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与氓女主人公形象的共同特点 会追分

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氓》、《孔雀东南飞》女主人公形象对比

《卫风 氓》通过女主人公恋爱、结婚到被遗弃的悲惨遭遇，塑造了一个勤劳、温柔、坚强的古代妇女形象，表现了古代妇女追求人格平等、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揭露封建家长制对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摧残。塑造了一个勤劳、温顺，但性格又十分坚强的妇女刘兰芝的形象。

这两个相隔六、七百年的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劳动妇女，有着相同的社会地位、相同的性格、相似的生活经历，相同的悲剧命运。

1．善良的性格、勤劳的品质

《氓》中的女主人公在恋爱时热情、活泼、淳朴、天真：对远道而来的氓热情相待；对要回家的氓情意绵绵，“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对本不应该生气（“子无良媒”）而生气的氓委婉相劝，并答应婚期，“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对回家的氓的思念更显天真可爱，“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非常形象、生动的刻画出女主人公活泼、纯真的少女情态。结婚后的的女主人公更是任劳任怨，虽然“三岁食贫”，但还是“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表现出她的勤劳和善良。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同样是美丽、能干、聪明、温顺。从到夫家始便“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日夜操劳，并且能“三日断五匹”，但婆婆故意刁难，“故嫌迟”，为了自己的尊严，刘兰芝便自遣回家，表现了她不愿焦仲卿左右为难的善良本性和柔弱身体下的坚强性格。离别是不卑不亢，礼貌周到，“上堂拜阿母”，非常镇静地说自己“生小出野里”、“兼愧贵家子”；但与小姑分手时却“泪落连珠子”、“涕落百余行”，表现了对别人的尊重和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面对母亲的责问，“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面对兄长的指责，兰芝只能答应，“处分适兄意”。在那个时代的女子中，这些做法已是难能可贵了。兰芝用自遣保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用允婚修补家庭的脸面；用徇情回报焦仲卿的恩爱。

2．坚强的个性，忠贞的爱情

《氓》中的女主人公在“子无良媒”的情况下对喜爱自己的氓百般恩爱，送氓“至于顿丘”，并安慰氓不要生气，并认定婚期，表现出她对爱情的追求；见不见复关的感情变化、婚后的勤劳都体现出她对爱情的执著和忠贞。但婚后的氓变化太大，“二三其德”并且“言即遂矣，至于暴矣”，女主人公认识到了在恋爱、婚姻中男女的不平等，痛定思痛，毅然决然的与氓决裂，“”，表现了女主人公清醒、刚烈、敢爱敢恨的性格特征。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也是性格坚强、忠于爱情，并且表现更突出、悲剧性更强。在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中，虽然“心中常苦悲”，但还是“昼夜勤作息”，这种勤劳表现出刘兰芝正是对爱情执著的表现；当她感到“大人故嫌迟”的真正原因时，便自请“及时相遣归”；当丈夫为她的自遣归家一筹莫展、泣不成声时，它劝慰丈夫“勿复重纷纭”，同时安慰丈夫把自己的嫁妆“留待作遗施”、“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离开焦家时，她黎明即起，严妆辞别，表现出对仲卿的留恋；而辞别焦母又表现出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分手在即，她立下誓言“妾当做蒲苇，蒲苇纫如丝”，表现出对爱情的专一；分手时，又“举手长劳劳”表现出对焦仲卿的依依惜别；回家时，面对兄长的责难，只有“举身赴清池”，用年轻的生命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不贰。

3．相同的社会地位，同样的悲惨命运

《氓》中女主人公是社会低层的劳动者，婚前、婚后的境况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与氓结婚后，辛勤的劳动，打不动变心的丈夫；美好的回忆，牵不回变心的灵魂。这些充分表明那个社会，在爱情生活中，男女的极端不平等性：男子可以随便遗弃女子而不受道德的谴责。同时，女主人公又遭到不明真相、不了解自己艰辛生活的兄弟的嘲笑，这样的处境，只能让人伤心。处在男人变心的处境中，女主人公只有也只能自遣回家，与氓决裂。

同样，刘兰芝在婆婆家也是这样辛勤的劳作，但得不到焦母的认可，把她遣归的原因仅仅是焦母认为刘兰芝“举动自专由”，婆婆的家长制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兰芝的悲剧就产生了；就连焦仲卿的哀求“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也不能打动焦母的冷酷的心，可见刘兰芝在焦家的地位如何了。事实上，那个社会妇女的地位就处于附庸的位置，没有平等的地位，没有起码的人格尊严。《礼记》中载：“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同时《礼记》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这就从根本上固定了家长威严的不可动摇性。所以到家的刘兰芝受到兄长的斥责便不足为奇了。面对趋炎附势的兄长的“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的责难时，刘兰芝只能回答“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专由！”尽管与焦仲卿分手时信誓旦旦，“蒲苇纫如丝”，但也不敢不答应“怅然心中烦”的兄长。因为她知道，“我有亲父兄”，“恐不任我意”。刘兰芝生活的年代里，严格意义上的婚姻自由是不存在的，多多少少都有家长的意愿和条件。面对如此强大的对立面，坚强倔强的刘兰芝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想做的事。自遣的她只有以府君热烈、铺张、豪华的迎娶队伍为背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氓》中女主人公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这般善良、温顺的女子在她们生活的环境中，即使有对爱情的忠贞、对家人的热情、对工作的勤劳，到头来，还是逃脱不了这样的悲剧结局，不能不让人掬一把同情、哀伤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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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刘兰芝的悲剧性格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不仅是汉乐府民歌中，也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写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爱情悲剧。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中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主人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反抗妇女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的觉醒女性形象，这个形象突破了个人与家庭的狭小圈子而具有了广泛的重大的社会典型意义。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刘兰芝的形象，也从不同的方面，如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方面探讨了刘兰芝的价值所在 。在悲剧性的探讨上，更多的人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去探讨，侧重于从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其的摧残和迫害去探讨，肯定这是一出社会的悲剧，并归纳其中的悲剧意义。甚至有人用心理学、从恋母情结等西方批评方法去分析人物和悲剧的产生。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和看法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它不是过分强调当时封建礼教对刘兰芝的影响，就是完全脱离社会去探讨人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刘兰芝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她的反抗性格在推动这一出悲剧的情节上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正是决定刘兰芝的斗争和命运之所在。因此，对刘兰芝的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在这一出悲剧上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去理解这个人物和社会，这也是一种思路。而且必须要抓住这一点，这才避免偏颇。

　　（二）

　　任何作品和人物的分析都不能脱离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刘兰芝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这种反抗精神形成的土壤是封建社会及其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礼教。这一点在课文中有直接的体现。

　　首先，诗前序文有：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从这一小序中不难发觉，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小序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与说出男主人公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的爱情故事，而是给我们点明了故事所发生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人公刘兰芝之死，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就从这一点来判断，刘兰芝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她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她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她屈从了，那么虽然她的肉体还活着，但她的灵魂、她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她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她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刘兰芝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她的死，是性格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她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其中起决定作用是她的充满人性的反抗性格。

　　其次，从文章的主体部分来看，刘兰芝也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悲剧的事实是焦仲卿的母亲却不喜欢儿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间婆媳矛盾颇为激烈。刘兰芝向丈夫诉苦，说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劝说母亲，却反被母亲骂了一通，并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违于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免进退维谷，于是他劝刘兰芝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等他办完公事后再来接她。刘兰芝含泪而别，回到娘家。过了一段日子，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暗暗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刘兰芝与闻讯赶来的焦仲卿抱头痛哭，约定“黄泉下相见”。在太守家迎亲之夕，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自杀，两家将他俩合葬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这样的社会里，发生这样的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的叛逆性格。刘兰芝在当时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兰芝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才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叛逆性格。试想，如果她向封建礼教屈服的话，那里还会有人记起这一出悲剧，记起这一悲剧中的人物刘兰芝呢！

　　再次，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反抗性格是在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来的。

　　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这一次冲突比第一次冲突来得要强烈得多，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这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这冲突终于走向了高潮。在所有的冲突当中，主角刘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她的反抗精神，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她的反抗性格在她的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①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特别是刘兰芝的语言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②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刘兰芝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突出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刘兰芝的反抗性格。

　　为什么要塑造刘兰芝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呢？刘兰芝回娘家后，遭到家长制的威压。但刘兰芝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正如前文对刘兰芝反叛性格的分析，不是她缺少叛逆精神，而是刚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的正直、善良，而且愈是刻画深刻，就愈让人感到悲剧的力量。文中的刘兰芝勤劳能干，孝顺婆婆，体贴丈夫，怀着对未来生活朦胧的期待默默忍受着婆婆的折磨。但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让她有清醒的认识，一旦意识到婆婆要驱逐自己的意图，不等对方开口，就自动提出“谴归”，并且“严装”上路，非常镇定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当阿兄逼嫁的严重时刻，她既不告辞也不争辩，而是表面顺从，内心却抱着以死徇情的主意，从容地“举身赴清泉”，用生命向黑暗势力做了最后的抗争，这样，她的悲剧性便一步步的显示出来，她的个性以在专制势力的碰撞下迸发出火花。通过这个悲剧，使得《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呈现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三）

　　综上所述，这是一出性格悲剧，是刘兰芝反抗性格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下的一出悲剧，从中体现出刘兰芝既是中国典型的妇女形象，有勤劳、善良的一面，又是充满反抗精神的反封建形象，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统一构成了刘兰芝永久的人格魅力。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的美；悲剧的不幸，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和社会意义，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五言诗体作了完美的体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此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它还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总之， 刘兰芝对爱情是忠贞的，对封建伦理道理的反抗也是彻底的。正是刘兰芝性格中这种最主要的性格（反抗性格）决定了她的斗争和命运，也是她的形象能够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

　　我在教《孔雀东南飞》这篇课文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分析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婚姻悲剧成因时,总结出封建礼教摧残男女青年幸福生活的罪恶,正准备结束新课时,下面一个学生轻轻地叹息了一句:“又一个祥林嫂死了!”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说明了学生在积极思考问题。于是,我借机布置了一道思考题,试分析刘兰芝与祥林嫂悲剧成因的异同,重点是相同点(因为学生的叹息重在“又一个”上)。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学生讨论积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封建礼教“毒害”的结果

　封建礼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正常的统治秩序而制定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其中对妇女制定的行为准则主要是“三从四德”。“四德”中的“妇道”要求妇女必须守节、孝敬、卑顺和勤谨,又尤以守节为重,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就是俗话说的“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事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刘兰芝在自陈遣归的时候说自己“守节情不移”(此处为互文,虽是说焦仲卿的,实际上也是说自己),所以,当刘兰芝被其哥哥逼迫改嫁时,她选择了死,这很大程度上与守节有关,虽然含有为爱殉情的成分。

　在这一点上,祥林嫂的表现也最为强烈,其婆婆把她卖给贺老六时,她是“异乎寻常”的“嚎哭”,“不惜一头撞在香案角上”,以死抗争。祥林嫂再到鲁镇时,鲁镇上的人们仍然叫她“祥林嫂”,而不叫她“贺六嫂”,柳妈甚至认为她“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倒落下了一件大罪名”。就是这样一件不守节的“大罪名”,让祥林嫂在鲁镇无从立足,处处受人嘲讽,处处受人鄙视,再加上封建迷信的“毒害”,最后怀着恐惧悲惨地死去。

　所以,我认为封建礼教吃人本质对两人的“毒害”是其悲剧的主要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封建家长制“逼迫”的结果

　封建社会除了封建礼教维护其正常的统治秩序外,还有封建家长制维护其正常的宗族秩序。刘兰芝与祥林嫂的悲剧,其另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家长制的“逼迫”。

　首先,妇女在封建社会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刘兰芝在自陈遣归的时候说自己“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和“妾不堪驱使”,一个“故”说明了婆婆对刘兰芝的无理责难,一个“不堪”说明了刘兰芝生活得悲苦,那婆婆为什么要故意为难勤快的刘兰芝呢根据文中隐含的交代,刘兰芝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仍是“贱妾留空房”,可以看出刘兰芝没有给焦家生下一儿半女,这在单根独苗的焦家,休妻变成了很自然的事情。正如焦仲卿所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刘兰芝也说出了“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的感言,这是婆婆对刘兰芝行使的家长权力。因为根据《仪礼・丧服》中“出妻”之说,即旧时无子、*逸、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忌妒、恶疾,做丈夫的可以根据其中的任何一条而休妻,所以,尽管刘兰芝“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免被逼迫遣归。

　在这一点上,祥林嫂的遭遇也是大同小异的。祥林嫂在祥林死后没有留下一儿半女,祥林嫂由于不堪婆婆的折磨,逃到了鲁镇,后被婆婆抓回去卖给了贺老六,这是婆婆对祥林嫂行使的家长权力;儿子阿毛死后,祥林嫂在贺家便没有了立足之地,被大伯扫地出门,这是大伯对祥林嫂行使的家长权力。归根结蒂,她没有给祥家和贺家留下一儿半女。可见,妇女在封建社会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其次,妇女在封建社会没有人身权利和人身自由。“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她们的行为准则。所以,才有婆婆行使家长权力,借故逼迫焦仲卿休了刘兰芝;才有刘兰芝回到娘家后,过着“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的生活,被其惟利是图的哥哥“逼迫”答应了太守儿子的婚事。也才有祥林嫂在祥林死后,被其惟利是图的婆婆和小叔子“逼迫”卖给了贺老六。妇女在封建社会完全成了买卖的商品,毫无人身自由。这也是刘兰芝与祥林嫂悲剧的根源。

　三两人性格“反叛”的结果

　刘兰芝与祥林嫂在性格上有许多相同点,比如反叛、坚强、勤劳、善良等,尤以“反叛”最为突出。在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下,任何的“反叛”都只是徒劳,又何况是一个弱女子呢!性格的“反叛”是两人悲剧的直接原因。

　刘兰芝是有“反叛”性格的,其不堪婆婆的驱使,向焦仲卿自陈遣归,一个“自陈遣归”,在封建社会是需要勇气的,刘兰芝不会不知道其严重后果。但是她说出来了,焦仲卿向阿母求情,才使得阿母大怒,骂出了“此妇无礼节,行动任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的话,从“专由”和“自由”两词可以看出,刘兰芝的“反叛”,是为了所谓“自由”的“反叛”,很有勇气。后被其惟利是图的哥哥逼迫答应了太守儿子的婚事,在新婚之夜投河自尽,这是其“反叛”精神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无情控诉,可以说,刘兰芝的死是其“反叛”性格“反叛”彻底的结果。

　祥林嫂也是有“反叛”性格的,尽管这种“反叛”只是为了取得做“人”的起码权利。祥林死后,其不堪婆婆的折磨,逃到了鲁镇,一个“逃”字,在封建社会是需要勇气的,祥林嫂也是知道其严重后果的,但是她“逃”出来了,为了做“人”的“自由”,很有勇气。后被其惟利是图的婆婆和小叔子逼迫卖给贺老六时,她“不惜一头撞在香案角上”,以死抗争,这是她“反叛”抗争的表现,正是因为她“反叛”得不彻底,没有像柳妈所说的“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所以,才在鲁镇人的嘲讽中悲惨地死去。可以说,祥林嫂的死是其反叛性格“反叛”不彻底的结果。

　四生活遭遇“不幸”的结果

　正如《祝福》中卫老婆子说祥林嫂的话,“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说自己的话,“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加在一个弱女子身上的“不幸”太多了,这也是刘兰芝与祥林嫂悲剧的直接原因。

　对于刘兰芝来说,就是无一儿半女,焦仲卿还可以续房娶妻,三妻四妾在封建社会不足为怪,不幸的是婆婆看不惯她“行动任专由”。更不幸的是她所深爱的丈夫是一个懦弱的男人,在其母“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逼迫下,休了刘兰芝。再次,不幸的是她有一个残暴的哥哥,逼迫她改嫁,本来,按汉代礼法,休妻或寡妇可以在家守寡。最后,刘兰芝的美貌也成了她的不幸,被休回到娘家后,求婚的人络绎不绝,而且又是一些封建官僚,不答应都不行。

　对于祥林嫂来说,不幸就更多了:祥林死,祥林死后婆婆家卖进山里;贺老六死,贺老六死后阿毛被狼吃,然后被大伯扫地出门,再到鲁镇后被鲁四赶走,最后沦为乞丐“穷死”街头。我们可以设想,要是祥林嫂没有那么多不幸,或许她不会死,至少可以死得晚一些,但是不幸没有放过这么一个弱女子。

　综上所述,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是刘兰芝与祥林嫂悲剧的主要原因,也是根本原因,反叛性格和不幸遭遇是两人悲剧的直接原因,如果没有太多的不幸遭遇,或许她们还可以像鲁迅《灯下漫笔》中所说的“暂时做稳奴隶”,但现实是两人“想做奴隶而不得”,在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面前,一个弱女子的反抗是那样的无助和渺小,两人的悲剧在封建社会是很必然的,也具有代表性。

　杜万伦,教师,现居湖北巴东。

主回答

主要内容是：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

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拓展回答

文学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这个“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具有审美意义。

形象地表现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规律。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许多文学作品，塑造了鲜明独特的文学形象，为中学生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形态各异的社会众生相。  

艺术典型的性格形象分析关键需要鉴赏者在鉴赏过程中用逻辑思维填充文字跳跃的空白，而这种思维的能力高低取决于对生活的领悟。

对阅历尚浅、审美经验不足的学生而言，教师一定要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鉴赏的社会心理各方面加以引导和介绍。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和思索。加强自我修养，学会评价社会、评价人物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

理解人物首先要分析人物的心理常态。常态心理性格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最基本的特色。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心理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

我们理解人物心理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具体的动作、语言和行为等进行串联整合。以《孔雀东南飞》（下称《孔》）为例。《孔》文情节倚靠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

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

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

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

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

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

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

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

《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

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

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

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被称为“乐府双璧”的《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描写了两种不同的“战争”形式：《木兰辞》表面上看是保家卫国的一场正义战争，实际上更像是女权主义者对男权社会的一场挑战；《孔雀东南飞》俨然就是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婆媳大战，但在这背后是专制思想与自由意识的生死决斗。

　　初读《孔雀东南飞》，一直搞不懂婆婆为什么要胡搅蛮缠。按理说，无论用旧时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标准还是现时的择偶条件来看，刘兰芝都是上上之选。首先，容貌出众，“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焦母念念不忘的“秦罗敷”的容貌也不过如此吧；其次，刘兰芝颇有才情，从她的自述和刘母的回忆中可知，“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可谓知书达礼；再次，“鸡鸣人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可见刘兰芝的任劳任怨，辛勤劳作。总之，中国传统女子的善良、贤淑、温柔……刘兰芝样样不少。

　　换个角度，如果再以世俗的眼光去看焦仲卿，虽然焦母自诩“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但从刘兰芝所述“君既为府吏”和焦仲卿自云“吾今且赴府”来看，焦仲卿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小公务员，根本无法和登门求婚的县令第三郎以及太守第五郎相比。看来，焦母实在没有理由干涉儿子的婚姻。

　　那么焦母为什么要驱逐刘兰芝呢细读原文，我们会发现焦母自己明白地交待了原因，那就是她对刘兰芝的不满，“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我们可作如下猜测：焦母自己做媳妇时，一直逆来顺受，甘心受封建家长专制的种种摧残迫害，多年以后，她终于熬成了婆婆，就毫不留情地对刘兰芝实行封建家长专制。当然，这并不是说焦母心理变态，要将曾经所受的委屈完全报复到刘兰芝身上。专制的可怕就在于它与人类天生具有的奴性暗合，焦母要维护自己的家长权威，要以自己对专制的顺从程度来衡量刘兰芝。而刘兰芝天性中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以及不卑不亢，一定流露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这让焦母很恼火，她不能容忍一个“举动自专由”的人，所以当焦仲卿去求情时，焦母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吾意久怀忿。”

　　一个蛮横、偏执、寡居多年又近于更年期的老女人和一个外表柔顺内心刚烈、个性十足的女子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孔雀东南飞》描写了两个女人之间的斗法：虽然婆媳二人早已心存芥蒂，但刘兰芝“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让焦母找不出可以挑起事端的破绽，颇有城府的焦母没有首先发难，采用了以逸待劳的战术，用刘兰芝的话说就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无论多么勤劳都可以说是消极怠工，这种刁难让人无法忍受，于是才有了兰芝的自遣，这正中焦母下怀。

　　倔强的刘兰芝不想就此认输，即使离开焦府，她也要风风光光地走，要展示自己的美丽，借此向焦母示威，于是就有了“堂上拜阿母，阿母怒不止”的情形，刘兰芝以不卑不亢的言辞，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这场冲突看上去双方各有胜负，刘兰芝在事实上处于弱势，因为在封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作为封建家长的焦母拥有着无比强大的权力。

　　在这场不平衡的争斗中，刘兰芝将获胜的一线希望系于焦仲卿身上。就像许许多多的女子一样，刘兰芝为爱情做出了诸多牺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她有理由坚信爱情的力量，相信焦仲卿会成为自己强大的后盾，共同战胜封建家长专制。但是，在爱情与亲情之间，焦仲卿却表现得犹豫不决，他以孝为名，努力去扮演一个居中调停的角色，而实际上无计可施。他一再许诺，一再退让，直到事情无法挽回，只好一死了之，“自挂东南枝”，才算做了一回大丈夫。

　　也许依刘兰芝的冰雪聪明，她早已洞察了人情世态，自知一切无法挽回。但是为了爱情，她依然挣扎着，依然抗争着，她拒绝了另栖高枝的诱惑，忍受了兄长的暴躁指责，如蒲苇一般坚韧，为爱情而执著地生长。但在野蛮、独断的封建家长专制下，她最终也只能纵身化为鸳鸯，以夜夜的哀啼来警醒世人。

　　当然，我们无法说刘兰芝是一个自觉追求个性自由的先行者，但是她源于天性的自尊和倔强，让我们看到了她柔弱的身体里绽放的人性的价值。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的，在这场战争中，美被毁灭了。但是，美被毁灭之时发出的耀眼光芒却照亮了万古长空。

不同：《卫风�6�1氓》是在女主人公的回忆中叙事抒情的，回忆中运用了对比写法。 婚前：生活幸福，性格热情、温柔、纯真。女主人公婚后：受尽屈辱，性格刚烈，认识清醒。 表现出女主人公对社会的控诉和对自身的伤感。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民间叙事诗。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为矛盾冲突的线索，也可以说按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别离、抗婚、殉情的悲剧发展线索来叙述。 表现出刘兰芝以死揭露了封建礼教破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的忠贞爱情和反抗精神。 相同:都是对爱情追求坚贞不渝 。

静女：她活泼开朗，纯朴热情，对爱情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甚至是大胆热烈，对生活寄予了强烈的希望和美好的憧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大胆泼辣、热烈火爆的性情，也可看出那个时代宽松自由，缺少束缚的社会风气。要知道，中国社会的传统向来是男尊女卑，男主女次，男主动，女被动，而且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这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活动空间和身心自由。结合这个社会背景来看《静女》就更显得姑娘自由大胆、积极主动的品性的可贵了，也更可看出她对生活，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和坚强信心。 氓的妻子：一位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最初可能搞些养蚕缫丝的家庭副业，所以有些积蓄。她纯洁天真，入世不深，以致一下子便以心相许了。当她看到氓不高兴时，赶快安慰他："将子无怨，秋以为期"。她多情，真心爱氓，看不到他时，"泣涕涟涟"，看到他时，"载笑载言"。她勇敢，敢于无媒而和氓同居。她忠诚，把自己和财物都用车子搬到氓家。结婚以后，她安贫，和氓共同过苦日子。她辛勤，把家务劳动一齐挑起来。她坚贞，当家境逐渐好转，遭受丈夫虐待时，始终不渝地爱氓（女也不爽）。被弃以后，她坚强刚毅，冷静理智，看清氓虚伪丑恶的嘴脸，坚决地和氓决绝。她从一位纯洁多情勇敢的少女，到吃苦耐劳忍辱的妻子，再到坚强刚毅的弃妇。她性格的发展，是随着和氓关系的变化而发展的。 刘兰芝：刘兰芝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不仅美丽而且多才多艺、知书达礼。在刘兰芝的艺术形象中，最为突出的是她坚贞不屈、敢于反抗的光辉形象。她在善良和温顺中别具特色的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表现了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心底升华起来的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感，表现了她对封建家长的不屈服，表现了她的叛逆的个性。这是诗人塑造刘兰芝这个不朽艺术形象最光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