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都表现追求人生享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但汉乐府民歌多反映社会面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宽窄不同。艺术：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方法、诗体、风格、语言等各具特色。
从内容上看，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多反映当时社会，选题范围广泛，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当然其中也不乏共同关注的话题：
1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汉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游子诗、思妇诗，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这个家破人亡的游子，使我们联想到《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的复员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游子思乡其实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亲人，而家中的亲人又何尝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游子，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梦寐：“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梦中固然甜蜜，但梦后更添一层相思。《古绝句》也写了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人离散之苦。
游子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到了《古诗十九首》，表现这种主题的作品更多，占了一半有余。其中既有游子之辞，也有思妇之辞，思妇之辞又占其中的多数。如《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流异乡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游子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采芙蓉”以遗“远道”之人，可见游子对亲人感情之深。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寄赠，惆怅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新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孤独难耐、飘零无着，被强烈的乡愁苦苦折磨的游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样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此诗抒情脉络清晰，层层加深，突出表现了丈夫出行之远，别离之久及妻子怀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写了一个新婚女子与丈夫久别的怨情，不仅抒情浓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同为写思妇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机盎然的春景，艳如春花的容颜，来反衬相思女子的孤独凄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神话故事，来写人间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痛苦离情，写得委婉含蓄，生动感人。
2都表现了追求人生的享乐和及时为乐的生活观
由于生活动荡不安、祸福难测，汉乐府很多诗歌在哀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通过及时行乐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如《西门行》在“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豪语之后，实际上却流露出内心无可消解的苦闷。“在人生短暂的压力下，及时行乐的宣言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享乐，莫如说是急于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诗十九首》也同样如此，诗人热恋仕途追求富贵，抱怨同门友的不引荐，当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这短暂而虚幻的人生时，就迫切地为自己寻找慰藉和解脱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时行乐。“他们希望通过及时行乐来麻痹、充塞自己虚无的人生，希望以短暂的快乐来消释人生的悲凉”。[5]（P226）《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来自下层文士们仕途幻灭后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对生命短暂的悲叹。
除了以上共同表现的内容外，乐府民歌中余下的多是揭露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反抗情绪和歌颂爱情、抗议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诉说生活艰难，抨击社会不公以及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汉代在大一统帝国强盛外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矛盾。剥削阶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班固《汉书·食货志》）。汉代民歌中的很多诗篇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慨的情绪。其中《相逢行》通过童子对主人豪富的夸耀，就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佚的生活：“ 黄金为 君门， 白玉为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这首诗把统治阶级用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另一首《平陵东》则通过官吏敲诈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恶行：“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统治阶级生活的越是奢华，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们的那种花天酒地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如《妇病行》中病重的妇人在临终前放不下亲儿的命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做父亲的最后还是违背了妻子的临终嘱托，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儿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一家父母死后，为了独占家财，兄嫂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虐待自己的亲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贾，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活都干。孤儿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这样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儿喊出了“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既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也是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行为的谴责！
2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议。
在质朴、自然的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过誓词表现了少女对幸福无所顾忌的追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们来宣誓，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专一。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何谈美满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抗争。《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个被休弃的妇女与故夫相遇，询问新人情况的对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妇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幽怨和无奈之情。《有所思》一诗则抒写了爱情受挫前后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为爱人精心准备礼物，出现变故之后，则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前后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爱之深与恨之切的强烈感情。《白头吟》通过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天下妇女的殷切期望：“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而《古诗十九首》余下的则是大量反映中下层知识分子伤时失意，叹息人生短促，知音难遇，要求建功立业的作品。
（二）
从风格和创作特点上看，由于乐府诗采自民间，正如十五《国风》也采自民间一样，这些“街巷谣讴”便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形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汉乐府的题材、思想、艺术、形式都有一股活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源头。”[9]（P37）
《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
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在中国诗歌史上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得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但“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2]（P193）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绝对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直到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选取了“行贾”、“汲水”、“收瓜”几件事进行描述。《平陵东》、《孔雀东南飞》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诗则突出一定的场景或片段，如《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古诗十九首》则都是抒情诗，它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增加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悲叹。这一点几乎贯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时也隐含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感伤，使得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
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
汉乐府诗的形式多变，自由灵活，具有一种飞动之势和流动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还有少量的四言体，但主要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显辗转流动、奔逸飞动之势。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 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 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自民间，保留着很多民间的口语。它形式上错落参差的美感和艺术上的灵活生动，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诗却不少，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梁甫吟》、《伤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体的。“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诗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诗十九首》全都是五言，这是文人们受乐府诗的影响并向乐府诗学习的结果。把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和汉末文人们的五言诗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人五言诗处处有着脱胎于乐府民歌的明显印迹。体制如前面所述，汉末文人五言诗就是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只是文人们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经》、《楚辞》及其它文化遗产对他们的浸润不断，再加上他们是在民歌五言体走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后日趋成熟时，才开始五言诗创作的，因而他们能从民歌中充分吸取经验，在民歌五言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得这种远胜此前诗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诗体更加焕发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泼与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诗特有的工致与精美。从而树立起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3风格：明朗与含蓄
乐府诗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由于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饱含着自己的血泪或洋溢着自己的欢乐，感情基调是明朗的。如《上邪》，炽烈的感情独白式的语言，一个敢爱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其它如《满歌行》慨叹“伶仃荼毒，愁苦难为”，《西门行》感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表达了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忧虑。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诗十九首》却情思深沉，抒写蕴藉委婉。《孟冬寒气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孟冬季节的凛冽寒气，写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写月亮圆缺给人们无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现女子深闺寂寞的生活、怀人念远的离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并使之具有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意蕴。《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转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
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
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直白，多用口语，清新自然，表现力强，富有生活气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几句全无雕琢，但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乐府民歌中的人物语言，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口语色彩，如《妇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语言。
《古诗十九首》语言洗炼，词彩自然生动。可以说这是学习乐府民歌，保持民歌语言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的结果。但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又加之这些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起民歌作者，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乐府歌辞之外，汉赋特有的华丽与挥洒，雅颂体的典雅与精致，都是他们语言的营养源。他们还可以吸收和运用前代典籍中许多词、成语、典故，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融入简约精炼的语言形式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上各放异彩、独具特色，但从中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体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断学习乐府五言歌辞，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来。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以便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修养。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它开诗歌现实主义新风。那么它与《古诗十九首》有什么联系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一)
内容上，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有共同的一面，即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都表现追求人生享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但汉乐府民歌多反映社会面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宽窄不同。
艺术上，
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方法、诗体、风格、语言等各具特色。
从内容上看，(作者的层次有别)
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多反映当时社会，选题范围广泛，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当然其中也不乏共同关注的话题：
1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汉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游子诗、思妇诗，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这个家破人亡的游子，使我们联想到《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的复员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游子思乡其实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亲人，而家中的亲人又何尝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游子，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梦寐：“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梦中固然甜蜜，但梦后更添一层相思。《古绝句》也写了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人离散之苦。
游子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到了《古诗十九首》，表现这种主题的作品更多，占了一半有余。其中既有游子之辞，也有思妇之辞，思妇之辞又占其中的多数。如《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流异乡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游子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采芙蓉”以遗“远道”之人，可见游子对亲人感情之深。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寄赠，惆怅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新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孤独难耐、飘零无着，被强烈的乡愁苦苦折磨的游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样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此诗抒情脉络清晰，层层加深，突出表现了丈夫出行之远，别离之久及妻子怀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写了一个新婚女子与丈夫久别的怨情，不仅抒情浓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同为写思妇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机盎然的春景，艳如春花的容颜，来反衬相思女子的孤独凄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神话故事，来写人间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痛苦离情，写得委婉含蓄，生动感人。
2都表现了追求人生的享乐和及时为乐的生活观
由于生活动荡不安、祸福难测，汉乐府很多诗歌在哀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通过及时行乐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如《西门行》在“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豪语之后，实际上却流露出内心无可消解的苦闷。“在人生短暂的压力下，及时行乐的宣言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享乐，莫如说是急于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诗十九首》也同样如此，诗人热恋仕途追求富贵，抱怨同门友的不引荐，当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这短暂而虚幻的人生时，就迫切地为自己寻找慰藉和解脱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时行乐。“他们希望通过及时行乐来麻痹、充塞自己虚无的人生，希望以短暂的快乐来消释人生的悲凉”。[5](P226)《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来自下层文士们仕途幻灭后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对生命短暂的悲叹。
除了以上共同表现的内容外，乐府民歌中余下的多是揭露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反抗情绪和歌颂爱情、抗议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诉说生活艰难，抨击社会不公以及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汉代在大一统帝国强盛外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矛盾。剥削阶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班固《汉书·食货志》)。汉代民歌中的很多诗篇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慨的情绪。其中《相逢行》通过童子对主人豪富的夸耀，就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佚的生活：“ 黄金为 君门， 白玉为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这首诗把统治阶级用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另一首《平陵东》则通过官吏敲诈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恶行：“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统治阶级生活的越是奢华，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们的那种花天酒地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如《妇病行》中病重的妇人在临终前放不下亲儿的命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做父亲的最后还是违背了妻子的临终嘱托，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儿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一家父母死后，为了独占家财，兄嫂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虐待自己的亲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贾，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活都干。孤儿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这样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儿喊出了“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既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也是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行为的谴责!
可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饱受压榨的人民用他们微弱的力量和自发的方式，向统治阶级表示他们的不满。如《东门行》，一个被贫困所迫的男子本已不考虑后果愤而出走，去寻求一家人的活路。但又放心不下折回家中，当他见到“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便更加坚定地“拔剑东门去”。善良的妻子不忍心丈夫去冒险，便牵衣啼哭：“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可是主人公愤然表示：“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因为他知道：“他已经面临无衣无食的窘境，如果不走出家门，那么他的命运就只能坐以待毙了。”[6](P95)“因此，应该说他的行为是自发的反抗行为，正义的行为，不能说是铤而走险。”[7](P75)更不能说是“要做非法的事”。[8](P67)另外一首《陌上桑》则是通过面对面的斗争来反映人民的反抗精神，文中歌颂了一个反抗荒*无耻的五马太守的女子秦罗敷，她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面对使君的无耻要求断然拒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并机智地夸耀自己的丈夫，令使君自惭形秽，哪里还敢再生邪念，于是悄然退出，真是大快人心!
2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议。
在质朴、自然的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过誓词表现了少女对幸福无所顾忌的追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们来宣誓，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专一。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何谈美满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抗争。《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个被休弃的妇女与故夫相遇，询问新人情况的对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妇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幽怨和无奈之情。《有所思》一诗则抒写了爱情受挫前后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为爱人精心准备礼物，出现变故之后，则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前后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爱之深与恨之切的强烈感情。《白头吟》通过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天下妇女的殷切期望：“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而《古诗十九首》余下的则是大量反映中下层知识分子伤时失意，叹息人生短促，知音难遇，要求建功立业的作品。
汉代尤其是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相干政，为政者安插亲信亲属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大大影响了一般士人正常的进身之路，在中下层士人中就产生了许多伤时失意的作品：有的叹人生艰辛，如《回车驾言迈》中：“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以一个在茫茫前途上颠沛奔波的赶车人的形象来揭示人生道路的艰难，以“东风摇百草”的萧瑟景象来暗示年华易逝，任重道远，从而引出下面两句深沉凄凉的悲叹;有的表达对知音难遇的感慨，如《西北有高楼》：“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高楼女子所弹奏的悲哀之音，正是当时文人的普遍生存感受，也是孤独者对知音的渴望，它自然能引起游子的共鸣。但高高的楼阁阻断了知音的交流，所以这令人伤感的琴音只能给孤独的旅人留下更为深沉的悲哀;有的揭露人情世故，对世态的炎凉感到愤慨，如《明月皎夜光》中：“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通过以上对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内容上的比较，可以使我们在诵读欣赏诗歌中，更加了解汉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当时一些文人的思想。
(二)
从风格和创作特点上看，由于乐府诗采自民间，正如十五《国风》也采自民间一样，这些“街巷谣讴”便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形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汉乐府的题材、思想、艺术、形式都有一股活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源头。”[9](P37)
《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
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在中国诗歌史上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得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但“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2](P193)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绝对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直到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选取了“行贾”、“汲水”、“收瓜”几件事进行描述。《平陵东》、《孔雀东南飞》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诗则突出一定的场景或片段，如《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古诗十九首》则都是抒情诗，它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增加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悲叹。这一点几乎贯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时也隐含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感伤，使得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
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
汉乐府诗的形式多变，自由灵活，具有一种飞动之势和流动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还有少量的四言体，但主要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显辗转流动、奔逸飞动之势。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 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 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自民间，保留着很多民间的口语。它形式上错落参差的美感和艺术上的灵活生动，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诗却不少，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梁甫吟》、《伤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体的。“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诗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诗十九首》全都是五言，这是文人们受乐府诗的影响并向乐府诗学习的结果。把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和汉末文人们的五言诗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人五言诗处处有着脱胎于乐府民歌的明显印迹。体制如前面所述，汉末文人五言诗就是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只是文人们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经》、《楚辞》及其它文化遗产对他们的浸润不断，再加上他们是在民歌五言体走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后日趋成熟时，才开始五言诗创作的，因而他们能从民歌中充分吸取经验，在民歌五言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得这种远胜此前诗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诗体更加焕发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泼与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诗特有的工致与精美。从而树立起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3风格：明朗与含蓄
乐府诗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由于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饱含着自己的血泪或洋溢着自己的欢乐，感情基调是明朗的。如《上邪》，炽烈的感情独白式的语言，一个敢爱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其它如《满歌行》慨叹“伶仃荼毒，愁苦难为”，《西门行》感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表达了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忧虑。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诗十九首》却情思深沉，抒写蕴藉委婉。《孟冬寒气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孟冬季节的凛冽寒气，写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写月亮圆缺给人们无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现女子深闺寂寞的生活、怀人念远的离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并使之具有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意蕴。《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转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
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
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直白，多用口语，清新自然，表现力强，富有生活气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几句全无雕琢，但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乐府民歌中的人物语言，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口语色彩，如《妇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语言。
《古诗十九首》语言洗炼，词彩自然生动。可以说这是学习乐府民歌，保持民歌语言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的结果。但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又加之这些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起民歌作者，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乐府歌辞之外，汉赋特有的华丽与挥洒，雅颂体的典雅与精致，都是他们语言的营养源。他们还可以吸收和运用前代典籍中许多词、成语、典故，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融入简约精炼的语言形式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上各放异彩、独具特色，但从中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体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断学习乐府五言歌辞，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来。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以便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修养。
两汉乐府诗中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而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诗经》、《楚辞》基本都是抒情诗，抒情过程中也时而穿插叙事，但叙事附属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两汉乐府诗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主体在选择叙事对象时，善于发现富有诗意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
酒店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所，饮食服务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窗口行业，尤其是酒店的女主人，更是引人注目的对象，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她们身上。两汉乐府诗有两篇作品是以酒店妇女为主角，一篇是收录在相和歌辞的《陇西行》，一篇是辛延年的《羽林郎》。《陇西行》再现健妇善持门户的场面，《羽林郎》叙述当垆美女反抗强暴的故事。通过描写她们与顾客的交往及各类人物的举止言行，艺术地展示了汉代的市井风情。京都是最繁华的地方，两汉的长安、洛阳达官贵人萃集，他们的宅府往往建在深巷。巷深路狭，车高马大，经常出现道路拥挤、交通堵塞的现象。因不肯相让而争路抢道的事情在汉代时有发生，有的最终引发人命案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狭路相逢时弄清对方的身份就显得十分必要。《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选择的都是“夹毂问君家”的特写镜头，通过对方的一番炫耀，道出了车主人的富贵豪华。除此之外，《陌上桑》以春日采桑为背景，相和歌辞《艳歌行》择取女主人为他乡游子缝补衣服，引起丈夫猜忌的情节，都是以常见而又富有情趣画面入诗，诗人找到了最佳视点。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的捕捉也很有新意。在现实生活中，弃妇遇故夫的机会通常是很少的，而且往往是有意回避。收录在古诗类的《上山采蘼芜》实乃乐府诗，写的就是弃妇与故夫的邂逅。通过男子的一番叙述，得出了“新人不如故”的结论。不管他们的离异是出于男子负心还是迫于外界压力，这个故事都是发人深思的。相和歌辞《艳歌何尝行》以鹄喻人，写的是一个突发事件。夫妻同行，妻子突然生病，两人不得不中途分手，凄凄惨惨，泪落纵横。这两首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偶然和突发事件本身的性质。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对于那些来自异域的新鲜事物，诗人总是怀着惊异的目光去搜索，发现它们，并饶有兴致地写入作品。贰师将军李广利从大宛获汗血马，于是郊庙歌辞有《天马》诗叙述此事，张骞通西域之后引进苜蓿，杂曲歌辞《蜨蝶行》就特意提到这种植物。《陇西行》有“坐客毡氍毹”之语，客人坐在毛织地毡上，酒店室内装饰用的是西域产品。杂曲歌辞《乐府》直接陈述胡商及其携带的物品：“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这些来自西域的奇民物品令中土人士大开眼界，也使诗篇带上了异域色彩。另外，那些迎神求仙诗，更是崇尚奇异的体现。
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妇病行》有临终托孤、沿街乞讨、孤儿啼索等场面，中间又穿插许多细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孤儿苦难的命运。收录在古诗中的《十五从军征》也是一首乐府诗，叙述80高龄的退役老兵返回荒芜家园的情景，其中有中途和乡人的对话、回家后烧饭作羹、饭菜熟后难以独自进餐三个场面，前后连贯，血脉相通，并且时见曲折。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诗中的矛盾冲突不是单线延伸，而是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相互交错。一条线索是兰芝与婆母、兄长的矛盾及冲突。先是兰芝被遣归，继而兄长强迫她答应太守府的求婚，终至兰芝、仲卿二人自杀，酿成一场悲剧。一条线索是兰芝、仲卿相互之间同情和理解日益加深的过程。开始是卧室对话，表示彼此不相忘。接着是路口分别，结下盟誓，共约同死，比卧室中的允诺更进一步。最后是赴水悬树，相继自杀，他们的爱情升华到顶点，故事也就基本结束。正因为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所以，情节的展开跌宕起伏，使人时时关注矛盾的发展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两汉乐府叙事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他们各具特点，绝无雷同。秦罗敷和胡姬都是反抗强暴的女性，罗敷以机智的言词戏弄向她求婚的使君，演出一场幽默的喜剧；胡姬则是以生命抗拒羽林郎的调戏，具有悲剧主角的品格。一个聪明多智，一个风烈坚贞，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气质和性格。至于《孔雀东南飞》中出现的人物群像，更是各各肖其声情。刘兰芝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眼，以及太守府求婚使者的傲慢，无不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诗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个性化的对话，注意细节描写，善于利用环境或景物作衬托。
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还体现为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何者详叙何者简写两汉乐府叙事诗大体遵循以下规则：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把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使二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两汉乐府诗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长篇的叙事诗中偶而穿插抒情诗句外，其余各篇中纯粹抒情的句子极其罕见，都是以叙事为主。《十五从军征》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得非常充分，对老兵还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唯独不用专门文字抒发内心的悲哀，明显是以叙事为主。言事尽而言情不欲尽，对此，古人有精到的评价。
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长于、也乐于铺陈场面。《陌上桑》一诗篇幅不长，其中却有两段场面描写的文字，一是众人围观罗敷，二是罗敷夸耀夫婿，都不吝笔墨，写得非常细致。《孔雀东南飞》对太守家迎亲场面的描写也是铺张扬厉，大肆渲染。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事情的中间经过普遍有详细的叙述，有的还有细节描写，但对故事的开始和结局的叙述都比较简单，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有的是突兀而来，戛然而止；有的是开门见山，缓来急收。《孔雀东南飞》的开头结尾采取的典型的略写笔法，其余叙事名篇也大体如此。
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两汉乐府叙事诗在陈述故事、刻画人物时，对于人的服饰仪仗从各个方面加以展示，采用的是详写笔法。从秦罗敷、刘兰芝到胡姬，从罗敷“夫婿”、侍郎到羽林郎，无论其为男为女，都通过详细描写服饰仪仗来衬托他们的美丽或富贵。《妇病行》、《孤儿行》在描写平民的苦难时，也提到孤儿破烂单薄的衣衫。服饰仪仗成为两汉乐府叙事诗中常备的道具，是详写的对象。与此相反，两汉乐府叙事诗对人的容貌形体通常都以略写的方式处理，惜墨如金。除《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有“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这样细腻的描写外，其他叙事诗很少直接展示人物的形貌。这种写法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索天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情趣，充分发挥想象，重塑诗中人物。《诗经·卫风·硕人》、相传出自宋玉之手的《登徒子好色赋》，都以详写女子容貌见长，和这类作品相比，两汉乐府诗的叙事技巧对传统笔法有所超越，显示出由注重形似向崇尚神似演变的征兆。
汉代以前，尽管先秦诸子散文中有许多寓言故事，寓言诗却极为罕见，只有《诗经·豳风·鸱鸮》可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寓言诗。两汉乐府有多首寓言诗，是汉乐府叙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寓言的形式叙事，成为两汉乐府诗的一个特点。两汉乐府寓言诗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鼓吹曲辞《雉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杂曲歌辞《蜨蝶行》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类寓言则是植物和人对话，诗中出现两个角色。宋子侯的《董娇娆》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的力量使青春早夭。上述几首寓言诗的题旨比较接近，各种动植物都叙述自身惨遭戕害的命运，劝告世人谨于持身，爱惜生命。这些寓言诗多有奇特的想象，鱼鸟花木也会作人言，而且出人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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