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在我国古代文学上地位怎样？

[编辑本段]名篇简介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沈归愚称为“古今第一首长诗”，因此它也被称为我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与南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及“叙事诗双璧”。后又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婚姻悲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国徐陵（507-582）编《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原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孔雀东南飞》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后人的修饰。

　　《孔雀东南飞》故事的两个主人公以其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而赢得千古文人墨客的赞叹，主人公的墓地在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粮站前方，经后人的修缮，现已经成为一处免费供游人凭吊的风景地。为了拍摄相关电视，在小市镇建成了“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开始名扬海外。

　　其动人的魅力主要表现在：

　　一、情节波澜曲折，跌宕起伏。作者在故事的开头设置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一定要赶其回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仲卿希望能够缓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但矛盾不仅未得到丝毫缓解，反遭母亲搥床痛骂，仲卿迫于无奈，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话别之时，两人相约誓不相负。兰芝回家后，母亲见到不请自归的女儿，十分震惊，后经兰芝解释，这才谅解，但不久，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兰芝被迫之下选择允婚，其实已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仲卿闻讯，责问兰芝，兰芝道出真情，许下诺言，并约定黄泉相见，结婚当晚兰芝投河自尽，仲卿听后也吊死树下，他们以死抗争的方式将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鸟，告诫世人。

　　二、叙事双线交替，缜密紧凑，采用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第一条线索围绕刘焦两家的家庭矛盾冲突展开。仲卿求母，是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的第一次冲突；兰芝辞婆，是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的第二次冲突；兰芝拒婚，是兰芝的忠贞与其兄的虚荣的第三次冲突；仲卿别母，是焦母的顽固与仲卿守约的第四次冲突。这四次冲突，实际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且演绎得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第二条线索是围绕兰芝与仲卿矢志不渝的爱情铺展的。这条线索建立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第一次是仲卿求母失败后，与兰芝的临别，反映了两人浓厚深切的恋情；第二次是兰芝辞婆后，与仲卿的话别，抒写了他们真挚坚定的感情；第三次是兰芝拒婚后，与仲卿的诀别，刻画了他们生死相依的爱情。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及人物命运的交代。另外，结构上呼应映衬。如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又如兰芝分别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在诗中也暗伏、照应，显示了结构的缜密。

　　三、主题钩深致远，蕴藉宽广。从兰芝和仲卿两人的角度看，这是性格的悲剧。兰芝不仅美丽善良，而且外柔内刚，所以当她面对独断专行的婆婆，性行暴戾的哥哥也决不屈服。仲卿官宦世家，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威之中，养成了懦弱无能的性格，所以当他面对母亲的威逼，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争取婚姻的幸福。从焦母和刘兄两人的角度看，这是社会的悲剧。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儒家经义中的“孝”充当着捍卫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家长权威的坚实堤坝。所以焦母能用高压政策对待儿媳，刘兄能用威逼手段胁迫兰芝，将他们双双推向了婚姻的坟墓。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实质充当了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它们不仅摧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杀了善良纯朴的天性。从兰芝和仲卿死后双双化鸟的这一角度看，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它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美好的强烈愿望。

　　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1．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威逼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

⑴第2节：自请谴归

①“十三能……十六诵诗书”说明刘兰芝是一个多才多艺，知书达礼，富有教养；②“鸡鸣…夜夜…三日断五匹”说明勤劳能干；③“大人故嫌迟”这—“故”字既显示了焦母的异常挑剔，也显示了兰芝洞察世情的聪慧。④兰芝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谴归:一则不堪凌辱，二则她明白焦母的意图，深知谴归之事已无可挽回。⑤这一节从13岁说到17岁，一一道来，写得简练而有层次，意在强调兰芝从小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很有教养，为下文兰芝被逐作铺垫，以激起读者的同情。

（2）第9节：兰芝鸡鸣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③打扮时“事事四五通”临别时故意精心修饰，既是对焦母无言的抗议与示威，也表现了她对爱仲卿，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④这一段作者对刘兰芝的外貌进行描写，旨在描写她的美，更表现了她从容镇定，外柔内刚的性格，也为下文太守为儿子求婚作了有力的铺垫。。

（3）第10节：拜母别姑

①姑嫂关系本不易相处，可是兰芝“却与小姑别”时却“泪落连珠子”，这说明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也同焦母的不容形成对照。②辞小姑时落泪，辞焦母时不落泪，不卑不亢，足以见出兰芝倔强

虽然作者极力写刘兰芝的善良和温顺，但善良和温顺之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这种刚性广泛地散布在兰芝全部言行的细节里，自请谴归是如此，严妆打扮、拜母别姑也是如此。

（4）再来看夫妻誓别时，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仲卿劝她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丝幻想，幻想团聚。“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她被仲卿的真挚的情义所感动于是“感君区区怀”；她对仲卿体贴谅解，认为两人“同是被逼迫”；她对爱情更是忠诚，“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5）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言拒绝：“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6）哥哥逼婚时，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结束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便应允了。“处分适兄意，那得任自专”——外柔内刚，自有主意，忠于爱情。再嫁期作定时，裁衣做裳乃至“举身赴清池”，没有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恶劣的环境低头。

2、焦仲卿：忠于爱情，忍辱负重，但胆小怕事。

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是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他忠于爱情，又守礼尽孝。他深爱兰芝却又不敢直接与其母抗争，只是消极反抗，忍辱负重。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可见他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等到“母槌床便大怒”时，他就“默无声”地退了出去，一面劝兰芝暂回娘家，一面约定将来再去接她。其实，他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实际行动。兰芝被逼改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兰芝死后，他以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诗中写了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生生地刻画出了这个怯弱书生的性格和面貌。这最后的反抗令人感动。他的反抗性格还表现在回家辞母的那段话里：“今日大风寒……勿复怨鬼神！”这番话无异于晴天霹雳，而“自挂东南枝”，既违背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教，也是对封建礼教最有力的抗争。

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幻想到绝望，由软弱到坚强的过程。这位忠于爱情的人物，跟兰芝一样是充满叛逆精神的。

3、焦母：反面形象，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言人，是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典型。她极端的蛮横无理，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独断专行，强行拆散。她对仲卿是软硬肩施，一会儿（逼谴时）是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一会儿（阻死时）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目的是要仲卿速谴兰芝，除去眼中钉，以维护她的家长权威。这充分暴露了封建家长制摧残青年的丑恶本质。

4、刘兄：反面形象，性行暴戾，趋炎附势，丑态毕露，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帮凶。他对兰芝粗暴训斥，“作计何不量！”显得盛气凌人。“先嫁……足以荣汝身。”足见他趋炎附势，见利望义。“不嫁义郎体，其欲往何云？”一句弦外之音是：“难道要我养你一辈子吗？”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可见其尖酸刻薄，冷酷无情，是一副典型的市侩面孔。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一首杰出的叙事长诗，其中的人物刘兰芝已成为典型的文学形象。但对于刘兰芝为何被驱遣历来有不同说法。

　　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一、兰芝无子。兰芝被驱遣时嫁到焦家已二、三年（“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但仍没有孩子。古代重孝道，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不孕的原因可能在焦仲卿身上，但当时的伦理观念是不管这些的。这构成了兰芝被驱遣的一个首要原因。

　　二、焦氏有“恋子情结”。古代不大讲究节育，但焦氏只有两个孩子，说明焦母的丈夫死的早，多年焦氏母子、母女相依为命。但兰芝嫁来后，仲卿“娶了媳妇忘了娘”，忽略了对母亲的关心，焦母感到兰芝夺去了儿子的爱，心存嫉妒。

　　三、焦氏处于或接近更年期。可以推定，焦母当在40－50岁之间。现代医学证明，这一年龄段的妇女情绪波动大，心情烦躁，易发脾气。这可能是焦母驱逐兰芝的潜在原因。

　　四、焦母欲满足作为婆婆的权力欲望。焦氏做媳妇时，想必也受过公婆的不公平对待。而今成为婆婆，便把久被压抑的情绪转移到媳妇身上，满足做婆婆的权力欲望，以寻求心理的平衡。

　　五、兰芝不会讨婆婆欢心。虽然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但仍然得不到焦母的认可，这说明兰芝嘴不够“甜”，不懂得“早请示，晚汇报”。而且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可能有些傲气，因而既使“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心中常苦悲”，也不去和婆婆交流。婆媳间的互不理解是矛盾产生的根源。

　　上面的一些分析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的反封建思想意义，但作为“调侃”性质的探讨一下兰芝被驱遣的原因，并无意为焦氏翻案，愿与各位先辈和同仁商榷。

　　论刘兰芝的性格特征

　　《孔雀东南飞》运用了许多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使每个人的性格都显得活灵活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刘兰芝的性格特征。她是本诗的主人公，是诗歌重点歌颂和描绘的对象。本文拟对刘兰芝的性格特征作具体分析研究。

　　首先，刘兰芝聪明、能干、知书达礼。诗歌第二段兰芝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勤劳聪明知书达礼，多才多艺的还女子。在她被遣回娘家后，母亲对她的责备“十三教汝织，……十六知礼仪。”也为兰芝的自述做了佐证。再加上被遣回娘家不久就有“窈窕世无双”的县令的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太守的公子来求婚，也反衬出刘兰芝的能干、知书达礼。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婆婆百般刁难，说她动作太慢。面对这些，刘兰芝实在无法忍受，终于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谴归。”她知道婆婆在鸡蛋里挑骨头，迟早有一天会把她赶回娘家的，还不如自己请回。可见刘兰芝的聪明、刚强。

　　其次，写了刘兰芝的坚贞不屈。第二自然段兰芝面对婆婆的“故嫌迟”，她要求丈夫“及时相谴归”。可能有些人，一天就只知道哭哭涕涕，甘受委屈，她却要求让自己回娘家，可见她的刚强。第九自然段写道刘兰芝的严妆。被遣回娘家本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可她却要精心打扮自己，要风风光光地走。她不会让婆婆瞧不起她，她想让婆婆知道她离开焦家也会生活得很好。第十段写到她与婆婆的告别。“堂上拜阿母，阿母怒不止。”刘兰芝却很镇定、从容，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流露半点可怜相。足见其坚贞啊。

　　再次，写了刘兰芝忠于爱情。她的第一次拒婚，面对的是县令的三少爷，年轻、帅气、窈窕绝伦，便言多才。这是许多女子都追求的呀。她的母亲本来支持她，但是也动了心，劝她“汝可去应之”。刘兰芝没有被那公子的地位和相貌所打动，只是想到与焦仲卿的铮铮誓言，想到与焦仲卿的情投意合，从而断然拒绝了这门亲事。她说“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在“断”字前加一个“自”，“自”是立即、立刻的意思，表明她几乎不容思考、不须商量，立马拒绝，可见她的坚守爱情、忠贞不渝的情怀。太守家迎亲的场面热闹、富贵、繁华，可刘兰芝不为所动，从侧面衬托出她对爱情的忠贞。最后的“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的悲壮举动更说明这一点。

　　最后是她的反抗精神。刘兰芝借母亲的口拒绝了太守家的求婚，可是哥哥逼迫，无奈之下，刘兰芝口里答应了这门婚事，却在心里做好了抗婚的准备，最后以死拒绝了婚事，表明了自己忠于爱情。这最能反映出她的反抗精神，因为面对那样好的条件，加上自己又不能在娘家呆下去，许多女人会选择结婚的，可刘兰芝没有。从诗歌中刘兰芝对焦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哥哥和母亲说话的态度语气不同，也可以感受到她备受压迫而又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特征。在刘兰芝的性格中，这是最主要的，也是诗歌重点歌颂的性格。

　　综上所述，刘兰芝是一个聪明、能干、知书达礼、坚贞不屈、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是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受害者、反抗者。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

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历来为人们所喜爱。故事女主人公刘兰芝更像一块美玉，在我国文学史上绽放着独有的光彩。

一直以来，我们只关注到刘兰芝是一个勤劳、美丽、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却很少有人静心想一想刘兰芝的悲剧命运跟她的需要有什么必然联系，换句话说，刘兰芝到底需要什么？下面就让我们运用马斯洛的需要结构理论去探寻一下刘兰芝的追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刘兰芝所追求的是尊敬和幸福。

首先，刘兰芝需要尊敬。

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女性一直处于卑下的地位，太少有人去关注女性的尊敬需要。它包括敬重和自尊，是个体想成为社会中一个正式成员的需要。刘兰芝首先就想成为焦府的一个正式成员。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这一切都只为“十七为君妇”。但是她却“心中常苦悲”。是两人感情不好吗？不是。“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二人情比石坚。原来是因为“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兰芝的美丽不用多说，作为古代女子出嫁前应该学习的技艺她也都样样精通，到了焦府也一直很谨慎恭敬地按照婆婆的要求去做事，这一切的一切只是想要得到婆婆的认可，但是焦母对她却“失恩义”，始终不愿意接受她。

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成长的需要，渴望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满足，进而提高一个人的积极性。每一个个体也都有自我表达的需要，渴望在社会结构中展示自己的作用。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刘兰芝的努力没有人欣赏，她在这个家庭中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家庭掌权者的肯定，所以这种被尊敬的需要也就得不到满足，她的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得到提升。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向焦仲卿诉苦：“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并不是她真的“不堪驱使”，只是无人理睬的痛苦让她无法忍受。

其次，刘兰芝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女人。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的追求大都侧重于幸福和节操，兰芝的最终追求就是幸福。幸福需要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的最高阶段――自我实现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指个体对自己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美好状态的需要。

衣、食、住、行可以用物质标准来衡量，幸福，却只能用自己的内心来衡量。刘兰芝是不幸福的，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她到底有哪些不幸福。

第一，刘兰芝在这个家庭中的付出得不到掌权者的认可。这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已经谈过，这一方面不再多加论述。

第二，刘兰芝在当时的社会中一定也得不到认可。

古代讲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希望女子能够安分守家，顺从长辈和夫婿，社会不需要女子去找工作谋生，更不希望女子通过学习知识而唤起她们人性的复苏――女子只是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但是刘兰芝似乎少了些敦厚，多了些自我意识。她饱读诗书，具有独立、平等的意识，婆婆认为她“举动自专由”。兰芝不能讨得婆婆的欢心，一句“举动自专由”，她便被遣回家了。

兰芝在被遣回家后，不时有人提亲，甚至很多大户人家、官宦子弟都看上了她。最终她与仲卿相约而死。我们假设她又成了亲，我认为她的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结婚前美丽、勤劳、知书达理；结婚后发现她读书过多、举动自专、太有主见，新婆婆依然不会喜欢。这是社会的选择――只要顺从的媳妇，不要追求独立、平等的聪明媳妇。兰芝注定在当时得不到主流意识的认可，她所追求的幸福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刘兰芝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

幸福需要的满足不仅体现在个体生活在社会环境中要和谐，也要求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好。但是兰芝很明显没有做到。

兰芝与婆婆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婆婆直言告诉儿子：“便可速遣之，遣之甚莫留！”“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兰芝也不屈服：“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二人水火不容。仲卿处理事情简单粗暴，最终导致兰芝的被驱遣。

兰芝与仲卿虽然爱情坚定，却不能心心相通。在回家的路上兰芝就告诉仲卿：“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就是告诉他：我心坚定，只是怕自己不能做主，但你要相信我的心意。然而当仲卿听说兰芝要结婚时却劈头盖脸指责她：“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二人的不默契由此可知。

对于追求幸福的刘兰芝来说，受婆婆的气还能找丈夫排遣，而丈夫也不明白自己的心意，便再也无法消除内心的痛苦。幸福需要得不到满足，人便处于焦虑之中。“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刘兰芝最终以殉情的方式实现自己对幸福的追求。

尊重、幸福这两种需要一直支配着刘兰芝的生活，当她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时，就只能选择死亡。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分析刘兰芝，我们得到了一个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这对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古代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帮助。■

第一个方面是因为焦仲卿家是一个官宦人家，而刘兰芝家是商户人家，在当时那个年代商人的地位比较低，所以焦母觉得刘兰芝配不上焦仲卿。

第二个方面因为焦母是一个寡妇，从小与焦仲卿相依为命，她太爱焦仲卿了，他害怕别的女人抢走他的儿子（俗话说娶了媳妇忘了娘），所以说焦母不只是看刘兰芝不顺眼，就算是焦仲卿娶了别的女人，焦母也会这般如此。

历史的趋对于人们生活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社会趋向和文学趋向。

历史的趋势不因为一个群体的沉沦而改变。因为历史就是历史，他自有他运行的轨迹。就像女性被物化被玩弄的历史，这既是男权社会玩弄女性的历史，也是社会封闭化的最终完成。最终，女性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最终重合在了一起，而天朝也终究远远的落后于西方。从女性被物化的角度来追溯，则要从神话时代来开始脉络的追寻了。

神话时代虽然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但是所体现的历史现象是真实体现的。这种历史现象和规律在于概括了一个群体的社会规律。这种群体规律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群体社会规律，它上起传说中的神话社会，下终结于西周的建立。而它在神话时代（也就是原始氏族社会）中最为盛行，从女娲造人这个故事当中就可以表现出来。 女娲中的娲字又通青蛙的蛙，而青蛙的形象又与倒着的子宫类似。（这是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由此可以得知，在神话时代有着，原始的生殖器崇拜的习俗，尤其对于能繁衍的女性，氏族部落十分重视。在加上女性采果子具有稳定性（打猎有时候打不到），等其他的一些原因。女性在这个时期的地位最高，而且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完整的婚姻制度，因此有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不知有父，只知有母”。这个现象直到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才得以打破。这个时代女性地位的特征，是自由而美满。但是到了夏商这个时间段以后，女性的地位虽然还是很高，但是还是不如神话时代那样逍遥了。

随着神话时代的结束，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诞生了。从夏到商这一个漫长的时期里，女性的地位依然很高。主要在于社会还留存着母系氏族的习惯，并体现在国家的方方面面。从现存的考古发现来看，商王武丁的王后叫“妇好“，她是一个部落首领，而且她是个将军。她是死于替商王朝征战的途中的。由此可以证明，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对于女性的束缚和教条尚没有完全形成。而在商的后期，一个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直到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周公旦提出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周礼“），从而真正开始了对于女性的束缚和迫害。在夏商这个时间段内，女性生活的特点，在于她们还是在社会中占有重要，但是她们的权利正在慢慢的流失，直到西周终于开始往女性身上套上枷锁。

到了西周，情况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就是西周制定了周礼。周礼有许多理论体系，而周礼的核心精神就是定贵贱，明尊卑。而女性就被定为卑贱的那一方。并随此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女性的行为规范。但是跟明清相比，这个时候女性还是较为自由的。这首先在于，这个时候女性可以在嫁，舆论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可耻。（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夏姬就嫁过三次）而且女性也可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在于工商纺织等第三行业的活动。（比如秦始皇就曾经下诏表彰过，巴蜀地区的杰出女企业家寡妇清）。在这个时期女性也要承担跟男性，几乎相同的义务比如纳税，服徭役等等活动。这是体现在平民阶层。在贵族层面，妇女甚至可以上朝与男人一起决议国事（楚国）。应该说这个时期，女子虽然地位上开始处于下风，被定位在卑贱的地位。但是无论从嫁娶，工作还是其他的方面，所得到的自由还是相当多。可以说是卑而不贱，直到秦国一统了天下，女性被奴役的历史进程中，又刷上了不一样的色彩。

秦国（帝国）

秦国是法家思想的实验田。所以，秦对于女性的地位，依照法家的规划，有不同与其他时代的独特特征。用现在的话来概括，就是男女平等。这个平等是各个方面上的平等。首先，在婚姻上是男女平等的。与周礼不同的是，在秦法当中在婚姻里，是男女平等的。这平等就在于，女性也可以提出离婚而且丝毫不影响她在嫁。其二女性在婚姻地位当中的尊严，这个尊严就体现在，女性如果发现丈夫与她人通奸，是可以杀死他们的。这在各朝各代都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事情。而且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潮，秦对于女性在社会上的活动也不加以限制，而且有所不同的是，女性在秦国是可以参军的（出自《商君书》）。这使得秦在中国历史成了一个独特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不同于其他时代因为战争或者社会动荡，导致对于女性的控制稍稍放松。这是出于国家整体政策的尊重。这也使得秦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个异类。但是女性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人的尊严。这种尊严一直持续到南宋。在此之后的各个朝代，受到春秋战国和秦帝国的风尚的影响，虽然也渐渐的针对女性设了不少限制，但是社会风气还是朝着宽容和开放的趋势发展。

西汉对于女性的影响，到董仲舒之前还没有具体的理论约束。到了董仲舒这个时代，就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董仲舒对于这个发展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中涉及女性的一个部分，叫做“三纲五常”。紧跟其后，另一个决定性的人物出场了，他编撰了一部先进女性的学习事迹报告集，同时这又是一部故事集，这部故事集叫《烈女传》。然而此书具有指导意义的是，这部书里所列举的妇女事迹无论是，合理的健康的，还是道德化的非人的，这都是以一种男权视角叙事的结果。其结果都是树立一种道德模范，以求用这种男权化的道德模范去约束和迫害女性。在刘向有一个女性人物也开始，撰写道德规范来约束女性。她就是班昭，她以女性的角度撰写了一本迫害女性的理论著作，这就是《女戒》这本书原本是教育宫廷贵族女性的，后来由于当时统治者的推广，从而流行到全社会，成为一种社会的道德规范。

那么，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理论家们，的理论，在当时有没有影响到社会风尚呢？从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可以窥伺一二。

《孔雀东南飞》这部叙事著作是描绘东汉社会的风俗民情。从内容中，可以知道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其一：并不歧视在嫁女性，刘兰芝被焦家赶走。回到家之后，马上太守就派人来迎娶。并下了巨额聘礼（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不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其二对于强行拆散婚姻，的家长社会舆论十分愤慨。其三就结果来看，儒家的价值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影响不像后世那么大。因为当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殉情以后，两家受到了强烈社会压力（我猜的),所以将他们合葬。（当时的社会舆论还是较为开明的，因为他们没有指责，他俩自杀是不孝的行为，反而对于两家施加舆论压力，使得他们得以合葬。）

但是从这首叙事诗来看。当时的女性已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她们只能通过单一的途径来谋生，而且她们的地位已经被限定在供男方娱乐的附属品了。这从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首诗中也有所提及：“：“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所以从这首诗来看，整体的反映了两汉妇女逐渐衰落的政治地位，但是对比于以后受到更加禁锢的妇女，这一时期的妇女仅仅是经济和社会活动受到了禁锢而已。

接下了各个朝代，女性的地位呈现曲线化的特征，如果国家动荡或者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在社会上给与女性的自由就多一点（或者统治阶层接受了多元的价值观也是一样）。如果社会思潮趋向保守，或者国家需要强力的统治秩序，对于女性的地位就加以束缚。但是这其中不变的本质是，压迫女性思想的，理论和法律越来越多。到了明清，彻底走向了极端。而女性也最终被完全套上了锁链，在这个社会中完全沦为了物品。随着女性地位降到了最低，天朝的牌子也最终掉落。而没有掉落的是，深深的物化女性的思想，这在天朝的每一个人的心中，至今还根深蒂固。

《氓》与《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的相同点：都忠于所爱之人，都渴望获得真挚的爱情。 

不同点：

女主人公形象上的区别：

《氓》表现出女主人公对社会的控诉和对自身的伤感。她是一个弃妇形象，被小商人抛弃，最后觉醒了，认识到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大胆同氓决绝。

《孔雀东南飞》表现出女主人公刘兰芝以死殉情的刚烈。刘兰芝美丽、勤劳、聪慧，和焦仲卿一起反抗封建家长制度，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只可惜失败了，双双殉情。

扩展资料

《氓》中女主人(以下简称女主人公)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都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两人的婚姻悲剧有一些相似之处:如两人身份地位都很地下,都是被污辱被损害的对象;在旧社会男权主义社会里,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等,但两人的婚姻悲剧有很多不同之处。

悲剧产生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

女主公大约生活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时期。这时候,中国正处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思想并未对人们的精神起到主导作用。虽然当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但是人们对待爱情婚姻的问题比较自由开放。

从《氓》第一二章中的句子可以看出来:男子假装拿布来换丝,实际上是同女主人公来商量婚事。婚姻只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事情,没有出现双方父母的影子。虽然男子用布来换丝来掩饰自己的真实企图,但这可能并不是要躲避双方父母的监控,可能只是青年男女羞涩甜蜜心里的自然反应。 

而刘兰芝所处的时代就不相同了。汉武帝时期,统治阶级采用了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虽然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过儒释道的争论,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儒家思想这时候不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且已深入到汉民族的骨髓、精神以至日常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等,这些从《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对焦母的蛮横无理只能采取妥协退让乃至殉情自杀中可以看出来。

——国风·卫风·氓

——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