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词原文
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
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
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白话译文
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氏，被仲卿的母亲驱赶回娘家，她发誓不再改嫁。但她娘家的人一直逼着她再嫁，她只好投水自尽。焦仲卿听到妻子的死讯后，也吊死在自己家里庭院的树上。当时的人哀悼他们，便写了这样一首诗。
孔雀鸟向东南方向飞去，飞上五里便徘徊一阵。
“（我）十三岁到十六岁能织精美的白绢学会了裁剪衣裳会弹箜篌 能诵读诗书。十七岁做了您的妻子，心中常常感到痛苦的悲伤。您既然做了太守府的小官吏，遵守官府的规则，专心不移。我一个人留在空房里，我们见面的日子实在少得很。
鸡鸣啼了，我就上机织绸子，天天晚上都不得休息。三天就织成五匹绸子，婆婆仍然嫌我织得慢。并不是因为我织得慢，（而是）您家的媳妇难做啊！我既然担当不了使唤，白白留着也没有什么用。（您）现在就可以去禀告婆婆，趁早把我遣送回娘家。”
焦仲卿听了这般诉说后，到堂上去禀告母亲：“我已经没有做高官、享厚禄的貌相，幸亏还能娶到这个（贤慧能干）的妻子，结婚后相亲相爱地生活，（并约定）死后在地下也要相依为伴侣。
相处在一起不到二三年，（生活）才开始，还不算很久，这个女子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正当，哪里料到会招致母亲不满意呢？”
焦母对仲卿说：“（你）怎么这样没见识！这个女子不讲礼节，一举一动全凭自己的意思。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你怎么可以自作主张！邻居有个贤慧的女子，名字叫罗敷，姿态可爱无比，母亲替你去提亲。（你）就赶快休掉刘兰芝，打发她走，千万不要挽留（兰芝）。 “
焦仲卿直身而跪禀告：“孩儿恭敬发禀告母亲，现在假如休掉这个女子，我一辈子就不再娶妻子了！”
焦母听了儿子的话，（用拳头）敲着坐具大发脾气（骂道）：“你这小子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怎么敢帮你媳妇说话！我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恩情了，当然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焦仲卿默默不敢作声，对母亲拜了两拜，回到自己房里，张嘴对妻子说话，却哭得连话也说不成句：“本来我不愿赶你走，但有母亲逼迫着。
你只好暂时回娘家去。我现在暂且回太守府里办事，不久我一定回来，回来后必定去迎接你回我家来。为此，你就受点委屈吧，千万不要违背我说的。”
刘兰芝对焦仲卿说：“不要再白费口舌了！记得那一年冬末，我辞别娘家嫁到你府上，侍奉时总是顺从婆婆的意旨，一举一动哪里敢自作主张呢？白天黑夜勤恳地操作，我孤孤单单地受尽辛苦折磨，总以为没有过错，终身侍奉婆婆。
（我）到底还是被赶走了，哪里还说得上再回到你家来？我有绣花的齐腰短袄，上面美丽的刺绣发出光彩，红色罗纱做的双层斗帐，四角挂着香袋，盛衣物的箱子六七十个，箱子上都用碧绿色的丝绳捆扎着。
样样东西各自不相同，种种器皿都在那箱匣里面。我人低贱，东西也不值钱，不配拿去迎接你日后再娶的妻子，留着作为我赠送（给你）的纪念品吧，从此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时时把这些东西作个安慰吧，（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我。”
鸡鸣啼了，外面天将亮了，刘兰芝起床打扮得整整齐齐。穿上绣花夹裙，每穿戴一件衣饰，都要更换好几遍。
脚下穿着丝鞋，头上戴（插）着闪闪发光的玳瑁首饰，腰上束着白绢子，光彩象水波一样流动，耳朵戴着用明月珠做的耳坠，手指纤细白嫩象削尖的葱根，嘴唇红润，像含着红色朱砂，轻盈地踏着细步，精巧美丽，真是世上没有第二个。
刘兰芝走上厅堂拜见婆婆，婆婆的怒气仍未平息。（兰芝说：）“从前我做女儿时，出世后从小生长在乡间，本来就没受过什么好的教养，同你家少爷结婚，更感到惭愧。接受婆婆送的钱财礼品很多，却不能承担婆婆的使唤。
今天我就回娘家去，只是记挂婆婆在家里辛苦操劳。”回头再与小姑告别，眼泪像连串的珠子掉下来。（刘兰芝对小姑说：）“我初来你家时，小姑你刚能扶着坐具学走路，今天我被赶走，小姑你长得和我一样高了。
希望你努力尽心奉养母亲，好好服侍她老人家，初七和十九，在玩耍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兰芝说完）出门登上车子离去了，眼泪不停地簌簌落下。
焦仲卿的马走在前面，刘兰芝的车行在后面，车子发出隐隐甸甸的响声，一起会合在大路口，焦仲卿下马坐入刘兰芝的车中，两人低头互相凑近耳朵低声说话。
（焦仲卿说）：“我发誓不与你断绝关系，你暂且回娘家去，我现在暂且去庐江太守府（办事），不久一定会回来，我对天发誓，决不会对不起你。”
刘兰芝对焦仲卿说：“感谢你忠诚相爱的心愿！你既然这样记着我，盼望你不久就能来接我，你一定要成为磐石，我一定要成为蒲草和苇子。蒲草和苇子柔软结实得像丝一样，磐石不容易被转移。
我有一个亲哥哥，性情行为暴躁如雷，恐怕不会听任我的意愿，违反我用来使我烦忧。”接着举手告别，惆怅不止，两人的感情同样的恋恋不舍。
兰芝走进了家门，来到内堂，上前后退都觉得没有脸面。刘母（看见兰芝回来）大为惊讶，拍着手掌说：“没想到你自己回来了！十三岁就教你纺织，十四岁就能裁剪衣裳，十五岁会弹箜篌，十六岁懂得礼节，十七岁送你出嫁，总以为你不会有什么过失。
你现在究竟有什么过错，没有人迎接你就自己回来了！”兰芝惭愧地对母亲说：“女儿实在没有什么过错。” 母亲听后非常悲伤。（兰芝）回家才十多天，县令派了媒人上门来。（媒人）说，县令家有个三公子，人长得漂亮文雅，世上无双，年龄只有十八九岁，口才很好，又非常能干。
刘母对女儿说：“你可以去答应他。”
女儿含着眼泪回答说：“兰芝才回来时，焦仲卿再三嘱咐我，立下誓言，永不分离。今天违背情义，恐怕这件事这样做不合适。那么你可以回绝来说媒的人，（以后）慢慢再讲这件事吧。”
刘母告诉媒人说：“（我们）贫贱人家，有了这个女儿，她刚出嫁不久就被休回娘家。（她）不能做府吏的妻子，怎么配得上县太爷的公子？希望你多方面打听打听（再访求别的女子），我不能就答应你。”县令的媒人走了几天后，不久太守派郡丞来求婚了。
说太守家有第五个儿子，娇美俊逸，还没有结婚，请郡丞去做媒人，这是主簿传达下来的话。郡丞直接对刘母说：“我们太守家，有这样一个好公子，既然想和你家结为婚姻，所以派我到你府上来说媒。
刘母谢绝媒人说：“女儿先前有过誓言，老妇我怎么敢（对她）说再嫁这件事呢？”
兰芝哥哥听到太守求婚被拒这件事，心中烦躁不安，开口对妹妹说：“你作这样打算怎么不好好考虑！前次出嫁得到的是一个小官吏，这次出嫁得到一个贵公子，运气的好坏相差得像天上地下一样，（好运气）足够使你终身荣耀富贵，不嫁给这样仁义的公子，往后你打算怎么办？”
兰芝抬头回答道：“道理确实像哥哥说的话一样，我辞别娘家去侍奉丈夫，半中间回到哥哥家里。怎样处理，完全照哥哥的主意吧，哪敢自己随便作主呢？虽然我与府吏立下誓约，但与他永远没有机会见面了。立刻就答应这门亲事吧，就可以结成婚姻。”
太守的媒人从座位上起来连声说：“是是，就这样办，就这样办。”他回到郡府报告太守说：“我接受您交给的使命，到刘家去做媒，公子很有缘份，说媒很成功。”太守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欢喜，（马上）查看婚嫁历，又翻看婚嫁书，
便告诉郡丞：“婚期定在这个月内就很吉利，年、月、日的干支都相适合，好日子就在三十这一天，今天已经是二十七了，你赶快去刘家订好结婚日期。”太守府内大家互相传话说：“赶快筹办婚礼吧！”（赶办婚礼的人）象天上的浮云一样来来往往连接不断。
装婚礼（物品）的船绘有青雀和白天鹅的图案，四角挂着绣有龙的旗幡，轻轻地随风飘荡。金色的车子白玉镶的车轮，缓步前行的青骢马，套有四周垂着彩缨、下面刻着金饰的马鞍。
赠送的聘金有三百万，都用青色的丝线穿着，各色绸缎有三百匹，从交州广州采购来的山珍海味。跟从的人有四五百，热热闹闹来到庐江郡府门。
阿母对女儿说：“刚才接到太守的信，明天来迎接你，为什么还不做衣裳？不要让婚事办不起来！”
兰芝默默不作声，用手巾捂着嘴哭泣，眼泪淌下就象水一样倾泻。移动坐着的琉璃榻，搬出来放在前面窗子下。左手拿着剪刀和尺子，右手拿着绫罗绸缎（动手做衣裳）。早晨就做成了绣花的夹裙，晚上做成了单罗衫。阴沉沉地天快要黑了，兰芝满怀悉思，走出门去痛哭。
焦仲卿听说有此变故，于是请假暂时回来，到兰芝家还有二三里的地方，人伤心，马也哀鸣。兰芝熟悉府吏的马叫声，轻步快跑去迎接他，悲伤失意地望着，知道（相爱的）人来了。她举起手抚摸着马鞍，哀声长叹使人心都碎了。
说：“自从你离开我以后，人事的变化真料想不到啊！果然没有像以前想象的那么好,有很多的事情你又不了解 我有亲生母亲，逼迫我的还有亲哥哥，硬把我许配给别人了，你回来有什么指望的地方呢！”
焦仲卿对兰芝说：“祝贺你得到高升！我这块磐石方正又坚实，可以一直存放上千年，而蒲苇一时柔韧，就只能保持在早晚之间罢了。你将会一天天地富贵起来，我一个人独自走到地府去吧！”
兰芝对焦仲卿说：“哪里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同是被逼迫，你这样我也这样，（我们）在地府下互相见面吧!（但愿）不要违背今天的誓言！”（他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然后告别离去，各人回到自己的家里。
活着的人却作临死的诀别，心里的愤恨哪里说得尽呢？想到（他们）将要永远离开人世间，无论如何不能再保全（生命了）！
焦仲卿回到家，走上厅堂拜见母亲说：“今天风大又非常寒冷，寒风摧折了树木，院子里的白兰花上结满了浓霜。
儿子现在就象快要落山的太阳一样，使得母亲在今后很孤单。（我）是有意作这样不好的打算的，不要再去怨恨什么鬼神了！愿您的寿命像南山的石头一样长久，愿您的身体永远健康又舒顺！”
焦母听到（儿子）这些话，泪水随着说话声一起流下，说：“你是世家的子弟，又在京城里任官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妇人去寻死，（你和她）贵贱不同，（休掉了她）哪里就算薄情呢？东邻有个贤慧的女子，她的美丽在城内外是出名的，我替你去求婚，早晚就会有答复。”
焦仲卿向母亲拜了两拜就回房，在自己的空房里长声叹息，自杀的打算就这样决定了。（他）把头转向兰芝住过的内房，（睹物生情），越来越被悲痛煎熬逼迫。
（兰芝）结婚的这一天牛马乱叫的时候，刘兰芝走进了行婚礼的青布篷帐，在暗沉沉的黄昏后，静悄悄的，人们开始安歇了。（兰芝自言自语说）：“我的生命在今天结束了，魂灵要离开了，让这尸体长久地留在人间吧”！（于是）挽起裙子，脱去丝鞋，纵身跳进清水池里。
焦仲卿听到刘兰芝投水自杀这件事，心里知道（从此与刘兰芝）永远离别了，在庭院里的树下徘徊了一阵，自己就在向着东南的树枝上吊死了。焦刘两家要求合葬，于是把两个人合葬在华山旁边。
（在坟墓的）东西两旁种上松柏，（在坟墓的）左右两侧种上梧桐，（这些树）条条树枝互相覆盖着，片片叶子互相连接着。树中有一对飞鸟，它们的名字叫做鸳鸯，仰头相互对着叫，天天夜里直叫到五更。
走路的人停下脚步听，寡妇听见了，从床上起来，心里很不安定。多多劝告后世的人，把这件事作为教训，千万不要忘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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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一、、写作年代
《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历来有所争论。根据此诗“小序”，应是汉末建安时代的作品，故属“汉乐府”范围。
刘克庄《后村诗话》云：“《焦仲卿妻》诗，六朝人所作也。《木兰诗》唐人所作也。《乐府》惟此二篇作叙事体，有始有卒，虽词多质俚，然有古意。”刘克庄指出此诗为六朝人作品，但也没有举出什么理由，所以刘说影响不大。
1924年，梁启超为了欢迎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讲，提到《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问题，他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孔雀东南飞》向来都认为汉诗，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别有考证。）
《佛本行赞》现在译成四本，原来只是一首诗。……六朝人几于人人共读。那种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输入我们诗人的心灵中当然不少，只恐《孔雀东南飞》一路的长篇叙事抒情诗，也间接受着影响吧？”（见《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讲稿，北京《晨报》）此说在文学界颇多影响。
梁启超说的“别有考证”后来也未见发表，倒是发表了否定自己的看法。他说：“刘克庄《后村诗话》疑这诗非汉人作品。他说汉人没有这种长篇叙事诗，应为六朝人拟作。我从前也觉此说新奇，颇表同意。但仔细研究，六朝人不会有此朴拙笔墨。
原序说焦仲卿是建安时人，若此诗作于建安末年，便与魏的黄初紧相衔接。那时候如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都是篇幅很长。然则《孔雀东南飞》也有在那时代写成的可能性，我们还是不翻旧案的好。（见《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后来仍有不少人主张《孔雀东南飞》作于六朝的。各种考证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
1、根据《酉阳杂俎》和《北史·齐本纪》，指出诗里“新妇入青庐”的“青庐”，是北朝新婚时的习俗。
2、根据《宋书·臧质传》和《乐府诗集》，证明诗中“四角龙子幡”是南朝的风尚。
3、诗中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的句子，认为庐江的人绝不会葬到陕西华山去，华山在这里只是一个借喻，是袭用了宋少帝时“华山畿”的故事。根据这些理由，认为汉朝的诗里是不可能出现六朝的习俗、风尚和事迹的，《孔雀东南飞》的这些内证，就透露了自己问世的年代。
但是这些论证仍然比较牵强，不足以构成完整的理由。因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礼异》中虽记有“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但这段话只能证明北朝有这种婚礼，却不能证明北朝以前没有这种婚礼。
“青庐”汉代已有，《世说新语·假谲》中记曹操故事时已有“青庐”之名出现，也说明“青庐”已用于汉末，而非始于北朝，只是北朝袭用汉俗而已。
《宋书·臧质传》、《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中虽然有“龙子蟠”的记载，但“幡”在汉末已很流行，传喻信命，表题官号，用的就是这种四角旗。
“龙幡”曾见于《三国志·吴志》。所以《孔雀东南飞》中出现“四角龙子幡”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说它是南朝独有的风尚“孔雀东南飞”与“华山畿”故事中的殉情情节，类型相同，都是民间传说中的典型。
“孔雀东南飞”故事的地点在庐江，“华山畿”故事的地点南徐在今镇江。中国各地小山同名的很多，不一定“孔雀东南飞”就是袭用了“华山畿”的地名，借喻之说，也不确切。
北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谓：“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历来有许多争论，或以为汉末人作。今按，根据原序，此诗基本上当成于汉末；
惟民间乐府本为集体创作，在流传中总会经过不断的丰富和修改，自然随时有增附润饰的可能，故诗中不免有汉以后的风俗习惯等描写羼入，不得因此即武断为六朝人之作。至其被收入《玉台新咏》，则表示此诗最终写定的时间必在徐陵之前。”
以上为此诗写作年代的争论情况，但通常仍根据《玉台新咏》所载“小序”，认为是汉末之作。
二、社会环境
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当时的背景是：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那套伦理纲常，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发展到了相当完备严密的程度。
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规定有“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清规戒律。“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正是焦刘悲剧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时代氛围里，在焦母的*威下，焦仲卿敢于站在刘兰芝一边，表现出与兰芝“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坚决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医学进入日本的确切时间，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较为公认的是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因当时的朝鲜使者为天皇治病收效，使日本学者认识到中国医学的价值并且接受，中国医学便以朝鲜为媒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
公元552年，梁元帝赠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医药书籍164卷到日本，开始了中日医学的直接交流。至隋唐之际，中国由统一走向兴盛，成为亚洲科技、经济、文化、医药等方面的中心，中日两国交往月益频繁，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留学生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历时15年，于628年学成回国，带回大量隋唐医书。公元754年唐高僧 鉴真 应邀，携带大批医书东渡日本成功，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此后隋唐、宋代医学及医药著作大量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医学的主流。此外，当时日本不仅在临床上采用中医药理论与辨治方药，而且医学著作，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等方面均与我国同出一辙。如公元9世纪日丰城天皇出云广贞等受命编纂《大同类聚方》1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黄帝内经》、《黄帝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等而成。公元10世纪，丹波康赖撰述《医心方》30卷，除以《诸病源候论》为主外，还博采南朝、隋唐医药书籍百余种。公元701年，日文武天皇（42代）大宝元年，颁布的大宝令，其中的《医疾令》就参考了唐医事制度。该法令为日本最早的医事制度。
因此，可以说从公元5世纪以后，日本通过广泛频繁的学术、人员交流不断引进中医药学，然后，从学术、临床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单纯而忠实地加以模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5世纪，正是由于这种踏实地、虚心地、长时间的学习运用，为日本汉方医学的独立发展与形成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5世纪末，田代三喜（公元1465～1537年）入明拜僧月湖为师，专攻金元医学，留学12年回国后，首倡李朱医学。适逢当时日本社会盛行宋儒性理学，其弟子 曲直漱道三 大力推广普及，并建立启迪院，教授门徒800余。李朱医学逐渐遍及日本各地，风靡一时。
1571年，曲直濑道三代表作《启迪集》问世，该书引用中国医书达63种之多，其内容以引李东垣《脾胃论》、《兰室秘藏》，朱丹溪《格致余论》、《丹溪心法》为最多。但并不拘于金元医家，而是博采众长、首次提出以传统医学的理论，把握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表现，在此基础上察证辨治，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了日本汉方医学独立发展的基础。
曲直獭道三以后，追随者甚众，其弟子大多成为当时名医。江户前期以及其后约100年间道三学派，即金元医学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日本汉方医学第一支学派，即所谓“后世方派”，真正开始了中国医学日本化阶段。
日本江户时代（公元1603～1876年），由于社会潮流的改变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宋儒性理学影响渐衰，以伊藤仁斋为首掀起一场儒学复古运动，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取代了阴阳五行思辨合理主义。与宋儒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元医学、与当时发展的盲然科学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加之统治了汉方医界百余年后的后世方派，不仅拘泥于金元医学的空头理论，而且在医疗上也出现滥用温补的弊端。这样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也掀起了复古浪潮。
其代表人：香川修庵、 古益东洞 （公元1702-1773年）等，他们认为，古代医学是从纯粹观察和实际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没有掺杂阴阳五行思辨理论，是临床最有价值的。他们把贯穿着阴阳五行论的内经医学视为阴阳医学，把沾染了道教求仙的神农本草医学视为神仙医学，认为他们不能与张仲景的医学相提并论，故独崇《伤寒论》并加以发扬。
正是在这种尚古和经验实证思路指导下，以《伤寒论》为基础，建立了 古方派 的学术体系。尤其是古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吉益东洞所撰《类聚方》、《药征》等著作，即是选择性地吸收了《伤寒杂病论》的精髓部分，结合自身经验类编而成，使古方派发展达到顶点；此外，由于“腹诊”在《伤寒论》中多见，故东洞亦大为倡导之并将其具体化。东洞之说，不仅与当时社会和医学背景相呼应，而且迎合了日本注重简朴务实的民族心理性格，故合者甚众，很快压倒众说，成了汉方医学之主流，至今不衰。
江户中期， 古方派与后世方派互相对立，学术争鸣非常活跃，使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及明显的学派倾向；理论上以《伤寒论》为基本框架，并高度简单化；临床上注重方证与“方证对应”；诊断上强调腹诊的重要性；方药上以方剂为单位 。 终于实现了中国医学日本化的过程，从而诞生了名符其实的日本传统医学 —— 汉方医学或称东洋医学 。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医学也传入了日本，但真正受到注意井发生影响是在17世纪，随荷兰人进入日本之后。公元1754年京师医官山胁东洋根据西医人体解剖，订正古医籍的错误，撰《脏志》一书，为日本近代解剖学之嚆矢，引起一些汉方医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举趣。
继而，有关西医解剖、生理、临床各科、药学方面的书籍不断问世，使仅方医学家们较广泛地接触西医理论，发现其可取之处，逐渐接纳了西医，并试图将汉方医学与西医相融合，建立新型的医学体系，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 汉兰医学折衷派 ”。
折衷派吸收了后世方派和古方派的优点，扬弃其不足并吸取一些西洋医学观点而立论，主张无论是哪一派，只要在临床有效就应选用。开发中药麻醉剂，在世界上最先成功地作了乳癌摘除术的华岗青洲、永富独啸庵，以及明治前期主宰汉方界，被称为幕末明治的汉方巨头浅田宗伯等都可以说是折衷派的代表人物。
但到德川幕府的末朝，传统医学的主体与折衷派分开，而出现了考证学派，并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其代表人物如 山田正珍 以及 丹波氏家族 。此后，至19世纪中叶，日本汉方医学界古方派与折衷派影响较大，前者强调“经验实证主义”，重临床经验而轻视理论；折衷派中则以考证学派居主流，侧重于古文献的考证、训诂、笺注，理论上全尊古，无所创见，造成汉方医学学与术的分离，使医术的传授受到很大的影响。
至明治以前的幕府末期，名医已很少，加之医学传授方面的保守和神秘主义，引起当时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此外，汉方医学与当时急需发展战伤外科、预防医学、集体治疗医学和防疫医学等“群体防治医学”的需要相矛盾，使汉方医学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公元1868年，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打破德川幕府推行了200余年的闭关自守政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同时在倾向于西洋文化的社会大潮的背景下，医学也转向于西洋医学。汉方学馆被封闭，领导权由西医执掌，片面强调西医的优点，根本忽视两种医学的不同，大力提倡西医，采用西医药分业制度。通过西欧医学教育，大量培养西医师，此时的汉方医学陷入低谷。明治8年以后，汉方医学甚至处在法律上难以生存的状态。至此，汉方医学进入了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
自明治8年起，当时以汉方医学的复兴为目标的医药工作者集结起来，纷纷为汉方的存续而进行活动。在20年中汉医先后展开了三次斗争。明治8年至16年的8年间开展了理论斗争，针对政府考试洋医七科的医制改革方案，以浅田宗伯为首的六贤人集会研究，提出了汉医考试6科（开物燮理、脏腑经络、究理尽性、众病原机、药性体用、脉病诊治）的修正方案，进行了结社、出版、办校、请愿等一系列运动。
抗争的大本营为东京的温知社，主持人先后有山田广业、 浅田宗伯 及浅井国干等汉医代表人物。到明治15年，温知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温知、赞育（京都人春雨（熊本）实行西洋七科考试制度，《医制》渗透会取消汉方医药的措施。
此后，汉医虽自明治17~20年开展治疗斗争以及自明治23~28年进行议会斗争，继续背水一战，但终因政府与洋医的压制逐步升级，汉医内部又面临森立之、清川玄道、浅田宗伯等核心人物的相继谢世，人心涣散、经济桔据而回天乏术。
特别是明治28年第八次议会上，汉医提出的改正法案，仅以27票之差被否决，至此，汉方存续运动宣告失败。 在浅井国干泣血告罪于先祖墓前，最后寂然逝去的尾声里，结束了汉洋医家的斗争史，汉医一败涂地，逐渐衰亡。
1906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后日本出现了重新评价汉方医学的形势。1906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日本联合医学会，东大教授 三浦谨之助 、 山下顺一郎分别作了《关于针灸治疗》、《和汉药的价值》 的报告，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使许多学者对过去的“汉方低级无用论”是否正确不能不反思。
1910年汉方家 和田启十郎 首先自费出版了《 医界之铁椎 》，以自己的临床实践阐发了汉方医学的价值。这部书是很具有战斗力的檄文。此后，一些有相当造诣和地位的现代医药界专家，如大政时期的朝比奈泰彦；昭和时期的汤本求真、伊东弥惠治等，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汉方医学的未来性、自觉投身于这一艰难事业，由于他们的学识和声望，因而对坚持和复兴汉方医学给予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 汤本求真撰写了《皇汉医学》 3卷，此书首次结合西洋医学知识解释汉夯医学，成为推动汉方医学复兴的巨大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取得了西医资格的汉医世家后裔，他们志愿追随汉医，刻苦钻研汉方医学，潜心积累临床经验，努力提高汉方医学的临床疗效，以站稳脚根扩大阵地。如 矢数道明、安西安周、木村长久、细野史郎、清水太郎、柳谷素灵 等，一并成为汉方医学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国也开始研究东方医学的针术，凡是到德国和法国去的日本医学者，一定被询问关于东方医学方面的问题，这种实际情况使日本近代医学者感到吃惊，并使他们认识到那些医学者们对东方医学要重新认识了。此外，日本医学者对近代医学的新药、化学药品的副作用产生了失望情绪和检讨心情，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东方医学。
东方医学应用的天然生药复合处方，按规定去使用，象化学药品那样的副作用简直可以说没有。医药学界需要的是能对人的体质导致综合性治疗效果的药品，哪怕它的效果缓慢了一点也好。汉方药里有满足这种希望的原料药。过去被讥讽为东方医学短处的东西，忽而被认为是长处而又重新出头露面了。东方医学由于它本身的特点，又开始新的复兴。
1950年由矢数道明、板仓武等积极筹划，四方联络，把分散在各地的原“东亚医学协会”的会员进行登记召集，正式恢复了学会，称之为“日本东洋医学会”。 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召开了第一次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接着又恢复了战前中医刊物《汉方和汉药》。
1954年由矢数道明倡导，联合了当时汉方名流细野史郎、间中喜雄、森田幸门、马场辰二等几人，创办了《汉方临床》杂志、以替代原来的《汉方和汉药》。在创办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在连续3年出现赤字的情况下，每人每月拿出自己的收入以支付杂志的亏损。为了汉方事业的生存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至本世纪70年代，在国际“中医热”的影响之下，通过日本汉方界的努力，汉方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派兴旺的景象。其主要表现在：
①社会地位的提高。 70年代的日本汉方医疗已经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信，在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对比中，东洋医学的许多长处已被人们所公认。不仅在民间信仰汉方、应用汉药，在官方、机关各个阶层中亦普遍使用汉药，就连医学院校的学生患病时也惧怕化学药物的副作用而使用汉方制剂。汉方医学在社会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因此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重视。日本自民党成立了汉方同盟研究会、中曾根首相任名誉会长， 凡重大社会活动中均有汉方界代表参加 。对汉方医学作出杰出贡献的汉方家给予崇高荣誉，在第32次、33次全日本医师会设立的纪念医学大会上，由医师会长武见太郎分别授与了 矢数道明、间中喜雄的“最高优功赏” 。
70年代汉方复兴高潮中，日zhengfu为顺应民心，于1976年厚生省正式将汉方制剂纳入《药价基准》，开始为43种，1981年增至613种。并把主要的汉方制剂定为保险制剂在全国通用，建立健康保险机构，使保险费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汉方界的机构中。使日本汉方事业的发展有了雄厚的资本。
1972年以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会总合研究所为首的一系列汉方医学专业科研机构建立。在北里研究所这座驰名世界的现代医学研究机构中设立东洋医学研究年，无异于在现代医学最高学术领域中公开支持汉方医学的存在和承认真未来性，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非常大的，不仅半个多世纪以来汉方医学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很快地就带动了一批先进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组成了一个研究系统，出现了空前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学术水平飞快提高、1979年国家科学技术厅制定了汉方医学研究综合计划，投入10亿日元进行证与经络实质、瘀血、生药资源确保等研究。为只本汉方医学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④学术活动月趋活跃，眉本东洋医学总会、各地东洋医学分会、各汉方团体不断组织各种学术交流，许多著名的汉方医家经常举办学术报告、许座，积极传播汉方医学知识和经验，使汉方医学更普及，乃至家喻户晓。在日本社会上形成了一定声势。至此，凡本汉方医学得以全面复兴。
导读： 即将开播的《女医・明妃传》让一位原本寂寂无名的明代女医火了起来，谈允贤以及那些在史册中留墨不多的女医们开始进入大众视野。让人不禁想起前几年火遍亚洲的《大长今》，相比只给王公贵族看病的御医，我们明代的女神医却悬壶济世，医德医术更胜一筹！
谈允贤，是个对于中医圈内人来说都有些陌生的名字。然而，随着一部由刘诗诗、霍建华主演的古装传奇剧《女医・明妃传》的杀青和宣传，这位生活在明朝中叶的女名医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了解，甚至拥有了自己的贴吧和粉丝。
湮没于正史的民间女医谈允贤名虽不显，但确有其人，且是我国古代少数有文字流芳于世的女医者。其著作《女医杂言》共收录病案31例，孤本现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根据《女医杂言・自序》及谈氏侄孙谈修所写跋语，谈允贤是江苏无锡人，“以女医名邑中，寿终九十有六。生平治人不可以数计”，且“年益高，术益神”。其祖父谈复曾获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是当地名医，“以医药济人，衣食常不给，而所得悉施贫者”，祖母茹氏对医药也十分精通。其父亲谈纲曾任南京刑部主事及广信、莱州郡守。谈允贤的家世可以得到《无锡金匮县志》等地方志的佐证。
谈允贤从小聪慧，祖父不愿以女红拘束她，希望授予她医术。在祖母的指点下，谈允贤十余岁便通读《难经》、《脉诀》等书。婚后不久，谈允贤气血失调，她通过自己患病医治的经历体察用药，“凡医来，必先自诊视以验其言，药至亦必手自拣择，斟酌可用与否”。祖母临终前将全部验方和治药之具传授给她。受限于封建社会的礼教大防，当时许多闺阁千金和富豪眷属得了妇科病，往往羞于请男医诊治，并常常因此延误病情。谈允贤行医之后，“相知女流眷属，不屑以男治者，络绎而来，往往获奇效”，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女医生。
谈允贤50岁时，将祖母传授的医术和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撰写成《女医杂言》。该书采用追忆体裁，先详述病情、病史，后列治法、处方，记载的患者均为女性，病证多为妇科病，包括月经不调、习惯性流产、血崩、不孕等。患者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6岁，其中育龄妇女占多数。
《女医杂言》是我国医案发展史上较早成书的医案专著之一。该书早年被现代著名中医医史文献学家范行准先生收藏，范老曾言“现存较早的个人医案，据我所知，或为十六世纪明正德五年（1510年）无锡谈允贤（1461-1556年，杨某妻）……自辑治验30案为《女医杂言》一书……及汪机门人所辑的《石山医案》。”据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的郑金生教授考据，在谈允贤之前成书的医案只有4部，其中《仓公诊籍》和《罗谦甫治验案》为后人辑录，只有南宋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和元代朱丹溪的医案专著真正撰成于谈允贤之前。
谈允贤与《女医・明妃传》“古代女子行医，还有著作留传下来，很难得。但知道谈允贤的人不多，她不像鲍姑那么有名，我觉得很可惜。”编剧张巍偶然读到谈允贤的故事，萌发了以此为原型创作剧本的念头，“剧本是3年前写的，当时网上几乎搜不到她的资料。”
不过，《女医・明妃传》中的女国医与历史上的谈允贤并不完全重合。张巍坦言剧本有戏说成分，她发现谈允贤的生活年代和“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北征瓦剌惨败被俘的历史事件相距不远，便进行艺术加工，把谈允贤的生活年代提前。剧中谈允贤出生御医世家，自幼跟随祖母学习中医知识，渐起救天下女子之心，她在医学上博采众长，自成一派，最终成为明朝首位女国医。她和明英宗、明代宗兄弟二人均有感情戏。
“古代女医生不会医治男性，也不会是御医，宫廷内只有医治后宫嫔妃的医婆。谈允贤出生于1461年，经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有些牵强。明代宗去世于1457年，明英宗去世于1464年，三人也不太可能产生感情纠葛。”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其成则认为该剧人物、情节值得商榷，但他也认同“这类题材值得尝试，应该尽量挖掘人物的真实历史。”张其成希望该剧不过分渲染宫斗和感情纠葛。
编剧的中医情结“女中医是一个很好的挑战”，编剧张巍想写中医题材好多年了。一方面，她对医疗题材向来感兴趣，今年她的《长大》和《女医・明妃传》均入选第20届上海**节九部大戏，前者是西医剧，后者是中医剧。另一方面，张巍素以女性职场励志剧著称，写有《杜拉拉升职记》、《陆贞传奇》等，她直言《女医・明妃传》也可以被视为古装女性职场剧，“如果说《陆贞传奇》是古代女公务员升职记，《女医・明妃传》就是古代女医升职记”。
张巍坦言中医题材加大了剧本创作的难度。她参考了《妇科千金方》等十几本医书，“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没有一个方子是从网上找来的。故事发生在明中期，所有的方子都从明以前的医书上摘得。”她先后咨询3个中医顾问，多次改方，“有两个顾问还在邮件上进行过辩论。”她还透露每一集末将有一个美容减肥的小偏方。另据制作方唐人影视介绍，为求真实、严谨，剧组在拍摄之初为谈允贤的扮演者刘诗诗安排中医师亲手指导针灸手法，包括对于穴位的认识、针刺轻重的拿捏等。
《女医・明妃传》预计于2015年初上映。“希望对推广中医文化有帮助，能因此有更多学生高考选择报考中医，将来从事中医研究。”张巍希望这部被媒体称为中国版《大长今》的电视剧也能输出中国自己的文化符号。
拓展阅读：历数古代那些女名医受制于封建礼教和妇女较低的社会地位，中国古代流芳于世的女名医寥若晨星，载入正史的更是凤毛麟角，后者多为宫廷女医。中国专职宫廷医生自周代开始，而宫廷女医直到汉代才出现，她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后宫嫔妃们的医疗保健。
西汉义妁义妁，河东（今山西省复县）人，她是我国正史所载最早的女名医。民间传说义妁从小就对药草有兴趣，十几岁上山采药，捣烂后给乡亲们敷治外伤。遇有大夫走村串户，她总爱跟着学，看大夫们怎样望、闻、问、切，竖起耳朵，听大夫讲解医理，并虚心求教。日积月累，她学到了许多医药知识，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有一天，外村抬来一个久治不愈的腹胀病人。义妁取出几根针在他的下腹和大腿扎了几针，并为病人熬服汤药。3天后，病人腹胀消退，不久痊愈。此后，义妁的医名便传开了。
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年老多病，汉武帝听说义妁医术高超，便诏她入宫，封为王太后的侍医。入宫后，她果然将王太后的病治好了。据《史记》记载，王太后因为喜爱义妁，奏请汉武帝封其弟义纵为中郎，补为上党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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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医圣道医怎么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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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松为北京岐黄普济中医研究院长、嗣汉天师府道医研究院院长，成长于道医世家，攻读现代医学专业，中医执业医师、西医执业医师。从事中西医临床及科研工作二十余年，并研发转让过抗癌药物技术。擅⻓祝由医学、道医针术、四象脉诊、中医药物炮制、人体解剖学、柔性正骨等医学和保健技术，励志弘扬祖国传统医学，使道医技术更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得到更好的推广。
有根据，直接改变的是气质，间接改变的是容颜。
人丑就要多读书并不仅仅只是调侃，我始终相信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的广泛传播总会有一定原因。这世上会有傻子，但聪明人居多，如果是空穴来风的言论，大概传播路子不会广，寿命也不会长久，人们可适用于极大地鉴赏能力的。
这句话的根据在于如何通过读书提升自己的形态仪容。三分长相七分打扮，这句话令人拍案叫绝，它给了丑人一个回旋的余地，同时给了丑人反驳天生丽质群体的话语支撑，对于漂亮的人儿也不差，它给了显示自己独特眼光的方式，同时又让这一群体得以显现自己异于常人的方面。
文化和知识需要简单化和平民话，这是我一贯对于繁杂拗口的理论书籍产生的强烈谴责，当然我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但我相信如此想法居多，因为没人愿意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咬文嚼字，简单易懂，生动鲜活。但不要简浅易懂和粗鄙，有最低标准，也要有最高限制。
知识和书籍就像容颜，不能看到就会产生反感，但也不能高端到凌云之上，反而适得其反。这是我对两个完全不同事物的认识，文字和书籍应该是可爱的，带给人力量，带给人方向，带给人内在的提升。脸蛋也是如此，温雅，大方，让人亲近，足够。
没人愿意看到身边的人愁云满布，脸上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器官被无端的压力等负面因素强揉在一起，让人产生戾气。这样的脸永远不会好看，但解决办法绝不是整容，更不是拿起一本书来挑顶夜读，这会成为天大的笑话。
读书需要坚持，也需要时间。大学四年最多的就是时间，在学好自己专业和必备能力的基础上培养自己的读书意识，不一定是名著和理论。可以是一个小故事，爱情，悲剧，家庭，在不甚者可以选择玄幻，虽然没用，但可以带人畅游一番假想所带来的得快乐。过程很重要，书籍带来的眼光实在广泛，带来的气质可以改变一个人谈话时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
展示容颜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交流，神情自然，表情自信的恰到好处，我相信没人会说任何与美丑相关的话题，除非他愿意暴露自己的肤浅和幼稚。
来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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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直线1KM范围内交通配套资源有（赵家条，惠济二路，江大路大江园，建设大道武汉晚报，建设大道地铁赵家条站，江大路九万方，惠济路赵家条，黄浦大街空军预警学院，惠济路惠济三路，建设大道罗家庄，江大路花桥二村，黄浦大街工农兵路）等。
直线2KM范围内教育资源有10个（大江园幼儿园，音乐花园音乐艺术中心，长颈鹿美语(金融街壹号校区)，武汉市江岸区致远学校，长江老年大学，湖北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汉口惠济校区)，巨人教育(花桥校区)，武汉市江岸区融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武汉育才第二寄宿小学招生中心，加嘉佳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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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从春秋时期就陆续出现了元帅、将军、校尉的称号，这比西欧国家早了十几个世纪。中国古代军队的武官阶品体制，与西欧军衔体制职能一致，但形式不同，各自独立，两者没有承袭关系。1894年，清朝政府决定依照西欧国家军队编练新军。到1904年建立了新军的阶位、品级，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5实行军衔制，1966年被取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新兵役法规定，恢复实行军衔制。1988年7月1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断了23年之后，我军又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度。
何为“三公”？
1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 周 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一说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2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 西汉 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 东汉 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见《通典·职官一》。
3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 唐 宋 沿 东汉 之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但已非实职。
4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 明 清 沿 周 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惟只用作大臣的最高荣衔。见《明史·职官志一》、《清史稿·职官志一》。
5星名。
http://hanziaskmorenet/4E09516Chtm
http://wwwcycnetcom/encyclopedia/military/source/991009021htm
http://hanziaskmorenet/4E09516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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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后代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丞相是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如《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颜太师以兵解”，颜真卿曾被加太子太师衔，故称。再如明代张居正曾有八个虚衔，最后加太子太师衔；清代洪承畴也被加封太子太师衔，其实并未给太子讲过课。
太傅参见“太师”条。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梁怀王的老师，故封为太傅。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死后都被迫赠太傅。
少保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故称。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如汉高祖以韩信为大将军，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张衡传》“大将军邓骘奇其才”，邓骘当时为汉和帝的大将军。
参知政事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训俭示康》“参政鲁公为谏官”，“鲁公”指宋真宗时的鲁宗道。《谭嗣同》“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任职者无定员，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清末汉人只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短时间地任过军机大臣。《谭嗣同》“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
军机章京参见“军机大臣”条。是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被称为“小军机”。《谭嗣同》：“皇上超擢四晶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
御史本为史官，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御史前书曰”，“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子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再如《记王忠肃公翱事》“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宁”，王翱当时任都察院长官。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宋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当时掌管军事要务。
左徒战国时楚国的官名，与后世左右拾遗相当。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举荐人才。《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最高一级武官。《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高太尉指高俅。
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廉颇蔺相如列传》：“拜相如为上大夫。”当时蔺相如比上卿廉颇官位要低。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屈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上官大夫”，一般认为是指上官靳尚。“子非三阊大夫欤”屈原担任的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长官。《〈指南录〉后序》：“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指的便是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司马迁做过太史令。《张衡传》：“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问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文起为翰林院修撰，史官，故称太史。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如李斯曾任长史，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出师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长史”指张裔。《赤壁之战》：“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各部长官(尚书)的副职(详见“三省六部”条)。韩愈曾先后任过刑部、兵部、吏部的侍郎。《出师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其中董允是侍郎。《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袁世凯为兵部侍郎。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出师表》提到的郭攸之、费祎即是侍中。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如《荆轲刺秦王》：“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此指宫廷侍卫。《张衡传》“公车特征拜郎中”，“郎中”是管理车骑门户的官名。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后汉书》著者范晔曾任刘裕第四子刘义康的参军。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地方官员，如杜甫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华州司功曹参军，白居易曾任京兆府户曹参军。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如《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明清时指县长，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
尹参见“令尹”条。战国时楚国令尹的助手有左尹、右尹，如《鸿门宴》“楚左尹项伯者”，左尹地位略高于右尹。又为古代官的通称，如京兆尹、河南尹、州尹、县尹等。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冏卿太仆寺卿的别称，掌管皇帝车马、牲畜之事。《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因之”是吴默的字。
司马各个朝代所指官位不尽相同。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如《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隋唐时是州郡太守(刺史)的属官，如《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白居易当时被贬至九江，位在州郡别驾、长史之下。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红楼梦》第四回：“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经略使也简称“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如范仲淹曾任陕西经略副使。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如《梅花岭记》“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洪承畴降清后曾任七省经略，驻扎江宁。
刺史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唐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
太守参见“刺史”条。又称“郡守”，州郡最高行政长官。范晔曾任宣城太守。《桃花源记》：“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孔雀东南飞》：“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赤壁之战》：“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都督参见“经略使”条。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的官名，有的朝代地方最高长官亦称“都督”，相当于节度使或州郡刺史。如《梅花岭记》：“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刘肇基是驻地方卫所的军事长官。
巡抚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级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军”。如《五人墓碑记》：“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抚吴，即担任吴地的巡抚。
抚军参见“巡抚”条。《促织》：“乃赏成，献诸抚军。”抚军大悦，以金笼进上。”又称作“抚臣”，如“诏赐抚臣名马衣缎”。
校尉两汉时期次于将军的官职。如《赤壁之战》：“以鲁肃为赞军校尉。”鲁肃当时担任协助主帅周瑜规划军事的副将。唐以后地位渐低。
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京城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
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如《水浒传》中的鲁提辖鲁智深。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
知府即“太守”，又称“知州”。《登泰山记》：“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
县令一县的行政长官，又称“知县”。《孔雀东南飞》：“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
里正古代的乡官，即一里之长。如《促织》：“令以责之里正。”
里胥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促织》：“里胥狡黠，假此科敛丁口。”
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官职；门下省长官称侍中，下有门下侍郎、给事中等官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等官职。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与考核等，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礼部(管典礼、科举、学校等)、兵部(管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刑部(管司法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清末。
官职的任免升降“三省六部”制出现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由吏部掌管。官职的任免升降常用以下词语：
(1)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如《(指南录(后序)中的“于是辞相印不拜”，就是没有接受丞相的印信，不去就职。
(2)除。拜官授职，如“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指南录(后序)》一句中的“除”，就是授予官职的意思。
(3)擢。提升官职，如《战国策·燕策》：“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
(4)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为易于区分，人们常在“迁”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字，升级叫迁升、迁授、迁叙，降级叫迁削、迁谪、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迁官、迁调，离职后调复原职叫迁复。
(5)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岳阳楼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谪”就是贬官。
(6)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如《国语》：“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7)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辞职和调离属于一般情况和调整官职，而免职则是削职为民。
(8)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如《张衡传》：“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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