上,所谓新法,对于蔡京来说。只不过借以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他的骨子里充满邪恶和阴谋。屯里员外郎孙馨是蔡京的好友.他对蔡京很了解。有一次,孙馨对蔡京说:“蔡相公,你的确是大富大贵之人,然而你的德行比不上你的才华,恐怕会贻误天下。”
蔡京却不以为然地说;“我现在被圣上重用,贵为宰相,愿公助我!”
孙馨见察京不把自己的劝告放在心上,叹了口气,怀着良好的愿望说:“相公如果确实能谨守祖宗之法,以正确的言论辅佐人主,让文武百官崇尚节俭,绝口不提兵战之事,那将是大宋王朝的幸运。”
蔡京对于孙馨的直言并不生气,却再也不言语什么,二人使不欢而散。
大权在握的蔡京,一直对守旧派大臣怀恨在心,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当时大部分已经死去。果如孙馨所言,蔡京有才无德,他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利剑,斩向守旧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早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蔡京拜右相还不到两个月,便上奏徽宗说:“陛下,司马光等人破坏先圣之法,应该把他们视为奸党,在其官爵,方才符合陛下细述先圣之法。”
在蔡京的游说之下,宋徽宗下诏说:“将元祐年间守旧派及议论过激之人,列籍呈上。”
于是,别有用心的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等二十二人,苏武等三十五人,秦观等四十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总共一百零九位大臣以他们的所谓罪状—一列出并呈报宋徽宗,上奏说:“请陛下御书刻石,以示后人。”
书法颇有造诣的宋徽宗欣然提笔,写了“元祐党籍碑”,让石匠刻好之后立于文德殿端礼门。
蔡京又暗示同僚上奏宋徽宗说:“近来臣等出京城到州府境内,在陈州(今河南淮阳)有士人问及瑞礼门石刻元祐奸党姓名,他们的姓名虽已颁行天下,但天下士人却未尽知。近在畿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边远之地了!乞阵睿旨,以御书奸党姓名刻石于路府州军,示天下之人。”
宋徽宗允准了这个奏议;但自己没有再以御笔书写,而让蔡京代笔,命令地方官府按照这个刻石立碑。
此后,蔡京又不断想出鬼花样陷害他人。宋哲宗元符末年,曾发生了一次日食现象,当时朝中的官员见天出异象,都认为是变法所致。时隔数年,蔡京旧事重提,竟牵连了五百多人,并奏请宋徽宗将这些人列为“邪类”,将他们除官做为责罚。
崇宁三年(1104),蔡京上奏宋徽宗重新将元祐党人以及后来所定的邪类,合为一籍,认定三百零九人为“党人”,第二次刻石立于朝堂东壁,井下令让察京书写一遍,在地方官府刻石立碑。
蔡京写好之后,上奏道:“臣奉陛下诏书用写元祐奸党姓名。陛下御书刻石,已立于朝堂东壁,永为万世子孙之戒。又诏臣书之,将以颂之天下。臣为扬陛下美意,仰承陛下绍述先圣之志,谨书元祐奸党姓名,同文本一起奏于陛下,恳请陛下阅之。”
宋徽宗对蔡京的书法赞不绝口,并把它颁行天下。宋徽宗与蔡京的作法,引起当时许多有良知的人士的反对。在当时的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官府请一个叫安民的石匠去刻字,他推辞说:“草民是愚昧之人,本不知立碑之意。但象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是奸邪之辈,草民不忍刻他名字。”
永兴军的官员大怒,想定他的罪,安民哭泣着请求:“官府的差使,草民不敢再推辞,只请求在碑石之本不刻写草民贱名,草民恐留骂名于后世。”
永兴军的官员听了安民的请求,见他也有些骨气,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前后两次刊石立碑,把守旧派整得很惨,蔡京内心总算有点好过了。但蔡京并未就此罢手,为了彻底在舆论上消除守旧派的影响,蔡京上奏宋徽宗说:“陛下,奸党之中,诗文流传民间者不在少数,臣怕这些诗人会对百姓产生坏影响,于绍述先圣不利。”
宋徽宗觉得有理,立即下诏说:“为正天下视听,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文莹《湘山野录》等书籍的刻版,悉行焚毁。”幸亏有一些诗文在民间保留了下来,否则,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再去吟诵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震撼人心的词句了!
蔡京打击报复守旧派的同时,对变法派内的一些人也进行迫害,以显示他的不可一世。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以及变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了蔡京,竟也被打入“元祐党籍”,备受摧折。
章惇曾反对宋徽宗继承皇位,蔡家为讨得宋徽宗的欢心,便上奏说:“陛下,章惇是奸邪之辈,目中无君,不恭不敬,请陛下把他一列为奸党。”宋徽宗没有明确表态。于是,蔡京便自作主张,将章停当作党人对待,连其子孙也受到牵连。
自蔡京拜相以来,受到其排挤迫害的朝中大臣,几乎超过一千,其中主要是宋哲宗元祐年间的守旧派。“元祐党籍”成了蔡京党同伐异,排挤打击政敌的一把利剑。在蔡京的专权下,宋徽宗的前堂上充满了奸邪之臣,朝政日益腐败下去。
从石头上读政治
梁 衡
石头给人情感上的印象是冰冷生硬,有谁没有事会去抚摸或拥抱一块冰冷的石头呢?但正如地球北端有一个国家名冰岛,那终年被冰雪覆盖着的国土下却时时冒出温泉,喷发火山。这冰冷的石头里却蕴藏着激荡的风云和热烈的思想。
我第一次从石头上读政治,是1994年1月初到桂林。谁都知道,桂林是个山水绝佳之地,我也是本着这份心情去寄情自然,赏心娱性的。当游至龙隐崖时,主人向我介绍一块摩崖石刻,因文字仰刻在洞顶,虽经800年,却得以逃脱人祸、水患。细读才知是有名的《元祐党籍碑》。说是碑,实际上就是一个黑名单。在这明媚的湖光山色中猛见这段历史公案,不由心头一紧,身子一下落入历史的枯井。这碑的书写者是在中国历史上可入选奸臣之最的蔡京。宋朝自赵匡胤夺权得位之后,跌跌撞撞共337年,好像就没有干出什么光荣的大业,倒是演释了一部忠奸交织图,并且大都是奸胜于忠。宋神宗年间国力贫弱,日子实在混不下去了,朝廷便起用新党王安石来变法。神宗死后,改年号元祐,反对变法的旧党得势;等到宋徽宗即位,新党势力又抬头。蔡京正在这时得宠,他便借机将自己的政敌统统打入旧党名单,名为元祐奸党。并且于崇宁四年(1105年)讨得皇帝旨,亲自书写成碑,遍立全国各地,要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把黑名单刻在石头上,这是蔡京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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