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代富：《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真的那么完美吗

《孔雀东南飞》原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后人将其与《木兰诗》合称为“乐府双璧”。这首诗，高中课本选录，很多人对此是非常熟悉的。这里，我想说的是造成刘兰芝和焦仲卿爱情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传统的观点，即高中学习时老师讲述的，有刘兄的残暴、焦仲卿的懦弱、焦母的蛮横，进一步引申，这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反映，是吃人的封建礼教下必然的悲剧。除了此点之外，学术界还有好几种观点，比如门第观念，认为刘兰芝家庭条件和焦仲卿不符合，这个观点与诗歌中刘兰芝对自己的描述本身相悖，其误毋庸待辩。又比如恋母情结，这个观点求新求异，是目前学术界常见的一种作法，纯属臆测，也不多说。

这里重点说说另一种观点，刘兰芝没有生育子女的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戴礼记·本命》篇记载：“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口多言，去；窃盗，去。”又说：“无子，为其绝世也。”就是绝了后人的意思。刘兰芝嫁给焦仲卿后，从“共事二三年”、“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来看，已经两三年了，但尚没有孩子，在缺乏避孕措施的古代是很不正常的，即使在现代，结婚两三年没生孩子，家长在背地里犯嘀咕的。但《大戴礼记》的记载并不是说无子就要被休，而是说无子可以休。实际上，古代无子的情况也很常见，但因为无子被休得却不常见，因为当时实行一夫多妻制，夫人不能生，娶个小妾可以生就行了，没必要将夫人休了。《汉书·高后纪》：“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无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列女传·卫宗二顺》：“（卫）灵王死，夫人无子而守寡，傅妾有子。”这些都是证据。即使秦始皇能当上皇帝，也和他继母不能生孩子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刘兰芝被休后，县令、太守等权势之家纷纷来求亲，也可见即使真的无子，当时人也是不在乎的。

其实在文中，焦母已经把刘兰芝被休的原因说的很清楚：“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什么意思？就是太任性。用现在的话说，从小娇生惯养，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后面刘兰芝答其兄“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特点。

刘兰芝的家庭条件是非常好的，首先家里肯定很有钱，她被休后与焦仲卿作别时说：“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绣腰襦、复斗帐暂且不论，单单装东西的箱子就有六七十个，每一个用绿色的丝绳绑着。里面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即使在物质生活极为发达的今天，一个出嫁的女子有那么多箱子，恐怕也不多见。但刘兰芝说不要就不要了。其次，她家里地位也应该不低，但在讲究“门当户对”的汉代，县令、太守争相派人来提亲，当太守来提亲，她母亲甚至都没告诉刘兰芝就拒绝了，可见对太守的官职并不在乎。汉代的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的！但刘兰芝家中地位究竟如何，诗中没有提到，可我们从刘兰芝的姓氏可以略窥端倪，“刘”姓是什么？皇姓啊！

家庭条件非常优越，因而造成了她任性的态度。这么说，我得理由有三点：

第一点，刘兰芝抱怨说：“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我们现在很多人由此得出刘兰芝“勤劳”的特征，同情她日夜操劳还得不到嘉奖的遭遇。但日夜不停的织布，三天织五匹真的很多吗？《玉台新咏》载录的乐府诗《上山采蘼芜》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抛弃的女子在山脚下与她的前夫相遇，她问前夫新娶的女子如何，前夫回答说：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馀。

新娶的老婆擅长织缣（“缣”和“素”都是绢，素颜色洁白，缣则白中带黄，质量不如素），原来的老婆擅长织素。新老婆每天织一匹缣，旧老婆每天织五丈多素。古代四丈为一匹，五丈是125匹，三天是375匹，“五丈馀”差不多四匹。有人说这个女的三天织四匹，和刘兰芝三天五匹相较，不是慢了很多吗？但不要忘了，《上山采蘼芜》中的女子是正常织布速度，而刘兰芝却是“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是日夜劳动的结果。再举一个例子，南北朝甄鸾《张丘建算经》卷上载：

今有女善织，日益功疾。初，日织五尺，今一月日织九匹三丈，问日益几何？

《算经》即现在的数学课本，这是一道算术题，是说：有个女的擅长织布，每天织布的速度会不断加快，刚开始一天织五尺（一丈十尺），过了一个月，一天就能织九匹三丈了，请问她每天速度增加多少？我们不管这个题的答案，单来说此题反映的内容是否真实。想一下以前作的类似的数学题，这类题目很常见，其所涉内容不能违背生活常识。比如说汽车启动在十二秒内增速到每秒100米，比如说小明刚开始一顿饭能吃一个橘子，三天后一顿饭吃九个橘子，但不会说汽车增速到每秒一万米，小明一顿饭吃五百个橘子。以此类推，《算经》上说每日织“九匹三丈”可能是速度极快，但在当时也是可以实现的。相比于一日“九匹三丈”，刘兰芝的三日五匹难道真的够快吗？

第二点，不能被人说。这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法，从小在顺承中长大的人，一旦被否定，就会感觉自尊心受到刺激，作出违逆的行为。刘兰芝的被休，是焦母主动去作的吗？不是，是因为“大人故嫌迟”，焦母说她织布太慢，她内心中就发出“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声音，什么意思？“你妈嫌我织布慢，在你家做媳妇太难了，我受不了了，咱们离婚吧！”我们固然觉着这个婆婆有不是的地方，难道刘兰芝说这些话是一个媳妇应有的态度吗？还有一点，当县令派人提亲的时候，刘兰芝告诉其母自己的态度，但当太守派人来提亲的时候，刘母说了句“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岂敢言”三个字透露出刘母知道刘兰芝的性格，一旦决定了便不能去干涉她的思想，不能去刺激她。然而刘兄却没有其母那样溺爱她，当他愤愤的对刘兰芝说出“作计何不量”之时，刘兰芝马上转变了，诗中“兰芝仰头答”，一个温婉的女子，在受到批评之时，往往是“低头答”。刘兰芝性格强烈，兄长一说她，她又受不了了，“仰头”也反映出“不能被人说”的性格特征。还有后面焦仲卿讽刺她再嫁时，她马上说出“黄泉下相见”的誓死之言。综合来看，焦母说她“迟”，她就要求离婚；刘兄说她“不计量”，她就立刻再嫁；焦仲卿说她“贺卿得高迁”，她就马上说“黄泉下相见”，只有刘母没说，用了个“岂敢言”。当人对其他人的行为不满之时，往往作出过激的反应，甚至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态度来作出抗议与反驳。这类人是不能正确的审视自身的。

第三点，报复心理。报复心理分为积极报复心理和消极报复心理两种，积极报复心理是在自己受到伤害时，通过合理的手段，用对自身的改造反击施害人。假设在一个公司中，甲觉着乙某方面能力不行，从而对乙进行嘲讽，乙通过完善自己，改进自己的能力，在这方面超越甲，使甲自觉地感到羞愧，这是积极报复心理，也是一种自我促进。消极报复心理则是当甲说乙某方面能力不足之时，乙通过另外的方式对乙进行反讽，比如知道甲老婆出轨，故意在甲面前大肆宣扬自己夫妻情深。刘兰芝就存有消极报复心理，我们看刘兰芝被休后，她与焦母告别时的情景：“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此处含有两方面的报复：行为报复和言语报复。明知道焦母不喜欢她，她却故意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在焦母身前晃，然后故意“正话反说”（这是刘兰芝当时的心态），对其进行反讽。试想一个经理辞了一个人，那人故意穿的西装革履的来到经理面前，告诉经理：“我学问不高，水平不行，配不上你单位，我要走了，你好好的专注于单位发展吧！”或然经理有决策的失误，但这样一个人本身不是说明他心理的不成熟吗？

总之，如果我们与焦仲卿切换身份，自己取了一个这样的老婆，还会觉着刘兰芝是完美的吗？说到这，我略有点同情焦仲卿了，自己的老婆主动告诉他把她休了，这不是让自己在媳妇和母亲之间为难吗？当跟你山盟海誓的老婆，离婚后过些日子就要嫁人，你还能心平气和的去和她说话吗？

《孔雀东南飞》吗？这是古时流传的一个故事，讲得是一个媳妇（刘兰芝）受婆婆虐待还被休，回家之后又被哥哥逼改嫁而跳河自杀，丈夫得知后也跟着殉情的凄美故事。东汉末建安（公元196-219）年间，庐江太守衙门里的小官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被焦仲卿的母亲赶回娘家，她（回娘家后）发誓不再嫁人。她的娘家逼迫她改嫁，她便投水死了。焦仲卿听到后，在（自家）庭院的树上吊死了。当时的人哀悼他们。写下这首诗记述这件事。有一本是穿越到古代成了刘兰芝，名字叫《下堂媳妇》，还有几本小说也是叫《孔雀东南飞》分别是莫言嫣颜、米雅、如意妞妞写的 希望能给你帮助

美丽、聪明、勤劳、善良，具有刚强的性格和不畏牺牲的精神，启示我们向她们学习，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中的人物，娜拉是《玩偶之家》中的女主，《卫女》是宋代诗人林同创作的组诗《妇女之孝二十首》之一。

1 关于刘兰芝的诗句

关于刘兰芝的诗句 1 关于刘兰芝的诗句

孔雀东南飞 作者：佚名 （两汉）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

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

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

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

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

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

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

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

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

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

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

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

"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

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

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

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

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

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

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

" 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

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

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

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

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

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

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

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

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

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

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

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

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 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

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

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

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

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

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

2 赞美刘兰芝的20句诗

南朝徐陵把它收集在《玉台新咏》中。

诗中对刘兰芝的形貌作了这样的描写：“指若削葱根，口如含朱丹，copy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说到她的服饰，作了这样的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着流纨素，耳垂明月珰。”

从兰芝小时受到的教育上来看，她“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完全是按照中国古代封建女性的教育过程进行的，她不会不知道“七出”制度。事实上刘兰芝品行兼优，主观上也是尽心讨好公姥。

从她的话中可以看出，“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三日断五匹”，古时女子以婉约称颂，轻易不矜夸自己，兰芝被出时才说出这些话，实际中她做得会更好、更多。仲卿曾对母言：“儿已薄禄zhidao相，幸复得此妇。”

本意是说“我”没有高官厚禄的福分，幸而遇到兰芝不嫌弃我。

3 关于刘兰芝的古诗

南朝徐陵把它收集在《玉台新咏》中诗中对刘兰芝的形貌作了这样的描写：“指若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说到她的服饰，作了这样的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着流纨素，耳垂明月珰”

从兰芝小时受到的教育上来看，她“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完全是按照中国古代封建女性的教育过程进行的，她不会不知道“七出”制度事实上刘兰芝品行兼优，主观上也是尽心讨好公姥从她的话中可以看出，“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三日断五匹”，古时女子以婉约称颂，轻易不矜夸自己，兰芝被出时才说出这些话，实际中她做得会更好、更多仲卿曾对母言：“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本意是说“我”没有高官厚禄的福分，幸而遇到兰芝不嫌弃我

4 美好生活里刘兰芝说给徐天的诗句

刘兰芝说给徐天的诗句是：世事如流水，情事似云烟，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来了就不要放过。

扩展资料：

《美好生活》的经典台词还有如下：

1、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 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里与你相遇。

2、就算是苦难也要人间还是姹紫嫣红，我心已万古荒凉。

3、欢欣鼓舞地面对，因为我们知道，苦难造就毅力，毅力造就性格，性格造就希望。

4、就算是苦难也要欢欣鼓舞地面对，因为我们知道，苦难造就毅力，毅力造就性格，性格造就希望。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是投水而死。她为什么要投水目前一般都把原因归结为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迫害,或说成刘兰芝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而死。《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也就概括为揭露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又都把焦母和刘兄说成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和帮凶。这种观点至今已大大影响了中学语文课本、教参,影响了广大语文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解读,影响了对诗歌中丰富的人文因素的体会和把握。

论者们在讲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迫害刘兰芝时,大多语焉不详,有证据不实之感。《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说得稍微具体一些:“《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是孝顺这一条。”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武断的。焦母当时的文化素养有多高我们不得而知,在诗中并不能看到她如何引经据典地援引《礼记》条文迫害刘兰芝和焦仲卿。并且,我们都知道:“《礼记》是儒家经典《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之一。西汉尚《仪礼》、东汉兼讲《周礼》,三国之后才兴起讲《礼记》之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于东汉末年,三国后学术界才兴起讲《礼记》之风,所以,《礼记》不可能成为东汉时的道德准则,也不大可能成为那时的礼教方面的杀手锏和紧箍咒。

必须指出,论者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孔雀东南飞》中大量的违反《礼记》条文的内容。

如:“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刘兰芝、焦仲卿相约以死,作者却对他们的殉情抱有同情、赞赏的态度。

如:“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刘兰芝“女行无偏斜”,“奉事循公姥”,不算未孝未敬之人。焦母即使以为她不孝敬,也不用生气埋怨。应对她进行教导,如还不听就责备她,责备后仍不悔改,才叫儿子把她休掉。而焦母对刘兰芝总看不顺眼,故意找茬,本身就是大大违反礼教的。

如:“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意思是说,对儿媳辛勤劳累之事,公婆即使特别疼爱她,也只好任她去干,但要不时劝她多休息。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焦母不但不叮嘱她休息,反而嫌她织慢了,严重违反了礼教。

如:“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焦父未出场,虽有“公姥”并举的情况,但大都认为这是个偏义复词,意义指向于“姥”:焦母。从“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看,焦母应说是寡妇。我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如果焦母丈夫还在世,那么,家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轮不到她;如果焦母丈夫已去世,那么,她就应听焦仲卿的。刘兰芝好像也死了父亲,而刘家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却是刘兄,并不是刘母。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焦仲卿像刘兄一样,在家里由他说了算,刘兰芝就不会被驱遣;如果理解、同情女儿的刘母像焦母一样当家做主,刘兰芝也不会被逼再嫁。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封建礼教之类在焦刘两家都未严格地贯彻执行。刘兰芝的悲剧甚至还可以说是由于“三从四德”未贯彻落实好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一、从作品本身看,焦母、刘兄有暗合封建礼教加害刘兰芝的行为,却有更多的严重违背封建礼教而加害刘兰芝的行为,我们不能说焦母、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就和不能说焦母是反封建礼教的斗士一样。若严格地按《礼记》的教义来行事,刘兰芝的命运可能还要好一些。刘兰芝的悲剧绝不是所谓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造成的。二、从作品内外的社会环境看,以《礼记》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在当时远未成为社会大众(包括作者)的基本的价值观,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也还未按儒家的那一套教义来约束,并不存在什么专门扼杀幸福婚姻和美满爱情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宗法制度。因此,不能把刘兰芝的死归罪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迫害。

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死与她自身的性格有关。

刘兰芝很自信,对自己的聪明能干很自负。“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自我评价很不差。同时,她又很敏感。婆婆对她的不满、存心找茬,她十分清楚。“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倔强的她无法逆来顺受。她不迂回、不婉转,她直来直去、主动地表明立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自尊与叛逆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

刘兰芝的自尊和叛逆突出地体现在离开焦仲卿前的“严妆”上。“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文字突出了刘兰芝的自尊。历来女子被休回家,大都或面容憔瘁,或衣冠不整,或泪流满面,或寻死觅活。但刘兰芝觉得这样做是对自身形象的糟蹋,对自我尊严的损害。她尽管也有巨大的悲伤哀怨,但表现出来的仍是光彩照人、风姿绰约。这本身就是对焦母的示威与抗议:你不是说东家的秦罗敷“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吗她究竟有没有本**漂亮你不是希望我窝窝囊囊地扫地出门吗我偏要比做新娘子时更鲜亮更神气。这分明是一种抗议与示威。果然,她“上堂启阿母”时,“阿母怒不止”。

婆媳俩,一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毫不宽容,喜欢找茬;一个又自尊敏感,自信倔强,只知针锋相对,不能柔婉圆通、逆来顺受,要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中,古往今来,都是非常难的。

兰芝的自尊与叛逆还深刻地表现在与兄长的对话中。“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其往欲何云”――往后打算怎么办这里的潜台词很是丰富:往后打算长久地独身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娘家住下去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兄嫂门下寄食吗往后还有比现在更好的人家吗往后焦仲卿真的能再接你回去吗等等。听后,“兰芝仰头答”。这里的“仰头”很有深意,她的自尊、刚强、镇静、不顺从、不低声下气,表现得很充分,很动人。她的回答有反话正说(理实如兄言),有明顺暗反(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有阳奉阴违(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而“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看似痛快的应允,实则已是定下了最激烈的叛逆之心:逼急了,我只有一死,那你的妹荣兄贵、高攀太守的美梦也一并落空完蛋。如果刘兄没有那么专横、势利,如果刘兰芝没有那么守信、自尊,没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反抗与叛逆,那么,刘兰芝的自杀悲剧根本就不会上演。

与仲卿的相处,兰芝体现得较多的是自尊、柔情与率性任真。对仲卿她有儿女柔情。对婆婆性格清醒的了解和绝不逆来顺受的个性,让她毅然决然地提出结束与仲卿的婚姻。这时,儿女柔情少了,率性任真多了。刘兰芝忠于爱情、珍惜爱情,却又不为爱情而委屈自己,这里很有后来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成分。而相比之下,仲卿则更为重情。他的“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非一般男人所能道出。仲卿和兰芝话别时都表现了儿女柔情与对未来的幻想。但兰芝面对的是“性行暴如雷”的兄长,他的逼婚,根本无视忠贞爱情和儿女情长,无情地破灭了他们的幻想。兰芝与仲卿最后一次会面时,她说:“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看似绝情,实为对爱情、婚姻的绝望与绝望之后的清醒,以及对自我尊严的以攻为守的全力维护。她不知生性软弱的仲卿是否屈服,不知仲卿与东家的秦罗敷是否好上了,不知仲卿对婚变有何态度。因此,她要用看似绝情的话来试探仲卿。她应该想到了这话可能伤害仲卿,但率性任真使她有些急不择言了。

若仲卿此时是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如释重负,那倒是兰芝的最大悲哀。但兰芝听到的是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是同样重情轻生的真情表白,是毅然赴死的壮烈豪情:“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文学史上,女子为情而死的不在少数,男子为情而死的少而又少,焦仲卿就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兰芝的“何意出此言”表面上是生气了,实际上她听到了最愿意听到的话。这话证明着,仲卿是多么的重情,多么的爱自己。“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说得干脆爽利,毫无犹豫与迟疑,仍是刘兰芝的率性、任真、干脆、自尊性格的自然流露。自尊者活着时会努力追求自身的尊严,如果遇到侵犯,他会选择激烈的反抗,当他觉得活着时自尊无法维持时,他会选择走向死亡,这是尊严实现的另一种形式。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与刘兰芝的精神气度惊人地巧合。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选择自杀,虽有婆婆、兄长的因素,但主要的是由她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她的自尊是她性格的内核,叛逆则是自尊的外在表现形式。

把握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脉搏,对认识刘兰芝的性格及其性格的时代特征很有作用。中国诗歌史上诞生了刘兰芝这样的为了性情和自尊而不惜一死的艺术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也是这个作品具有重大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之所在。而片面地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作品,就很难把握它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中的价值和影响。

曹清富,语文教研员,现居广东深圳。本文编校:老猛

北朝民歌《木兰诗》。

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和北朝民歌《木兰诗》合称为“乐府双璧”。这两首诗歌都是叙事长诗，以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意义和极高的艺术成就，为历代文人所推崇。

《木兰诗》又名《木兰辞》，是北朝民歌；《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汉代古乐 府民歌杰作之一，也是现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属安徽省）的一桩婚姻悲剧。

《木兰诗》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家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这首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

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

一千多年来，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木兰的形象一直深受人们喜爱。 这首诗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

《木兰诗》热情赞扬了这位女子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详略安排极具匠心。

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以人物问答及铺陈、排比、对偶、互文等手法描述人物情态，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神气跃然，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乐府双璧

—木兰诗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 式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史，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便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活地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象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 !” 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 “ 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 ” 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 “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 最后她哥哥说出了 “ 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 ，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 “ 仰头 ” 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不仅暴露了封建门阀统治的罪恶，而且远为深广地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花，也是历史的镜子。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婆媳关系，自古就一言难尽，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之所以能以劳燕分飞的悲剧流传千年，就因为有了焦母这个恶婆婆。为什么把普通甚至是很好的女人分别放在婆婆与媳妇的位置上，世间就几千年都无法消掩婆媳关系这种你死我活的拚却和至死都不能释怀的悲屈呢？

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书达礼。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下文里写县令、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又如“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等，表现了她的勤劳、能干。她向焦母辞行时，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可最后还是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则说“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温柔的话语里，见出她的善良、懂礼。

兰芝忠于爱情，不为荣华所动。仲卿送她回家，两人告别时，她自比“纫如丝”的“蒲苇”，将仲卿比作“无转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于爱情的心意，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两家先后来求亲，都不能令她动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况下，以死捍卫了她与仲卿的爱情。

同时，兰芝身上还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不卑不亢，头脑清醒，行动坚决。诗前小序里说她“为仲卿母所遣”，而诗歌的一开头写她主动提出离开焦家。当然，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让焦母将她“遣”回娘家，很可能是焦母长期的百般挑剔，让她认识到焦母根本不喜欢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博得她的欢心，甚或是焦母近来脾气愈加坏，已经向兰芝暗示或明说她不愿再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从诗歌一开头兰芝向焦仲卿提出请求的话语看来，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无理指责而主动要求回娘家的口吻。这是长期忍让、顺从后的爆发，她的话里有委屈、不满，又坚决有力，毫无伪饰。后来焦母也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焦母对兰芝的评价不免是偏颇之词，但也透露出兰芝确实不是低眉顺眼、任人摆布的小媳妇。兰芝向焦母作别时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同样让读者隐隐体会到兰芝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时代儿媳妇的形象。后来面对兄长的逼嫁，兰芝更进一步表现出清醒、坚决而不露声色的性格特征。

《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

儒家思想逐渐显露出它的反人性、反感性的一面，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正日渐束缚和禁锢人心，显示出它吃人的丑恶嘴脸。《孔雀东南飞》中婆母的虐待（顺从公婆是对中国妇女最基本的要求），焦仲卿对他母亲的消极顺从（顺从父母是对中国男子最基本的要求）和在这种顺从中表现出来的对其妻被弃命运的某种程度的漠然，母家兄长的推诿敷衍（中国女性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女子被休或嫁不出是自己父兄的耻辱）等等，都表明这不仅仅是焦仲卿妻个人的悲剧命运的反映，更是中国妇女在中国社会关系中的悲剧地位的反映。

《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遣归的原因，传统的解读是“吃人的封建礼教是造成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一些文学作品中旧社会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白蛇传》中的白娘子，《祝福》中的祥林嫂等等，这些形象无不打上封建礼教罪恶的烙印。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凡是描写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作品，究其根源，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封建礼教的迫害。这没有错，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而我国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学，本身就是在封建制度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大背景，是深层社会原因。所以后人在研究古代文学时，都习惯性地用这个深层社会原因来概括。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文学本身的、多视角的研究，更应从作品本身交待的事理中探讨其他原因。《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遣归，自然有封建礼教的罪恶，但透过作品，我们依然能看到造成她悲剧的其他原因。

一、门户不当是刘兰芝被遣的潜在原因

在封建社会，门当户对是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否则，即便结了婚，也常常有被抛弃的危险。在《孔雀东南飞》中，门户不当是刘兰芝被遣的潜在原因。从“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可以看出，焦刘两家社会地位并不一样；从刘兰芝辞别焦母时的自述“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中也可得到印证。有人认为，焦母之言是劝儿弃妇的开导之言，刘兰芝的话则是自谦。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也不能否认诗句本身表意的实指性———焦、刘两家确实门户不当，至少是不完全对当。从“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理论来看，焦、刘两家门户不当是“源于生活”的事实，但也有作者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高于生活”的焦母劝儿和刘兰芝自谦之言，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则更为确切。假如焦、刘两家确实门当户对，焦母应该明白，以“贵贱”之说开导儿子只会让儿子更加反感，她完全可以用别的话劝导儿子，因为焦仲卿是知事明理的，也是善良的，只是性格有些懦弱罢了。也有人以县令和太守派人到刘家提亲为由，说刘家家世并不比焦家差。本人以为这只是作者为了更加突出哀婉的悲剧主题，有意安排的虚构情节，是文学创作的需要，不可为据。难道县令、太守还找不到更合适的儿媳而要娶被遣归回娘家的刘兰芝吗？在封建社会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焦仲卿和刘兰芝成婚初焦母为何没有“严把”门户关？唯一符合情理的解释是因为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勤劳美丽、知书达理让焦母忽略了对门户更为严格的要求。但门户不当的影子随着婆媳共同生活当中的磕磕绊绊，逐渐淤积成了焦母心里的一块心病———“吾意久怀忿”，不去何快？虽然焦母认为门户不当，但当初是自己“失职”，时至今日也就不便以门户不当遣归刘兰芝，所以便强词夺理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理由要求焦仲卿遣归刘兰芝。

刘兰芝自嫁到焦家，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封建道德礼数，“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辛苦。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但还是讨不到婆婆的喜欢，何也？就是焦母心中一直潜伏的门户不当的思想作祟。

二、刘兰芝未育是遭遣的根本原因

《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休妻的理由“妇有七去：不顺从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1]刘兰芝到底因何而被遣呢？焦母的回答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刘兰芝的倾诉是“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焦仲卿对妻子的评价是“女行无偏邪”，显然，焦母和刘兰芝的回答完全相反，但作为有着双重身份的焦仲卿，一边是应该孝敬的母亲，一边是相许一生的爱妻，两个亲人对他同等重要，在关系到或违背母命或休妻这样重大的选择面前，只有他的回答是客观的、可信的，说明焦母所说的“不顺从父母”的遣刘理由并

不成立。诗的开头对刘兰芝的描写：“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普遍惯用的人物塑造手法，如《陌上桑》对罗敷形象的描写，虽然不一定是实指，但是表达的主题却是明确的，即是对主人公聪明能干、勤劳美丽、知书达理的美好形象的赞美。由此肯定，对于这样的女子，“*”、“妒”、“有恶疾”、“多言”、“盗窃”等均不

符合作者对她大肆赞誉的本意，很显然，这些罪名是作者在对她的赞美中就已排除掉的，诗中也没有一处提及到。那就是“无子”的理由最有可能了，而且全诗只字未写焦、刘有无子女；即便在刘兰芝决定回娘家，辞别焦母、丈夫、小姑时情重义长的托词中也没有提及子女，可见刘兰芝确实没有生育。在封建宗法社会里，男婚女嫁完全是为了“广家族，繁子孙”，未生育显然犯了封建礼制的大忌“无子罪”。但焦母何不以此为由名正言顺地遣归刘兰芝？这样做非常符合封建礼制，却要编造事实说成“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呢？那是因为刘兰芝嫁到焦家才刚刚三年（共事二三年），在时间上，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按常理，三年的夫妻生活应该有子女了，但却一直没有。是她们夫妻暂时未要？也不合情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她们最根本的职责，况且对于家境较好的焦家老母来说，抱孙子、传香火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作为同样知书达理的焦、刘夫妇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刘兰芝没有给焦母满意的表现。又因为刘兰芝年仅二十，年龄并未超过生育黄金期，目前未生育，并不代表以后不生育。这是大家都懂得的普通道理，焦母理应是知道的。所以，以刘兰芝不生育为由而遣之的理由难以成立，故而焦母选择了可大可小、可轻可重、没有实际标准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由遣归刘兰芝。刘兰芝婚嫁三年而不育，让焦母对自己家族的香火传承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她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秦罗敷”身上了，焦母将为了家族的利益坚决实施她的计划。面对为媳妇求情的儿子，焦母的回答是“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一个“速”字，一个“慎”字，道出了焦母已迫不及待遣送刘兰芝的急切心情。“在焦母心中，兰芝的一切优点都不能弥补她未育子嗣之缺陷，因而导致了她被遣的命运。”

三、婆媳性格不合是造成矛盾不可调和的情感原因

焦母对儿媳的不满起因是门户不当，但还不至于因此狠下决心遣归刘兰芝，婆媳性格不合造成不

可调和的矛盾，更加坚定了焦母遣归刘兰芝的决心。焦母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表，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尊严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自己唯一心爱的儿子也只能顺从。地位和尊严使她极尽偏执，事事都必须符合她的心意。而对于有着个人追求和思想的刘兰芝来说，同样执拗地认为，自己走得端行得正，勤劳持家，孝敬婆婆，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不甘在无理取闹的婆婆面前忍气吞声，从而加剧了婆媳之间的矛盾。从她自请遣归和向焦母辞别时的话（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中，可看出她不卑不亢的做人原则和个性，也可感受到她性格的执拗。因此，对于一个这样性格的儿媳，焦母是很难驾驭的，使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尊严受到了威胁。尽管刘兰芝在现代人的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但在当时的焦母眼里，这种执拗却充满了叛逆，焦母“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话就反映出刘兰芝不顺从家长的意味。焦母极力维护自己作为家长的地位和尊严，刘兰芝却在固执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对此毫无悔改之意，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造成婆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焦母最终选择了遣归刘兰芝。诗中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焦母两次提到“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在焦母心中，好儿媳的标准是“秦罗敷”。可见刘兰芝的固执己见，成为造成婆媳间情感由不协调形成鸿沟到破裂的主要原因。作者在诗歌创作中对刘偏执的性格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写法，一是为了使故事情节富于矛盾，推动故事发展，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二是合乎人物性格的塑造，这样写更能突出焦母的专权蛮横和刘兰芝性格方面的执拗。细读全诗，门户不当和兰芝未育两个原因虽然诗歌中没有明确交待是遣刘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找到其中的逻辑关系。焦、刘成婚初，虽然门户不当，但是由于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勤劳美丽、知书达理，焦母还是勉强认可了这门亲事；结婚以后，刘兰芝虽然完全遵循封建妇道，但是门户不当的缺憾，就像游丝一直萦绕在焦母心头。三年时光过去，刘兰芝还是一直未育，使焦母对她续香火产生了失

望。焦母和刘兰芝性格上的不合，也使焦母对刘兰芝产生了反感。于是，一切都不顺心了，矛盾的对立也再度显性化，导致焦母最终做出了“遣刘娶秦”的决定。

可以说，门户不当是刘兰芝被遣的潜在原因，而刘兰芝的未育则是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人物个

体存在的性格执拗和情感上的对立是婆媳关系难以融通的情感原因，此三者相互作用，把刘兰芝送上了遣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