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娶母生子系列

1历史上有太子娶母亲吗

最牛逼的——王昭君

说到王昭君，大家肯定不信，不过这是真的！

当年，王昭君年纪轻轻，就艳绝后宫，不过因为毛，没被皇帝知道，嫁给呼韩邪，呼韩邪都奔七十的人了，还能活多久？没几年就game over当时王昭君还不到30，她向汉天子申请回国，皇帝说，为了中匈的友好，你就再干一任吧！于是乎，呼韩邪的儿子继位，又娶了王昭君。

宣姜原本是要嫁给卫太子伋的，等到迎娶回国，现任国君宣公见宣姜貌美（自古齐国多美女），把儿媳妇抢过来给自己当了夫人；宣姜生二子，长者名寿，幼者名朔，老爹一直看太子不爽，想废了他，后来派他出使齐国，让强盗在半路上截杀。寿听了这消息跑去阻止伋，伋不听，两人一起被杀。宣公死，朔即位，称卫惠公，让自己的弟弟顽娶了嫡母宣姜，“不可，强之”，又生了四个儿子，包括后来的两个国君戴公、文公。参见《左传》。当时这种儿子娶寡母的行为合乎礼制，还有个专门的术语名叫“烝”。当时好事者也有意见，特意写了首《墙有茨》，指桑骂槐，说宣姜的作风不检点，此诗收入《诗经》。

2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母亲教育子女的故事

孟母三迁 即孟轲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多次迁居岳母刺字 "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她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儿子的背上徐母大义 在中国历史上被后世尊为“三大贤母”的母亲中，处于第二位的是三国时代的徐庶之母孔母授学 孟轲之母因为“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等故事成为天下母仪的典范但是孔子母亲颜征在的教子故事，却鲜为人知欧母画荻 她就用荻草秆当笔，铺沙当纸，开始教欧阳修练字陶母剪发退鱼 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正值大雪陶侃因家贫，担心没有招待而怠慢了朋友，心中十分焦急母亲看在眼里，安慰他说，你只管留客吧，我会设法招待好的于是，她把头上的长发剪下，换成酒菜，又卷起铺床的干草切细，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喂饱范逵的马范逵事后得知，感慨地说：“非此母不生此子”！即使是跟随范逵而来的奴仆也觉得大过所望从朱德写的 《回忆我的母亲》以及胡适写的《我的母亲》可以看出他们的母亲也是平凡而伟大的以上希望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3历史上典型的母爱子,子敬母的故事有哪些

孟母三迁，即孟轲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多次迁居。

《三字经》里说："昔孟母，择邻处。"孟母三迁便出自于此。

词语解释信息为孟子的母亲为了使孩子拥有一个真正好的教育环境，煞费苦心，曾两迁三地，现在有时用来指父母用心良苦 卧冰求鲤的故事最早出自干宝的《搜神记》，讲述晋人王祥冬天为继母捕鱼的事情，被后世奉为奉行孝道的经典故事。房玄龄等编撰《晋书》亦收录此事，元代郭居敬则将其列入《二十四孝》中。

芦衣顺母是《论语·先进》中的典故，主要内容是周闵损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

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

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

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二十四孝_望云思亲 唐朝有一位叫狄仁杰的人，从小家庭贫困，勤奋好学，后来做了丞相他为官清廉，秉政以仁，朝野上下都很尊敬他。他的一个同僚，奉诏出使边疆之际，母亲得了重病，如果这样离去，无法在身边侍候，心中非常悲痛。

仁杰知道他的痛苦心情之后，特此奏请皇上改派别人。有一天仁杰出外巡视，途中经太行山。

他登上山顶向下看着云，对他的随从说：“我的亲人就住在白云底下。”徘徊了很久，也没有离去，禁不住流出了思亲之泪。

有诗颂曰： 朝夕思亲伤志神，登山望母泪流频； 身居相国犹怀孝，不愧奉臣不愧民子。

4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母子故事

孟母三迁，沉香救母，曾子杀猪等

孟母三迁，即孟轲（孟子）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多次迁居。《三字经》里说：“昔孟母，择邻处”。孟母三迁便出自于此。词语解释信息为孟子的母亲为了使孩子拥有一个真正好的教育环境，煞费苦心，曾两迁三地，现在有时用来指父母用心良苦，竭尽全力培养孩子。

劈山救母是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之一。华山的西峰顶上，有一块十余丈长的巨石齐茬茬被截成三节。巨石旁边插着一把七尺高三百多斤重的月牙铁斧。相传，这就是当年沉香劈山救母的地方。巨石叫“斧劈石”；铁斧叫“开山斧”。有同名越剧、同名秦腔、同名连环画等作品。

又有二郎神劈桃山救母的传说。

曾子的夫人到集市上去，她的儿子哭着跟着她。他的母亲说：“你回去，我回来时为你杀猪。”她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要给他儿子杀猪吃，他的妻子说：“我不过是开玩笑罢了，你居然信以为真了。”曾子说：父母去教他，听从父母的教导。现在你欺骗孩子，就是在教他欺骗别人。母亲欺骗了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于是就杀猪煮肉吃。

在开元通宝钱币家族中，有一种背面不铸月纹，而是铸有一个汉字，钱币界习惯称其为「 ”会昌开元”钱，意思是这种钱币是唐朝会昌年间（841—846）铸造的。 会昌开元不同与一般开元通宝钱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背面多铸了一个汉字，而是因为它见证了佛教史上一次重大的劫难，这就是发生在会昌五年（845）的唐武宗灭佛事件。背面铸有一个汉字的「 ”会昌开元”钱，就是用被销毁的佛像铸造的。这种钱币在会昌法难之后，大部分又被重新镕毁改铸为佛像了。 下面，我就通过剩下来的、沉寂了将近一千二百多年后，依然留存至今的会昌开元钱，来给大家说说，它背面铸造一个汉字的原因。 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因为与唐武宗灭佛有关，所以就先来介绍一下历史上的几次灭佛活动。 大家知道，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东汉初年从印度经过西域传入中原地区。佛教传入之后，在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很多的矛盾： 首先，因为吸纳信徒而流失了国家的税收，在经济上引起当政者的不满；其次，在宗教信仰上为了争夺话语权而与传统的道教发生矛盾；最后，在思想文化上与儒家的理念也会产生很多冲突。 随着这些矛盾、冲突的日益激化，最终导致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被称为「 ”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事件，佛教史上又称其为「 ”三武一宗法难”。 那「 ”三武一宗”具体指的都是谁呢？ 这里的「 ”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 ”一宗”则是指五代时期后周的世宗柴荣。 上述四位皇帝，因为政治上的现实需要，为了转移社会矛盾或是解决经济难题，都曾经拿佛教开刀，实行过灭佛的政策。其中，唐武宗和周世宗还分别用销毁的佛像，铸造了开元通宝和周元通宝两种钱币。 我们这里介绍的就是唐武宗用销毁的佛像铸造的开元通宝钱，又被称为会昌开元钱。「 ”会昌开元”钱铸造于会昌五年（845）的4月到8月之间。我们刚才说过，会昌开元钱与在此之前铸造的开元通宝钱，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背面都加铸有一个汉字，表示铸造的地点。如图所示，背面的「 ”洛”「 ”益”就分别代表的是铸造地点洛阳和成都。 洛阳、成都铸造的「 ”会昌开元” 根据《唐书》的记载，最早在会昌开元钱币的背面铸上文字，是李绅的主意。 那李绅是谁？他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呢？ 李绅是唐朝润州，就是今天江苏无锡人。他出身进士，虽然很有才干，但是因为受到朋党的排挤，仕途发展的并不顺利，直到唐武宗即位之后，才被任命为宰相。可是命运不济，不到四年又得了中风，虽然没有瘫痪，但是行走不便，于是请求退休。唐武宗很同情他，安排他去了条件比较好的淮南任节度使，驻守在扬州。 扬州在唐朝的时候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重要性仅次于长安和洛阳。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南面就始自扬州，那里是粮食、食盐等各类货物的集散地，人烟辐辏，寺庙众多。因此，所收缴的佛像、法器也比别的地方要多。 武宗灭佛之后，因为销毁佛像、法器，突然一下增加了很多的铜料可以用来铸钱。而原来铸钱的钱监，实际上就是造币厂，因为铸钱的能力有限，不能消化突然之间增加的这么多的铜料，朝廷为了尽快将这些铜料铸造成钱，以缓解「 ”钱荒”的压力，就接受了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永平监，也就是永平造币厂，一个名叫李郁彦的官员，向朝廷提的建议，就是允许各州自行起炉铸钱，也就是将造币的权力下放给各个州了。 李绅当时虽然身在扬州，但是他始终心系朝廷。他于是就利用扬州原有的两个钱监、十座铸炉，率先在扬州铸造了开元通宝钱。李绅为了表示这是武宗时期铸造的钱，他就在钱币的背面，加铸了一个「 ”昌”字，表示武宗的年号「 ”会昌”。 李绅在扬州最早铸造的「 ”会昌开元” 李绅铸造的这种钱币进呈朝廷以后，被认为可以借此来考核各地所铸造钱币的质量，于是又被朝廷推广，要求各地所铸造的钱币，都要在背面铸上本州的州名或者是钱监的名称，以备核验。这是以往大家的一种认识。 实际上，李绅的这一做法，并不是这么简单，其中还隐藏有更深的用意。 这又如何来理解呢？ 当过宰相、又关心朝政的李绅，在钱币的背面加铸当地名称的做法，除了明面上有借此考核各地所铸造钱币质量的要求之外，暗地里他还有借此测试一下自安史之乱之后，以「 ”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方镇对朝廷的忠诚度。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那些安史之乱后投降朝廷的原来安禄山、史思明的部将们，仍然占据在河北一带。它们虽然名义上尊奉大唐的皇帝为君，但是，实际上却是割据一方，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多不奉行。因此，李绅提出在钱币的背面铸字的建议，就是想以此来验证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度。 那验证的结果又如何呢？ 据统计，会昌开元钱的背面，目前为止共发现有23个字，分别是：京、洛、益、蓝、襄、荆、越、洪、宣、潭、兖、润、鄂、平、兴、梁、广、梓、福、丹、桂、昌、永等。铸造钱币的这些州，基本上都是服从中央 的。而那些以「 ”河朔三镇”为代表的、一向与朝廷分庭抗礼的藩镇们，几乎都对朝廷的这条规定无动于衷，根本就没有铸钱。 关于这段历史，以往的历史学家们，只能在历史文献中了解个大概。而现今的钱币学家们，却能通过会昌开元钱，看出当时河北藩镇割据的具体情形，这也正是钱币可以证史的地方。 潭州、梓州铸造的「 ”会昌开元”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同一个地名，在钱币的背面所铸造的位置，上下左右都有，各不相同，这说明它们并不是一次铸造的。可能后来在宣宗的大中年间，一些较为偏僻的地区，也还在继续铸造。又因为是各州自行铸造，所以钱币的规格尺寸上也不一致。因此，会昌开元钱在标准上多不统一，在制作技术上，也都比较粗糙。 那会昌开元钱后来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佛教讲究轮回，这一点在销毁佛像铸造的会昌开元钱上得到了应验。 武宗病重时，手握重兵的太监们私下矫诏拥立武宗的叔父光王李怡为皇太叔。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因为皇位基本上都是往下一辈传，偶尔也有同辈传的，但是，向上辈传位的却很少发生。而武宗却是传给了他的叔父。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刚一咽气，光王就在灵柩前继位，历史上称为宣宗。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宣宗即位后「 ”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意思是说，宣宗即位后，立即废止了武宗的政策，停止铸钱，并根据钱币的背面是否铸有文字，又将武宗销毁佛像铸造的钱币，再重新销毁改铸回佛像。因此，会昌开元钱从会昌四年（844）底开铸，到大中元年（847）被废，一共只有三个年头，实际铸造流通的时间也不过一年多一点，大部分后来又被销毁，存留的较少，约占开元通宝钱总数的三十分之一左右，在开元通宝钱币家族中是比较少的品种。 另外，它不但见证了会昌灭佛的前前后后，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还因为它是用销毁的佛像铸造的，民间认为它有佛性，能保平安。因此，成为钱币爱好者的收藏目标。 上面我们讲了「 ”会昌开元”钱是武宗灭佛时铸造的，那武宗灭佛难道仅仅就是为了铸钱吗？这个问题留待下次再讲。 《三千年来谁铸币》 王永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王永生简历： 1966年9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 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货币史、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白银的货币化、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史、中亚历史及民族史，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1）出版学术专著7部： 《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8月出版）；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2月出版）； 《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4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6年8月份「 ”中国好书”，2017年9月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的第二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 《三千年来谁铸币：五十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9年2月份「 ”中国好书”）。 （2）受邀作为顾问与北京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合作，2015年9月策划指导了《融通之路》十集大型纪录片，2016年12月19日在北京卫视播出。 （3）应邀策划组织了2017年7月21至26日《乌孙古道》综合科考活动，从新疆拜城县黑鹰山出发，翻越天山抵达特克斯县，对沿线的古道进行了综合科考。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 ”探索与发现”栏目分两集于11月23、24两天做了报道。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发布

道家七十二福地：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列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名称。”。具体山名如下：

地肺山——又名终南山，今陕西关中境内，老子曾在此讲经炼丹。

盖竹山——在衢州仙都县，真人施存治之。

仙磕山——在温州梁城县十五里近白溪草市，真人张董华治之。

东仙源——在台州黄岩县，属地仙刘奉林治之。

西仙源——亦在台州温岭市一百二十里，属地仙张兆期治之。

南田山——在东海东，舟船往来可到，属刘真人治之。

玉溜山——在东海近蓬菜岛上，多真仙居之，属地仙许迈治之。

青屿山——在东海之西，与扶桑相接，真人刘子光治之。

郁木洞——在玉笋山南，是萧子云侍郎隐处。

丹霞山——在麻姑山，是蔡经真人得道之处，到今雨夜多闻钟磬之声，属蔡真人治之。

君山——在洞庭青草湖中，属地仙侯生所治。

大若岩——在漫无边际州永嘉县东一百二十里，属地仙李方回治之。

焦源——在建州建阳县北，是尹真人隐处。

灵墟——在台州天台县北，是白云先生隐处。

沃洲——在越州剡县南，属真人方明所治之。

天姥岭——在剡县南，属真人魏显仁治之。

若耶溪——在越州会稽县南，属真人山世远所治之。

金庭山——在庐州巢县，别名紫微山，属马仙人治之。

清远山——在广州清远县，属阴真人治之。

安山——在交州北，安期生先生隐处，属先生治之。

马岭山——在柳州郭内水东，苏耽隐处，属真人力牧主之。

鹅羊山——在潭州长沙县，娄驾先生隐处。

洞真墟——在潭州长沙县，西岳真人韩终所治之处。

青玉坛——在南岳祝融峰西，青乌公治之。

光天坛——在衡岳西源头，凤真人所治之处。

洞灵源——在南岳招仙观西，邓先生所隐地也。

洞宫山——在建州关隶镇五岭里，黄山公主之。

陶山——在温州安国县，陶先生曾隐居此处。

皇井（三皇井）——在温州横阳县，真人鲍察所治处。

烂柯山——在卫州信安县，王质先生隐处。

勒溪——在建州建阳县东，是孔子遗砚之所。

龙虎山——在信州贵溪县，仙人张巨君主之。

灵山——在信州上饶县北，墨真人治之。

泉源——在罗浮山中，仙人华子期治之。

金精山——在虔州虔化县，仇季子治之。

阁皂山——在吉州新淦县，郭真人所治处。

始丰山——在洪州丰城县，尹真人所治之地。

逍遥山——在洪州南昌县，徐真人治之地。

东白源——在洪州新吴县东，刘仙人所治之地。

钵池山——在楚州，王乔得道之处。

论山——在润州丹徒县，是终真人治之。

毛公坛——在苏州长洲县，属庄仙人修道之所。

鸡笼山——在和州历阳县，属郭真人治之。

桐柏山——在唐州桐柏县，属李仙君所治之处。

平都山——在重庆市丰都县，是阴真君上升之处。

绿萝山——在朗州武陵县，接桃源界。

虎溪山——在江州南彭泽县，是五柳先生隐处。

彰龙山——在潭州澧陵县北，属臧先生治之。

抱福山——在连州连山县，属范真人所治处。

大面山——在益州成都县，属仙人柏成子治之。

元晨山——在江州都昌县，孙真人、安期生治之。

马蹄山——在饶州鄱阳县，真人子州所治之处。

德山——在朗州武陵县，仙人张巨君治之。

高溪蓝水山——在雍州蓝田县，并太上所游处。

蓝水——在西都蓝田县，属地仙张兆其所治之处。

玉峰——在西都京兆县，属仙人柏户治之。

天柱山——在杭州于潜县，属地仙王柏元治之。

商谷山——在商州，是四皓仙人隐处。

张公洞——在无锡宜兴县，真人康桑治之。

司马梅山（司马悔山）——在台州天台山北，李明仙人所治处。

长在山——在齐州长山县，毛真人治之。

中条山——在河中府虞乡县，赵仙人治处。

湖鱼澄洞——在西古姚州，始皇先生曾隐居此处。

绵竹山——在汉州绵竹县，琼华夫人治之。

泸水——在西梁州，仙人安公治之。

甘山——在黔南，宁真人治处。

汉山——在汉州，赤须先生治。

金城山——在古限戍，又云石戍，是石真人所治之处。

云山——在邵州武刚县，属仙人卢生治之。

北邙山——在东都洛阳县，属魏真人治之。

庐山——在福州连江县，属谢真人治之。

东海山——在海州东二十五里，属王真人治之。

洞天福地是道教仙境的一部分，多以名山为主景，或兼有山水。认为此中有神仙主治，乃众仙所居，道士居此修炼或登山请乞，则可得道成仙

大概就是这个了吧

清咸丰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广西起事，后一路向北相继攻入湖南、湖北，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攻克了湖北省会武汉。湖北往北是河南，河南往北就是直隶（河北）和京津。太平军在攻下武汉之后并没有直捣大清的京畿之地，而是沿长江顺流而下继续进攻安徽、江苏和江西等地，并在攻下金陵（今南京市）后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将金陵改称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后来的走向基本就是维持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并于清廷形成了长期的拉锯对峙局面。

老曾在带领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期间，对当时各种局势的发展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江淮流域为南北分界线，很多时候都存在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割据局面。太平天国的发展宗旨应该是以江淮流域为分界线，首先解决长江以南问题、再解决长江以北问题。为此，太平军大力发展水军，以图彻底控制江淮沿线。针对这一问题，老曾也大力发展湘军水师，与太平军在江淮流域进行抗争以争夺长江淮河的控制权，确保长江以来广大地区不被太平军彻底隔绝。

1、创建水军，纵横长江

咸丰四年十一月，老曾在写给几位弟弟的家书中谈到：二十六日水师在九江开仗得胜，陆路塔齐布、罗泽南的军队在江北蕲州的莲花桥也大获全胜，先后收复了广济、黄梅两座县城。敌军几万人现屯踞江岸的小池口，和九江府城相对。塔、罗两位将领的军队当天追击到长江岸边，便可水陆夹攻，估计很快就能将北岸得敌人扫除，然后可以渡江去剿九江府的敌人。军事的成与败，利与不利，这是关系国家的福泽，我只能尽人事，不敢存一点侥幸心理。

老曾的湘军大多摆在长江沿线的南北两岸，水师和陆军经常配合作战。咸丰五年九月，老曾在写给几位弟弟的家书中谈到：内湖水师虽然许久没有打仗，但天天操练夜夜防守很是认真。周凤山统领九江一带的陆军也还能确保平安。李次青带着平江的士兵三千人在苏官渡，哪里距离湖口县十里，很受那里士民的欢迎。茶陵州的敌人听说逃窜到江西莲花厅永新县境内，吉安当地人心震动。刚才已调平江兵六百五十人前去剿办，又派水师一千人往吉安防守河道，或者可以保全吉安。

今天我们来复盘一下老曾是怎么战胜太平军并攻克天京（今南京市）的。其实很简单，将太平军当年一路攻占金陵定都的过程再重走一遍：湘军出湖南进入湖北，先收复武汉，然后水陆并进沿长江顺利而下攻占大江两岸。在湖北、安徽、江西以及江浙等地都曾进行过长期的拉锯战。湖北的武汉、安徽的安庆、江西的九江、苏州、金陵（今南京市）等沿江城市都是两军反复争夺的重点。可以说谁在争夺战中坚持到了最后，谁就获得最后的胜利，最后是湘军胜利了！

咸丰九年和十年，分别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咸丰九年三河兵败，这一仗老曾的六弟曾国华战场殒命，另一件是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被攻克，太平天国存在多年的天京之围被彻底解除，江浙的军情形势急转直下。为此，咸丰皇帝不断下旨要求老曾带领湘军主力放弃围困安庆，立即进驻江浙。形势发展瞬息万变，经过周密分析后老曾并未马上撤掉安庆之围，但如果不进兵江浙就是抗旨不遵。为此，老曾想了一个办法：大营移驻皖南的祁门，进可攻金陵，退可打安庆。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自然也希望确保江浙和安徽、江西之间的同道，位于皖鄂赣三省交界处的祁门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既然双方都看到了小小祁门的重要性，这里就成为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之一。祁门是老曾的“险地”,但同时也是老曾的“福地”。老曾何尝不知道祁门之险？但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从此之后，双方的大军仍然继续围绕武汉和安庆进行大战，老曾继续执行着自己纵横长江、步步为营的战略部署，直到彻底控制了长江流域。

2、进退有据，移营祁门

咸丰十年十月，老曾的湘军总部兼“两江总督府”祁门大营又一次面临险境：十九日，大股敌军窜进羊栈岭，离祁门大营只有六十里，人心大大震动。幸亏鲍、张的两支部队在二十和二十一日，打了大胜仗，克复了黔县，追杀敌人到岭上才使得祁门大营转危为安。这次的险情比八月二十五日徽州失守时还要危险很多。敌军里的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辅王杨辅清等人的军队都在安徽境内同老曾为敌。谁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大概会在近期见分晓。

两个月之后咸丰十年十二月，老曾给弟弟的家书中提到的仍是祁门之围：十一月以来，战事是奇险万状，风波一个接一个。公文邸报不通畅有五天了，粮饷运输不通畅有二十多天了。鲍超的部队二十八日到达景德镇，敌军后退了九十里，江西饶州的粮饷运输才开始通畅起来。如果左宗棠、鲍超两军能够把浮梁、鄱阳等处敌军赶出江西，那么这次的风波就会逐渐平息，祁门大营就可以安稳无虞了。咸丰十年的这次祁门之围，严重影响着当时的战局，最后老天站在了老曾这一边。

老曾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打下安庆呢？因为安庆是当时安徽的省会，向上走是湖北和四川，向下走是江苏和浙江，可以说“得安庆者、得长江”。老曾的湘军和太平军的主力都明白这一战略要点的重要性，为此全力以赴、反复争夺。任何时候，看待问题都要牢牢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好主要矛盾，其它问题慢慢就会迎刃而解。在老曾看来，攻克安庆就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当然最后老曾成功的打下安庆，基本控制了长江，为最后攻克天京（今南京市）打下深厚的基础。

能打胜仗的部队往往也有过很多次失败的经历，老曾一生中经历的败仗可谓不计其数，尤其是湘军成立的前五年，连续几次都败在湖南岳州、靖港两地，还有后来的三河兵败，连老曾的六弟曾国华都战死沙场。正所谓“知耻而后勇”，每次打败仗之后，老曾虽然也会产生心灰意冷之感，但内心里始终有一团建功立业的热情之火在燃烧着，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是老曾始终秉持的为国尽忠之道。屡战屡败又如何？做英雄就应当打落牙齿和血吞，选择屡败屡战，直到最终胜利！

3、屡败屡战，坚韧不拔

咸丰五年四月，老曾打了一个大败仗：十九日，敌人带炮船五、六十艘，小划船五、六十艘前来扑营，又以小划船二十多号从山后冲出袭击老营。老营战船已经全部出战，座船只有几个水手以及雇用的民船水手，见状都逃上岸去。各战船哨官见座船已丢失，便慌乱起来，以至于吃了败仗。幸亏战船炮位没有一点损失，并且左营、定湘营等那天没有参加战斗，士气仍然振作。六营三千人停靠在南康，与陆军平江营三千人互相依护，或许还可以迅速振兴军威。

同治元年九月，老曾又给正在围困天京（今南京市）的九弟写了一封家书：弟弟在金陵的军营危险异常。伪忠王率领十余万人日夜猛扑，敌人洋枪极多，又有西洋落地开花炮。幸亏弟弟时刻小心坚守，应该可以保全无忧了。鲍春霆不顾病休急速回营，凯章全军也赶到宁国去守城，尽管患病的士兵有很多，但鲍、张两军联合作战，这一路大概可以保全。听说敌人企图冲出大江，不知道杨、彭两军清楚不清楚？如果湘军水师始终能够安稳，整个大局就不至于败坏决裂。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篇中有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如果老天要把重任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一定先要让他心意苦恼、筋骨劳累、忍饥挨饿、做事情颠倒错乱。只有这样他的内心才会受到彻底震撼，性情才会坚韧起来，才会获得原来并不具备的能力。正是在逆境的不断淬火下，才催生出了那个坚韧不拔、所向披靡的老曾！再次学习了！收队！

< 第二十三章 完 >

1、涿鹿之战（炎黄联盟与蚩尤）

　　相传在古老的时候，有两个部落曾大战中在中原，一方个个都是人面兽身，铜头铁额，面目狰狞，手持金刀铜斧、强弓大弩；另一方手执木棍、石斧石刀，显得有些寒碜。两军一接触，便展开肉搏厮杀，喊声震天。前者布下毒雾，瘴气沉沉；后者拨雾冲杀，可刚冲出霾雾，但见天空黄沙滚滚而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黄尘过后，阴云密布，大雨滂沱。在这危急关头，后者把随军携带的虎豹熊罴统统放出冲向敌阵。手持金刀铜斧者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兽吓得魂不附体，有的被猛兽尖牙咬断了脖颈，身首异处；有的被猛兽利齿扒开了胸膛，血流满地；侥幸活下来的没命地逃窜。这就是古代传说中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的情景。

　　黄帝与蚩尤涿鹿(今河北省涿州)之战，为我国古代传说中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若干部族集团。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夷族集团，今河南省中部南部以及洞庭、鄱阳两湖等地的黎苗集团。那时候，人民生活以畋猎游牧为主。但渗进中原之各族，由于所在的河南平原黄土层地质较松，逐渐进入浅耕农业时代，生活日趋丰裕，因之渐成定居而发展为氏族社会。

　　各氏族为解夺牧地耕地以及猎取食物等，自然不免要发生争端。为解决和领导各族间的斗争，便产生了氏族中的共主(作仲裁之宗主)。炎帝神农氏、少氏、蚩尤分别为夏族、夷族、黎苗族之共主。夏黎两集团均处于今河南省中部，夏族由北而南，黎族由南而北，彼此为争夺中原平原牧场和耕地而发生战争，便又成为必然之势。

　　以炎帝为共主的夏族，内部团结并不坚固，各部落之间时有相互侵伐。而蚩尤之族团结似较为坚固。蚩尤鉴于夏族内部自相纷争，便率领81个兄弟氏族向炎帝发起了一场进攻性战争，在榆罔(今山东省北部)将炎帝击败，并统治夏族部分领域而自立，号称炎帝。在这威胁到夏族生死存亡的时候，夏族一个部落首领黄帝(史记卷一五帝本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初期立国于有熊(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地)，为夏族集团内之一个氏族领袖)毅然奋起，号召夏族各部落团结起来，反抗黎族蚩尤之入侵。

　　黎苗集团根据地在长江中游，而此地区当时已生产铜与锑，用辰砂冶铁等，因而蚩尤可以用金属制作兵器了。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称：蚩尤兄弟81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而黄帝则尚以石器为兵器。传说黄帝令挥作弓，夷侔作矢，剥木为兵。(易系辞谓："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这表明皇帝部族当时还没有使用金属兵器。不过黄帝在使用石兵器的同时，已能驾驭牛马以及用牛马驾车作战了。从两个氏族集团使用的兵器看，各有优势。黎苗族合作金属兵器，故利于近战；而夏族主要靠石质兵器和弓剑，则利于远战。但从实战能力看，夏族远不及黎苗族。

　　战前，黄帝知道蚩尤部族使用铜质兵器，势力强大不易抵御，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由南方发展而来，对北方天候地形不够熟悉。黄帝针对蚩尤部族这一弱点，决定采取引敌后退的战略，即一开始与蚩尤部族接触时不作决定性战斗，将其引导到一陌生的环境里，利用天时地利条件，增加蚩尤部众生活行动之困难以削弱其实力，然后乘其陷于消极被动、战斗力衰退之际，捕捉机会再予以歼灭之。

　　根据这一构想，黄帝部族与蚩尤部族接触(地点可能在今河南省中部)之后，黄帝即主动向北退，蚩尤部族随即跟踪追击。当时华北平原森林蔽野，双方究循何路进退已不可考。蚩尤部族进入河北平原后，环境生疏，气候不适，语言不通，敌情不明，以及食料饮水缺乏等，行动逐渐困难，且越深入，环境越陌生，伤亡损耗又无法补充，故精神上感受威胁亦越大。进抵河北省北部地区后，蚩尤部族因长途跋涉，极为疲劳，完全陷入消极被动，战略意志均大为衰退。反之，黄帝部族因得天时地利，则处于非常主动的地位。最后黄帝于涿鹿一带地区捕捉一特殊有利之天候，即狂风大作黄沙蔽天、蚩尤部族昏迷之际，利用指南车指示方向，率领以熊、罴、狼、豹等为图滕的部族，向蚩尤部族冲击，遂一举将其击溃，蚩尤被擒杀，同时部众即告溃散，战争就此结束。

　　涿鹿战争之后，使华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对今天的汉族来说，则更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汉族今天占全国人口的94%，占世界人口约1/5，这不能不说与华夏的始祖皇帝的功绩有一定关系。与皇帝有关系，很重要的是起因于这一次战争。汉族本由华族发展而来，而华族是由夏族数千年同化其它民族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自涿鹿战争后，黄帝得到夏族各部落之拥戴，一时声威大振，周围其它一些小的族部也纷纷归顺黄帝，尊奉黄帝为共主。黄帝则乘战胜之余威，继续对四方大事征讨。《史记》上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当时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今山东省)及岱宗(泰山)，西对崆峒，登鸡头(崆峒、鸡头皆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南至于江，登熊湘(熊山今湖南益阳县西熊耳山；湘山在岳阳县西南)，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今河北涿鹿县西北)，可见黄帝当时之兵威，已远远超出夏族原有之领域，达到夷族及黎苗族活动之范围。但是，在此时代，各部族均以游牧为主，时有迁徙往来，尚不能称已建立起固定之国界，只是反映了黄帝声威远播之情形。黄帝对周围部族影响的扩大，夏族在其它氏族中的影响也随之增大。久而久之，周围许多氏族不是归顺夏族，就是被夏族同化。在夏族日益发展扩大的同时，其人口也不断增多，这就是今天汉族人口之众多的重要渊源。

　　涿鹿战争之后，方圆数百数千里慑于皇帝威严，各宗族安分守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样就使得中原及其四方趋于安定。因而各宗族活动的地域便相对固定下来。活动地域的相对固定，使得氏族成员由游猎为生逐步转向稼穑为生。从稼穑为生中，使人们逐步懂得了劳动创造的意义，体会到了劳动创造的好处和快乐，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考古学证明，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了很大进步，农业方面出现了一批新的翻耕工具和收割工具。作物种类增多了，黄河流域以粟、黎为主，并出现了稻、麦、高梁；长江中下游以稻为主，还发现了花生、芝麻等作物。家畜饲养也发达起来，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在种类上更是六畜俱全了。

　　除农业之外，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历史不长的制陶业已开始使用陶轮，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水平，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至今仍难仿制。随着夏族与黎苗族的同化融合，南方的金属冶铸技术逐渐传到中原和北方，使得金属冶炼得到普遍发展。今天很多地方出土了这时的红铜或原始青铜的小件工具、饰物以及铜渣、钳锅等冶铸遗存，表明"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的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玉器制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长江流域已会采用琢、磨、雕、刻、镂、抛光技术，也成批制作精美的玉石礼器和饰物。稍后，黄河流域的琢玉工艺也发展了起来。另外，已出现了纺织品，黎民百姓过去是兽皮蔽体，现已有了衣服。这些标志着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建筑业已由此兴起，黎民百姓普遍修房屋以避风雨，黄帝及其它共主开始营造宫室。《白虎通》载："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人民由穴居荒野到修建房屋定居，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变化，由此必然引起人们的家庭观念、亲缘关系、交往方式、生活习惯等发生改变。

　　涿鹿战争之后，黄帝还领导了各种创造发明活动，如发明舟车、文字、弓矢等。传说上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垂衣裳而天下治"以及所谓"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等等，都是对黄帝当时文化生活改进之记载。由此可见，华夏民族虽自新石器时代之初，已经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各地，但定居中原后从事各种发明创造，将人类野蛮生活推向文明时代生活实从黄帝开始。

　　涿鹿战争对华夏战争影响最深的还是在军事方面。由于涿鹿战争是部族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结局又是以黄帝之弱势胜了蚩尤之优势，之后黄帝又趁势收复了中原，使夏族各部落实现了团结统一。此后，又进一步征服了其它氏族部落，使黎族、夷族等与夏族结为同盟，这都与黄帝的军事才能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有极大关系，其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的首领虽然无法从理论上学到黄帝的用兵韬略，但从所闻所传中间接地领略到黄帝的兵法，并代代相传，这就为华夏的军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涿鹿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帝的军事谋略和用兵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首先，他能够正确地利用天候地形，使其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战争主动权。后来，孙子在其兵法行军篇中阐述山谷、河川、斥泽、平陆四者之战斗原则以后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史记·五帝记》)，可见黄帝这一用兵计策已被后人承袭并上升到理论而流传下来。其次，黄帝采用诱敌深入、相相歼之的战略是非常高明的。黄帝深知自己部族的战斗力不如蚩尤之黎苗族，战争一开始决战有可能失败，因而他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敌人从河南引诱到河北的涿鹿，待敌人十分疲惫之后，选择一个有利的天气和地形，才与其决战，并一举获胜。这一战略实为弱军战胜强敌的高招，被后人一直继承了下来，并被奉为弱军制胜的经典。再次，利用各种野兽协助人进行战争，也为后来动物参战开创了先河。除此之外，这次战争对之后的兵器制造以及技术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许多史书上称，涿鹿之战是中华民族在发展时期兴亡绝续之大事。

　　总之，涿鹿之战是华夏人民脱离原始野蛮生活而步入文明时代的一次重大转折，它不仅使本族人民首先浸沐文化之曙光，而且因夏族文化之高展远达，超越群辈，它有如晓日初升，照耀海宇，使四邻各宗族闻风向慕，为尔后华夏大地上各民族逐渐同化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根基。

　　2、阪泉之战（黄帝与炎帝）

　　涿鹿之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场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之中，而这场新的战争却爆发在炎黄联盟内部。炎黄联盟是在外敌入侵之际建立起来的，这两个有姻亲关系的部族结成的联盟，首先是以炎帝为首领的。但是，在抵御外来入侵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的炎帝逐渐丧失了权威，而黄帝却在战争中以自己的睿智和果敢赢得众部族的信任，并且随着他领导的军队打败蚩尤，逐渐树立起无可匹敌的权威。

　　矛盾已不可调和，昔日的盟友终于反目成仇。炎帝和黄帝各自带领自己的部族厉兵秣马，准备着一场厮杀。但是，战争虽未开始，结局却可以预料。黄帝族拥有风后、大鸿、力牧等名将，又有一支在战争中磨砺出来的精锐之师，更有众多部族的支持，而炎帝的军队是由老弱妇孺拼凑而成的。

　　双方激战于阪泉。阪泉地望，古来说法不一。曹魏时期的《灵河赋》中有黄河“涉津洛之阪泉”的名句，所谓“灵河”就是黄河。说明阪泉实际应为黄河之滨的一个湖泊，其具体位置应在今孟津黄河段。这也可以说明阪泉之战发生在洛阳孟津。虽然，关于阪泉的地望还有其他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引用的材料没有早于《灵河赋》者。

　　阪泉之战没有涿鹿之战那样激烈，但是仍然经历了三次战役，炎帝的军队才最终溃败，炎帝被俘获。黄帝义释炎帝，炎帝无奈之下率全族皆降。

　　黄帝通过阪泉之战，平息了联盟内部的纷争，众部族推举黄帝为天子，以代替炎帝神农氏。《商君书·画策》说：“黄帝作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意思是说，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这种新的秩序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就是酋邦王国。

　　按《管子》的说法，为了统治这个由万姓诸侯联合而成的王国，黄帝任用了负责天时、仓廪、手工业、农业、兵马、监狱管理的“六相”。同时黄帝以风后等人为三公，以仓颉为史官，建立了“中央官制”。

　　为了统治这个东达大海，北至大漠，西极流沙，南到江南的庞大王国，黄帝开始巡狩四方，而他把自己的都城建在“河南”即河洛地区。如《魏书》引北魏孝文帝语“黄帝都河南”。

　　黄帝晚年铸鼎于荆山之阳，崩于荆山，葬于桥山。史学家许顺湛认为，以黄帝为代表的划时代的社会，呈现出大动荡、大融合、大变革、大发明的文明曙光，与世界各个文明中心交相辉映，照亮了地球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