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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赏析　　 《孔雀东南飞》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仲卿与焦母刘兄不同的是：刘焦的爱情理想与这些封建教条）中突，而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们二人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们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们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

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画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爱情的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仲卿夫妇两入之间的关系构成；另一条线索由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的关系构成，在全诗中占主导地位。

诗中的矛盾冲突在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归统。“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入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代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人物、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分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 艺术成就 《孔雀东南飞》在艺术上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已臻成熟，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等艺术形象。刘兰芝不仅敢爱敢恨，敢说敢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在别小姑、别仲卿时，赠物留言、订立蒲石之盟，于悲怆之中充满了温厚的深情。她感情丰富，形象饱满，不同于一般叙事诗中人物性格的单一简略。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进而又对母命阳奉阴违，表面上驱遣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表明他倔强不驯，只是绵里藏针、刚强不露而已。至于他告母自裁，幻想以此促使其母同意他与兰芝重新结合，这是他认识上的不足。但论其态度，实已由一般的顶撞发展到了威胁的地步。然而愚昧无知的焦母，虽然爱子，却仍坚持另娶。仲卿则在幻想破灭之后，并不因此屈从其母而终于以死殉情，充分显示了焦仲卿的反叛性格。这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的矛盾造就了仲卿这种思想性格。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而且写出了他们性格中所特有的复杂性，有血有肉兼有神，可歌可泣又可信，这决非短小的抒情诗和一般的叙事诗所能达到的境界。诗中的主要人物是如此，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同样注意性格描写，因而能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特点。如刘母和焦母，同为老寡妇，刘母家境清寒，性格懦弱，虽同情女儿而又不能不听从儿子的安排，反映了封建礼教“夫死从子”的黑暗；焦母则富有高傲，为人凶悍，不仅不从子，而且要儿子从她，表现出封建家长的*威。她们同为妇女，在同一社会中，却因境遇所造就的性格不同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艺术造诣是当时其他叙事诗中所看不到的。

二、故事情节完整，矛盾冲突不断。《孔雀东南飞》以人物为中心铺叙故事，情节曲折，首尾完整。故事带有传奇的色彩：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竟然受到县令、太守相继登门为子求婚的奇遇，显然这是极其偶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但作者并不单纯地追求离奇的故事，而是借助于情节，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者写此奇遇，不仅衬托出兰芝之美，歌颂了兰芝忠贞专一、不为利诱的品格，而且在比较中刻画出她与刘兄、刘母截然不同的性格。再则，叙事长诗易致平直，此诗却写得曲折有致，扣人心弦，因此令人读来不觉其长，不愧为“长篇之圣”。尤其是诗通过刘兰芝和焦母、焦仲卿和母亲、兰芝与刘兄这三对连续不断的矛盾，描叙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把普遍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矛盾现象集中概括，驱遣笔端，从而通过一个家庭，反映一个社会，使这首诗成为复杂社会的写真。这又是当时其他叙事诗所无法企及的。

三、语言通俗化、个性化，明白如话而又神情毕肖。这首诗描摹情态，铺叙事物，全都通俗易懂。尤其是人物的对话，真实而又贴切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刘兰芝与焦仲卿之间的对话，显现了他们之间的恩爱和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进行抗争的性格；仲卿母子的对话，既写出了焦母对儿子的爱，又写出了她对新妇的恨；兰芝母女、兄妹的对话，令人看到了母亲对女儿所特有的感情和刘兄的刻薄势利之心。清代陈祚明曰：此诗“佳处在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这的确说出了《孔雀东南飞》的语言艺术所达到的高水平。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如诉，长篇之圣也！

明·胡应麟《诗薮》：“五言之瞻，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瞻，极于《木兰》。”

明·李因笃《汉诗音注》卷七：此古今第一大篇，亦第一绝作，如对大羹玄酒，又如临宗庙百官，叙事敷词，俱臻神品。可以怨、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诸美俱备。最妙处出绣腰襦、别小姑、媒人议婚、太守迎妇，偏于闲处着色，《北征》、《山果》、《晚妆》数段，正祖此篇。篇中有详有略，总非可以常法求也。高古朴淡，亦复天娇离奇。

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四：共一千七百八五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有剪裁也。……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复极温厚。风人之旨，固应尔耳。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长篇淋漓古致，华采纵横，所不俟言。佳处在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

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七：古来长诗，此为第一，而读去不觉其长者，结构严密也。男家无公，乃云公母；女家无父，乃云父母。共事二三年，而云新妇初来，姑始扶床；今被驱遣，姑如我长。府吏小役，而方仕宦于台阁。皆是诗人故露渗露处，勿泥可也。

　　摘 要《孔雀东南飞》中的刘母是一个历来不被人重视的小人物，细读全诗，会发现她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同时又不自觉地成了造成女儿悲剧的帮凶。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女人的痛苦与不幸。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写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是，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

　　一、刘母是一个尽职的母亲

　　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要求父慈母爱，兰芝没有父亲，从文中可以看出兰芝母亲是“良母”，符合“母爱”的要求。

　　刘母的爱首先表现在她把爱融入对女儿的教养中。刘母出于“为之计深远”而按封建礼教的要求，严格教养女儿：“十三教汝织，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她教会女儿织布、裁衣、知书、达礼，以期女儿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女儿出嫁后，她希望也相信女儿会守妇道，会是一个能干又孝顺的好媳妇。我们从兰芝的“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知道她很勤劳，从兰芝的“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知道她很能干，从兰芝离开焦家时，拜别焦母，告别小姑，知道她有礼节。而从兰芝的整个言行表现中，可以看出刘母对兰芝教养的成功，也可以说刘母尽到了一个“良母”的职责。

　　刘母的爱还表现在她为女儿的不幸遭遇而痛心、痛苦。兰芝被休刚进家门，刘母“大附掌”、“大悲摧”，这些动作将母亲这时难以言传的痛楚之情表现了出来；从刘母责问女儿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母亲的失望与痛心。当第一个求婚者登门时，刘母对兰芝说“汝可去应之”，当女儿“含泪”央求时，母亲没说什么就去替女儿拒绝了求婚者。刘母前面的催促是出于对女儿未来的考虑，在封建社会，女子是不能留在娘家的，身为一个母亲，替女儿觅得一桩好婚事，正是她应该做的，但当看到女儿流泪时，母亲又心疼了，于是顺从了女儿。唐�|认为“兰芝回到家里，虽然得到母亲的理解，但她哥哥性情暴躁，大不为然。……县令派人为他的第三个儿子做媒，兰芝通过母亲的口婉言拒绝了。几天后，太守又谴丞为其第五个儿子说婚，母亲还想推却……” 。

　　二、刘母是造成焦刘悲剧的帮凶

　　早在春秋时期，就确立了女性的从属地位，《礼记》确立了妇女“三从”的理论基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占统治地位。到了东汉时期，“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更成了神圣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要求女性从小就要在母亲的教诲下，学做一个符合男权社会要求的合格女子。上文谈到刘母是一个尽职的母亲，不但自己很自觉地遵守三从四德原则，而且严格按照三从四德原则教养女儿兰芝。当兰芝被休回到娘家时，刘母见面便“大附掌”，并斥责女儿“不图子自归！……十七谴汝嫁，谓言无誓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这里的“誓违”“罪过”是指违背了三从四德原则的言行，兰芝被休刘母首先认为女儿有错，因为在休妻的“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中只规定了被休女子的过错。兰芝回到娘家时“进退无颜仪”、“惭阿母”，说明兰芝在母亲的教诲下，也认为自己没能遵从三从四德而愧对母亲、愧对家人。

　　兰芝被休回娘家，但这个家已经没有她的位置，她必须再嫁。人们历来认为，兰芝再嫁是刘兄所逼，我认为这看法不全面，从诗中看，刘母对兰芝的逼迫胜于刘兄。当县令派人登门求婚时，刘母对兰芝说：“汝可去应之”。虽然在女儿央求芝下，刘母拒绝了这门婚事，但刘母的言行已经给兰芝很大的压力。兰芝在与仲卿再见面时说“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这里的“父母”“弟兄”是偏义复词，实际上兰芝没有父亲，没有弟弟，因此这里的“父母”“弟兄”分别指刘母和刘兄。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写道：“‘阿女含泪答，’含泪得是！‘兰芝仰头答’‘登即相许和’仰头得是！登即得是！盖前答对母，是初次危机，故犹存希冀之心。后答对兄，是再度逼迫，己心知无望，固态度亦转入决绝倔强。”这里的“后答对兄，是再度逼迫” 和兰芝的话语中把母亲放在了前面，兄长放在后面，并用一“兼”字，均说明母亲逼迫在先，兄长的逼迫在后，母亲逼迫为主。

　　从母亲的角度来说，刘母应该为女儿“计深远”，替女儿觅得一桩好婚事，太守家这桩婚事在当时来说，应该是让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好婚事，刘母对此应该是满意的。也许刘母心里窃喜：我女儿这回找了一个好人家，她要过上好日子啦，也为我争了口气。因此，兰芝再嫁的前一天，刘母再度催促兰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

　　同是母亲，焦母专横、跋扈：“槌床便大怒”、“遣去慎莫留”、“何敢助妇语”，她逼走了兰芝，拆散了一对恩爱夫妻，成了造成焦刘悲剧的罪魁。而刘母虽言辞“温和”，但再三逼迫兰芝再嫁，成了造成焦刘悲剧的帮凶。

　　刘母，一个守妇道的正统妇女，从她对兰芝的教养来看，她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良母”；从她对兰芝的逼迫及刘兄对兰芝所说的话来看，她是一个严守“三从四德”的女性。刘母又是一个悲剧人物，她和当时所有的妇女一样，被剥夺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只能依靠男性――父亲、丈夫、儿子来生活，因此，她（她们）只能接受男性给她（她们）安排的位置――附属、服从，自觉地遵守男性为她（她们）制定的三从四德原则。更可悲的是，刘母和其他母亲一样，以为坚守这些封建礼教原则就能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因此自觉地用三从四德来教养女儿、要求女儿，刘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封礼教杀害女儿的帮凶，如刘母一样的母亲们成了三从四德的牺牲品。

　　刘母，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是她让我们体会到了处于封建社会的母亲的矛盾与痛苦。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叙述，揭露出封建家长制度与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兰芝、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压迫的反抗精神。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使三人的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刘兰芝,给人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由此对她的印象就极为深刻，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古代劳动妇女的优秀品质，很具有典型性，是值得后人去学习的。

　　诗的开头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既是比，也是兴。把孔雀借喻为刘兰芝，“徘徊”写她眷恋焦仲卿，难舍难离。紧接着则是兰芝的自我倾吐，也是说给焦仲卿的肺腑之言，是极具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十三能织素，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不难看出她是一个勤劳、有文化教养、懂礼仪、聪明能干的好媳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这样劳动成果之大，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媳妇了。然而，好心却当做驴肝肺，得不到婆婆的欢喜。她明知封建时代一个女人被“遣”将招致白眼、瞧不起、嘲笑等，但她还主动要焦仲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这里寓藏着她人格的尊严，强烈的反抗精神。作为矛盾的横暴的封建势力，诗人着意揭露了焦母的专横与霸道：“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真是蛮横无理，这与刘兰芝恰恰成对比。

　　其次，诗人着意刻画出兰芝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焦仲卿深爱着兰芝，这是肯定的。刘兰芝也挚爱着焦仲卿，她盟誓“君当做磐石，妾当作蒲苇。”从拒婚的角度来看，表现了兰芝忠于自己的誓言，也表现她对爱情的忠贞。全诗的高潮部分写太守家迎娶刘兰芝的阔绰：“赍钱萨三百万，杂采三百匹”。对此，阿兄流涎三尺，而阿妹却毫不为所动，由此表现出兰芝不贪图富贵，她要的是忠实的爱情。在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双重压迫下，兰芝被逼无奈，最后殉情而死，为了爱情义无反顾，“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溜”，勇敢地走向死亡。

　　从兰芝之死，不禁使我想起今天仍然有些人保留着封建残余思想的爱情观，以金钱做为择偶标准，包“二奶”……完全扭曲了真正、神圣的爱情观，今天看来似乎是可悲的。而对于《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习价值，刘兰芝不仅是古代劳动妇女学习的好榜样，也给予了现代人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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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保湿水（中干皮肤用），白天是毛孔收缩精华素，晚上是水库精华，然后再加一个水库的修护霜（注意是清爽型的，这款虽是霜，但用起来是水水的效果，适合秋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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