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为什么会被遣回家？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汉乐府诗歌的巅峰之作，在这首叙事诗中，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这个女性形象。

刘兰芝是是庐江郡的一个小家碧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是个多才多艺知书达理的闺阁少女。十七岁时嫁给庐江郡的府吏焦仲卿为妻，辛勤劳作“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这样下 来三天就能织下五匹布，相当能干，但是尽管如此，焦仲卿的母亲还是不满意，说她干活磨蹭“大人故嫌迟”最终被焦仲卿的母亲遣送回家，酿成了二人的悲剧。

刘兰芝为什么被遣回家，我们依据原文提供的材料分析有以下原因

焦仲卿母亲认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在婆婆眼里，刘兰芝属于没有礼节，行动自由的女子，这里的自由应该指的是不听婆婆的话。她认为刘兰芝不如东家贤女罗敷。刘兰芝被婆婆冠上了“不贤”的标签，同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如东家的罗敷漂亮，在婆婆眼中，这样一个不贤惠，不漂亮的媳妇，早该回家休息了。

刘兰芝认为“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从刘兰芝的角度来看，日常和婆婆相处，婆婆表现出来的是嫌她织布慢，当然她很清楚，这是婆婆在找借口。聪明如她明白焦家的媳妇太难当，于是向焦仲卿指出“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兰芝是请归的。

其实我们看婆婆给的理由和原因是站不住脚的，刘兰芝嫁给焦仲卿之前就饱读诗书，乐器女红，样样精通，属于家教很好的闺中女子。被休回家之后，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说明刘兰芝名声在外，属于一个好女孩。尤其是写她回家当天，和婆婆拜别，还嘱咐小姑“勤心养公姥”让她替自己照顾好老人，这分明是贤惠有礼的晚辈形象。就连她的容貌也特意描绘了一番“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遭到了婆婆嫌弃。

结合诗歌的内容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以下原因

刘兰芝有个性

刘兰芝属于一个有个性的女子，这里的个性是指自我意识。在很长时间里，女子都是男子的附属品，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婚姻中，女子没有自主权，男人可以休妻。被休回家的女子，家人都会颜面无光，就像诗中后面提到的刘兰芝回到娘家，母亲拍着巴掌大哭道“不图子自归”，没想到那么严格学习礼教，学习女红还是被遣回家了。

但是刘兰芝并没哭哭啼啼，失魂落魄，她离开焦仲卿家的时候，精心装扮“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dài）瑁（mào）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以精致的妆容，大大方方地和婆婆来告别。没有哀求，没有哭泣，态度不卑不亢。虽然是离开，也要漂漂亮亮地走。于焦母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挑战，为刘兰芝营造了强大的气场。如果说这是她人生的一场谢幕，那么这个谢幕很完美。

焦仲卿哭哭哭啼啼舍不得刘兰芝走，此举无疑会给焦仲卿的母亲造成一种压力，或者说很窝火，她不敢对刘兰芝说什么，只好谩骂自己的儿子“何敢助妇语”。这只是她们临别时的一个场景，可以想象在日常的生活中，焦仲卿每天忙于府吏的公务，婆媳两个在家，从细节礼仪上，刘兰芝可以做到不可挑剔。

但是刘兰芝有主见，不受焦母控制，这对于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该是如何心不甘，气不顺。这个女子不好驾驭，焦母希望面对的是那种随便怎么指派，毫无个性，低眉顺首的女子，所以她说刘兰芝“举动自专由”，只能给出这么一个模糊的理由。说白了就是这个媳妇爱自作主张，让焦母心里不爽了。

焦仲卿没有担当

从诗歌中来看，没有提到焦仲卿的父亲，在那样的男权社会中，焦仲卿是母亲的依靠。凭空多出了一个刘兰芝，两个人感情还非常好，这样焦仲卿的母亲心里或多或少有些失衡。

诗歌的开头是一大段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对话“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本是小夫妻久别之后诉的相思。而后边那句“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刘兰芝真的是想让焦仲卿回焦母遣送自己回娘家吗？恐怕不是吧，结合后文两人各自立下的誓言，这顶多是小女儿态的一种撒娇而已，向焦仲卿表明他出门在外的日子，自己在家也不易。

然而焦仲卿这个人没有担当，本来母亲就对妻子有些莫须有的微妙的不满，他听完妻子的诉说之后，哄哄刘兰芝即可，他却冲动地去找母亲说理，完全站在了妻子一边，质问母亲“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这激怒了焦母，焦仲卿一再强调的和刘兰芝感情好，触犯了焦母家长的尊严。

在焦母看来，多年的母子之情，要让位于他们的夫妻之情，他把刘兰芝放在第一位，把母亲往后放。这怎么可以，他把对儿子的恼怒，迁移到刘兰芝身上，母子矛盾的升级，牺牲掉了刘兰芝。焦仲卿没有担当，惹恼了母亲，却只能以妥协来收场。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刘兰芝因为有个性，有想法，有主见，不任人摆布，才导致了被遣回家。

　　浅论刘兰芝的悲剧性格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不仅是汉乐府民歌中，也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写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爱情悲剧。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中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主人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反抗妇女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的觉醒女性形象，这个形象突破了个人与家庭的狭小圈子而具有了广泛的重大的社会典型意义。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刘兰芝的形象，也从不同的方面，如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方面探讨了刘兰芝的价值所在 。在悲剧性的探讨上，更多的人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去探讨，侧重于从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其的摧残和迫害去探讨，肯定这是一出社会的悲剧，并归纳其中的悲剧意义。甚至有人用心理学、从恋母情结等西方批评方法去分析人物和悲剧的产生。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和看法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它不是过分强调当时封建礼教对刘兰芝的影响，就是完全脱离社会去探讨人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刘兰芝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她的反抗性格在推动这一出悲剧的情节上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正是决定刘兰芝的斗争和命运之所在。因此，对刘兰芝的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在这一出悲剧上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去理解这个人物和社会，这也是一种思路。而且必须要抓住这一点，这才避免偏颇。

　　（二）

　　任何作品和人物的分析都不能脱离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刘兰芝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这种反抗精神形成的土壤是封建社会及其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礼教。这一点在课文中有直接的体现。

　　首先，诗前序文有：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从这一小序中不难发觉，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小序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与说出男主人公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的爱情故事，而是给我们点明了故事所发生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人公刘兰芝之死，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就从这一点来判断，刘兰芝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她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她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她屈从了，那么虽然她的肉体还活着，但她的灵魂、她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她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她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刘兰芝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她的死，是性格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她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其中起决定作用是她的充满人性的反抗性格。

　　其次，从文章的主体部分来看，刘兰芝也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悲剧的事实是焦仲卿的母亲却不喜欢儿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间婆媳矛盾颇为激烈。刘兰芝向丈夫诉苦，说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劝说母亲，却反被母亲骂了一通，并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违于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免进退维谷，于是他劝刘兰芝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等他办完公事后再来接她。刘兰芝含泪而别，回到娘家。过了一段日子，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暗暗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刘兰芝与闻讯赶来的焦仲卿抱头痛哭，约定“黄泉下相见”。在太守家迎亲之夕，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自杀，两家将他俩合葬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这样的社会里，发生这样的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的叛逆性格。刘兰芝在当时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兰芝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才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叛逆性格。试想，如果她向封建礼教屈服的话，那里还会有人记起这一出悲剧，记起这一悲剧中的人物刘兰芝呢！

　　再次，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反抗性格是在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来的。

　　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这一次冲突比第一次冲突来得要强烈得多，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这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这冲突终于走向了高潮。在所有的冲突当中，主角刘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她的反抗精神，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她的反抗性格在她的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①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特别是刘兰芝的语言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②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刘兰芝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突出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刘兰芝的反抗性格。

　　为什么要塑造刘兰芝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呢？刘兰芝回娘家后，遭到家长制的威压。但刘兰芝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正如前文对刘兰芝反叛性格的分析，不是她缺少叛逆精神，而是刚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的正直、善良，而且愈是刻画深刻，就愈让人感到悲剧的力量。文中的刘兰芝勤劳能干，孝顺婆婆，体贴丈夫，怀着对未来生活朦胧的期待默默忍受着婆婆的折磨。但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让她有清醒的认识，一旦意识到婆婆要驱逐自己的意图，不等对方开口，就自动提出“谴归”，并且“严装”上路，非常镇定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当阿兄逼嫁的严重时刻，她既不告辞也不争辩，而是表面顺从，内心却抱着以死徇情的主意，从容地“举身赴清泉”，用生命向黑暗势力做了最后的抗争，这样，她的悲剧性便一步步的显示出来，她的个性以在专制势力的碰撞下迸发出火花。通过这个悲剧，使得《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呈现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三）

　　综上所述，这是一出性格悲剧，是刘兰芝反抗性格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下的一出悲剧，从中体现出刘兰芝既是中国典型的妇女形象，有勤劳、善良的一面，又是充满反抗精神的反封建形象，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统一构成了刘兰芝永久的人格魅力。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的美；悲剧的不幸，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和社会意义，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五言诗体作了完美的体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此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它还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总之， 刘兰芝对爱情是忠贞的，对封建伦理道理的反抗也是彻底的。正是刘兰芝性格中这种最主要的性格（反抗性格）决定了她的斗争和命运，也是她的形象能够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

首先，我们看看古代女子会因为什么原因而遭夫家驱逐。《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很明显焦母压制焦仲卿、驱逐刘兰芝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

从文中看，刘兰芝美丽善良，又聪明又能干又有教养，几乎无可挑剔，焦母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这个媳妇呢？

其实，焦母自己明明白白地讲了她对刘兰芝的不满，那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焦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陷之词，其实，这是焦母的心理话，焦母“久怀忿”的正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然而，刘兰芝自己辩解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我们从文中也看到刘兰芝是一个很温顺而懂礼节的女子。问题在于他们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没有说错，矛盾也正是在这里。

所谓“举动自专由”，其实是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现，是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对个性精神的坚持。刘兰芝不只是才貌双全，更是一个秀外慧中、外柔内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表现在：

一、洞察人情世态的聪慧，深感悲剧结局的难以挽回。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乃更被驱谴，何言复来还。”“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刘兰芝的行止见识明显超过焦仲卿，这固然有刘兰芝自身聪颖敏锐的因素，还有刘“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封建的一套道德观念在农村的统治相对薄弱）”和刘的母亲相对比较开明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刘兰芝作为一个媳妇承受着更多的和更直接的来自封建宗法思想、男权思想和家长制度的迫害和摧残，

二、坚持个性有主见，维护尊严不屈服。

比如，“便可白公姥，及时相谴归。”争取主动，维护尊严。

又如，离开焦家前“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的一段描写和“上堂拜阿母”的一席不卑不亢的言辞，更表现了刘兰芝的沉着镇静，遇事有主见，有礼有节，处处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同时又表示了对焦母——自己的对手——应有的尊敬，甚至同情，这一点实在太了不起了！紧接着是“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对此，我们通常理解成这段话表现了刘兰芝的善良，但在善良之外，应该还有许多复杂的感情：眼看着小姑长大了，等待着她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自己的母亲还比较开明，而焦母却是这样一个专横的家长，可怜的小姑啊，可怜的女人啊，我们女子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为什么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刘兰芝在与婆婆的相处中，尽管“奉事循公姥”，但她的聪颖敏锐、她的才华识见、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美和真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捍卫等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一定会在平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这种行止见识是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的，特别是当焦母发现自己那个向来温驯听话的儿子也因为刘兰芝而变得似乎不那么听话了，这更使她感到震惊和惶恐。

刘兰芝令焦仲卿着迷，焦母并没有因为儿子与儿媳的关系好而感到高兴，反而“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用现代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就是“母子情结”。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说就是“集体无意识学说”。从课文中来看，焦母成为寡妇后，和仲卿相依为命。在仲卿身上倾注了所有的情感。焦刘的夫妻情深引起焦母的无意识嫉妒，而且自古以来，中外婆媳矛盾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钱钟书曾在《围城》里写道：“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持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于他们那样久远的历史。”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卡巴诺娃对儿子说：“我早就看出了你爱媳妇儿胜过爱妈。自从你娶亲以后，我就觉得你远不象从前那样爱我。” 另外曹禺在《原野》里，针对又一个焦母和媳妇金子之间的相互敌视，曾借焦大星之口叹道；“怪，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玩不到一块去呢？”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为人们进一步人类自身的心理奥秘提供了科学的武器，作家们也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剖析。

著名的评论家袁昌英在解释焦母的心理和这悲剧发生的原因时曾说：“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者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着年纪轻轻，性情剧烈而不幸有是寡妇的，那么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显然，作者运用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来重新解释这一古老的悲剧。由此看来，焦母的心理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具有普遍性。

焦母恐惧了，焦母愤怒了，这个家长要尽其所能把儿子仲卿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有着强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封建家长一旦被触怒，等待着这一对渴望爱情和幸福的青年男女的命运将是可怕的，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在美与丑的斗争中，尽管美被毁灭了，但是，她在毁灭之前和毁灭之时发出的耀眼光芒将长留人们心底。这便是我对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悲剧的重新解读，也是对“刘兰芝缘何被潜”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刘兰芝

《孔雀东南飞》将刘兰芝塑造成了一个善良、有才、温顺、勤劳的人，但是她却以悲剧收场，而这样的结局与其性格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刘兰芝反抗精神、反抗行为有其软弱的，妥协的一面。反抗与妥协，刚强与软弱相融合，二律背反，兰芝的忍辱负重与焦母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焦仲卿

焦仲卿是一个性格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有反抗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他惧怕母亲，但在母亲那里敢于为妻子据理力争，最后又屈服于母亲的*威。他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于是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让刘兰芝暂且回家。

由于他不善于解决解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不能给刘兰芝一个安全幸福的港湾，加速了刘兰芝反封建性格形成。

扩展资料：

刘兰芝不仅敢爱敢恨，敢说敢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在别小姑、别仲卿时，赠物留言、订立蒲石之盟，于悲怆之中充满了温厚的深情。她感情丰富，形象饱满，不同于一般叙事诗中人物性格的单一简略。

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

进而又对母命阳奉阴违，表面上驱遣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表明他倔强不驯，只是绵里藏针、刚强不露而已。至于他告母自裁，幻想以此促使其母同意他与兰芝重新结合，这是他认识上的不足。但论其态度，实已由一般的顶撞发展到了威胁的地步。

然而愚昧无知的焦母，虽然爱子，却仍坚持另娶。仲卿则在幻想破灭之后，并不因此屈从其母而终于以死殉情，充分显示了焦仲卿的反叛性格。这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

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的矛盾造就了仲卿这种思想性格。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而且写出了他们性格中所特有的复杂性，有血有肉兼有神，可歌可泣又可信，这决非短小的抒情诗和一般的叙事诗所能达到的境界。

诗中的主要人物是如此，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同样注意性格描写，因而能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特点。

如刘母和焦母，同为老寡妇，刘母家境清寒，性格懦弱，虽同情女儿而又不能不听从儿子的安排，反映了封建礼教“夫死从子”的黑暗；焦母则富有高傲，为人凶悍，不仅不从子，而且要儿子从她，表现出封建家长的*威。

她们同为妇女，在同一社会中，却因境遇所造就的性格不同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艺术造诣是当时其他叙事诗中所看不到的。

-孔雀东南飞

提起《孔雀东南飞》，大家比较熟悉了。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其地位不容置疑。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作品反映现实的功能。这一点《孔雀东南飞》也是不遑多让。《孔雀东南飞》反映的点有很多，能解读的东西也有很多，我们就从刘兰芝织布入手，谈谈刘兰芝夫家，并结合史料文献，来回望当时的大时代。

刘兰芝真的是“织作迟”吗？

诗歌交代，刘兰芝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吏焦仲卿为妻。在夫家，刘兰芝都做什么事情呢？提水、做饭、洗衣，当然也包括最为重要的织布。刘兰芝早在出嫁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织布裁衣，而且水平还不差。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刘兰芝任劳任怨，但还是得不到焦母的认可。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一般而言，这里的“故”有两个意思，一是“故意”，二是“还是”。无论哪种，焦母还是对儿媳表现出了不满，嫌织布的速度太慢。刘兰芝织布的效率到底如何呢？

如上引用，刘兰芝织布“三日断五匹”。匹是量词，和布联系起来就是长度单位。《汉书·食货志下》载“长四丈为匹”。“五匹”就是二十丈。一般而言，一丈为十尺。这里的尺是市尺，在不同朝代长度不一。两汉时一尺等于0231米。这样算下来，刘兰芝三天织布462米左右，平均每天织154米。用传统的织机织过布的人都知道，这种速度有多快，效率有多高。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刘兰芝织的布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棉布。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这说明，棉花在明代才得以普遍种植，与之对应的棉纺织才开始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以及更遥远的汉代，人们织布用的是葛、麻、丝等制品。用这些原料来织布效率更低。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用传统方法每天织15米左右的布匹是不大现实的。作为文学作品，这里面不无夸大的成分。但从前面昼夜不怎么休息来看，刘兰芝织布并不慢，一如下文刘兰芝自言道“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刘兰芝每天为什么要织那么多布匹？

上文分析得知，刘兰芝每天要织大量的布匹。刘兰芝织大量的布匹要干什么用呢？

毫无疑问，要维持生计。

有人说，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难道他养活不了一家人吗？还真不一定。

诗歌交代，焦仲卿是庐江府的小吏。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官和吏区分明显。官是官，吏是吏。官为正职，有品级；吏一般为具体办事人员，即胥吏，由官员任命，地位就比较低了。

有汉一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官员和任职地方官员的俸禄，地方胥吏则由地方财政发放。在发放形式上，西汉时官吏的俸禄按品秩发放对应的粮食，东汉时期则是钱和粮食结合，即“半钱半谷”。

我们先来看看东汉“佐史”级的官员俸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载：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同时，《后汉书·百官五·百官受俸例》载：

斗食奉（俸），月（谷）十一斛（石）。佐史奉，月八斛。

小吏1斛就是1小石斛。根据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认定，一斛约为27斤（因粮食种类不同而有差异）。“月八斛”，也就是216斤左右。这是比较高的。实际上汉代的斛飘忽不定，同样是斛，因官员等级不同，又有大中小之分，到了下级官员手里，已经缩水不少。以上还只是乐观估计。官员如此，可以想象到了焦仲卿这个“办事员”手里能有多少。

焦仲卿只是小吏，发钱多少，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总体来看，东汉时期底层官员工资偏低，更不要说胥吏一级的了。

古代社会，男性活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来源，焦仲卿只是其一，他的父亲呢？《孔雀东南飞》中焦家出现了焦母、小姑、焦仲卿，却唯独缺少了焦父。其实，诗中已有交代。

焦仲卿与母亲永诀时说：

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

这实际上已经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焦仲卿生活的时代是东汉建安年间，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社会人口大幅减少的动荡时代。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分析统计，东汉人口的峰值超过6000万，而三国开始的前后人口处于谷底，仅为2300万，减少了近三分之二。从社会背景看，焦父是大概率战死或者病死了。

由此看出，焦仲卿是家中唯一的男性，上有老母，身边有妻子和小姑，而他的小吏俸禄并不足以应对家庭的日常开支。

刘兰芝要织大量的布来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