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形象

　　浅论刘兰芝的悲剧性格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不仅是汉乐府民歌中，也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写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爱情悲剧。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中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主人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反抗妇女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的觉醒女性形象，这个形象突破了个人与家庭的狭小圈子而具有了广泛的重大的社会典型意义。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刘兰芝的形象，也从不同的方面，如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方面探讨了刘兰芝的价值所在 。在悲剧性的探讨上，更多的人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去探讨，侧重于从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其的摧残和迫害去探讨，肯定这是一出社会的悲剧，并归纳其中的悲剧意义。甚至有人用心理学、从恋母情结等西方批评方法去分析人物和悲剧的产生。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和看法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它不是过分强调当时封建礼教对刘兰芝的影响，就是完全脱离社会去探讨人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刘兰芝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她的反抗性格在推动这一出悲剧的情节上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正是决定刘兰芝的斗争和命运之所在。因此，对刘兰芝的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在这一出悲剧上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去理解这个人物和社会，这也是一种思路。而且必须要抓住这一点，这才避免偏颇。

　　（二）

　　任何作品和人物的分析都不能脱离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刘兰芝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这种反抗精神形成的土壤是封建社会及其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礼教。这一点在课文中有直接的体现。

　　首先，诗前序文有：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从这一小序中不难发觉，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小序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与说出男主人公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的爱情故事，而是给我们点明了故事所发生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人公刘兰芝之死，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就从这一点来判断，刘兰芝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她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她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她屈从了，那么虽然她的肉体还活着，但她的灵魂、她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她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她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刘兰芝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她的死，是性格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她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其中起决定作用是她的充满人性的反抗性格。

　　其次，从文章的主体部分来看，刘兰芝也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悲剧的事实是焦仲卿的母亲却不喜欢儿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间婆媳矛盾颇为激烈。刘兰芝向丈夫诉苦，说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劝说母亲，却反被母亲骂了一通，并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违于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免进退维谷，于是他劝刘兰芝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等他办完公事后再来接她。刘兰芝含泪而别，回到娘家。过了一段日子，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暗暗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刘兰芝与闻讯赶来的焦仲卿抱头痛哭，约定“黄泉下相见”。在太守家迎亲之夕，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自杀，两家将他俩合葬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这样的社会里，发生这样的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的叛逆性格。刘兰芝在当时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兰芝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才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叛逆性格。试想，如果她向封建礼教屈服的话，那里还会有人记起这一出悲剧，记起这一悲剧中的人物刘兰芝呢！

　　再次，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反抗性格是在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来的。

　　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这一次冲突比第一次冲突来得要强烈得多，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这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这冲突终于走向了高潮。在所有的冲突当中，主角刘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她的反抗精神，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她的反抗性格在她的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①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特别是刘兰芝的语言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②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刘兰芝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突出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刘兰芝的反抗性格。

　　为什么要塑造刘兰芝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呢？刘兰芝回娘家后，遭到家长制的威压。但刘兰芝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正如前文对刘兰芝反叛性格的分析，不是她缺少叛逆精神，而是刚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的正直、善良，而且愈是刻画深刻，就愈让人感到悲剧的力量。文中的刘兰芝勤劳能干，孝顺婆婆，体贴丈夫，怀着对未来生活朦胧的期待默默忍受着婆婆的折磨。但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让她有清醒的认识，一旦意识到婆婆要驱逐自己的意图，不等对方开口，就自动提出“谴归”，并且“严装”上路，非常镇定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当阿兄逼嫁的严重时刻，她既不告辞也不争辩，而是表面顺从，内心却抱着以死徇情的主意，从容地“举身赴清泉”，用生命向黑暗势力做了最后的抗争，这样，她的悲剧性便一步步的显示出来，她的个性以在专制势力的碰撞下迸发出火花。通过这个悲剧，使得《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呈现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三）

　　综上所述，这是一出性格悲剧，是刘兰芝反抗性格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下的一出悲剧，从中体现出刘兰芝既是中国典型的妇女形象，有勤劳、善良的一面，又是充满反抗精神的反封建形象，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统一构成了刘兰芝永久的人格魅力。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的美；悲剧的不幸，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和社会意义，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五言诗体作了完美的体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此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它还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总之， 刘兰芝对爱情是忠贞的，对封建伦理道理的反抗也是彻底的。正是刘兰芝性格中这种最主要的性格（反抗性格）决定了她的斗争和命运，也是她的形象能够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

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少女刘兰芝自幼便习女红，善弹琴，能诵诗书。十七岁嫁给焦仲卿为妻，日夜辛劳，勤于家务，却不为婆婆所容，于是就去信给正在庐江郡府做小吏的丈夫，诉说不堪忍受之苦。仲卿回来为妻子求情，却遭母亲斥责，并令其休妻另娶。仲卿长跪，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母亲大怒。

因仍要赶回郡府任上，仲卿只得先请妻子回娘家，暂避一时。兰芝自然明白，如此一别，类乎休弃，今后恐难再见，便将自己常用的香囊、妆奁等物留给仲卿以作纪念。鸡鸣天亮，兰芝精心梳妆之后，上堂别过婆婆和小姑，流泪登车而去。此时仲卿已等候在大道旁，夫妻相见。两情依依，低头耳语道：“誓天不相负。”

刘兰芝被遣回家十余日，县令即派媒人来为其子求婚，被兰芝婉言回绝；又数日，太守也托郡丞登门提亲，明言太守的五公子尚未婚配，愿与刘家结为百年之好，又被谢绝。这下早惹恼了兰芝那位性情雷暴的大哥，兄命难违，兰芝被逼迫不过，只得一切任人安排。

那边媒人回报，说刘家已允婚事。恰好三天过后便是良辰吉日，太守马上四处派人备下金帛彩礼，人马舟车，以便早日完婚。仲卿在任上闻知此变，急忙乞假告归。

第二天，兰芝整日默默无语，只是和泪裁衣。忽听得一阵熟悉的马嘶声，出门遥相望，知是故人来。兰芝手抚马鞍，一一诉说原委。仲卿提及当日誓言，二人只好相约“黄泉下相见”，各自回家去了。仲卿回家后对母亲说道：“今天大风吹折了树木，院子里的兰花上结满了严霜；孩儿的性命犹如西山的落日，母亲今后一人，要多多保重”，遂再拜长叹而去。

这一天，迎亲的车马格外热闹，新妇已进门。黄昏后人群渐渐散去，夜深沉，万籁无声，兰芝揽裙投水自尽。仲卿得知，徘徊树下，亦自缢殉情，后两人合葬于华山旁。

全诗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叙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兰芝、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压迫的反抗精神。

诗歌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它所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问题，因而使这一悲剧更具典型意义，千百年来感动着无数的读者。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历来有所争论。根据此诗“小序”，应是汉末建安时代的作品，故属“汉乐府”范围。

汉武帝时，“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规定有“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清规戒律。“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正是焦刘悲剧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时代氛围里，在焦母的*威下，焦仲卿敢于站在刘兰芝一边，表现出与兰芝“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坚决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孔雀东南飞》在艺术上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已臻成熟，其主要表现有三：

1、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等艺术形象。

刘兰芝不仅敢爱敢恨，敢说敢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在别小姑、别仲卿时，赠物留言、订立蒲石之盟，于悲怆之中充满了温厚的深情。她感情丰富，形象饱满，不同于一般叙事诗中人物性格的单一简略。

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

进而又对母命阳奉阴违，表面上驱遣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表明他倔强不驯，只是绵里藏针、刚强不露而已。至于他告母自裁，幻想以此促使其母同意他与兰芝重新结合，这是他认识上的不足。但论其态度，实已由一般的顶撞发展到了威胁的地步。

然而愚昧无知的焦母，虽然爱子，却仍坚持另娶。仲卿则在幻想破灭之后，并不因此屈从其母而终于以死殉情，充分显示了焦仲卿的反叛性格。这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的矛盾造就了仲卿这种思想性格。

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而且写出了他们性格中所特有的复杂性，有血有肉兼有神，可歌可泣又可信，这决非短小的抒情诗和一般的叙事诗所能达到的境界。诗中的主要人物是如此，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同样注意性格描写，因而能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特点。

2、故事情节完整，矛盾冲突不断。

《孔雀东南飞》以人物为中心铺叙故事，情节曲折，首尾完整。故事带有传奇的色彩：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竟然受到县令、太守相继登门为子求婚的奇遇，显然这是极其偶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但作者并不单纯地追求离奇的故事，而是借助于情节，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者写此奇遇，不仅衬托出兰芝之美，歌颂了兰芝忠贞专一、不为利诱的品格，而且在比较中刻画出她与刘兄、刘母截然不同的性格。

再则，叙事长诗易致平直，此诗却写得曲折有致，扣人心弦，因此令人读来不觉其长，不愧为“长篇之圣”。尤其是诗通过刘兰芝和焦母、焦仲卿和母亲、兰芝与刘兄这三对连续不断的矛盾，描叙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把普遍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矛盾现象集中概括，驱遣笔端，从而通过一个家庭，反映一个社会，使这首诗成为复杂社会的写真。这又是当时其他叙事诗所无法企及的。

3、语言通俗化、个性化，明白如话而又神情毕肖。

这首诗描摹情态，铺叙事物，全都通俗易懂。尤其是人物的对话，真实而又贴切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

刘兰芝与焦仲卿之间的对话，显现了他们之间的恩爱和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进行抗争的性格；仲卿母子的对话，既写出了焦母对儿子的爱，又写出了她对新妇的恨；兰芝母女、兄妹的对话，令人看到了母亲对女儿所特有的感情和刘兄的刻薄势利之心。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历来为人们所喜爱。故事女主人公刘兰芝更像一块美玉，在我国文学史上绽放着独有的光彩。

一直以来，我们只关注到刘兰芝是一个勤劳、美丽、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却很少有人静心想一想刘兰芝的悲剧命运跟她的需要有什么必然联系，换句话说，刘兰芝到底需要什么？下面就让我们运用马斯洛的需要结构理论去探寻一下刘兰芝的追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刘兰芝所追求的是尊敬和幸福。

首先，刘兰芝需要尊敬。

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女性一直处于卑下的地位，太少有人去关注女性的尊敬需要。它包括敬重和自尊，是个体想成为社会中一个正式成员的需要。刘兰芝首先就想成为焦府的一个正式成员。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这一切都只为“十七为君妇”。但是她却“心中常苦悲”。是两人感情不好吗？不是。“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二人情比石坚。原来是因为“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兰芝的美丽不用多说，作为古代女子出嫁前应该学习的技艺她也都样样精通，到了焦府也一直很谨慎恭敬地按照婆婆的要求去做事，这一切的一切只是想要得到婆婆的认可，但是焦母对她却“失恩义”，始终不愿意接受她。

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成长的需要，渴望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满足，进而提高一个人的积极性。每一个个体也都有自我表达的需要，渴望在社会结构中展示自己的作用。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刘兰芝的努力没有人欣赏，她在这个家庭中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家庭掌权者的肯定，所以这种被尊敬的需要也就得不到满足，她的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得到提升。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向焦仲卿诉苦：“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并不是她真的“不堪驱使”，只是无人理睬的痛苦让她无法忍受。

其次，刘兰芝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女人。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的追求大都侧重于幸福和节操，兰芝的最终追求就是幸福。幸福需要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的最高阶段――自我实现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指个体对自己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美好状态的需要。

衣、食、住、行可以用物质标准来衡量，幸福，却只能用自己的内心来衡量。刘兰芝是不幸福的，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她到底有哪些不幸福。

第一，刘兰芝在这个家庭中的付出得不到掌权者的认可。这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已经谈过，这一方面不再多加论述。

第二，刘兰芝在当时的社会中一定也得不到认可。

古代讲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希望女子能够安分守家，顺从长辈和夫婿，社会不需要女子去找工作谋生，更不希望女子通过学习知识而唤起她们人性的复苏――女子只是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但是刘兰芝似乎少了些敦厚，多了些自我意识。她饱读诗书，具有独立、平等的意识，婆婆认为她“举动自专由”。兰芝不能讨得婆婆的欢心，一句“举动自专由”，她便被遣回家了。

兰芝在被遣回家后，不时有人提亲，甚至很多大户人家、官宦子弟都看上了她。最终她与仲卿相约而死。我们假设她又成了亲，我认为她的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结婚前美丽、勤劳、知书达理；结婚后发现她读书过多、举动自专、太有主见，新婆婆依然不会喜欢。这是社会的选择――只要顺从的媳妇，不要追求独立、平等的聪明媳妇。兰芝注定在当时得不到主流意识的认可，她所追求的幸福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刘兰芝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

幸福需要的满足不仅体现在个体生活在社会环境中要和谐，也要求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好。但是兰芝很明显没有做到。

兰芝与婆婆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婆婆直言告诉儿子：“便可速遣之，遣之甚莫留！”“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兰芝也不屈服：“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二人水火不容。仲卿处理事情简单粗暴，最终导致兰芝的被驱遣。

兰芝与仲卿虽然爱情坚定，却不能心心相通。在回家的路上兰芝就告诉仲卿：“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就是告诉他：我心坚定，只是怕自己不能做主，但你要相信我的心意。然而当仲卿听说兰芝要结婚时却劈头盖脸指责她：“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二人的不默契由此可知。

对于追求幸福的刘兰芝来说，受婆婆的气还能找丈夫排遣，而丈夫也不明白自己的心意，便再也无法消除内心的痛苦。幸福需要得不到满足，人便处于焦虑之中。“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刘兰芝最终以殉情的方式实现自己对幸福的追求。

尊重、幸福这两种需要一直支配着刘兰芝的生活，当她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时，就只能选择死亡。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分析刘兰芝，我们得到了一个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这对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古代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帮助。■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其以繁简交错的剪裁方法，生动传神的对话，以及托物起兴、铺张排比等手法展示了刘兰芝、焦仲卿从相爱到相离直至殉情的爱情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和吃人的本质，热情歌颂了人们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与人生幸福的伟大精神。该诗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一个个性鲜明并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光辉妇女形象，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　诗歌开篇便以刘兰芝的口吻向读者展示其良好的个人素养：“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结合后来兰芝见焦母之前的外貌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一个美丽聪慧的女性形象便现于眼前。这里首先描绘的是刘兰芝这一艺术形象清新明丽、素洁淡雅的外表美，给人一种清爽利索的感觉，表现了兰芝美得大方，娇柔得体的外在魅力，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美丽端庄的传统女性形象，符合人们传统的审美心理习惯。　但诗歌没有停留于外表的描绘上。从“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到“左手持刀，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我们不难发现：兰芝不仅美丽，而且勤劳能干。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葩，也是历史的镜子。

《孔雀东南飞》被称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的反封建礼教的优秀诗篇。然而，仔细推敲，却发现此说有误，造成这次爱情悲剧的，不是封建礼教，而是家族利益，是家族政治利益碾碎了他们的爱情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