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婆媳矛盾

身为女人，生活在女人的圈子里，常常耳闻目睹一些家长里短。女人们很少把夫妻矛盾拿到桌面上来说，但对于婆媳矛盾，却毫不避讳。

有人历数婆婆的罪状，说到动情处，甚至嚎啕大哭。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有个女儿，被婆婆气成这样，我该怎么办？

婆媳矛盾由来已久，刘兰芝何等贤惠，何等温顺，尚不称婆婆的心，陆游和唐婉是表兄妹，按说亲上加亲，婆婆尚且不待见。

反过来说，有多少媳妇对自己的婆婆满意呢？说这些话，并不是挑唆婆媳关系，而是想探讨一下婆媳矛盾产生的根源。

首先，中国自古以来，男尊女卑，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不是谁轻易能消灭的。儒家大肆宣传三纲五常，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又有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在重重重压之下，何时有过独立的地位和人格？

只有娶了儿媳妇之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旧时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人娶什么样的老婆，不是自己说了算，那这个老婆合不合格，自然也不是自己说了算。

所以旧社会，婆媳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婆婆占据优势，媳妇处于劣势。

现代社会，男女平等。但在一些落后地区，仍然存在男尊女卑的传统。

其次，经济问题严重影响婆媳关系，试想婆媳各住各的房子，各花各的钱，谁也不需要伸手从对方的钱袋里掏钱，还能有多大的矛盾？

婆媳之间，不论谁，经济上不能自立，问题就来了。

有人说，经济能力决定家庭地位，这话有点绝对，但颇有道理。

很多人说婆媳分开住，能减少一些矛盾，不错，但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个条件的。另外，目前的养老体制不健全，家庭养老的压力仍然很大。

还有，带孙子似乎约定俗成成了老年人的义务，而这又是婆媳矛盾产生的一个因素。日本很少有婆媳矛盾，因为日本婆婆普遍不带孙子，都是媳妇自己带，前提是丈夫的收入足以养家糊口。说来说去，都是经济问题。

最后，还有代沟的问题，婆媳是差距较大的两代人，不同的三观，不同的生活背景，相处起来必然有摩擦和矛盾。

此外，婆媳如果不得不住在一个屋檐下，一定要尊重对方的隐私。

婆媳矛盾不仅是家务事，而且是社会问题，婆媳关系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人际关系有时讲个缘分，婆媳也讲缘分，有缘的请珍惜缘分，无缘的起码也得互相尊重。

　　一、从宏观上挖掘其独到的叙事结构

　　1、备受推崇的“鸡头凤尾”

　　从宏观上看，“鸡头”和“凤尾”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特色的又一体现；研究者多以比兴手法赞其开头，用象征手法誉其结尾。

　　《孔霍东南飞》的开头用了“比兴”手法，其结尾则是象征性的结尾。经过反复吟咏和咀嚼，就更能体会到“鸡头凤尾”的艺术魅力。在这里，无论是南飞孔雀的徘徊之感，还是松柏梧桐的交枝接叶、成对鸳鸯相向和鸣的难舍难分之情，都不再是那种简单的，仅仅用作起兴、比喻或象征的独立存在的客体了，而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甚至连作者的感情也是那样和谐地融了进去。这样，作者的情感，男女主角的情感和外物(孔雀、松柏、梧桐、鸳鸯等)的情感相互交融，到了三位一体的程度。这些外物本身的艺术形象是完整的，但更重要的在于它作为所赖以寄托内容的艺术形象，与内容的关系是那样密切、和谐，那样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思想内容与感情。这就好比《屈原》雷电颂一场的情况了，实际上达到了一种“物我同化”的艺术效果。这种“物我同化”，对作品的主题起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深化作用。它使广大读者像作者、作品的主角以及作品中的孔雀、鸳鸯、松柏、梧桐一样，深深地憎恶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笃厚地同情与赞颂对封建社会的叛逆与斗争的精神，热烈地去追求那理想的生活。可见，《孔雀东南飞》的比兴开头与象征性结尾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已经到了“意在笔先，神于言外”的“物我同化”阶段。因此说“物我同化式托物起兴的‘鸡头’和物我同化式富有象征意义的‘凤尾’乃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结构上的显著特色”。

　　2、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

　　《孔雀东南飞》在叙事结构上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该诗虽仅有一千七百多字，却具体而形象地铺叙了新妇兰芝被遣、被逼再嫁以及她同丈夫仲卿殉情化鸟的全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兰芝、仲卿、焦母、刘兄等几个活灵活现的形象。

　　兰芝是作者所同情和歌颂的女主人公，作者便挥动彩笔尽力渲染，从正面到侧面，从语言到行动，从外貌到内心世界都浓墨重彩，甚至还要通过写环境、景物以及巧妙地插入抒情议论来渲染，真可谓是“用墨如泼”。如新妇起严妆一段：本来在当时的社会里，被遣回娘家对新妇来说是极为不光彩而又令人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像迎喜事似地梳妆打扮自己。这固然是借此对兰芝的美丽作必要的补叙，但更主要地是在突出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又如写太守家办喜事的场面：作者不厌其繁地写豪华的排场，这一方面是从侧面反衬兰芝的美丽、贤淑，以证被遣的无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突出兰芝不为荣华富贵所动心的高尚情操。

　　而在另一些地方作者却又表现得“惜墨如金”。如焦母与刘兄这样的封建礼教及封建家长制度的代表人物，作者都是以寥寥数语勾划的，而且差不多全凭对话来表现形象。纵使如此，这两个艺术形象也刻画得非常逼真、活套，使他(她)们可憎恶的面孔跃然纸上。如焦母“捶床大怒”这一个举动，焦母“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和“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两句话，就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一个蛮不讲理、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的形象。透过焦母形象，人们不难想象兰芝和仲卿所过的是怎样一种屈辱生活。因此，他们不与封建势力妥协，最终以死抗争的行动，更能引起世人的广泛同情，促成人们对封建礼教的怀疑和对封建制度的不满。

　　本诗在叙事上所做的详略处理还表现在作者把自己的抒情议论穿插到铺叙中去的特点上。作者做了几次这样的穿插：当兰芝与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当兰芝同仲卿最后诀别时，作者插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诗的结尾处，作者又道：“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几番插话，文字不多，却对铺叙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试想，如果不用作者的插话，而以继续铺叙来代替,恐怕长篇累牍也无法达到这种艺术效果。

　　可见，一篇文章的详略是对立统一、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只有详略处理得当，才能以最精炼的语言勾勒出最动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二、从微观上把握其富有艺术的叙事风格

　　《孔雀东南飞》除了在宏观结构上匠心独运外，更是在微观的细节把握上精雕细琢。本文将截取“新妇起严妆”这仅12句、60字的一个场面，来分析其极富艺术性的叙事风格。

　　1、动静结合，多角度展现女主人公的外貌美

　　这一节中，主要运用了肖像描写的写作手法，用极细腻的笔触动静结合、多角度地展现了刘兰芝的外貌美。诗中从“著我绣夹裙”一句开始描述刘兰芝“严妆”的情形。著裙是着装的首要步骤，作者画龙点睛般地写了著裙之后，只用“事事四五通”一句作概括，省略了束素带、穿丝履、著饰物等其它诸多细节，用语简约却极具张力，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四句转入从静态的角度描写刘兰芝的服饰美：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如流纨素，耳著明月铛。鞋子和束带用材高档，质地精美，这两个意象写出了刘兰芝的着装美，“流”字富于动感，使人联想到刘兰芝腰身的柔软袅娜；而发饰耳饰珍贵华美，这两个意象写出了刘兰芝的饰物美。“生小出野里”，丈夫只是个“府小吏”的刘兰芝，穿戴本不会如此珠光宝气，诗中却运用了汉乐府民歌常用的夸张和铺排手法，借写刘兰芝的服饰美来渲染她的外貌美。

　　2、在冷静的描述中，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

　　肖像描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形写神”，刻画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使人物“形神兼备”。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描绘刘兰芝的外貌美时，笔调冷静舒缓，表情隐蔽，几乎没有直接赞颂，也没有描写最能“传神写貌”的眼睛和眉毛，而是在冷静的描述中，微露和暗示刘兰芝复杂的内心世界，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鸡鸣外欲曙”点明时间之早，也许那夜兰芝彻夜未眠，婆婆的无端刁难，与仲卿分离的不可避免，以及可以预见到的回娘家后兄长对自己的逼迫，都使她倍受煎熬。被迎回娘家对刘兰芝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大劫难。一般软弱的妇女会向焦母屈膝哀告，以图苟且安身，但她没有屈服，她要抗争。她不但要早早起来“严妆”，而且还要“事事四五通”，“严妆”是她表明自己无罪过，维护做人尊严，无声地谴责焦母的一种有力而含蓄的方式。“事事四五通”地有条不紊、不厌其烦地打扮自己，也折射出了她的心理：沉着、冷静。可以说，此时死亡的阴影已一步步地逼近了她，但她没有眼泪，没有嚎叫，没有哀求，而是把痛楚深深地埋在心底，不肯临别时在焦母面前流露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悲伤。当初她嫁入焦家时，是“严妆”而来的，今天她被遣回娘家，也要平静地把自己装扮得整齐漂亮。中国古代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命运不能自主，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赋予了焦母这些家长们以特殊的权利，肆意地折磨、摧残她们，甚至把美满的爱情和婚姻活活拆散。刘兰芝的“起严妆”使其自搏、刚强、勇于抗争的性格得到了一次集中的体现，面对这样一位内外兼美的女性，读者不能不肃然起敬。

　　3、截取“有包孕性的片刻”，隐现女主人公的人情美

　　诗中这一节构思精巧奇特，艺术效果强烈。作者截取了“严妆”这一生活中“富有包孕性的片刻”(钱钟书语)，把刘兰芝的外貌美和性格美推到了极致，同时在特定的情境中隐现刘兰芝的人情美。“严妆”本是心情愉快或外出走亲访友时才有的举动，兰芝被婆婆遣归，心中苦涩、愤懑，本无心绪梳妆，但她对仲卿一往情深，两人“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现在不得不分离，而且可能“渠会永无缘”，不是永别却痛似永别的分离怎能不使人柔肠寸断？在离开焦家的最后一刻，她要把自己最完美的形象留下来，让仲卿、小姑能时时想念起她。当兰芝强压内心的摧伤，貌似平静地对镜梳妆时，多少对仲卿的无言的深情蕴含其中。“此诗乃言情之文，非写义夫节妇也”(《汉诗说》)，看来前人也注意到《孔雀东南飞》表现的主要是焦刘的爱情。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兰芝上堂拜辞焦母，谦恭的态度，以德报怨式的“念母劳家里”的关怀，都显示出刘兰芝是一个心地善良、有涵养，知人情的女性，而与小姑作别时，“泪落连珠子”，“严妆”时强忍住的悲伤像决提的长江大河之水，倾泻而下。一个真性情的刘兰芝跃然纸上，读者不禁为之一掬同情热泪。

　　三、结束语

　　《孔雀东南飞》自问世以来，就以其深刻巨大的社会意义、思想意义和高超的叙事技巧和艺术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诗中刻画的刘兰芝形象更是成为女性美的象征。本文通过叙事结构和细节刻画这两个角度，再一次从宏观与微观上深切体会到了《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特色和艺术魅力；由此可见，《孔雀东南飞》得以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绝”实乃名副其实。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不幸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女性,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展示了她们的多面性,女性并未获得一个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评定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就时间而言,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使她们一生被男性所掌握;就空间而言,“行莫回头,语莫露齿,作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 [1] ,使女性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当然更重要的限制是在思想行为上对女性的禁锢因此,封建道德和礼教的禁锢,依附于男子的卑微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承受了比男子远为深重的痛苦实际上正如林语堂所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乐的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 [2]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全面深刻走进《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呼之欲出从美学角度看,《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充满美的魅力的领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其中的刘兰芝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画廊中一颗闪光的珍珠她的悲剧结局增强了其形象美的无穷魅力,使这一形象有着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

一、刘兰芝富有传统底蕴的美

（一）天生丽质的形象美提起人的形象美,人们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重视和欣赏,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代美女海伦而引起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视人本身的审美价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实例首先看将要被婆婆休弃回娘家的刘兰芝晨起梳妆的正面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在即将辞行的复杂心境中尚见兰芝光艳四射,可以说其貌美艳绝伦,堪于海伦比美

同时作者又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笔法———侧面烘托一笔,也可见其美妙无双刚刚“还家十余日”,县令使遣媒人来,回绝了县令的“窈窕世无双” “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又有太守的遣媒“结大义”,可见兰芝的美貌已传扬乡里,芳名远播,德行服人,赢得四方才子仰慕但就是如此貌美的女子,却被焦母所遣作者把刘兰芝的形象刻画的越美,越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意蕴

（二）勤劳善良的品德美勤劳善良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刘兰芝也不例外在某些人看来,“丈夫经营家计,女子不能生财” [3] ,因而女性必须从事劳动,如“描鸾刺凤”、“挑花绣枕”、纺织作衣《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写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可谓起早贪黑,勤劳有加又写她“三日断五匹”极力强调她能织布另外,兰芝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她的勤劳善良,那“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句,更能看出她勤劳能干的一面

（三）知书达礼的心灵美作者所塑造的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个妇德完美的人物她“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很有修养仲卿的“女行无偏斜”进一步说明兰芝的被遣,完全是焦母无端的厌恶与挑剔,即使这样兰芝辞别时仍旧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小姑告别时,又叮嘱其“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接着对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她与小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知道姑嫂关系难处,但兰芝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其心灵之美无须多言

（四）情笃意深的女性美女性对爱情是执着的,“女人重视爱情甚于她的生命”(居里夫人)也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性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到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狂风吹熄掉”[4]第2卷刘兰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中写刘焦二人的恋情和誓言,语深情切“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别情之盟、”“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的“抗婚之誓”,以及“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殉情之义”⑤,都足见兰芝对爱情的坚贞她对焦仲卿的情笃意深,恋情浓烈,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特有的美德

二、闪烁现代光彩的亮丽女性

（一）聪慧不屈的人格美鲁迅曾说:“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暴,这是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韧性《孔雀东南飞》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美丽聪敏、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和善良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的背后却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反抗性格与理性认识

首先开篇“诉苦衷”的场面,不仅让我们得知兰芝的美德,更让我们看到兰芝认识问题的清醒态度:“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曰公姥,及时相遣归”从仲卿请求其母的对话中证明兰芝的判断是准确的,原因正如兰芝所料,决不是“织作”问题,而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是兰芝的“自专由”刺痛焦母这个家庭封建霸主的神经,被驱赶已是不可挽留之势聪明的兰芝,通过仲卿的试探,更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仲卿求母失败后,仍抱有幻想:“卿但暂还家,吾今日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兰芝便冷静地告诉仲卿:“勿复重纷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是多么深入而精辟的理性认识,事情的发展正如兰芝所言

其次从“起严妆”外貌描写中不仅可窥兰芝惊人之貌,更让读者感知兰芝撼人心魄的倔强与自尊请看“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首饰不可谓不精致,这些衣着不可谓不精美,反复装饰不可谓不精心,如此场面不可谓不精彩刘兰芝此时,包含对焦母的怨怒,深藏对焦仲卿的眷恋,满怀对前途的忧虑,真是百念缠身,万感穿心兰芝本应无心于服饰,无意于容颜,可她却从头到脚极为华艳地打扮了一番,她是漂漂亮亮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洁,昂首挺胸她心上滴血而眼中无泪,胸中燃火而面无表情,这是多么倔强与坚贞的性格、气节

（二）强烈的女性自由意识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完全是按男性的思想和利益设立的,而全然不会考虑作为女性的爱情和自由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这是在女子未出嫁时就预先形成的习俗和法律在男权制婚姻契约中,女子一当出嫁,就被迫与这种男权制契约签约在男权制契约的规定下,无数的女性埋葬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爱情自由,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是按男人的需要设计的

《孔雀东南飞》在叙述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母的惊骇和质问的那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阿母大拊掌：‘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的惊骇在于,她是按封建礼教的规范来塑造女儿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符合男性的要求,既然被丈夫休回家,就是女儿没能符合男性的要求；刘母的惊骇还在于,女儿不符合男性的要求就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因而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刘家让刘兰芝学习“织素”“裁衣”和“弹箜篌”“诵诗书”,并不是要使刘兰芝成为一个思想、精神、个性更丰富的女性,而是要塑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需要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刘兰芝是刘家按照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范而塑造出的理想女人形象

但是,刘兰芝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男性规范的理解,她认为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是这样一个会女工、懂艺术、通诗书、有才学、有情感的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理想的爱情的,是理应得到丈夫疼爱的,是理应拥有一种美满甜蜜的婚姻生活的在刘兰芝的婚姻观里,是有着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爱情追求的,她认为她所签署的是有着和男性几乎一样地位的女性自由的爱情契约,所以她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获得人性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获得爱情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婆家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获得生活的自由因而,她才会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的不满,才会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抱怨,才会有“君家妇难为”的慨叹,也才会有“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愤激当然刘兰芝并不是要真的离开焦仲卿,不是要毁弃这份婚姻契约,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爱情契约因为现在的这种婚姻生活,与她所想象的爱情相去甚远,而她的追求又是源自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与自己情窦初开时就朦朦胧胧产生的爱情理想之间的签约这种先于婚姻契约的爱情契约就必然地与焦仲卿的男权制婚姻契约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使她反感于焦家的男权思想意识对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和规定,向往着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

（三）视死如归的悲壮美兰芝被休回家,尽管她为她和焦仲卿的“别情之盟”做出了种种努力,拒绝了县令和太守的求聘但是,最终她迫于重重压力,无奈地违弃了约定但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刘兰芝无力抗争这种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因而,违约的罪责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不在刘兰芝作为另一方的焦仲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践行这份契约,只是在得知刘兰芝违约之后,他才“因求假暂归”,才匆匆忙忙来和刘兰芝见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曾为践约付出过任何努力,仍然要讥讽、嘲弄、羞辱刘兰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并进一步嘲弄地说“卿当日胜贵”

表面看来,是刘兰芝违背了诺言,但实际上,焦仲卿才是契约实际的破坏者是焦仲卿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力量再迎娶兰芝,才造成了兰芝的被逼再嫁焦仲卿不检讨反思自己的不能践约,反而讥讽兰芝,把破坏契约的责任推卸给兰芝当兰芝再嫁已成事实,焦仲卿当着兰芝的面愤而提出“吾独向黄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而是对兰芝的谴责和施压,是对兰芝羞辱之后的激愤之词,是对兰芝的再嫁无力改变的恐吓之词,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悲凉因此,尽管焦仲卿是黄泉之约的立约人,但焦仲卿的履约却是被动的迟缓的不情愿的他是在得知兰芝践约之后,“心知长别离”,而且是“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的他的践约是在兰芝践约之后,那是因为他已无力改变这份契约,就只能去践行这份契约了这份黄泉之约带给他的是“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的恐惧象征,但他又无法违背自己订立的契约,所以他“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最终只能无奈地履行自己订立的契约

从实际上看,刘兰芝才是黄泉之约的立约者因为尽管她已被驱遣回家,但她还在绝望中抱有一丝希望：渴望丈夫能实践他的誓言,能履行他的契约———真的来重新迎娶她,焦仲卿是她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给她帮助、理解的人,却在她身心疲惫之时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对她的苦难予以一丝一毫的慰藉,送给她的只是严厉的讥讽、嘲弄、羞辱,这个男权制社会没有给兰芝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子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愤慨而又凄凉地告白：“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然后毅然地签署了这份黄泉之约、死亡之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的签约是如此的果决,她的履约也是决绝的,“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刘兰芝的立约和践约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但是,那里面还深深地包含着这个女性对焦仲卿这个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失望因此,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殉情,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驱遣之后就应该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迫改嫁之后就应该想到死,刘兰芝是在受到丈夫的羞辱、嘲弄之后,改嫁的新婚之夜才愤而去死的刘兰芝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的人格：她不是那种贪恋荣华富贵见异思迁的女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女子,所以她死得是那样的决绝,那样的震撼人心,彰显了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

刘兰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的毁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问题便是男权制统治下的女性与婚姻问题刘兰芝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