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与氓女主人公形象的共同特点 会追分

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氓》、《孔雀东南飞》女主人公形象对比

《卫风 氓》通过女主人公恋爱、结婚到被遗弃的悲惨遭遇，塑造了一个勤劳、温柔、坚强的古代妇女形象，表现了古代妇女追求人格平等、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揭露封建家长制对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摧残。塑造了一个勤劳、温顺，但性格又十分坚强的妇女刘兰芝的形象。

这两个相隔六、七百年的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劳动妇女，有着相同的社会地位、相同的性格、相似的生活经历，相同的悲剧命运。

1．善良的性格、勤劳的品质

《氓》中的女主人公在恋爱时热情、活泼、淳朴、天真：对远道而来的氓热情相待；对要回家的氓情意绵绵，“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对本不应该生气（“子无良媒”）而生气的氓委婉相劝，并答应婚期，“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对回家的氓的思念更显天真可爱，“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非常形象、生动的刻画出女主人公活泼、纯真的少女情态。结婚后的的女主人公更是任劳任怨，虽然“三岁食贫”，但还是“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表现出她的勤劳和善良。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同样是美丽、能干、聪明、温顺。从到夫家始便“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日夜操劳，并且能“三日断五匹”，但婆婆故意刁难，“故嫌迟”，为了自己的尊严，刘兰芝便自遣回家，表现了她不愿焦仲卿左右为难的善良本性和柔弱身体下的坚强性格。离别是不卑不亢，礼貌周到，“上堂拜阿母”，非常镇静地说自己“生小出野里”、“兼愧贵家子”；但与小姑分手时却“泪落连珠子”、“涕落百余行”，表现了对别人的尊重和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面对母亲的责问，“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面对兄长的指责，兰芝只能答应，“处分适兄意”。在那个时代的女子中，这些做法已是难能可贵了。兰芝用自遣保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用允婚修补家庭的脸面；用徇情回报焦仲卿的恩爱。

2．坚强的个性，忠贞的爱情

《氓》中的女主人公在“子无良媒”的情况下对喜爱自己的氓百般恩爱，送氓“至于顿丘”，并安慰氓不要生气，并认定婚期，表现出她对爱情的追求；见不见复关的感情变化、婚后的勤劳都体现出她对爱情的执著和忠贞。但婚后的氓变化太大，“二三其德”并且“言即遂矣，至于暴矣”，女主人公认识到了在恋爱、婚姻中男女的不平等，痛定思痛，毅然决然的与氓决裂，“”，表现了女主人公清醒、刚烈、敢爱敢恨的性格特征。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也是性格坚强、忠于爱情，并且表现更突出、悲剧性更强。在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中，虽然“心中常苦悲”，但还是“昼夜勤作息”，这种勤劳表现出刘兰芝正是对爱情执著的表现；当她感到“大人故嫌迟”的真正原因时，便自请“及时相遣归”；当丈夫为她的自遣归家一筹莫展、泣不成声时，它劝慰丈夫“勿复重纷纭”，同时安慰丈夫把自己的嫁妆“留待作遗施”、“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离开焦家时，她黎明即起，严妆辞别，表现出对仲卿的留恋；而辞别焦母又表现出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分手在即，她立下誓言“妾当做蒲苇，蒲苇纫如丝”，表现出对爱情的专一；分手时，又“举手长劳劳”表现出对焦仲卿的依依惜别；回家时，面对兄长的责难，只有“举身赴清池”，用年轻的生命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不贰。

3．相同的社会地位，同样的悲惨命运

《氓》中女主人公是社会低层的劳动者，婚前、婚后的境况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与氓结婚后，辛勤的劳动，打不动变心的丈夫；美好的回忆，牵不回变心的灵魂。这些充分表明那个社会，在爱情生活中，男女的极端不平等性：男子可以随便遗弃女子而不受道德的谴责。同时，女主人公又遭到不明真相、不了解自己艰辛生活的兄弟的嘲笑，这样的处境，只能让人伤心。处在男人变心的处境中，女主人公只有也只能自遣回家，与氓决裂。

同样，刘兰芝在婆婆家也是这样辛勤的劳作，但得不到焦母的认可，把她遣归的原因仅仅是焦母认为刘兰芝“举动自专由”，婆婆的家长制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兰芝的悲剧就产生了；就连焦仲卿的哀求“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也不能打动焦母的冷酷的心，可见刘兰芝在焦家的地位如何了。事实上，那个社会妇女的地位就处于附庸的位置，没有平等的地位，没有起码的人格尊严。《礼记》中载：“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同时《礼记》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这就从根本上固定了家长威严的不可动摇性。所以到家的刘兰芝受到兄长的斥责便不足为奇了。面对趋炎附势的兄长的“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的责难时，刘兰芝只能回答“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专由！”尽管与焦仲卿分手时信誓旦旦，“蒲苇纫如丝”，但也不敢不答应“怅然心中烦”的兄长。因为她知道，“我有亲父兄”，“恐不任我意”。刘兰芝生活的年代里，严格意义上的婚姻自由是不存在的，多多少少都有家长的意愿和条件。面对如此强大的对立面，坚强倔强的刘兰芝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想做的事。自遣的她只有以府君热烈、铺张、豪华的迎娶队伍为背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氓》中女主人公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这般善良、温顺的女子在她们生活的环境中，即使有对爱情的忠贞、对家人的热情、对工作的勤劳，到头来，还是逃脱不了这样的悲剧结局，不能不让人掬一把同情、哀伤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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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风·氓》叙述的是一个古老的、至今还在无数次重演的生活事件：痴情女子负心郎，诗人们曾千百次地用以作为创作的题材；然而今天我们读着这两千多年前的诗章，却决不因时代的遥远、题材的习见而厌倦。诵读之中，仿佛仍能听到女主人公催人泪下的悲怆呼声，仍能看到她那哀伤坚贞的感人形象。一首诗歌，何以能具有如此强大的、不朽的生命力呢？近代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无论是创造艺术的艺术家，还是欣赏艺术的观众，都只需要普遍与特殊，或则说得更精确些，都只需要特殊化的普遍，即全归结和集中到一种独特心境的表现上那种普遍的艺术活动。”(《美学纲要》第二章)克罗齐把这种能表现普遍的独特心境称之为“直觉”，直觉是每个人在一定情境中的心境和情感的表现。如果我们舍弃克罗齐在认识论上的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立场，将直觉视作激于现实而产生的，真实的不加矫饰的勃生的感情，那么这段话正道出了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包括《氓》之所以成功的第一义谛。《氓》的作者并没有任何文艺理论作为指导，他只是将即时即地(一定情境)所触发的忆念与感触(独特心境)一一写来。潜在意识的顺次涌现，感情节奏的自然起伏，衍成了诗歌跌宕回旋的布局，塑成了主人公浮雕般具体生动的形象。而，“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后又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婚姻悲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国徐陵（507-583）编《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原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孔雀东南飞》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后人的修饰。

《孔雀东南飞》故事的两个主人翁以其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而赢得千古文人墨客的赞叹，主人翁的墓地在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粮站前方，经后人的修缮，现已经成为一处免费供游人凭吊的风景地。为了拍摄相关电视，在小市镇建成了“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开始名扬海外。

其动人的魅力主要表现在：

一、情节波澜曲折，跌宕起伏。作者在故事的开头设置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一定要赶其回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仲卿希望能够缓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但矛盾不仅未得到丝毫缓解，反遭母亲捶床痛骂。仲卿迫于无奈，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话别之时，两人相约誓不相负。兰芝回家后，母亲见到不请自归的女儿，十分震惊，后经兰芝解释，这才谅解。但不久，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兰芝被迫之下选择允婚，其实已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仲卿闻讯，责问兰芝，兰芝道出真情，许下诺言，并约定黄泉相见。结婚当晚兰芝投河自尽，仲卿听后也吊死树下。他们以死抗争的方式将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鸟，告诫世人。

二、叙事双线交替，缜密紧凑。采用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第一条线索围绕刘焦两家的家庭矛盾冲突展开。仲卿求母，是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的第一次冲突；兰芝辞婆，是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的第二次冲突；兰芝拒婚，是兰芝的忠贞与其兄的虚荣的第三次冲突；仲卿别母，是焦母的顽固与仲卿守约的第四次冲突。这四次冲突，实际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且演绎得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第二条线索是围绕兰芝与仲卿矢志不渝的爱情铺展的。这条线索建立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第一次是仲卿求母失败后，与兰芝的临别，反映了两人浓厚深切的恋情；第二次是兰芝辞婆后，与仲卿的话别，抒写了他们真挚坚定的感情；第三次是兰芝拒婚后，与仲卿的诀别，刻画了他们生死相依的爱情。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及人物命运的交代。另外，结构上呼应映衬。如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又如兰芝分别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在诗中也暗伏、照应，显示了结构的缜密。

三、主题钩深致远，蕴藉宽广。从兰芝和仲卿两人的角度看，这是性格的悲剧。兰芝不仅美丽善良，而且外柔内刚，所以当她面对独断专行的婆婆，性行暴戾的哥哥也决不屈服。仲卿官宦世家，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威之中，养成了懦弱无能的性格，所以当他面对母亲的威逼，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争取婚姻的幸福。从焦母和刘兄两人的角度看，这是社会的悲剧。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儒家经义中的“孝”充当着捍卫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家长权威的坚实堤坝。所以焦母能用高压政策对待儿媳，刘兄能用威逼手段胁迫兰芝，将他们双双推向了婚姻的坟墓。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实质充当了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它们不仅摧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杀了善良纯朴的天性。从兰芝和仲卿死后双双化鸟的这一角度看，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它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美好的强烈愿望。

（作者单位：湖南华容五中 414211）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编辑本段]长诗全文

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

前者敢于反抗命运~以身殉爱后者女主人公命运同样不幸，但却畏畏缩缩，逆来顺受，没有前者为爱宁死不屈的精神 或者说爱错了人 人生不也如此么

氓

这是一首短短的夹杂抒情的叙事诗，将一个情爱故事表现得真切自然。诗中女子情深意笃，爱得坦荡，爱得热烈。即便婚后之怨，也是用心专深的折射。真真好一个善解人意、勤劳聪慧、果敢率真、通情明义的鲜明形象。在婚前，她怀着对氓炽热的深情，勇敢地冲破了礼法的束缚，毅然和氓同居，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按理说，婚后的生活应该是和睦美好的。但事与愿违，她却被氓当牛马般使用，甚至被打被弃。原因就是当时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都没有地位，而只是的丈夫的附庸。这种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决定了男女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平等，使氓得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虐待妇女而不受制裁，有抛弃妻子解除婚约的权利。“始乱终弃”四字，正可概括氓对女子的罪恶行为。因此她虽曾勇敢地冲破过封建的桎梏，但她的命运，终于同那些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压束下逆来顺受的妇女命运，很不幸地异途同归了。“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也，不可说也！”诗人满腔愤懑地控诉了这社会的不平，使这诗的思想意义更加深化。诗中女主人公的惨痛经历，可说是阶级社会中千千万万受压迫受损害的妇女命运的缩影，故能博得后世读者的共鸣。

《孔雀东南飞》

一、情节波澜曲折，跌宕起伏。作者在故事的开头设置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一定要赶其回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仲卿希望能够缓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但矛盾不仅未得到丝毫缓解，反遭母亲搥床痛骂，仲卿迫于无奈，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话别之时，两人相约誓不相负。兰芝回家后，母亲见到不请自归的女儿，十分震惊，后经兰芝解释，这才谅解，但不久，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兰芝被迫之下选择允婚，其实已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仲卿闻讯，责问兰芝，兰芝道出真情，许下诺言，并约定黄泉相见，结婚当晚兰芝投河自尽，仲卿听后也吊死树下，他们以死抗争的方式将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鸟，告诫世人。

二、叙事双线交替，缜密紧凑，采用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第一条线索围绕刘焦两家的家庭矛盾冲突展开。仲卿求母，是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的第一次冲突；兰芝辞婆，是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的第二次冲突；兰芝拒婚，是兰芝的忠贞与其兄的虚荣的第三次冲突；仲卿别母，是焦母的顽固与仲卿守约的第四次冲突。这四次冲突，实际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且演绎得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第二条线索是围绕兰芝与仲卿矢志不渝的爱情铺展的。这条线索建立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第一次是仲卿求母失败后，与兰芝的临别，反映了两人浓厚深切的恋情；第二次是兰芝辞婆后，与仲卿的话别，抒写了他们真挚坚定的感情；第三次是兰芝拒婚后，与仲卿的诀别，刻画了他们生死相依的爱情。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及人物命运的交代。另外，结构上呼应映衬。如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又如兰芝分别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在中也暗伏、照应，显示了结构的缜密。

三、主题钩深致远，蕴藉宽广。从兰芝和仲卿两人的角度看，这是性格的悲剧。兰芝不仅美丽善良，而且外柔内刚，所以当她面对独断专行的婆婆，性行暴戾的哥哥也决不屈服。仲卿官宦世家，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威之中，养成了懦弱无能的性格，所以当他面对母亲的威逼，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争取婚姻的幸福。从焦母和刘兄两人的角度看，这是社会的悲剧。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儒家经义中的“孝”充当着捍卫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家长权威的坚实堤坝。所以焦母能用高压政策对待儿媳，刘兄能用威逼手段胁迫兰芝，将他们双双推向了婚姻的坟墓。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实质充当了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它们不仅摧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杀了善良纯朴的天性。从兰芝和仲卿死后双双化鸟的这一角度看，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它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美好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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