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洁西·卡兰芝具体资料

洁西卡·兰芝（英语：Jessica Lange，）是一位美国演员，出生在明尼苏达州，曾经以**《窈窕淑男》与《蓝天》分别获得1982与1994年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生平

早年

洁西卡·兰芝出生於明尼苏达州克洛开（Cloquet），是推销员亚伯特·约翰·兰芝（Albert John Lange）与老师桃乐西·佛罗伦斯（Dorothy Florence）第3个小孩，而他们总共有4个孩子。她的外祖父母拥有芬兰的血统，而祖父母则分别是德国人与荷兰人。在前往巴黎学习默剧之前，洁西卡·兰芝曾经在明尼苏达州州立大学短暂的学习过艺术。洁西卡·兰芝在1973年回到纽约，在Wilhelmina Models担任模特儿与服务生的工作期间，兰芝继续学习表演课程。

演员生涯

在1976年，**《金刚》的制作人狄诺·迪洛·伦提斯（Dino De Laurentiis）看中洁西卡·兰芝，於是兰芝开始了她的演员生涯。虽然这次《金刚》的重拍版是派拉蒙**公司出品的一部卖座**，但是**评论家对它并不友善。这些恶劣的评论是相当具有杀伤力的，不过洁西卡·兰芝在1981年由鲍伯·瑞佛森（Bob Rafelson）执导的**《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中的演出再度引起**评论家的注意。

她在下一部**《红伶劫》（France'）中的演出受到高度的赞赏，在剧中洁西卡·兰芝饰演好莱坞女星法兰西斯·法默（Frances Farmer），并因此首度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洁西卡·兰芝在这年中也因为演出喜剧**《-(zh-hk:杜丝先生;zh-hant:窈窕淑男)-》而入围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最终也获得这座奖项。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她继续在几部**中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包括《家园》（Countr'）、《甜蜜梦幻》（Sweet Dream'）、《父女情》（Music Bo'）、《男人止步》（Men DoT Leave）与《-(zh-hk:芳心的放纵;zh-hant:蓝天)-》'Blue Sky''）。其中，洁西卡·兰芝在《甜蜜梦幻》中扮演乡村音乐歌手佩西·克莱恩（Patsy Cline），并以《-(zh-hk:芳心的放纵;zh-hant:蓝天)-》夺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洁西卡·兰芝在1992年时首次在百老汇登台，演出田纳西·威廉斯的名作《欲望街车》，并与亚历·鲍德温（Alec Baldwin）共同演出。2000年时，她在伦敦演出尤金·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s Journey into Night）。而在2005年时，兰芝再度回到百老汇与克利斯汀·史莱特（Christian Slater）演出田纳西·威廉斯的另一名作《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

私生活

洁西卡·兰芝与摄影师帕哥·格兰德（Paco Grande）在1970年结为夫妻，不过他们在1981年离婚。从1982年开始，洁西卡·兰芝与演员山姆薛普（Sam Shepard）同居。目前她则有3个孩子，分别是亚丽珊卓拉（Alexandra、1981年出生）、汉娜·珍（Hannah Jane、1985年出生）与山谬·沃克（Samuel Walker、1987年出生）。兰芝目前则居住在纽约。

洁西卡·兰芝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她也曾经公开批评现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希，并称他所组成的政府是「奸诈、虚伪与好战的自利政权」 。

奖项

1982年：以《-(zh-hk:杜丝先生;zh-hant:窈窕淑男)-》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与金球奖剧情片最佳女配角奖

1982年：以《红伶劫》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1984年：以《家园》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1985年：以《甜蜜梦幻》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1989年：以《父女情》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与金球奖剧情片最佳女主角奖

1994年：以《-(zh-hk:芳心的放纵;zh-hant:蓝天)-》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与金球奖剧情片最佳女主角奖

主要作品

1976年：《金刚》

1979年：《爵士春秋》

1981年：《邮差总按两次铃》

1982年：《-(zh-hk:杜丝先生;zh-hant:窈窕淑男)-》

1982年：《红伶劫》

1984年：《家园》

1985年：《甜蜜梦幻》

1989年：《父女情》

1990年：《男人止步》

1994年：《-(zh-hk:芳心的放纵;zh-hant:蓝天)-》

1995年：《欲望街车

　千百年过去了，读着《孔雀东南飞》，仿佛还能看见美丽勤劳妇女工作的身影；还能看见面目深沉的婆婆责备媳妇的情形：还能看见软弱无能的府吏跪在床前哀求的表情；仿佛还能听见妇女与府吏别时的信誓旦旦。媒人来了，妇女为了爱情，为了誓言，毅然“揽裙拖丝屐，举身赴清池。”成就了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悲剧。

　　美丽勤劳的妇女是谁？兰芝是也。一个愿意为爱情而牺牲的人，她与焦仲卿是真心相爱的。但因为焦母，自己的父母兄长，她走上了绝路。兰芝死去了，她的死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解脱；她的死不是懦弱，而是刚强的另一种诠释。

　　兰芝，死去千百年了，但她那对爱情的坚贞不移的精神却活到现在，播撒在神州的每一个角落，感动着每一个炎黄子孙。兰芝的死令人感到惋惜，但死或许是最好的办法，更能展现她对爱情的忠贞，对自我的解脱，而这也许就是她唯一的选择。

　　既然兰芝之死是那么令人惋惜的，那兰芝之死又是谁的错呢？焦母？还是兰芝的父母兄长？这一直都是人们所众说纷纭的。千百年过去了，人们终于晓得：兰芝之死是由于那个时代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兰芝不过是那时代的一件牺牲品，有更多的兰芝在我们所不知年代悄然成了牺牲品。而兰芝算是幸运与幸福的那个，至少在今天还有人记得她，记得当年可歌可泣的爱情，为她愤愤不平。而更多的牺牲品甚至还说不出名字。对此，我无奈地说：“那是一个末世，是一个人吃人的道德制度下的末世。”

　　浅论刘兰芝的悲剧性格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不仅是汉乐府民歌中，也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写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爱情悲剧。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中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主人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反抗妇女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的觉醒女性形象，这个形象突破了个人与家庭的狭小圈子而具有了广泛的重大的社会典型意义。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刘兰芝的形象，也从不同的方面，如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方面探讨了刘兰芝的价值所在 。在悲剧性的探讨上，更多的人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去探讨，侧重于从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其的摧残和迫害去探讨，肯定这是一出社会的悲剧，并归纳其中的悲剧意义。甚至有人用心理学、从恋母情结等西方批评方法去分析人物和悲剧的产生。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和看法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它不是过分强调当时封建礼教对刘兰芝的影响，就是完全脱离社会去探讨人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刘兰芝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她的反抗性格在推动这一出悲剧的情节上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正是决定刘兰芝的斗争和命运之所在。因此，对刘兰芝的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在这一出悲剧上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去理解这个人物和社会，这也是一种思路。而且必须要抓住这一点，这才避免偏颇。

　　（二）

　　任何作品和人物的分析都不能脱离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刘兰芝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这种反抗精神形成的土壤是封建社会及其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礼教。这一点在课文中有直接的体现。

　　首先，诗前序文有：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从这一小序中不难发觉，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小序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与说出男主人公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的爱情故事，而是给我们点明了故事所发生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人公刘兰芝之死，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就从这一点来判断，刘兰芝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她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她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她屈从了，那么虽然她的肉体还活着，但她的灵魂、她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她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她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刘兰芝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她的死，是性格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她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其中起决定作用是她的充满人性的反抗性格。

　　其次，从文章的主体部分来看，刘兰芝也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悲剧的事实是焦仲卿的母亲却不喜欢儿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间婆媳矛盾颇为激烈。刘兰芝向丈夫诉苦，说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劝说母亲，却反被母亲骂了一通，并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违于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免进退维谷，于是他劝刘兰芝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等他办完公事后再来接她。刘兰芝含泪而别，回到娘家。过了一段日子，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暗暗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刘兰芝与闻讯赶来的焦仲卿抱头痛哭，约定“黄泉下相见”。在太守家迎亲之夕，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自杀，两家将他俩合葬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这样的社会里，发生这样的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的叛逆性格。刘兰芝在当时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兰芝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才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叛逆性格。试想，如果她向封建礼教屈服的话，那里还会有人记起这一出悲剧，记起这一悲剧中的人物刘兰芝呢！

　　再次，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反抗性格是在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来的。

　　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这一次冲突比第一次冲突来得要强烈得多，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这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这冲突终于走向了高潮。在所有的冲突当中，主角刘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她的反抗精神，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她的反抗性格在她的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①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特别是刘兰芝的语言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②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刘兰芝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突出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刘兰芝的反抗性格。

　　为什么要塑造刘兰芝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呢？刘兰芝回娘家后，遭到家长制的威压。但刘兰芝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正如前文对刘兰芝反叛性格的分析，不是她缺少叛逆精神，而是刚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的正直、善良，而且愈是刻画深刻，就愈让人感到悲剧的力量。文中的刘兰芝勤劳能干，孝顺婆婆，体贴丈夫，怀着对未来生活朦胧的期待默默忍受着婆婆的折磨。但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让她有清醒的认识，一旦意识到婆婆要驱逐自己的意图，不等对方开口，就自动提出“谴归”，并且“严装”上路，非常镇定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当阿兄逼嫁的严重时刻，她既不告辞也不争辩，而是表面顺从，内心却抱着以死徇情的主意，从容地“举身赴清泉”，用生命向黑暗势力做了最后的抗争，这样，她的悲剧性便一步步的显示出来，她的个性以在专制势力的碰撞下迸发出火花。通过这个悲剧，使得《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呈现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三）

　　综上所述，这是一出性格悲剧，是刘兰芝反抗性格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下的一出悲剧，从中体现出刘兰芝既是中国典型的妇女形象，有勤劳、善良的一面，又是充满反抗精神的反封建形象，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统一构成了刘兰芝永久的人格魅力。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的美；悲剧的不幸，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和社会意义，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五言诗体作了完美的体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此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它还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总之， 刘兰芝对爱情是忠贞的，对封建伦理道理的反抗也是彻底的。正是刘兰芝性格中这种最主要的性格（反抗性格）决定了她的斗争和命运，也是她的形象能够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无子被出

在古代，休妻讲究“七出”，亦称“七去”。即指女子有下列七种情形之一者，丈夫或者公婆即可休弃她。即：无子去；不顺父母去；*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古人也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从文中可以看出，刘兰芝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但未提到他们有孩子。想当年，焦家也曾是“仕宦于台阁”，在当地也属名门望族，可今天面临香火无继的危险，作为唯一长辈的焦母怎能不心急如焚呢？况且“无子被出”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合理合情合法的，所以，刘兰芝被谴也就在情理之中。

二、 俄狄甫斯情结

按照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俄狄甫斯情结理论，焦母驱谴刘兰芝是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恋子情绪。文中没有提到焦仲卿的父亲，因此焦父可能早年去世，焦母与仲卿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因此，在这个残缺的家庭中，儿子便扮演了母亲精神上的丈夫角色。儿子爱着母亲，母亲爱着儿子。可这平静一切便因为刘兰芝的到来发生了改变。儿子身边多了一个女人，儿子更多的时间是投进了妻子的怀抱，与妻子卿卿我我，儿子对母亲专一的爱现在有一半给了另一个女人，由两个女人来分享，母亲难免心理孤单，心理不平衡。她让儿子休了刘兰芝，“便可速谴之，谴去慎莫留”，而且答应儿子“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可直到儿子要“自挂东南枝”了，她仍然只是说在嘴上，并没有真正的实际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她是打着为儿子另找好媳妇的幌子，达到长期独占儿子之爱的目的。因此便不自觉地迁怒于刘兰芝。说的那些话，也只是给儿子的一点安慰和借口而已。这与美国作家劳伦斯的作品《儿子与情人》中的母亲有着同样的心理。

三、 心理变态

焦母经常以焦家曾“仕宦于台阁”为荣耀。也许“仕宦于台阁”的就是焦仲卿的父亲、焦母的丈夫。想当年，丈夫官居台阁，官阶不低，自己也因此而“夫荣妇贵”。也曾经是风光一时的官太太。可好景不长，焦父撒手人寰，自己不得不年轻守寡，担负起独自养育儿子的重任，以图来日“子荣母贵”。可等自己将儿子焦仲卿扶养成人后，他也只是当了一个小官吏，焦家家境渐显败落之象。再加上她年轻丧夫，感情寂寞。这样，多年的育儿之苦、家道的败落、感情的无依托、香火无继的危机等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他心理扭曲变态。因此，她便以一种病态的心理对待一切，包括自己的儿媳妇刘兰芝。

四、 妒贤嫉能

从文中可以得知，刘兰芝是知情达理，贤淑聪惠，办事干练。想当年，焦母当官太太时，可能也是聪明能干的，夫荣妇贵嘛！可现在的儿媳妇刘兰芝比自己还能干，自己心中难免有些不服气，妒从中生，她怎能容忍家中有这么一个明显强于自己的女人存在呢？这样下去，自己家长的地位不是岌岌可危了吗？另外，在古代，从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妇因夫荣。男人在外，顶天立地，为人处世果断干练，女人在内，勤俭持家，温柔贤惠，这样的家庭才是典型的封建美满家庭。，可刘兰芝的性情刚烈、聪明能干、坚强不屈的精神与焦仲卿的唯唯诺诺、软弱驯顺的性格相比，刘兰芝明显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了焦仲卿。一个在家都不能做主的堂堂男子汉，如何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官场，也就是说，他的官做的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媳妇的存在，更衬托出了儿子的无能。这样，作为封建家长的焦母怎能容忍家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强于自己、强于儿子的女人存在呢？

五、 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

从文中可以推断，焦母的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正处于妇女更年期。心情烦燥、喜怒无常是妇女更年期的典型特征。而刘兰芝则刚刚20岁左右，又刚结婚，正处于青春冲动期，但丈夫焦仲卿则“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致使刘兰芝“贱妾守空房，想见常日稀。”一个正处青春冲动期的年轻**，独守空房的压抑滋味是怎样的！可想而知，这样，两个心情压抑烦燥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发生种种不愉快则在所难免。

六、 人性的觉醒与专制思想的碰撞

在文中，焦母明明白白地讲了她对刘兰芝的不满，那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焦母“久怀忿”的正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然而，所谓“举动自专由”，其实正是刘兰芝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现，是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对个性精神的坚持。刘兰芝不只是才貌双全，更是一个秀外慧中、外柔内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她的聪颖敏锐、她的才华识见、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美和真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捍卫等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一定会在平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这种行止见识是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的，特别是当焦母发现自己那个向来温驯听话的儿子也因为刘兰芝而变得似乎不那么听话了，这更使她感到震惊和惶恐。这在当时看来，就是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不将她早早赶出家门，谁知道在她的影响下，这个家里会发生什么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好事来。弄不好，还会毁了焦家一世英名。还是早点铲除祸根为好！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是投水而死。她为什么要投水目前一般都把原因归结为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迫害,或说成刘兰芝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而死。《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也就概括为揭露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又都把焦母和刘兄说成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和帮凶。这种观点至今已大大影响了中学语文课本、教参,影响了广大语文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解读,影响了对诗歌中丰富的人文因素的体会和把握。

论者们在讲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迫害刘兰芝时,大多语焉不详,有证据不实之感。《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说得稍微具体一些:“《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是孝顺这一条。”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武断的。焦母当时的文化素养有多高我们不得而知,在诗中并不能看到她如何引经据典地援引《礼记》条文迫害刘兰芝和焦仲卿。并且,我们都知道:“《礼记》是儒家经典《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之一。西汉尚《仪礼》、东汉兼讲《周礼》,三国之后才兴起讲《礼记》之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于东汉末年,三国后学术界才兴起讲《礼记》之风,所以,《礼记》不可能成为东汉时的道德准则,也不大可能成为那时的礼教方面的杀手锏和紧箍咒。

必须指出,论者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孔雀东南飞》中大量的违反《礼记》条文的内容。

如:“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刘兰芝、焦仲卿相约以死,作者却对他们的殉情抱有同情、赞赏的态度。

如:“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刘兰芝“女行无偏斜”,“奉事循公姥”,不算未孝未敬之人。焦母即使以为她不孝敬,也不用生气埋怨。应对她进行教导,如还不听就责备她,责备后仍不悔改,才叫儿子把她休掉。而焦母对刘兰芝总看不顺眼,故意找茬,本身就是大大违反礼教的。

如:“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意思是说,对儿媳辛勤劳累之事,公婆即使特别疼爱她,也只好任她去干,但要不时劝她多休息。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焦母不但不叮嘱她休息,反而嫌她织慢了,严重违反了礼教。

如:“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焦父未出场,虽有“公姥”并举的情况,但大都认为这是个偏义复词,意义指向于“姥”:焦母。从“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看,焦母应说是寡妇。我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如果焦母丈夫还在世,那么,家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轮不到她;如果焦母丈夫已去世,那么,她就应听焦仲卿的。刘兰芝好像也死了父亲,而刘家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却是刘兄,并不是刘母。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焦仲卿像刘兄一样,在家里由他说了算,刘兰芝就不会被驱遣;如果理解、同情女儿的刘母像焦母一样当家做主,刘兰芝也不会被逼再嫁。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封建礼教之类在焦刘两家都未严格地贯彻执行。刘兰芝的悲剧甚至还可以说是由于“三从四德”未贯彻落实好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一、从作品本身看,焦母、刘兄有暗合封建礼教加害刘兰芝的行为,却有更多的严重违背封建礼教而加害刘兰芝的行为,我们不能说焦母、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就和不能说焦母是反封建礼教的斗士一样。若严格地按《礼记》的教义来行事,刘兰芝的命运可能还要好一些。刘兰芝的悲剧绝不是所谓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造成的。二、从作品内外的社会环境看,以《礼记》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在当时远未成为社会大众(包括作者)的基本的价值观,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也还未按儒家的那一套教义来约束,并不存在什么专门扼杀幸福婚姻和美满爱情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宗法制度。因此,不能把刘兰芝的死归罪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迫害。

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死与她自身的性格有关。

刘兰芝很自信,对自己的聪明能干很自负。“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自我评价很不差。同时,她又很敏感。婆婆对她的不满、存心找茬,她十分清楚。“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倔强的她无法逆来顺受。她不迂回、不婉转,她直来直去、主动地表明立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自尊与叛逆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

刘兰芝的自尊和叛逆突出地体现在离开焦仲卿前的“严妆”上。“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文字突出了刘兰芝的自尊。历来女子被休回家,大都或面容憔瘁,或衣冠不整,或泪流满面,或寻死觅活。但刘兰芝觉得这样做是对自身形象的糟蹋,对自我尊严的损害。她尽管也有巨大的悲伤哀怨,但表现出来的仍是光彩照人、风姿绰约。这本身就是对焦母的示威与抗议:你不是说东家的秦罗敷“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吗她究竟有没有本**漂亮你不是希望我窝窝囊囊地扫地出门吗我偏要比做新娘子时更鲜亮更神气。这分明是一种抗议与示威。果然,她“上堂启阿母”时,“阿母怒不止”。

婆媳俩,一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毫不宽容,喜欢找茬;一个又自尊敏感,自信倔强,只知针锋相对,不能柔婉圆通、逆来顺受,要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中,古往今来,都是非常难的。

兰芝的自尊与叛逆还深刻地表现在与兄长的对话中。“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其往欲何云”――往后打算怎么办这里的潜台词很是丰富:往后打算长久地独身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娘家住下去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兄嫂门下寄食吗往后还有比现在更好的人家吗往后焦仲卿真的能再接你回去吗等等。听后,“兰芝仰头答”。这里的“仰头”很有深意,她的自尊、刚强、镇静、不顺从、不低声下气,表现得很充分,很动人。她的回答有反话正说(理实如兄言),有明顺暗反(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有阳奉阴违(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而“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看似痛快的应允,实则已是定下了最激烈的叛逆之心:逼急了,我只有一死,那你的妹荣兄贵、高攀太守的美梦也一并落空完蛋。如果刘兄没有那么专横、势利,如果刘兰芝没有那么守信、自尊,没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反抗与叛逆,那么,刘兰芝的自杀悲剧根本就不会上演。

与仲卿的相处,兰芝体现得较多的是自尊、柔情与率性任真。对仲卿她有儿女柔情。对婆婆性格清醒的了解和绝不逆来顺受的个性,让她毅然决然地提出结束与仲卿的婚姻。这时,儿女柔情少了,率性任真多了。刘兰芝忠于爱情、珍惜爱情,却又不为爱情而委屈自己,这里很有后来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成分。而相比之下,仲卿则更为重情。他的“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非一般男人所能道出。仲卿和兰芝话别时都表现了儿女柔情与对未来的幻想。但兰芝面对的是“性行暴如雷”的兄长,他的逼婚,根本无视忠贞爱情和儿女情长,无情地破灭了他们的幻想。兰芝与仲卿最后一次会面时,她说:“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看似绝情,实为对爱情、婚姻的绝望与绝望之后的清醒,以及对自我尊严的以攻为守的全力维护。她不知生性软弱的仲卿是否屈服,不知仲卿与东家的秦罗敷是否好上了,不知仲卿对婚变有何态度。因此,她要用看似绝情的话来试探仲卿。她应该想到了这话可能伤害仲卿,但率性任真使她有些急不择言了。

若仲卿此时是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如释重负,那倒是兰芝的最大悲哀。但兰芝听到的是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是同样重情轻生的真情表白,是毅然赴死的壮烈豪情:“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文学史上,女子为情而死的不在少数,男子为情而死的少而又少,焦仲卿就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兰芝的“何意出此言”表面上是生气了,实际上她听到了最愿意听到的话。这话证明着,仲卿是多么的重情,多么的爱自己。“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说得干脆爽利,毫无犹豫与迟疑,仍是刘兰芝的率性、任真、干脆、自尊性格的自然流露。自尊者活着时会努力追求自身的尊严,如果遇到侵犯,他会选择激烈的反抗,当他觉得活着时自尊无法维持时,他会选择走向死亡,这是尊严实现的另一种形式。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与刘兰芝的精神气度惊人地巧合。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选择自杀,虽有婆婆、兄长的因素,但主要的是由她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她的自尊是她性格的内核,叛逆则是自尊的外在表现形式。

把握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脉搏,对认识刘兰芝的性格及其性格的时代特征很有作用。中国诗歌史上诞生了刘兰芝这样的为了性情和自尊而不惜一死的艺术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也是这个作品具有重大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之所在。而片面地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作品,就很难把握它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中的价值和影响。

曹清富,语文教研员,现居广东深圳。本文编校: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