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莲河给鲁迅父亲治疗时间

大约鲁迅在10多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得了很重的病，当时他家居住在绍兴城里，请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医隔日一次，整整治了两年，病情却逐日加重。有一天那位名医来诊，看过病情以后，自感江郎才尽，便极诚恳地说自己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再也无计可施，于是推荐当地更有名的中医陈莲河来诊治。陈莲河，就是当时绍兴颇负盛名的中医何廉臣，鲁迅有意用谐音将他的姓名颠倒写了。

何廉臣是清末民初一代名医，学识渊博。在西医刚刚传入中国的时代，他倡导整理医籍以保存国粹，主张通过整理文献来保存祖国医学精华，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中医。通过对中西两种医学的比较，他认为西医学未必全可取，而中医学依然可以发挥作用。他治学严谨，对《内经》、《伤寒》以及明清各家学说均有较深的研究。何氏一生著述甚多，先后编辑出版《医药丛书》、《国医百家》等书刊弘扬中医学术。此外，还校订刊刻古医书110种，题名为《绍兴医药丛书》。著有《重订广温热论》、《感症宝筏》、《湿温时疫治疗法》、《增订通俗伤寒论》、《新医宗必读》、《新方歌诀》、《实验药物学》、《新纂儿科诊断学》、《肺痨汇编》、《勘病要诀》、《廉臣医案》、《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一生为振兴中医、捍卫中医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其临床经验、学术思想仍然值得我们现在学习和借鉴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可是何廉臣并没有能够治好鲁迅父亲的病，以至于鲁迅对此耿耿于怀，成为反对中医的理由。鲁迅的父亲究竟得的是什么病？竟然让一代国医高手也束手无策呢？

鲁迅的父亲叫周伯宜，因涉嫌科场贿略案，被拘捕审查，革去秀才，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其后常常借酒消愁，以致郁结成疾。现在大家都知道，酒清对肝脏的危害随着量的增加和饮用时间的延长，按照“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三部曲逐渐发展。鲁迅的父亲因抑郁而长期饮酒，因而出现了腹胀、腹水甚至呕血等症状，他的病中医称为“臌胀”。《黄帝内经》说臌胀的症候表现是“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腹胀大是因为有腹水的缘故；皮色苍黄，脉络暴露，是因为门静脉高压，肝静脉回流受阻造成的，由于患者腹部膨胀如鼓，故名为臌胀。膨胀病即中医所说的“风、痨、臌、膈”内科四大证之一。膨胀的治疗，索来棘手，有谚云“神仙难医膨胀病”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病相当于现代西医所讲的“肝硬化腹水”、“肝癌”一类的疾病。即使西医发展到今天，对肝硬化腹水、肝癌依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如果因为中医治不好这种病，就成为受攻击的话柄，是有失公允的。

几千年来，中医一直同“臌胀”这种顽疾作斗争，早在《内经》中即有鼓胀证状和治疗的记载。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论述更具体。如肝水的症状：“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肋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金元医家更是从臌胀的病因病机方面进行了探讨。如刘河间根据《内经》“病机十九条”认为臌胀的病机是“阳热气盛，则肿胀也。”李东垣在《兰宝秘藏》中则指出“皆由脾胃之气虚弱”所致；朱丹溪则认为是“湿热相生，清浊相混，隧道壅塞”之故。至明清时期，对本病的研究不仅对症状、鉴别诊断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在治疗方面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如明代李梃《医学入门》中认为：“治胀必补中行湿，兼以消积，更断盐酱。”张景岳则提出了“治胀当辨虚实”的方法。历代医家的大量理论和实践为后世研究本病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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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以振兴中国医学事业读书的作文你可以从你是怎么对医学事业感兴趣的。中国现在医学事业的光景。以及你决定怎么样努力学习的这三个方面来写。

例文：

梦境的亦真亦幻令人不胜惊叹唏嘘不已。梦的缥缈梦的美妙不断地陶醉着梦中人，这种精神现象曾经令多少文人骚客为之神往，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奋斗。正是梦的存在使我们倍加前进的勇气和取胜的信心，因为梦我们的世界更加多彩和美好。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一个人一代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怀揣着梦想不放弃希望，埋头苦干努力奋斗，终会一步步地让美好的梦想变成动人的现实。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有梦则民族有望，少年追梦则国家富强。五千年民族魂生生不息，一代代炎黄种风雨前行，挥汗水洒热血为国强盛，一人梦中国梦，中国崛起。看历史长河载着兴衰荣辱奔流东去；听时代号角吹响复兴强音响彻云霄。

泱泱五千年东方大国，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不朽的璀璨文明。怎能不为伟大祖国骄傲，怎能不为伟大民族自豪。泰山奇绝壮美昆仑莽莽巍峨，长江黄河奔腾千里，江南塞北万千景色。横亘万里的长城昭示着民族的气魄，博大精深的浩洁文学显现着民族的骨骼。

虽然也曾遭受过苦难，虽然也曾遭遇股挫折，但英雄的中华儿女不曾屈服，而是为了心中绵延不绝的中国梦奋斗，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国家命运不计生死，一心探寻救国之路。忘不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铮铮誓言，忘不了。

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中为了国家命运挺身而出的热血青年忘不了，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一代代建设者正是在一代代的奋斗中，我们的中国梦才能得以延续，我们的梦才越飞越高。忆往昔岁月峥嵘，看而今沧海桑田。

神九直上苍穹，蛟龙深潜万丈，伦敦奥运再传捷报，中国作家终摘诺奖。成就让我们欣喜和骄傲，我们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向着梦想前行。今天我们是做为医学生在这里畅谈中国梦，我们也有责任为完成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不乏优秀的前辈作为我们的榜样。

扁鹊、华佗，他们精明的医术至今依旧流传，啡典来临，钟南山院上始终坚守在第一线救助危重病人，抗震救灾时无数与医务人员无暇照顾自己的亲人，却向灾区伸出温暖的双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鉴行着作为一名良医的誓言。

为了成为一名医学生，我们必须从小处着手，用一点一滴的积累去完成我们的良医梦。这要从每个单词做起，每个化学方程式做起，每一份实验报告做起。早起认真完成每一次早操，坚持每天的体育锻炼，保证每节课拥有饱满的精神状态，这些都回让我们离梦想更近一步。

好学力行，造就良医是我们时刻铭记的一句话，心里默念这句话，从现在开始铸就我们过硬的本领；从现在开始培养高尚的品行；从现在开始向着我们的中国梦进发。让我们携手向前披荆斩棘，完成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

约生于公元150年,卒于219年张仲景天赋聪颖,勤奋好学,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

尽得其传明代《李濂医史》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

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 ”

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

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唐宋以后将 《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

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金匮”为医经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人类医药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典籍,

他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流行病和各种内科杂症的病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

并为后世临床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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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谈中国古代的十四位圣人

　　一、 酒圣杜康

　　明清时期的《白水县志》中记载“杜康，字仲宇，为我县康家卫人，善造酒”的记载。杜康沟里的泉水“隐隐喷出，至冬不竭，流四里许入白水河，乡民谓此水至今有酒味”。相传杜康正是取些水造酒，有文字为证：“他邑酒，足滋酒；白之酒独医病。故饮之终日，而无沉湎之患；服之终身而得气血之和。邻里百里许，多沽酒于白。先泽之遗，本地独得其身，至今遗址槽沿存，此其明验也。”

　　杜康生卒于白水，是白水人民的骄傲。杜康酒酿出了淳厚的风土人情，酿出了古老的白水文化。明清、民国年间，白水烧锅千家，酒坊四乡。三国时，曹操吟咏出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千古绝唱：唐朝诗人杜甫写出了“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杜酒劳频劝”的优美诗句：晚唐诗人皮日休亦有“滴滴连有声，空凝杜康语”的佳句传颂，浓香的杜康酒将黄土高原的淳朴和热烈展现得淋淳尽致。

　　二、文圣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发愤为学，博学多能。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才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三、史圣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四、诗圣杜甫

　　杜甫（七一二－七七零），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五、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约生于公元150年，卒于219年。张仲景天赋聪颖，勤奋好学，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明代《李濂医史》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 ”

　　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唐宋以后将 《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金匮”为医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人类医药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典籍，他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流行病和各种内科杂症的病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并为后世临床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六、武圣关羽

　　关羽，字云长，东汉末期蜀国大将，重义气，精武艺，后人称其为“关圣”、“关帝”。

　　关羽生前除曹操奏请汉献帝封其为汉寿亭侯外，正式官职为襄阳太守、都督荆州事务。刘备封赐的爵位先为荡寇将军，后为前将军，列蜀汉“五虎上将”之首。在其殁后的41年，即三国蜀景耀三年（260，正好是其诞辰100周年），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穆侯。然而，从南北朝开始，直到清朝末年，关羽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祟封有增无减，“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庙祀无垠，关羽名扬海内外，成为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以致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关羽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称著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需要这样的典型人物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守护神，因而无比地夸张、渲染其忠、义、勇、武的品格操守，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将能象关羽那样尽忠义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七、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 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

　　八、草圣张旭

　　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苏州人曾任常熟县尉。唐代大书法家。以草书而闻名。唐朝文宗皇帝曾向全国发出了一道罕见的诏书：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斐旻的剑舞可成为天下的“三绝”。

　　诏书一到洛阳城，顿时轰动了那些饱学之士。他们纷纷向张旭道喜，庆贺他以卓绝的努力夺得了最高奖誉。张旭作揖一一致谢，并设宴款待洛阳名流。席上，有人提议张旭谈谈草书到“绝”的秘诀，张旭推辞不过，谦虚的说：“各位见笑了，我自知浅陋，皇上奖掖，收之有愧。说到秘诀，无非在‘用心’两字。”

　　张旭沉吟片刻，他油然想起杜少陵曾写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便说：“少陵曾对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写过一首诗，其中四句‘烈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想必诸位是知道的。在邺县，我有幸见过公孙大娘的舞姿，每次看时，都引起我的联想 ：她将左手挥过去，我就立即触到这次姿态像个什么字 ；他跳跃起来旋转，我想草书中的‘使转’笔锋的驰骋应如此罢！他那整个起舞的姿态音容，给我一个全面的草书结构的启发。”

　　九、画圣吴道子

　　吴道子（约686～760前后）唐代画家。又名道玄，画史尊称吴生。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少孤贫，初为民间画工，年轻时即有画名。曾任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尉，不久即辞职。后流落洛阳，从事壁画创作。开元年间以善画被诏入宫廷，历任供奉，内教博士、宁王友。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

　　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据载他曾于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中绘制壁画多达300余堵，奇踪怪状，无有雷同，其中尤以《地狱变相》闻名于时。

　　吴道子的绘画具有独特风格。其山水画有变革之功，所画人物衣褶飘举，线条遒劲，人称莼菜条描，具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被誉为吴带当风。他还于焦墨线条中，略施淡彩，世称吴装。作画线条简练？quot；笔才一二，象已应焉“，有”疏体“之称。吴道子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被人们尊为”画圣“，被民间画工尊为祖师。苏轼曾称赞他的艺术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好理于豪放之外“。

　　吴道子绘画无真迹传世，传至今日的《送子天王图》可能为宋代摹本，另外还流传有《宝积宾伽罗佛像》、《道子墨宝》等摹本，敦煌石窟第103窟的维摩经变图，亦被认为是他的画风。 ？

　　十、茶圣陆羽

　　在中国茶文化史上，陆羽所创造的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以及他所著的《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研究经学坟典被视为士人正途。像茶学、茶艺这类学问，只是被认为难入正统的“杂学”。陆羽与其他士人一样，对于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说十分熟悉并悉心钻研，深有造诣。但他又不像一般文人被儒家学说所拘泥，而能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深刻的学术原理溶于茶这种物质生活之中，从而创造了茶文化。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号桑翁，又号竟陵子。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复州竟陵郡人（今湖北省天门县）。陆羽是个弃儿，自幼无父母抚养，被笼盖寺和尚积公大师所收养。积公为唐代名僧，据《纪异录》载，唐代宗时曾召积公入宫，给予特殊礼遇，可见也是个饱学之士。陆羽自幼得其教海，必深明佛理。积公好茶，所以陆羽很小便得艺茶之术。不过晨钟暮鼓对一个孩子来说毕竟过于枯燥，况且陆羽自幼志不在佛，而有志于儒学研究，故在其十一、二岁时终于逃离寺院。此后曾在一个戏班子学戏。陆羽口吃，但很有表演才能，经常扮演戏中丑角，正好掩盖了生理上的缺陷。陆羽还会写剧本，曾“作诙谐数千言”。

　　陆羽与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过往甚密，皇甫兄弟同样对茶有特殊爱好。陆羽在茶乡生活，所交又多诗人，艺术的薰陶和江南明丽的山水，使陆羽自然地把茶与艺术结为一体，构成他后来《茶经》中幽深清丽的思想与格调。

　　十一、兵圣孙武

　　孙武（约前551—？），春秋时期吴国名将和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其曾祖父、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在对内对外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家学的熏陶使孙武从小就喜爱兵法，渴望探求战争制胜之道，以备将来登坛拜将，沙场点兵，在战争舞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孙武被后人尊崇为“兵圣”、“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师”，除了他战功显赫外，更主要的是他留给后世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该书有13篇，共5000余字。但这短短的几千字里包却含着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孙子兵法》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29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向人透露：他的军事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其实在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中就可以找到。他也确实对孙武及其著作深感兴趣，不仅为《孙子兵法》英译本作序，还在自己的得意之作《战略论》前面大段引述孙武的格言。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都奉命携带一本《孙子兵法》，以便在战场上阅读。

　　十二、谋圣张良

　　汉初大臣，字子房，传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人，祖与父相继韩昭侯宣惠王等五世之相。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中，传说他逃亡至下邳（今江苏）时，遇黄石公，后来刘邦、吕后合谋暗使丞相萧何巧设机关，并以密友身份亲自诱捕韩信入长乐宫内，以谋反罪名由吕后急令处死，韩信全家抄斩。一代开国元戎，千古军事奇才的韩信，却遭灭族之祸。从而张良遁隐深山，以仙侣为伴，不食凡间五谷，追随仙踪，与世隔离了。

　　张良看承谋士的楷模，被后人尊为“谋圣”

　　十三、木圣（科圣）张衡

　　东汉时期，也就是距今约一千八百多年前（公元117年），一台利用水力推动运转的大型天文仪器――“水运浑象”在东汉的京都洛阳制造成功。相隔二十年后（公元138年），安置在京都洛阳的又一台仪器――“候风地动仪”，准确地报告了西方千里之外发生的地震。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用仪器记录研究地震的新纪元。

　　这两台著名仪器的发明者就是张衡——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震学和机械力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传说他还制造过指南车、记里鼓车等，因其机械制造水平很高，被尊称为“木圣”。

　　十四、药圣孙思邈

　　孙思邈，公元581-682年，自号孙真人，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是隋、唐两代大医学家。 孙氏自幼聪颖，喜好读书，勤学苦练，20岁精诸子百家学说，善言老庄，又好释典，兼通阴阳，推及医药。隋、唐两代皇帝都召他做官，他却无心仕途，晚年从事医学著述，是文史医药全面均展、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尤以医学为最。孙思邈是因病治医，勤奋成家的。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品德高尚。他的高尚医德，是大医精诚与高超医术两相结合的医德规范。他在学术界也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一直熏陶着代代医家。 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他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 》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酝禄兼陈，看有若无。夫为医之法 ，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 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靠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 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 《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在阅读仲景书方后，再读《千金方》，真能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

　　《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养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氏能寿逾百岁高龄，就是他在积极倡导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其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孙思邈的辉煌成就，生前就受到了人们的崇敬。人称“药王”，“真人”，“药圣”，隋、唐两代都很器重他，知名人士亦多对他以礼事之。他去世后，人们在其故居的鉴山畔，虞诚奉祀。乔世宁序中云：“鉴山香火，于关中为盛，虽华岳吴镇弗逮焉。”孙思邈在日本也享有盛誉，尤其是日本名医丹波康赖和小岛尚质等对他十分崇拜。

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

如《灵枢·师传篇》专门论述了医生的责任和良心；《疏五过篇》将五种行医过失列举了出来，并指出了医生必须具备四方面的医德；《素向·征四失篇》专门论述了医生在临床诊疗中易犯的四种失误，以戒示医生。这几篇关于医德的专论，成为后世医生的必修课。《黄帝内经》成书时间长达400多年，它总结了西汉以前的医学伦理思想与实践经验，不但确立了我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雏形，而且标志着我国传统医德的初步形成。

帝王世纪》记载“伏羲氏……画八卦……乃尝味百药而针九针，以拯夭枉焉；”《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昧，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在这些粗浅的防病治病的方法中，就已蕴藏着朴素的“仁爱救人”的医德思想，已初步认识医学的目的是为了“以拯夭枉”、“令民知所避就”，即医学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人命，为了使人了解药物对人的利弊。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医德思想并使之逐渐系统化，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特别在其著作中的“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两篇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学医的目的、献身精神、服务态度、学习态度、品德修养等医德问题。他强调医家必须具备“精”和“诚”。“精”指精湛的医术；“诚”指高尚的医德。他明确指出学医人首先要有仁爱的“大慈恻隐之心”、“好生之德”，对病人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只有具备“精”和“诚”的医家才是“大医”，即高尚而优秀的医家。

刘完素在《保命集·原道论》中说：“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则修短寿夭皆自人为”。从中阐明了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天数命定”的道理。这种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的思想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医学人道主义的一个新发展。

喻昌（约1585—1664年）所著的《医门法律》一书。在本书的“治病”篇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医生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该书突破了过去医家用“五戒”“十要”等箴言式地说教方法论述医德原则的传统，而以临床四诊、八纲辩证论治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以临床诊治疾病时易犯的错误提出的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称为“医门法律”。这种把医德寓于医疗实践之中的论述，被后人称为“临床伦理学”，这在我国医德史上又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我国古代医德的特点和主要内容

一般说来，我国古代的伦理学传统的特点是：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注重医德和医术的统一、医德规范与医德实践相结合；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强调天人合一，人际关系和谐，讲究中庸之道；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儒家伦理道德对中国古代医德起着支配作用。

具体来说，我国古代医德有以下主要内容：

1、尊重和珍视生命的“贵人”思想

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内经·素向》中的《疏五过论》和《征四失论》篇也提到医生应避免五种过错、四种过失，告诫医生要从病理、心理等方面分析病因，这样才能为病人解除疾病。唐代孙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名言更说明了重视生命的珍贵和医德的重要性。

2、“医乃仁术”的行医宗旨

“医乃仁术”意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它是儒家的仁义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我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要“先知儒理”，“方知医理”。“儒医”代表了一般伦理学与医学密切结合的结果，仁既是一般伦理学的核心，也是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孟子·梁惠王上》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历代医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为医德的基本原则。唐代名医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篇中说：“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通脉理，……四识病原，……十勿重利”。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医家五戒十要”篇中，提出第一“要”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医乃仁术”的命题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提示医学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做到“仁”与“医”相结合，医患相互合作。

3、“普同一等”的行医原则

古代医家从“仁爱救人”、“医乃仁术”的道德观念出发，强调对病人一视同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孙思邈提出：作为一个医生要做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明代医生闵自成仁而好施，丐者盈门一一应之不厌。医生赵梦弼赴人之急百里之外，中夜叩门，无不应者，七八十岁时“犹救以往”。朱丹溪是金元时代四大医家之一。他行医时，“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宋代医生张柄，治病救人“无问贵贱，有谒必往视之。”元末明初的名医刘勉曾任太医，在他一生的医疗实践中，把“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作为自己的信条。他常说，“富者我不贪其财，贫者我不厌其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的道德地位是分等级的。我国古代医家这种崇尚把患者当作亲人式的医患关系的优良医风是十分可贵的。

4、重义轻利的道德观

传说“三国”时期江西名医董奉隐居庐山，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载，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并以每年所收之杏，资助求医的穷人。至今医界仍流传着“杏林春暖”的佳话，以赞扬医生的美德。明代医生潘文元医术高明，行医施药从不计报酬。他虽行医30年，但仍贫得几乎没有土地。他死后，当地百姓万人空巷为他送葬，以表示哀悼和永远怀念。“杏林春暖”的佳话和“万人空巷”的传说代表了我国古代典型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观。

5、清廉正派的行医作风

我国古代医家清廉正派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医书中，就强调医生要品行端正，医风正派。明代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的“五戒”的二戒中规定：凡视妇女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旁无伴，不可自看。张杲在《医说》中记载：“北宋宣和年间的医家何澄，有一次为一患病缠年而百医不愈的士人诊治，其妻因丈夫抱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相酬。何澄当即正色说：娘子何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勿以此相污！”这士人在何澄的精心治疗下终于获得痊愈。何澄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为世代传颂。

6、尊重同道的谦虚品德

孙思邈在其名著《大医精诚》篇中论述了医生与同行之间的关系：“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陈实功所著《医家五戒十要》中倡议：“凡乡井同道之士，……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他的同行范风翼在《外科正宗》序中写道：“我的同行陈实功君从来胸怀坦荡，仁爱不矜，表现了同业之间互相敬重，虚心好学的品德。”金元四大家中的养阴派首创人朱震亨（又名朱丹溪）曾为一患结核病的女子治病，病将愈，但其颊上有两个红点不消。朱丹溪实无他法可医，于是他亲笔写信让病人家人请江苏省的葛可久治疗，果然患者得以彻底痊愈。这些事例，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7、注重道德的自律和修养

《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标志着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是我国医学和医德教育方面的早期重要论著。孙思邈作为一个被历代医家所推崇的“精诚大医”，他十分重视道德的自律和修养。他少年时代因病而学医，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医药学研究。隋唐两帝曾多次召其做官，他拒而不受，终身为民除疾治病。他为解除麻疯病人痛苦，竟带600余名患者同住深山老林，不怕传染，亲自看护，精心医治，详细记录病情变化和治疗过程，对病人“莫不一一亲自扶养”，共治愈了60多人。他德高望重，被人称为“孙真人”和“药王”。晋代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谆良，不可信也。”即古代任用医生，一定要选品德好的人。北宋林逋在他的《省心灵·论医》中与此相关的另一句名言是“夫恒德者，不可以作医”。“医生乃人命生死之所系……”此名言至今仍广为传诵。清代名医喻昌在其名著《医门法律》中，除了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传统医德的医德评价理论外，他对医德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在医德修养上首倡医生的自我反省，他希望世界上有“自讼之医”。

8、忠于医业的献身精神

许多古代医家具有不畏权势，不图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医学事业和人民大众献身的精神。在封建社会，我国医家地位很低，常被列入“三教九流”之列，和算命看风水的同属一等，称做“医卜星相”。但他们为了救人，却弃绝官职，甘当人民医家。宋代范仲淹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说。东汉名医华佗医技高明，却淡于名利，一生三次弃官，坚持民间行医。明代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该书共19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收录药方11096个。他前后花了27年，阅书800余种，采访四方，三易其稿，系统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学的丰富经验，对我国的医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晋代的皇甫谧，家中贫苦，自幼务农，20岁发愤读书，42岁因得风痹病半身不遂，耳聋。54岁因治病服寒石散又大病一场，险些丧生，但他并没有因为身体不佳而弃学，反而一心扑在针灸学的研究上。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写成了《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的针灸学巨著。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较系统地阐述了针灸学的理论知识，为针灸学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他被后人称为针灸学之祖。

作为世界上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医德学的内容极为丰富，以上介绍的只是其主要的内容或传统。这些优秀的内容或传统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并结合时代的特点不断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医德学也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受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及某些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例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念，就使妇女看病受到一些清规戒律的限制。如明代李 木延 的《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说：“如诊妇女，须托其至亲先问证色与舌，及所饮食，然后随其所便，或证重而就床隔帐诊之，或证轻而就门隔帏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贫家不便，医者自袖薄纱。”①另外，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孝”、“仁”、“义”、“礼”等伦理观念，对医德也带来消极影响。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把尸体解剖视为不孝、不仁、不义行为而被禁止，严重阻碍了我国尸体解剖研究的进展。我国古代医德规范要求中，还有不少儒家学说中封建宗法等级的表现。如《礼记·曲礼》中记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这是封建的“君、臣、父、子”的宗法等级观念的表现。第二，是我国古代医学道德虽有较完善的医德规范论述，但缺少较系统的伦理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