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的形象500字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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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形象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不但有着无以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除了这些封建社会女性必须具备的传统美德之外，在她身上还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身上的人格魅力触及到焦母及焦仲卿男权思想意识的统治，所以为婆婆所不容,并以“举动自专由”为借口遣送回家。最后刘兰芝以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关键词：刘兰芝;传统底蕴;现代意识;女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不幸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女性,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展示了她们的多面性,女性并未获得一个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评定。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就时间而言,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使她们一生被男性所掌握;就空间而言,“行莫回头,语莫露齿,作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 [1] ,使女性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当然更重要的限制是在思想行为上对女性的禁锢。因此,封建道德和礼教的禁锢,依附于男子的卑微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承受了比男子远为深重的痛苦。实际上正如林语堂所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乐的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 [2]。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全面深刻。走进《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呼之欲出。从美学角度看，《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充满美的魅力的领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其中的刘兰芝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画廊中一颗闪光的珍珠。她的悲剧结局增强了其形象美的无穷魅力，使这一形象有着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

一、刘兰芝富有传统底蕴的美

（一）天生丽质的形象美。提起人的形象美,人们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重视和欣赏,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代美女海伦而引起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视人本身的审美价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实例。首先看将要被婆婆休弃回娘家的刘兰芝晨起梳妆的正面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在即将辞行的复杂心境中尚见兰芝光艳四射,可以说其貌美艳绝伦，堪于海伦比美。

同时作者又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笔法———侧面烘托一笔,也可见其美妙无双。刚刚“还家十余日”,县令使遣媒人来,回绝了县令的“窈窕世无双” “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又有太守的遣媒“结大义”,可见兰芝的美貌已传扬乡里,芳名远播，德行服人，赢得四方才子仰慕。但就是如此貌美的女子，却被焦母所遣。作者把刘兰芝的形象刻画的越美,越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意蕴。

（二）勤劳善良的品德美。勤劳善良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刘兰芝也不例外。在某些人看来,“丈夫经营家计,女子不能生财” [3] ,因而女性必须从事劳动,如“描鸾刺凤”、“挑花绣枕”、纺织作衣。《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写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可谓起早贪黑，勤劳有加。又写她“三日断五匹”极力强调她能织布。另外，兰芝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她的勤劳善良，那“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句，更能看出她勤劳能干的一面。

（三）知书达礼的心灵美。作者所塑造的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个妇德完美的人物。她“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很有修养。仲卿的“女行无偏斜”进一步说明兰芝的被遣，完全是焦母无端的厌恶与挑剔，即使这样兰芝辞别时仍旧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小姑告别时，又叮嘱其“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接着对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她与小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知道姑嫂关系难处，但兰芝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其心灵之美无须多言。

（四）情笃意深的女性美。女性对爱情是执着的，“女人重视爱情甚于她的生命”(居里夫人)。也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性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到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狂风吹熄掉。”[4]第2卷刘兰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中写刘焦二人的恋情和誓言,语深情切。“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别情之盟、”“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的“抗婚之誓”，以及“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殉情之义”⑤，都足见兰芝对爱情的坚贞。她对焦仲卿的情笃意深，恋情浓烈，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特有的美德。

二、闪烁现代光彩的亮丽女性

（一）聪慧不屈的人格美。鲁迅曾说:“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暴,这是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韧性。《孔雀东南飞》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美丽聪敏、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和善良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的背后却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反抗性格与理性认识。

首先开篇“诉苦衷”的场面,不仅让我们得知兰芝的美德,更让我们看到兰芝认识问题的清醒态度:“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曰公姥,及时相遣归。”从仲卿请求其母的对话中证明兰芝的判断是准确的,原因正如兰芝所料,决不是“织作”问题,而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是兰芝的“自专由”刺痛焦母这个家庭封建霸主的神经,被驱赶已是不可挽留之势。聪明的兰芝,通过仲卿的试探,更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仲卿求母失败后,仍抱有幻想:“卿但暂还家,吾今日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兰芝便冷静地告诉仲卿:“勿复重纷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是多么深入而精辟的理性认识,事情的发展正如兰芝所言。

其次从“起严妆”外貌描写中不仅可窥兰芝惊人之貌,更让读者感知兰芝撼人心魄的倔强与自尊。请看“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首饰不可谓不精致,这些衣着不可谓不精美,反复装饰不可谓不精心,如此场面不可谓不精彩。刘兰芝此时,包含对焦母的怨怒,深藏对焦仲卿的眷恋,满怀对前途的忧虑,真是百念缠身,万感穿心。兰芝本应无心于服饰,无意于容颜,可她却从头到脚极为华艳地打扮了一番，她是漂漂亮亮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洁，昂首挺胸。她心上滴血而眼中无泪，胸中燃火而面无表情，这是多么倔强与坚贞的性格、气节。

（二）强烈的女性自由意识。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完全是按男性的思想和利益设立的，而全然不会考虑作为女性的爱情和自由。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这是在女子未出嫁时就预先形成的习俗和法律。在男权制婚姻契约中，女子一当出嫁，就被迫与这种男权制契约签约。在男权制契约的规定下，无数的女性埋葬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爱情自由，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是按男人的需要设计的。

《孔雀东南飞》在叙述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母的惊骇和质问的那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阿母大拊掌：‘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的惊骇在于，她是按封建礼教的规范来塑造女儿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符合男性的要求，既然被丈夫休回家，就是女儿没能符合男性的要求；刘母的惊骇还在于，女儿不符合男性的要求就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因而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刘家让刘兰芝学习“织素”“裁衣”和“弹箜篌”“诵诗书”，并不是要使刘兰芝成为一个思想、精神、个性更丰富的女性，而是要塑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需要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刘兰芝是刘家按照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范而塑造出的理想女人形象。

但是，刘兰芝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男性规范的理解，她认为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是这样一个会女工、懂艺术、通诗书、有才学、有情感的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理想的爱情的，是理应得到丈夫疼爱的，是理应拥有一种美满甜蜜的婚姻生活的。在刘兰芝的婚姻观里，是有着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爱情追求的，她认为她所签署的是有着和男性几乎一样地位的女性自由的爱情契约，所以她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获得人性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获得爱情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婆家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获得生活的自由。因而，她才会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的不满，才会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抱怨，才会有“君家妇难为”的慨叹，也才会有“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愤激。当然刘兰芝并不是要真的离开焦仲卿，不是要毁弃这份婚姻契约，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爱情契约。因为现在的这种婚姻生活，与她所想象的爱情相去甚远，而她的追求又是源自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与自己情窦初开时就朦朦胧胧产生的爱情理想之间的签约。这种先于婚姻契约的爱情契约就必然地与焦仲卿的男权制婚姻契约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使她反感于焦家的男权思想意识对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和规定，向往着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

（三）视死如归的悲壮美。兰芝被休回家，尽管她为她和焦仲卿的“别情之盟”做出了种种努力，拒绝了县令和太守的求聘。但是，最终她迫于重重压力，无奈地违弃了约定。但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刘兰芝无力抗争这种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因而，违约的罪责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不在刘兰芝。作为另一方的焦仲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践行这份契约，只是在得知刘兰芝违约之后，他才“因求假暂归”，才匆匆忙忙来和刘兰芝见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曾为践约付出过任何努力，仍然要讥讽、嘲弄、羞辱刘兰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并进一步嘲弄地说“卿当日胜贵”。

表面看来，是刘兰芝违背了诺言，但实际上，焦仲卿才是契约实际的破坏者。是焦仲卿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力量再迎娶兰芝，才造成了兰芝的被逼再嫁。焦仲卿不检讨反思自己的不能践约，反而讥讽兰芝，把破坏契约的责任推卸给兰芝。当兰芝再嫁已成事实，焦仲卿当着兰芝的面愤而提出“吾独向黄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而是对兰芝的谴责和施压，是对兰芝羞辱之后的激愤之词，是对兰芝的再嫁无力改变的恐吓之词，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悲凉。因此，尽管焦仲卿是黄泉之约的立约人，但焦仲卿的履约却是被动的迟缓的不情愿的。他是在得知兰芝践约之后，“心知长别离”，而且是“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的。他的践约是在兰芝践约之后，那是因为他已无力改变这份契约，就只能去践行这份契约了。这份黄泉之约带给他的是“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的恐惧象征，但他又无法违背自己订立的契约，所以他“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最终只能无奈地履行自己订立的契约。

从实际上看，刘兰芝才是黄泉之约的立约者。因为尽管她已被驱遣回家，但她还在绝望中抱有一丝希望：渴望丈夫能实践他的誓言，能履行他的契约———真的来重新迎娶她，焦仲卿是她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给她帮助、理解的人，却在她身心疲惫之时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对她的苦难予以一丝一毫的慰藉，送给她的只是严厉的讥讽、嘲弄、羞辱，这个男权制社会没有给兰芝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子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愤慨而又凄凉地告白：“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然后毅然地签署了这份黄泉之约、死亡之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的签约是如此的果决，她的履约也是决绝的，“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刘兰芝的立约和践约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但是，那里面还深深地包含着这个女性对焦仲卿这个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失望。因此，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殉情，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驱遣之后就应该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迫改嫁之后就应该想到死，刘兰芝是在受到丈夫的羞辱、嘲弄之后，改嫁的新婚之夜才愤而去死的。刘兰芝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的人格：她不是那种贪恋荣华富贵见异思迁的女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女子，所以她死得是那样的决绝，那样的震撼人心，彰显了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

刘兰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的毁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问题便是男权制统治下的女性与婚姻问题。刘兰芝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

希望对你有帮助：首先，这要结合时代背景来谈。

刘兰芝是在汉朝，汉朝的风气其实相当开放。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

在婚姻离异时也可以采取主动，同样是汉代妇女的权利。著名的朱买臣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李白有《妾薄命》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后来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在民间传播，以此为主题的戏曲就有元杂剧《渔樵记》、清传奇《烂柯山》、京剧《马前泼水》等。其实朱买臣富贵后重见前妻事，也并没有覆水难收的情节。[12]“马前泼水”的衍化，其实可能也是后世人未能理解汉代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我们所注意的，是朱买臣妻主动离婚的事实。女方“求去”，男方“不能留，即听去”，前者要求同意，后者未能挽回，于是勉强应允。这种妇方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正统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汉书·张敞传》说，汉宣帝时地位相当于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京兆尹张敞，据说“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张敞这样的高级官僚亲自为妻子画眉，眉样媚好，一时传闻京中。于是所谓“京兆画眉”、“京兆眉妩”，成为形容夫妻和美的典实。张敞的这一行为被有关部门举奏，皇帝曾经亲自询问，张敞答对巧妙，又因皇帝爱其才能，所以未受责备。看来，“为妇画眉”，作为高官，似乎是不寻常的举动，然而在一般平民中，则可能未必令人惊异。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一个“齐”字，一个“共”字，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卷二八指出，“汉人虽曰已轻妇女，如曰夫为妻纲，如曰二女为奻，如曰不敢仰视，然尚有不讳再嫁之事，尚有以妻为齐之说。”如果我们借用“妻，齐也”的说法总结汉代妇女在若干方面享有与男子大体相当的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也是适宜的。当然，这种权利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史的全貌，应当是有益的。

汉代妇女生活的上述情形，自然是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据《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刘嘉的妹妹刘园子与梁王刘立有隐情，败露后，刘立惶恐自责，有“渐渍小国之俗”语。所谓“小国之俗”，应当包括与华夏人杂居的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推想在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时代，儒学礼制尚未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性别统治格局也还没有定型，于是存在“妇人尊贵”的现象。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 “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当然更是我们在讨论汉代女权时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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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就是汉朝刚刚将儒学作为正统，后代将儒学弄得越来越苛刻，特别是朱熹的三纲五常，而汉朝因为还没有定型，所以较宽松。

《氓》与《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的相同点：都忠于所爱之人，都渴望获得真挚的爱情。 

不同点：

女主人公形象上的区别：

《氓》表现出女主人公对社会的控诉和对自身的伤感。她是一个弃妇形象，被小商人抛弃，最后觉醒了，认识到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大胆同氓决绝。

《孔雀东南飞》表现出女主人公刘兰芝以死殉情的刚烈。刘兰芝美丽、勤劳、聪慧，和焦仲卿一起反抗封建家长制度，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只可惜失败了，双双殉情。

扩展资料

《氓》中女主人(以下简称女主人公)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都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两人的婚姻悲剧有一些相似之处:如两人身份地位都很地下,都是被污辱被损害的对象;在旧社会男权主义社会里,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等,但两人的婚姻悲剧有很多不同之处。

悲剧产生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

女主公大约生活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时期。这时候,中国正处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思想并未对人们的精神起到主导作用。虽然当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但是人们对待爱情婚姻的问题比较自由开放。

从《氓》第一二章中的句子可以看出来:男子假装拿布来换丝,实际上是同女主人公来商量婚事。婚姻只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事情,没有出现双方父母的影子。虽然男子用布来换丝来掩饰自己的真实企图,但这可能并不是要躲避双方父母的监控,可能只是青年男女羞涩甜蜜心里的自然反应。 

而刘兰芝所处的时代就不相同了。汉武帝时期,统治阶级采用了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虽然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过儒释道的争论,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儒家思想这时候不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且已深入到汉民族的骨髓、精神以至日常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等,这些从《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对焦母的蛮横无理只能采取妥协退让乃至殉情自杀中可以看出来。

——国风·卫风·氓

——孔雀东南飞

梁祝故事的艺术特点，在前面分析情节，人物形象和主题时已附带谈了一些，现为避免重复，只简单谈以下几点：

第一，梁祝故事正面塑造了中国封建社会闺阁妇女的反抗形象。故事一开头就展开了尖锐的矛盾--"避婚·求学"，从这里就表现出祝英台强烈的个性和反抗性。接着中途和梁山伯相遇，一见倾心，草桥结拜（或柳荫结拜），也是从正面来描写祝英台蔑视礼教。后来在"书馆谈quot;中，同处同宿三年，而能纯洁无瑕，两无猜忌，更是一种异想出奇的大胆创造。这种纯洁的行为，不要说在封建社会，就是在现在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所以祝英台这个人物，如果同文人创作中的人物：崔莺莺、林黛玉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英台对爱情态度较莺莺为纯洁，较黛玉更为勇敢坚强。推究其原因，即由于文人创作多半包含着士大夫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对男女关系的不健康看法。而民间创作，如梁祝故事这样一个最初可能产生于士大夫阶层的故事，一旦流传民间，如前所说，起了本质的变化，经过劳动人民的艺术加工，祝英台的性格，就由一个纯粹的闺阁小组，逐渐具有劳动人民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和理想。因而，祝英台的性格才能这样纯洁、崇高和智慧，而且勇敢坚决，不象《西厢记》中的莺莺那样"自见了张生"，就"神魂荡漾"，不免显得轻佻；也不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样悒郁抱恨而死，不敢和封建礼教作正面斗争。

第二，具有丰富的神话色彩。梁祝故事是一个民间传说。传说虽然是神话的发展，但传说和神话仍有区别。因为传说是历史的，往往和某种场合和真实人物发生关系。即使是虚构的人物，也要赋予它以姓名和出身、籍贯，如梁祝故事即其例子。就因为这个缘故，一般传说也从而失掉了神话那种驰骋自如的幻想。而奇怪的是，梁祝故事却恰恰具有这种神话色彩的幻想，这不仅表现在化蝶的结尾，把难于解决的矛盾加以幻境的解决，使故事结局富于诗情画意，达到抒情和叙事（浪漫和写实）相结合的描写方法的极致；而且在表现人物性格的英雄气概和为人风度上也具有神话人物那种恬静肃穆，充满战斗理想的精神。使理想的神明和现实的人物相结合，使人在纯洁和崇高中感到豪迈和庄严，在剧烈的斗争中感到潇洒和自在。一句话，梁祝故事是运用神话色彩创造了身心健康而品质高的人物。同时，因为梁祝二人都具有神话人物的因素，所以当最后"化蝶"的时候，才不显得结构勉强，而是非常自然。

善于陪衬人物来补充主人公性格的不足。因为梁祝二人都出身于地主阶级，终不免多少受封建思想和礼教的影响和制约，他们满怀奔放的思想感情，由于身份关系，有些太露骨的反封建思想和甜蜜的爱情就不便于从他们嘴里说出，民间创作家为此就特别创造了四九（"事久"的谐音）和银（"人"的谐音）心两个人物代为说出来。如旧川剧和很多口头讲述人在"草桥结拜"、"书馆谈心"、"十八相送"、"楼台会"等情节中，都充分利用了这种从旁衬托的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在文人作品如《红楼梦》中，曹雪芹也曾采用晴雯来衬托黛玉，不过，由于用意太显，反不如梁祝故事运用得这样不著痕迹。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其以繁简交错的剪裁方法，生动传神的对话，以及托物起兴、铺张排比等手法展示了刘兰芝、焦仲卿从相爱到相离直至殉情的爱情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和吃人的本质，热情歌颂了人们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与人生幸福的伟大精神。该诗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一个个性鲜明并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光辉妇女形象，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　诗歌开篇便以刘兰芝的口吻向读者展示其良好的个人素养：“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结合后来兰芝见焦母之前的外貌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一个美丽聪慧的女性形象便现于眼前。这里首先描绘的是刘兰芝这一艺术形象清新明丽、素洁淡雅的外表美，给人一种清爽利索的感觉，表现了兰芝美得大方，娇柔得体的外在魅力，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美丽端庄的传统女性形象，符合人们传统的审美心理习惯。　但诗歌没有停留于外表的描绘上。从“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到“左手持刀，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我们不难发现：兰芝不仅美丽，而且勤劳能干。

在整个以封建题材为背景的前提之下，任何一个人物的形象和他本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历史造就了悲剧~是人物形象刻画了历史！

刘兰芝爱憎分明~不畏权势和金钱~追求真爱~并且宁愿牺牲一切~她聪敏机灵~古灵精怪~又天生丽质~更重要的是弹得一手漂亮的箜篌~只是因为她不安分和不服输的个性~让婆媳关系冲突僵化！其实她本人追求真爱没有错，可当时的历史背景让她这样的行为被人排斥~以至最后的残局！

焦仲卿可谓重情重义~不能违背老母，又无法放下真爱~所谓孝义不能两全~他在中间左右为难~两面夹击~一方是至亲，一方是至爱，他无法抉择！他是最苦的一个人~没有地方申诉~最后只能自挂东南枝！又对亡妻的报答和追悔之意~也有对老母步步紧逼的警示之意！他的软弱和孝义搀杂~让人既痛恨他的无能~又同情他的死亡~最后既不孝也不义~！什么也没有做到~！

1、刘兰芝，“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一个“故”字,既画出了焦母故意挑剔的凶恶,也显示了兰芝洞察世情的聪慧语气委婉而率真,性格柔顺却刚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自请遣归,一则因不堪凌虐,再则因深知遣归之势,不能挽回平日,兰芝是如何的忍辱负重；眼前,又是怎样的迫不得已!激愤之情,溢于言表；难言之隐,尽含其中兰芝辞别：“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大道分手：“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预知有变,五内如焚可见兰芝的洞察力和反抗精神。

2、焦仲卿，诗歌通过仲卿的“口中语”表现了他忠厚和逐渐发展的反抗性格,“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不仅表达了他和兰芝笃深的感情,也委婉地表示了若遣此妇,不复再娶的态度“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言虽恭敬,骨子里藏着叛逆精神,无怪乎“阿母得闻之”,要“槌床便大怒”了“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直言不讳,态度明朗而从回家辞母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到仲卿的反抗性格已经完成：“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这番话,无异晴天霹雳,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是多么有力的一击。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作为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鸳鸯的神话，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静女：她活泼开朗，纯朴热情，对爱情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甚至是大胆热烈，对生活寄予了强烈的希望和美好的憧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大胆泼辣、热烈火爆的性情，也可看出那个时代宽松自由，缺少束缚的社会风气。要知道，中国社会的传统向来是男尊女卑，男主女次，男主动，女被动，而且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这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活动空间和身心自由。结合这个社会背景来看《静女》就更显得姑娘自由大胆、积极主动的品性的可贵了，也更可看出她对生活，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和坚强信心。 氓的妻子：一位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最初可能搞些养蚕缫丝的家庭副业，所以有些积蓄。她纯洁天真，入世不深，以致一下子便以心相许了。当她看到氓不高兴时，赶快安慰他："将子无怨，秋以为期"。她多情，真心爱氓，看不到他时，"泣涕涟涟"，看到他时，"载笑载言"。她勇敢，敢于无媒而和氓同居。她忠诚，把自己和财物都用车子搬到氓家。结婚以后，她安贫，和氓共同过苦日子。她辛勤，把家务劳动一齐挑起来。她坚贞，当家境逐渐好转，遭受丈夫虐待时，始终不渝地爱氓（女也不爽）。被弃以后，她坚强刚毅，冷静理智，看清氓虚伪丑恶的嘴脸，坚决地和氓决绝。她从一位纯洁多情勇敢的少女，到吃苦耐劳忍辱的妻子，再到坚强刚毅的弃妇。她性格的发展，是随着和氓关系的变化而发展的。 刘兰芝：刘兰芝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不仅美丽而且多才多艺、知书达礼。在刘兰芝的艺术形象中，最为突出的是她坚贞不屈、敢于反抗的光辉形象。她在善良和温顺中别具特色的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表现了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心底升华起来的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感，表现了她对封建家长的不屈服，表现了她的叛逆的个性。这是诗人塑造刘兰芝这个不朽艺术形象最光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