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八大支柱的艮 — 丹道性命学

内丹学被陈樱宁称之为仙学，然而仙学实指先秦神仙家之学，严格说来并非以内丹学为主，因之仙学之称并不确切。内丹学在道书中简称为丹道，是人体性命双修的学问，因之应称为丹道性命学。

在丹道性命学里，道学主张人通过修道而达到真人的境界，而真人为纯真无假的人，也即道教里的仙人。道学将修道看作是技术问题，认为只要通过丹道学的人体修炼系统工程，按法诀完成内丹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四个修炼程序，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体生命和心灵的潜能，使自身的精气神与道一体化，与大自然的本性契合，便是体道合真的仙人。这样，仙人境界就成了人生的最高艺术境界，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最能体现人类生命价值的真人境界。

丹道学是中国学者数千年来苦苦探究宇宙自然法则和人体生命科学的智慧结晶，是一种综合道、释、儒三教文化的宇宙论、人生哲学、人体现、修持经验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又是一项为探索生命奥秘，开发精神潜能而修炼的人体系统工程。丹道学是寓道于术的文化体系，道教经书中有上千卷丹经，都是古代丹家为了同死亡作斗争，以人体为实验室，以精、气、神为药物，为揭开生命现象的本质和人类心灵奥秘而终生修炼的实验记录。历史上内丹家在异族进犯中原之际，为了延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圣脉，将儒、释、道三教精华融为一炉，当作道教的修持程序以口诀秘传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之丹道学象集舞蹈、音乐、武术等为一体的传统京剧艺术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丹道学的理论基础是试图将老子的道家学说变为丹家的切身体验，在人体中将道家的宇宙论作时间反演的实验，使自身的精气神向道复归，并以招摄宇宙中的先天一气为要诀。这些丹家把人的意识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常意识（日常的认知、推理、思维等理性心理活动，丹家称为“识神”）；深层的潜意识（非理性的欲望、梦、幻觉等，大致相当弗罗伊德心理学的范畴，丹功中的“魔”和“真意”属这一层次）；最底层的元意识（遗传的本能意识，即人的“真性”，丹家称为元神，佛教称“阿赖耶识”）。这样，丹道学就成了一套凝炼常意识（识神可凝炼为“意念力”）；净化潜意识（“真意”即净化了的潜意识）；开发元意识（识神退位则元神呈现）的心理实验程序。丹家把元神称作“主人公”，是真正的“自我”，当排除常意识（识神退位）进入无思维的虚灵状态时，称为真空妙有的境界，元神便呈现，从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因之丹道学又是一项开发自我，认识自我的生命科学。内丹家通过丹功修炼使自己的身心节律与初始的宇宙根本节律相调谐，将先天一气招摄到体内，在恍惚杳冥的混纯状态中与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达到后天返先天的天人合一境界，称之为体道合真。

现代科学对于宏观的宇宙和微观的基本粒子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而对于人本身，人的大脑及其精神活动，对于生命和心灵的本质却知之甚少。许多生命现象和心灵活动的效应本世纪在科学界引起一次次争议，当代科学在这个同宗教交叉的领域还被一片“乌云”笼罩着。丹道学的研究是打开人体生命和心灵之秘的钥匙，内丹之谜的揭开必将给现代生理心理学、心身医学、脑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带来突破性的进展。我相信，丹道学的西传必将引起一些医学家、心理学家、脑科学家的注意，从而调动东西方学者的智慧共同攻开人体生命科学的堡垒，为全人类造福。

根据丹道学的理论，人的深层潜意识好似一盘录像带，它记录着每个人与生俱来（包括胎儿和童年）各个时期的记忆痕迹，人生的恶性刺激也会键入潜意识之中，这些潜意识是诱发人的不良心境和萌发邪恶念头的根源。人的元意识则是人的真性，只有明心见性的人才能净化潜意识（冲洗净这盘录像带的不良痕迹），去除人生的烦恼，开发出人的最高智慧和真、善、美的良知。因此，道学要求一切有成就的伟人，担当大任的领袖，都应该通过修习丹道成为明心见性的人，才不致滥用权力和威望在历史上留下罪过。可以想见，对那些志在有所作为的人来说，修道在未来的社会里将成为人生的基本需要。

历史文化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那么，这种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便是此种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主流的精髓，便集中地表现在这个民族历史的哲学观点方面。

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受中华文化历史熏陶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具有勤劳、智慧、团结、勇敢的精神，就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种极其古老的哲学思想——道学。这种哲学的最基本特点是一元论，而以阴阳形象地表述一事物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辨证统一关系，以阴阳同性相斥、异性相引、消长、平衡推动事物变化而论述其客观规律。中国古典哲学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辨证法和相对论。

由于中国古典哲学是产生在尚无文字为载体以行表述和传承的上古时代，为着教授人们学习，就画出了一事物之中存在阴阳两势消长变动的“太极图”表示，再以阴阳符号组成象征天、地、人、时，且阴阳不能形成静止性平衡的八卦图，进行传授。这就是伏牺时代创八卦的历史记载。

此后，当中国的历史上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就会很自然地给这种传授哲学的专用图案画注以文字，以帮助记忆。对于这种有了文字的哲学经典，就不能再以卦画相称，而须称之以书了。书名就依此书是专讲事物变易、所用的方法简易、而其所讲的哲学道理千古不易这三方面的意义，定书名曰《易》。

中国哲学由于产生在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生产特点的时代，其时，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是以山地为获得资源的生存根本，这就很自然地将代表山的《艮》卦置于六十四卦之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产后，人们的认识观念自然也要产生变化，认为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这时候的人们又将代表大地的《坤》卦放在六十四卦之首。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版本，就将以《艮》卦为首卦的《易》经，按首卦上山、下山、山山相连之象，称作《连山》；而对以《坤》卦作首卦的版本，就依“大地生发万物，而万物又莫不归藏于大地之中”的象征性意义，定书名为《归藏》；商末周初，周文王父子删改哲学经典，用作卜筮，为其贯彻“神道设教”、愚民以治方略服务的，就是今还保存且流传于世的通行本《周易》。

中国哲学不仅产生极早，而且，其学习、运用、传播和传承，从其一开始就受到了全社会极大的重视。正由于如此，中国哲学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上古的政治、经济、思想、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

如称道学理论为“道理”；将一定的思想、方法、规律、法则都统称之为“道”。讨论问题谓之“论道”，用心体会哲理并融会贯通命之曰“悟道”，学道而有所心得便谓之以“得道”，得道者符合哲学思想的行为体现，就谓之曰“道德”，将以法治国者称作“执道者”，评论治国者的政绩，论之以“有道”或“无道”……至于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中的许多专用字，也都是按着哲学原理和学哲学、用哲学的当时实际情况而创造出来的。

例如，学习的“学”字，在甲骨文中，是依“双手”弄“爻”于“屋”中之形而为字。在稍后的金文中，又于“屋”中增添了一个学子的“子”字。这个字直到汉字简化前的繁体“学”字，字形还一直保持着原样而未改变；教学的“教”字，是画一只“手”，持以教“鞭”，指着“爻”给学“子”看的简明图形而成字。“教”字的字形至今基本未变；道学的“道”，道德的“德”等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及与其有关的文字之造，莫不如此。在上古时代，正是由于学者们都学哲学、用哲学于自己的职业或学术研究之中，这就使得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教育、天文、地理、音乐、建筑、书法、绘画等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也产生了充满哲理的成语典故，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

一个人，如果思想上重唯物，明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最基本道理，他就会在行动上表现出勤于实践、热爱劳动、奋发有为的精神。思想上不仅重唯物，而且讲辨证，就不会死搬教条，就懂得变通，就聪明智慧。

既勤奋而又智慧的人，其办事情成功的机率就比较大，这就是勇于实践，敢于斗争，以及具有创新精神的根源。

中国古典哲学是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学思想体系，它认为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全局出发，作为社会问题，就要注意从国家、社会、家庭等总体观念上研究和进行处理，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受这种哲学熏陶的人就表现出爱国、爱家，懂得关爱他人，懂得团结和凝聚力量对于保家卫国、维护社会和平、安定的重要性，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道理。一个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是如此。中华民族之所以勤劳、智慧、勇敢，之所以表现出民族团结的精神，数千年以来一直具有极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保持着国家的统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在此种文化长期的历史熏陶之下而所致。

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优秀，是就总体上、主流上比较而言，是相对于其它历史文化而言。并非说中华文化之中就没有糟粕。任何事物从其产生之后，都是不断变化的。其变化虽然纷纭复杂，但不外于两种倾向：一种是发展，提高，完善；一种是嬗变，蜕化，衰落。

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自夏禹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君主独裁政治体制以后，统治者先是“神道设教”，对它极力神化、歪曲，以为其鼓吹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等唯心思想，而达到愚民以治的目的服务。

接着，商末周初，周文王父子就以篡改哲学经典作卜筮用，使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春秋之际，管仲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指导而阐述治国之道；孔子极力阐发、宣传《易》经的哲学思想，虽然，其间有老子抄袭并竭力歪曲《黄帝经·道原经》而成其《道德经》，以为统治者的愚民之治服务，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使中国古老的哲学经典恢复其本来面目。但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又曾有过一定程度上的恢复。

“百家争鸣”之中，学者们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研究、探讨、阐述治国观点者多，谈神弄鬼者较少。但至秦汉以后，随着封建君主独裁统治制度的巩固、董仲舒神学思想理论的炮制与宣传，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便逐渐含垢蒙尘，失去了光彩，不为世人所知了。而宋明虽然又有“理气”哲学的兴起，但终归去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较远，影响不是很大。同时，这些宋、明之际的“理气”之说者，对封建纲常倒是发挥到了极致的程度；此后，随着中国的日趋落后、外国列强的入侵、西学东渐的影响，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无哲学，事实上到了谈中华历史文化竟不知其本为何的地步。

作为一个人，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或改变，是由其接受教育、环境影响等多方面的客观因素造成的，这种形成或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但是，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一经形成或改变，就将对其社会行为产生长久、乃至一生的深刻影响，或祸或福；而对于一个民族、一国的国民来说，也同样如此。只不过，一种民族性、社会性的思想精神形成或改变，是受历史上社会政治制度、思想道德教育、民族和国家兴衰等更为复杂的因素所造成，所经历的时间要更长一些罢了。但一种民族思想一经形成或改变，就将对这个民族或国家产生更加深远的历史影响，或走向兴旺发达，或渐趋衰落乃至灭亡。

所以，纵观历史，一部中国四维一絷唯物辨证哲学的发生、发展、嬗变史，所引起的结果，就是中华民族的兴衰史：

中国上古，由于中华先民繁衍发展主要地域的地形变化、气候变化、自然条件变化，并因此而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不得不随之发生变革的客观情况，引起了中华先民对自然规律的高度重视，并进行研究探索，不断总结，产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唯物辨证哲学——道学。

道学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进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五帝时期，又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指导思想，指导国家政治、经济、科研、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文化建设，使中华民族从其立国之始，就形成了一个具有民主与法制雏型的社会。孔子称其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同”时代；现代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评论为“我国实行共产主义之最初的历史”。其时，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展，医学、音乐、天文、历法等各方面科学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黄帝历》、《颛顼历》都已经是“四分历”。天文观察方面，能够知道太阳经过四象四仲中星的准确时间，使历法中的二十四个农时节令准确无误。正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基础，就是到了商、周时代，虽然迷信思想充斥了整个社会，但在天文观察方面仍然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公元前614年7月发现并详细记载的“哈雷彗星”，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于1682年发现它和命名早2294年。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敬事鬼神、董仲舒炮制封建神学愚民理论以来，中华民族就不断在科学技术方面走向落后，至明代开始受到倭寇之扰，清代西方列强入侵，这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客观历史事实。

中华民族由原来的科技发展居于世界遥遥领先地位，转变为被吸收了中国发明创造出的科技成果、而后来居上的外国列强所欺，这不能不引起爱国志士们的思考与探索，纷纷从历史上、文化上寻找原因。但是，研究的观点，探索的方法各有不同，其结论也自然相异：有的以后世中国的落后，去机械地推论古代历史，认为史书所记载的中国古代文明进步、科技发展历史“不可靠”，“是传说”，“是神话”。这就是疑古思潮出现并风靡一时的原因；有的，又以中国古代由于有重唯物求辩证的哲学思想影响，重历史记载而神话传说少的情况，以中国古代神话“不能和希腊各民族的神话媲美”而遗憾，于是就骂孔子，批评司马迁，硬说他们“把神话历史化”了，因此就要“理直气壮”地将五帝时期、夏、商、周、秦、汉的许多史事，都要“还原”为神话；还有人以中国近代的落后，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中华文化，对其称之为“陈腐的渣滓，时代的废物，前进的负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于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口号便提了出来：“欲使中华民族成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的）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就是后来为废除中国汉字所采取一切行动的思想根源，更是提出使中华文化“全盘西化”的理论依据；在讨论到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上，“西方专业哲学界不承认中国古代有哲学，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我们中国的学者呢，即使是致力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也只是将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类视为哲学。到了现在，也是最早上溯到了老、庄，并不认为在此以前有哲学。这当然是很不准确的认识。

天道是道家的道，佛家的佛，而儒家并没有特指，因为孔子并不是证悟者。

生命不因死亡而终结。死后的生存如生后的死亡一样真实。为了死而生，或为了生而死，会是个拙劣的命题。生后的死不是无生命，死后的生也不是不死亡。生是真存在的正面显现，该存在是负面的死亡是不能终结的。要结束无休止的生死相继，就必须在生命中歼灭死亡。一旦通过把意识从一切幻相中解放出来，而在生命中消灭死亡，人就在其真正存在的本然真相中成为神。他无限地保持对神的意识，无论保留或是放弃浊、精或心体，正如人穿衣与否依然是人。————美赫巴巴

《玄谭》中所言：“炼己持心、明理见性时，攒簇发火，不出乎一个时辰，立得一黍玄珠，现于曲江之上。刀圭入口，顷刻之间，一窍开，百窍齐开，火发四肢，浑身筋骨血肉都化成炁。”这是真实功境。曲江，据三丰《吕祖〈百字碑〉注》说是腹部。炼己持心、明理见性、凝神聚气之后，丹士的腹部会出现一颗光珠，是性命的精华所成，就是三丰《道情歌》所言“万般景象皆非类，一颗红光是至真。”只有能内视到腹中有光珠生成，才是命功成功的一半，丹家所谓“药足腹内珠自明”，没有这个证量，说明元精、真阳尚未生起，命功还未入门。当命功修到腹中生光时，丹士口中必然会分泌甘甜之津，是肾气所化，叫“金津玉液”，即“刀圭入口”，是无形的元气在形质方面的体现，有人误以为这种生理上的液体是“丹药”，不了解古人以有形表无形的思维方式。陈致虚《金丹大要》云：“盖圣人以实而形虚，以有而形无。实而有者，真阴真阳，同类有形之物（人）也。虚而无者，二八初弦之炁，凝而为一黍之珠。”这时，由于内丹能量的作用人体的三关九窍都会打开，只有打开了“百窍”，才能与天地、万物、彼家、生龙活虎的先天之炁沟通，丹家称之为“开关展窍”。关窍真正打开的人就可以数月乃至数年辟谷不食，山东有位居家修道的女士赵巧芝已经六年不食人间烟火。她在钱俊时教授发表于《益生文化》的有关研究报告《赵巧芝现象值得重视》中自述：“在功中不断感觉有个白色的圆柱，从下（会阴）往上捅，后来从头顶捅开了，感觉有个白色的柱子从身体中间串起来了。”“坐下来就入静，不知不觉一两小时一晃而过。”“在练功中不断看到自己的内脏。想看时多能看到，特别是胆，每次都能看到。”“在功中有时也能看到别人的内脏和大脑。”这是当代人的证量。能辟谷数年，能看到体内的光明、内脏，说明关窍一定打通了。由于真气向四肢百骸运行，周身温热，如沐春风，丹士可以单衣过严冬。天津的郭善儒教授由于修炼“九鼎炼丹法”，二十年来，单衣过冬，寒风拂体，不仅不觉寒冷，反而感到温暖。我一位道友修炼夫妻同修的丹法，采得真阳后，大雪天单衣行走于室外，了无寒意。三丰真人《道情歌》云：

药材生，紧加功，雷声隐隐震虚空。电光灼处寻真种，风信来时觅本宗。

霞光万道笼金鼎，紫云千丈罩天门。若还到此休惊怕，稳把元神守洞门。

如猫捕鼠兔逢鹰，急急着力又加勤。万般景象皆非类，一颗红光是至真。

此个红光是春意，其中有若明窗尘。中悬一点先天药，远似葡萄近似金。

到此全凭要谨慎，丝毫念起丧天真。一片白云香一阵，一番雨过一番新。

终日绵绵如醉汉，悠悠只等洞中春。遍体阴精都剥尽，化作纯阳一块金。

此时气绝如小死，打成一片是全真。到此功成才了当，却来尘世积功行。

行满功成天命诏，阳神出现了真灵。

这是完整的功夫内景描述。大药将产时丹士会听见虚空中有声如雷。我一位道友住山修炼时听到脑中如有雷声炸响，身心一震，疾病不翼而飞。丹经中对此论述极多，如吕祖《百字碑》中“阴阳生反复，普化一声雷。”丹士腹中有光，称“命光”，眉间、头顶也会有光，即“性光”，性命合一之后周身有光是丹光。如张紫阳所言“近来透体金光现，不与凡人话此规”。丹光是生命精华凝聚、生化、显现、变化的情状，光是丹质，功夫越深，丹光越强，辐射越远，范围越广。最后如佛家《楞严经》所讲“静极光通达，明极即如来”，从而“佛光普照”。我曾在终南山住山修炼。有一夜，静坐中突然有光从身心涌出，黑暗的房子中为之一亮。虽然可能只有数秒钟，但感觉上如同有十分钟一样，心理时间跟物理时间有差异。

不论清静丹法还是阴阳丹法，当气脉修炼到一定境界，丹士可以看到身体内外、天地万物间充满着“明点”，是虚而有象的动态光点。通过二十多年的修炼，我能看到“中悬一点先天药，远似葡萄近似金”的光炁运行之象。目前尚不能“招摄”此光炁作丹。我有长期辟谷的经验，在某一时间段，只要方法得当，人的确可以“食炁而生”。我体验过夫妻同修而真铅激生、明点飞空、暗室亦见的过程，同样不能“招摄”之，在于做不到无念。念动则先天纯朴即散。三丰“金在形交”是真言，但炼己不纯，无望还丹。经过切身体验，才知三丰“到此全凭要谨慎，丝毫念起丧天真”是关键，是金诀。丹士真正采得大药，不论此药来自自我、天地、万物、彼家、生龙活虎，丹士因灵药的点化肉体变化很大，如生光、生泽、生津、生香。最关键的是生光生香，不生光，说明大药未生；不生香，说明大药未得。张伯端谓“自然熟丹遍身香”。丹士会“无声无息”，进入大定，如同小死。这才是真正的命功点化。然后在定中孕炼阳神，了脱生死，成就仙道。修不出能出有入无、隐显自在的阳神，尽管得丹，只能延寿，不能成仙。丹是人体沟通天地能量的媒介，也是阳神成就的能源。丹是比喻的说法，丹不是实体，丹是性命精华、天地能量在人体凝聚后的生命超常功能态，神即是丹，丹即是神，神丹合一，生道合一，就是仙。没有修炼的超凡过程与脱俗状态，尽管每一个人都有“神”，但成就不了仙道。丹包含了生命信息、生命能量、生命智慧、生命状态与道合一的一切总和，不可孤立地认为丹是人体修炼出的能量团。

在“道术”部分之《丹经秘诀》中论述功境功象的内容非常丰富，不再一一引证。之所以要读者留意功象，是因为理、法、术、诀都必须归在实修上，实修又体现在功境功象中。把握不好功境，不是错之毫厘，谬之千里，就是认幻为真，走火入魔；不是坐失良机，就是不明就里。对功境功象的研究能引导丹士顺利走上真正的“金光大道”。功象是身心内外神气、信息的变化图像，把握了功象，就可以“知几”。《易》云：“知几，其神乎？”可以由象而知神，知神而炼丹，火候的许多玄微就在此中。

七、三丰诗文的文学境界

我最爱读三丰真人的诗集与古文。他的诗歌，在古代真人的诗集中最有特色。他把修炼诗诀单独集中在《玄要篇》，而将大量的山水诗集中在三部《云水诗集》。本处所言诗歌即指云水诗歌。云水是出家人行脚天涯的文学借代。三丰真人“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句）。他的诗有李白的飘逸，有王维的清新，有孟浩然的自然，有苏东坡的宏厚。三丰一生爱读唐诗，尤其爱李白与孟浩然的诗，曾手书孟浩然的《春晓》。此外，三丰爱读苏东坡的诗，称他为“坡仙”。我读过5000首以上道诗，也读过5000首以上魏晋隋唐两宋元明清以来的诗歌，包括历代游仙诗、玄言诗，觉得三丰真人的山水诗，有魏晋之风骨，唐人之灵韵，宋元以降，无出其右者。他的诗混于唐人诗集，也难分辨。唐诗中特有的仙道灵气与禅意幽趣，是宋元以来的诗作中少有的。仙道与禅宗在唐代得到最鼎盛的发展，仙灵禅意自然地融化于文人的气骨血脉，而当朝仙真与禅师也有超然才情，形成有唐一代的文采风流，后代可望而不可即。三丰真人的诗就有唐人气脉。仅《云水前集》、《云水后集》、《云水三集》所收录的诗作有三百余首，云游天下，题咏江山，从诗中可见“天地与我合一，万物与我并生”的仙道风神，大有“江山为我留胜迹，我为江山写精神”的高古气象。我们分别从三本诗集中各选几首诗作来品味。

《云水前集》

华表山

华表山高爽气凌，令威骑鹤此飞升。乍看雨脚从空至，未必云头阻我登。

独立峰峦心旷远，遥观渤海兴奔腾。他年愿步丁公后，长啸蓬邱第一峰。

华表山在辽东，三丰真人登临此山，感到山高气爽，想到千年前在此山修仙成道的真人丁令威，感慨无限。彼，人也，我亦人也。他一个人站在高峰之上，山雨欲来，云翻雾绕，登高望远，心旷神怡，能看见东边的渤海，波飞浪卷。三丰真人发愿一定要像故乡的丁公一样，修道成仙。当他年修成大道后，一定要站在海上的蓬莱仙山的顶峰，长啸一声，山鸣谷应，天音应和。这是何等的豪迈。

这首诗有李白诗歌的豪放，是《云水前集》的开篇诗。

三十二岁北游

幽冀重来感慨忘，乌纱改作道人装。明朝佩剑携琴去，却上西山望太行。

从诗中可知，三丰真人三十二岁就已经弃官归隐、修道云游。佩剑携琴，仙风道骨。西山是太行山的支脉，云游到了西山，还在深情地回望不久前离开的太行，但见云水苍茫。

上曲

疏柳苍黄尽夕曛，又有滱水净尘氛。芒鞋独上尧峰顶，西望常山只白云。

夕阳西下，疏柳苍黄，流水、白云、苍山、道人，融为一体，是何等优美的“寻真访道图”。

日观早起观日

天鸡一唱海门开，日涌波涛出海来。万里眼光红不断，三山头脑绿成堆。

遥闻笙鹤从空降，只见云龙带雨回。别有飞仙挥鹿尘，令人企首望蓬莱。

大海、红日、火云、波涛、群山、想象中的仙人、仙鹤、仙音，构成奇特瑰丽的诗篇，虽李白的仙道梦幻名篇《梦游天姥山吟留别》也无过于此。诗的第二句是倒装句，应该是“波涛涌日出海来”。一个“涌”字，写出了大海的雄壮。第六句中一个“带”字，将虚幻的云龙变化成了有生命的真龙。全诗生动地写出了朝阳在大海波涛中涌动，水天相接，云气如龙，海风带雨，群山碧绿，道人远来，仙音奇幻，登峰望远，令人遥想神仙世界。整个画面，像西方近代印象派大师莫奈的《日出印象》。

其他如“水秀峰奇吴越路，飘然自背落霞琴”、“最爱峨嵋峰顶月，清晖白上道人袍”、“精庐镇日全无事，两卷《黄庭》养性真”诸佳句，随处可见，将三丰真人的潇洒、自得活现君前。“清晖白上道人袍”，白，是形容词作动词用，月光照在道袍上，使道袍变得发白。

《云水后集》

赴西池仙会

十洲三岛会群英，跨鹤骖鸾到碧城。剑佩声飞琳阙远，炉烟气绕贝宫清。

黄金殿上翻金篆，白玉堂前奏玉笙。照室明珠千万颗，修身自幸得长生。

仙人的世界我们无法想象，但三丰真人以奇幻之笔为我们描绘了这个瑰丽世界，仿佛如读近代剑仙武侠小说还珠楼主所写的海天奇幻的仙侠居处。

我更爱读三丰的山水诗，清雅不俗，烟霞满纸，令人回味无穷。

游峨嵋小雷门

行穿野外入云根，自有青松锁洞门。石壁倒流千丈水，道人清坐钓矶温。

飞流直下千丈的瀑布之动，与清坐钓矶使石生温的道人之静，形成“世外高人垂钓图”。松掩洞门，云扫山径，这就是三丰隐居的地方。

听梦九子思敏读书

最宜听是读书声，隔院传来字字明。杨柳当窗草满地，春宵雨过一斋清。

这首诗不似前面的诗，写得清俊拔俗、了无人间烟火气，而是充满人间温情。梦九是三丰弟子汪锡龄的字。一个春天雨后的夜晚，三丰真人在梦九宅院静静地听童子的朗朗书声。也许，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读书的情景。据说，三丰真人童年时读书，过目不忘，聪慧异常。

《云水三集》

游蜀

阆苑归来蜀地游，一身时被白云留。烟蓑雨笠闲装束，化个农夫乐自由。

真人无相，三丰并不都显道人相。也许，你在蜀地遇见的那个站在田边笑看良稼美穑的老农夫就是三丰真人。和光同尘，披褐怀玉，正是真人风范。三丰乐住深山，不愿出世，且说成是“一身时被白云留”，显出幽人雅趣和他对山川的热爱，与自然的和谐。

诗仙院祀太白、东坡

瓣香常拜两公诗，文采风流后进师。千古精神若相接，大家乘月上峨嵋。

三丰经常读李白、苏轼的诗集，对二公非常崇敬。三丰的诗，有李白的清丽奇幻，有东坡的豪放雄浑。比之二公，毫不逊色。三丰还想，要是能与李白、苏轼千古精神相通，则三人可以同上峨嵋吟诗了。李白、苏轼是从蜀地走向世界的伟大诗人。

修道的人，经常吟咏三丰之诗，可以洗尘俗，换心肠，生道心，养灵气，让人变得内慧外秀，有仙风清气从骨子里飘逸而出。

谈了三丰的诗，再看三丰的古文。古文主要是人物传记，一部分是仙传，如为陈雷谷、完璞子、慧通子所作传记；一部分是《隐鉴》中所录为自元明至清初的一百余位隐士、名士、达士、处士、逸士、居士们所写简传。这种种“士”都有淡泊名利的情怀，或隐居修道，高尚其志，不事王侯；或佯狂避世，寄情山水，沉迷词翰；或不受招隐，躬耕农田，著述以终；或游戏红尘，书画写意，诗酒适怀。总之，三丰推崇“隐”者的精神行藏。三丰的古文，文字精练，刻画入神，意韵高古，神气完粹。长文如《完璞子列传》、《慧通子列传》，分别写了完璞子的剑仙豪气与慧通子的孝仙真情。

完璞子“状貌魁梧，性情豪宕”，他精通儒学，传承仙道，喜欢剑术，与妻子心契神印，非常恩爱。他修成丹道和剑术后，仗剑任侠，多次挫朱棣窃国篡位集团的锐气，这样做为的是“欲振饬大伦，维持名教，使千秋以后，知燕王之师为山林仙客所不能容者，定非应运之王也。”仙道门中人为儒家维持名教，因为他从小学儒，“日日勤学，所谓孔孟心传、河洛宗旨，皆贯通焉”。张三丰说他仗剑任侠“壮则壮矣，毋乃龙性未驯乎”？劝他炼神还虚，以了大道。完璞子很谦虚地接受了三丰真人的建议。

完璞子是仙道与恩爱两成的真人。妻子元姬发现丈夫在修道时，就请丈夫以道相授，那是完璞子访道初归后，“始归家见元姬，课子读书。遂独寤中堂，元姬潜窥，见其趺坐于榻，顶有金光，照耀一室。诘朝请曰：‘夫子何不以道相授乎？’光杓（即完璞子）曰：‘方欲度尽天下，岂吝于子？但未谢师恩，故未敢也。’”完璞子得诀归家，一边教育儿子读书，一边隐修。当妻子发现他有道并问何不以道相授时，他说师恩未报，还未得到老师的许可。

等他再次云游多年，在世间积功累德而回到家时，妻子元姬对他说：“婚嫁之事，妾已代君完之，盍即以道相授乎？”女儿我已嫁出去了，儿媳我已娶进门了，对子女的责任我们已尽到了，现在该把大道传授给我了吧。“遂传以返本归元之诀，日夜修炼。完璞子亦自温养胎婴，九年，胎孙复孕，可以分身应物，神游千里。时元姬容颜日少，悟彻前因，乃与完璞子同登瑶岛之上矣”。

这真是一对神仙眷属，夫妻都修成了大道，不违人伦，以成仙道。使我想起了龙眉子那首有名的诗：

人情本与道情通，道用人情世岂知。空有人情无道用，人情能有几多时？

至于慧通子千里寻父，以医救人的故事，更像唐宋传奇。三丰真人描写他的外貌时道：“时年已三十，五绺长髯，口河眉剑，目秀鼻隆，喜服天蓝袍、淡黄裾，飘飘然有神仙意，携二童相随”。这时的慧通子已是一代名医，外出去贵州寻找二十多年未见面的“奋志从军，转徙于外”因军功被朝廷封为滇池侯的父亲。慧通子小的时候因病死而复生，当时他父亲正好从军在外。慧通子的姐夫朱云章“专事游侠，言欲为朝廷出力，图取功名”，后勤王战死。朱云章的死使慧通子想起了父亲，“因思父亦从军，未卜何如，而寻亲之念，于是益切，谓穷天极地，必往求之也”。他从江西一直寻到四川，再由四川过三峡，转道云南大理，一路上他以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馈遗之物，用度外悉施贫苦”。他一路寻访父亲的足迹，父亲战斗过的地方都找遍了，可当他找到父亲的最终归宿时，才知道父亲已去世二年。父亲以为慧通子已病死，便于军旅生涯中更纳二姬，各生一子。

当慧通子回到家乡时，老母已去世。他二十多岁时原想外出寻父，只是“以母孤清，无人奉侍，不敢遽行”。当他三十岁外出时，把家事托付给贤惠的妻子钟姑。丈夫回来后钟姑说：“自君之去年，老姑积于思虑，卒然而昏。”慧通子伤痛不已。

从小，慧通子遇见过异人，如今，他感悟生死，便与妻子钟姑一心修道。小时候给他传过道的真人又出现了，自称西山隐仙，说：“闻吾子孝德动天，合当长生度世。”给他们夫妻传授道要。“仙既去，遂各净扫丹房，勤心修炼，不一载而金丹已成”。又是一对神仙眷属。

后来，慧通子来到林屋洞天，与完璞子一起完成《仙史》，并于此见到父母神体，因儿子的功德父母“齐登仙界”。

三丰真人所写故事比《列仙传》、《神仙传》更有文学色彩，内容丰富，情节生动，人道与仙道并重，倡导和光同尘的修炼，追求人情与道性的和谐。三丰真人于《古文》中重点写完璞子与慧通子的传记，不是偶然的。当代仙道的修炼更要倡导这种精神。张伯端说：“未炼还丹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此般至宝家家有，自是愚人识不全”。值得当代学道者反思。

《隐鉴》文字简短，大多数十字、百余字就将一个个隐士、达士，逸士、居士的风神描绘得可见可慕，真是大手笔。如他写明代逸士闻隐鳞：

逸士闻隐鳞先生龙，鄞县人也。寄怀高远，托迹衡茅，每当风来竹外，云冷松根，辄遂其萧野之趣。

或称其诗如溪上人家，曲几疏窗，长与水云弄色。吾谓其性情亦然。

全文60余字，将闻先生的风范气象写尽。“风来竹外，云冷松根”八字非仙笔不能，一个“冷”字，写出了幽人情怀，是对世俗名利的冷，是借自然之景写幽人之心。

我读过许多仙道真人的诗文，文笔如此古雅的并不多见。三丰真人是仙中才子、道门文豪。读他的古文，能熏陶灵魂，净化血脉，清洗肺腑，升华人格，使我们真正体会什么是仙道精神，真人气象，丹士风骨，隐者情怀。

八、三丰真人的仙道精神

通过读张三丰真人的传记、诗文、显迹，使人感到仙道是那么真实可信，真人是那么真切可亲。三丰真人在元时官居县宰，以父母亡故，绝意仕途，为父母守墓数年，因与符阳子邱道人相识，“剧谈玄理，满座风清，洒然有方外之想。”于是，开始天涯访道，四海寻仙，往来名山古刹，留止修道，吟咏闲观。如此访道三十余年，在他六十七岁时，于终南山遇火龙真人而得地元、人元、天元三元丹法，经年修炼，终得大成。

有明一代，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一直到成化、嘉靖诸帝，都在寻访三丰真人。但三丰避而不见。对当时盛行的挟方术以干政，结权贵而入仕的方士非常厌恶，经常以道术惩罚，“显迹”中的“七戏方士”即是。他崇尚的人物是严子陵、陶渊明、陈希夷、林和靖等世外高人；他勤修仙道，云水天涯，肩挑日月，足量华夏，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丹经仙诀，留下了江山胜迹，度化了道器仙才，传承了太上道脉，遗留了传奇故事，他是整个仙道精神的写照、人间道教的导师，从他的行举中我们可以看到：

隐修大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隐士精神；传法扶道、著述演道、度人弘道的仙人风范；真修实证、隐显自由、和光同尘的修炼功行；显化济世、立德行道、忘名舍利的圣贤胸怀。

这就是三丰真人身上所体现的仙道精神，六百年来，他的传奇人生影响了道教与仙道，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华文化历史天空的一颗恒星，永远会散发迷人的光芒，引起后人的无限敬仰与无限遐思。

九、结束语

写这篇《前言》，比我校对《张三丰先生全集》还困难，如何提纲挈领地概括三丰丹法的要领，使《前言》像一把打开三丰派大门的钥匙，并澄清一些历史的迷雾？自从开始编辑此书，我就一直在构思此文。三丰真人的生平如传奇，丹诀如大海，我该如何论述？当我逐字逐句地将全集阅读了五遍后，眉目清晰了。每读一遍，都有重大收获。整个工作变得身心愉悦。

董沛文先生和我策划出版这套“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为的是弘扬中华仙道文化。要研究仙道文化，就需要深入其灵魂，研究其经典、哲学、传说、历史、人物、艺术、信仰、方法，研究她的一切。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整理像吕洞宾、张三丰这样的仙道人物的著作开始，则对仙道的经典、哲学、传说、历史、人物、艺术、信仰、方法都会涉及，以点带面，以一通百，进而了解整个仙道文化的真实面貌。作为道教徒，董先生和我都以出版这样的著作为荣。作为道观负责人，“以文化发展道观，依道观弘扬文化”的战略是真实可行并有深远意义的。希望我们计划出版的书籍，能系统地、全面地弘扬道学文化，不论是“元道学文化”，还是“新道学文化”，只要是有利于道学发展的，我们都会予以关注。希望得到各界道友、学长的支持。也希望这本《新编张三丰先生丹道全书》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祝愿唐山玉清观能成为注重修道、弘道、慈善、文化的宗教名观、文化阵地。也许真是因缘天成，在历史上，张三丰真人曾隐居唐山玉清观修道，据说“玉清观”原名“澄清观”，是三丰真人更名为“玉清观”的。今由唐山玉清观住持董沛文策划并出资出版三丰真人的丹道全书，真是“道缘结在三生前，性命圆成一世中。 够细致的了吧。 累死我了，我的应该是最佳答案吧 (^__^) 嘻嘻……选我噢

我认为的国学就是古代传统文化运用到现代，告诉人们什么是经营管理，而在古代是皇帝管理臣子、打仗等全方面的知识。对于国学的存在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的，我曾了解过很多国学书籍，却只是国学方面的冰山一角而已，如今人们盲目推崇“国学热”，对于国学的了解却只仅限于从别人口中了解的国学，而不是亲身去了解什么是国学。

不同人眼中的“国学”是不一样的，却又大同小异，讲述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书籍的解读，用现代的眼光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对于国学的准确定义，目前并没有权威的解释，却可以泛指为中国古代的学术和文化，细分为不同朝代的学术和文化，这些都是范围就是国学研究的目标，但切勿盲目的推崇“国学热”，这只会害了他人也害了自己。

通过上述我们明白了“国学热”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只是人们去理解国学的时候反复强调了“国学二字”，将中国的学习定义为以古典的一部分为核心的固有学问，更狭义的理解为门派的学问，这将国学文化束缚了，我们所去研究的“国学热”就是要将固有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造，用理性的思维去理解传统文化。

当我们用理性的思维去研究国学的时候，就会发现古人的智慧让我们受益匪浅，现代生活当中的很多知识，古人用自己的智慧思考出来了，只不过现代人能够通过网络迅速的查到答案，反而失去了思考的乐趣，可见国学文化值得我们研究，却不要盲目推崇，我们不仅要吸取古人的智慧，更要想未来科技生活展开想象。

道教学会，在中国好像没有。

有道教协会，是修炼成仙为目的的道士，有门派，有组织派别的道教门徒的联合组织。

道学协会，应该就是那些喜欢道学，崇尚道学，宗教行为较少的道学爱好者的协会吧。

中国道教协会：

1912年，北京和上海曾分别成立了以全真派为主的“中央道教会”和以正一派为主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此为道教界筹划建立近代式教会组织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全国道教界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于1957年4月，是全国道教徒联合的爱国宗教团体和教务组织。其宗旨是：团结、带领全国道教徒爱国爱教，拥护中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兴办道教事业，弘扬道教教义，维护道教界合法权益；传扬道教文化，发扬优良传统，促进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发挥道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维护宗教和睦、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贡献。

中国道学协会：

中国道学协会成立于1983年7月，由内家派高道真人周文通发起，内家道学起源于远古伏羲，三皇五帝皆有道家智慧而立世，天同根源不走歧途，道学乃智慧学术，真正道家“不以一人为尊，但以万智为道”的宗旨七净延续，上召万把年智慧正本不腐，虽有历代方士妖人蛊惑世人，舔乞权贵，但重九大同者无，芸芸众生世间生存，我协会宗旨方向不会动摇，周真人旗下弟子七人，敬云子（美国）敬光子（美国）敬呈子（新加坡）敬安子（香港）敬文子（陕西）敬弘子（新疆）敬轩子（北京）活跃在世界各地，主要以弘扬中华古哲学文化为宗旨， 摆脱伪宗教学术、摆脱势力参与学术的潜规则，独立的思考立场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通过学术思想的应用，促进民族凝聚力，服务社会、服务民族、服务天下苍生，团结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士，推广弘扬道学学术，使更多的人掌握、理解、认识这门古老的智慧学术

　　禅宗与理学

　　中国文化，渊源深远，周秦之际，百家争鸣。迨汉武帝尚儒术，诸子百家之流，如百川之汇海，而一尊于儒，皆讲习六经，明体达用，于人文政教之道外，初非有标新立异，自命得孔孟心学不传之秘者。自董仲舒以下，精疏博证，浸成为训诂之学，历代传习，固无所谓心性理气等玄妙之旨。时至北宋，儒家之学，忽有理学崛起，谓得孔孟以来心法，大变从来讲学之趣，遂成儒家道学一途。儒者之言，别开生面，产生心性、理气、性情、中和、形上、形下、已发、未发诸问题；初则自分四派(濂、洛、关、闽)，后惟朱(熹)陆(象山)是争。在君子，只是讲明正学，互诤意见之不同，在小人，终窃师儒之道，而成门户之私，援讲学之名，而滋朋党之祸。乃酿成元佑庆历二次之党禁，欲求至善而反流于狭隘，洵足为学术之悲也。清儒纪昀有云：

　　儒者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序言》)

　　儒家至北宋间，理学之异军突起，并非偶然之事。一种学术之成衰，必然有其社会环境之背景，及为当时文化潮流所驱使。理学之兴，亦循此例。其故为何断言之曰：受禅宗之影响也。

　　理学之先声

　　汉代诸儒，于义理上既无新见地，唯致力于注疏考证，末流余习，渐趋于词章小道之学。两晋以还，天下大势，继承平而渐肇变乱，吾国民族文化精神，乃有一新的嬗变。士大夫间谈玄风气，与佛法传播，同时称盛。当时学者，以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之学为哲学思想归趋，已渐疏忽经世之学而趋向于虚渺幽玄之域。自时厥后，西域高僧，如鸠摩罗什等远来东土，大阐佛法，国中大师蔚起，如道安、道生、慧远者，皆毕生尽瘁弘法。如慧远之入庐山结“白莲社”，一时名士若刘遗民等，皆依习净业，陶渊明亦时相过从。足见当时知识阶级之思想风气，不免随政治及社会环境而转移。迨隋唐之间，王通起而讲经世之学于河汾，继之天下升平，贞观间多数文武将相，均出于王氏之门，儒学至此，复臻昌明。

　　南北朝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已由印度渡海至梁，传佛心法。至初唐有六祖惠能与神秀者出，南北宗徒，风起云涌，上至帝王，下及妇孺，靡不涵濡沾被，因之佛教文化，与盛唐治绩，并烛寰宇。禅师辈之膺封国师者，屡见不鲜，朝野趋向，风靡可知。肃宗时，韩愈为迎佛骨一事，上表谏阻，而排斥释道为异端之说，于以滋兴。其时儒者为卫道(儒道)而非诋佛法者，不乏其人，然皆不若韩愈之立言激烈。其《原道》、《原性》诸篇之作，实欲高张儒家道统之说，揭儒门之帜，以凌驾于佛老之上。实则受禅宗传心之影响，而目儒学为道统一贯之传。次则，李翱著《复性书》阐发性情之说，为北宋理学滥觞。其后理学崛起，当以韩李之说，启其端倪。然韩李生平之学术思想，亦终不能自固封畛，丝毫不受佛老影响。亦如南北宋诸大儒，固皆出入于佛老之间，而别倡理学之说。韩愈贬潮州后，常问道于大颠禅师。故其在潮州，有三简大颠，在袁州时，曾布施二衣。周濂溪《题大颠壁》云：“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寄寒衣。”《五灯会元》、《指月录》等书，则有记云：

　　韩愈一日白师曰：弟子军州事繁，佛法省要处，乞师一语师良久。公罔措。时三平为侍者，乃敲禅床三下。师曰：作么平曰：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

　　李翱曾屡问道于当时名僧，且数向禅师药山惟俨问法。金儒李屏山则云：“李翱见药山，因著《复性书》。”

　　《传灯录》载之甚详：

　　朗州刺史李翱，初向师玄化，屡请不赴。乃躬谒师，师执经卷不顾。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见面不如闻名!拂袖便出。师曰：太守何得贵耳而贱目李回拱谢，问曰：如何是道师以手指上下。曰：会么曰：不会。师曰：云在青天水在瓶。李欣然作礼。述偈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李又问如何是戒定慧师曰：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李罔测玄旨。师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漏。宋相张商英曾颂其事曰：云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随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风霜苦，说甚深深海底行

　　按：张颂之意，盖谓其未见道也。李翱曾受知于梁肃，为作感知遇赋。而梁肃为天台宗之龙象，《大藏经》中有梁肃之《止观统例》。

　　《复性书》认为性本明净为七情惑而受昏浊，故为“制情复性”之言。如云：“人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溺矣，非性之过也。七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滓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滓，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又云：“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

　　张商英之颂，嗤李翱之未见性，颟顸承当，自以为是，适成其非。观《复性书》之所言，学者谓其含有佛学成分，依梁肃止观之说，而变易其名辞而作。实则，李氏出入佛学，仍未彻底。诚如李氏之言，性本圣洁，因情生而惑乱，此圣洁净明之性，何因而起情之作用岂谓性不自生，因情故明。则情返而性复，复性而当复生情矣。若谓置制此情而后复性，则制之一著，岂亦非情乎性能自制，情何以生制亦情生，终非性明自体。此则自语相违，矛盾未定。所以然者，盖其自未见性，但认得清明在躬，性净明体者，即为自性。殊不知此乃心理上意识明了，澄澄湛湛觉明之境，以之言性，谬实千里。明亦性境，情亦性境。此性不住于明暗昏清，亦未离于明暗昏清，则非李氏之所知欤以此见地，而李氏于《大学》之“至善”，《易》之“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均有未彻。后世之言理学者，大抵亦如李翱之徒耶!若有透此藩篱者，皆入于禅矣。

　　北宋理学之崛起

　　唐祚既移，历五代而至宋，禅宗声教，渐被上下，五家宗派兴盛，而与吾国原有政教，并无磨擦。佛法解脱之学，纯为出世，其超哲学之精神领域，坠裂世谛。而大乘之慈悲济物精神，与圣人王道大同思想，蕲向吻合，功成辅翊，故儒佛之间，融合无间。唯少数偏执之人，笃于守旧，以卫道自任，出而排斥，立言之间，仍不免此疆彼界，比长挈短。此类儒家之激进者，盖为韩愈、李翱、欧阳修数人而已。然其所以辟佛者，大抵摭拾形迹，指为异端，非圣人之教。且力诋其教徒(出家比丘)之弃家披剃，为无父无君，不忠不孝。然于佛法之中心奥义，固多茫然。

　　时至北宋，有世所称五大儒者出，于儒家道学(理学)门庭，创立端绪，学校渐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于以奠立。学者所谓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五人皆并世而生，且均交好，吾国学术思想，遂呈云蒸霞蔚之观，故后世谓为聚奎之占验。五大儒者，即周敦颐、邵雍、程灏、程颐、张载。厥后，加朱熹、陆象山、吕祖谦，并为继往开来南北宋间八大儒。虽中间魁儒硕彦颇多，要以此为其宗主。八大儒之学说，异同之处，颇多争论。要皆以祖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言，为圣贤授受一贯之心学，阐明仁义之说，演绎心性之际，为远承先圣之道统。与历来儒者唯知讲经注疏之因袭风气，大相迳庭。其中思想之嬗变，学说之创获，探其蛛丝马迹，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其启导后世道统之争，门户之战者，当非其初心所及也。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案语云：

　　王开祖以上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其说不过诵法圣人，未尝别尊一先生号召天下也。中唯王通师弟，私相标榜，而亦尚无门户相攻之事。今并录之，以见儒家初轨与其渐变之萌蘖焉。

　　吾国学术，历来自儒道两家并驱以来，至后汉历南北朝而至唐，突然而有佛家加入，实质渐变，至北宋为一大转纽。而承先启后，一直支配东方学术思想者，亦始终不离儒、佛、道三家之学。宋代大儒，学者认为佛化儒家，以禅论道者之领袖如陆九渊，亦公认其事。《象山全集》卷二与《王顺伯书》中尝云：

　　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

　　儒家至北宋，八大儒讲道论学，而构成理学一派。时之学者，循此一思潮而向前发展，为数颇众。发其轫 者，厥为学者所称之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三先生。黄震曾云：

　　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也。(《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黄百家案语引)

　　此外门户攻伐，学术异趣，与程朱对立者，厥为苏学(即苏洵父子三人之说)。而苏东坡、黄庭坚辈于从政以外，为学途径，尝直认游心佛老门庭而不讳，视一般理学家之高立崖岸，排斥异说，敻（注：xiong去音）然不侔。故于政见之争外，即学术主旨，亦大相迳庭。而后世正统儒家，以其说之不洽于程朱，亦相与摈之于度外。

　　所谓承儒家道统之正者，学者皆以程朱并提，夷考其实，则所谓八大儒者，思想学术，殊多不同。二程学于周敦颐，而复自成一系。后之承其的绪者，为婺学(金华)永嘉二派，变为史学及事功之途。朱熹之说，初承二程，后复创见颇多，非但不尽同于程学，有时且大异其趣。后贤有谓朱子之学，出入佛老，终为一道化之儒家，朱子自亦直认与程子意见有不同者。《朱子全集》卷二十三有云：

　　伊川之学，于大体上莹彻，于小小节目上，犹有疏处。某说大处，自与伊川合，小处却时有意见不同。

　　论程朱不同之说者，明末有刘宗周，清代有黄宗羲、纪昀、皮锡瑞，及现代学者何炳松等，皆主此说。

　　程朱以外，张载有张氏之见，邵雍有邵氏之学，吕祖谦则有吕氏独特见地，主经世实用之史学，而于朱陆异同，尝作调和之努力者。而邵雍则主易数之学，迥然不同于众，但出处仍一准于儒，唯与二程之间，仍难协调。邵氏与程子居处相邻，交往甚密，但相见虽频，而不语及于道与学也。朱熹则于其易数之学，大加推重，有异其师承观念者巨矣。

　　儒家理学初兴，数十年间，门户异见，终成攻伐之党祸者，略陈其梗概如此。内容出入，罄竹书劳。见地未臻圆通，致使末流推荡，愈演愈烈，良用致慨!清初诸儒，重返汉学路线，盖深有感于此。论者有云：“宋儒好附门墙，明儒喜争同异，语录学案，动辄灾梨。”纪昀谓其“是率天下而斗也，于学问何有焉！”又云：

　　门户深固者，大抵以异同为爱憎，以爱憎为是非，不必尽协于公道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存目孙承泽《益智录》提要)

　　理学初兴，志在阐明儒家正道，排斥佛老异端之说。孰知出入佛老之间，用以驳入佛老者，终成为佛化儒家，或道化儒家。且所立说、排斥佛老者，仍不能摧撼其中心。唯此一相激相荡之局，却开拓一代学术之领域，以创兴理学门庭，洵为奇特，至其外排佛老则不足，内起戈矛而有余，卒至于伤残相及者，则洵为学术之大不幸焉!

　　佛化儒家之踪迹

　　东方文明，在中国独有儒佛道三家之说互相异趣而复殊途同归者，诚非偶然。历来学者，努力于三教合辙，代不乏人。偏执者，虽互相排斥，博达者，仍力主沟通。其中要以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为最早。历唐宋元明清各代，高僧大德，尤以禅门宗匠辈，烛照群象，洞穷法源，大抵皆淹博世典，出儒而归于佛。其中之彰明较著者，厥为北宋名僧契嵩，以沙门立场，大唱佛儒一家之论。永明延寿禅师，在其巨著《宗镜录》中，每引儒老之言，通诠佛法。宋金居士李纯甫体道最深，其所议论，常分润于佛老二家，阐发其蕴义。南宋诸儒受其影响，亦复不浅。《续指月录》中亦曾载述其事云：

　　屏山李纯甫居士，初恃文誉，好排释老。偶遇万松秀和尚于邢台，一言之下，遂获契证。乃尽翻内典，遍究禅宗，注《金刚》、《楞严》等经，序《辅教》、《原教》等论。尝著《少室面壁记》。略曰：达摩大师西来，孤唱教外别传之旨，岂吾佛教外，复有所传乎特不泥于名相耳!真传教者，非别传也。

　　自师之至，其子孙遍天下，渐于义学沙门，以及学士大夫，潜符密证，不可胜数。其著而成书者，清凉得之以疏《华严》，圭峰得之以钞《圆觉》，无尽得之以解《法华》，颖滨得之以释《老子》，吉甫得之以论《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训《诗》《书》，东莱得之以议《左氏》，无垢得之以说《语》《孟》。使圣人之道，不堕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相与表里，如符券然。虽狂夫愚妇，可以立悟于便旋顾盼之间，如分余灯，以烛冥室，顾不快哉!士著述甚多，开发后学，大有功于宗乘。临终无疾，趺坐合掌面西而逝。(《续指月录》卷八“曹洞宗”报恩秀嗣)

　　李纯甫以居士身，偶遇万松秀，言下契悟，著述弘化，普及僧俗。若二程兄弟、吕祖谦等大儒，均逊其智量。学者得其片羽吉光，而阐明体道者，事当甚多，皆源流淹没，师承不彰，殆以李氏中心致学于佛，为门户之见所囿耳!《宋元学案》原列屏山之学为殿，后儒疑其学无师承，并予删去，益见其浅陋也。

　　初期理学大儒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启发诸家思想，厥功甚巨。而濂溪(敦颐)曾师事鹤林寺僧寿崖，得太极图，自加阐说。此图原出于道家之陈图南(陈抟)，本原易理，汇通儒道之产品。僧寿崖得而藏之，以授濂溪，不啻还其故物。故濂溪之受学，不能无丝毫之影响，世传濂溪参禅于黄龙南，问道于晦堂，谒佛印、了元于归宗。太极图经此三家授受，其思想必有会三为一之旨，况南北宋百余年间，正禅宗鼎盛时期，名匠如林，士庶争趋，其间之思想沟通，错综互摄者，尤属显而易见。

　　宋至南渡以后，儒家外排佛老之事，已成习见之举。然惟见之于思想上之攻击，尚无实际上之行动。其朱陆门户之争，则势成水火。自佛教中人视之，则一任其自然发展，不惟不加抨击，且常疏释理实一致之说。

　　南宋禅师如名震一时之大慧杲，绎其言行，力主息争。杲师于南渡以后，诏主径山法席，门下问道者，达官名士、博学鸿儒至多。秦桧忌其与岳飞、张九成等交往，贬之衡阳十年，复移梅阳五年。而僧俗间关相从，常至数千。其论儒佛一致之言，往往超人意表。如云：

　　博及群书，只要知圣人所用心处。知得了，自家心术即正，心术正，则种种杂毒，种种邪说，不相染污矣。为学为道一也，为学则未至于圣人，而期以必至。为道则求其放心于物，物我一如，则道学双备矣。(示莫润甫)予虽学佛者，然爱君爱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喜正恶邪之志，与生俱生。永嘉所谓：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予虽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示成机宜季恭)

　　杲师之时，朱陆之争方盛。“尊德性”与“道问学”方兴未艾。杲师以片言匡救而成之。至其忠君忧国之言，原非为辩护佛教徒之无父无君、不忠不孝而发，实杲师之目击时艰，恻然心悯，为佛门吐其不平之气。大权应化，固应如此。观其辩三教一致之主张，尤为明显。如云：

　　士大夫不曾向佛乘中留心者，往往以佛乘为空寂之教，恋着这个皮袋子。闻人说空说寂，则生怕怖。殊不知只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根本。佛自有言，不坏世间相而谈实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宝藏论》云：寂兮寥兮!宽兮廓兮!上则有君下则有臣，父子亲其居，尊卑异其位。以是观之，吾佛之教，密密助扬至尊圣化者亦多矣!又何尝只谈空寂而已!如俗谓李老君说长生之术，正如硬差排佛谈空寂无异。老子之书，原不曾说留形住世，亦以清净无为为自然归宿之处。自是不学佛老者，以好恶心相诬谤尔，不可不察也。愚谓三教圣人，立教虽异，而其道同归一致，此万古不易之义。然虽如是，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额裂(示张太蔚书)。又云：

　　在儒教，则以正心术为先。心术既正，则造次颠沛，无不与此道相契。前所云：为学为道一之义也。在吾教，则曰：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老氏则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能如是学，不须求与此道合，自然默默与之相投矣。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当知读经看教，博及群书，以见月忘指，得鱼忘筌为第一义，则不为 文字言语所转，而能转得语言文字矣。(示人)

　　南北宋间之名僧古德，世称宗门大匠者，其讲论主张如此。而儒家学者，往往先多问道受学其间，启发新机，归温故物，使东土圣人言教，昔疏难明者，今乃焕然大彰。奈何始终局于门户之见，不得不于佛法故作贬词。惟佛教之智者则不然，如元代禅师高峰中峰师弟，于三教一致主张，尤为著力。明代憨山大师，学通坟典，常以佛理疏注学庸老庄。藕益大师则以易义释禅，固无所谓内外之见，横梗于胸，而避讳之也。近代之印光法师，则常以儒理诠佛，可称卓识。梁武时之傅大士，据《五灯会元》记载中有云：

　　傅大士一日披衲顶冠靸鞋朝见。帝(梁武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靸鞋。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四朝儒者以道统自命之理学家，乏此包罗万象之量。否则，不入于佛，即入于道，却为儒者所斥。唐宋间较为彰著者，如裴休、房融、富弼、赵忭、王安石、苏东坡、黄山谷、陆游、张商英、杨大年辈，皆游心禅观。影响所及，历代之文人学士，凡其著作，以具有文字禅之隽永有味者为高。理学家讲学，亦多剿袭禅师辈之法语。

　　北宋以前诸儒，著述流传，一仍旧贯。自理学家兴，动有“语录”、“学案”，以绵其世泽，大反昔儒方式，盖多取则于禅宗也。禅师辈平生法语，门弟子记载之者，统称“语录”，且皆为当时之平实语体，不事藻饰。凡其致力体道，参究事迹，记述之者，统称曰“公案”。宗门之“语录”、“公案”，搜罗至广，儒者学之，以产生“语录”、“学案”之体例，复撷其精华，诩为创见，自张门户，以遂其推排，殆不足法。若赵忭以北宋名臣，高风亮节，昭垂史册，并未尝以学佛为讳，《指月录》载其事云：

　　清献公赵忭，字阅道。年四十余，摈去声色，系心宗教，会佛慧来居衢之南禅，公日亲之。慧未尝容措一词。后典青州，政事之余，多宴坐。忽大雷震惊，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虚隐几，心源不动湛如水。一声霹雳顶门开，唤起从前自家底。慧闻笑曰：赵阅道撞彩耳!公尝自题偈斋中曰：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复曰：切忌错认!临终遗书佛慧曰：非师平日警诲，至此必不得力矣。

　　赵阅道进士及第，累荐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目为“铁面御史”。知成都，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擢参政知事。王介甫用事，屡斥其不便，乞去位……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他如此类之儒者尚多，未尽据引。

　　老氏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日益为“道问学”，日损为“尊德性”。“道问学”须广其知见，“尊德性”须放心旷寂。放心必要空其所有，广知见则须实其所无。日益不已，则自我伟大之见愈高，宋儒之大抵陷于此微细习气者，殆不自省耳!若蒋山元禅师之于王安石，直规其过，可谓理学家共通之病。《指月录》载云：

　　荆公原与蒋山元禅师，少时游如昆弟。荆公尝问祖师意旨于师，不答。公益扣之。师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质一，更一两生来，或得纯熟。公曰：愿闻其说。师曰：公受气刚大，世缘深。以刚大气，遭深世缘，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怀经济之志，用舍不能必，则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经济之志，何时能一念万年哉此其一。又多怒，此其二。而学问尚理，于道为所知愚，此其三。特视名利如脱发，甘淡泊如头陀，此为近道。且当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及公名震天下，无月无耗，师未尝发现。公罢政府，舟至石头，入室已三鼓。师出迎，一揖而退，公坐东偏，从官宾客满座。公环视问师所在，侍者对曰：已寝久矣。公结屋定林，往来山中，稍觉烦动，即造师相向，默坐终日而去。公弟平甫，素豪纵，但甚畏师。请问法要，师勉为说之。……且戒之曰：申公论治世之法，犹谓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况出世间法乎!

　　儒者论心性之学，原非所尚，纪昀论之甚力。宋代理学，统由禅宗蜕变而来。南宋以来，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而其立论，颇多躲闪。朱氏虽继承程门，而于尧夫(邵雍)之数理，张载之性气二元之说，濂溪之“太极图”，彼此常为畛域者，朱氏皆并宗之。复尝于武夷山中，与道家南宗祖师白紫清(玉蟾)交往颇切，欲随之学道而不得请。且化名崆峒道士邹沂，注《参同契》。纪昀力证其事。有曰：

　　殆以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托诸廋（sou）辞欤考《朱子语录》论《参同契》诸条，颇为详尽。年谱亦载有庆元三年，蔡元定将编管道州，与朱子会宿寒泉精舍，夜论《参同契》一事。文集又有蔡孝通书曰：《参同契》更无罅漏，永无心思量，但望他日为刘安之鸡犬耳云云。盖遭逢世难，不得已而托诸神仙，殆与韩愈贬潮州时邀大颠同游之意相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道家类》朱子撰《周易参同契考异》按语)

　　复次，明代大儒如王阳明，亦初习佛法天台止观，且曾于定中得相似神通，后复失之。又三度求道于道人蔡蓬头，不遂而罢。终成一代儒宗，《王文成公年谱·辛酉事》有云：

　　先生录囚，多所平反。事竣，遂游九华，作《游九华赋》，宿无相化城诸寺。是时，道者蔡蓬头，善谈仙，待以客礼，请问，蔡曰：尚未。有顷，屏左右引至后亭，再拜请问，蔡曰：尚未。问至再三，蔡曰：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一笑而别。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历岩险访之，正熟睡，先生坐旁抚其足。有顷醒，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后再至，其人已他移。故有会心人远之叹!

　　宋明诸儒，固皆出入佛老，尤多取自禅宗，而复排斥之者。而究之取者或为糟粕，舍者皆为精华，其见地诚多罅漏!近世梁启超评之甚当。《万有文库·清代学术概论》三中有云：

　　唐代佛学极倡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慊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既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明王守仁为兹派晚出之杰，而其中此习气也亦更甚；即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强指不同之朱陆为同，实则自附于朱，且诬朱从我。

　　又云：

　　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昭昭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少数俊拔笃挚之士，曷尝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然效之及于世者已鲜；而浮伪之辈，摭拾虚词以相夸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重以制科帖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从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故晚明理学之，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

　　禅宗与理学之渊源

　　两宋学术，既受禅宗影响而兴，其工夫见地，又不能深入禅宗心法之奥，灯分余焰，以立理学一门，而成一家之言；其来龙去脉，略如上述。若其讲明心性之理，参究天人之际，罅漏至多，不及详矣。清初诸儒，如黄黎洲、顾亭林、李二曲、颜习斋、王船山辈，以遭逢世乱，鉴于宋明诸儒空疏迂阔之弊，力图矫正；以四朝之“平时静坐谈心性”，无补时艰者，欲悉举而反之。且目宋明诸儒，均为怪物，若谈虎而色变者然，亦已过矣。以学术而言学术，但论其内容之价值，至措之以收效于治平，而非治学者之责；衡之史乘，千百年间，学为圣贤仙佛者，代不乏人，而治臻上理，比隆前古，反多不觏，此岂为学者所能悉任其咎乎

　　无论理学家学术思想之造诣如何，其一己之律己持躬，大都淡泊自甘，不求温饱，善恶之际，辨别尤严，岩岩行履，深有合于佛家之大乘行道，或同于比丘之戒律精严者，此皆足资矜式。宋末如文天祥，虽未标于理学之门，然观其所作《正气歌》，足为其人格之崇高代表，从容就义，殉道以终，非学究天人之际者，其孰能之明代如王阳明之功业彪炳史册；此外，如李二曲、黄宗羲、顾炎武辈，其学养多从理学中陶冶而来，以成其充实光辉之美；故理学之陶钧万类，鼓铸群伦，其功实不可及。

　　综观理学之整个体系，可析为一大纲、两宗旨、三方法：一大纲者，要使学问与道体合一，至于“极高明而道中庸”，此为朱陆及各派之所同；两宗旨者，即朱子以“道问学”为尚，陆子以“尊德性”为主。“道问学”须多识前言往行，以博识弘文为务；“尊德性”则以体会得心性本然，则本立而后道生，其余皆在其中矣，此朱陆之所以异也。然其宗旨虽异，但皆主张从用工夫入手，至用工夫之方法，则有主“敬”、主“诚”、主“静”之不同；不论其用工夫方法以何者为是，而此所称用工夫之实，稽之先儒，均乏前轨，《语》《孟》之教，未尝及斯，《大学》所举之止、定、静、安、虑、得之次第，不过提示其要略耳。夫用工夫之

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子；道学家派的创始人是老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 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华夏族，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老子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老子与后世的庄子并称老庄 。

老子的哲学思想：

老子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理论。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道）：

事物本身的内部不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相对复杂和变化的。事物本身即是阴阳的统一体。相互对立的事物会互相转化，即是阴阳转化。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以“无为”为目的，而是以“有为”为目的。因为根据之前提到的“道”，“无为”会转化为“有为”。

这种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主观上不以取得利益为目的，客观上却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从“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见于下文老子故事孔子问礼第4段）可见：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类似于神的概念，万物的规律（道）由自然来指定，即是“道法自然”。有人误解了此处自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