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学作品

一、《脉经》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1�7B7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1�7B7阿�1�7B7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1�7B7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5�1�797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1�7B7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冢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参考资料：

中华医学研究

古代医学著作发展

公元475-公元265年（战国-三国）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1�7B7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它并非一人一时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三卷（也有分五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此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

《伤寒杂病论》为张仲景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不久，由于战乱原著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公元265-960年（晋-五代）

这一时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为齐梁间的全元起，他注释《皇帝素问》八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到南宋时失传。

隋唐时期，杨上善又将《内经》分类编纂和注解，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时期的王冰。他历时十二年，于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脉经》作者王叔和，成书于魏晋。《内经》《难经》均有关于诊脉法的阐述，王叔和搜集有关脉法的资料，采集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脉经》十卷。

《诸病源候论》于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撰。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对病源的认识。

《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著，他先著成《金匮药方》100卷，因篇幅浩繁，不便携带，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肘后救卒方》现存8卷，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十分重视医家的医德。孙思邈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却不拘泥。他很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千金要方》首列妇人方3卷，少儿婴孺方2卷。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著作。全书40卷，分1104门，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内容包括有今天的内、外、骨、妇产、小儿、传染病、皮肤、五官、畜疾等科的证治。本书主要选辑东汉到唐的很多方书而成。临床各科编排较为合理，先论后方，次序井然。重视急性传染病，伤寒、温病、疟疾等，所占篇幅较大，说明对传染病具有相当知识。

《针灸甲乙经》晋代皇甫谧著，成书于256-282年，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重点介绍腧穴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此书影响久远，其他一些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此书也较早传到国外。

《刘涓子鬼遗方》南齐人龚庆宣著，约成书于475-502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主要内容，载金疮、痈疽、疮疖、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140多个。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隋唐蔺道人著，约成书于841-846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学科价值的伤科专书。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书中载40余方，为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960-1368年（宋-元）

《太平圣惠方》是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

《圣惠选方》，成书于1046年，由何希彭节选《太平圣惠方》中的精要部分，编辑而成。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朝诏令太医裴宗元等人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载方297首。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时全书10卷，附《用药指南》3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

《圣济总录》：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7年（1111-1117年）编成此书。共200卷，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万首，前代方书几乎全部被囊括。

《济生方》宋代严用和著于1253年，是严氏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原书已佚。

《三阴极一病证方论》，宋代陈言著，全书15卷，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金代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可靠而价值较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金代张元素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脏腑标本虚实用药式》等。

金代张从正著《儒门事亲》。

金代李杲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

元代王好古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

元代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伤寒辨疑》等。

公元1368-1840年（明-清�1�7B7鸦片战争前）

《本草发挥》1384年徐用诚编撰。

《救荒本草》1406年朱骕编撰，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

《滇南本草》约1476年，兰茂编撰。

《本草集要》1492年，王纶编撰。

《本草纲要》1578年，李时珍著，共52卷。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

《证治准绳》1602-1608年，王肯堂著，全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经据典，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

《寿世保元》1615年，龚廷贤著，共10卷。

《外科正宗》1617年，陈实功编著，此书主要是作者对其外科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书中尚有外科疾病插图若干。

《瘟疫论》1642年，吴有性著。该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对传染病方面有独到见解。

《温热论》叶桂著。书中总结了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湿热条辨》薛雪著，此书对湿热病的病因、证侯、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诊治法则，以条文形式作简要阐述，其中还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本草纲目拾遗》1765-1802年，赵学敏著。载药921种，其中有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

一、社会发展概况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大丞相杨坚篡周夺取政权，建立隋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至隋朝得以完成，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各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隋文帝（杨坚）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两大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户口与财产都有巨大增进。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状态，创建了继秦汉以后的第三次大统一局面。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隋王朝制定《开皇律》，继续推行均田制等发展措施，使社会经济和文化出现短暂的繁荣，隋王朝和琉球等周围各族的联系加强，并和日本、朝鲜等国家开展友好往来，然而，隋后期政治昏朽，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他搜刮民财、大兴土木、游山玩水、并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使社会矛盾尖锐化。618年，隋王朝在农民纷起抗隋的反对浪潮中垮台。

公元617年，乘隋末大乱之机，李渊起兵入长安，618年自称皇帝，创建唐王朝。628年由其子李世民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大业。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以隋亡为鉴，重用贤能、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并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和科举制等，使唐朝社会走向安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兴旺局面。

唐太宗以后，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诗歌、绘画以及医学、天文学等方面都有伟大的创造和卓越的成就。中外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到唐玄宗开元时，国内一片繁荣发达景象，被誉为“开元盛世”。

唐后期，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叛乱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此后，唐朝内则宦官专政、朋党争斗，外则藩镇割剧，国无宁日。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至衰亡，经历290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层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公元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124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六年）至公元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公元907年（唐昭宗天佑四年）凡87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经济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

公元907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五代十国开始。南方出现前蜀（王建）、吴（杨行密）、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南汉（刘岩）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小朝廷。建立朝廷的人，都是武夫，非常好战好杀。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蜀、吴两国特别是吴国，阻止北方战乱波及长江流域，起着屏障作用。南方诸国得以保境息民。北方遭受将半个多世纪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河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后周世宗（柴荣）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不幸病死。公元960年周为宋代所取代，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

二、医学教育的发展]

在祖国医学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口授及带徒实践。那时，收他人做弟子的医生认为，从事医生职业是救人救世的神圣事业，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选择弟子时，都比较严格。《灵枢·官能》载：“得其人乃传，菲其人勿言”，希望被选的弟子德才均优，以继承神圣的事业。如东汉初针灸学家涪翁，精通脉诊，针灸技术尤其高明，往往手到病除，且不分贵贱，悉心救治，不图报酬，受到群众的爱戴。涪翁的弟子程高，程高的弟子郭玉也擅长针灸，并精于脉诊。东汉和帝让郭玉试诊，郭玉切脉，众皆叹服。

这种选择他人作弟子的形式可择优为徒，大大胜过单纯家传，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种带徒的形式在古代医学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形式由于老师本身条件，使学生的知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伤寒论·原序》载：“各承家传，始终守旧”。使医学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与发展受到了阻碍。

南北朝刘宋王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文帝刘义隆采纳名医秦承祖所秦“置医学，以广教授”的建议，是我国官方创办医学教育机构之始。《魏书·官氏志》载：“公元484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北魏官制中已明确设有“太医博士”，官八品下，“太医助教”官九品，“按摩博士”官从九品，教授医学知识。专职教官的地位比南朝的明确。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以后，国家的医政管理及医学教育都有进步。政府设立了开端于南北朝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管辖。此时的太医署为国家最高的医疗行政管理兼医学教育机构。隋太医署中有固定的人员编制，设置太医令2人，太医丞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学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师2人，祝禁博士2人，共计有215人。隋著名医家巢元曾在太医署任太医博士。

唐朝沿用隋制，医学教育除继承传统的家传师授的带徒方式外，于公元624年（唐高祖式武德七年）正式设立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署中中行政、教学、医疗、药学四科人员组成，规模较大，且设备充实，教育制度比隋朝健全。并明确规定组织编制、医学分科、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制度。这种由国家创办，太常寺领导、太医署管理的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比欧洲意大利于公元872年创立的隆勒诺医学校开创的时间早200多年，而且在组织机构、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都较完备，在世界上有着较大的影响。

太医署中有行政管理人员16名。其中太医令2名，为署内最高官员：太医丞2名，作为太医令的助手；以下有医监4名，医正8名。太医署除行政管理外，设医科与药科。医科为四部：医师、针师、按摩师与咒禁师。每一部门都由博士1人，正八品上，助教1人，从九品上，负责授课。

医师部门范围最广，分科系统而精细，有利于专科向纵深发展，。各科共同必修课程有：《黄帝内经·素问》、《本草》、《甲乙经》、《脉经》等。然后，分别学习有关临床5个专业的课程。学习年限也有明文规定，体疗（内科）学期7年，疮肿（外科）学期5年，少小（儿科）学期5年，耳目口齿科（五官口腔科）学期4年，灸法（火艾烧灸治病）学期3年。太医署除注重理论学习外，还重视临床实践。要求学习《本草》时，必须认识药形，深明药理，熟悉产地等；学习《明堂》是，必须检图即能指出孔穴；学习《经脉》时，学生之间互相诊候，了解四时及浮沉滑涩的脉候；学习《黄帝内经》时，必须做到深刻理解，融汇贯通。

针师部门，由针博士1人，从八品上，助教1人，针师10人，从九品下，教授《明堂》、《脉诀》、《流注图》等。先学习经脉、孔穴、九针。再学习辩证方法及用针手法等。

按摩部门，由按摩博士1人，按摩工9人辅助掌管按摩师部门，教授“消息导引之法”。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技术，运用传统的导引、按摩、正骨等疗法以治疗风（伤风）、寒（感寒）、暑（中暑）、湿（胀泻）、饥（胃病）、绝（昏晕）、劳（劳力过度、逸（缺乏运动或积食不化）等。此法运用活血通络的方法，使体内雍滞的经脉，随导引而畅，使疾病消失。

按摩师部门还兼管正骨科教学，要作损伤折跌等伤科的处理。如对一般骨折，主张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注意关节活动；对肩关节脱臼，采用“椅背复位法”等正骨技法。

咒禁部门有咒禁博士1人，从九品下，掌教祈祷咒禁的方法以驱除邪魅，这是从印度传来的原始方法，带有迷信色彩，渗入医学领域中，使医学教育中出现了唯心教育的误导。

药学部门于京师设置药园，专门培养药学人才。招收庶人16至20岁的为药园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升药师，即为医师助手。设药园置府2人，吏4人，掌固4人，负责药物保管及管理杂务；另主药8人，药童24人配制药物；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栽培药材。

太医署对学生要求严格，除入学经考试外，还定期（月、季、年）进行考试。医博士主月试、太医令丞主季试、太常丞主年终试。各科学习除测试医学知识外，还结合临症实际评核成绩。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始规定登用如国子监，按成绩高低及治愈率多少分别选用，定为医师、医正、医工等。公元760年（唐肃宗乾元三年）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人，自今以后，各试医经方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以下放”。根据通七以上留的原则，安置时也有区别，通常上选的充御工，其次可派各州任医学博士等。如考试成绩欠佳准许补考。唐朝限定医学必须在9年内学成，不及格者，令其退学，不准行医。

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开始，唐政府在各州相继设立医学教育机构。公元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各州添设助教。公元724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各莞��栌幸窖Р┦浚��萄�猓�乒苤莞�搅剖挛瘛Q�J揭窖Ы逃�又醒肜┱沟降胤剑��菡��笮。��璨┦俊⒅�碳罢惺詹煌�耸�难���涫倍越淌Φ难≡穹浅Q细瘛N夜�糯��⒁窖Ы逃��⒍擞谀媳背��了宄�蹙吖婺＃�教瞥�比照橥晟疲���艘桓雎�さ姆⒄构�獭＠��醭��臧竦奈闹危��偈挂窖Ы逃�乱档慕�徊椒⒄梗�丛炝擞欣�跫�br>

公元514年，南朝·梁武帝应朝鲜（百济）国的请求，派医师赴朝鲜诊疗与讲学，由此祖国医学发展到国外。公元608年（隋炀帝大业四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惠日、福音等来我国留学，学习中国医学。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学成回国，并将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孙思邈所著《千金方》带回日本。公元701年，日本正式采用我国医事及医学教育制度，制定有医药职令《大宝律令·医疾令》，明确规定学医者必读《素问》、《黄帝内经》、《明堂脉决》、《针灸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籍。公元693年，朝鲜置博士，开设“中国医学”。其学制仿效唐朝，并以《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为教材。公元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日本荣睿、普照等来华留学，10年后即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荣、普两位日本学问僧专程赴扬州邀请高僧鉴真赴日，于是鉴真率领弟子数十人在公元754年到达日本，受到日本朝野及佛教界的盛大欢迎。此后，他在日本传授中国医药学，对日本医学发展贡献很大，日本人民尊称他为“过海大师”。

由于我国历代医家的卓越成就，使医学成熟较早，医学教育也具有特色，对世界医学教育影响很大。

三、古代医院类别和称谓

隋唐时期医院的设立更为广泛，除京都外，地方也建立了病坊。但二者的性质、内容截然不同，京都的病坊是宫廷医院，而地方则是专收贫孤残人，兼收乞丐。

《隋书》载：“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直到病愈才召其亲属接走，类似一种临时性的时疫医院。公元588年（隋文帝开皇八年），辛公义任岷州刺史时，收容病人于厅事。公元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由于佛教盛行，一般病坊多设在寺庙之中称悲田坊，兼收无依靠的乞丐，由僧尼主管。《高僧传》载：“唐释道宣，收养疠疾，男妇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另一唐僧，丹阳沙门释智岩，先在白马寺，后往石头城（甘肃武威东），住入疠人坊，为病人说佛法，还为病人洗涤脓血、喂饭、送药、无所不为。公元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卒于该“疠人坊”，该“疠人坊”为世界上较早建立的隔离病院之一。

公元712年（唐玄宗开元元年），玄宗李隆基接睿宗皇帝位后，进行较全面的政治改革，其中一项内容为“淘汰僧尼，压抑佛教”，勒令二万多僧尼还俗，禁止新建佛寺，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没收寺观法外占田。因此，僧尼还俗参加农桑生产，“悲田坊”即出现无人经管的局面。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宰相李德裕奏云：“今缘诸道僧尼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贫病无告，必致困穷，臣等商量，将出自佛教语‘悲田坊’改名为‘养病坊’。祈两京量给寺田十顷，大州镇给田七顷，其他诸州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取利，最为稔便”。自此，京中与各诸州一律拨给寺田5至10顷作经费，该恒产以其田租由各本管之地，选派乡绅耆老一人主持。由于政府的重视，已设立的病坊、养病坊全部取消原名“悲田坊”，将收治麻风病人的“福田院（佛教语）改称为“疠人坊”。唐末，有专为病僧而设的“延寿察”，是一种安养、疗病机构。公元931年（五代时后唐明宗长兴二年），“敕诸道州府各置囚院，并委派随处长吏经心管理，遇有病囚，及时差人疹候疗理。

在封建社会，帝王首先重视宫廷医药组织，并有专人负责，至隋唐逐渐完备。如属太常寺的“宫中患坊”即为宫廷医院。《唐书·百官志》载：“官方患病，有药库监门”，并且“医师、医监、医正别一人莅坊”，这可算为最早的官员疗养院。

根据敦煌遗书可见，其医卷、医画以及有关资料反映出隋唐时期敦煌的医事活动。沙洲和中原一样，也设有养济院，收留病人，这即是沙洲医院。我们依据《唐玄宗·天宝年代，敦煌群会计牒》所载“病坊”会计单名目及其数字，推知该“病坊”大约设置5至10张床位，医院总资产130贯又72文，另杂药950斤20枚，用于病坊正常运转；其住院部所使用的杂什物品94件，既有食堂炊具，也有病人日用必备品，还有临床制药工具等。这所病坊似乎为州立医院。

以上资料表明，在些期间，医院基本是以病坊形式存在和命名的。

四、急救医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在急救方面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尤其是通过手法或借助器物进行抢救，多获良效。

（一）人工呼吸法

在公元3世纪，东汉名医张仲景急救自缢者时，创造性的应用了人工呼吸方法。

这些人工呼吸抢救法到东晋时期已有进一步的改进。东晋医家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载：“塞两鼻孔，以芦管内其口中至咽，令人嘘之，有倾其腹中袭袭转，或是通气也……”。南北朝时，梁朝姚僧垣的《集验方》中加进改进方法，强调“仰卧，以物塞两耳，……以两竹筒内死人鼻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傍无令气得出。半日，所死之人即噫噫，勿复吹也”。这种应用器具吹气的方法，可防止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古代急救学如此符合科学，实属难能可贵。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前辈医爱所使用急救工人呼吸法的继承和发展，则倡导沿用“以筒内口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旁无令气得出，半日，死人即苏，可勿吹也”。这种急救法可以说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急救法的开始，以后普及民间，向口内痛吹气时，将气全部吹入。此法广泛应用至今。

孙思邈除用人工呼吸法外，还运用灸法，灸病人胸内，四肢大节陷、大指等各七壮。孙氏还用鼻孔灌药法，“捣韭汁灌鼻孔中，末伏龙肝吹鼻中，末皂夹吹鼻中，嚏则气通，起死人”。

（二）溺死的急救法

古代医籍中有不少记载。葛洪所著《肘后救卒方》为最早提出。南北朝陈延之所撰《小品方》中亦有论述。尤以唐代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所载：“肘后疗溺死一宿者尚可活方，取瓮倾之，以死人伏瓮上，令口临瓮口，燃以芦火二七把，烧瓮中当死人心下，令烟出，小入死者鼻口中，鼻口中水出则活，芦尽更益为之，取活而止。常以手候死人身及瓮，勿甚热。冬天当令火气能使死人心下得暖”。“若卒无瓮，可就岸穿地，令如瓮烧之令暖，乃以死人著上”，也可“用车彀为之，当勿隐其腹，乃令得低头，使水出。并熬灰数斛以偻身，湿即易”。陈延之的《小品方》载：“疗溺死若身尚暖者，掘地作坑，中熬灰数斛，内坑中，下死人复灰，湿彻即易之，勿令灰热烙煿人，冷即易之，半日即活。

（三）尸厥、脱气的急救

古籍出现卒死、昏沉、昏绝等名称，是描述现代称之为休克的病名。《内经》中载：“针过其日数则脱气”及“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尺厥。”脱气是一种轻型的休克，尸厥则是休克严重的病例。其急救的方法有针灸、按摩、热熨、吹耳、热汤药等。如《史记·仓公传》载扁鹊在诊断虢国太子病时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扁鹊抢救虢国太子时，乃使其弟子子阳“厉针砥石，取三阳、五会”。顷刻太子复苏，又使弟子豹，“为五分之熨，熨两肋下，再熬以汤剂调理，二十余天而愈”。

晋代葛洪等在抢救卒死时，还强调了保暖的重要性，用铜器、瓦器盛热水或茅草火灰，隔衣熨贴腹上，器皿冷却后则更换热汤，维持温度。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卒死者采用热瓦熨心；灌服汤药不易时，可用“口噤不开，去齿下汤，汤入口不下去者分其发左右踏病人引之，药下复增而取尽一升，须臾立苏”。孙氏同时也用灸法治疗，“卒忤死，灸十爪下各三壮、灸人中三壮，又肩中百壮，间使七壮、巨阙百壮”。孙氏利用综合疗法急救卒中，有一定疗效。

敦煌医卷载：“治人卒死，其脉如常，取皂荚末吹耳鼻中即瘥……无脉者真死”。可见隋唐医家已能认识休克，并能区别临床死亡与生物死亡，并提出卒死病人急救的方法。

（四）咽喉异物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救卒方》中载：“今吞针哽在喉中，若含磁石口中，或吸针出耳”。再用，误吞金属钗等物，哽于咽喉而不出，急救法是：“取韭菜暴令萎，煮使熟勿切食大束”，钗即随韭菜之纤维和粪便而出。至今小儿误吞钉或曲形针之类，亦用此法排出。《外台秘要》中载：公元四五世纪，僧人用琥珀珠巧取误吞的鱼钩，具体方法是以琥珀珠“贯着钩绳，推令前入，至钩处又复推，以牵引其出矣”。孙思邈则用鹿筋条揉作球状物以线网之，另一头留在口外，令病人将鹿筋团吞下，使铁杆异物入团内以提出。在古代，对咽喉，甚至食道异物剔除的方法和使用的器械是多种多样的，技术高明而科学。

（五）鼻卒衄方

用压迫止血法，“若洒渍棉塞鼻孔”。应用烧烙止血法，在秦汉时已相当普遍。《外台秘要》中载：“便烧铁篦烙之”。孙思邈在论述牙齿涌血不止的治疗时，强调烧钉赤，炷血孔中而止“。古人用金银打成烙铁，每用艾火燃烧通红，乘热烫患处，再燃再烫，用于止血，效果可靠。

（六）尿闭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方》中载：“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许水解之，筒中吮下部，取通”。孙思邈则进一步改进，《千金要方》强调：“凡尿不在胞中，如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津液大通，便愈”。用葱叶导尿，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急救方法。

葛洪撰写的《肘后救卒方》，后改名为《肘后备急方》共八卷。被历代认为是一本古代急症手册。书中载有不少急救内容，明确指出救急措施必须与病因治疗相结合，急则治其标，症状缓解后，辩证施治，消其根源。他非常注重临床实践，重视急症的症状与鉴别诊断，在该书卷一中，以“脉扰动”、“股间暖”来区别“尸厥”和死亡。他在治疗学上也有很多的创新，是前人所未曾应用的。葛洪在治疗急症时倡导具有便（疗法简便）、廉（药物价廉）、验（选方切合实用、效果可靠）特点的方法。

孙思邈勤奋钻研，四处寻求采访流传于民间的医疗经验，“以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此，他的医疗思想、临床实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均为历代所称道，他在急救医学方面所做的突出的贡献。邻人注目。

五、专科医学发展与护理实践

（一）专科医学发展

唐朝的临床医学分科十分明确，在官办的太医署里，分医科和药科两大类。医科又分医师、针、按摩与咒禁四大部分。而医师又细分为五大科，分别是体疗、少小、疮疡、耳目口齿、角法。由此可见中医原本无“内科”之称。传统概念中，除特殊标明而独立的专科，如妇、儿、口齿耳目、正骨之外，其它的病症几乎都属于体疗（内科）内。

专科医学的发展日益趋向成熟，一般认为从远古至公元前三世纪，是我国医药学的萌芽时期，公元前221年至220年秦汉时，是中医奠定基础的时期，公元265至960年，晋随唐五代时是中医大发展的时期。

1体疗科

(1)对疾病认识的进步

隋政府组织医学家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中医学论述病因、证候及疾病分类的专著，书中把疾病分为67门，证候1739种，这是以往医籍均未达到的规模。

从深度上看，《诸病源候论》一书对许多疫病的病因、病机、病变、分型、鉴别等各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如对消渴、癫病、虚劳、脚气、丹毒、破伤风的描述详细而精确。对疾病分类方面，�毙匀炔》治�撕� ⑹逼� ⑷炔 ⑽虏 ⒁唣莶‖謇唷6源�拘匀炔〉牟∫颍�岢霾∪艘蚪哟ァ俺遂逯��倍�貌。�笔倍灾虏≡�蛴幸欢ǖ娜鲜叮�缛衔�择ю莺凸钦簦ń岷耍┪��础br>

陈延之撰的《小品方》中亦强调：“天行瘟疫”与“伤寒”的不同。“经心录”中把热性病分为伤寒、热病、风湿、湿病、阴毒、阳毒、热毒、瘟疫、天行节气九种。医家在临床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认识。

（2）疾病认疗方法的进步

诊断学：孙思邈的诊断学见解是“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他认为诊察病人的时间应选择在早晨，因为早晨饮食还未进，阴气未动，阳气未散，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精取其脉，知其逆顺。因此，孙氏提出“非其时不用”。再指出“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孙思邈认为不可只凭脉断病。

治疗学：孙思邈对临床治疗主张是“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他列举很多治疗良方，如水肿病属难治之症，认为盐与水肿有关，应注意忌盐。他对甲状腺肿有一定了解，用容易推广含碘的羊靥代替南北朝时深师采用的鹿靥治疗甲状腺肿。用槟榔治疗绦虫病，用麻黄平咳喘，用乌豆和谷白皮治疗脚气病，用白头翁、苦参治疗痢疾等。

（3）由“辨病论治”向“辩证论治”过渡

唐朝时诊疗倾向于汉朝张仲景奠定的“辩证论治”，主要表现是证候组合。如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医籍中，出现在每个病名之下，都列举了大量方剂，这些方剂都是根据不同的证候组合、分类列举的，可以看出逐步由“辨病论治”过渡到“辩证论治”的原则。

2外科

中医的疮疡科就是中医的外科，古代时称为疡医。疮疡科临床掌肿疡、溃疡、金疡与析病。治疗未溃肿物、已溃疮疡、刀枪箭伤与骨伤。正骨在隋唐时期由按摩博士等直接负责教学与医疗，外科手术中较为进步的是正骨科。唐朝骨科医家蔺道人，是一位精通骨科医学的道家。他撰有《仙援理伤继断方》一书。倡导骨伤治疗常规中，强调正骨麻醉，清洁伤口，检查诊断，牵引复位，敷药固定，定期复查等。他在治疗技术上，已能应用手术治疗粉碎性骨折，在改进骨折固定的方法与原则中，强调有效固定与不发生骨折再移位的前提下，患肢应作适应运动，这些治疗与护理，可促使加速愈合与减少伤后病残的发生。

《诸病源候论》中提到，将原属内科杂病的“肺痈”列入外科病证，对恶性肿瘤已有记载，描述“离疽”和“杼疽”的证候特征。此二证均可在半月左右致人于死，揭示这些病的外观主证及预后不良。这是中医对恶性肿瘤的较早记载。

3针灸科

针灸疗法，是我国中医学中一个重要学科，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编著了《黄帝针灸甲乙经》，书中基本内容是按照脏腑、腧穴、气血、经络、病机、刺灸法及禁忌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厘定腧穴的总数是654穴，比内经书上多189个，其中有单穴48个。提出禁针穴8个，不宜深针穴4个，禁灸穴31个。

孙思邈则重视药物和针灸的配合治疗。他提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尢非良医，知针知药，固是良医”。又提出：“或一病用数十穴，或数病只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他最早提出“阿是穴”的名称和作用，据此后世才有天应穴、不定穴的痛点论述和应用。

王焘的《外台秘要》阐述“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的观点，因此王焘只录灸法，不录针法，着重介绍明堂灸法。

4按摩

按摩术是一种古老的疗法。隋唐时期，按摩药法盛极一时，《唐六典》载：“风入肢节脏腑积而疾生，宜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生，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外台秘要》中载“手当千遍，药力才行”等。总之唐朝的医学发展是辉煌的。

（二）护理实践

隋唐时期，专科医学得到很大的发展，护理实践也相应地丰富起来。

1,外科

《诸病源候论》中对外伤引起肠断急救时说：“肠断裂若一断端不见者，不可救，若两端可见者即可缝合”。并详细说明断肠“

皇甫谧

215年－282年

魏晋间作家、医学家。

提起皇甫谧，人们可能立刻想到他编撰的《针灸甲乙经》。其实，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

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活了六十八岁。

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含河南渑池县）。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爱他。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人们笑他是傻子。到了十七岁，人高马大，竟“未通书史”，整天东游西荡，象脱缰的马，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恨铁不成钢，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一天，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要教训他。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甜果之类，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以为如此“孝顺”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谁知叔母更加气愤，接过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着泪说：“你快二十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笃学’”。他很受感动，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改弦更张，矢志苦学。从此以后，他刻苦攻读，虚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决心要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

对于针灸方面的经验，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家已进行了系统总结。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和马三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其父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加上当时用竹木简刻书，书被视为秘宝，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于参考书奇缺，这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 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共十卷，一百二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的穴位六百五十四个（包括单穴四十八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此书问世后，唐代医署就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至现在，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一千六百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

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七O一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用《针灸甲乙经》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足见，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影响之深远。

他抱病期间，自读了大量的医书，尤其对针灸学十分有兴趣。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以前的针灸书籍深奥难懂而又错误百出，十分不便于学习和阅读。于是他通过自身的体会，摸清了人身的脉络与穴位，并结合《灵枢》、《素问》和《名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悉心钻研，著述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著作——《针灸甲乙经》。

该书除了论述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还记载了全身穴位649个，穴名349个，并对各穴位明确定位，对各穴的主治证、针灸操作方法和禁忌等都做了详细描述，并一一纠正了以前的谬误。

可以说，《针灸甲乙经》是针灸学发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唐朝太医署在学习针灸学时就是以该书为教材的。后来，此书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家，在国际上声望也很高。

40岁时，他患了风痹病，十分痛苦，在学习上却仍是不敢怠慢。有人不解他为何对学习如此沉迷，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说如果早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算晚上便死去，也是值得的。皇帝敬他品格高尚、学识丰富，便请他做官，他不但回绝了，竟然还向皇上借了一车的书来读，也算得上是一桩奇事了！

其《帝王世纪》为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记录了各代帝王时期的地亩、属国、人口。他对先秦时代的人口估计是目前人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一直为历代学者所引用，但近代一些学者也对此持怀疑态度。

一、社会发展概况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大丞相杨坚篡周夺取政权，建立隋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至隋朝得以完成，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各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隋文帝（杨坚）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两大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户口与财产都有巨大增进。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状态，创建了继秦汉以后的第三次大统一局面。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隋王朝制定《开皇律》，继续推行均田制等发展措施，使社会经济和文化出现短暂的繁荣，隋王朝和琉球等周围各族的联系加强，并和日本、朝鲜等国家开展友好往来，然而，隋后期政治昏朽，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他搜刮民财、大兴土木、游山玩水、并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使社会矛盾尖锐化。618年，隋王朝在农民纷起抗隋的反对浪潮中垮台。

公元617年，乘隋末大乱之机，李渊起兵入长安，618年自称皇帝，创建唐王朝。628年由其子李世民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大业。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以隋亡为鉴，重用贤能、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并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和科举制等，使唐朝社会走向安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兴旺局面。

唐太宗以后，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诗歌、绘画以及医学、天文学等方面都有伟大的创造和卓越的成就。中外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到唐玄宗开元时，国内一片繁荣发达景象，被誉为“开元盛世”。

唐后期，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叛乱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此后，唐朝内则宦官专政、朋党争斗，外则藩镇割剧，国无宁日。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至衰亡，经历290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层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公元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124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六年）至公元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公元907年（唐昭宗天佑四年）凡87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经济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

公元907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五代十国开始。南方出现前蜀（王建）、吴（杨行密）、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南汉（刘岩）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小朝廷。建立朝廷的人，都是武夫，非常好战好杀。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蜀、吴两国特别是吴国，阻止北方战乱波及长江流域，起着屏障作用。南方诸国得以保境息民。北方遭受将半个多世纪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河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后周世宗（柴荣）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不幸病死。公元960年周为宋代所取代，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

二、医学教育的发展]

在祖国医学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口授及带徒实践。那时，收他人做弟子的医生认为，从事医生职业是救人救世的神圣事业，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选择弟子时，都比较严格。《灵枢·官能》载：“得其人乃传，菲其人勿言”，希望被选的弟子德才均优，以继承神圣的事业。如东汉初针灸学家涪翁，精通脉诊，针灸技术尤其高明，往往手到病除，且不分贵贱，悉心救治，不图报酬，受到群众的爱戴。涪翁的弟子程高，程高的弟子郭玉也擅长针灸，并精于脉诊。东汉和帝让郭玉试诊，郭玉切脉，众皆叹服。

这种选择他人作弟子的形式可择优为徒，大大胜过单纯家传，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种带徒的形式在古代医学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形式由于老师本身条件，使学生的知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伤寒论·原序》载：“各承家传，始终守旧”。使医学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与发展受到了阻碍。

南北朝刘宋王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文帝刘义隆采纳名医秦承祖所秦“置医学，以广教授”的建议，是我国官方创办医学教育机构之始。《魏书·官氏志》载：“公元484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北魏官制中已明确设有“太医博士”，官八品下，“太医助教”官九品，“按摩博士”官从九品，教授医学知识。专职教官的地位比南朝的明确。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以后，国家的医政管理及医学教育都有进步。政府设立了开端于南北朝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管辖。此时的太医署为国家最高的医疗行政管理兼医学教育机构。隋太医署中有固定的人员编制，设置太医令2人，太医丞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学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师2人，祝禁博士2人，共计有215人。隋著名医家巢元曾在太医署任太医博士。

唐朝沿用隋制，医学教育除继承传统的家传师授的带徒方式外，于公元624年（唐高祖式武德七年）正式设立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署中中行政、教学、医疗、药学四科人员组成，规模较大，且设备充实，教育制度比隋朝健全。并明确规定组织编制、医学分科、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制度。这种由国家创办，太常寺领导、太医署管理的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比欧洲意大利于公元872年创立的隆勒诺医学校开创的时间早200多年，而且在组织机构、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都较完备，在世界上有着较大的影响。

太医署中有行政管理人员16名。其中太医令2名，为署内最高官员：太医丞2名，作为太医令的助手；以下有医监4名，医正8名。太医署除行政管理外，设医科与药科。医科为四部：医师、针师、按摩师与咒禁师。每一部门都由博士1人，正八品上，助教1人，从九品上，负责授课。

医师部门范围最广，分科系统而精细，有利于专科向纵深发展，。各科共同必修课程有：《黄帝内经·素问》、《本草》、《甲乙经》、《脉经》等。然后，分别学习有关临床5个专业的课程。学习年限也有明文规定，体疗（内科）学期7年，疮肿（外科）学期5年，少小（儿科）学期5年，耳目口齿科（五官口腔科）学期4年，灸法（火艾烧灸治病）学期3年。太医署除注重理论学习外，还重视临床实践。要求学习《本草》时，必须认识药形，深明药理，熟悉产地等；学习《明堂》是，必须检图即能指出孔穴；学习《经脉》时，学生之间互相诊候，了解四时及浮沉滑涩的脉候；学习《黄帝内经》时，必须做到深刻理解，融汇贯通。

针师部门，由针博士1人，从八品上，助教1人，针师10人，从九品下，教授《明堂》、《脉诀》、《流注图》等。先学习经脉、孔穴、九针。再学习辩证方法及用针手法等。

按摩部门，由按摩博士1人，按摩工9人辅助掌管按摩师部门，教授“消息导引之法”。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技术，运用传统的导引、按摩、正骨等疗法以治疗风（伤风）、寒（感寒）、暑（中暑）、湿（胀泻）、饥（胃病）、绝（昏晕）、劳（劳力过度、逸（缺乏运动或积食不化）等。此法运用活血通络的方法，使体内雍滞的经脉，随导引而畅，使疾病消失。

按摩师部门还兼管正骨科教学，要作损伤折跌等伤科的处理。如对一般骨折，主张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注意关节活动；对肩关节脱臼，采用“椅背复位法”等正骨技法。

咒禁部门有咒禁博士1人，从九品下，掌教祈祷咒禁的方法以驱除邪魅，这是从印度传来的原始方法，带有迷信色彩，渗入医学领域中，使医学教育中出现了唯心教育的误导。

药学部门于京师设置药园，专门培养药学人才。招收庶人16至20岁的为药园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升药师，即为医师助手。设药园置府2人，吏4人，掌固4人，负责药物保管及管理杂务；另主药8人，药童24人配制药物；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栽培药材。

太医署对学生要求严格，除入学经考试外，还定期（月、季、年）进行考试。医博士主月试、太医令丞主季试、太常丞主年终试。各科学习除测试医学知识外，还结合临症实际评核成绩。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始规定登用如国子监，按成绩高低及治愈率多少分别选用，定为医师、医正、医工等。公元760年（唐肃宗乾元三年）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人，自今以后，各试医经方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以下放”。根据通七以上留的原则，安置时也有区别，通常上选的充御工，其次可派各州任医学博士等。如考试成绩欠佳准许补考。唐朝限定医学必须在9年内学成，不及格者，令其退学，不准行医。

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开始，唐政府在各州相继设立医学教育机构。公元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各州添设助教。公元724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各莞��栌幸窖Р┦浚��萄�猓�乒苤莞�搅剖挛瘛Q�J揭窖Ы逃�又醒肜┱沟降胤剑��菡��笮。��璨┦俊⒅�碳罢惺詹煌�耸�难���涫倍越淌Φ难≡穹浅Q细瘛N夜�糯��⒁窖Ы逃��⒍擞谀媳背��了宄�蹙吖婺＃�教瞥�比照橥晟疲���艘桓雎�さ姆⒄构�獭＠��醭��臧竦奈闹危��偈挂窖Ы逃�乱档慕�徊椒⒄梗�丛炝擞欣�跫�br>

公元514年，南朝·梁武帝应朝鲜（百济）国的请求，派医师赴朝鲜诊疗与讲学，由此祖国医学发展到国外。公元608年（隋炀帝大业四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惠日、福音等来我国留学，学习中国医学。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学成回国，并将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孙思邈所著《千金方》带回日本。公元701年，日本正式采用我国医事及医学教育制度，制定有医药职令《大宝律令·医疾令》，明确规定学医者必读《素问》、《黄帝内经》、《明堂脉决》、《针灸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籍。公元693年，朝鲜置博士，开设“中国医学”。其学制仿效唐朝，并以《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为教材。公元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日本荣睿、普照等来华留学，10年后即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荣、普两位日本学问僧专程赴扬州邀请高僧鉴真赴日，于是鉴真率领弟子数十人在公元754年到达日本，受到日本朝野及佛教界的盛大欢迎。此后，他在日本传授中国医药学，对日本医学发展贡献很大，日本人民尊称他为“过海大师”。

由于我国历代医家的卓越成就，使医学成熟较早，医学教育也具有特色，对世界医学教育影响很大。

三、古代医院类别和称谓

隋唐时期医院的设立更为广泛，除京都外，地方也建立了病坊。但二者的性质、内容截然不同，京都的病坊是宫廷医院，而地方则是专收贫孤残人，兼收乞丐。

《隋书》载：“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直到病愈才召其亲属接走，类似一种临时性的时疫医院。公元588年（隋文帝开皇八年），辛公义任岷州刺史时，收容病人于厅事。公元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由于佛教盛行，一般病坊多设在寺庙之中称悲田坊，兼收无依靠的乞丐，由僧尼主管。《高僧传》载：“唐释道宣，收养疠疾，男妇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另一唐僧，丹阳沙门释智岩，先在白马寺，后往石头城（甘肃武威东），住入疠人坊，为病人说佛法，还为病人洗涤脓血、喂饭、送药、无所不为。公元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卒于该“疠人坊”，该“疠人坊”为世界上较早建立的隔离病院之一。

公元712年（唐玄宗开元元年），玄宗李隆基接睿宗皇帝位后，进行较全面的政治改革，其中一项内容为“淘汰僧尼，压抑佛教”，勒令二万多僧尼还俗，禁止新建佛寺，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没收寺观法外占田。因此，僧尼还俗参加农桑生产，“悲田坊”即出现无人经管的局面。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宰相李德裕奏云：“今缘诸道僧尼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贫病无告，必致困穷，臣等商量，将出自佛教语‘悲田坊’改名为‘养病坊’。祈两京量给寺田十顷，大州镇给田七顷，其他诸州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取利，最为稔便”。自此，京中与各诸州一律拨给寺田5至10顷作经费，该恒产以其田租由各本管之地，选派乡绅耆老一人主持。由于政府的重视，已设立的病坊、养病坊全部取消原名“悲田坊”，将收治麻风病人的“福田院（佛教语）改称为“疠人坊”。唐末，有专为病僧而设的“延寿察”，是一种安养、疗病机构。公元931年（五代时后唐明宗长兴二年），“敕诸道州府各置囚院，并委派随处长吏经心管理，遇有病囚，及时差人疹候疗理。

在封建社会，帝王首先重视宫廷医药组织，并有专人负责，至隋唐逐渐完备。如属太常寺的“宫中患坊”即为宫廷医院。《唐书·百官志》载：“官方患病，有药库监门”，并且“医师、医监、医正别一人莅坊”，这可算为最早的官员疗养院。

根据敦煌遗书可见，其医卷、医画以及有关资料反映出隋唐时期敦煌的医事活动。沙洲和中原一样，也设有养济院，收留病人，这即是沙洲医院。我们依据《唐玄宗·天宝年代，敦煌群会计牒》所载“病坊”会计单名目及其数字，推知该“病坊”大约设置5至10张床位，医院总资产130贯又72文，另杂药950斤20枚，用于病坊正常运转；其住院部所使用的杂什物品94件，既有食堂炊具，也有病人日用必备品，还有临床制药工具等。这所病坊似乎为州立医院。

以上资料表明，在些期间，医院基本是以病坊形式存在和命名的。

四、急救医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在急救方面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尤其是通过手法或借助器物进行抢救，多获良效。

（一）人工呼吸法

在公元3世纪，东汉名医张仲景急救自缢者时，创造性的应用了人工呼吸方法。

这些人工呼吸抢救法到东晋时期已有进一步的改进。东晋医家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载：“塞两鼻孔，以芦管内其口中至咽，令人嘘之，有倾其腹中袭袭转，或是通气也……”。南北朝时，梁朝姚僧垣的《集验方》中加进改进方法，强调“仰卧，以物塞两耳，……以两竹筒内死人鼻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傍无令气得出。半日，所死之人即噫噫，勿复吹也”。这种应用器具吹气的方法，可防止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古代急救学如此符合科学，实属难能可贵。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前辈医爱所使用急救工人呼吸法的继承和发展，则倡导沿用“以筒内口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旁无令气得出，半日，死人即苏，可勿吹也”。这种急救法可以说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急救法的开始，以后普及民间，向口内痛吹气时，将气全部吹入。此法广泛应用至今。

孙思邈除用人工呼吸法外，还运用灸法，灸病人胸内，四肢大节陷、大指等各七壮。孙氏还用鼻孔灌药法，“捣韭汁灌鼻孔中，末伏龙肝吹鼻中，末皂夹吹鼻中，嚏则气通，起死人”。

（二）溺死的急救法

古代医籍中有不少记载。葛洪所著《肘后救卒方》为最早提出。南北朝陈延之所撰《小品方》中亦有论述。尤以唐代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所载：“肘后疗溺死一宿者尚可活方，取瓮倾之，以死人伏瓮上，令口临瓮口，燃以芦火二七把，烧瓮中当死人心下，令烟出，小入死者鼻口中，鼻口中水出则活，芦尽更益为之，取活而止。常以手候死人身及瓮，勿甚热。冬天当令火气能使死人心下得暖”。“若卒无瓮，可就岸穿地，令如瓮烧之令暖，乃以死人著上”，也可“用车彀为之，当勿隐其腹，乃令得低头，使水出。并熬灰数斛以偻身，湿即易”。陈延之的《小品方》载：“疗溺死若身尚暖者，掘地作坑，中熬灰数斛，内坑中，下死人复灰，湿彻即易之，勿令灰热烙煿人，冷即易之，半日即活。

（三）尸厥、脱气的急救

古籍出现卒死、昏沉、昏绝等名称，是描述现代称之为休克的病名。《内经》中载：“针过其日数则脱气”及“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尺厥。”脱气是一种轻型的休克，尸厥则是休克严重的病例。其急救的方法有针灸、按摩、热熨、吹耳、热汤药等。如《史记·仓公传》载扁鹊在诊断虢国太子病时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扁鹊抢救虢国太子时，乃使其弟子子阳“厉针砥石，取三阳、五会”。顷刻太子复苏，又使弟子豹，“为五分之熨，熨两肋下，再熬以汤剂调理，二十余天而愈”。

晋代葛洪等在抢救卒死时，还强调了保暖的重要性，用铜器、瓦器盛热水或茅草火灰，隔衣熨贴腹上，器皿冷却后则更换热汤，维持温度。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卒死者采用热瓦熨心；灌服汤药不易时，可用“口噤不开，去齿下汤，汤入口不下去者分其发左右踏病人引之，药下复增而取尽一升，须臾立苏”。孙氏同时也用灸法治疗，“卒忤死，灸十爪下各三壮、灸人中三壮，又肩中百壮，间使七壮、巨阙百壮”。孙氏利用综合疗法急救卒中，有一定疗效。

敦煌医卷载：“治人卒死，其脉如常，取皂荚末吹耳鼻中即瘥……无脉者真死”。可见隋唐医家已能认识休克，并能区别临床死亡与生物死亡，并提出卒死病人急救的方法。

（四）咽喉异物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救卒方》中载：“今吞针哽在喉中，若含磁石口中，或吸针出耳”。再用，误吞金属钗等物，哽于咽喉而不出，急救法是：“取韭菜暴令萎，煮使熟勿切食大束”，钗即随韭菜之纤维和粪便而出。至今小儿误吞钉或曲形针之类，亦用此法排出。《外台秘要》中载：公元四五世纪，僧人用琥珀珠巧取误吞的鱼钩，具体方法是以琥珀珠“贯着钩绳，推令前入，至钩处又复推，以牵引其出矣”。孙思邈则用鹿筋条揉作球状物以线网之，另一头留在口外，令病人将鹿筋团吞下，使铁杆异物入团内以提出。在古代，对咽喉，甚至食道异物剔除的方法和使用的器械是多种多样的，技术高明而科学。

（五）鼻卒衄方

用压迫止血法，“若洒渍棉塞鼻孔”。应用烧烙止血法，在秦汉时已相当普遍。《外台秘要》中载：“便烧铁篦烙之”。孙思邈在论述牙齿涌血不止的治疗时，强调烧钉赤，炷血孔中而止“。古人用金银打成烙铁，每用艾火燃烧通红，乘热烫患处，再燃再烫，用于止血，效果可靠。

（六）尿闭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方》中载：“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许水解之，筒中吮下部，取通”。孙思邈则进一步改进，《千金要方》强调：“凡尿不在胞中，如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津液大通，便愈”。用葱叶导尿，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急救方法。

葛洪撰写的《肘后救卒方》，后改名为《肘后备急方》共八卷。被历代认为是一本古代急症手册。书中载有不少急救内容，明确指出救急措施必须与病因治疗相结合，急则治其标，症状缓解后，辩证施治，消其根源。他非常注重临床实践，重视急症的症状与鉴别诊断，在该书卷一中，以“脉扰动”、“股间暖”来区别“尸厥”和死亡。他在治疗学上也有很多的创新，是前人所未曾应用的。葛洪在治疗急症时倡导具有便（疗法简便）、廉（药物价廉）、验（选方切合实用、效果可靠）特点的方法。

孙思邈勤奋钻研，四处寻求采访流传于民间的医疗经验，“以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此，他的医疗思想、临床实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均为历代所称道，他在急救医学方面所做的突出的贡献。邻人注目。

五、专科医学发展与护理实践

（一）专科医学发展

唐朝的临床医学分科十分明确，在官办的太医署里，分医科和药科两大类。医科又分医师、针、按摩与咒禁四大部分。而医师又细分为五大科，分别是体疗、少小、疮疡、耳目口齿、角法。由此可见中医原本无“内科”之称。传统概念中，除特殊标明而独立的专科，如妇、儿、口齿耳目、正骨之外，其它的病症几乎都属于体疗（内科）内。

专科医学的发展日益趋向成熟，一般认为从远古至公元前三世纪，是我国医药学的萌芽时期，公元前221年至220年秦汉时，是中医奠定基础的时期，公元265至960年，晋随唐五代时是中医大发展的时期。

1体疗科

(1)对疾病认识的进步

隋政府组织医学家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中医学论述病因、证候及疾病分类的专著，书中把疾病分为67门，证候1739种，这是以往医籍均未达到的规模。

从深度上看，《诸病源候论》一书对许多疫病的病因、病机、病变、分型、鉴别等各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如对消渴、癫病、虚劳、脚气、丹毒、破伤风的描述详细而精确。对疾病分类方面，�毙匀炔》治�撕� ⑹逼� ⑷炔 ⑽虏 ⒁唣莶‖謇唷6源�拘匀炔〉牟∫颍�岢霾∪艘蚪哟ァ俺遂逯��倍�貌。�笔倍灾虏≡�蛴幸欢ǖ娜鲜叮�缛衔�择ю莺凸钦簦ń岷耍┪��础br>

陈延之撰的《小品方》中亦强调：“天行瘟疫”与“伤寒”的不同。“经心录”中把热性病分为伤寒、热病、风湿、湿病、阴毒、阳毒、热毒、瘟疫、天行节气九种。医家在临床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认识。

（2）疾病认疗方法的进步

诊断学：孙思邈的诊断学见解是“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他认为诊察病人的时间应选择在早晨，因为早晨饮食还未进，阴气未动，阳气未散，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精取其脉，知其逆顺。因此，孙氏提出“非其时不用”。再指出“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孙思邈认为不可只凭脉断病。

治疗学：孙思邈对临床治疗主张是“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他列举很多治疗良方，如水肿病属难治之症，认为盐与水肿有关，应注意忌盐。他对甲状腺肿有一定了解，用容易推广含碘的羊靥代替南北朝时深师采用的鹿靥治疗甲状腺肿。用槟榔治疗绦虫病，用麻黄平咳喘，用乌豆和谷白皮治疗脚气病，用白头翁、苦参治疗痢疾等。

（3）由“辨病论治”向“辩证论治”过渡

唐朝时诊疗倾向于汉朝张仲景奠定的“辩证论治”，主要表现是证候组合。如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医籍中，出现在每个病名之下，都列举了大量方剂，这些方剂都是根据不同的证候组合、分类列举的，可以看出逐步由“辨病论治”过渡到“辩证论治”的原则。

2外科

中医的疮疡科就是中医的外科，古代时称为疡医。疮疡科临床掌肿疡、溃疡、金疡与析病。治疗未溃肿物、已溃疮疡、刀枪箭伤与骨伤。正骨在隋唐时期由按摩博士等直接负责教学与医疗，外科手术中较为进步的是正骨科。唐朝骨科医家蔺道人，是一位精通骨科医学的道家。他撰有《仙援理伤继断方》一书。倡导骨伤治疗常规中，强调正骨麻醉，清洁伤口，检查诊断，牵引复位，敷药固定，定期复查等。他在治疗技术上，已能应用手术治疗粉碎性骨折，在改进骨折固定的方法与原则中，强调有效固定与不发生骨折再移位的前提下，患肢应作适应运动，这些治疗与护理，可促使加速愈合与减少伤后病残的发生。

《诸病源候论》中提到，将原属内科杂病的“肺痈”列入外科病证，对恶性肿瘤已有记载，描述“离疽”和“杼疽”的证候特征。此二证均可在半月左右致人于死，揭示这些病的外观主证及预后不良。这是中医对恶性肿瘤的较早记载。

3针灸科

针灸疗法，是我国中医学中一个重要学科，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编著了《黄帝针灸甲乙经》，书中基本内容是按照脏腑、腧穴、气血、经络、病机、刺灸法及禁忌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厘定腧穴的总数是654穴，比内经书上多189个，其中有单穴48个。提出禁针穴8个，不宜深针穴4个，禁灸穴31个。

孙思邈则重视药物和针灸的配合治疗。他提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尢非良医，知针知药，固是良医”。又提出：“或一病用数十穴，或数病只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他最早提出“阿是穴”的名称和作用，据此后世才有天应穴、不定穴的痛点论述和应用。

王焘的《外台秘要》阐述“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的观点，因此王焘只录灸法，不录针法，着重介绍明堂灸法。

4按摩

按摩术是一种古老的疗法。隋唐时期，按摩药法盛极一时，《唐六典》载：“风入肢节脏腑积而疾生，宜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生，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外台秘要》中载“手当千遍，药力才行”等。总之唐朝的医学发展是辉煌的。

（二）护理实践

隋唐时期，专科医学得到很大的发展，护理实践也相应地丰富起来。

1,外科

《诸病源候论》中对外伤引起肠断急救时说：“肠断裂若一断端不见者，不可救，若两端可见者即可缝合”。并详细说明断肠“

古代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1、黄帝内经

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巨著，是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2、难经

是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简称，共三卷（亦有分五卷的）。原题秦越人撰。

3、伤寒杂病论

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4、本经

中国汉族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扩展资料

中国古医书是古代医学的传承，极具医学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中华医学源远流长，名医辈出，创造出了很多辉煌的医学成就，影响远播日本、欧洲，并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古代医书原著跟现代翻印的古代医书内容有很多出入，由于年代久远，当代的翻印古医书缺失了很多内容，所以中国古医书原著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中国自古医学著作到齐了 上面是书目名称 下面是详解 望采纳

一、《脉经》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5×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冢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公元475-公元265年（战国-三国）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它并非一人一时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三卷（也有分五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此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

《伤寒杂病论》为张仲景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不久，由于战乱原著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公元265-960年（晋-五代）

这一时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为齐梁间的全元起，他注释《皇帝素问》八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到南宋时失传。

隋唐时期，杨上善又将《内经》分类编纂和注解，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时期的王冰。他历时十二年，于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脉经》作者王叔和，成书于魏晋。《内经》《难经》均有关于诊脉法的阐述，王叔和搜集有关脉法的资料，采集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脉经》十卷。

《诸病源候论》于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撰。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对病源的认识。

《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著，他先著成《金匮药方》100卷，因篇幅浩繁，不便携带，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肘后救卒方》现存8卷，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十分重视医家的医德。孙思邈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却不拘泥。他很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千金要方》首列妇人方3卷，少儿婴孺方2卷。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著作。全书40卷，分1104门，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内容包括有今天的内、外、骨、妇产、小儿、传染病、皮肤、五官、畜疾等科的证治。本书主要选辑东汉到唐的很多方书而成。临床各科编排较为合理，先论后方，次序井然。重视急性传染病，伤寒、温病、疟疾等，所占篇幅较大，说明对传染病具有相当知识。

《针灸甲乙经》晋代皇甫谧著，成书于256-282年，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重点介绍腧穴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此书影响久远，其他一些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此书也较早传到国外。

《刘涓子鬼遗方》南齐人龚庆宣著，约成书于475-502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主要内容，载金疮、痈疽、疮疖、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140多个。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隋唐蔺道人著，约成书于841-846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学科价值的伤科专书。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书中载40余方，为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960-1368年（宋-元）

《太平圣惠方》是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

《圣惠选方》，成书于1046年，由何希彭节选《太平圣惠方》中的精要部分，编辑而成。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朝诏令太医裴宗元等人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载方297首。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时全书10卷，附《用药指南》3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

《圣济总录》：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7年（1111-1117年）编成此书。共200卷，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万首，前代方书几乎全部被囊括。

《济生方》宋代严用和著于1253年，是严氏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原书已佚。

《三阴极一病证方论》，宋代陈言著，全书15卷，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金代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可靠而价值较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金代张元素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脏腑标本虚实用药式》等。

金代张从正著《儒门事亲》。

金代李杲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

元代王好古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

元代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伤寒辨疑》等。

公元1368-1840年（明-清·鸦片战争前）

《本草发挥》1384年徐用诚编撰。

《救荒本草》1406年朱骕编撰，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

《滇南本草》约1476年，兰茂编撰。

《本草集要》1492年，王纶编撰。

《本草纲要》1578年，李时珍著，共52卷。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

《证治准绳》1602-1608年，王肯堂著，全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经据典，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

《寿世保元》1615年，龚廷贤著，共10卷。

《外科正宗》1617年，陈实功编著，此书主要是作者对其外科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书中尚有外科疾病插图若干。

《瘟疫论》1642年，吴有性著。该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对传染病方面有独到见解。

《温热论》叶桂著。书中总结了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湿热条辨》薛雪著，此书对湿热病的病因、证侯、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诊治法则，以条文形式作简要阐述，其中还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本草纲目拾遗》1765-1802年，赵学敏著。载药921种，其中有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

1、《黄帝内经》（相传为黄帝所作）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相传为黄帝所作。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黄帝内经成编于战国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有关天文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2、《伤寒杂病论》 东汉 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规律，它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著作，开创了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先河；同时在制剂学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历代医家无不尊张仲景为“医圣”，故有“医圣者，即医中之尧舜也，荣膺此誉者，唯仲景先师。”

3、《神农本草经》 （相传为神农氏所作）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4、《本草纲目》 明 李时珍

《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

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

卷1“历代诸家本草”，介绍明以前主要本草41种。次辑录明代以前有关药物气味阴阳、五味宜忌、标本阴阳、升降浮沉、补泻、引经报使、各种用药禁忌等论述，其中又以金元诸家之论居多。卷3～4为“百病主治药”，沿用《证类本草》“诸病通用药”旧例，以病原为纲罗列主治药名及主要功效，相当于一部临证用药手册。

5、《千金方》 唐 孙思邈

《千金要方》又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方》，是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作者孙思邈，共30卷，是综合性临床医著，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唐朝孙思邈所著，约成书于永徽三年（652年）。该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

《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医学成就，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其治内科病提倡以"五脏六腑为纲，寒热虚实为目"，并开创了脏腑分类方剂的先河；针灸孔穴主治的论述，为针灸治疗提供了准绳，对针灸取穴的准确性颇有帮助。

参考资料：

-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

-千金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