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话剧 剧本

四i抗日小英雄一开始像展品一样，一动不动站在小方块道具上，四人的表情或愤怒，或拿着弹弓仿佛在射向敌人，或痛苦挣扎，或顽强坚定的拿着红旗。

灯光亮起，《明天会更好》的前奏响起，小玲，聪聪，明明和娃娃四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慢慢的走上台，四个人一脸稚嫩和好奇的看向周围，四人一见到周围没人，都很开心。(前奏刚好结束)

小玲：终于躲到没人的地方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放下书包)博物馆实在太无聊了！

娃娃：王阿姨找不到咱们，会不会担心啊？

聪聪：怕什么！这里总共就这么大的地方，让她担心一会儿以后才不敢管咱们啊！

明明：就是！这个寒假我哪都没去玩呢，就要来博物馆写什么观后感！

小玲：哎呀娃娃，你就别担心了！(拉过娃娃坐下)咱们先在这里歇一会！

聪聪：(看到背景板或LED上写着：抗日小英雄，后面还站着四个人物蜡像，于是念了出来)抗-日-小-英-雄！(另外三人同时回头看)

另外三人齐声：抗日小英雄！

明明：(坐在另一边，放下书包)管他什么小英雄，大英雄的，先睡一会儿再说。

聪聪：是有点困了…(坐在明明旁边，伸个懒腰，也渐渐入睡)

小玲和娃娃也背靠背慢慢闭上了眼睛。(然后音效配搞笑一点酣睡的声音，是明明发出来的，可以有夸张一点的睡姿和表情)

娃娃：发生什么事了？那是什么声音？

虎子：可能是日本鬼子的枪声！

明明：枪声？姐姐，我害怕…

聪聪：没事的，弟弟，别怕，有姐姐在！

胖妞：可能是鬼子想找***的物资！

胜利：那怎么办？！物资藏的够安全吗？

虎子：只要我们四个不说，鬼子绝对找不到！

王朴匆匆忙忙的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喊“不好了，不好了！”

王朴：鬼子打到村里来了！有个汉奸拿着一份抗日军属名单，点我们的名字要我们出去！

虎子：跟他们拼了！

胖妞，胜利：对！跟鬼子拼了！

小玲：你们不能去！

聪聪：你们去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啊！

王朴：回不来也得去！村里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呢！谢谢你们，这个年是我们过的最开心的一个年！儿童团，我们走！

扩展资料：

话剧艺术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1、舞台性

古今中外的话剧演出都是借助于舞台完成的，舞台有各种样式，目的有二：一利演员表演剧情，一利观众从各个角度欣赏。

2、直观性

话剧首先是通过演员的姿态、动作、对话、独白等表演，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再用化妆、服饰等手段进行人物造型，使观众能直接观赏到剧中人物形象的外貌特征。

3、综合性

话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特点是与在舞台塑造具体艺术形象、向观众直接展现社会生活情景的需要和适应的。

4、对话性

话剧区别于其他剧种的特点是通过大量的舞台对话展现剧情、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其中有人物独白，有观众对话，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完成戏剧内容。

崇祯杀袁崇焕，表面看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奏效了，实际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政治上的原因。在明末，特别是崇祯年间东林党与其余朋党斗争非常激烈，这些党派往往通过或利用战争的败局来攻讦政敌的。当时周延儒、钱谦益等人都非常担心东林党一家独大，而时常与其对抗。正好利用崇祯也怕东林党集体势力越来越大对朝廷造成威胁，暗示崇祯，袁崇焕是东林党孙承宗的弟子，怂恿皇帝杀袁崇焕。皇帝也认为这是警示东林党的好机会，就是让袁崇焕背了这个黑锅。

其次在军事上，袁崇焕立过“五年平辽”的保证书。他是真心想让辽东平定下来，但朝廷的高官和东林党的首脑，包括袁崇焕的老师孙承宗在内，都不希望看到辽东平定。而是希望能够像抵御鞑靼，蒙古人一样长期将其围堵在关外。但袁崇焕决心太坚定，与皇太极打了许多仗，把皇太极彻底惹急眼，干脆围城。这让明朝高层不能接受，因为动摇了其政治核心资本，导致崇祯不得不杀他。

第三、袁崇焕在辽东时占用了明朝官员的许多地和房子等，又被皇太极破坏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得罪了这些官员，导致舆论纷纷而进一步激化矛盾。魏忠贤余党又借机以“擅杀帅”、“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皇帝以通敌叛国罪处以磔刑。

这样看来，袁崇焕与皇帝没有个人恩怨，他死得实在是太冤。

袁崇焕作为抗清名将，是一位争议较大的人物，被处死后明朝百姓争相抢食他的肉，南明永历皇帝率先为他平反，到了清乾隆时期，又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赏。应该说，他是一个爱国的民族英雄，是值得人尊敬的。

袁绍命陈琳作讨曹檄文，陈琳领命援笔立就。文章畅快淋漓，结构文辞气势无不精彩；曹操于许都正患头风，览檄毛骨悚然，一身冷汗，头风立愈。后冀州城破，陈琳被捉见操，操问：“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耶？”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的回答堪为经典,正是这句妙答使陈琳化险为夷。

陈琳当时可以说命悬一线，因为那个时代公开骂人祖宗是非常犯忌的事；曹操当然大度爱才，可涉及忠孝等大是大非问题，杀才也很正常。当时问话看来随意，其实杀气腾腾；刚才，陈琳的上司审配在曹操审案中拒不配合，就被曹操判了个斩立决。

好个陈琳，无愧才子！以区区九字化解了危机。

檄文白纸黑字，“罪行”昭昭无可争辩。对曹法官的提问，如果被告陈琳选择默然，可能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曹操素来不喜欢被告随便享受“沉默权”。不久前吕布大将高顺在法庭上对曹大人的问话“汝有何言”不接腔，曹操“怒命斩之”。

陈琳如果表己清白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直言声称“袁大帅命我一定要把您祖父、父亲的黑材料也列上，没办法我不得不写啊”，也大有问题。第一，曹操未必相信，虽然死无对证；第二，直白领导坏话，近乎奸臣小人，曹法官不会喜欢。很可能听任陪审团判他死刑。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的回答，比喻含蓄，有虚有实，可见仁见智。

袁世凯的历史名声，很不好，因为他窃取了革命成果，后来又逆趋势而动，想要恢复帝制，最后不得善终。

但是袁世凯的做事方式值得学习，比如他的先见之明;比如他的百折不挠;还有取自李鸿章的教诲的做事风格的名言:谋定之后，行且坚毅等

他的成功虽然建立在先辈的基础上，但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他的能力也是很高的，做事但求兴利除弊，百折不挠

起初他在朝鲜作为使节训练朝鲜的军队，甲午战争之后，回到国内，他需要一个官位。就在这时，他写了一本兵书，并且传到了李鸿章的接班人荣禄那里，这本书也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让他最快达到目的的还是李鸿章的推荐(这里的背景是，李鸿章是袁世凯的父亲和祖父的领导)，可是李鸿章向荣禄举荐袁世凯的心情很复杂，因为在这之前，袁世凯去找了李鸿章的死对头翁同龢，袁世凯之所以去找翁同龢是因为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李鸿章的官职也被光绪皇帝免去，住进了北京贤良寺。

袁世凯觉得再跟李鸿章会前途无望，所以去拜见了翁同龢。但是在清朝，只有军机大臣和大学士两种职位都有的人才可称为宰相，可是，大学士在李鸿章手里，这一点让翁同龢使尽浑身解数，皆不可得。

所以袁世凯去见李鸿章，他明里拜见，暗里试探李鸿章对于大学士的看重与否，没想到李鸿章第二句便反应到: “你是不是来给翁同龢做说客的？”袁世凯的来意立刻被李鸿章猜透，于是袁世凯像一条夹着尾巴的狼离开了，离开时还被警告以后就是一个丧家犬。

袁世凯去拜见荣禄时，谈到了他写的兵书。荣禄说，太后只听李鸿章的。

其中缘由是朝廷正需要练兵人才，所以李鸿章出于爱才向荣禄推荐了袁世凯。

袁世凯到了李鸿章那里报名跪进。

袁世凯请李中堂发落，中堂用高亢的声音说，我怎敢发落你，后又提到，你的父亲和祖父都跟过我，才如此保你，袁世凯惭愧万分的样子，最后李鸿章把那把传奇的金手枪送给他，以此号令淮军旧部，并在此基础上招揽新军，以此为起点便造就了北洋六镇和大清江山站在一个天平上伏笔。

袁世凯练就新军。在太后阅兵时士兵喊道，吃朝廷的饭，穿朝廷的衣。阅兵过后便喊道，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

李鸿章去世时，是八国联军之后，太后回到北京之时。在他去世时他举荐了袁世凯正式接任直隶总督。

辛丑条约上规定，清廷在北京100公里之内不能驻军。这一点让慈禧太后和荣禄伤透了脑筋也没有办法。荣禄只好举荐袁世凯，袁世凯看到太后的懿旨上让他解决，不能驻军问题，他便讲到，这一定是荣中堂的意思，因为他知道我袁世凯一定有办法！

在接收天津防务时，联军领事为了羞辱他，特意讲到，在我们百般节省下终于省下5000块钱，他便把交接文件塞在靴子里，以示不屑。随后又让3000警察装扮的步兵叫到近前报告。此前他认真研究了英国警务章程，结果成功钻了空子。

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期间，创建了清廷的警察制度;警察制度下的警务员，也属于他的一手提携，所以他们是袁世凯为再生父母;直隶总督为百官之首，所以对于君主立宪期间的新官制任命也是举足轻重，这一及其艰难的事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让他在游戏天平倾覆的最后一刻才放弃，我认为这对于时下的我们很有学习意义，当铭记于心。

他之所以交出北洋六镇八万官兵，是因为他自信这些兵还是听他的(个人认为)。

在他认为可以搞掉死对头瞿鸿机时，做了一个很大的局，他做导演，演员有 李莲英，租界报社，庆王父子，核心人物是跟了死对头瞿鸿机二十多年的学生。他头脑清晰的提出三点1 正直 2 忠心 3 文笔好

另外还附带了3句话，

1 没有什么人不会被收买，就看你的筹码有多大

2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一个大的赌局，就看在何时何处发生

3 这老虎要是喂饱了就像猫一样听话

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好，这取决于他的心理空间可以同时运转几件事，这需要在关系中充分延展;同时也取决于在人际规则中可以游刃的范围

后金素来“恶文龙蹑于后”，对其产生牵制作用，此次出八万重兵是志在必得的表现，反映了皇太极要彻底拔除东江镇毛文龙这个威胁的决心。后金主力尽出导致后方空虚，《太宗实录》和《东华录》中的都记录了后金沈阳一线兵力薄弱的情况，但当后金进攻朝鲜和毛文龙之时，袁崇焕为了加紧修筑锦州城不愿意出兵策应，朝廷两次催促他才敷衍了事没有形成策应。《明史》记载：“（袁）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这里的“三岔河”在孙承宗分析宁远防卫时出现过：“……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可见这“三岔河”有多么接近宁远实在一目了然。袁崇焕的九千人才走到三岔河就听说“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而那时候没有电报，一路都是马步舟船递送消息，所以消息在时间上必然滞后许多，朝鲜妥协应该还在更早的时候。

阿敏是正月出师，四月初回师渡鸭绿江，十七日才回到沈阳的，其中时间之长远非有人以讹传讹的所谓朝鲜才顶了半个月就不行了，这种说法实在是荒唐，而袁大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才派人走到三岔河，其中还经历了朝廷两次催促和他自己的一次抗辩，可见袁大人为了修筑锦州城，完全采取了牺牲朝鲜和东江镇的策略。关宁军才走到三岔河就得到朝鲜妥协的消息返回，只能说明袁崇焕出兵之晚，而所谓“为牵制之势”完全是敷衍了事。在袁大人看来：“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但可悲的事实是，皇太极在朝鲜取得了进展以后，在义州、辽南等地部署重兵防备毛文龙后立刻亲率大军来击锦州，其中不过两三个月时间。许多人都认为皇太极没有攻下锦州、宁远，袁崇焕取得了“宁锦大捷”，其实不尽然。皇太极虽然没有攻下“宁、锦”但却捣毁了周边的城池，把锦州、宁远打成了残废。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袭击锦州、宁远。袁崇焕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也没有换来城池修筑的完成。其实，此刻袁崇焕手里剩下的是残破的锦州和宁远，甚至还不及孙承宗时期，那时候毕竟宁远还完好，锦州只是进驻而已。此刻，回想起孙承宗的谨慎是否感觉并不是没有道理？袁大人这位“奇男子伟丈夫”，放弃了盟友和友军，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实在是悲哀。不过，更应该让袁大人脸红的还是东江镇毛帅的作为。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阿敏以八万之众侵略朝鲜，史称“丁卯之役”。阿敏兵分两路,一路由济尔哈朗率军五万攻铁山,自带三万余骑兵攻义州，两地被同时攻克，东江镇当时在铁山仅有屯田军一万，多是老弱和家属，后金重兵围攻之下很快失陷，东江镇屯田军伤亡惨重，毛文龙家属三百七十余口被屠杀。此时毛文龙的主力尚在皮岛，虽然铁山失陷但损失不大，毛文龙不顾后金的重兵压境、精锐尽出，军力明显超过自己许多而毅然反攻，先集中兵力在各地搜杀后金军，又出击辽东半岛取得了瓶山大捷，一度收复铁山、昌城，后又在鸭绿江实施水陆并进截杀返回沈阳的阿敏主力取得一些胜利。《明史纪事本末遗补》卷4“毛帅东江”里有记载，曰：“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但由于军力悬殊，毛文龙虽取得的局部胜利终究不能阻止后金劫掠朝鲜。随着战事的推延，后金主力攻陷平壤，挺进到黄州，逼近汉城，朝鲜在苦战数月后支撑不了而求和并达成“兄弟之盟”驱逐毛文龙。毛文龙失去了在朝鲜的屯田和军械物资供应，招收辽民也出现了暂时的困难，和阿敏几番大战以后主力也有所消耗，前方损失不大，大后方几乎全部丢失了，在缺乏粮草、军械、马匹、物资又被后金重兵防范的情况下，当两个多月后宁远、锦州遭到后金军攻击时，毛文龙毅然出击攻打辽阳策应袁大人，迫使皇太极不得不从宁锦前线撤退，为此袁大人为毛帅表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至此，毛帅和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丁卯之役”中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丁卯之役”中毛帅奋力反击阿敏，并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等地取得“五战而五胜”，而中袁大人却在宁、锦“观望养敌”、“消极策应”、“敷衍了事”，导致盟友朝鲜向后金妥协而驱逐毛帅。在两个多月以后的“宁锦大战”中毛帅不顾东江镇已经十分艰危，毅然出击策应袁大人，连自己都挂彩了。“宁锦大捷”中袁大人自己提出的“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但却“胜”了，而毛帅“丁卯之役”中的“五战而五胜”却在以后被袁大人加上了：“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

、“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等罪名……这也真可谓一奇观了。

熊廷弼最为著名的谋略就是“三方布置策”

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广宁，由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出击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战时可让后金首尾不能相顾，守时可多个方向威胁后金达到钳制其行动的目的。后来熊廷弼又提出要争取朝鲜策应，要派人在义州调度协调，收留辽东不愿意受后金压迫的流民编练成军，作为和登、莱方向的组成部分，扩大了对后金实行战略包围。实际上后来毛文龙开创东江镇，与后金大战辽南、抄袭辽阳、偷袭辉发、赫图阿拉、策反辽南边民和官吏，驻军皮岛并接受朝鲜的粮饷物资支持，接收辽东流民在朝鲜屯田，已经实现了“三方布置策”里“争取朝鲜策应”的设想，天津、登、莱从海上配合也不成问题，只是广宁给王化贞丢了。虽然明朝失去了广宁，但却引来了蒙古林丹汗，在熊廷弼指挥撤退中断后的不是王化贞，而是蒙古军队。明朝通过外交手段让蒙古和后金开始对立，这样蒙古代替广宁的明军对后金形成牵制，力量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此时变成了“四方布置策”——蒙古代替广宁方向的明军队牵制后金；山海关的明朝主力依然存在且关门稳如泰山并封锁关内粮食运入后金的通道；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援助毛文龙的东江镇，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朝鲜也参与到对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之中，后金获得粮食的最后一道门被关死了。后金虽然获得了城池，但怎么说也就在辽东，大旱和严寒是躲不过去的，坐吃山空会饿死，出来劫掠面对的则是赤地千里和四面受敌。熊廷弼看似“溃败”的战略撤退其实是要逼迫后金入死地。熊廷弼如此的安排，既没有开销巨额的军费到辽东、辽西去驻军，也不用去修筑什么城池，还成功的阻止了后金掳掠辽民，而辽民在关内屯田不仅减轻了朝廷运送粮食接济辽民的费用，还可以让朝廷增加一点税收，比每年空耗几百万两银子强多了，而代替广宁方向明军的是蒙古林丹汗的军队战力有增无减，在朝鲜的东江镇还是朝鲜负担费用，让不堪重负的朝廷财政不再在辽事上有过多的负担。熊廷弼此谋略可谓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军民，只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丧师失地”的罪名死于党争迫害，冤死狱中，传首九边……

其实，熊大人的这番布局还隐隐透着凶悍凌厉的杀机，若是后金真的犯傻来冲击山海关关门，势必精锐尽出，明朝在此地和后金决战，各方兵力聚集，且依托山海关雄关天险，够后金啃半年也说不定。且不说后金补给线延长，粮草接济必然困难，本来就是出来抢粮食的，结果变成了耗粮食，这首先就事与愿违了，时间稍微一长，对峙后两厢消耗起来后金就凄惨了……而最要命的则是隐藏在从沈阳到山海关路上的杀机。沈阳到山海关沿途千里迢迢，有大凌河、小凌河、辽河阻断，若是封冻时节还好，但开春以后冰雪融化了，在相持阶段期间，明朝完全可以出动水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断其粮道，同时水陆并进沿辽河北上抄袭沈阳。明朝的水师非常强大，那时候别说是亚洲，就是世界上也是难逢敌手的。北上抄袭沈阳部队的粮草可以让舟师运送，明朝再不济漕运海运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有辽河作为屏障沿途“凭舟船，用大炮”那还不简单吗？水陆并进的明军若遇上后金军，完全可以在河边布置一个阵地，步军战阵弧形排开且两头抱河，然后由水师炮船沿河一字排开，用炮火保护这个阵地，配合步军用火炮攻击后金军……对古代兵法战阵有了解的应该立刻认得出这个战阵，更应该知晓它的威力和对付北方游少数民族铁骑的功效，这就是宋代文豪辛弃疾以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过的一位统帅发明的战阵，这位统帅就是曾以诸兵军协同作战击败北魏精锐铁骑的刘裕，这个战阵就是鼎鼎大名的“却月阵”，经过击败北魏精骑一战“却月阵”威名大振，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一谈及如何“以步制骑”，必言“却月阵”，在这里只不过是将弓弩换成了火炮，威力倍增而已。<b

正面评价， 如被指为东林党人的李三才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上疏道：“东林者，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圣希贤。而从之游者……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艺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万历邸钞》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卷）又如“不有东林，乾坤崩塌久矣！东林岂亡明者？攻东林者亡之也。”（汪有典《史外》卷六《高忠宪传》）

负面评价，如“时顾宪成罢归久，于锡山创东林书院，招集士绅讲学。其学经生之所知，绝无足听者。徒相与臧否人物，訾国政，冀当国者闻而药之。”（《江陵纪事》）更为激烈则如：“时锡爵、一贯、赓、廷机诸辅传灯，一二孤愤之士建言被逐，于是聚徒讲学，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凡生长其地、宦游其地者，或实意仰高，或葛藤相绊而靡然从之，门户之名立矣。遥制朝绅，迫挟台辅，夷跖惟其所造。复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资，门户之威炽矣。”（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

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夏允彝按政绩来判定东林人与攻东林者之间高下如何：“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强调两派领袖的人品迥异，但也指出两派均属于于国事无补一类， 这种看法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清代的官方言论即与夏允彝的看法相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特以领袖数人，大抵风节矫矫，不愧名臣，尙为瑕瑜不掩云尔。”在肯定东林领袖为君子的同时点明东林的流弊所在。总体而言主张“东林”应对明末败势承担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