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故事的艺术特点,在前面分析情节,人物形象和主题时已附带谈了一些,现为避免重复,只简单谈以下几点:
第一,梁祝故事正面塑造了中国封建社会闺阁妇女的反抗形象。故事一开头就展开了尖锐的矛盾--"避婚·求学",从这里就表现出祝英台强烈的个性和反抗性。接着中途和梁山伯相遇,一见倾心,草桥结拜(或柳荫结拜),也是从正面来描写祝英台蔑视礼教。后来在"书馆谈quot;中,同处同宿三年,而能纯洁无瑕,两无猜忌,更是一种异想出奇的大胆创造。这种纯洁的行为,不要说在封建社会,就是在现在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所以祝英台这个人物,如果同文人创作中的人物:崔莺莺、林黛玉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英台对爱情态度较莺莺为纯洁,较黛玉更为勇敢坚强。推究其原因,即由于文人创作多半包含着士大夫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对男女关系的不健康看法。而民间创作,如梁祝故事这样一个最初可能产生于士大夫阶层的故事,一旦流传民间,如前所说,起了本质的变化,经过劳动人民的艺术加工,祝英台的性格,就由一个纯粹的闺阁小组,逐渐具有劳动人民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和理想。因而,祝英台的性格才能这样纯洁、崇高和智慧,而且勇敢坚决,不象《西厢记》中的莺莺那样"自见了张生",就"神魂荡漾",不免显得轻佻;也不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样悒郁抱恨而死,不敢和封建礼教作正面斗争。
第二,具有丰富的神话色彩。梁祝故事是一个民间传说。传说虽然是神话的发展,但传说和神话仍有区别。因为传说是历史的,往往和某种场合和真实人物发生关系。即使是虚构的人物,也要赋予它以姓名和出身、籍贯,如梁祝故事即其例子。就因为这个缘故,一般传说也从而失掉了神话那种驰骋自如的幻想。而奇怪的是,梁祝故事却恰恰具有这种神话色彩的幻想,这不仅表现在化蝶的结尾,把难于解决的矛盾加以幻境的解决,使故事结局富于诗情画意,达到抒情和叙事(浪漫和写实)相结合的描写方法的极致;而且在表现人物性格的英雄气概和为人风度上也具有神话人物那种恬静肃穆,充满战斗理想的精神。使理想的神明和现实的人物相结合,使人在纯洁和崇高中感到豪迈和庄严,在剧烈的斗争中感到潇洒和自在。一句话,梁祝故事是运用神话色彩创造了身心健康而品质高的人物。同时,因为梁祝二人都具有神话人物的因素,所以当最后"化蝶"的时候,才不显得结构勉强,而是非常自然。
善于陪衬人物来补充主人公性格的不足。因为梁祝二人都出身于地主阶级,终不免多少受封建思想和礼教的影响和制约,他们满怀奔放的思想感情,由于身份关系,有些太露骨的反封建思想和甜蜜的爱情就不便于从他们嘴里说出,民间创作家为此就特别创造了四九("事久"的谐音)和银("人"的谐音)心两个人物代为说出来。如旧川剧和很多口头讲述人在"草桥结拜"、"书馆谈心"、"十八相送"、"楼台会"等情节中,都充分利用了这种从旁衬托的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在文人作品如《红楼梦》中,曹雪芹也曾采用晴雯来衬托黛玉,不过,由于用意太显,反不如梁祝故事运用得这样不著痕迹。
叶卉芳
初读《孔雀东南飞》,我感叹于刘兰芝为捍卫爱情而勇敢牺牲的行动,却对焦仲卿的犹豫和忍让有一些不屑。但是,仔细理解,从焦仲卿的角度来看,他的殉情或许比兰芝更需要勇气。
在以前那个如此重视孝道的社会里,焦仲卿不得不做一个软弱而忍让的儿子,处处顺着母亲。在母亲的高压下,他还能说出“终老不复取”的话来抵抗母亲,母亲火冒三丈,槌床大怒的表现说明她的儿子可能从未顶撞过她。这足以见得他对刘兰芝的深情与眷恋,对爱情的勇敢捍卫。可是他尽力了,他无法打消母亲想遣走兰芝的念头。但他没有放弃,在与兰芝分别时还对她承诺会再次迎娶她。
他太爱兰芝了,所以在得知兰芝即将嫁于别家时那样焦急,那样患得患失。即使兰芝事先说明她或许会受兄长逼迫而另嫁他家,但仲卿还是忍不住说出“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贺卿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的话。
木已成舟,不可回头。芝兰唯有死,才能守住自己的爱情。她没有犹豫,慷慨赴死,生前没有留下一字半句。仲卿不同,他拜别了母亲,说了祝福母亲长寿的话,还在房间里徘徊犹豫了许久,直到兰芝走后才上吊而死。但是,焦仲卿所犹豫的,从不是为了自己,他是家中独子,母亲含辛茹苦将自己抚育成人,本该是享受清福的年纪,自己这么一走,还有谁去维持家中的主要生计?母亲还有自己的妹妹又该如何生活下去?这是他肩上的责任,他难以推卸。人在这世上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牵挂,也会在他想要抛弃生命时,紧紧地束缚着他。
兰芝可以死得很痛快,是因为她还有兄长来照顾母亲,她的死不会给家中带来实质性的打击。
在徘徊和犹豫中,我能感受到他的煎熬与无助。在爱情和亲情的压力下,两难抉择,他对家庭和兰芝的爱把自己逼到尽头。他能使他自己问心无愧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终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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