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故事是: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氏,被仲卿的母亲驱赶回娘家,她发誓不再改嫁。但她娘家的人一直逼着她再嫁,她只好投水自尽。焦仲卿听到妻子的死讯后,也吊死在自己家里庭院的树上。
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感天动地、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深深的感动了大家。当时的人哀悼他们,便写了《孔雀东南飞》这样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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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
参考资料: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它代表汉乐府的最高成就,与北朝民歌《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诗中的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又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她的美丽身影就如同徐志摩笔下康河畔的金柳般明媚,那夕阳下的美丽新娘让人怦然心动,又神往眷恋。可是那美丽的新娘只是水中的幻影,也许只有冰凉而清澈的一汪碧水,才是她心中最美的理想国。她那"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之举,又总让后人惋惜长叹,唏吁不已!
作为古代女子,她是无可挑剔的。她外表美丽,仪态万方,妆扮精致,饰物讲究。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口如含朱丹,指如削葱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但她并非花瓶,她又勤劳能干,能织锦绣,善裁衣,她尽心地侍奉婆婆,抚养小姑,她三日断五匹,夜夜不得息,用自己的双手为家庭辛苦付出。
她是一个既充满烟火味,又充满诗意才情的女子,既能弹箜篌,诵诗书,又能织锦绣,裁衣裳。
她有骄傲的个性,这更来源于她非富即贵的家世。刘兰芝的家庭绝非一般的平民,这一点从许多细节都能推断出:比如她价值连城又丰厚昂贵的嫁妆,比如她随意放弃嫁妆的举动,比如她从小所受的教育,比如她家里做工考究的家具"琉璃塌"。再比如络绎当官人家的络绎不绝的说媒人,为什么媒人们不去找同样美丽的邻居女孩"秦罗敷",而要到刘家来登门求亲。因此许多细节都透露出刘兰芝其实就是一个"白富美",但焦仲卿却并非"高富帅"。
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孩子,又有着善良忠厚的品质。她能够与焦家小妹,亲同姊妹,她能够安守本分,辛勤劳作。特别是在"君既为府吏"的情况下,能恪守妇道,独守空房。她能够照顾家务,伺候婆婆。
或许因为她太完美了,或许因为她的磁场够强大,或许因为她在老公焦仲卿的眼里已经如同一只白天鹅,焦仲卿不忍其遭受一点委屈。而这正是焦母最不想看到的,她完全夺走了自己的儿子,甚至让自己的儿子"不思仕进",认为自己"薄禄相"。特别是媳妇一撒娇,一告状,儿子就来质问指责自己,这样焦母自然火冒三丈了!
刘兰芝始终在寻找着心中最完美的东西!当身处婚姻的围城内,她追求完美的家庭生活,她对焦仲卿不能与自己长相厮守抱怨着"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她对婆婆给自己找茬挑刺,也抱怨着:"大下故嫌迟,君家妇难为"!她甚至于因为婆媳之间鸡毛蒜皮之事,动辄以"妾不堪驱使,徒留无可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来要挟焦仲卿!最终撒娇式的抱怨告状,变成假戏真做!刘兰芝始终在追求着心目中完美的爱情,熟不知婚姻并非单纯的爱情,它需要一定的包容与妥协,方能长久!
当她无奈地走出这婚姻的围城时,她继续追求着完美的爱情。为了爱情,拒绝荣华,为了爱人的几句话,就毫无犹豫的赴死!相反,如果刘兰芝不如此极端,不匆忙赴死,焦仲卿是断然不会先刘而去的,焦仲卿所言"君当日盛贵,吾独向黄泉,也只是说气话罢了,这一点,从焦仲卿后面"徘徊庭树下"的表现可知!可惜,刘兰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她就像一个理想王国的朝圣者,始终在自己独自垒起的"乌托邦"里生活,最终将另一个"理想的信徒",带入到天堂!世间哪有什么绝对的完美,美玉哪能绝对的无瑕,冰雪哪能不落下尘埃,追求完美的人,结局永远只是毁灭!
笔者以为:不追求一时冲动,不追求理想的"乌托邦"。并非不去追求真挚的感情,和高尚的品德,或真诚的道义,也许当我们遭遇困惑,更应该以静制动,从长计议,甚至于学会和命运握手言和,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总归不算上策!
更何况刘兰芝并非走投无路!西汉时代,先人已有表率示范!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不是照样能逃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出逃私奔,宁可当垆卖酒,受尽贫苦,最终一段好姻缘,成就美好爱情,成就汉大赋的辉煌,更成就了一段"凤求凰"的佳话!
《孔雀东南飞》成功塑造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艺术形象,相对来说人们对中刘兰芝的评价较高,说她聪敏、善良、刚强,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但对焦仲卿却颇多微词,说他懦弱、委曲求全、少刚气,似乎是刘兰芝的“陪衬人”,是为了反衬刘兰芝而存在的。我以为评价一个人物要全面历史的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去苛责古人,也不应仅看他是否始终“坚决”地采取强硬的态度。我认为焦仲卿是一个负责而又忠于爱情的男子汉。
“焦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刘兰芝是不符合焦母的要求的,而焦仲卿却拘谨、懦弱、善良,他爱他的妻子,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时,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棰床大怒时,他就默无声地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劝她暂回娘家,将来再去接她,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自杀,甚至把这个计划告诉母亲,兰芝死后,终于以身殉情,但在厅树下徘徊了一阵,刻画出了这个书生的怯弱。”
按此说法,似乎焦仲卿确是一个怯弱的书生,但我们从以下几点来看。
以往人们对这一点指责最多,认为是向封建势力屈服。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替焦仲卿考虑,他当时只有以下几条路可走:1、焦仲卿马上“报府”,一走了之,留下婆媳二人继续冲突;2、留下兰芝,赶走母亲;3、焦仲卿自杀;4、暂时送走兰芝,缓和矛盾。显然,第一条路不能解决问题。第二条路看似最“坚决”,但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不仅焦仲卿不敢,就是读者也不能接受。第三条路在希望没有完全破灭之前,是无谓的牺牲。一边是养育自己多年的母亲,一边是自己结发的妻子,在她们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让兰芝回娘家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焦母来说这是一个的胜利,她希望刘兰芝从此不再回来;对于刘兰芝来说,是迫不得已的痛苦选择;而对于焦仲卿来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他希望婆媳分开一段时间缓和一下矛盾,尽管刘兰芝说“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但焦仲卿知道,只要矛盾缓和下来,母亲不再过分蛮横,刘兰芝还是愿意回来的,这一点在他们分别的誓言中也得到了证实,至于刘兰芝回家后被迫改嫁,那是封建势力进一步压迫的`结果,实在不能由焦仲卿来负责任。可见,焦仲卿始终没有屈从母亲而休掉刘兰芝的想法,他让刘兰芝回家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一种斗争策略,而不是向封建势力屈服、投降。
在封建社会,“孝”是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座大山,汉朝尤其厉害,汉朝选荐官吏实行察举制,而孝是察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能不使得全社会对于孝过分认真。分析焦仲卿不能脱离这个社会背景。
1在听了刘兰芝的诉说后,焦仲卿当面对母亲说:“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他认为兰芝没有错,这无疑是对母亲的指责。能够不惧担当不孝的罪名,完全站在妻子的立场上当面指责母亲,这能说不是一种反抗吗?
2当焦母让他休妻再娶时,他说:“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复娶就意味着焦家要断后,无怪乎焦母要槌床便大怒了。他不复娶既表明了他忠于爱情的坚定决心,又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希望母亲回心转意。这是除去以自杀外最强有力的威慑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坚决有力的反抗吗?
3当他与刘兰芝团圆的希望完全破灭以后,“自挂东南枝”,以生命殉爱情,表现了他对封建势力压迫的无比悲愤和以死抗争的巨大勇气,是放射着灿烂光辉的反抗行动。
所以,焦仲卿绝不是没有斗争的勇气和行动,也不是不讲究斗争的策略,但他是不可能取胜的,他和刘兰芝的悲剧命运是当时社会决定的,恐怕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真正体会诗的深刻的思想内涵。
无需否认,自杀时焦仲卿不像刘兰芝那样毅然决然,他有过犹豫,但这也要做具体分析。客观的说做出以死抗争的决定,焦仲卿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面对死亡,刘兰芝没有什么留恋和牵挂,但焦仲卿却不同,他还要牵挂着老母的生计。尽管母亲对他和刘兰芝的爱情进行了无情的摧残,逼他走上了死路,但毕竟还是他的母亲,是从小把他抚养成人的寡母!他恨母亲,但他的自杀如果也使母亲陷入绝境,他也不能不顾念以往的母子之情,所以他死后要背上比刘兰芝更坏的名声,按封建道德,他是要“遗臭万年”。这一点他也不会想不到。
尽管焦仲卿知道,他的自杀会使母亲无以为生,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最后还是以死来表示了对爱情的忠诚和对罪恶社会的反抗,这不是对封建势力更大的控诉,也更值得肯定吗?我们何必再去指责他自杀前这一点点“徘徊”呢?
可见焦仲卿和刘兰芝一样是封建社会里受压迫而具有反抗精神的典型形象,焦仲卿的性格是软中有硬,为达目的以退求进,但决不做无原则的退让。为了保全爱情,他进行了积极的抗争,当强大的封建势力粉碎了他所有的希望时,他以悲壮的自杀实现了对封建制度控诉和反抗。他和刘兰芝的反抗特点虽有所不同,但都是不屈不挠的,他们是文学形象的灿烂星空中闪耀着不灭光辉的双子星座。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沈归愚称为“古今第一首长诗”,因此它也被称为我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与南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及“叙事诗双璧”。后又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婚姻悲剧。
中心思想: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这首叙事诗共350多句,1700多字,故事完整,语言朴素,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结构紧凑完整,结尾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是汉乐府民歌的杰作。
主要内容:
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一定要赶其回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仲卿希望能够缓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但矛盾不仅未得到丝毫缓解,反遭母亲捶床痛骂,仲卿迫于无奈,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话别之时,两人相约誓不相负。兰芝回家后,母亲见到不请自归的女儿,十分震惊,后经兰芝解释,这才谅解,但不久,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
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兰芝被迫之下选择允婚,其实已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仲卿闻讯,责问兰芝,兰芝道出真情,许下诺言,并约定黄泉相见,结婚当晚兰芝投河自尽,仲卿听后也吊死树下,他们以死抗争的方式将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鸟,告诫世人。
人物:
焦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怯弱的白面书生。
刘兰芝知书达理,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像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
《孔雀东南飞》故事梗概:
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刘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得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
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后是太守谴丞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变赶来,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刘焦二人双双命赴黄泉,成千古绝唱。
故事结尾与其它中国民间文学几呼成千篇一律,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两人合葬,林中化鸟
《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与<<木兰词>>并为乐府双壁
《孔雀东南飞》,汉乐府诗篇名,因其首句为“孔雀东南飞”,故名。最早见陈代徐陵《玉台新咏》,题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一千七百多字,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
《孔雀东南飞》艺术成就较高,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全诗语言朴素通畅,叙事中兼有浓厚抒情,描写上铺张排比,是当时五言叙事诗的代表作品。
传统的阅读教学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家长制是造成两人双双殉情的罪魁祸首,而焦刘两人则是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典范,他们的故事在千古传颂中凝聚成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丰碑。这样的解读以意识形态观念统摄文本,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与诗歌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情感的变化和矛盾冲突等因素难以融会贯通。尤其是它过分强化了焦刘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对人物命运的支配作用,而对文本以大量的篇幅所描绘的两位主人公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因而结论实在叫人难以信服。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造成两人的悲惨结局,社会和家庭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两人之间感情基础的动摇和性格矛盾的难以调和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诚然,焦刘两人确实发出过“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爱情誓言,但从文本的许多细节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双方的情投意合、同心一致为维护爱情而付出的努力,而是相互之间因抱怨、误解而造成的情感折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感情裂痕。从刘兰芝的内心来看,她确实有愿为焦仲卿做“蒲苇”的初衷,但面对这块越来越不堪依靠的“磐石”,美好的愿望让她一步一步地陷入“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痛苦和煎熬之中。因此结局的双双赴死不见得就是对这一爱情誓言的践行,而是双方的性格矛盾激化到顶点造成的最后崩盘。
《孔雀东南飞》的情节始于刘兰芝对焦仲卿的诉苦。一是抱怨在焦家倍受冷落的凄苦:“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再是倾诉对焦母蛮不讲理的无奈:“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表面看来,刘兰芝自请遣归的主要原因是与焦母的矛盾。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如果刘兰芝对焦仲卿果真是情深意笃,只因为焦母的蛮横就会提出离婚请求我们应该看到,“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中间刘兰芝所表现对焦仲卿的怨恨虽然很含蓄,但已经出现了典型的怨妇语言“守空房”。甚至我们不难从“贱妾留空房”“徒留无所施”中读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极度失望。
如果说,刘兰芝在起初的诉说中还比较隐忍委婉的话,那么当焦仲卿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回头要求刘兰芝让步,当他说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的话时,刘兰芝就表现出了由这种失望所引发的决绝:“勿复重纷纭!”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再�嗦这些不管用的话了!”这句话表明焦仲卿的这一招使用的次数应该是很多了,而且已经令刘兰芝厌恶。就刘兰芝的教养而言,对丈夫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严厉了。正是对焦仲卿的绝望才导致刘兰芝要离开焦家而去,而焦母的驱赶只不过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后来的事件发展也证明,焦仲卿不是一个能够拿得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有力量的男人,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在于在家庭成员的矛盾纠葛中无所适从。听了刘兰芝的抱怨就去质问母亲,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又回头恳求刘兰芝。这种毫无主见的行为结果就是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面对焦仲卿这位固执却没有主见的男人,刘兰芝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就以决绝的态度为离开这个家做出了切实的安排。
主动提出归省这一要求的行为表明,刘兰芝此时并没有因婚姻的破灭而放弃生命的打算。她在离家之前表现得是那样的理智和从容,安排得当,礼数周全。可见这一切都是她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有人要问:为什么刘兰芝后来又改变了态度呢我们可以看看诗歌的相关叙事。刘兰芝对焦仲卿苦也诉了,对焦母别也告了,对小姑子也叮嘱过了,其他的事情也安排了,然后乘车出门,那是不打算再回焦家的。但是焦仲卿这个人虽没多少主见,却有执著的态度。他“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面对此景,显然态度决绝的刘兰芝产生了动摇。这一动摇便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险境。刘兰芝对焦仲卿所作承诺的虚幻与荒诞是有一定预见的:她跟焦仲卿说“不久望君来”这句话的正确顺序应该是“望君不久来”,催焦仲卿早拿主意省得夜长梦多。这既可以理解为对焦仲卿意见的响应,也可以理解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焦仲卿也确实不值得信任。他没有“不久当归还”,直到刘兰芝都要出嫁了才出现。这么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说服母亲的把握,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说服不了母亲,就没有接刘兰芝回去的理由。这其实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种不信任还表现在后边刘兰芝的誓词上。她在“妾当作蒲苇”前弄了个“卿当作磐石”的前提条件,不符合发誓的常规。常规的发誓往往是提出自己应当做到的,至少不能先要求对方。还有一个细节处理得更耐人寻味,刘兰芝表现出了对困难的充分预估,“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而焦仲卿只是一味地要求对方,他并没有考虑自己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说,到此为止焦仲卿给人的印象就是虽钟情但又迟钝,对妻子难割难舍却又无能为力,态度坚决固执,本领却虚浮难持。然而,他的充满矛盾的所作所为却无形中瓦解了刘兰芝的决绝,从而将一场相对平静的离婚演绎成更大的生死悲剧。
如果说从一开始刘兰芝就没有死守焦仲卿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后来回到家中在再嫁问题上的表现更充分说明了她并不一定要为焦仲卿这个令她多次失望的男人去殉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给我们以强烈的真实感,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件背后其实保持着情节和性格的高度一致性。从根本上来看,情节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内心欲求决定的,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促成的人物行动,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过程。人物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并决定其发展趋向的内在动因。刘兰芝回绝县令儿子的提婚时说“兰芝初还时,府吏见叮咛,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里点明了不答应婚约的主要原因是与焦仲卿的誓言,但“徐徐更谓之”也隐隐地表明再嫁并非完全不可考虑。与焦仲卿破镜重圆只是一种虚幻的念想,这一念想的存在至多反映了刘兰芝对昔日夫妻之间温情的留恋,和因焦仲卿的反复纠缠而产生的犹豫及迟疑。正因为如此,在久等不到焦仲卿的情况下,在兄长的逼迫之下,刘兰芝虽然委屈,也还是答应了新的婚约。在母亲的催促下,她虽然伤心,却还是拿起了刀尺,为自己裁剪缝制嫁衣。显然,就单纯的个人愿望而言,她愿意等待焦仲卿,但是现在她没有这个能力了,也就不再坚持了。有人说,刘兰芝在这时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完全是封建礼教下草菅人命的思维,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将自己的生命看得这么轻。如果刘兰芝真的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话,她也不可能有心思在早晚之间就缝制好了嫁衣,更没有必要让两家为再婚忙忙碌碌地去操持。焦仲卿闻讯赶到,刘兰芝劝他另做打算是很好的说明。有人认为刘兰芝此时是在试探焦仲卿,其实刘兰芝在此既没有试探焦仲卿忠情与否的必要,也没有试探焦仲卿想不想死的心绪。真正让刘兰芝下定决心自杀的是焦仲卿后来的一番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说话做事向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前边他在调解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之时就因为说话不讲方式而惹恼了母亲,以至于撕破脸皮,激化矛盾,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而在这里他又放任自己极度绝望的情绪,对刘兰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焦仲卿的话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讽刺刘兰芝攀高枝,这当然是刘兰芝所不能接受的,但也是说不清的;第二层,利用刘兰芝的话反唇相讥,挖苦刘兰芝说话不算数,让刘兰芝有苦说不出;第三层,表明自己有殉情之意,置刘兰芝于不死则薄情寡义之地。这些话语一下子就让外柔内刚的刘兰芝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反击:“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事实确实是这样,当初你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违心地将我休了,我刘兰芝怨你了吗现在我在兄长的逼迫下再嫁,你却说出如此伤人的话。将心比心,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好!我不让你独自,我陪着你一起去。于是就催生出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约定。
整理刘兰芝的情感变化,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决心归省,已经辞别后焦仲卿又赶到大路口时发誓不别离,让她产生了犹豫,改变了决绝而去的态度,这使她开始走向不确定的人生之路。二是焦仲卿在她再婚之前的这次相见,激怒之下,她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可见刘兰芝的死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自我毁灭,而是在焦仲卿的刺激之下、在人格遭受怀疑甚至是侮辱之下的一种激情自杀。在这两次转折中,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推动人物命运走向沉沦的决定因素。
刘兰芝虑事长远,凡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还能处处为对方考虑。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焦仲卿则更像是一个不谙人情的大男孩,心躁气浮,胸无城府。说话做事,脱口而出,率性而为,全然不顾及别人的心情和感受。焦母之所以容不下美丽端庄、聪慧能干的刘兰芝,焦仲卿愚蠢的言行难辞其咎。试想一位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的母亲,看到儿子只知道沉醉到新婚燕尔的温柔之乡与媳妇卿卿我我,而把自己的老母亲晾在一边,她怎么不会因倍感冷落而迁怒于刘兰芝呢更有甚者,当婆媳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这个矛盾双方都寄予厚望的焦仲卿不仅不会通过自己的协调和沟通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母亲面前不合时宜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夸赞刘兰芝:“女行无偏斜”。指责母亲:“何以至不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让本来就气量狭隘,怨怒有加的焦母更加暴跳如雷,下定决心要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刘兰芝被赶走的命运从此不可逆转。同样,辞别时,他跟刘兰芝一厢情愿地许下“誓不相隔卿”的誓言,发完誓后又不去做实质性的挽救工作,直到刘兰芝已失去等待的耐心和希望,再婚的各项议程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焦仲卿才闻讯赶来。面对不堪收拾的局面,焦仲卿彻底乱了方寸,只知道口出怨言,无端指责,从而给刘兰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与刘兰芝的理性相比,焦仲卿的人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性人生。他既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刘兰芝考虑,甚至也不会为自己的母亲和未来着想。他放任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在最后的相见中对刘兰芝说的“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既把刘兰芝逼仄到绝境之上,同时也顺便将自己捎带上死路。决别之后,焦仲卿才真正清醒过来,这一清醒是伴随着绝望而至的。他在无比的沉郁中告别了母亲,“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当刘兰芝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显然,他的自杀的行为和决心都在刘兰芝之后,是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追随。
以上我们从主人公的性格入手,分析了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焦刘之死简单归因于可恶的封建家长制,除了在文本的情节中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结论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试问,谁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焦母吗如果焦母,那么从封建礼教而言,则相同地位的刘母也应该是,如果刘母是家长,则刘兰芝不会是如此结局;如果说是刘兄,则焦仲卿在家所处地位恰恰和刘兄相同,如果焦仲卿能够善解人意,一言九鼎,则刘兰芝也不会被扫地出门。所以,封建家长制致死人命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解读文学作品不是不要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至多不过为我们审视文本提供一种背景和视角,而不应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戒律。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固然有封建家长制的原因,但在封建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像这样的因婆媳矛盾酿成的家庭悲剧还时有发生。制度悲剧应该随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而性格悲剧却是随人生的延展而延展。所以,把握文学作品的实质还应立足于文本自身,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发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与关怀。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我们可以寻求视界的融合,在审美和鉴赏中彰显文学所闪耀的永恒的人文光辉。
[作者通联: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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