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汝瓷为何称魁？

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

知道中国陶瓷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宋瓷，知道宋瓷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汝窑，千百年来汝窑为魁，不仅是个定论，而且将它推至神话。国内外的拍卖市场风云际会，汝窑的出现廖若晨星，迄今为止仅有5件汝窑瓷器经由拍卖售出，最近一次是1992年纽约佳士得拍卖的一件汝窑小盘，8厘米大小，当时以154万美元成交，创下了中国陶瓷拍卖的世界纪录。

这件可爱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深居日本30余年。说它可爱，是其大小仅一掌有余，形拟葵花，胎薄釉厚，天青色中泛着淡淡的灰色，恰到好处的温润内敛，相视之下让人心静平和。

南宋人周在《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南宋距离北宋时间很近，连南宋人都发出“近尤难得”的感叹，觉得汝窑珍罕，今天距离南宋已近千年，就更为难得了。现今全世界遗存的汝窑瓷器，有序可循的共79件，几乎都为博物馆典藏，仅有6件属于私人收藏。窑址出土物，几乎都为废弃的残件破片。

今年（2012年）开春，香港苏富比[微博]发布公开新闻，将在春拍中拍卖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距离上一次汝窑瓷器出现于市场，整20年。汝窑因其稀少，所以每件都有清晰的来源出处，这在庞大的中国陶瓷大军中，实属特例，身份的显贵可见一斑。

上世纪初，英国出现了一批爱好中国艺术的收藏家，他们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学者的部分角色。Alfred Clark(阿尔弗雷德·克拉克)伉俪，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居住在英国伯克郡Fulmer，上世纪20至40年代搜集了不少中国艺术珍品。克拉克先生是英国东方陶瓷学会的成员，19351936年，东方陶瓷协会在伦敦举办展览，他积极协助筹备，并慷慨借展约60件珍藏。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夫妇的收藏直至克拉克先生1950年逝世才停止，瑞士“玫茵堂”的不少藏品都为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夫妇的旧藏。戴维德爵士夫人在1992年的一个访问中，当被问及其夫生前最仰慕的收藏时，她这样答道：“我想是克拉克我认为这是最佳的收藏之一。规模小，由两个品位高致的人搜集他们在楼上小房间里，倚墙摆设展柜以保存他们的宋代藏品”

苏富比将要拍卖的这件汝窑葵花洗与大英博物馆所藏汝窑洗原为一对，同属克拉克夫妇的收藏，1936年两人将其中一件捐赠给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出现在1937年的法国展览上。由此不难推测，这对汝窑小洗应在1936年前便成为克拉克家的收藏。1950年克拉克先生辞世后，其夫人一直珍藏着另一件汝窑小洗，直至1976年去世前数年才将其出售。极有可能她是卖给了伦敦本地的古董商，再转卖至日本茧山龙泉堂。

“茧山龙泉堂”是日本战前知名的古董店，一度与山中商会齐名。它的创始人茧山松太郎就是凭着一件宋代青瓷鬲式炉，奠定了日后成为日本经营中国龙泉青瓷古董大商家的地位，他也因此在日本开起了他的古董店。为了纪念在中国因淘到龙泉青瓷而发迹的历史，他将自己的古董店以“龙泉”命名。茧山龙泉堂在得到这件汝窑葵花洗后，出售给现今的这位收藏家，并以双重梧桐木盒包装珍藏。

长久以来，西方对汝窑茫无所知。1915年，霍布森(RLHobson)在其巨著《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中指出：“中国学者一致认为汝器韶雅，冠绝宋瓷，欧洲虽乏确知为汝窑之器，却绝不能因此忽视它。”至19351936年，伦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展览，展示由中国政府借出的汝瓷10件，欧洲人才初见神秘佳器之貌。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汝窑遗址，到底在哪儿不清楚，以前推测，可能在汝州辖区内，也就是河南的临汝县，直到1986年，才发现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窑址，并出土大量汝官窑器残片。

在这期间，对汝窑的研究和统计从未停止过。1958年，GStGMGompertz编列出31件海外藏汝瓷，此外中国政府曾送展10件参加19351936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1987年上海博物馆馆长汪庆正等统计，全世界共计65件汝官窑器，并随后于1991年更新至69件。不过这两份清单所列部分品名如今不再认定为汝窑官瓷。2009年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国际交流特别展图录中，出川哲朗汇总辑列70件汝窑青瓷，并刊载每一件器物之流传、尺寸及配图。

汝窑稀珍，因其烧造时间极短，这是学者们的普遍认识，但没有确切时间定论。一种说法认为，约从元元年(1086)开始，至崇宁五年(1106)结束，约有20年时间；另有一说是汝窑烧造时间略长，但不离哲宗、徽宗两朝。靖康二年，女真南侵中原，北宋衰亡，汴京失守，汝州同告陷没，汝窑不久即沦为民窑。南宋偏安，缺乏好的瓷器。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有一段记载说，绍兴二十一年十月，宋高宗赵构去了清河郡王张俊家，张俊进奉汝瓷16件。

汝瓷闻名遐迩，真品却难得一见，文人只好东抄西抄，穿凿附会，让古物更显玄秘。有言其釉近“天青雨过时”之色，又传玛瑙入釉。到明朝时候，缺乏汝窑范本，尽管景德镇有仿官窑、哥窑之品，却不见有仿汝窑的。到清雍正时期，开始仿汝瓷。雍正七年(1729)，内务府活计清档列各式汝窑笔洗31件，或有镌文，珍存在可能来自日本的洋漆箱中。上有刻文的汝瓷，与现存台北“故宫[微博]”的藏品吻合。雍正十年(1732)，《江西通志》御旨烧造瓷品清单，记录景德镇有“铜骨无纹汝釉，仿宋器猫食盘人面洗色泽”以及“铜骨鱼子纹汝釉，仿内发宋器色泽”两类仿汝窑器。

乾隆对汝瓷更是喜爱有加，赋诗咏赞，命宫中匠人镌文于器，致使汝瓷名气更胜从前。传世汝瓷中，至少20件刻有其御题诗。当时对汝窑的认识自然是不如今天，乾隆皇帝也时有错认，他更是误将先父在位时仿汝器以为是宋时真品，不过这也足见雍正时期的烧瓷技术炉火纯青。

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中国陶瓷的拍卖市场一直是宋瓷独占鳌头，清三代的瓷器过百万元者屈指可数。时至今日，局面翻转，过亿元的珐琅彩瓷器在几十年前不过几十万元而已。苏富比中国陶瓷及艺术品部国际主管仇国仕告诉我：“宋瓷的价钱不是上不去，你看1992年卖出154万美元，已经是很贵了。以金字塔模式来说，普通的宋瓷，出土的非常多，但是没人要。有来源，真的好的，这么多年来，也就数得出的几件，官窑的棒槌瓶，建窑黑釉的茶碗，一两个磁州窑的梅瓶，宋瓷到塔尖的数量非常稀少，而明清官窑精品相对宋瓷数量是多的。如果有好的宋瓷出现，价钱绝对好。”

在今年拍卖市场环境并不好的情况下，香港苏富比对这件汝窑估价定在60008000万港元。“这个价钱你买不到一件最好的明清官窑，却能买到一件顶级的宋瓷。我认为这个价钱一点都不贵。”仇国仕说。其实在仇国仕看来，宋瓷收藏不是便宜与贵的问题，也不是大小问题，更多是能反映一个人的品位与审美。明清官窑瓷器，已经由当时的统治者进行过筛选，帮你建立起好与坏的标准，可是宋瓷除了汝窑和官窑是为了皇家制作，其他窑口的都需要靠自己的审美去挑选。仇国仕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建窑，你可以去香港荷李活道随便挑一个，不会超过5万港元。去年我们伦敦春拍，也是建窑的碗，80多万英镑成交，因为这个是最好的。”

实际上，这些年又陆续有不少汝窑面世，由于没有记录，也没有出土报告，鉴定起来非常困难，社会上仅有极少数人能够认知。而宝丰清凉寺与张公巷出土的汝窑瓷片与传世汝窑器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也许在若干年后，能有科学的办法解释这些疑问。

钧瓷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称‘蚯蚓走泥纹’。

钧窑瓷器品种繁多，造型独特，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钧窑鼓钉三足洗

洗作鼓式，亦称鼓式洗。器身上下饰鼓钉二周（上22枚，下18枚），其下承以三如意头足。洗内施天蓝色釉，外为玫瑰紫色釉。底刷黄褐色薄釉，绕底一周有支烧痕，并刻有‘一’字标记。

此件洗属最大尺寸者，器物完整无损。其玫瑰紫釉色及蚯蚓走泥纹为钧窑瓷器之特征，是为传世官钧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汝瓷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是继定窑之后为宫廷烧制贡瓷的窑场。其器物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胎体细洁如香灰色，多为裹足支烧，器物底部留有细小的支钉痕迹。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釉泡大而稀疏，有‘寥若晨星’之称。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故传世品极少。

汝窑莲花式温碗

以莲花或莲瓣作为器物之纹饰及造型，随佛教之传入而盛行。本器状似未盛开莲花，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原器应与一执壶配套，为一温酒用器，晚唐至宋代常见。

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

官瓷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据文献记载，北宋末期，在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官窑主要器型有瓶、樽、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选用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又底足露胎，故称‘铁足’。

宋代官窑瓷器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釉色。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

官窑葵瓣洗

洗八瓣葵花式，斜直壁，折底，圈足。通体施粉青釉，釉面开片，片纹交织如网。足底边无釉，露铁黑色胎。

此洗造型优美，釉层莹润如玉，在溢青流翠的釉面上片纹纵横交错，大片纹间又闪现条条小冰裂纹，构成优雅和谐的艺术整体。

定瓷

宋代北方著名瓷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纹饰以莲花、牡丹、萱草为常见，画面简洁生动。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

白釉刻花折腰碗

碗敞口，浅式，斜腹，近底处内折。通体白釉，口部镶铜。碗内、外壁及里心划刻莲花、莲叶纹。

此碗白釉纯净，所饰莲花线条自然流畅。碗之内、外壁均有刻画纹者较为罕见，此碗是定窑瓷器的精美之作。

哥瓷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对其进行研究。

哥窑八方碗

碗呈八方形，口微外撇，弧壁，瘦底，八方形圈足，足微外撇。碗里外满施釉，外壁施釉较厚，开片较大，为冰裂纹；内壁施釉薄，开片细小而密集，形成一种无规则的蜘蛛网线，即百圾碎。口沿因釉下垂呈现出紫色，足边无釉，呈铁黑色，俗称‘紫口铁足’。

此碗造型新颖雅致，折角棱线分明，线条宛转自然，为宋哥窑器物中的珍品。

　　位列五大名窑的钧瓷，是北宋时出现的一种最特殊的青瓷，历来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著称。传世的宋代钧窑绝大部分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民间流传极少，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藏家爱这种五彩斑斓的艺术品，也因为它的难得一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钧窑瓷器展”的开幕，自然吸引不少人慕名观看。传世钧瓷也称为陈设钧瓷，多为花盆和花盆托等，颜色多种多样，这些色彩的形成不是人为可控的，而是一种天赐偶得的美丽，这也是钧瓷最独特之处。

　官钧瓷器是为精品

　关于钧瓷的最早文献记载出现在明人著述中，但其大规模烧造的年代却在学界存在争议。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说，虽然现代考古学于20世纪初即被引入中国，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仍未普及。明代晚期以来，文人的论著多互相抄袭。到了清代，一些文献开始明确指出钧窑始烧于北宋，有的甚至还指出是北宋末年。

　明代晚期至民国时期文献所指钧窑，除了被现代研究者称作“官钧”以外，还被称作“陈设类钧瓷”或“数码钧瓷”，以免与其他盆、碗、瓶、壶等造型的所谓民钧类钧瓷相混淆。

　存世的陈设类钧瓷主要为清宫旧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具体产地并不明确。20世纪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物部门配合基建工程，对钧台和八卦洞窑址展开考古钻探和重点发掘，出土的出戟尊、各式花盆及花盆托等器物残片，与传世品能相互印证，从而为陈设类钧瓷找到了具体烧造地点，在时间上也相互印证。

　宋徽宗时，曾在钧台附近建立官窑。考古发现，这种被官家垄断烧造的窑口在古代钧州星罗棋布，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分布着一百四十多处。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钧瓷艺人纷纷弃窑逃亡。明万历时忌讳皇帝朱翊钧的名讳，钧州改称禹州。钧瓷烧造也改为民间小规模生产，不成气候。

　禹州钧瓷研究所研究员阎立夫说，古书记载钧窑烧制：“共计一坯功，过手七十二”，也就是说一件钧瓷从采料、粉碎到设计、注浆、修刻、旋坯、对接、上釉等要经过七十多道工序，作品是否成功不仅跟泥料、釉料、炉温等有关系，还受季节、气候、风向等的影响。一件钧瓷在烧制过程中很难控制花色，出窑后的形态无人可以预测，所以历来有钧瓷“十窑九不成”的说法，以至于后世民窑的烧造质量很难超越前辈。

　说钧瓷无价，一方面指流传稀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很高的艺术价值，无论在造型、纹路、釉色上，钧瓷都出类拔萃，其中以官钧为精品代表。官钧，即为宫廷的陈设用瓷，以出戟尊和花盆为绝大多数造型。出戟尊整体分为三层，以十二条长短不同的泥条黏附于主体，分置在颈、腹和下颈部，每层四个，两两对称，上下呼应，泥条保留了一定的棱角，使流动的釉在直线棱角上无法停留而露胎，露胎部分呈红色，与其他处饱满的釉色形成鲜明对比。

　钧瓷出戟尊是典型的仿古造型，全世界仅存10件，存世钧窑更多以花盆和花盆托造型示人。花盆是宋钧窑的代表作品，数量在北宋宫廷用瓷中占绝大多数，器物的造型也多种多样，有形同倒置钟形的仰钟式花盆，有线条优美的莲花式花盆，还有体态丰满的渣斗式花盆……这些花盆形态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口沿部都有一个平沿的枚口，有明显的深浅两道边，这主要是为上釉考虑，也成了钧窑花盆的一大特点。生产如此众多的单一造型，在宋代其他各窑中实属罕见，这与宋徽宗时建造艮岳山有关。

　徽宗即位之初有方士言，皇城东北隅地势低，如果稍稍增高一些，则大大有利于皇嗣繁衍。徽宗听信方士，在政和七年（1117年）令人在皇宫内城东北部的上清�宫之东，用人工堆起一座高山，初名万岁山。为建此山，徽宗劳师动众，征集民船为御用用来运送各种奇石异草。五年后万岁山建成，徽宗将此山改名为艮岳，取寿比南山之喻和祈仙求道之意。

　钧窑烧制的各式花盆和盆奁，很可能就是为艮岳山中放置花木所用。1125年金人攻入汴京，艮岳山随之遭到破坏。这批宫廷瓷器后来被清代盛世的几位皇帝集纳收藏，成为宫廷古物，清末曾随其他大内珍品进入古物陈列所，抗战时期经历文物南迁，部分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他则横跨海峡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钧窑瓷器也有粗细之分。这部分宫廷花盆成为最早一批传世钧瓷，虽皆为花盆但造型各异，端庄大气、釉色丰富、制作精美。与之相比，出土钧瓷残片则呈羊肝色或香灰色，吸水率低，瓷化程度高。这些民间钧瓷在烧制过程中釉面融化下流，器底为芝麻酱色，形成了钧瓷紫口铁足灯草边的特殊装饰。

　釉色千变万化

　宋代钧瓷的过人之处首推颜色。古人用“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生时”、“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峪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句来形容钧瓷色彩之多和窑变之美。

　钧瓷最大贡献就是使用了氧化铜作为呈色剂，它改变了两千年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方法，这种窑变釉突破了陶瓷史上单色釉格调，利用还原焰烧制时出现复杂的窑变，以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和鹦哥绿最为名贵。不过这些钧瓷颜色名称多出自鉴赏家、收藏家及商人之口，久而久之成为习惯用语，并无专书记载。

　专家把钧釉的乳浊度和色彩发生的复杂变化，从而使釉色绚丽多彩的现象叫窑变，产生窑变的原因很多，但总的来说与胎质和烧造工艺有关。

　钧窑在烧成上采用素烧和复烧两道工序，在复烧时先用氧化焰，当温度到850℃釉面熔融时采用还原焰，由于铜的还原作用，使其出现五光十色美丽状态。红色是由于还原铜的呈色作用，釉中含有01%―03%的氧化铜，还含有一定数量的二氧化锡；在天蓝、天青和月白釉中，氧化铜含量则极低；钧釉的紫色是由于红釉与蓝互相熔合的结果，钧窑的紫斑是由于在青蓝色的釉上有意涂上一层铜红釉所造成的。

　收藏家马未都说，陶瓷上所有的颜色都是金属在高温下呈现的颜色。钧窑用铜作为呈色剂有一定的难度，铜在高温下会挥发，会变得没有颜色。当时钧州的神�（音后）镇出产孔雀石，孔雀石含有大量的铜。所以就近取材，用铜做呈色剂，使钧窑在高温下呈现出红色。　理论上讲，钧瓷的呈色在入窑之前不能控制，窑变是进了窑以后，在烧造中才产生的，虽然经过工匠长时间摸索，慢慢在一定限度之内有所控制，但这需要高超的技巧。所以古人依然用“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来形容钧窑的本质。

　底部刻数仍是未解之谜

　早期钧釉瓷器以不带任何装饰，水天一色的素面器物为多，表现出淡雅悠远的色调。由于其釉色极近汝窑，也有学者认为其“代汝而起。”然而，根据考古发掘结果显示，钧窑和汝窑烧造时间大体相同，应该没有先后之别。

　钧瓷的另一特征是紫口铁足，芝麻酱底，器表有开片。钧瓷釉面由于釉化冷缩，出现龟裂，升温后又重新弥合。釉面上出现颜色深浅不一的曲折纹路，似蚯蚓在泥地里爬行过的痕迹，自然多变，穿插迂回，故又称“蚯蚓走泥纹”，本来是一种烧造缺陷，却成为文人墨客辨别追逐的心头好。

　“这个特征在民国以前无法仿出来。但近些年河南窑厂不停攻关，已经能把这些特征准确地仿出来，所以蚯蚓走泥纹在今天已经不是鉴定的绝对特征了，”马未都介绍说。

　清代乾隆皇帝对瓷器的典藏非常用心，据造办处档案记载，从臣工持进、认看品级到决定陈设和收藏地点，无不按时依序进行。传世钧瓷底部镌刻的笔画纤细的铭文“养心殿”、“重华宫”、“建福宫”、“瀛台”等，就是由内务府造办处匠师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镌刻而成。

　陈设类钧瓷底部、足内侧还多刻大写数字，从“一”到“十”均有。古人对其含义作过种种推测：如认为刻“一”、“二”者为上品；刻相同数字的花盆与花盆托配套使用；刻“一”、“三”、“五”等单数的为红色器。后来人们通过对传世品及出土物的排比研究发现，数字应是同类器物大小规格的编号，即器物越大编号越小，“一”是尺寸最大者。

　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曾在宫廷收藏的钧窑瓷器上模仿旧有数字加刻或改刻数字，如《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首领胡进忠来说，太监如意交钧窑花盆一件、钧窑盆涟一件、楠木罩油牌子三十根随等次号数单一件。传旨：着将花盆上二字改三字、盆涟上旧字磨去亦改添三字……钦此。”因此，对传世陈设类钧瓷上的数字也必须认真鉴别，不能一概而论。马未都认为，关于钧瓷所刻数字的种种说法，都没有十足的证据，这些数字的含义到现在还是个未解之谜。

　雍正御窑仿钧

　钧瓷珍贵因为它曾被宋代的宫廷垄断，专门派官员监办，工艺严格，对成品的挑选严格，不合格者就地打碎，民间只闻其名不见其物，工艺失传断烧。

　清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康乾盛世的到来，使中国陶瓷业的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少量的传世钧瓷精品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雍正、乾隆等对宋钧情有独钟。雍正皇帝不仅收藏钧瓷，还命御窑厂进行仿制，如宫中造办处曾有“雍正七年闰七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钧窑双管瓜楞瓶一对，奉旨……交年希尧照此瓶釉水烧造出来”的圣旨。

　御窑厂是明清两代专门负责御用瓷器烧造的机构，窑址设在今江西省景德镇市。清代杰出的督陶官唐英曾在雍正七年（1729年）派心腹吴尧圃专程到禹州考察宋钧窑的配方和烧造方法，并写下《春暮送吴尧圃之钧州》记述当时情况。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次年八月将仿制宋钧瓷炉大小十二件呈览。雍正御批“此炉烧造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此后雍正时期仿钧釉瓷器的烧制再没有间断。

　这类纯粹仿钧瓷的产品有各式花盆、花盆托，釉色、造型、支烧方法等均与原物如出一辙，显示出高超的仿制水平，有的故意不署年款，几能乱真；有的器物外底刻篆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

　雍正仿钧的成就有二： 其一是烧制成功釉肥厚乳浊、釉面带棕眼有蚯蚓走泥纹特征的玫瑰紫、海棠红、红斑快、天青、月白等仿钧陈设瓷；其二是创烧了雍正特色的窑变花釉瓷。

　清代御窑厂在仿钧釉基础上烧造出“新紫、米色、天蓝、窑变”等新品种。如今，文献记载与实物已难一一对应，就存世遗物看，新品种有天蓝釉紫红斑（即“新紫釉”）、窑变釉和炉钧釉等。

　天蓝釉紫红斑与“民钧”相似，是在天蓝色底釉上分布形状各异的紫红色斑块。窑变釉又称“钧红花釉”，是以铜红釉为底釉，其上覆盖一层含钴、铁、锰的釉料，烧成后五彩渗化，斑驳陆离。炉钧釉因“乃炉中所烧”的记载而得名，属于低温窑变釉，各种色釉交融形成五光十色的斑点或丝线状纹理。

　在皇帝的威逼督促下，清代御窑仿制钧瓷已经达到“仿陈出新”的境界，雍正帝将自己极高的艺术品位昭示后人，这些“新得”之色也成为钧窑留下的传奇之一。

　（资料来源：阎夫立《钧瓷的发展及其特点》、《马未都说收藏》、《关于钧窑与汝窑的若干问题》、《帝王与宫廷瓷器》等）

　钧窑天蓝釉海棠式花盆托，北宋，高54cm，口径18cm，底径138cm。

　花盆托呈四瓣海棠花形，广口折沿，沿边凸起一道细棱。浅腹，上丰下敛，平底，底下承以四个如意云头式足。盆托内施天蓝色窑变釉，外施玫瑰紫色窑变釉，釉面气泡、棕眼明显。乾隆时期除了在陈设类钧窑瓷器上加刻宫殿和地名外，还模仿旧有刻字在器物底部加刻或改刻数字。此花盆托底部不见旧刻数字，但一处磨釉明显，很可能是为改添新字而将旧字磨去。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宋，高158cm，口径228cm，足径115cm。

　花盆呈六瓣葵花式。内外施釉，口沿以内呈灰蓝色，外壁呈玫瑰紫色，口沿下流釉，凸棱处釉薄呈酱**。外底刻有标识器物大小的数字“七”，并有清代造办处玉作匠人所刻“建福宫”、“竹石假山用”款识。

　造型优美端庄，曲线起伏婉转，宛如一朵盛开的葵花，令人回味。器底清代造办处的刻字，表明了此件花盆在清宫中的具体用途，十分可贵。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宋，高326cm，口径26cm，足径21cm。

　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喇叭形口，扁鼓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塑贴条形方棱，俗称“出戟”。通体施月白色釉，釉内气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成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映现出胎骨呈黄褐色。圈足内壁刻数字“三”。此尊风格古朴、庄重，为宋代宫廷使用的典型陈设用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