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否有民主成分

看看钱穆的观点，争议很大

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谳，这叫做“廷鞫”。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按：日均处理41138件）。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著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

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咨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先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子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西方现代国家，疆土仅如中国一省区，尚可凭君权统治。中国自秦以下，传统政治，论位则君最高，论职则百官分治，论权则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汉代之选举，唐代以下之考试，皆有职司，其权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则一依选举考试之所得。故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仅可称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称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为之。

——《国史新论》

没有，北宋的皇帝基本都奉行一条：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完全是出去皇权长治久安的考虑，依托于皇帝自己的定位。而后期，徽宗玩弄权术，大臣生死荣辱都系于天子之手，像蔡京这样的权相都起起伏伏，徽宗也成了北宋皇权最强大的皇帝。而且，中期的宰相富弼曾很明确的对皇帝说过：本朝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庶民。

这是两个平等的内容，不存在谁包容谁。政治的目的是对外捍卫民族独立，对内发展民族经济，和哲学没有必然联系。一般来讲，由于哲学内容的广泛性，哲学的研究中同样有政治成分作为内容，如政治结构的合法性基础、公平正义的定义、民主政治的实现方式等，但并不是所有的哲学都必然包含这些内容。反过来说，政治往往会以官方哲学的形式干涉哲学，而这是错误的。一方面会局限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研究，另一方面被指定的官方哲学会逐渐意识形态化，同时渐渐丧失活力，这对该国政治也是不利的。

本人成分：学生 、团员、党员、群众。如果你在

28岁以上填群众

家庭出生：应根据你父母的职业，工人、农民、

干部、军人。 成分是政治背景，和职业无关。家庭出生和你父母的工作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