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雀东南飞》爱情悲剧的思考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汉民族最长的叙事诗，讲述了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历来讲授此课，都习惯于把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归咎于封建家长制，这似乎无可非议，但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在我讲授之前因为让学生已经通过课课清的形式预习了课文，学生对故事有了大致的了解，故而我布置了几个思考问题：文中主要人物（焦仲卿、刘兰芝、焦母、刘兄）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刘兰芝真的愿意离开焦家吗？焦仲卿软弱么？焦刘二人爱情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五花八门，但对最后一个问题的思考却出乎意料的一致，都指向封建家长制或礼教思想。我上课时就问学生，你们所指的封建礼教思想到底指什么？学生回答有“三从四德”“七去”等，我说看来有些同学下去是做了工作的，提出表扬。如果讲“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是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那焦母应该从焦仲卿啊，为何焦仲卿拗不过他的母亲？

        我想还是要引导学生关注文本，从人物性格入手，去破解这个问题。对于焦母的蛮横霸道和刘兄性情粗暴、趋炎附势的性格特征，学生均无异议。对于刘兰芝的美丽、聪慧、善良、多才多艺、刚烈的特点学生也是赞同的。在焦仲卿的性格特点上，学生认为焦仲卿为爱敢于殉情，为爱敢于质问他的母亲，为爱能长跪不起向母亲求情，这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男人。我说我不怀疑焦仲卿对爱情的忠贞，但如果说焦仲卿身上没有一点缺点，那我是不信的，你们相信么？学生说不信。我说那我们就来找找焦仲卿的身上都有什么缺点？

        焦仲卿是典型的直男，情商太低，不会化解婆媳矛盾，不会处理问题。当刘兰芝向他诉说自己的委屈时，是希望得到丈夫的理解和安慰。可焦仲卿并未安慰刘兰芝，反而直接去启阿母，“女行不偏斜，何意致不厚。”言下之意，女子的行为没什么过错，那现在问题的根源自是在他母亲身上了，这就将矛盾激化，对于蛮横无理的焦母来说，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因为别的女子来质问她，这是焦母所决不允许的。本要解决问题，最终却致母亲说出“便可速遣去，遣去慎莫留。”按常理来说，现在母亲已经生气了，那等母亲气消了，再来谈这个问题。可焦仲卿却长跪告，说出“终老不复娶”的话来，让焦家无后，这怎能让焦母不更加生气，古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焦母一听自是槌床便大怒。焦仲卿看似是在极力争取和保卫他们的爱情，事实确是一直在激化矛盾，到导致刘兰芝不得不被遣送回去。

        焦仲卿言而无信，只说不会做。焦仲卿反复在和刘兰芝说“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可我们从文中看到，刘兰芝“还家十余日”、“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前前后后至少有大半月了，也没有见到焦仲卿的影子，不知焦仲卿口中所说的“不久”是多久？另外，焦仲卿说他们二人“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可当现在不得不遣刘兰芝时，尽然要刘兰芝自己回去，难道他不知女子出嫁后回娘家，必须有娘家人派人来接才可以吗？让妻子一个人独自面对被遣之后的各种可能的遭遇，自己却要赴府上班。到了最后，当刘兰芝举身赴清池后，我想他是不得已才自挂东南枝了。

        焦仲卿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二人已经“共事二三年”，焦仲卿对于妻子的脾气性格应是多少了解一些的。当刘兰芝知道婆婆对她的表现不满意时，她就提出“及时相遣归”的想法，可见她性格中有刚烈的本色，焦仲卿就应明白这一点，明白了妻子有着这种刚烈的性格后，在后来当焦仲卿听闻变故时，他就不应当说出“贺卿得高迁”“吾独向黄泉”之类的话，刘兰芝以她不卑不亢的性格，一个连在婆家都不愿受委屈的人又怎么可能背上被世人诟骂的名声呢？刘兰芝是了解焦仲卿的，知道他性子急，以事先给他说了“又非君所详”，但没料到焦仲卿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本“蹑履相逢迎”抱着最后希望的刘兰芝被焦仲卿的这句话给逼迫到了最后举身赴清池的悲剧中。

        可以说这场爱情悲剧起于封建家长的逼迫，但最后埋葬他们爱情的是焦仲卿本人。

《孔雀东南飞》将刘兰芝塑造成了一个善良、有才、温顺、勤劳的人，但是她却以悲剧收场，而这样的结局与其性格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刘兰芝反抗精神、反抗行为有其软弱的，妥协的一面。反抗与妥协，刚强与软弱相融合，二律背反，兰芝的忍辱负重与焦母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形象分析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威迫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她明白婆婆要驱逐她，就主动要求“遣归”，对仲卿说“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不亢不卑，很有教养。阿兄逼婚，她说“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外柔内刚，自有主意。

刘兰芝还是个善良温顺的妇女。她对仲卿体贴谅解，一方面忠于爱情，“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一方面设身处地，“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主要是因为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并让焦仲卿休掉刘兰芝，还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深受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有些婚姻观念根深蒂固。

通过读《孔雀东南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的原因。首先刘兰芝并不是传统封建礼教所倡导的贤妻良母型，刘兰芝是具有新时代个性，追求新思想的贤妻良母，很显然这样的儿媳妇是不被焦母所接受的。文中没有提到孩子，虽然刘兰芝已经在焦家两三年了，还没有生个孩子，在当时女人不生孩子，婆婆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其次刘兰芝的家庭背景跟焦仲卿相比较，是属于门不当户不对，焦母当然想找个大户人家的**。所以焦母让焦仲卿把刘兰芝休掉。焦仲卿被逼无奈，自古都提倡百善孝为先，因此焦仲卿不敢忤逆母亲，百般无奈之下，就暂时让刘兰芝先回到娘家。

焦仲卿和刘兰芝约定，等过些时日就把刘兰芝接回来。可是刘兰芝在家这段时间，他那个趋炎附势的哥哥竟然把刘兰芝许配给太守的儿子。刘兰芝无法推脱哥哥给安排的这个婚姻，因为他们是无法跟太守的儿子进行抗衡的，所以焦仲卿和刘兰芝选择一起赴死。

《孔雀东南飞》通过描写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当时封建礼教思想的罪恶，歌颂了焦仲卿和刘兰芝敢于追求爱情，忠贞于爱情的美好精神，讴歌了年轻人想要冲破封建礼教的的制度，勇于追求自由恋爱的美好向往。

《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赏析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慎于言辞，端庄安闲，动静有度，执事勤苦，符合汉代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她不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在她的身上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但是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刘兰芝 中国古代妇女道德

为什么一个体现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妇女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引喜爱呢？为什么从刘兰芝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仍能感受到什么是善良、坚忍呢？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封建妇女道德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本文试从道德层面作粗浅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

一、刘兰芝的道德风范

刘兰芝善良坚忍，勤于纺织，工于剪裁，也确实体现了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从妇女道德来看刘兰芝，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失为一位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

11 刘兰芝的言行举止

（1）其言：作品《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义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有规短可寻而不容越，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合乎“四德”要求。所谓“择词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人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责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一句，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是“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的突出体现。

（2）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不必颜色鲜丽”；“沐浴以时，身不含垢”。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贤女”外儿的夸张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不遑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时，她“事事四五通”严妆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细步”处，俨然大家风范。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即使投身清池，也不忘脱履于岸，既可表明心迹，又可免无谓的牵连。真可谓“清闲宁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12 刘兰芝的家庭人际关系

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未违“三从”之教。主要表现在：

（1）对丈夫贞顺。刘兰芝首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无疑是出于夫妻情深。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以微弱之躯，为她抵挡生活中的风雨，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妻子的爱。但焦仲卿之所以如此，也离不开刘兰芝对为妻之道的恪守。

（2）对长辈的孝顺。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从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在平日的刁难虐待下，她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槌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在以“义绝”驱媳，但刘兰芝言辞委婉，依礼行事，谨奉孝道。显然，这不是内在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对“曲从舅姑”道德规范的遵循。

（3）对幼辈的慈爱。刘兰芝膝下尚无子，从她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如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

二、刘兰芝之死

刘兰芝在被遣之后拒绝家长和官吏对她的操纵，以死抗争。她的死体现了妇女道德规范的人格标准，是殉情，也是殉道即“发乎情，止乎礼义”。

11 同焦母刘兄的冲突

虽然从礼法制度上讲，刘兰芝同焦母刘兄的冲突，是长幼冲突，但从道德层面上分析，则是一场善恶冲突。因为刘兰芝在她们面前，从无不是之处，而恰恰是焦母刘兄首先背弃了人伦道德。《孔雀东南飞》正是通过悲剧双方善恶对照以寄托其道德评价的。

12 个体的道德信念

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内化的结果。刘向的《列女传》分类编定的古代妇女事迹，是对“母仪”“贞顺”“节义”“贤明”的形象解说；汉代诗歌《列女操》《贞女引》《高拘操》《雉朝飞操》和《杞梁妻歌》的风靡于世，正是妇女重品性操守风尚的曲折反映。同许多以毁容，断发，自尽以全人格的东汉女子一样，刘兰芝“人贱物亦鄙”的叹息，“进退无颜仪”的羞惭，“愁思出门啼”的悲愤，不也正是夫妻之情被毁，道德人格失落的双重痛苦吗？

13 刘兰芝的道德理念

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正是这种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

三、刘兰芝的形象

刘兰芝形象具有经久不衰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一个民族的道德是不可能断流的。尤其是那些至今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和公共准则，更应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以发展新的文明。

首先，妇女道德是一定社会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自然经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聚族而居的村社环境，必然使谨夫妇，敬爹娘，和家人，睦邻里，存后人的道德观念有发生和存在的土壤。其次，家庭作为妇女道德的实践范畴，是长幼血缘亲情和男女天然关系的结合体，因而作为封建妇女道德的主体的婚姻家庭道德必然要更多地吸收和融注本民族长期形成的，诸如仁爱、宽容、恻忍、孝顺等。第三，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古代妇女处于社会和家庭的最低层，因而更多地继承和弘扬起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于柔弱中求自强的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这种自强和牺牲，不仅不会惊忧社会的安宁，反而会维系人类文明的延续，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而积淀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风俗习惯。

四、结论

长期以来，我们对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仅以“善良”“劳动妇女美德”概括之而语焉不详。实际上刘兰芝不是受到封建家长迫害的一般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实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最高峰”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体现封建时代完美的“妇德”的形象。她由淑女而贤妻而烈女的道德实践，概括了中国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她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这便是刘兰芝形象在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伦理学价值。

参考文献:

[1]从《孔雀东南飞》的人物形象看该诗的悲剧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1985 4

[2]刘兰芝艺术形象二题[J]锦州师院学报,1986 2

[3]试论《孔雀东南飞》的细节描写[J]广西师院学报,19882

1、焦仲卿母亲嫌刘兰芝没有礼数，行为随意。

刘兰芝本来就是个追求个性，自我价值要求很高的，有略有叛逆个性的人。焦仲卿母亲喜欢封建礼教约束之下的贤妻良母。

2、焦仲卿母亲已经对刘兰芝积怨已久，对认为焦仲卿与刘兰芝生活的不自在。

对儿子袒护刘兰芝的举动很生气，儿子为了刘兰芝下跪，要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这样子的委屈自己是作为一个母亲难以忍受的。所以刁难在所难免。

3、焦仲卿母亲已经为焦仲卿选好下任妻子，即为文中提到的“东家女”。 秦罗敷比刘兰芝更为漂亮，并且家底更好，婆婆总是希望媳妇漂亮，是名门闺秀，被周围的人羡慕。 4、焦母认为刘兰芝阻碍了他儿子的仕途之路。

焦仲卿爱的太专一，无心功名利禄，不上进。婆婆认为刘兰芝阻断了儿子的仕途；刘兰芝在仕途上不可以给焦仲卿很好的帮助，反而会是一种阻碍。因为文章有写到有比焦仲卿官品更高的人愿娶刘兰芝，官场往往是黑暗的，大官压小官，焦仲卿的仕途很难顺走。

5、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固有的士族门阀观念。

刘兰芝出身贫贱乡里，而焦仲卿家是官宦之家，至少在身份地位上焦母会觉得要门当户对！所以百般的刁难。

　　传统的阅读教学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家长制是造成两人双双殉情的罪魁祸首,而焦刘两人则是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典范,他们的故事在千古传颂中凝聚成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丰碑。这样的解读以意识形态观念统摄文本,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与诗歌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情感的变化和矛盾冲突等因素难以融会贯通。尤其是它过分强化了焦刘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对人物命运的支配作用,而对文本以大量的篇幅所描绘的两位主人公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因而结论实在叫人难以信服。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造成两人的悲惨结局,社会和家庭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两人之间感情基础的动摇和性格矛盾的难以调和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诚然,焦刘两人确实发出过“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爱情誓言,但从文本的许多细节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双方的情投意合、同心一致为维护爱情而付出的努力,而是相互之间因抱怨、误解而造成的情感折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感情裂痕。从刘兰芝的内心来看,她确实有愿为焦仲卿做“蒲苇”的初衷,但面对这块越来越不堪依靠的“磐石”,美好的愿望让她一步一步地陷入“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痛苦和煎熬之中。因此结局的双双赴死不见得就是对这一爱情誓言的践行,而是双方的性格矛盾激化到顶点造成的最后崩盘。

　《孔雀东南飞》的情节始于刘兰芝对焦仲卿的诉苦。一是抱怨在焦家倍受冷落的凄苦:“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再是倾诉对焦母蛮不讲理的无奈:“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表面看来,刘兰芝自请遣归的主要原因是与焦母的矛盾。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如果刘兰芝对焦仲卿果真是情深意笃,只因为焦母的蛮横就会提出离婚请求我们应该看到,“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中间刘兰芝所表现对焦仲卿的怨恨虽然很含蓄,但已经出现了典型的怨妇语言“守空房”。甚至我们不难从“贱妾留空房”“徒留无所施”中读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极度失望。

　如果说,刘兰芝在起初的诉说中还比较隐忍委婉的话,那么当焦仲卿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回头要求刘兰芝让步,当他说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的话时,刘兰芝就表现出了由这种失望所引发的决绝:“勿复重纷纭!”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再�嗦这些不管用的话了!”这句话表明焦仲卿的这一招使用的次数应该是很多了,而且已经令刘兰芝厌恶。就刘兰芝的教养而言,对丈夫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严厉了。正是对焦仲卿的绝望才导致刘兰芝要离开焦家而去,而焦母的驱赶只不过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后来的事件发展也证明,焦仲卿不是一个能够拿得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有力量的男人,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在于在家庭成员的矛盾纠葛中无所适从。听了刘兰芝的抱怨就去质问母亲,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又回头恳求刘兰芝。这种毫无主见的行为结果就是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面对焦仲卿这位固执却没有主见的男人,刘兰芝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就以决绝的态度为离开这个家做出了切实的安排。

　主动提出归省这一要求的行为表明,刘兰芝此时并没有因婚姻的破灭而放弃生命的打算。她在离家之前表现得是那样的理智和从容,安排得当,礼数周全。可见这一切都是她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有人要问:为什么刘兰芝后来又改变了态度呢我们可以看看诗歌的相关叙事。刘兰芝对焦仲卿苦也诉了,对焦母别也告了,对小姑子也叮嘱过了,其他的事情也安排了,然后乘车出门,那是不打算再回焦家的。但是焦仲卿这个人虽没多少主见,却有执著的态度。他“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面对此景,显然态度决绝的刘兰芝产生了动摇。这一动摇便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险境。刘兰芝对焦仲卿所作承诺的虚幻与荒诞是有一定预见的:她跟焦仲卿说“不久望君来”这句话的正确顺序应该是“望君不久来”,催焦仲卿早拿主意省得夜长梦多。这既可以理解为对焦仲卿意见的响应,也可以理解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焦仲卿也确实不值得信任。他没有“不久当归还”,直到刘兰芝都要出嫁了才出现。这么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说服母亲的把握,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说服不了母亲,就没有接刘兰芝回去的理由。这其实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种不信任还表现在后边刘兰芝的誓词上。她在“妾当作蒲苇”前弄了个“卿当作磐石”的前提条件,不符合发誓的常规。常规的发誓往往是提出自己应当做到的,至少不能先要求对方。还有一个细节处理得更耐人寻味,刘兰芝表现出了对困难的充分预估,“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而焦仲卿只是一味地要求对方,他并没有考虑自己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说,到此为止焦仲卿给人的印象就是虽钟情但又迟钝,对妻子难割难舍却又无能为力,态度坚决固执,本领却虚浮难持。然而,他的充满矛盾的所作所为却无形中瓦解了刘兰芝的决绝,从而将一场相对平静的离婚演绎成更大的生死悲剧。

　如果说从一开始刘兰芝就没有死守焦仲卿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后来回到家中在再嫁问题上的表现更充分说明了她并不一定要为焦仲卿这个令她多次失望的男人去殉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给我们以强烈的真实感,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件背后其实保持着情节和性格的高度一致性。从根本上来看,情节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内心欲求决定的,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促成的人物行动,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过程。人物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并决定其发展趋向的内在动因。刘兰芝回绝县令儿子的提婚时说“兰芝初还时,府吏见叮咛,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里点明了不答应婚约的主要原因是与焦仲卿的誓言,但“徐徐更谓之”也隐隐地表明再嫁并非完全不可考虑。与焦仲卿破镜重圆只是一种虚幻的念想,这一念想的存在至多反映了刘兰芝对昔日夫妻之间温情的留恋,和因焦仲卿的反复纠缠而产生的犹豫及迟疑。正因为如此,在久等不到焦仲卿的情况下,在兄长的逼迫之下,刘兰芝虽然委屈,也还是答应了新的婚约。在母亲的催促下,她虽然伤心,却还是拿起了刀尺,为自己裁剪缝制嫁衣。显然,就单纯的个人愿望而言,她愿意等待焦仲卿,但是现在她没有这个能力了,也就不再坚持了。有人说,刘兰芝在这时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完全是封建礼教下草菅人命的思维,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将自己的生命看得这么轻。如果刘兰芝真的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话,她也不可能有心思在早晚之间就缝制好了嫁衣,更没有必要让两家为再婚忙忙碌碌地去操持。焦仲卿闻讯赶到,刘兰芝劝他另做打算是很好的说明。有人认为刘兰芝此时是在试探焦仲卿,其实刘兰芝在此既没有试探焦仲卿忠情与否的必要,也没有试探焦仲卿想不想死的心绪。真正让刘兰芝下定决心自杀的是焦仲卿后来的一番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说话做事向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前边他在调解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之时就因为说话不讲方式而惹恼了母亲,以至于撕破脸皮,激化矛盾,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而在这里他又放任自己极度绝望的情绪,对刘兰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焦仲卿的话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讽刺刘兰芝攀高枝,这当然是刘兰芝所不能接受的,但也是说不清的;第二层,利用刘兰芝的话反唇相讥,挖苦刘兰芝说话不算数,让刘兰芝有苦说不出;第三层,表明自己有殉情之意,置刘兰芝于不死则薄情寡义之地。这些话语一下子就让外柔内刚的刘兰芝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反击:“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事实确实是这样,当初你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违心地将我休了,我刘兰芝怨你了吗现在我在兄长的逼迫下再嫁,你却说出如此伤人的话。将心比心,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好!我不让你独自,我陪着你一起去。于是就催生出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约定。

　整理刘兰芝的情感变化,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决心归省,已经辞别后焦仲卿又赶到大路口时发誓不别离,让她产生了犹豫,改变了决绝而去的态度,这使她开始走向不确定的人生之路。二是焦仲卿在她再婚之前的这次相见,激怒之下,她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可见刘兰芝的死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自我毁灭,而是在焦仲卿的刺激之下、在人格遭受怀疑甚至是侮辱之下的一种激情自杀。在这两次转折中,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推动人物命运走向沉沦的决定因素。

　刘兰芝虑事长远,凡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还能处处为对方考虑。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焦仲卿则更像是一个不谙人情的大男孩,心躁气浮,胸无城府。说话做事,脱口而出,率性而为,全然不顾及别人的心情和感受。焦母之所以容不下美丽端庄、聪慧能干的刘兰芝,焦仲卿愚蠢的言行难辞其咎。试想一位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的母亲,看到儿子只知道沉醉到新婚燕尔的温柔之乡与媳妇卿卿我我,而把自己的老母亲晾在一边,她怎么不会因倍感冷落而迁怒于刘兰芝呢更有甚者,当婆媳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这个矛盾双方都寄予厚望的焦仲卿不仅不会通过自己的协调和沟通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母亲面前不合时宜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夸赞刘兰芝:“女行无偏斜”。指责母亲:“何以至不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让本来就气量狭隘,怨怒有加的焦母更加暴跳如雷,下定决心要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刘兰芝被赶走的命运从此不可逆转。同样,辞别时,他跟刘兰芝一厢情愿地许下“誓不相隔卿”的誓言,发完誓后又不去做实质性的挽救工作,直到刘兰芝已失去等待的耐心和希望,再婚的各项议程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焦仲卿才闻讯赶来。面对不堪收拾的局面,焦仲卿彻底乱了方寸,只知道口出怨言,无端指责,从而给刘兰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与刘兰芝的理性相比,焦仲卿的人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性人生。他既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刘兰芝考虑,甚至也不会为自己的母亲和未来着想。他放任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在最后的相见中对刘兰芝说的“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既把刘兰芝逼仄到绝境之上,同时也顺便将自己捎带上死路。决别之后,焦仲卿才真正清醒过来,这一清醒是伴随着绝望而至的。他在无比的沉郁中告别了母亲,“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当刘兰芝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显然,他的自杀的行为和决心都在刘兰芝之后,是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追随。

　以上我们从主人公的性格入手,分析了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焦刘之死简单归因于可恶的封建家长制,除了在文本的情节中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结论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试问,谁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焦母吗如果焦母,那么从封建礼教而言,则相同地位的刘母也应该是,如果刘母是家长,则刘兰芝不会是如此结局;如果说是刘兄,则焦仲卿在家所处地位恰恰和刘兄相同,如果焦仲卿能够善解人意,一言九鼎,则刘兰芝也不会被扫地出门。所以,封建家长制致死人命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解读文学作品不是不要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至多不过为我们审视文本提供一种背景和视角,而不应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戒律。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固然有封建家长制的原因,但在封建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像这样的因婆媳矛盾酿成的家庭悲剧还时有发生。制度悲剧应该随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而性格悲剧却是随人生的延展而延展。所以,把握文学作品的实质还应立足于文本自身,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发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与关怀。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我们可以寻求视界的融合,在审美和鉴赏中彰显文学所闪耀的永恒的人文光辉。

　[作者通联: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

首先，我们看看古代女子会因为什么原因而遭夫家驱逐。《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很明显焦母压制焦仲卿、驱逐刘兰芝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

从文中看，刘兰芝美丽善良，又聪明又能干又有教养，几乎无可挑剔，焦母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这个媳妇呢？

其实，焦母自己明明白白地讲了她对刘兰芝的不满，那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焦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陷之词，其实，这是焦母的心理话，焦母“久怀忿”的正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然而，刘兰芝自己辩解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我们从文中也看到刘兰芝是一个很温顺而懂礼节的女子。问题在于他们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没有说错，矛盾也正是在这里。

所谓“举动自专由”，其实是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现，是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对个性精神的坚持。刘兰芝不只是才貌双全，更是一个秀外慧中、外柔内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表现在：

一、洞察人情世态的聪慧，深感悲剧结局的难以挽回。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乃更被驱谴，何言复来还。”“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刘兰芝的行止见识明显超过焦仲卿，这固然有刘兰芝自身聪颖敏锐的因素，还有刘“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封建的一套道德观念在农村的统治相对薄弱）”和刘的母亲相对比较开明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刘兰芝作为一个媳妇承受着更多的和更直接的来自封建宗法思想、男权思想和家长制度的迫害和摧残，

二、坚持个性有主见，维护尊严不屈服。

比如，“便可白公姥，及时相谴归。”争取主动，维护尊严。

又如，离开焦家前“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的一段描写和“上堂拜阿母”的一席不卑不亢的言辞，更表现了刘兰芝的沉着镇静，遇事有主见，有礼有节，处处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同时又表示了对焦母——自己的对手——应有的尊敬，甚至同情，这一点实在太了不起了！紧接着是“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对此，我们通常理解成这段话表现了刘兰芝的善良，但在善良之外，应该还有许多复杂的感情：眼看着小姑长大了，等待着她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自己的母亲还比较开明，而焦母却是这样一个专横的家长，可怜的小姑啊，可怜的女人啊，我们女子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为什么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刘兰芝在与婆婆的相处中，尽管“奉事循公姥”，但她的聪颖敏锐、她的才华识见、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美和真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捍卫等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一定会在平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这种行止见识是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的，特别是当焦母发现自己那个向来温驯听话的儿子也因为刘兰芝而变得似乎不那么听话了，这更使她感到震惊和惶恐。

刘兰芝令焦仲卿着迷，焦母并没有因为儿子与儿媳的关系好而感到高兴，反而“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用现代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就是“母子情结”。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说就是“集体无意识学说”。从课文中来看，焦母成为寡妇后，和仲卿相依为命。在仲卿身上倾注了所有的情感。焦刘的夫妻情深引起焦母的无意识嫉妒，而且自古以来，中外婆媳矛盾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钱钟书曾在《围城》里写道：“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持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于他们那样久远的历史。”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卡巴诺娃对儿子说：“我早就看出了你爱媳妇儿胜过爱妈。自从你娶亲以后，我就觉得你远不象从前那样爱我。” 另外曹禺在《原野》里，针对又一个焦母和媳妇金子之间的相互敌视，曾借焦大星之口叹道；“怪，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玩不到一块去呢？”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为人们进一步人类自身的心理奥秘提供了科学的武器，作家们也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剖析。

著名的评论家袁昌英在解释焦母的心理和这悲剧发生的原因时曾说：“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者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着年纪轻轻，性情剧烈而不幸有是寡妇的，那么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显然，作者运用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来重新解释这一古老的悲剧。由此看来，焦母的心理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具有普遍性。

焦母恐惧了，焦母愤怒了，这个家长要尽其所能把儿子仲卿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有着强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封建家长一旦被触怒，等待着这一对渴望爱情和幸福的青年男女的命运将是可怕的，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在美与丑的斗争中，尽管美被毁灭了，但是，她在毁灭之前和毁灭之时发出的耀眼光芒将长留人们心底。这便是我对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悲剧的重新解读，也是对“刘兰芝缘何被潜”这一问题的看法。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是投水而死。她为什么要投水目前一般都把原因归结为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迫害,或说成刘兰芝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而死。《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也就概括为揭露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又都把焦母和刘兄说成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和帮凶。这种观点至今已大大影响了中学语文课本、教参,影响了广大语文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解读,影响了对诗歌中丰富的人文因素的体会和把握。

论者们在讲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迫害刘兰芝时,大多语焉不详,有证据不实之感。《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说得稍微具体一些:“《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是孝顺这一条。”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武断的。焦母当时的文化素养有多高我们不得而知,在诗中并不能看到她如何引经据典地援引《礼记》条文迫害刘兰芝和焦仲卿。并且,我们都知道:“《礼记》是儒家经典《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之一。西汉尚《仪礼》、东汉兼讲《周礼》,三国之后才兴起讲《礼记》之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于东汉末年,三国后学术界才兴起讲《礼记》之风,所以,《礼记》不可能成为东汉时的道德准则,也不大可能成为那时的礼教方面的杀手锏和紧箍咒。

必须指出,论者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孔雀东南飞》中大量的违反《礼记》条文的内容。

如:“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刘兰芝、焦仲卿相约以死,作者却对他们的殉情抱有同情、赞赏的态度。

如:“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刘兰芝“女行无偏斜”,“奉事循公姥”,不算未孝未敬之人。焦母即使以为她不孝敬,也不用生气埋怨。应对她进行教导,如还不听就责备她,责备后仍不悔改,才叫儿子把她休掉。而焦母对刘兰芝总看不顺眼,故意找茬,本身就是大大违反礼教的。

如:“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意思是说,对儿媳辛勤劳累之事,公婆即使特别疼爱她,也只好任她去干,但要不时劝她多休息。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焦母不但不叮嘱她休息,反而嫌她织慢了,严重违反了礼教。

如:“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焦父未出场,虽有“公姥”并举的情况,但大都认为这是个偏义复词,意义指向于“姥”:焦母。从“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看,焦母应说是寡妇。我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如果焦母丈夫还在世,那么,家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轮不到她;如果焦母丈夫已去世,那么,她就应听焦仲卿的。刘兰芝好像也死了父亲,而刘家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却是刘兄,并不是刘母。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焦仲卿像刘兄一样,在家里由他说了算,刘兰芝就不会被驱遣;如果理解、同情女儿的刘母像焦母一样当家做主,刘兰芝也不会被逼再嫁。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封建礼教之类在焦刘两家都未严格地贯彻执行。刘兰芝的悲剧甚至还可以说是由于“三从四德”未贯彻落实好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一、从作品本身看,焦母、刘兄有暗合封建礼教加害刘兰芝的行为,却有更多的严重违背封建礼教而加害刘兰芝的行为,我们不能说焦母、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就和不能说焦母是反封建礼教的斗士一样。若严格地按《礼记》的教义来行事,刘兰芝的命运可能还要好一些。刘兰芝的悲剧绝不是所谓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造成的。二、从作品内外的社会环境看,以《礼记》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在当时远未成为社会大众(包括作者)的基本的价值观,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也还未按儒家的那一套教义来约束,并不存在什么专门扼杀幸福婚姻和美满爱情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宗法制度。因此,不能把刘兰芝的死归罪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迫害。

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死与她自身的性格有关。

刘兰芝很自信,对自己的聪明能干很自负。“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自我评价很不差。同时,她又很敏感。婆婆对她的不满、存心找茬,她十分清楚。“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倔强的她无法逆来顺受。她不迂回、不婉转,她直来直去、主动地表明立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自尊与叛逆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

刘兰芝的自尊和叛逆突出地体现在离开焦仲卿前的“严妆”上。“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文字突出了刘兰芝的自尊。历来女子被休回家,大都或面容憔瘁,或衣冠不整,或泪流满面,或寻死觅活。但刘兰芝觉得这样做是对自身形象的糟蹋,对自我尊严的损害。她尽管也有巨大的悲伤哀怨,但表现出来的仍是光彩照人、风姿绰约。这本身就是对焦母的示威与抗议:你不是说东家的秦罗敷“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吗她究竟有没有本**漂亮你不是希望我窝窝囊囊地扫地出门吗我偏要比做新娘子时更鲜亮更神气。这分明是一种抗议与示威。果然,她“上堂启阿母”时,“阿母怒不止”。

婆媳俩,一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毫不宽容,喜欢找茬;一个又自尊敏感,自信倔强,只知针锋相对,不能柔婉圆通、逆来顺受,要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中,古往今来,都是非常难的。

兰芝的自尊与叛逆还深刻地表现在与兄长的对话中。“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其往欲何云”――往后打算怎么办这里的潜台词很是丰富:往后打算长久地独身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娘家住下去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兄嫂门下寄食吗往后还有比现在更好的人家吗往后焦仲卿真的能再接你回去吗等等。听后,“兰芝仰头答”。这里的“仰头”很有深意,她的自尊、刚强、镇静、不顺从、不低声下气,表现得很充分,很动人。她的回答有反话正说(理实如兄言),有明顺暗反(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有阳奉阴违(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而“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看似痛快的应允,实则已是定下了最激烈的叛逆之心:逼急了,我只有一死,那你的妹荣兄贵、高攀太守的美梦也一并落空完蛋。如果刘兄没有那么专横、势利,如果刘兰芝没有那么守信、自尊,没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反抗与叛逆,那么,刘兰芝的自杀悲剧根本就不会上演。

与仲卿的相处,兰芝体现得较多的是自尊、柔情与率性任真。对仲卿她有儿女柔情。对婆婆性格清醒的了解和绝不逆来顺受的个性,让她毅然决然地提出结束与仲卿的婚姻。这时,儿女柔情少了,率性任真多了。刘兰芝忠于爱情、珍惜爱情,却又不为爱情而委屈自己,这里很有后来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成分。而相比之下,仲卿则更为重情。他的“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非一般男人所能道出。仲卿和兰芝话别时都表现了儿女柔情与对未来的幻想。但兰芝面对的是“性行暴如雷”的兄长,他的逼婚,根本无视忠贞爱情和儿女情长,无情地破灭了他们的幻想。兰芝与仲卿最后一次会面时,她说:“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看似绝情,实为对爱情、婚姻的绝望与绝望之后的清醒,以及对自我尊严的以攻为守的全力维护。她不知生性软弱的仲卿是否屈服,不知仲卿与东家的秦罗敷是否好上了,不知仲卿对婚变有何态度。因此,她要用看似绝情的话来试探仲卿。她应该想到了这话可能伤害仲卿,但率性任真使她有些急不择言了。

若仲卿此时是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如释重负,那倒是兰芝的最大悲哀。但兰芝听到的是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是同样重情轻生的真情表白,是毅然赴死的壮烈豪情:“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文学史上,女子为情而死的不在少数,男子为情而死的少而又少,焦仲卿就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兰芝的“何意出此言”表面上是生气了,实际上她听到了最愿意听到的话。这话证明着,仲卿是多么的重情,多么的爱自己。“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说得干脆爽利,毫无犹豫与迟疑,仍是刘兰芝的率性、任真、干脆、自尊性格的自然流露。自尊者活着时会努力追求自身的尊严,如果遇到侵犯,他会选择激烈的反抗,当他觉得活着时自尊无法维持时,他会选择走向死亡,这是尊严实现的另一种形式。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与刘兰芝的精神气度惊人地巧合。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选择自杀,虽有婆婆、兄长的因素,但主要的是由她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她的自尊是她性格的内核,叛逆则是自尊的外在表现形式。

把握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脉搏,对认识刘兰芝的性格及其性格的时代特征很有作用。中国诗歌史上诞生了刘兰芝这样的为了性情和自尊而不惜一死的艺术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也是这个作品具有重大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之所在。而片面地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作品,就很难把握它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中的价值和影响。

曹清富,语文教研员,现居广东深圳。本文编校: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