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 兰芝被兄长逼迫改嫁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

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主要是因为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并让焦仲卿休掉刘兰芝，还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深受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有些婚姻观念根深蒂固。

通过读《孔雀东南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的原因。首先刘兰芝并不是传统封建礼教所倡导的贤妻良母型，刘兰芝是具有新时代个性，追求新思想的贤妻良母，很显然这样的儿媳妇是不被焦母所接受的。文中没有提到孩子，虽然刘兰芝已经在焦家两三年了，还没有生个孩子，在当时女人不生孩子，婆婆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其次刘兰芝的家庭背景跟焦仲卿相比较，是属于门不当户不对，焦母当然想找个大户人家的**。所以焦母让焦仲卿把刘兰芝休掉。焦仲卿被逼无奈，自古都提倡百善孝为先，因此焦仲卿不敢忤逆母亲，百般无奈之下，就暂时让刘兰芝先回到娘家。

焦仲卿和刘兰芝约定，等过些时日就把刘兰芝接回来。可是刘兰芝在家这段时间，他那个趋炎附势的哥哥竟然把刘兰芝许配给太守的儿子。刘兰芝无法推脱哥哥给安排的这个婚姻，因为他们是无法跟太守的儿子进行抗衡的，所以焦仲卿和刘兰芝选择一起赴死。

《孔雀东南飞》通过描写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当时封建礼教思想的罪恶，歌颂了焦仲卿和刘兰芝敢于追求爱情，忠贞于爱情的美好精神，讴歌了年轻人想要冲破封建礼教的的制度，勇于追求自由恋爱的美好向往。

《孔雀东南飞》是古典民间叙事诗中杰出的诗篇。传统的评价一直认为：它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集中地对中国不合理的封建家长制及封建传统道德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反抗，表现出了在婚姻爱情上被压迫被摧残的青年男女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不屈的斗志。死，是他们反抗精神的极限，他们使封建势力对他们的要求完全落空。但他们毕竟死了。但诗人不愿他们就这样死去，人民大众也不愿意，于是诗人结尾以浪漫主义的笔触，让刘、焦双双化为鸳鸯，比翼在松柏梧桐的连理枝上。这个浪漫主义结尾表现了诗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　　

“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上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浪漫结局形成的根源：中国文化的世俗性特点及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有了这种乐天精神、世俗情怀，就有文学作品中的弱者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时，陡然柳暗花明，或者一个天地有灵，或突然皇帝圣明，或有包公再世，或者时来运转……转眼之间，云开雾散，善恶分别有报，大快人心。这种浪漫化的结局符合中国人比较喜欢圆满而不喜欢残缺不全、喜欢调和而不大喜欢激烈的冲突这一心理，符合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趣味。　

《孔雀东南飞》在现实主义情节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女主人公刘兰芝的知书达礼、有教养、勤劳、善良、美丽，面对婆婆的遣归，表现了刚强的个性、不屈的精神；面对凶暴的家长，不害怕、不顺从，表现了人格的尊严和不可侮，最后以死来表明对爱情的忠贞、对封建家长制的抗争，应该说她的反抗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诗歌的结尾“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等叙述表达了人们对封建制度的抗议和嘲讽，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文章把矛头指向了社会，去揭露封建礼教破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有了这个主旨，有了这个浪漫式结尾，刘兰芝的反抗不过是一件道具，一种陪衬，显得苍白无力，它不能唤起人们对命运、对社会、对人生以及对自我存在的价值甚至自身弱点等进行深刻的思考，不能唤醒人们的自觉的反抗意识，像这样把现实的悲惨与幻想的公平搅和在一起，让观众终于带着闪着泪花的微笑，满足地从剧情中走出来，又迈入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其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哪里呢现实生活不可能圆满，温情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免要被撞碎的，而在作品中却偏要它“圆满”，这实在是一种“自欺”，丧失了自我。　　

当然，给弱者以光明和希望也许并无过错，但如果这光明和希望不是靠自身的反抗去迎取而是靠神仙皇帝去获得，宁可不要这希望和光明。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的浪漫主义结尾，只能使我们的民族学会沉默忍耐，学会委曲求全，它不能激发出人们的自尊、自强和自由的意志与斗志，不是英雄的悲剧，而是一种缺憾。　

h相爱的人很多，最相爱的人就考到一大片人啦

1、焦仲卿和刘兰芝，出处“乐府三绝”中的《孔雀东南飞》；

2、陆游和唐婉，有词《钗头凤》，陆游的诗《沈园》为证；

3、苏东坡和王弗，有苏轼的词《江城子·记梦》为证；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二十岁的陆游和表妹唐婉结成伴侣，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婚后相敬如宾。然而，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婉，以至最后发展到强迫陆游和唐婉离婚。陆游和唐婉的感情很深，不愿分离，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母亲恳求，都遭到了母亲的责骂。陆游迫于母命，万般无奈，便与唐婉忍痛分离。后来，陆游依母亲的心意，另娶王氏为妻，唐婉也迫于父命嫁给同郡的赵士程。这一对年轻人的美满婚姻就这样被拆散了。十年后的一个春天，陆游满怀忧伤的心情独自一人漫游山阴城沈家花园。正当他独坐独饮，借酒浇愁之时，突然他意外地看见了唐婉及其改嫁后的丈夫赵士程。尽管这时已于唐婉分离多年，但是内心对唐婉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摆脱。他想到，过去唐婉是自己的爱妻，而今已属他人，好像禁宫中的杨柳可望而不可及。 想到这里，悲痛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他放下酒杯，正要抽身离去。不料这时唐婉征得赵士程同意，给他送来一杯酒，陆游看到唐婉这一举动，体会到了她的深情，两行热泪凄然而下，一扬头喝下了唐婉送来的这杯苦酒。然后在粉墙上奋笔题下《钗头凤》这首千古绝唱；

钗头凤

陆游

红酥手 黄滕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 欢情薄 一怀愁绪 几年离索 错！ 错！ 错！

春如旧 人空瘦 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 闲池阁　 山盟虽在 锦书难托 莫！ 莫！ 莫！

陆游在这首词抒发的是爱情遭受摧残后的伤感、内疚和对唐婉的深情爱慕，以及对他母亲棒打鸳鸯的不满情绪。

陆游题词之后，又深情地望了唐婉一眼，便怅然而去。陆游走后，唐婉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将这首《钗头凤》词从头至尾反复看了几遍，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失声痛哭起来。回到家中，她愁怨难解，于是含泪也和词一首：

世情薄 人情恶　 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 泪痕残 欲笺心事 独语斜栏 难！ 难！ 难！

人成各 今非昨 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 夜阑珊 怕人寻问 咽泪装欢瞒！ 瞒！ 瞒！

唐婉不久便忧闷成病而死。陆游得知唐婉的死讯，痛不欲生。

四十年后，陆游沈园重游，含泪写下《沈园》以纪念唐婉：其中不乏刻骨铭心的眷恋与相思，也充满不堪回首的无奈与绝望，真是荡气回肠，震烁人心。

沈园

其一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其二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陆游晚年，每年春上必往沈园凭吊唐婉，每往或诗或词必有寄情。

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

其一

路近城南己怕行，沈家园里最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其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

\

叶卉芳

初读《孔雀东南飞》，我感叹于刘兰芝为捍卫爱情而勇敢牺牲的行动，却对焦仲卿的犹豫和忍让有一些不屑。但是，仔细理解，从焦仲卿的角度来看，他的殉情或许比兰芝更需要勇气。

在以前那个如此重视孝道的社会里，焦仲卿不得不做一个软弱而忍让的儿子，处处顺着母亲。在母亲的高压下，他还能说出“终老不复取”的话来抵抗母亲，母亲火冒三丈，槌床大怒的表现说明她的儿子可能从未顶撞过她。这足以见得他对刘兰芝的深情与眷恋，对爱情的勇敢捍卫。可是他尽力了，他无法打消母亲想遣走兰芝的念头。但他没有放弃，在与兰芝分别时还对她承诺会再次迎娶她。

他太爱兰芝了，所以在得知兰芝即将嫁于别家时那样焦急，那样患得患失。即使兰芝事先说明她或许会受兄长逼迫而另嫁他家，但仲卿还是忍不住说出“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贺卿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的话。

木已成舟，不可回头。芝兰唯有死，才能守住自己的爱情。她没有犹豫，慷慨赴死，生前没有留下一字半句。仲卿不同，他拜别了母亲，说了祝福母亲长寿的话，还在房间里徘徊犹豫了许久，直到兰芝走后才上吊而死。但是，焦仲卿所犹豫的，从不是为了自己，他是家中独子，母亲含辛茹苦将自己抚育成人，本该是享受清福的年纪，自己这么一走，还有谁去维持家中的主要生计？母亲还有自己的妹妹又该如何生活下去？这是他肩上的责任，他难以推卸。人在这世上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牵挂，也会在他想要抛弃生命时，紧紧地束缚着他。

兰芝可以死得很痛快，是因为她还有兄长来照顾母亲，她的死不会给家中带来实质性的打击。

在徘徊和犹豫中，我能感受到他的煎熬与无助。在爱情和亲情的压力下，两难抉择，他对家庭和兰芝的爱把自己逼到尽头。他能使他自己问心无愧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终结生命。

1．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威逼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

⑴第2节：自请谴归

①“十三能……十六诵诗书”说明刘兰芝是一个多才多艺，知书达礼，富有教养；②“鸡鸣…夜夜…三日断五匹”说明勤劳能干；③“大人故嫌迟”这—“故”字既显示了焦母的异常挑剔，也显示了兰芝洞察世情的聪慧。④兰芝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谴归:一则不堪凌辱，二则她明白焦母的意图，深知谴归之事已无可挽回。⑤这一节从13岁说到17岁，一一道来，写得简练而有层次，意在强调兰芝从小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很有教养，为下文兰芝被逐作铺垫，以激起读者的同情。

（2）第9节：兰芝鸡鸣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③打扮时“事事四五通”临别时故意精心修饰，既是对焦母无言的抗议与示威，也表现了她对爱仲卿，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④这一段作者对刘兰芝的外貌进行描写，旨在描写她的美，更表现了她从容镇定，外柔内刚的性格，也为下文太守为儿子求婚作了有力的铺垫。。

（3）第10节：拜母别姑

①姑嫂关系本不易相处，可是兰芝“却与小姑别”时却“泪落连珠子”，这说明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也同焦母的不容形成对照。②辞小姑时落泪，辞焦母时不落泪，不卑不亢，足以见出兰芝倔强

虽然作者极力写刘兰芝的善良和温顺，但善良和温顺之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这种刚性广泛地散布在兰芝全部言行的细节里，自请谴归是如此，严妆打扮、拜母别姑也是如此。

（4）再来看夫妻誓别时，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仲卿劝她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丝幻想，幻想团聚。“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她被仲卿的真挚的情义所感动于是“感君区区怀”；她对仲卿体贴谅解，认为两人“同是被逼迫”；她对爱情更是忠诚，“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5）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言拒绝：“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6）哥哥逼婚时，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结束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便应允了。“处分适兄意，那得任自专”——外柔内刚，自有主意，忠于爱情。再嫁期作定时，裁衣做裳乃至“举身赴清池”，没有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恶劣的环境低头。

2、焦仲卿：忠于爱情，忍辱负重，但胆小怕事。

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是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他忠于爱情，又守礼尽孝。他深爱兰芝却又不敢直接与其母抗争，只是消极反抗，忍辱负重。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可见他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等到“母槌床便大怒”时，他就“默无声”地退了出去，一面劝兰芝暂回娘家，一面约定将来再去接她。其实，他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实际行动。兰芝被逼改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兰芝死后，他以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诗中写了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生生地刻画出了这个怯弱书生的性格和面貌。这最后的反抗令人感动。他的反抗性格还表现在回家辞母的那段话里：“今日大风寒……勿复怨鬼神！”这番话无异于晴天霹雳，而“自挂东南枝”，既违背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教，也是对封建礼教最有力的抗争。

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幻想到绝望，由软弱到坚强的过程。这位忠于爱情的人物，跟兰芝一样是充满叛逆精神的。

3、焦母：反面形象，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言人，是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典型。她极端的蛮横无理，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独断专行，强行拆散。她对仲卿是软硬肩施，一会儿（逼谴时）是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一会儿（阻死时）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目的是要仲卿速谴兰芝，除去眼中钉，以维护她的家长权威。这充分暴露了封建家长制摧残青年的丑恶本质。

4、刘兄：反面形象，性行暴戾，趋炎附势，丑态毕露，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帮凶。他对兰芝粗暴训斥，“作计何不量！”显得盛气凌人。“先嫁……足以荣汝身。”足见他趋炎附势，见利望义。“不嫁义郎体，其欲往何云？”一句弦外之音是：“难道要我养你一辈子吗？”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可见其尖酸刻薄，冷酷无情，是一副典型的市侩面孔。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