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剧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及其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

　　一、 中国现代话剧的萌芽与发展概述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话剧是取得重大突破并有着重要成就的艺术门类之一。在四大文体中，诗歌、散文、小说古已有之，而话剧则是道道地地的舶来品。话剧，作为一种西方戏剧形式，19世纪末经由西方侨民传入中国：1866年上海西人业余剧团建立了第一个正规剧院——上海兰心剧院，每年公演数次。以后上海又出现了“东京席”的小剧场，专供日本一些新派剧剧团来华演出。中国人演话剧是从教会学校学生的业余演出开始的，如1899年的《官场丑史》（上海圣约翰书院）、1900年的《六君子》（上海南洋公学）、1903年的《张文祥刺马》（上海南洋公学）等。后来数所学校学生组成业余剧团——“文友会”，从校园走向社会演出。1907年2月，中国留日学生组织“春柳社”（主要成员有李叔同、曾孝谷、陆境若、欧阳予倩等），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第三幕，接着又在东京著名剧场本乡座公演了根据林纾翻译小说改变的五幕剧《黑奴吁天录》，引起了东京戏剧界的轰动。辛亥革命后，“春柳社”部分成员回上海，继续推动“文明新戏”（现代话剧的萌芽）在国内的演出，从沿海城市逐渐向内地一些城市扩展，逐渐具有了全国性的影响。但后来“文明新戏”日渐以“职业化”和“商业性”为主要特色，因迁就小市民的封建落后意识与恶俗趣味，艺术上的粗制滥造等，而逐渐失去观众。天津南开学校（如张彭春编导《新村正》）、北京清华学校（如洪深编导《贫民惨剧》）的学生业余演剧（“爱美剧”），引起社会的注目。

　　五四时期，适应新文化运动的要求，话剧运动再次兴起。由《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为开端，迅速形成了介绍外国戏剧理论、翻译和改编外国戏剧创作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17－1924年全国26种报刊、4家出版社共发表、出版了翻译剧本170余部，涉及到17个国家70多位剧作家，如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泰戈尔、王尔德、高尔斯华绥、斯特林堡、梅特林克、契诃夫、安特莱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席勒、莫里哀等等。西方戏剧史上各种流派：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戏剧到现代象征派、未来派、表现派、唯美派、新浪漫派戏剧几乎史同时涌进了中国，带来了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主要是歌舞的、写意的）的多元化的戏剧观念、戏剧美学、戏剧形式与技巧。

　　与此同时，出现了不少专门的戏剧团体，如20年代初沈雁冰、陈大悲等组织的民众戏剧社（1921），陈大悲、李健吾等组织的北京实验剧社（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女学生，1922年在李大钊等导演下，上演了陈大悲编剧的《孔雀东南飞》，由陈俊英扮演刘兰芝，由冯沅君扮演焦母，轰动了半个北京城，当时《晨报》、《京报》都作了报道），以及欧阳予倩、洪深等先后加入的上海戏剧协社，稍后有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等。早期的新月社，最初也是个以自编自演为主的戏剧沙龙。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陈大悲等成为20年代从事话剧创作的著名剧作家。至20年代末，左翼戏剧运动掀起了高潮。除了已成名的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等剧作家外，继起的夏衍、阳翰笙、陈白尘、宋之的、于伶等，也都写出了一批较好的剧作。而30年代曹禺的《雷雨》、《日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真正成熟。

　　二、 曹禺生平及其主要创作成就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出生仅三天，母亲便离开了人世。5岁时，疼爱他的姐姐又不幸夭亡。其父是一个失意军人，脾气暴戾，很早退休在家，经常邀请一些同样不得志的清客和幕僚，在家吟诗赋词。曹禺后来回顾其家庭时说：“我生在一个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里。少爷们有自己的佣人，自己的书房。住的相当舒服，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像周朴园逼繁漪喝药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我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相处。”但这个家庭，同时又充满了骚客词人的气氛；继母酷爱戏剧，常带曹禺去听戏：京戏、昆腔、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及各种曲艺和文明戏（现代话剧的雏形）都使曹禺着迷，“看了戏后就和书房的小朋友们咿咿唔唔地扮演起来，有时按着故事演，有时就索性自己天南地北地编排”。对演戏的着迷，为他日后成为杰出的戏剧家培养了兴趣和悟性。

　　1922年秋，曹禺进天津南开中学。该校的新剧（即话剧）活动十分活跃。他参加了“南方话剧团”，登台演出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玩偶之家》、莫里哀的《悭吝人》（又译《吝啬鬼》）、丁西林的《压迫》及五四以来一些优秀剧作家的剧目，进一步培养起了他的舞台感，初步打下了编剧基础。1928年，他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为了攻读西洋文学，二年级时又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专攻西洋文学。在此期间，他广泛涉猎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尤其是剧作，从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从契诃夫到高尔基，从易卜生到尤金·奥尼尔，他都作过精心的研究。在外国戏剧大师们的戏剧世界中，他博采众长，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将他一步步引进了艺术的大门。

　　更为重要的是，他具有充分的生活底蕴与思想准备。他十分熟悉《雷雨》那样的生活，曾见过不少像繁漪那样“不幸的女人”。他恨那个“乱七八糟”的家，恨那个罪恶的社会，渴望来一场“大雷雨”将它摧毁。生活的“诱惑”和“情感的迫切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地激起他的创作欲望，迫使他来写一个大戏。1933年，曹禺在清华大学完成了处女作《雷雨》，当时，他还只是个大四的学生。1934年7月，经巴金的推荐，发表在由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上。但“发表后一年间，似乎没有一个批评家注意过他，说过几句话。”（巴金语）1935年4月，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华戏剧同好会”首次在日本东京上演此剧，由杜宣和吴天导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观看演出后发表评论说：“近代中国社会与家庭悲剧由这位作家赋予意义深刻的戏剧形象，这是使人感到兴趣的。”（《关于中国现代悲剧<雷雨>的出版》载1936/1/19《汽笛新刊月报》第7号）但这次演出，却删去了原作中的“序幕”与“尾声”。曹禺曾对此很不满，他写了一封信，刊于《质文》，对演出时删去原作中的“序幕”与“尾声”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全剧生命之所在，他说《雷雨》不是“社会问题剧”，而是“一首诗”。但此后上演的《雷雨》，从未有过“序幕”与“尾声”。同年8月，天津市立师范孤松剧团在该校大礼堂公演《雷雨》，轰动一时。稍后，上海、南京等地也相继上演《雷雨》，历演不衰，成为30年代剧坛上的一朵奇葩。

　　此后，曹禺接连创作了第2部大戏《日出》（1935）。戏先由复旦大学剧社演出，导演是欧阳予倩，女主角陈白露由凤子扮演。1937年，这个戏又被一群留学生在东京上演。同1935年的《雷雨》一样，又一次轰动了日本剧坛。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对郭沫若说：“中国人的确是天才，像《日出》这样规模宏大的剧本，日本很少见。”从此，《雷雨》和《日出》像双峰并峙，屹立在中国30年代剧坛上。1937年4月，他又创作了《原野》，完成了他的“生命三部曲”，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戏剧大师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曹禺随戏剧专科学校内撤。1938年与宋之的合作创作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曹禺还亲自扮演剧中的一个角色侯凤元。1939年创作了《蜕变》。“只有忍痛蜕掉一层腐旧的躯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洪深把《蜕变》列为“十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之一，在上海“孤岛”演出时，连演一个月场场满座。

　　1940年秋，创作其第4部经典之作《北京人》。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是曹禺戏剧创作的又一部巅峰之作。

　　1942年改编的《家》，是曹禺一次极富创造性的“再创作”，从巴金的《家》到曹禺的《家》，1、为把长篇小说改编为话剧提供了成功的范例。2、对戏剧诗的探索有了新的突破。曹禺的《家》将艺术的重心倾注在对爱情的优美诗意的开掘上，把爱情写得富有青春活力和具有温馨的诗意。成为曹禺的第5部戏剧经典之作。

　　1946年创作《桥》，但只写了两幕。1946年2月，与老舍应邀赴美讲学。1947年1月返上海，1947年秋创作剧作《艳阳天》。

　　建国后：1953年 剧作《明朗的天》

　　1954－1957 散文集《迎春集》

　　1961年 历史剧《胆剑篇》

　　60年代 开始构思《王昭君》，“文革”中被迫搁笔。1978年10月才完稿。

　　三、《雷雨》——中国话剧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1、《雷雨》不是“社会问题剧”（作者的本意及长期以来被误解，举例）

　　2、《雷雨》中的八个主要人物（具体分析）

　　3、《雷雨》与《日出》的结构（比较分析）

汉族民歌音乐。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公元前112年，正式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后来有不入乐的也被称为乐府或拟乐府。

而在这些乐府民歌中都能反映出当时的年代非常的繁荣，人们安居乐业的一片景象。

公元前112年，正式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收集编纂各地汉族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代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乐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署。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于《诗经》的是，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找

三千年前，秦皇岛一带正是孤竹国管辖的区域。这个古代方国建国很早，历经了商和西周两个朝代。当时它的管辖区域，据考古资料表明，大体包括现秦皇岛市的全部，唐山市的东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都城在现卢龙县城附近。这个古老的方国当时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有大量饲养牲畜的畜牧业和可以用剩余粮食酿酒的农产品。从这个国家取名觚竹来看，它是以两种用以书写的文具，借代作国名，这就反映了这个国家已经有比较高的文化。

到了商朝后期，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夷齐让国的美谈。那时的孤竹国君是孤竹国第七任君主，名叫亚微。子姓，墨胎氏，是殷商的同宗。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允字公信，即后来谥号为伯夷。二子亚凭成为第八任孤竹国国君。幼子名智字公达，即后来谥号为叔齐。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继承他的事业。后来孤竹国君死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作。”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叔齐说：“我如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后来伯夷和叔齐双双流亡，离开了孤竹国，禅让君位予亚凭。 纵观伯夷叔齐二人的一生，确实没有轰轰烈烈、引人注目的功业，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出他们做所有事情的发心都是为了大群人生，为了长治久安，而没有一私一毫的私欲存于其中。所以中国后世永远怀念他们。仁义道德，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的安身立命所在，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命所在。所以中国人评论人物，首看德性修养。有此德性修养，即使一生无大的业绩，仍受人感念，如伯夷叔齐，如泰伯仲雍，如管宁，如陶渊明，如林逋，如李清照，甚至小说戏剧中人物如花木兰、刘兰芝等，皆得列为中国人物上乘之选。德性很差，所作所为皆为一己之私，即使此人有盖天的功业，此人也永为中国人所不齿。如秦始皇、曹操、司马懿诸人。今人屡欲为曹操翻案，不知如果真以曹操为楷模，不知有多少人都想篡权，天下不知又增加几多痛苦混乱。今人只看到曹操功业的一面，谓其能促进国家统一，不知其所有功业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己一家之私利，为了使曹家子孙最终能登上皇位。学曹操，必使后人都如曹操般以功业掩其个人野心，不惜以天下满足其私欲。纵收一时一地之效，而大群利益长远人生必深受其害矣。中国古人深鉴于此，故取人以德。而有德者必有学，有学必有才。

西方人于此理不深知，只看到个人有才可以兴事业，遂推崇才能，强调个人能力。虽然个人有才能可以兴事业，自己可以名利双收，但没有道德基础的才能就是一把双刃剑，最后很有可能害人又害己。今我国人，一味西化，于人才取舍的标准上也崇才抑德，认为德性是无关紧要之事，有能力才能兴事业，有事业才能于社会有贡献。以为事业是人生之本，尤其对于男性更是如此要求。放眼天下，不知有多少男性英雄为了所谓的事业而无事生非，无中生有，给本该平静安宁的生活增添了几多波澜。道德为天下最大的事业。此理谁又知之。 先看“推位让国”。伯夷叔齐互相推辞，因为他们都认为对方“既贤且能”，是当国君的最佳人选。他们的二人的发心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不是为了一己之表现，此是道地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点。现代人往往以个人功利主义为行动准则，看到有君位空悬，遂认为是一好机会，自己应好好把握，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生是该把握机遇。但当机会来临，是否一定要冲上去抓住它，中西文化传统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人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义利之辨”。一事当前，该不该做，首先要看此事对其他人、对大群有何影响。有利于大群人生、能使千秋万代的人们都能蒙受恩惠，则此事可做；否则，不可做。用现代话来说，着重社会效益，着重长远影响。大群普受其益，个人利益自在其中了。伯夷叔齐此举，正是此意。所以中国人好“让”。让而不争，才能使贤德之人脱颖而出，才能真正使大群人生长治久安。

西方文化较重个人。个人意志得以舒展，自会感到畅快。但人是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离群而独生。没有大群，没有国家，没有社会，任何人都不能生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强调个人，自然会认为竞争是必需的手段，是天经地义之事。人人有争无让，事事有争无让，则社会生活必定多矛盾，多吵闹，多分歧，少和谐，少宁静，少包容。如此，个人的幸福又从何谈起？

中国传统文化主谦虚，主退让，正是看到了“争”之弊。伯夷叔齐二人如果如今人般竞争上了国君位，也许会施展抱负，大抒理想，国家大治，民蒙其惠，于一时一地未尝不是好事。但后世人也许会以此为榜样，有机会便竞争，甚至不择手段。长此以往，必定会两面三刀，内心虚伪，道德败坏。巧言令色鲜矣仁。竞争的结果是使不仁不义之徒易居高位，而大仁大义既贤且能的人则被排挤出去，永无为民众服务的机会。如此，则民大受其害矣。以一时一地之利，换千秋万代之弊，古人于此不取焉。能退能让，讲求德性修养，这才是大群人生千秋万代的大利所在。此所以古人力赞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墓，墓地坟堆高达7尺左右，直径丈余，周围古松参天，绿草如茵。墓前设一高大石碑，上有左文襄公篆刻的“百世之师”和“有商逸民伯夷叔齐之墓”的碑文。两边有陇西著名书法家王霖书刻的对联：“满山白薇味压珍鱼肉；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横额：“高山仰止”。墓地后面，为奉伯夷、叔齐的“清圣祠”。据碑文记载，此祠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历经坍塌复修，最后一次复修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祠内墙壁左侧镶嵌清光绪时湖南范秉诚所撰《首阳山怀古并序》碑文，右侧有近代汪陵所撰《重修清圣享堂碑记》。前殿拆除，正殿厢房尚存，廊檐下原有清陕甘总都左宗棠“首阳山宜清圣祠辩”碑，现存有左部督军范绍儒将军“首阳怀古”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