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赏析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慎于言辞,端庄安闲,动静有度,执事勤苦,符合汉代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她不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在她的身上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但是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刘兰芝 中国古代妇女道德
为什么一个体现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妇女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引喜爱呢?为什么从刘兰芝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仍能感受到什么是善良、坚忍呢?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封建妇女道德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本文试从道德层面作粗浅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
一、刘兰芝的道德风范
刘兰芝善良坚忍,勤于纺织,工于剪裁,也确实体现了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从妇女道德来看刘兰芝,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失为一位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
11 刘兰芝的言行举止
(1)其言:作品《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义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有规短可寻而不容越,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合乎“四德”要求。所谓“择词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人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责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一句,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是“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的突出体现。
(2)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不必颜色鲜丽”;“沐浴以时,身不含垢”。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贤女”外儿的夸张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不遑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时,她“事事四五通”严妆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细步”处,俨然大家风范。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即使投身清池,也不忘脱履于岸,既可表明心迹,又可免无谓的牵连。真可谓“清闲宁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12 刘兰芝的家庭人际关系
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未违“三从”之教。主要表现在:
(1)对丈夫贞顺。刘兰芝首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无疑是出于夫妻情深。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以微弱之躯,为她抵挡生活中的风雨,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妻子的爱。但焦仲卿之所以如此,也离不开刘兰芝对为妻之道的恪守。
(2)对长辈的孝顺。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从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在平日的刁难虐待下,她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槌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在以“义绝”驱媳,但刘兰芝言辞委婉,依礼行事,谨奉孝道。显然,这不是内在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对“曲从舅姑”道德规范的遵循。
(3)对幼辈的慈爱。刘兰芝膝下尚无子,从她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如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
二、刘兰芝之死
刘兰芝在被遣之后拒绝家长和官吏对她的操纵,以死抗争。她的死体现了妇女道德规范的人格标准,是殉情,也是殉道即“发乎情,止乎礼义”。
11 同焦母刘兄的冲突
虽然从礼法制度上讲,刘兰芝同焦母刘兄的冲突,是长幼冲突,但从道德层面上分析,则是一场善恶冲突。因为刘兰芝在她们面前,从无不是之处,而恰恰是焦母刘兄首先背弃了人伦道德。《孔雀东南飞》正是通过悲剧双方善恶对照以寄托其道德评价的。
12 个体的道德信念
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内化的结果。刘向的《列女传》分类编定的古代妇女事迹,是对“母仪”“贞顺”“节义”“贤明”的形象解说;汉代诗歌《列女操》《贞女引》《高拘操》《雉朝飞操》和《杞梁妻歌》的风靡于世,正是妇女重品性操守风尚的曲折反映。同许多以毁容,断发,自尽以全人格的东汉女子一样,刘兰芝“人贱物亦鄙”的叹息,“进退无颜仪”的羞惭,“愁思出门啼”的悲愤,不也正是夫妻之情被毁,道德人格失落的双重痛苦吗?
13 刘兰芝的道德理念
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正是这种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
三、刘兰芝的形象
刘兰芝形象具有经久不衰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一个民族的道德是不可能断流的。尤其是那些至今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和公共准则,更应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以发展新的文明。
首先,妇女道德是一定社会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自然经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聚族而居的村社环境,必然使谨夫妇,敬爹娘,和家人,睦邻里,存后人的道德观念有发生和存在的土壤。其次,家庭作为妇女道德的实践范畴,是长幼血缘亲情和男女天然关系的结合体,因而作为封建妇女道德的主体的婚姻家庭道德必然要更多地吸收和融注本民族长期形成的,诸如仁爱、宽容、恻忍、孝顺等。第三,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古代妇女处于社会和家庭的最低层,因而更多地继承和弘扬起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于柔弱中求自强的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这种自强和牺牲,不仅不会惊忧社会的安宁,反而会维系人类文明的延续,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而积淀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风俗习惯。
四、结论
长期以来,我们对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仅以“善良”“劳动妇女美德”概括之而语焉不详。实际上刘兰芝不是受到封建家长迫害的一般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实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最高峰”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体现封建时代完美的“妇德”的形象。她由淑女而贤妻而烈女的道德实践,概括了中国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她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这便是刘兰芝形象在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伦理学价值。
参考文献:
[1]从《孔雀东南飞》的人物形象看该诗的悲剧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1985 4
[2]刘兰芝艺术形象二题[J]锦州师院学报,1986 2
[3]试论《孔雀东南飞》的细节描写[J]广西师院学报,19882
《孔雀东南飞》赏析精解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汉乐府民歌中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最早见于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它收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大致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作者不详,全诗340多句,1700多字,主要写刘兰芝嫁到焦家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从汉末到南朝,此诗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不断被加工,终成为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婚俗中的寡妇再嫁
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后,只十多天,县令就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说亲;县令的媒人离去几天后,太守就以主薄为媒来为儿子说婚。被谴回娘家的刘兰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求婚?且求婚者的身份较高,从文章的表现手来看,这主要是衬托刘兰芝的貌美才多德高,另外也是由当时的婚俗决定的。汉时,社会上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不太在意,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也不因娶这样的女人而羞耻。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汉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蔡文姬就嫁过多次;另据史书记载,汉景帝也把有过婚史的王氏立为皇后,而王皇后即汉武帝的生母。到了汉末,婚姻十分重视门弟,县令、太守都为儿子向刘兰芝求婚,除上述原因外,也有门弟观念。由于人们的种种私利原因,寡妇不嫁反而受到种种欺凌。《潜天论。断论著篇》讲,汉末那些欲守贞节,洁身自好的寡妇,如果遇到不仁不义的大伯小叔,不仁不义的兄长和弟弟,这些人有的是了聘礼(物),有的是为了钱财,有的是为了占有寡妇的儿子,就逼寡妇再嫁。而那些寡妇为了抗争,有的在房中自缢而死,有的在嫁车上饮药而亡。刘兰芝被兄长逼嫁,投入清水池,以死抗争,正是当时许多寡妇命运的集中反映。
七夕
七夕又称女儿节,乞巧节,这个节日大致开始于西汉时期。刘兰芝和小姑话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即指七夕,每逢七月初七,人们在白天和夜晚都举行传统的节日活动。按汉时习俗,这一天要晒衣服和书。
乞巧习俗是伴随着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而形成的。七月七日,为牛郎织聚会之夜。这天夜里,妇女们张灯结彩,拿着各式各样的针,在庭院中摆列好瓜果来乞巧。传说在祭牛郎织女时,能见到天河的白气和五彩颜色的妇女,就可得到吉祥。乞巧主要是妇女的活动,所以又叫女儿节,她们希望借助神的力量使自己心灵手巧。
七夕晚上的另一项活动是守夜,人们对天下拜,并说出心愿,主要是乞富、乞寿,没有孩子的乞子。守夜活动有不少男子参加,目的是为全家乞福。牛郎织女的传说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生活方式的向往。
坐具
诗中的“床”“榻”都是坐具。床,最初只是卧具,后兼为坐具。要了解“床”“榻”为坐具,需要先了解一下古人坐的形式。先秦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采用跪坐形但直接跪坐在地上很不舒服,所以很早就有用席子来铺垫的习惯,就是所谓的席地而坐,即以席为 坐具。坐时两膝着席,把臀部放在脚跟上。这样,脚跟承受的压力太大,时间长了,就会酸痛。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感觉臀部坐在较矮的床上或榻上要比坐在脚跟上舒服,所以,大约在秦汉时期,床榻开始成为坐具。汉时的床榻比较低,大约有今天的一市尺。床,一般体积较大,比较笨重,大多是室内固定家具;榻,体积小较轻便,大多是待客的临时用具,使用时移出,过后收藏。因此诗中有“移我玻璃榻,出置前窗下”句。两个人合坐的榻叫合榻。三国时,孙权曾召鲁肃,二人“合榻对饮”,不可理解成二人躺在床上喝酒。到了南北朝,床榻作为坐具在南北方就极为普遍了。今天仍有不少地方把小板凳叫“脚床”,可能就是坐具名称演化的结果。
交通工具中的牛车
诗中有“其日牛马嘶”句,牛车自古就有。由于牛的力气比较大且行动缓慢,所以,人们多用牛车来拉东西。又因牛车车厢宽大,故又叫大车。秦以前的贵族多数乘坐马车,极少有乘牛车的。这种风气到了秦汉仍然存在。西汉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凋敝。据《汉书》记载:朝中文武官员有很多人乘坐牛车,因此可以说此时乘牛车是出于无奈。整个西汉和东汉前期,人们一直认为乘坐牛车是低贱的行为。但到了东汉后期 ,风气大变,贵族官僚富户不再把乘坐牛车看成丢脸的事情。《晋书》记载:“其后稍见贵之(牛车)。自(东汉)灵、献以来,天子志士庶以为常乘。”而《孔雀东南飞》所写时期(建安年间)正是东汉献帝时,所以“其日牛马嘶”中的“牛马”不能理解为偏义复词“马”。太守给儿子迎亲,马车牛车因载人物的不同用途都被派上用场。
《孔雀东南飞》 译文
序说:东汉末建发(公元196-219)年间,庐江太守衙门里的小官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被焦仲卿的母亲赶回娘家,她(回娘家后)发誓不不再嫁人。她的娘家副迫她改嫁,她便投水死了。焦仲卿听到(刘兰芝投水而死)这件事,也在(自家)庭院的树上吊死了。当时的人哀掉他们,写下这首诗记述这件事。
孔雀鸟向东南方向飞去,飞上五里便徘徊一阵。
“(我)十三岁能够织精美的白娟,十四岁学会了裁剪衣裳,十五岁会弹箜篌,十六岁能诵读诗书。十七岁做了您的妻子,心中常常感到痛苦的悲伤。您既然做了太守府的小官吏,遵守官府的规则,专心不移。我一个人留在空房里,我们见面的日子实在少得很。鸡叫我就上机织绸子,天天晚上都不得休息。三天就织成五匹绸子,婆婆还故意嫌我织得慢。并不是因为我织得慢,(而是)您家的媳妇难做啊!我既然担当不了(您家的)使唤,白白留着也没有什么用。(您)现在就可以去禀告婆婆,趁早把我遗送回娘家。”
焦仲卿听了这般诉说后,到堂上去禀告母亲:“我已经没有做高官、享厚禄的命相,幸亏还能娶到这个(贤慧能干)的妻子,结婚后(少年夫妻)相亲相爱地生活,(并约定)死后在地下也要相依为伴侣。(我们)相处在一起不到二三年,(生活)才开始,还不算很久,这个女子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正当,哪里料到会使母亲不满意呢?”
焦母对促卿说:“(你)怎么这样没见识!这个女子不讲礼节,一举一动全凭自己的意思。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你怎么可以自作主张!邻居有个贤慧的女子,名字叫秦罗敷,(长相)可爱,没有谁比得上,母亲替你去求婚。(你)就赶快休掉刘兰芝,打发她走,千万不要挽留(她)!”
焦仲卿伸直腰跪着禀告:“孩儿恭敬发禀告母亲,现在假如休掉这个女子,我一辈子就不再娶妻子了!”
焦母听了儿子的话,(用拳头)敲着床大发脾气(骂道):“你这小子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怎么敢帮你媳妇说话!我对她已经没有什么恩情了,当然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焦仲卿默默不敢作声,对母亲拜了两拜,回到自己房里,张嘴想对妻子说话,却抽抽咽咽话也说不成句:“本来我不愿赶你走,但有母亲逼迫着。你只好暂时回娘家去。我现在暂且回太守府里办事,不久我一定回来,回来后必定去迎接你回我家来。为此,你就受点委屈吧,千万不要违背我的说。”
刘兰芝对焦仲卿说:“不要再增加麻烦了!记得那一年冬末,我辞别娘家嫁到你府上,侍奉时总是顺从婆婆的意旨,一举一动哪里敢自作主张呢?白天黑夜勤恳地操作,我孤孤单单地受尽辛苦折磨,总以为没有过错,终身侍奉婆婆。(我)到底还是被赶走了,哪里还说得上再回到你家来?我有绣花的齐腰短袄,上面美丽的刺绣发出光彩,红色罗纱做的双层斗帐,四角挂着香袋,盛衣物的箱子六七十个,箱子上都用碧绿色的丝绳捆扎着。样样东西各自不相同,种种器皿都在那箱帘里面。我人低贱,东西也不值钱,不配拿去迎接你日后再娶的妻子,留着作为我赠送(给你)的纪念品吧,从此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时时把这些东西作个安慰吧,(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我。”
鸣啼了,外面天将亮了,刘兰芝起床打扮得整整齐齐。穿上我的绣花夹裙,每穿戴一件衣饰,都要更换好几遍。脚下穿着丝鞋,头上戴(插)着闪闪发光的首饰,腰上束着白绢子,光彩象水波一样流动,耳朵戴着用明月珠做的耳坠,手指纤细白嫩象削尖的葱根,嘴唇红润,象含着红色宝石,轻盈地踏着细步,精巧美丽,真是世上没有第二个。
刘兰芝走上厅堂拜见婆婆,婆婆不停地发怒。(兰芝说:)“从前我做女儿时,出世后从小生长在乡间,本来就没受过什么好的教养,同你家少爷结婚,更感到惭愧。接受婆婆送的钱财礼品很多,却不能承担婆婆的使唤。今天我就回娘家去,只是记挂婆婆在家里辛苦操劳。”回头再与小姑告别,眼泪象连串的珠子掉下来。(刘兰芝对小姑说:)“我初来你家时,小姑你刚能扶着床学走路,今天我被赶走,小姑你长得和我一样高了。希望你努力尽心奉养母亲,好好服侍她老人家,初七和十九,在玩耍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兰芝说完)出门登上车子离去了,眼泪不停地簌簌落下。
焦仲卿的马走在前面,刘兰芝的车行在后面,车子发出隐隐甸甸的响声,一起会合在大路口,焦仲卿下马坐入刘兰芝的车中,两人低头互相凑近耳朵低声说话。(焦仲卿说):“我发誓不与你断绝关系,你暂且回娘家去,我现在暂且去庐江太守府(办事),不久一定会回来,我对天发誓,决不会对不起你。”
刘兰芝对焦钟卿说:“感谢你忠诚相爱的心愿!你既然这样记着我,盼望你不久就能来接我,你一定要成为磐石,我一定要成为蒲草和苇子。蒲草和苇子柔软结实得象丝一样,磐石不容易被转移。我有一个亲哥哥,性情行为暴躁如雷,恐怕不会听任我的意愿,想到将来我心里象煎熬一样。”接着举手告别,惆怅不止,两人的感情同样的恋恋不舍。
兰芝走进了家门,来到内堂,上前后退都觉得没有脸里。刘母(看见兰芝回来)大为惊讶,拍着手掌说:“没想到你自己回来了!十三岁就教你纺织,十四岁就能裁剪衣裳,十五岁会弹箜篌,十六岁懂得礼节,十七岁送你出嫁,总以为你不会有什么过失。你现在究竟有什么过错,没有人迎接你就自己回来了!”兰芝惭愧地对母亲说:“女儿实在没有什么过错。”母亲听后非常悲伤。
(兰芝)回家才十多天,县令派了媒人上门来。(媒人)说,县令家有个三公子,人长得漂亮文雅,世上无双,年龄只有十八九岁,口才很好,又非常能干。
刘母对女儿说:“你可以去答应他。”女儿含着眼泪回答说:“兰芝才回来时,焦仲卿再三嘱咐我,立下誓言,永不分离。今天违背情义,恐怕这件事这样做不合适。那么你可以回绝来说媒的人,(以后)慢慢再讲这件事吧。”
刘母告诉媒人说:“(我们)贫贱人家,有了这个女儿,她刚出嫁不久就被休回娘家。(她)不能做府吏的妻子,怎么配得上县太爷的公子?希望你多方面打听打听(再访求别的女子),我不能就答应你。”
县令的媒人走了几天后,不久太守派郡丞来求婚了。……说太守家用第五个儿子,娇美俊逸,还没有结婚,请郡丞去做媒人,这是主簿传达下来的话。郡丞直接对刘母说:“我们太守家,有这样一个好公子,既然想和你家结为婚姻,所以派我到你府上来说媒。”
刘母谢绝媒人说:“女儿先前有过誓言,老妇我怎么敢(对她)说再嫁这件事呢?”
兰芝哥哥听到太守求婚被拒这件事,心中烦躁不安,开口对妹妹说:“你作这样打算怎么不好好考虑!前次出嫁得到的是一个小官吏,这次出嫁得到一个贵公子,运气的好坏相差得象天上地下一样,(好运气)足够使你终身荣耀富贵,不嫁给这样仁义的公子,往后你打算怎么办?”
兰芝抬头回答道:“道理确实象哥哥说的话一样,我辞别娘家去侍奉丈夫,半途回到哥哥家里。怎么处理完全听从哥哥的主意,哪敢自己随便作主呢?虽然我与府吏立下誓约,但与他永远没有机会见面了。立刻就答应太守这门亲事,就可以结成婚姻。”
太守的媒人从座位上起来连声说:“是是,就这样办,就这样办。”他回到郡府报告太守说:“我接受您交给的使命,到刘家去做媒,公子很有缘份,说媒很成功。”太守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欢喜,(马上)查看婚嫁历,又翻看婚嫁书,便告诉郡丞:“婚期定在这个月内就很吉利,年、月、日的干支都相适合,好日子就在三十这一天,今天已经是二十七了,你赶快去刘家订好结婚日期。”太守府内大家互相传话说:“赶快筹办婚礼吧!”(赶办婚礼的人)象天上的浮云一样来来往往连接上断。装婚礼(物品)的船绘有青雀和白天鹅的图案,四角挂着绣有龙的旗幡,轻轻地随风飘荡。金色的车子白玉镶的车轮,缓步前行的青骢马,套有四周垂着彩缨、下面刻着金饰的马鞍。赠送的聘金有三百万,都用青色的丝线穿着,各色绸缎有三百匹,从交州广州采购来的山珍海味。跟从的人有四五百,热热闹闹来到庐江郡府门。
阿母对女儿说:“刚才接到太守的信,明天来迎接你,为什么还不做衣裳?不要让婚事办不起来!”
兰芝默默不作声,用手巾捂着嘴哭泣,眼泪淌下就象水一样倾泻。移动我坐着的琉璃榻,搬出来放在前面窗子下。左手拿着剪刀和尺子,右手拿着绫罗绸缎(动手做衣裳)。早晨就做成了绣花的夹裙,晚上做成了单罗衫。阴沉沉地天快要黑了,兰芝满怀悉思,走出门去痛哭。
焦仲卿听到这个变化,于是请假暂时回来,到兰芝家还有二三里的地方,人伤心,马也衣鸣。兰芝熟悉府吏的马叫声,轻步快跑去迎接他,悲伤失意地望着,知道(相爱的)人来了。她举起手抚摸着马鞍,哀声长叹使人心都碎了。说:“自从你离开我以后,人事的变化真料想不到啊!我有亲生母亲,逼迫我的还有亲哥哥,硬把我许配给别人了,你回来有什么指望的地方呢!”
焦仲卿对兰芝说:“祝贺你得到高升!我这块磐石方正又坚实,可以一直存放上千年,而蒲苇一时柔韧,就只能保持在早晚之间罢了。你将会一天天地富贵起来,我一个人独自走到地府去吧!”
兰芝对焦仲卿说:“哪里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同是被逼迫,你这样我也这样,(我们)在地府下互相见面吧!(但愿)不要违背今天的誓言!”(他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然后告别离去,各人回到自己的家里。活着的人却作临死的诀别,心里的愤恨哪里说得尽呢?想到(他们)将要永远离开人世间,无论如何不能再保全(生命了)!
焦仲卿回到家,走上厅堂拜见母亲说:“今天风大又非常寒冷,寒风摧折了树木,院子里的白兰花上结满了浓霜。儿子现在就象快要落山的太阳一样,使得母亲在今后很孤单。(我)是有意作这样不好的打算的,不要再去怨恨什么鬼神了!愿您的寿命象南山的石头一样长久,愿您的身体永远健康又舒顺!”
焦母听到(儿子)这些话,泪水随着说话声一起流下,说:“你是世家的子弟,又在大官里任官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妇人去寻死,(你和她)贵溅不同,(休掉了她)哪里就算薄情呢?东邻有个贤慧的女子,她的美丽在城内外是出名的,我替你去求婚,早晚就会有答复。”
焦仲卿向母亲拜了两拜就回房,在自己的空房里长声叹息,自杀的打算就这样决定了。(他)把头转向兰芝住过的内房,(睹物生情),越来越被悲痛煎熬逼迫。
(兰芝)结婚的那一天牛叫马嘶的时候,刘兰芝走进了行婚礼的青布篷帐,在暗沉沉的黄昏后,静悄悄的,人们开始安歇了。(兰芝自言自语说):“我的生命在今天结束了,魂灵要离开了,让这尸体长久地留在人间吧”!(于是)挽起裙子,脱去丝鞋,纵身跳进清水池里。
焦仲卿听到刘兰芝投水自杀这件事,心里知道(从此与刘兰芝)永远离别了,在庭院里的树下徘徊了一阵,自己就在向着东南的树枝上吊死了。
焦刘两家要求合葬,于是把两个人合葬在华山傍边。(在坟墓的)东西两旁种上松柏,(在坟墓的)左右两侧种上梧桐,(这些树)条条树枝互相覆盖着,片片叶子互相连接着。树中有一对飞鸟,它们的名字叫做鸳鸯,仰头相互对着叫,天天夜里直叫到五更。走路的人停下脚步听,寡妇听见了,从床上起来,心里很不安定。多多劝告后世的人,把这件事作为教训,千万不要忘记啊!
缜密完整 天衣无缝——谈《孔雀东南飞》的艺术结构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遗产中的瑰宝。诗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向为人们所称道。本文仅就诗篇结构的缜密、完整以及艺术结构在表现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等问题,试作一些分析。
^^双线结构 交替发展
诗篇的全部叙事是以仲卿、兰芝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和他们两人间的感情纠葛组织起来的。这是两条主要的线。这两条线交替发展,使诗篇的结构显得非常严整。
先谈焦、刘与封建家长间冲突的这条线索。在兰芝被遣归之前的一大段里,写这条线的有仲卿向母求情与兰芝告辞焦母两小段。仲卿向母求情一段,刻画了焦母的专横自私,也表现了仲卿性格有软弱的一面。兰芝辞别焦母的一段,是悲剧主角与压迫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兰芝的装束、举止、话语,表现了她那特有的比较含蓄的反抗性。
在兰芝被遣归之后,对立双方的冲突则有刘兄的逼婚和仲卿自杀前辞母两大段。刘兄的逼婚是兰芝与压迫者间第二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仰头答”的动作,表现了兰芝的刚强不屈;通过她针锋相对的揭露性语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表现了她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因而在被迫允婚的同时准备以死相抗。
在焦、刘已相约同死之后,诗篇安排了仲卿辞母的情节,集中抒写仲卿与焦母之间的冲突。仲卿、焦母的冲突也有两次。第一次围绕着休弃不休弃兰芝的问题进行,结果仲卿在焦母的*威下屈服了;第二次(即辞母的一次)冲突,围绕着仲卿的生与死的问题进行。在蛮横的焦母面前,仲卿发出了这样的怨言:“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你当初打错了算盘,就不要去抱怨鬼神了),这就明白指出焦母是悲剧的制造者,说明仲卿的态度有了转变。诗篇把仲卿与母亲的诀别插在悲剧的结束之前,表明了封建礼教毒害的普遍性和残酷性。焦母、刘兄主观上并不想酿制悲剧,可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庸俗腐朽的人生观,终于使他们充当了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
诗篇的另一条线索是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诗篇一开始便交待了人物间的关系。兰芝对仲卿,可说是怨其家而爱其人。她信赖地向仲卿诉说了所受的虐待,怨愤地说出遣归的话。一个尖锐的家庭矛盾便在仲卿的面前出现了。在这之后,诗篇安排了三段,即三个离别的情节,表现了两人间感情的纠葛。
首先一段是仲卿求告不允,回到房中与兰芝痛苦地话别。仲卿心存幻想,而兰芝则清楚破镜难以重圆。她交待留下的衣物,说到“不足迎后人”实有所怨;说到“久久莫相忘”又实有所爱。短短的对话,写尽了兰芝交织着怨与爱的痛苦的心情。
其次一段是焦、刘在大道口的离别。诗篇着意抒写了二人缠绵不尽的情谊。通过同车、耳语、互誓等一系列的动作与语言,展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描写焦、刘间真挚的爱情,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突出主题都有重大的关系。试想如果焦、刘间缺乏真挚的爱情,那么兰芝的宁死不肯改嫁,就可能被解释成“从一而终”的“贞烈”行为(旧注有此说)。
第三段写兰芝被迫允嫁,仲卿赶来作最后的诀别。这一段以焦、刘的生离死别、郑重相约同命渲染了全篇的悲剧气氛。这时,兰芝用反激语言试探、考验仲卿:“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而仲卿则态度坚决,愤激地回答:“贺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这充满挖苦、责难的话,使兰芝的疑虑涣然冰释,誓言得到重证,他们决定以死来控诉封建压迫,以死来维护爱情的忠贞。
诗篇通过两条线索的交替发展,将矛盾不断推向前进,使人物性格不断丰富,主题不断深化。
^^穿插巧妙 繁简得宜
诗篇在相当整饬的布局中作了一些巧妙的穿插。如写兰芝辞别焦母之后,插入了与小姑的告别。兰芝告别小姑时,“泪落连珠子”,与辞母的情景适成对照。兰芝对小姑讲了一些感情真挚的话,可见姑嫂间平日亲密的关系。这一插曲很好地表现了兰芝善良,温柔的性格。又如在兰芝被迫允婚之后,插写了太守家准备迎娶的热闹。诗篇以民歌的高度夸张的手法,铺叙了舟车的华丽,礼品的丰盛。这样的描写,对于兰芝的不慕富贵的高尚品格起了映衬作用,而且欲抑先扬,喜庆气氛与悲剧结尾接踵而至,使诗篇起伏跌宕,更加摇曳多姿。
诗篇繁简适宜,表现了作者的剪裁能力。比如它一开始在写兰芝的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后,紧接着就来了一个跳跃:“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心中常苦悲”一句有力地概括了平日所受的种种折磨,其后也只讲了故嫌作迟一事,别的便都省略了。诗篇集中写了休弃的事件,已充分说明焦母施加给兰芝的种种不幸。又如兰芝归家后便暂时不提仲卿,以便集中笔墨来写兰芝,这也是裁剪的功夫。又如写兰芝回到娘家的情形,也只用其母的惊痛和兰芝“儿实无罪过”这样一句辩解匆匆带过,接着便立即展开了新的矛盾。用笔十分经济,转换十分迅速。
诗篇对于重要情节,往往不惜笔墨作多重的描写。如兰芝被休离开焦家,这是人物命运转变的关键,诗篇便详加描写。作者写兰芝以不同方式分别与焦母、小姑、仲卿辞别,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人物形象。又如兰芝回到娘家以后,诗篇安排了两次逼婚。这是人物命运的又一次大变化。求婚者一次比一次来头大,家庭的矛盾则一次比一次尖锐。先是县令家求婚,母亲以“汝可去应之”表示了埋怨的情绪;然后太守家求婚,阿兄提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样严重的责难。诗篇对逼婚的过程,如媒人的种种活动,母、兄的催逼和兰芝的态度,都作了详尽的描写。这两次逼婚互为补充,深刻地揭露了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并为兰芝的暂时允婚和终于自杀提供了充足的根据。
^^前后呼应 互为映衬
诗篇有许多地方前后呼应,起了很好的映衬作用。如开头和结尾都借鸟以为比兴,分别写徘徊留恋的孔雀和永不分离的鸳鸯,渲染了悲剧的气氛,象征性/div>
古诗、绝句、乐府、律诗有何区别联系
首先,古代诗歌分两类,一是古体诗,一是近体诗,而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再者,汉乐府与近体诗的区别在于:句式比较灵活自由,比兴的大量运用,形式多样,语言活泼生动。而绝句,律诗讲究严格的格律、平仄、押韵,讲究语言的凝练,意境的营造等。
近体诗
近体诗是相对古体诗而言的,产生较晚,起源于南朝,至唐初成熟。其中的律诗,形式固定,格律严密,每首八句。单句叫出句,双句叫对句,合起来称为一联。一二句叫首联,三四句叫颔联,五六句叫颈联,七八句叫尾联。颔联、颈联一般要对仗。首句可用韵可不用韵,通常押平声韵。五言简称“五律”,七言简称“七律”,十句以上的称排律。其中的绝句,又称绝诗、截句。它好像截取律诗的一半,每首四句。就其规格看,有的后一联对仗,类似律诗的首联、颔联;有的前一联对仗,类似律诗的颈联、尾联;有的两联都对仗,类似律诗的颔联、颈联;有的不用对仗,类似律诗的首联和尾联。绝句的韵脚在二、四两句,通常押平声韵。第一句如押韵,也押平声字。绝句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两种,简称“五绝”和“七绝”。
近体诗包括
绝句
中国诗体。又称截句、断句、绝诗。每首四句,通常有五言、七言两种。简称五绝、七绝,也偶有六绝。它源于汉及魏晋南北朝歌谣。唐以后盛行近体绝句,格律同于八句律诗中的前、后或中间四句。所以,唐人有的在诗集中把绝句归于律诗。后来也有学者认为绝句是截于律诗之半而成。绝句灵活轻便,适于表现一瞬即逝的意念和感受,广为诗人所采用,创作之繁荣超过其他,绝句也被人视作唐人乐府(后面还有详细说明)。
律诗
中国近体诗的一种。格律严密。发源于南朝,律诗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每首分别为五言、六言、七言句,简称五律、六律、七律,其中六律较少见。通常的律诗规定每首8句。如果仅6句,则称为小律或三韵律诗;超过8句 ,即10句以上的 ,则称排律或长律。通常以8句完篇的律诗,每2句成一联,计四联,习惯上称第一联为破题,第二联为颔联、第三联为颈联、第四联为结句。每首的二、三两联(即颔联、颈联)的上下句必须是对偶句。排律除首末两联不对外,中间各联必须上下句对偶。小律对偶要求较宽。律诗要求全首通押一韵,限平声韵;第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律诗每句中用字平仄相间。上下句中的平仄相对,有“仄起”与“平起”两式。另外,律诗的格律要求也适用于绝句。
总而言之,区别在于绝句是四句,律诗是八句。
古体诗包括
古体诗特点
古体诗, 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有“歌”、“行”、“吟”三种载体。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李白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来避律。
古体诗分类
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体
四言体盛行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除《楚辞》外,其他诗作出现不多。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
五言体
五言诗,古代诗歌体裁。是指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全篇由五字句构成的诗。五言诗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从而扩展了诗歌的容量,能够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在音节上,奇偶相配,也更富于音乐美。因此,它更为适应汉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从而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初唐以后,产生了近体诗,其中即有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唐代以前的五言诗便通称为“五言古诗”或“五古”。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软题(文选动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
五言诗
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文人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班固的《咏史》。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
六言体
六言诗是旧诗的一种体裁,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不太流行。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其后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
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诗经》。其中有单句,亦有偶句。如“室人交遍谪我”、“室人交遍摧我”(《邶风·北门》),“行役夙夜无已”、“行役夙夜无寐”(《魏风·陟岵》),“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伐檀》)。正是因为《诗经》中有这么多的六言句,挚虞和刘勰论六言诗的起源,才追根溯源到这里。但是,《诗经》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既比较少见,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所以,如果以为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显然缺少足够的证据。
到了《楚辞》,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驷玉虬以乘笲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九辩》中甚至出现了连续的六言句:“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如果能够独立成为一首诗,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否则只能算是诗句,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诗文俱享名于当时。在诗歌创作上,他在借鉴《诗经》、《楚辞》和两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完整的六言诗: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孔融之后,曹丕、曹植兄弟皆有六言诗传世。曹丕有六言诗三首,其中《黎阳作诗》和《令诗》是规范的六言诗;《寡妇诗》形式为六言,但因每句第四字为“兮”字,因而可视为六言别体。《黎阳作诗》是曹丕早晨经过黎阳,准备东渡黄河时所作。诗人在黎山之上四面望去,“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不由得生出“彼桑梓兮伤情”的感慨。《令诗》是曹丕即将称帝时所作,前三句“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表达了对即将禅位的汉献帝的谴责之意,而“吾将以时整理”之句,不经意间流露出诗人志在天下的抱负和雄心。
七言体
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七言体古代诗歌体裁,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体。它起于民间歌谣。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模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西汉时期除《汉书》所载的《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东汉七言、杂言民谣为数更多,如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城上乌》(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桓灵时童谣》"举秀才"(葛洪《抱朴子·审举》)都是很生动、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相传汉武帝曾会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但据后人考证,实系伪托,并不可靠。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以后汤惠休、鲍照都有七言作品。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从梁至隋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杂言体
杂言诗,因诗中句子字数长短间杂而得名,其句中字数不定,最短仅有一字,长句有达九、十字以上者,以三、四、五、七字相间者为多。其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凡是以情致或气势胜的诗人,对于杂言诗都有极大的偏爱。
中国古代诗歌整齐划一的格律诗发展到中唐达到巅峰状态(代表诗人是杜甫),因为其形式上的诗美空间已经被唐代的大诗人挖掘而所剩有限,因此唐末五代中国的格律诗向杂言诗发展,形成一个对整齐划一而导致形式有些僵化的格律诗的反拨,而最终定型为“词”这一杂言诗体制形式。而词,最终发展到了“一代之文学”的高度,取得伟大成就。
汉乐府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史记乐书》载,汉乐府的设置不晚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但搜集民歌俗曲于汉武帝时,已知搜集于东汉末年,共搜集民歌俗曲138篇。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时底层人民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形式朴素自然,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语言清新活泼,长于叙事铺陈,为中国古代叙事诗奠定了基础。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诗经》亦是现实主义),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于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2]
创作背景
汉代从武帝开始,就频繁地发动战争,大量地征调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毁坏。《战城南》的笔触不仅涉及到战场上凄惨荒凉,还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写出战争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农业生产的荒废。《十五从军征》,以“十五从军征”与“八十始得归”写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两个数字之间巨大的距离令人心惊,它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惨象。
故事取材
热闹的场所(酒店、京都),突发性的事件,都是作者喜好描述的对象。
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具有完整情节的故事。如《妇病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等等。有时情节还曲折多变。《孔雀东南飞》扣住兰芝夫妇的坚贞爱情与封建专制的矛盾,展开了丰富而曲折的情节。兰芝不堪刁难,自请遣归,掀起波澜;仲卿求情,似乎能平息矛盾,但焦母态度蛮横,矛盾反而更加尖锐。焦刘分手前的盟誓,使矛盾稍缓。而兰芝被逼再嫁,又使矛盾激化。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汉代乐府诗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写人的手法十分娴熟。或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或利用环境、景物衬托人物形象。《妇病行》《孤儿行》的细节、《陌上桑》中的对话、《孔雀东南飞》中人物的行为以及环境气氛,都有效地刻画了人物。
扩充发展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 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 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 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 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 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 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 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
音乐背景:来源:(1)秦国音乐(2)楚国音乐
1、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
2、相和歌辞: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
3、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
唐诗三百首的顺序为何如此
首先,《唐诗三百首》是一部什么性质的选集呢?很明显,孙洙在自序中说的比较明白: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馀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能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也会吟” 请以是篇验之”
显然,这部选集是作为童子学习的家塾课本,一本入门性质的选集。作为儿童读物需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浅显易懂,易于成诵。从这个角度考虑,有格律要求的近体诗(律诗与律绝)较之于古体诗是更朗朗上口的,并且在长度上一般来讲律诗(特别是律绝)都要更短一些,更易于记诵。按照这样的考虑,那么为什么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古诗、律诗、绝句这样的排列顺序呢?
显然,作为一部入门选集,孙洙考虑的还有什么才是学习诗歌的正确道路问题,即入门需正。这大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内容的正;一是技艺的正。内容的正主要就是思想态度价值观的问题,跟题目关系较小,不展开。说一下技艺的正。从唐代开始,对古诗和律诗就有风骨和声律的讨论。即古诗多重风骨,主抒情言志,重比兴;而律诗的产生之初由于对声律技巧的追逐,文人之间游戏炫技的意味较重,对于表达情感这块比较缺乏。所以一般认为一开始便学习律诗容易由于对声律的追逐而流于浮泛,而正确的路径的是先从重风骨的古诗入手,以重情志,培养底气。
而律诗与绝句之间,又一般认为绝句体制短小,容易逼仄,尤为难写。所以根据这样的一种诗学观念,《唐诗三百首》最终呈现出古诗、律诗、绝句这样的排列顺序。
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七出”(七出者:不顺父母者,无子者,嫉者,*僻者,恶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或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认为“不孕无子”是造成刘兰芝被“休”的根本原因。
《孔雀东南飞》刘兰芝焦仲卿的凄美的爱情悲剧千百年来不知赚取了多少人伤感的泪水,以至于淹没了刘兰芝被休的真正原因——刘兰芝没有为焦家续香火。
首先,刘兰芝嫁到焦家多年没有生育是不争的事实。何以见得?兰芝被遣送回家前与丈夫、婆婆、小姑告别。却没有象东汉末年蔡文姬归汉前与子难舍难分的情景描写。小姑不可能比自己的孩子还重要,只能证明兰芝无子。另外,与小姑临别所说“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从小姑的成长可以反观兰芝嫁到焦家多年。
其次,刘兰芝没有为焦家续香火才是被焦母休的真正原因。“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焦母鸡蛋里挑骨头的真正原因双方都心照不宣。刘兰芝已经退让到悬崖边,终于向丈夫摊牌,自己是去是留就看仲卿最后能否力挽狂澜。当仲卿向母亲求情时,焦母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这是焦母说的休兰芝的理由。然而从兰芝向焦母、小姑辞行的言行可以证明兰芝很讲礼节。另外,兰芝向仲卿辞行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又可证明兰芝并没有违逆焦母。然而与焦母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不是兰芝凭自己的能干、善良、忍让能化解得了的。这症结其实很寻常,刘兰芝没有为焦家添香火。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焦母的刁难:兰芝越忍耐,越表现贤惠,焦母面临的压力就越大,就越觉得兰芝故意与自己作对。因此指责兰芝“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就合情合理了。
最后,为什么《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没有生育只字不提呢?为什么焦母也不直截了当地说兰芝要断焦家香火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孔雀东南飞》的出处《玉台新咏》选材决定的。《玉台新咏》所选题材都是歌颂男女恋情的。理所当然极力美化男女主人公,尤其是女主人公,掩盖其瑕痴,以增强艺术感染力。另外,中国很多流传千古的民间故事都经过文人反复加工润饰。我们对比《白蛇传》早期和后期的版本,会发现越后的版本对白蛇的美化越多,掩盖其瑕痴越甚。典型的情节对比是早期版本写两蛇妖先水井投毒,后为百姓治病,名利双收。后期版本改为茅山道士水井投毒,两蛇为百姓除瘟。《孔雀东南飞》毫不例外经过几代文人多次修改润饰,哪里还能看到刘兰芝半点瑕痴?
另外原因,焦母也很有心计,兰芝没有生育也可能是焦仲卿的问题,焦母拿不准,只好找其它借口休兰芝。为了焦家香火,焦母宁愿自己作恶人,这样既方便兰芝另嫁,又为仲卿另娶延续焦家香火增大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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