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分别是怎样的？有什么不同？

焦仲卿对爱情忠贞，但比较软弱，不敢直接反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荣华所动，温柔善良，勤劳，才貌双全，知书达理，忠贞不渝。

不同“

焦仲卿：先讽刺怨恨，后发誓“吾独向黄泉”。

刘兰芝：先体谅同情，后发誓“黄泉下相见”。共同点：既冷静又热烈

我看是必然，在那时代封建就已经很惨了，还要加上千年都无法解决的婆媳关系，更加上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痴情相恋，一个已死，另一个岂能独活。家人的紧紧相逼，留在世上又没有孩子，对于爱情又要保证纯洁，刘兰芝那就不能再嫁。焦仲卿又无法改变休妻的决定，因为那是提倡孝道，为人子女岂能不重母子之情，所以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爱情怎么不是一场悲剧？？如果有来世，我倒是希望他们能有一场完美的爱情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

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资料来自网络搜索，感谢这位网友的回答！)

　　赏析1：

　　——《孔雀东南飞》的现实主义(唐弢)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两悉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哽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生动地刻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像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他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最后她哥哥说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赏析2：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与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后又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当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婚姻悲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国徐陵（507-583）编《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孔雀东南飞》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后人的修饰。

　　《孔雀东南飞》故事的两个主人翁以其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而赢得千古文人墨客的赞叹，主人翁的墓地在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粮站前方，经后人的修缮，现已经成为一处免费供游人凭吊的风景地。为了拍摄相关电视，在小市镇建成了“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开始名扬海外。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千百年来，吸引了许多读者。其动人的魅力主要表现在：

　　一、情节波澜曲折，跌宕起伏。作者在故事的开头设置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一定要赶其回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仲卿希望能够缓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但矛盾不仅未得到丝毫缓解，反遭母亲捶床痛骂。仲卿迫于无奈，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话别之时，两人相约誓不相负。兰芝回家后，母亲见到不请自归的女儿，十分震惊，后经兰芝解释，这才谅解。但不久，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兰芝被迫之下选择允婚，其实已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仲卿闻讯，责问兰芝，兰芝道出真情，许下诺言，并约定黄泉相见。结婚当晚兰芝投河自尽，仲卿听后也吊死树下。他们以死抗争的方式将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鸟，告诫世人。

　　二、叙事双线交替，缜密紧凑。采用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第一条线索围绕刘焦两家的家庭矛盾冲突展开。仲卿求母，是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的第一次冲突；兰芝辞婆，是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的第二次冲突；兰芝拒婚，是兰芝的忠贞与其兄的虚荣的第三次冲突；仲卿别母，是焦母的顽固与仲卿守约的第四次冲突。这四次冲突，实际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且演绎得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第二条线索是围绕兰芝与仲卿矢志不渝的爱情铺展的。这条线索建立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第一次是仲卿求母失败后，与兰芝的临别，反映了两人浓厚深切的恋情；第二次是兰芝辞婆后，与仲卿的话别，抒写了他们真挚坚定的感情；第三次是兰芝拒婚后，与仲卿的诀别，刻画了他们生死相依的爱情。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及人物命运的交代。另外，结构上呼应映衬。如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又如兰芝分别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在诗中也暗伏、照应，显示了结构的缜密。

　　三、主题钩深致远，蕴藉宽广。从兰芝和仲卿两人的角度看，这是性格的悲剧。兰芝不仅美丽善良，而且外柔内刚，所以当她面对独断专行的婆婆，性行暴戾的哥哥也决不屈服。仲卿官宦世家，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威之中，养成了懦弱无能的性格，所以当他面对母亲的威逼，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争取婚姻的幸福。从焦母和刘兄两人的角度看，这是社会的悲剧。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儒家经义中的“孝”充当着捍卫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家长权威的坚实堤坝。所以焦母能用高压政策对待儿媳，刘兄能用威逼手段胁迫兰芝，将他们双双推向了婚姻的坟墓。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实质充当了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它们不仅摧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杀了善良纯朴的天性。从兰芝和仲卿死后双双化鸟的这一角度看，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它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美好的强烈愿望。

　　（作者单位：湖南华容五中 414211）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孔雀东南飞》赏析精解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汉乐府民歌中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最早见于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它收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大致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作者不详，全诗340多句，1700多字，主要写刘兰芝嫁到焦家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从汉末到南朝，此诗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不断被加工，终成为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婚俗中的寡妇再嫁

　　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后，只十多天，县令就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说亲；县令的媒人离去几天后，太守就以主薄为媒来为儿子说婚。被谴回娘家的刘兰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求婚？且求婚者的身份较高，从文章的表现手来看，这主要是衬托刘兰芝的貌美才多德高，另外也是由当时的婚俗决定的。汉时，社会上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不太在意，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也不因娶这样的女人而羞耻。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汉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蔡文姬就嫁过多次；另据史书记载，汉景帝也把有过婚史的王氏立为皇后，而王皇后即汉武帝的生母。到了汉末，婚姻十分重视门弟，县令、太守都为儿子向刘兰芝求婚，除上述原因外，也有门弟观念。由于人们的种种私利原因，寡妇不嫁反而受到种种欺凌。《潜天论。断论著篇》讲，汉末那些欲守贞节，洁身自好的寡妇，如果遇到不仁不义的大伯小叔，不仁不义的兄长和弟弟，这些人有的是了聘礼（物），有的是为了钱财，有的是为了占有寡妇的儿子，就逼寡妇再嫁。而那些寡妇为了抗争，有的在房中自缢而死，有的在嫁车上饮药而亡。刘兰芝被兄长逼嫁，投入清水池，以死抗争，正是当时许多寡妇命运的集中反映。

　　七夕

　　七夕又称女儿节，乞巧节，这个节日大致开始于西汉时期。刘兰芝和小姑话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即指七夕，每逢七月初七，人们在白天和夜晚都举行传统的节日活动。按汉时习俗，这一天要晒衣服和书。

　　乞巧习俗是伴随着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而形成的。七月七日，为牛郎织聚会之夜。这天夜里，妇女们张灯结彩，拿着各式各样的针，在庭院中摆列好瓜果来乞巧。传说在祭牛郎织女时，能见到天河的白气和五彩颜色的妇女，就可得到吉祥。乞巧主要是妇女的活动，所以又叫女儿节，她们希望借助神的力量使自己心灵手巧。

　　七夕晚上的另一项活动是守夜，人们对天下拜，并说出心愿，主要是乞富、乞寿，没有孩子的乞子。守夜活动有不少男子参加，目的是为全家乞福。牛郎织女的传说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生活方式的向往。

　　坐具

　　诗中的“床”“榻”都是坐具。床，最初只是卧具，后兼为坐具。要了解“床”“榻”为坐具，需要先了解一下古人坐的形式。先秦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采用跪坐形但直接跪坐在地上很不舒服，所以很早就有用席子来铺垫的习惯，就是所谓的席地而坐，即以席为 坐具。坐时两膝着席，把臀部放在脚跟上。这样，脚跟承受的压力太大，时间长了，就会酸痛。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感觉臀部坐在较矮的床上或榻上要比坐在脚跟上舒服，所以，大约在秦汉时期，床榻开始成为坐具。汉时的床榻比较低，大约有今天的一市尺。床，一般体积较大，比较笨重，大多是室内固定家具；榻，体积小较轻便，大多是待客的临时用具，使用时移出，过后收藏。因此诗中有“移我玻璃榻，出置前窗下”句。两个人合坐的榻叫合榻。三国时，孙权曾召鲁肃，二人“合榻对饮”，不可理解成二人躺在床上喝酒。到了南北朝，床榻作为坐具在南北方就极为普遍了。今天仍有不少地方把小板凳叫“脚床”，可能就是坐具名称演化的结果。

　　交通工具中的牛车

　　诗中有“其日牛马嘶”句，牛车自古就有。由于牛的力气比较大且行动缓慢，所以，人们多用牛车来拉东西。又因牛车车厢宽大，故又叫大车。秦以前的贵族多数乘坐马车，极少有乘牛车的。这种风气到了秦汉仍然存在。西汉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凋敝。据《汉书》记载：朝中文武官员有很多人乘坐牛车，因此可以说此时乘牛车是出于无奈。整个西汉和东汉前期，人们一直认为乘坐牛车是低贱的行为。但到了东汉后期 ，风气大变，贵族官僚富户不再把乘坐牛车看成丢脸的事情。《晋书》记载：“其后稍见贵之（牛车）。自（东汉）灵、献以来，天子志士庶以为常乘。”而《孔雀东南飞》所写时期（建安年间）正是东汉献帝时，所以“其日牛马嘶”中的“牛马”不能理解为偏义复词“马”。太守给儿子迎亲，马车牛车因载人物的不同用途都被派上用场。

1、陈阿娇与汉武帝--金屋犹自赋长门

陈阿娇是汉武帝刘彻姑母的女儿，武帝五六岁时曾说如能娶阿娇为妻，就建一座金屋把她藏起来。汉武帝登基，立阿娇为皇后。阿娇因妒忌卫子夫得宠，多方离间武帝与卫子夫的关系而被废黜，退居长门宫，不再得幸。阿娇想恢复昔日的专宠，就以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作《长门赋》呈献武帝，企望复得宠幸。典出司马相如《长门赋》。

2、唐玄宗与杨玉环--渔阳鼙鼓正销魂

唐玄宗李隆基因杨玉环貌美而倍加宠幸，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不理朝政，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安禄山从渔阳起兵反叛后，唐玄宗逃亡西南，在马嵬坡被哗变的军队逼迫，处死了杨贵妃。典出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3、吴三桂与陈圆圆--冲冠一怒自古有

吴三桂是明军将领，手握重兵在山海关防御清军的入侵。陈圆圆本为姑苏名妓，因其美丽而被吴三桂收为宠姬。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攻入北京，掠走了陈圆圆。本想归附李自成的吴三桂一怒之下，转而勾引清兵入关，导致明朝灭亡。典出清代吴伟业《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4、元稹与韦丛--花丛懒顾又几人

唐代诗人元稹与韦丛夫妻恩爱，妻子27岁时不幸早逝。元稹心失所爱，却难忘旧情，对女色再无眷恋之意，表达了对妻子的忠贞和怀念。典出唐代元缜《离思》：“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5、孟姜女与杞梁--泪酒倾盆长城新

孟姜女是秦代杞梁的妻子，秦始皇筑长城，把死去的杞梁埋在长城下。孟姜女送寒衣来到长城，知道丈夫已死，就对着长城大哭。十日后，长城崩塌。露出了杞梁的尸骨。典出民间传说。

6、织女与牛郎--银汉清浅两下分

织女是王母的外孙，牛郎是人间的一个孤儿，后两人结为夫妻，生儿育女。玉帝大怒，就把织女抓回天上，牛郎在后追赶，王母拔出金簪，画成天河，从此两人天各一方。每年乞巧节时，喜鹊搭桥让两人相会一次。典出民间传说。

7、祝英台与梁山伯--彩蝶无奈舞翩翩

祝英台女扮男装出门求学，爱上同窗梁山伯。临行前祝英台不断暗示自己的女儿身份，梁山伯却始终不解其意。当梁山伯知悉真相时，祝英台已被父亲许配马家，梁山伯忧郁而终。祝英台在大婚之日到梁山伯墓前跳坟殉情，化成一对形影相随的蝴蝶。典出民间传说。

8、纳兰性德与卢氏--青衫湿遍泣孤坟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与卢氏婚后美满和谐，但好景不长，结婚三年时卢氏因难产去世。卢氏的离世给了纳兰性德极为沉重的打击，半个月后，纳兰性德写下了《青衫湿遍·悼亡》一词：“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扶病，剪刀声、犹在银缸。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如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表达了对亡妻的一往情深，同时也流露出难以排遣的伤痛。

9、李清照与赵明诚--金石录成声声慢

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和赵明诚婚后两情相悦，情投意合。两人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收藏，并撰写整理《金石录》一书。后金兵南侵，赵明诚在南下赴任途中不幸得病而死。李清照悲痛欲绝，怀着对丈夫的无限怀念之情，写下了“千古绝唱”《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怎一个愁字了得!”

10、白素贞与许仙--断桥残雪恋君思

白素贞是修炼成人形的蛇精，在西湖断桥边游玩时巧遇书生许仙，结为夫妻。金山寺法海和尚看出白娘子是妖精，就让许仙逼迫白娘子喝雄黄酒，白娘子喝酒后现出原形。白娘子为救吓死过去的许仙，不顾自己怀孕，来到昆仑圣山盗回起死回生的灵芝草。法海和尚又把许仙骗进金山寺，白素贞在营救许仙时不敌法海，被法海收进金钵，压在雷峰塔下，两人被迫分离。典出民间传说。

11、项羽与虞姬--良驹不去江难渡

项羽兵败垓下，面对虞姬和乌骓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含泪和唱后拔剑自刎。最后项羽被刘邦追到乌江边，乌骓马在江边对天悲鸣流泪。项羽自认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肯过江，拔剑自刎。典出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12、顺治与董鄂妃--至尊缘何入空门

清末野史传，秦淮名妓董小宛被送入皇宫，成了顺治帝的爱妃。顺治对董小宛宠爱有加，董后因触怒孝庄皇太后被赐死。顺治抛弃江山社稷，到五台山出家。其实这是把董小宛和董鄂妃混同一人了。董鄂妃因其美貌和贤良，颇得顺治宠爱，后因爱子病逝，身体每况愈下，在二十二岁时病逝。

13、刘兰芝与焦仲卿--孔雀年年东南去

刘兰芝与焦仲卿真心相爱，可偏执顽固的焦母却对她百般挑剔。刘兰芝毅然请归，焦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就劝说刘兰芝暂避娘家，待日后再设法接她回来。分手时两人盟誓永不相负。谁知刘兰芝回娘家后，趋炎附势的哥哥逼她改嫁太守的儿子。焦仲卿闻讯赶来，在太守儿子迎亲当天，两人双双殉情而死。典出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

14、林黛玉与贾宝玉--三生石畔养花魂

林黛玉与贾宝玉是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中的人物，小说中写林黛玉前世为离恨天上三生石畔一棵绛珠仙草，神瑛侍者(即后来的贾宝玉)日以甘露灌溉，后来又受天地精华和雨露滋润而修成女体，心中郁结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后神瑛侍者下凡，绛珠仙子愿随他去世间走一遭，将毕生眼泪还给他。以报灌溉之恩，最后林黛玉为贾宝玉泪尽而死。

15、唐琬与陆游--美待白头吟钗凤

宋代诗人陆游与表妹唐琬本是恩爱夫妻，两人诗书唱和，感情深厚。但因陆母不喜唐琬，夫妻俩被迫分离。两人各自婚娶十年后。陆游在沈园春游时，与偕夫同游的唐琬不期而遇。唐琬遣致酒肴，聊表对陆游的抚慰之情。陆游乘醉在园壁上题写《钗头凤》词：“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唐琬也和词一首：“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不久，唐琬抑郁病死。

16、李香君与侯方域--扇底桃花又一春

明代诗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一见倾心，留赠扇子做为定情物，不久纳李香君为妾。因时局变化，侯方域远走他乡，李香君就天天手持定情扇等侯方域归来。阉党阮大钺为泻私愤，强迫李香君嫁人，香君誓死不从，头撞楼柱，血溅定情扇。友人深为李香君的贞烈品性感慨，将扇面上的血痕点染成桃花。后清军南下，侯方域降清，李香君下落不明。

首先，古代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说法。焦仲卿仕途还算顺利，更加知道父母不可违的道理。    

但是一边是自己的妻子，一边又是养育自己的母亲。无奈之下不得不选择遵从母亲，休了刘兰芝，但是对于母亲想让自己去迎娶另一家只是母亲看的顺眼的一个女子是很抵触的，毕竟自己一生的婚姻幸福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让他对于自己重新审视了一遍，加上刘兰芝自己的诉苦。一日夫妻百日恩，和她生活了也挺久了，还是想想个办法留住她。于是就有了后面的约定，让刘兰芝等他，自己先去应付自己的母亲，而刘兰芝也答应了。

但这也不过是两人的幻想而已，与现实作对如鸡蛋碰石头，刘兰芝家里有人提亲，对于有一个刚被休的女人的家庭来说，这样既可以攀高贵，又不会落下笑柄，自然很是乐意。对于他们的约定，就像是一个笑话一样。刘兰芝的哥哥更是进一步劝说她答应，不只是为了她，更是为了这个家。

刘兰芝只好妥协答应，但心里还是期待焦仲卿来接她。直到出嫁，出嫁时，他来了，他们对于生活与现实几乎妥协，内心的一点希望也消失殆尽。当时只有殉情或私奔，私奔或许使两人在一起，但是这是不孝的，而且私奔就名不正言不顺。他们想在一起，更想摆脱现实，无疑，殉情就成了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