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体裁是什么？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体裁是：

近体诗（再细分就是近体诗中的五言律诗）

一、诗歌原文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朝 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注解

1、城阙：指唐代都城长安。

2、辅：护卫。

3、三秦：现在陕西省一带；辅三秦即以三秦为辅。

4、五津：四川境内长江的五个渡口。

译文

古代三秦之地，拱护长安城垣宫阙。

风烟滚滚，望不到蜀州岷江的五津。

与你握手作别时，彼此间心心相印；

你我都是远离故乡，出外做官之人。

四海之内只要有了你，知己啊知己，

不管远隔在天涯海角，都象在一起。

请别在分手的岐路上，伤心地痛哭；

象多情的少年男女，彼此泪落沾衣。

赏析

      此是送别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承之，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伟词自铸，传之千古，有口皆碑。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 

二、体裁知识

古代诗歌的体裁常识

（一）古代诗歌的分类

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

1．从诗歌的形式可分为：

①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注意“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②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③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阙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阙、上阙、上片，第二段叫后阙、下阙、下片。

④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从诗歌的题材可分为：

①写景抒情诗，歌咏山水名胜、描写自然景色的抒情诗歌。古代有些诗人由于不满现实，常寄情于山水，通过描绘江湖风光、自然风景平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类诗常将要抒发的情感寄寓在后描写的景物之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寓情于景。其风格清新自然。

②咏物言志诗，诗人对所咏之物的外形、特点、神韵、品格进行描摹，以寄托诗人自己的感情，表达诗人的精神、品质或理想。

③即事感怀诗，因一事由而引发诗人的感慨，如怀亲、思乡、念友等。

④怀古咏史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或表明自己的看法，或借古讽今，或抒发沧桑变化的感慨。

⑤边塞征战诗，描写边塞风光和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或抒发们乐观豪迈或相思离愁的情感，风格悲壮宏浑，笔势豪放。

（二）古代诗歌的发展历史

1．中国古典诗歌最早起源于民歌，劳动创造了诗歌。《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作品305篇，也被称为“诗三百”。《诗经》按内容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为民歌，是其中的精华部分。《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有人将“风、雅、颂、赋、比、兴”归纳为《诗经》六义。《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

点。

2．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文人诗人和他在楚歌的基础上创制的诗体，这就是屈原和楚辞。因楚辞的代表作是《离骚》，故楚辞也被称为骚体诗。楚辞的特点：句子长短不一，形式灵活，多用“兮”字。“骚”还常与《诗经》中的“风”并称为“风骚”，常用来代称文学作品，或代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的先河。《离骚》是其代表作。《离骚》是现存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一首浪漫主义的杰作。其作品还有《九歌》（九为虚数，共十一篇）《天问》《九章》（九为实指）等。

3．代表两汉诗歌的最高成就为乐府诗。乐府，最先是指汉朝的音乐机关，主要任务是搜集歌辞，训练乐工。魏晋六朝将乐府所唱的诗叫“乐府”，于是乐府由官府名称演变成一种带音乐性诗体的名称。汉乐府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叙事性。代表作《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现存古代最早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是汉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它与北朝的民歌《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选自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木兰辞》选自宋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

4．魏晋时期，文人五言诗开始兴盛。其代表是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及晋朝的陶渊明。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被诗论家称为“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代表，标志着五言诗由产生发展到最终的成熟，它以怨而不怒的态度、形象的语言、比兴手法形成独特的含蓄的风格，对后世的抒情诗有直接的影响。

5．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峰。李白、杜甫分别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被誉为唐诗的“双子星座”。李白有“诗仙”美称，其诗清新飘逸。杜甫有“诗圣”之称，其诗沉郁顿挫，有“诗史”之称，如“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白居易是唐朝的又一著名诗人，号香山居士，其文学主张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

唐代的著名诗派有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以标举隐逸，寄情山水，歌咏田园生活为其特征。代表作家有王（维）孟（浩然）。边塞诗派其作品多描写塞外奇异风光，抒写将士乐观豪迈精神及在征戎生活中的复杂矛盾情感。诗风奔放昂扬。代表作家高（适）岑（参）。

6．词产生于晚唐，兴盛于宋。宋代的词从风格上看，豪放派最杰出的代表是辛（弃疾）苏（轼）；婉约派的代表是姜（夔）柳（永）、李清照。

7．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金、元两代兴起、由“词”蜕化出来的一种歌曲，体式与词相近，较为自由，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地使用口语。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只用一曲，套数则合一个曲调中许多曲子为一套。套数也叫套曲，是戏曲或散曲中连贯成套的曲子。它少则两曲，多则二十曲，没有定数限制。每一套数都以第一曲的曲牌作全套的曲牌名。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二、汉代文人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三、《古诗十九首》选析

一、 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1、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现实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像《诗经》民歌一样，汉乐府民歌也忠实地记录了汉代社会的现实。可以说，《诗经》民歌中反映到的，乐府民歌都有所表现，而《诗经》中没有或较少接触的主题，汉乐府却又有了新的开拓。例如，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内部生活的揭露。《相逢行》、《鸡鸣》、《长安有狭斜行》等揭露了他们奢侈荒*的生活；《孤儿行》、《淮南王歌》揭露了统治阶级家庭里的兄弟骨肉相残，这都是在《诗经》民歌中少见的主题。就是相同主题的作品，汉乐府民歌在思想深度上也有新的开掘，弃妇诗在《诗经》民歌中往往就事论事，谴责的常只是男子的无情和变化，很少接触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等社会原因。汉乐府的民歌中的弃妇诗就不仅把矛头指向男子本身的薄情和见异思迁，而更把矛头指向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伦理和封建纲常的社会因素，因而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像《孔雀东南飞》就批判了封建的家长制和门第观念，体现了更强烈的现实精神。汉乐府民歌的一些题目和题材被后世文人反复摹拟过，建安时代直到六朝，出现了大量的拟乐府，唐代大诗人李白几乎写尽了乐府古题，杜甫推陈出新，即事名篇，写出了《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诗篇，白居易等人发起“新乐府”运动，写作大量揭露社会、反映现实的作品，其精神虽上绍《风》、《雅》，但更近承汉乐府。这就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绵绵不绝的传统。

　　2、汉乐府的第二个成就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中叙事诗的成熟。

　　我国的叙事诗萌芽于《诗经》，但其成熟是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诗经》中称得上叙事诗的是《大雅》中的《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刘》等被称为周族史诗的作品。其中虽有不少生动的描写，但总的来说还缺少完整的情节和细致的叙述。至于《诗经》民歌中的作品，则很少有可以被正经地称为叙事诗的。一些有一定叙事内容的作品，一般缺少有头有尾的故事情节，只有《氓》是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可以说是初具规模的叙事诗。但叙事中，主观感情的直接抒发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不是主要由客观的叙述来表达主观的感情。所以我们说叙事诗在《诗经》民歌中还处在萌芽状态。如果说《诗经》民歌标志着我国抒情诗的成熟，那么，叙事诗成熟的标志就是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中虽也有抒情诗，像《悲歌》、《古歌》、《白头吟》等，但占突出地位的还是叙事诗。

　　汉乐府本是“缘事而发”，因此，作品中多叙事。一般来说，叙事的情况可分两类，一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场面叙事，另一个是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前者可以《上山采蘼芜》为代表，后者则可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共同的特点是叙述得比较详细，情节比较完整。《上山采蘼芜》写的是“故人”在上山采蘼芜归来时与“故夫”相遇时一番问答。但却点明了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人物的活动、言语。情节是完整的，人物的形象是鲜明的，表现了叙事的高度技巧。至于《孔雀东南飞》，篇幅之长，叙事之纷繁，人物之众多都是古代叙事诗中无可比拟的。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正是肯定了它作为叙事诗的成就。作为叙事的基本方式，汉乐府民歌的特点是不用或少用作者叙述性的语言，而是多用故事中的人物的说话、对话来开展故事情节。《东门行》、《妇病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芜》、《董娇娆》等都主要是依靠对话来开展故事、发展情节的。《十五从军征》虽基本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但其中安排有老兵和相逢的路人的对话。《孤儿行》一篇完全可以看作是孤儿控诉的话语。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使语言生动而富于变化，避免了完全由第三者叙述可能产生的板滞的毛病。

　　总的来说，作为叙事诗的汉乐府民歌，故事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明，叙述条理清楚，次序井然，是属于成熟时期的叙事诗。

　　3、汉乐府民歌的语言特点。

　　汉乐府民歌在语言句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汉乐府的语言完全突破《诗经》的四言句式，更呈现出杂言的形式，《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各种句式错杂纷呈于一诗之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句式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于民间，保留着很多的民间口语。例如《东门行》中有“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的句子，连续四句中，句式起伏变化很大，当是人民口语的直录。值得注意的是汉乐府虽然有长短不齐的句式，但也有整齐的句式，《陌上桑》、《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等就是整齐的五言句。还有一首《江南》，全首五言八句：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首诗全用口语写出，描写生动，充满轻快活泼的情调。“鱼戏莲叶间”以下四句接连铺接，不厌其烦，正是汉乐府用语的古拙淳朴处。本诗的好处还在于诗中主要部分处处写鱼的活泼可爱，但却处处在写采莲人的欢欣愉快的心情。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盖美其芳晨丽景，嬉游得时也。”杂言的，长短句错落参差，保留着当时口语的自然、真率的特点；五言的，句式整齐，生动形象，富有表现力和音乐性。一般来说，早期的乐府民歌多呈杂言形式，而五言的则多是比较晚期的作品，这说明五言诗这种新诗体是在乐府民歌中逐渐孕育产生起来的4、汉乐府寓言体的运用

　　乐府民歌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寓言体的运用。汉乐府里出现了几首寓言诗，这些诗比拟奇特，富于浪漫主义的情调。寓言诗在《诗经》民歌中偶有运用，但只限于个别作品。像《豳风鸱鴞》，可以说是最早的禽言诗。到汉乐府时，这种形式已经较多运用了。在汉乐府民歌中禽鸟鱼虫都被写入诗中，作为寓言诗的题材，如《雉子班》、《乌生》、《艳歌何尝行》都以鸟喻人，《蛱蝶行》以蝴蝶和鸟喻人，《枯鱼过河泣》以鱼喻人。有的是表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有的是表现爱情，但奇特的形式、奇特的内容，却获得了奇特的艺术效果。我们看《艳歌何尝行》：

　　飞来双百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最后两句是乐府中的套语，是配乐演唱时所加，与原诗内容没有关联。前面全是托鸟言来比喻人间夫妻“生别离”的悲剧，这种夫妻不能相顾的惨剧，正是当时社会迫使劳动人民家破人亡的真实写照。托禽鸟的遭遇来写人，构思奇特。这几首禽言诗，虫言诗或鱼言诗不仅构思奇特，而且描写生动。《蛱蝶行》写蝴蝶被燕子捉住去喂小燕，写吃食之前的小燕见到蝴蝶时是“摇头鼓翼”，《雉子斑》写小雉被王孙所捕，老雉绕车追行，反复叫喊“雉子”，悲鸣之声动人心魄。这些都是劳动人民遭迫害情形的寓言化。还有两首诗虽是寓言体，却是以树木喻人的，这就是《艳歌行》（“南山石嵬嵬”）和《豫章行》，也是想像颇为奇特的作品。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揭露社会现实的，但却是寓言的形式，表现了汉乐府中带有丰富想像的浪漫主义情调的风格。

　汉乐府民歌是自《诗经》民歌之后，我国诗史上民间文学创作的一丰硕成果，它对后代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是现实主义精神影响了后代诗人。他们拟写古题乐府，多数能反映社会现实，这是汉乐府民歌精神的继承。到唐代，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的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诗经》民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扬光大。其次，汉乐府叙事诗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技巧和手法也影响了后代叙事诗的创作。沈德潜就说杜诗中的“三吏”、“三别”的叙事诗是“运以古乐府神理”（《唐诗别裁集》卷二）。白居易、元稹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也是继承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另外，汉乐府的形式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则表现在五言诗的创立上，因为五言诗实际上源于汉乐府民歌。

　二、汉代文人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所谓古诗，这里是专指《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名称，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在两晋南北朝时代，人们把流传下来的一些无主名的古代诗歌称为“古诗”。萧统编《文选》时，从这些“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编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

　　现在一般认为《古诗十九首》作于东汉末年的桓、灵之时。其作者，根据诗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感情来分析，应是一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文人。总之，《古诗十九首》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它是东汉末年桓、灵之世的一些中下层文人的作品，当然其中有少数也可能是民歌，或者是由民歌改写的。这从它常套用乐府民歌的句子可以看出。

　　《古诗十九首》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这几乎是古今学者所公认的事实。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钟嵘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上）这里面的一些评语，特别是古人的一些评语，对其成就都是承认的。它确实在我国文学史上把抒情诗推进到新的高度。

　　1、《古诗十九首》极善于塑造优美动人的意境。

　　所谓意境，就是作者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一种鲜明、具体、生动的艺术画面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具体地说，意境就是作者所描写的画面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情绪的密切无间的结合，是情与景的水乳交融，是一种能浸透人心灵的艺术效果。

　　《古诗十九首》是情景交融的优美抒情诗。《明月皎夜光》一首，前面八句看似纯然写景，但诗人提供给读者的一系列的意象是明月、促织、星、白露、野草、蝉、玄鸟，勾勒成一个悲凉枯寂的深秋的意境。“时节忽复易”是主观感受，其作用是使景物与情绪浑然一体，并且很自然地转入对“同门友”的怨恨和伤时失志的悲哀的抒发。《回车驾言迈》更是情景交融的例证：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前四句写的是春景，有东风，有百草，本是东风劲吹，百草繁茂，万象更新的景象。但诗人用了几个饱含萧索情调的词——“悠悠”、“长道”、“茫茫”、“摇”，把可以写成欣欣向荣的春景写得悲意盎然。仅仅读这四句，我们也可以体会到那“涉长道”驾车回乡的游子的颓唐空虚和寂寞的心境，自然而然地由“东风摇百草”的景物引起“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的慨叹，“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的悔恨和“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悲哀。这四句真可以说是写景的绝唱。

　　《古诗十九首》的即景抒情，情景交融，与后世的一些山水诗（如谢灵运的一些诗）的先写景后抒情、说理和写景割裂的手法具有天渊之别。

　　2、《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的成就还表现在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上。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的成就还表现在委婉曲折的表达方式上。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能造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例如《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全诗虽然是抒思妇游子的相思之情，但却全用比喻，用天上比喻人间，用牵牛、织女比喻游子、思妇。比喻本身就有隐约曲折的艺术效果，而且诗人在描写牛、女悲剧的时候，也很注意构思和立意。诗里重点写两情阻隔的悲哀，但对阻隔他们的河汉，却一再点明“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仿佛他们的阻隔的困难并不难于克服，实际上这就暗示了阻隔他们的绝不仅仅是“清且浅”的“河汉”，还有其他的原因。读者也可以由天上的“河汉”想到人间的“河汉”，而且牛、女尚且有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这人间的阻隔就更非是天上的“河汉”可比了。诗人把很多感情隐在言外，让读者得之于想像之外。另外《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写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真正是委婉含蓄、余味无穷。　3、《古诗十九首》善于塑造人物形象。

　　《古诗十九首》还特别善于塑造形象。它不是叙事诗，但人物的形象却极为鲜明。有时只简略的几笔，人物却栩栩如生。《迢迢牵牛星》主要写织女的形象。先写织女纤纤素手，札札机声，泣涕如雨，最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则把这个形象点活了，我们仿佛看到一个美丽**含情脉脉隔河相望的情景。描写思妇形象最为突出的是《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

　　“盈盈”四句极力写出这个女子的容颜之美和她所处的浓春烟景的环境。画龙点睛之笔是“空床难独守”，把人物的感情，心境描写得淋漓尽致，很符合“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的女子的身分。形象极为鲜明　4、语言自然混成而韵味悠长。

　　《古诗十九首》在语言上自然浑成，毫无斧凿雕琢的痕迹。《四溟诗话》说它“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固然道出了其语言平淡自然的现象，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寻找出其语言特点。其语言特点在于用自然的语言表达真切的感情。语言固然是一个优点，但关键更在于能真切地表情达意。《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可贵之处正在此！下面的一些句子都是极平常的家常话：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构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　这种口语的运用，使读者感到亲切，加上这些看似平淡的语言中都浸透着深情，则更使读者感到真切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诗十九首》里的《生年不满百》和《驱车上东门》“写情如此，方为不隔”。我们理解之所以“不隔”，就是因为以极平淡自然的语言而能作深挚情感的抒发。其实《古诗十九首》中几乎篇篇都是如此“不隔”的。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批文人创作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五言诗。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五言诗已进入成熟的阶段。从此，五言诗体正式进入诗坛，并且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直到唐代，它的地位才被七言诗体所代替，但仍然与七言诗一起，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两种主要的诗歌模式。

三、《古诗十九首》选析

　　下面我们选析《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诗，希望同学们能从中学到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至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同学们可以犹不同的看法。

　　其一“行行重行行”

　　《古诗十九首》的名称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在晋南北朝时代，人们把流传下来的一些无主名的古代诗歌统称为“古诗”。萧统编《文选》时，从这些“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编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古来就有分歧的看法，现在多数的文学史家认为这些诗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作品，作者是当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文士。《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这些文士伤时失志的悲哀、离别相思的痛苦和人生无常的慨叹。

　　《行行重行行》篇是《十九首》的第一首。诗以思妇的口气写出，写女子对丈夫的无限思念的深情。全诗十六句，可分四层。

开篇二句开门见山地交代本诗相思离别情绪的起因，皆由丈夫出门远行，夫妻别离而来。“行行重行行”是说丈夫行而又行，行行不止，终使夫妻“生别离”。“生别离”出自《楚辞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是生离作死别之意。“行行”二句既有空间上的相去渐远之意，为下文“相去”二句伏笔；又包含有时间上的岁月流逝之感，亦为下文“思君”二句作一伏笔，可谓有一举两得之妙。“相去万里余，各在天一涯”是申言前二句，正因“行行重行行”，所以才相去万里，人各天涯。第一句是因，后三句是果，因果交代清楚。

　　“道路阻且长”以下四句是诉说对丈夫的相思和幽怨。四句分从夫妻双方说起。前二句是说思妇自己。“道路”句用《诗秦风蒹葭》“道阻且长”成句，表达思妇不能追从丈夫的痛苦心情。“阻且长”恐怕不仅是指道路之远险，当也包括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的阻隔。如此，则“会面安可知”更何况，丈夫仍在“行行重行行”，此情此景，她如何不怨“胡马”二句是对丈夫说的，是思妇的怨望之辞。朱自清先生说“是希望游子不忘故乡”，但希望中含有怨情在内，只是很委婉，就为“浮云”二句的怨中含怒做了铺垫。

所以清人方东树说：“‘胡马’二句，忽纵笔横插，振起一篇奇警，逆摄下‘游子不返’，非徒设色也。”（《昭昧詹言》卷二）非仅如此，“胡马”二句还在文章上承接上一句“会面安可知”，并申足其意。承上启下，故确是“振起一篇奇警”。

　　“相去”四句是第三层。前二句袭《古乐府歌》成句“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但略加变化，意思更明了。前一句主要从空间角度言，仍遥接“行行重行行”句。后一句用象征手法暗指人的日渐消瘦，带缓是果，人瘦是因，言果而显因，语气委婉纡徐，含蓄蕴藉。如果说以上都委婉含蓄，怨而不怒的话，则“浮云”二句则直有怨而怒的情绪了。“浮云”、“白日”是比喻。古代常以日喻君，夫妻和君臣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是可以互换的，隐喻君王的“白日”可以喻指丈夫。而“浮云”则是指迷惑丈夫（“白日”）的客观情景。正是这“浮云”使得“白日”（丈夫）“不顾反”。设身揣度思妇的心情，这“浮云”当是喻指丈夫在外的另有所爱之人。前人说本诗的所谓“昏君”、“佞臣”之说可以休矣。

“不顾反”就是不念返，不想返家，是什么使得他不想家呢？就思妇想来，首先她想到的，且可能性最大的当然是另有所爱。作此揣想，此二句怨中带怒是意中必然。语意承“胡马”二句的怨而不怒，感情上则更进一层，由怨而怒了。

　　“思君”四句是第四层，再转回写思妇自己。“思君令人老”承“衣带”句，不过“衣带”句仅言日渐消瘦，“思君”句则从瘦进一层，由瘦而至颜容的憔悴，意蕴更广。“岁月”句则双承“行行”和“思君”二句，既点醒“行行”句包含的时间流逝之感，又强化了“思君”句青春不再之叹：时光飞逝，岁月已晚，青春不再，容颜凋零，丈夫不归，人何以堪!古人有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之说，此二句足可当之。“弃捐”二句解说多有分歧，一种认为是思妇对丈夫的祝愿，有《诗卫风君子于役》末二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之意。另一种认为是思妇自我劝慰之辞。她在劝说自己：不要再说他了，还是自己努力加餐吧!从上文“衣带”句、“思君”句，以及思妇的怨怒情形看，作自我劝慰之辞更好，符合诗中思妇感情的发展逻辑!

她已经一怨丈夫与自己的“生别离”，再怨道路的“阻且长”，三怨丈夫的不如“胡马”、“越鸟”，四怨其因“浮云”所遮而“不顾反”，使自己体瘦人老；如此由怨转怒，自然容易产生自怜自慰的心情。故此二句绕回作收结，自作宽解，复作自爱。语意含蓄，情味无穷；笔转意换，骋意无尽。

　　大批评家刘勰评《古诗十九首》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直而不野”是说它语言直率朴素，而又富有文采；“婉转附物”是说它托物寓意，比兴贴切，文辞委婉，蓄意无穷；“怊怅切情”是说它意绪悲惋惆怅，抒情自然而不做作。“行行重行行”一首足当此评。另外，本诗语言在意思上颇有重复之处，反复所言，只是“思君”，回还复沓固是民歌本色，就本诗而言，更是抒情的需要。非如此反复不能尽情尽意，这已不仅是民歌本色的体现了。

(转自古诗文网,原地址 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_b0ca192973aspx)

《氓》与《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的相同点：都忠于所爱之人，都渴望获得真挚的爱情。 

不同点：

女主人公形象上的区别：

《氓》表现出女主人公对社会的控诉和对自身的伤感。她是一个弃妇形象，被小商人抛弃，最后觉醒了，认识到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大胆同氓决绝。

《孔雀东南飞》表现出女主人公刘兰芝以死殉情的刚烈。刘兰芝美丽、勤劳、聪慧，和焦仲卿一起反抗封建家长制度，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只可惜失败了，双双殉情。

扩展资料

《氓》中女主人(以下简称女主人公)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都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两人的婚姻悲剧有一些相似之处:如两人身份地位都很地下,都是被污辱被损害的对象;在旧社会男权主义社会里,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等,但两人的婚姻悲剧有很多不同之处。

悲剧产生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

女主公大约生活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时期。这时候,中国正处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思想并未对人们的精神起到主导作用。虽然当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但是人们对待爱情婚姻的问题比较自由开放。

从《氓》第一二章中的句子可以看出来:男子假装拿布来换丝,实际上是同女主人公来商量婚事。婚姻只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事情,没有出现双方父母的影子。虽然男子用布来换丝来掩饰自己的真实企图,但这可能并不是要躲避双方父母的监控,可能只是青年男女羞涩甜蜜心里的自然反应。 

而刘兰芝所处的时代就不相同了。汉武帝时期,统治阶级采用了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虽然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过儒释道的争论,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儒家思想这时候不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且已深入到汉民族的骨髓、精神以至日常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等,这些从《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对焦母的蛮横无理只能采取妥协退让乃至殉情自杀中可以看出来。

——国风·卫风·氓

——孔雀东南飞

汉代乐府诗最开始是两汉乐府音乐机关的所创作的作品，融合了民间艺术和当时的官方艺术，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很多都是丰富乐府的乐章，用作娱乐，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

魏晋六朝时,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创新性的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乐府诗诗歌正式出现在文学史上，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与南方大相异趣的粗犷豪放的气概，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民俗的画卷。

到了唐朝继续将乐府诗发扬光大，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乐府诗，称之为新乐府诗。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都是新乐府诗的代表人物，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后来出现了韩愈 、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真正的将新乐府诗渐渐被大家熟知并且接受。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的歌行体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在很多优秀的诗篇中都可以见到乐府诗的影子，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诗仙李白，李白的乐府歌行更是空前, 李白的诗风格想象力极为丰富，可以说是天马行空，这都是受到乐府诗歌的影响，它们在艺术形式上所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赏析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慎于言辞，端庄安闲，动静有度，执事勤苦，符合汉代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她不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在她的身上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但是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刘兰芝 中国古代妇女道德

为什么一个体现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妇女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引喜爱呢？为什么从刘兰芝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仍能感受到什么是善良、坚忍呢？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封建妇女道德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本文试从道德层面作粗浅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

一、刘兰芝的道德风范

刘兰芝善良坚忍，勤于纺织，工于剪裁，也确实体现了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从妇女道德来看刘兰芝，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失为一位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

11 刘兰芝的言行举止

（1）其言：作品《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义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有规短可寻而不容越，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合乎“四德”要求。所谓“择词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人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责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一句，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是“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的突出体现。

（2）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不必颜色鲜丽”；“沐浴以时，身不含垢”。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贤女”外儿的夸张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不遑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时，她“事事四五通”严妆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细步”处，俨然大家风范。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即使投身清池，也不忘脱履于岸，既可表明心迹，又可免无谓的牵连。真可谓“清闲宁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12 刘兰芝的家庭人际关系

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未违“三从”之教。主要表现在：

（1）对丈夫贞顺。刘兰芝首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无疑是出于夫妻情深。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以微弱之躯，为她抵挡生活中的风雨，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妻子的爱。但焦仲卿之所以如此，也离不开刘兰芝对为妻之道的恪守。

（2）对长辈的孝顺。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从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在平日的刁难虐待下，她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槌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在以“义绝”驱媳，但刘兰芝言辞委婉，依礼行事，谨奉孝道。显然，这不是内在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对“曲从舅姑”道德规范的遵循。

（3）对幼辈的慈爱。刘兰芝膝下尚无子，从她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如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

二、刘兰芝之死

刘兰芝在被遣之后拒绝家长和官吏对她的操纵，以死抗争。她的死体现了妇女道德规范的人格标准，是殉情，也是殉道即“发乎情，止乎礼义”。

11 同焦母刘兄的冲突

虽然从礼法制度上讲，刘兰芝同焦母刘兄的冲突，是长幼冲突，但从道德层面上分析，则是一场善恶冲突。因为刘兰芝在她们面前，从无不是之处，而恰恰是焦母刘兄首先背弃了人伦道德。《孔雀东南飞》正是通过悲剧双方善恶对照以寄托其道德评价的。

12 个体的道德信念

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内化的结果。刘向的《列女传》分类编定的古代妇女事迹，是对“母仪”“贞顺”“节义”“贤明”的形象解说；汉代诗歌《列女操》《贞女引》《高拘操》《雉朝飞操》和《杞梁妻歌》的风靡于世，正是妇女重品性操守风尚的曲折反映。同许多以毁容，断发，自尽以全人格的东汉女子一样，刘兰芝“人贱物亦鄙”的叹息，“进退无颜仪”的羞惭，“愁思出门啼”的悲愤，不也正是夫妻之情被毁，道德人格失落的双重痛苦吗？

13 刘兰芝的道德理念

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正是这种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

三、刘兰芝的形象

刘兰芝形象具有经久不衰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一个民族的道德是不可能断流的。尤其是那些至今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和公共准则，更应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以发展新的文明。

首先，妇女道德是一定社会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自然经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聚族而居的村社环境，必然使谨夫妇，敬爹娘，和家人，睦邻里，存后人的道德观念有发生和存在的土壤。其次，家庭作为妇女道德的实践范畴，是长幼血缘亲情和男女天然关系的结合体，因而作为封建妇女道德的主体的婚姻家庭道德必然要更多地吸收和融注本民族长期形成的，诸如仁爱、宽容、恻忍、孝顺等。第三，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古代妇女处于社会和家庭的最低层，因而更多地继承和弘扬起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于柔弱中求自强的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这种自强和牺牲，不仅不会惊忧社会的安宁，反而会维系人类文明的延续，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而积淀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风俗习惯。

四、结论

长期以来，我们对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仅以“善良”“劳动妇女美德”概括之而语焉不详。实际上刘兰芝不是受到封建家长迫害的一般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实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最高峰”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体现封建时代完美的“妇德”的形象。她由淑女而贤妻而烈女的道德实践，概括了中国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她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这便是刘兰芝形象在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伦理学价值。

参考文献:

[1]从《孔雀东南飞》的人物形象看该诗的悲剧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1985 4

[2]刘兰芝艺术形象二题[J]锦州师院学报,1986 2

[3]试论《孔雀东南飞》的细节描写[J]广西师院学报,19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