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牧的历史研究（之一）

石鼓与石鼓文之历史与研究概况（附石鼓歌）（之一）

历代吟诵石鼓的诗歌，出处不同、版本不同，字裏行间之间也会出现很大差异。本文虽尽量择优而叙之，但仍不免有误，故建议引用者进一步细查为是。--刘星 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

唐代石鼓研究（附石鼓歌）

石鼓，唐贞观时期发现於宝鸡陈仓。然上无年代款识，也无作者姓名。加之诗文缺文少字，以及文字古奥难识，诗意含蓄隐晦等诸多原因。人们均不知所写为何，产生於何时，所作何用。於是，学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贞观时之吏部侍郎蘇勖称赞道：“世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高宗时的书法家李嗣真在其《书後品》中也说：“史籀堙灭，陈仓藉甚”。开元年间的书法家张怀瓘(怀素)在《书断》中道：“按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作叙)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他赞美石鼓书法曰：“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苍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历史上，蘇勖第一个认为石鼓文是史籀留下的笔迹。这一看法得到李嗣真的附和，张怀瓘的论证。於是“石鼓”、“石鼓文”从此便得了名，文字被判定为史籀所写，石鼓便被认为是讽谏周宣王畋猎而刻制的东西了。

唐肃宗至德时之书法家窦臮著《述书赋》上下二篇，其兄窦蒙为之作注。云：“史籀，周宣王时史官。著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幷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即其文也。石寻毁失，时见此本，传诸好事者”。窦臮所记之“雍城南”，是言石鼓发现的地方。“猎碣”的称呼，即源於此。而文中所言“打本”即是石鼓拓本，说明了至德时已有石鼓文拓本流传於世。

诗人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久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盤拿肉屈强。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诗中有“陈仓石鼓久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句，这大概是石鼓发现後，文人对石鼓发现地最早的看法。

此後，德宗时之诗人韦应物专为石鼓文写了一首《石鼓歌》：“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纭纭。喘息逶迤相糺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法传，持来比此殊悬隔。”诗的开头“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便提出对石鼓之产生年代与制作原因的看法。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说，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说。开创了“周宣大猎刻石表功说”之观点，也开创了後世以《石鼓歌》的形式咏颂石鼓之先河。自唐以後各代多受其影响，不少著名诗人和学者均有赞颂石鼓的“诗”或“歌”留传於世。

受韦应物之启发与影响，唐代著名的古文学家韩愈也写了一首《石鼓歌》：“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蒐於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鼉。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忆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贴平不颇。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讵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辨口如悬河。石鼓之歌止於此，鸣呼吾意其蹉跎。”。诗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①诗人完全接受了韦诗之观点；②作者曾研读过石鼓文，但遇到篆文与剥蚀不清等之困难，未再对石鼓诗进行深入研究；③安史之乱後，石鼓能再现於世，是得其友人帮助寻找、挖掘後才运回凤翔的；④诗人曾向朝廷举荐过石鼓，但未受恩准；⑤诗中所言“臼科”，说明发现时《作原》鼓就已被凿为臼；⑥第一次向世人强调了石鼓作为历史文物的重要价值与意义。韩愈此诗後人选入了《唐诗三百首》，具有重要的史料与文学价值。

总的来看，唐代二百七十九年间对石鼓文化的贡献是：

一、完整地发现了十个石鼓，较为妥善地对石鼓作了保护与安置。

二、石鼓文字受到了唐代书法家的广泛重视，高度赞扬与肯定，石鼓得以以拓本形式流传至今。

三、石鼓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基本得到了肯定。

四、杜甫、韦应物、韩愈的石鼓诗歌，对後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代石鼓研究（附石鼓歌）

宪宗以後，唐各代之朝政都日趋衰弱，迁鼓之事也就搁置一边，无人再提。唐末，五代十国的战乱中，石鼓无人照管，何时被人搬走，无人知晓。战乱持续了一百多年，到宋朝建立後才得以平息。爱好历史文学的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担任凤翔知府时寻回九鼓，“复辇至於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见王厚之《复斋碑缘》)。皇祐四年，向传师在一屠户家，才将被当作米臼又被当成了磨刀石的《作原》鼓找到。自此石鼓遗失後约一百五十年左右，方才全部寻回。一百五十年，这是几代人的生存时间，当不会有人见过石鼓原样。於是《作原》鼓拓本是否“完整”，便成为划分“唐拓”与“宋拓”的唯一标准。完整即是唐拓，不完整的即所谓为臼後的石鼓拓本被认为最早不过宋拓。也就是说，“唐拓”与“宋拓”的区别在於《作原》鼓是否在五代十国至宋初这一段时间内被凿制为米臼。然章樵所言：“孙巨源得於僧寺佛书龕中，以为唐人所录”之石鼓文，其《作原》文字也不全，亦在为臼之後。故有人疑其为伪。但在韩愈诗中有“掘臼科”之句，是否又证明《作原》为臼，早於唐初呢？清代乾隆皇帝对此也提出了怀疑。然而，均因无更多证据以证其说，只好暂阙存疑。尽管我们比较支持《作原》为臼早於唐初的观点，但由於这观点尚无公认，故在本文中仍暂用“先锋”、“後劲”、“中权”三本为“宋拓”的一般看法。

北宋仁宗时诗人梅尧臣《雷逸老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作》一诗：“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发愤蒐岐阳。我车我马攻既良，射夫其同弓矢张。舫舟又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