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情悲剧《孔雀东南飞》的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咱们中学就学过这篇课文，讲述了一对夫妇被迫分离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被称为东方版的《罗密欧与茱丽叶》。

话说在东汉末年的庐江郡，刘家有女初长成，名为兰芝。其嫁给了庐江小吏焦仲卿为妻，两人情深惟愿琴瑟在御，岁月静好。不过，对于刘兰芝来说，婚后的生活并不是二人世界，而是要面对刘家一大家子人。且当时夫君焦仲卿远在府衙当差，独留刘兰芝一人在家照顾婆婆和还未出嫁的小姑。刘兰芝生得贤惠，每日辛苦劳作，没有丝毫怨言。但即使如此，却依然讨不到婆婆欢心，整日遭受横眉冷眼。

刘兰芝心中有苦，却又无处发泄。只能是在焦仲卿回家后，悄悄与其倾诉。焦仲卿心疼爱妻，随即找到母亲，给妻子说好话。但此举却让焦母更加气愤刘兰芝，认为是其巧舌如簧，在挑拨她们母子之间的关系，于是焦母借机勒令儿子休妻，之后再娶新妇。

而焦仲卿虽心中不愿，却拗不过母亲苦苦相逼。为了安抚母亲，只得先委屈刘兰芝，让她暂时先回娘家。等到他自府衙把事情忙完回来，再好好处理这件事情，迎她回家。刘兰芝无错却被休弃，心中自然是不服，但感念夫君两头难做，遂答应了他，还将丰厚嫁妆留下，意思就是告诉夫君，自己会回来。离别之时，她还与焦仲卿许下永不相负的誓言。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不是他们所能预料到的。刘兰芝乃是当地美人，追求者众多，只是后来嫁做人妇，大家这才纷纷作罢。如今被休返家，大家又重燃希望，纷纷上门提亲。就连县令与太守都跑来竞相为儿子提亲。

而刘兰芝念心中惦记着和夫君焦仲卿的承诺，自然是不愿答应，但刘兰芝兄长贪恋权势，强逼刘兰芝答应太守求婚。

焦仲卿得到消息后，连忙赶来责问刘兰芝，不知内情的他根本没有给刘兰芝解释的机会，一味的责怪她贪恋权势，弃守诺言。

最终心灰意冷的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焦仲卿得知刘兰芝死讯，知道自己错怪了她，随即自挂东南枝，夫妻二人，双双殉情。最终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一曲乐府断人肠。

而这一切的源头其实就在当时焦仲卿过于软弱，向母亲妥协休妻，刘兰芝被迫回家，随后被兄长逼婚，为情而殉。刘兰芝之所以会被休，其主要原因乃是焦母对于儿子的占有欲。

纵观全诗，始终未见焦父出场，可见焦母应是年少守寡，独自将儿女抚养长大。这样一个单亲妈妈对于子女的占有欲是非常强的，因为孩子就是她的的一切。特别是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古代，焦母对于儿子，那定是近乎偏执的爱，或者说是依赖。特别是在孩子成年尤其结婚后，那种害怕别人夺走孩子焦虑感会愈发严重。

在诗中，焦仲卿不过是庐江府衙区区小吏，可在焦母眼中，焦仲卿却是优秀无比，兰芝根本配不上她。要知道刘兰芝可是庐江有名的姑娘，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织布裁衣，礼乐诗书样样精通，可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才貌双全。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且嫁到焦家之后，刘兰芝很是勤劳，天不亮就起来织布干活，天黑了都还得不到休息，可谓是任劳任怨。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在焦仲卿母亲眼中，依然配不上自家儿子。这是一个母亲对于儿子强烈占有欲的典型表现。

当然，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如果站在焦仲卿母亲的角度。当她看到儿子婚后与妻子夫妻情浓，形影不离，心中未免会有失落孤独之感。特别是当儿子从府衙归来，不先过来给母亲请安问候，反而先到妻子房中排解思恋。焦母心中肯定会有落差，久而久之，心中难免心生怨气。

这还不算，当后面儿子听完妻子诉苦后来找焦母，焦母心中应该还是颇为期待，看来儿子还算是没忘记自己。可谁知道，她等来的不是儿子的问候，而是儿子的质问，质问自己为何没有善待兰芝。

这对于焦母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以前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儿子，居然敢为媳妇来找自己辩驳，这是她前所未见的。这不仅是自己作为母亲身份的威严受损，更是有着自己儿子将会被兰芝独占的恐惧。

这才是她要焦仲卿休妻的主要原因。《礼记·内侧》中有这样一句话：“子甚一妻，父母不悦，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假如儿子对媳妇太好了，但是父母不喜欢这个媳妇，那么这个媳妇也会被休。很显然，这并不是无稽之谈。

当然，这里面焦仲卿也有着非常大的责任。前面说过焦母作为单亲妈妈，对于焦仲卿有着强烈的占有欲。而他焦仲卿作为单亲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妈宝男？

在一个家庭中，婆媳关系好坏最为关键的结点，其实就是丈夫。因为焦仲卿母亲和刘兰芝原本是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有了焦仲卿，两个女人才有了交集。那么要想她们两个这本身就不具备感情基础的两个人相处的好，焦仲卿需要在丈夫和儿子这个两个身份中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对于焦母，他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尊重和安全感，下班回家后第一时间，他应该去找母亲请安。而对于妻子刘兰芝，他更是没有做到一个当丈夫的责任。他选择了向母亲妥协，让妻子去背负一个被休掉的压力，这显然是不对的。

此外，面对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焦仲卿的做法毫无智慧，他回到家一听妻子哭诉，未做冷处理直接去找母亲评理，就是无智慧表现，他不是熄火而是更激化矛盾。

而且这个人毫无立场可言，母亲休妻，他先是强硬回怼：“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可是当焦母捶床大喊：“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意思是你小子胆敢为媳妇说话，我意已决无可更改。结果焦仲卿立马就不敢说话了，随即立场反转，跑去劝更听话的兰芝暂时回家，等他日再接回来。这种妈宝男，不嫁也罢，只怪兰芝太痴情。

当然了，其实刘兰芝身上也有原因。古来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社会女人最主要任务就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而女人被婆家名正言顺休弃的七出首罪就是无子。我们从诗中可以看出兰芝已结婚快三年，还未生子。

“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虽说焦母休弃兰芝只以不懂礼教为由，可历史君觉得，俗话说母以子贵，无子也应是焦母嫌弃兰芝原因之一。

当然了，这个只是客观原因。主观上，刘兰芝身为儿媳，在对婆婆的态度上也有一些问题。前面说过，焦仲卿母亲作为单亲妈妈，本就危机感极强。其跋扈的态度更多的不过是想树立自己的威严，以此来证明自己子啊儿子面前的地位，从而掩盖自己害怕儿子被抢走的恐惧。

刘兰芝初为人妇，身上还有些许懵懂，理解不了。加上其本就是才貌双全的女子，身负傲气，从来都是不卑不亢。是故焦母说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再看刘兰芝拜别焦母时亦是句句反语：“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

意思是我本乡野之女，从小没有教养，不堪配你贵家儿子，当日收受你家彩礼也多，却不堪媳妇责任，今天我回家了，以后家中活计就全由婆母干吧。

估计当时焦母听到这话气得够呛。如此一个跋扈的婆婆，和如此一个强硬的媳妇，婆媳关系不和睦，也在情理之中。而在加上焦仲卿这样一个妈宝男，刘兰芝被休也是必然。好在那是一个封建礼教还未盛行的时代，刘兰芝回到家后依然很有市场，达官贵人皆慕名而来，这些人里面不乏有比焦仲卿优秀的。这可惜，刘兰芝是一个执拗的姑娘，她只爱焦仲卿一人。

刘兰芝是一个美丽、善良、勤劳、性格坚强，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我国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长诗开篇就点出了刘兰芝的优秀：“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这么一个贤淑能干、多才多艺、知书达理并且具有良好家庭教养的女子怎么会成为婆家谴归的对象呢？况且，刘兰芝也是外貌出众：“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如此说来刘兰芝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和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妇，为何非休她不可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觉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差不多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派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就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还有人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的例子倒比比皆是。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的呢？《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锁。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因为刘兰芝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不顺父母”的大过吧。 但是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不顺父母”呢？探讨这个社会问题，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准绳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在重于礼教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与其表妹唐婉也是深受其害者。 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更多地爱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尽管刘兰芝“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切向往。 无论如何，焦仲卿对爱情是忠贞的，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抗是彻底的。只是在面临爱情与孝道的冲突时，有时显得无能为力。而这也正是表现仲卿善良与无奈：一方是自己钟爱的妻子；一方是自己敬爱的母亲。在鱼与熊掌之间，这种取舍实在太难。我们无理由去挑剔他，更无理由去责怪他。仲卿最终选择了殉情，这又需要何等的勇气

我个人觉得礼教是一方面

另外：焦仲卿的父亲因为早逝，其母全部心血倾注于焦仲卿，大家应该知道“爱”是可以转移的。焦仲卿就是其母亲的全部，是其母亲的爱的源泉。

因此，焦仲卿的母亲长期生活在这种狭小的范围内，其心理自然会产生变异，以致失衡，这就不足为奇了。

此时，刘兰芝的介入，无疑是摧毁了其母亲的精神支柱，无疑是让其母亲的唯一的爱受到破损。大家应该知道很多时候“爱”是很自私的。加之焦母对其儿子的爱，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变异性质的母爱，是积聚自私性的畸形的爱。

刘兰芝分享了其丈夫的爱，其婆婆受到冷落，这在焦母看来肯定是无法忍受的。

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至于社会原因，是一个方面。但人性有时才是关键。

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乐府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在这首诗歌中，作者满富同情的笔触，描写了焦仲卿和刘兰芝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美好品质，热情歌颂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反抗必胜的信念和对反抗精神的鼓舞。它的巨大的思想意义还在于，作品通过焦、刘二人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控诉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则是反抗精神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闪耀着中国古代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幸福而大胆反抗旧制度的光辉，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叛逆精神的典范。本文试从刘兰芝的性格分析出发，来探讨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其所蕴涵的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

一

文学史上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悲剧分析数不胜数，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我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与她自身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黑格尔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分析刘兰芝的悲剧原因就不能不分析她的性格。

作品中刘兰芝的性格是丰富的。她是一个聪慧美丽、勤劳能干、知书达理、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在刘兰芝的身上，几乎体现了古代劳动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品质。作者在极力展示刘兰芝性格的多面的同时，突出了她的自尊、刚强和大胆反抗的一面。

刘兰芝在出嫁后遭到了种种不幸，不被婆婆所接受，家务事上“事事循公婆”，处处以婆母的意志小心行事，却还是遭到“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无端挑剔。刘兰芝的自尊被触动，她骨子里的反抗意识开始被唤醒，并且随着焦母的一再逼迫越发凸现，广泛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我们且听听她最初的倾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往事不堪回首，当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时，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焦家已经势难存身了，便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遣归”的要求，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明白婆婆要驱逐自己的决心已定，丈夫求情也是无济于事。她自出嫁以来，一直辛勤劳作、谨慎从事，“仍更被驱遣，何严复来还”，不愿向恶势力低头的倔强性格使兰芝毅然决然要离开焦家。在她被遣的当天早上，刘兰芝并没有表现出平常女子那般哭哭啼啼的样子，而是神态如常，镇定自若，“事事四五通”地把自己打扮得光鲜照人。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巨大不幸，兰芝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其实这正是兰芝自尊、刚强和反抗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她主动“遣归”是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自尊，那么归娘家前精心梳妆打扮则是运用自己的美艳无比作武器，对造成自己爱情悲剧的封建家长焦母进行示威，充分展示了兰芝不愿屈服的自尊自爱，不肯苟且的坚韧与顽强，不屈不挠无畏无惧的反抗精神。

刘兰芝的悲剧，是她的叛逆性格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处于严重对立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是在焦家和娘家的生活环境中，在与焦母和刘兄的性格冲突中，表现出她永不向压迫者示弱的倔强性格和叛逆精神。对真正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来说，他们注定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战胜环境成为英雄；二是被环境所吞噬，成为悲剧的主角。古今中外，叛逆性格鲜明之人无一例外都是这两种命运。而在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刚烈女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封建制度的，不能战斗而生，就要战斗而死。也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和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形象之一，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主要是属于性格的悲剧。

二

刘兰芝之所以最终走上以死相争的悲剧，与她自尊、刚强、反叛的性格密不可分，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和迫害，是封建制度埋葬了她的幸福婚姻。

在封建纲常中，男女婚姻不是靠爱情来维系，而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尤其是出嫁的女子，要遵从所谓“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她们在家庭中没有地位，更不能有享受个人幸福的权利和自由。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和习惯早已像瘴疠之气一样浸入焦母的血液，她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百般刁难兰芝 ，“举动自专由”，在焦母看来，这是“不顺父母”，“无礼节”，冒犯了她作为封建家长的权威和尊严。美满的爱情受到了封建礼教的严重挑战，幸福和谐的夫妻关系受到威胁，刘兰芝的生存意愿与焦母所代表的封建礼教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究竟是屈从还是抗争，成为刘兰芝生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屈从意味着改变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在社会中受压迫地位，抗争则意味着维护自己具有获得幸福自由的权利。刘兰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抗争，如果兰芝的反抗对象仅有焦母，那么她的斗争至少还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兰芝回到娘家后，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哥哥满脑子伦理纲常，对封建礼制的维护比起焦母，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攀附权贵，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封建教条向妹妹施加压力。哥哥的威逼利诱使刘兰芝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屈从和抗争，二者必居其一。屈从意味着永远离开情投意合的焦仲卿；抗争则意味着彻底失去娘家的同情。退后一步则生，前进一步则死，生可以理解为坚韧，死可以理解为反抗，刘兰芝义无反顾地作出死的选择，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她的反抗是无畏无惧的，是坚决彻底的。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唯有战斗和抗争，才能拯救自己于黑暗之中，提升自己入光明之境。面对牢笼一样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要获得理想的人生只有抗争，刘兰芝无疑是一个无畏的战斗者。她的死亡和毁灭发出熠熠的人格之美！她的悲剧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

综上所述，刘兰芝的悲剧揭示出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在封建制度下，当个人意愿和社会制度处于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要获得平等自由，婚姻幸福的权利，唯有大胆反抗，推翻不合理的封建制度。

（作者单位：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初中）

封建礼教主要存在于男女双方父母对男女的影响之中，是惨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作者无名氏。

焦、刘二人的悲剧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婚姻悲剧，其二是生命悲剧。婚姻悲剧的直接原因是焦母与刘兰芝之间的矛盾，这是平常的婆媳矛盾。

其二是焦、刘二人的生命悲剧，应该说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刘兄“逼”嫁，根本的诱因是焦仲卿性格中的“叛逆”。所以“逼”嫁。这种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加速了焦、刘二人的生命悲剧，然而这决不是刘兄的本意。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第三个可能。

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

《孔雀东南飞》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扩展资料：

诗中的矛盾冲突在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

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

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孔雀东南飞》

对于刘兰芝的悲剧命运，大家分歧很大，争论不休，我自己静下心来想想，刘兰芝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样的呢？首先，刘兰芝和婆婆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可见，刘兰芝已经不堪驱使，做好了离开的准备，而焦母则说“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根本没有给焦仲卿留什么挽留的余地。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而刘兰芝却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刘兰芝平时是怎么做的呢？“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如此勤苦，婆婆还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谓言无罪过”仍更被驱遣“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见，不是刘兰芝做的不好，而是婆婆太挑剔。刘兰芝作为富家女子，从小的教育是优良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一切都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而且即便是刘兰芝要离开的时候，依然去拜别公姥看，“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嘱咐小姑子“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刘兰芝的一言一行有礼有节，无可厚非。但是婆婆依然不依不饶，“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如此绝情。刘兰芝亦反复申明“不堪母驱使”。可见二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刘兰芝必走无疑。即便是这次如焦仲卿所愿，回了娘家再接回来，接回来以后呢？岂不是依然如此？婆媳矛盾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刘兰芝在家庭里面依然得不到焦母应有的尊重和平等的待遇，依然过着辛劳且没有自主的生活，这种生活对刘兰芝来说依然是无法忍受的，你想改变焦母也是不可能的，让自己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低眉顺眼，阿谀逢迎，没有尊严的活着，也是不可能的，谁也改变不了谁，结果只能是离开，决绝。“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一走了之！刘兰芝和社会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在那样的社会背负的太多，恶婆婆的折磨，娘家父兄的逼迫，太守婚事的无法拒绝，丈夫的懦弱和谴责，爱情的不可保全，都是围绕在刘兰芝身边无可逃避的现实环境，面对这些，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女子出路在哪里？你或许会说，刘兰芝面对婆婆，可以忍一忍，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就好了；你或许会说，父兄的建议也是为了妹妹好，刘兰芝听从哥哥的建议，选择再嫁，可能是更好的归宿；你或许会说，虽然被焦仲卿遣回家，但是县令和太守相继来求婚，自己的身价岂不是更高了？可是，为了尊严和自由，刘兰芝已经无法和婆婆安然相处；为了捍卫爱情和承诺，刘兰芝不愿意选择再嫁；为了不连累家人，刘兰芝没有办法拒绝太守家的婚约。如果刘兰芝能够和社会妥协，抛弃自己的坚守，那就不是这个冷静、觉醒、有反抗精神的刘兰芝了。这样的社会容不下这样的刘兰芝，这样的刘兰芝在这样的社会无法找到真正自己。这个时候的刘兰芝面对的社会就是铜墙铁壁，根本无法突围。可见她和社会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她已经无路可走。刘兰芝和自己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对自己不想要什么和想要什么已经有了清醒的意识，从刘兰芝决定离开焦家的时候开始，刘兰芝应该就已经做好了和这个折磨人的社会决裂的准备，从她决议离开，就放下了，放下了对焦仲卿的依恋，放下了对男人的依附，她独身孤勇的毅然前行，她要和自己的命运去做勇敢的抗争。她的性格是刚烈的，不是懦弱的，她的选择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跟《氓》中的卫国女子不同，刘兰芝一开始就不认命，自始至终就不甘受命运的摆布，希望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委曲求全、低三下四的没有自我的活着。这样的性格的女子注定是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宁可带着对焦仲卿的爱以赴黄泉，完成“不负韶华不负卿”的誓愿，也不和自己的至情至性相妥协。就是这样的刘兰芝，她选择了离开就是选择了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誓死捍卫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至于爱情，她只能放在心里，只能带到另一个世界了。这就是她无言的呐喊，这就是她掷地有声的承诺，这就是她最有力的抗争！这，才是我心中的刘兰芝！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民间叙事诗中最伟大的诗篇，它代表了汉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对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殉情而死的悲剧原因，众说不一。主要有“门第说”、“越礼说”、“守旧说”、“情爱说”等观点。

　　（一）门第说 有的同志认为，既然焦仲卿是“大家子”，且“仕宦于台阁”，有地位和身份，而刘兰芝不过是“生小出野里”的村姑，与焦仲卿贵贱很大。因此“两家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门户不当，脸上无光”，因而焦母就要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便发生了双双殉情的悲剧。

　　（二）越礼说 有的论者根据焦母的话推断刘兰芝的被驱遣，乃是由于她“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顺从婆婆，恣意自为的结果。

　　（三）守旧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将刘兰芝与《上邪》中的无名氏、《陌上桑》中的秦罗敷和《无所思》中的女主人公相比较，认为刘兰芝消极的以死殉情，则由于她“软弱”。这种“软弱”又是由于“守旧心理”的作用，因此，焦刘爱情悲剧“是反动的封建社会力量和落后的封建守旧心理相结合的必然”。

　　（四）情爱说 还有的同志根据《礼记·内则》中的“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的说法，认为刘兰芝的不为焦母所容，是由于焦仲卿“甚宜其妻”，把以前对母亲的感情转移到了妻子身上，因而引起了焦母的失落感、不满情绪。

　　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焦刘爱情悲剧的原因，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认为理由尚单薄，某些观点也难于苟同。“门第说”不能解释这样两个问题：(1)既然两家门户不当，为什么当初刘兰芝嫁到焦家来时焦母并不反对？(2)焦母觉得刘兰芝不配自己的儿子，那县令、太守又何以会看中刘并派媒人来提亲呢？他们不是比焦仲卿更有地位、身份吗？其实，在《孔雀东南飞》产生的汉末建安时期，封建礼教还未形成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妇女的禁锢也并不严厉。比如对妇女的再嫁，在当时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并不是丢人卑贱的事。这从刘兰芝被焦母休回娘家后县令、太守遣媒说亲便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情况如蔡文姬初嫁匈奴河东卫仲道，再嫁匈奴左贤王，曹操用金璧赎回来后又允嫁董祀，虽三次改嫁却不减身价。还有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同归成都的故事，不是还传为美谈吗？可见，“门第说”是站不住脚的。“门第”观念是从魏晋才开始有的。“越礼说”也不能成立。诗中说得很清楚，刘兰芝“奉事循公姥”，“供养卒大恩”，勤劳善良，是很守孝道的贤惠媳妇。她自己说的“本自无教训”，实际上是自谦，正反衬了她的知书识礼。即使是对刻薄暴戾的婆婆、哥哥，她也是忍耐顺从，从无顶撞之类，“无礼节”、“自专由”的表现。“守旧说”的论据也不充足。焦刘二人以死殉情固然是“软弱”的反映，但客观地讲，那并不能证明他们是软弱之辈。否则刘兰芝就会在家庭的压力下嫁给县令或太守的儿子，焦钟卿也就不致于数次在焦母面前求情挽留刘兰芝。两人双双殉情而死，恰恰是对爱情热烈追求而实现不了的勇敢的抗争！”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地看，他们的抗争即使再坚决，也免不了是一场悲剧。客观现实决定了故事的结局只能那样。至于“情爱说”这种观点，破绽就更突出了。儿子爱媳妇，当婆婆的就嫉妒和不满吗？莫非儿子媳妇打架吵骂才可以说明儿子对妈仍有感情？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从诗中出看不出焦仲卿“甚宜其妻”而怠慢了焦母。“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事情纯粹是虚拟的，焦仲卿对焦母的态度并不差，他与刘兰芝的厚爱并不能导致焦母的不满，更不是后来悲剧的原因。

　　刘兰芝这样一个美丽勤劳、孝顺公婆，尊重兄长，与小姑相处也亲善和顺的姑娘，“仍更被驱遣”，原因主要是什么？是她没有为焦家生下一男半女，引起了宗族意识非常强的焦母的极其不满！

　　封建社会里，男子休妻有七种借口，叫做“七出”，即①“无子，为其绝后也”；②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③“*，为其乱族也”；④“妒，为其乱家也”；⑤“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⑥“口多言，为其离亲也”；⑦“盗窃，为反其义也”。“七出”中的后六种情况，显然与刘兰芝不沾边。纵观全诗不难发现，刘兰芝在焦家生活尽管已有两三年了，但并没有生儿育女。否则，诗中就会写到她被遣回娘家时与儿女离别的情形，也会交待焦仲卿自缢前与儿女诀别的事。其实，刘兰芝自述的“贱妾守空房”，“伶俜萦苦辛”及焦仲卿与焦母诀别时所说的“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就是“无后”，断了宗族的“香火”。难怪焦母要那样专横凶狠地虐待、驱使刘兰芝了。像这种因无子而被休遣的妇女，远在《诗经》里就有记载（如《苤莒》、《氓》、《谷风》）。在宗法制的社会里，娶妻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服侍公婆是其次了。妇女不生孩子，就失去了自身在夫家存在的意义。无子而休妻是名正言顺的。焦刘爱情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没有生子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