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说得通得看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其实不论刘备是否真的是汉朝皇室后裔，但他凭借这个身份成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名声与尊重，这就足够了。
刘备是何许人也不用多说了，主要来看看他一直自称的身份吧：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汉景帝自不必说，开创大汉文景之治的圣明君主。那么这个中山靖王，又是什么人呢？刘备为什么要以中山靖王之后自居呢？
刘胜，汉景帝之子，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兄弟。刘胜因胎投的好，生于帝王家，所以一辈子衣食无忧，也不需要啥努力，刘胜一辈子奉行的原则就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到死也没啥作为，不过。他之所以被后世所知，除了刘备自称其后代之外，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原因就是，这小子精力过剩！短短五十多年的人生里，据说只是儿子就生了120多个！真可以称得上是子孙后代遍地开花了。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削弱皇族后裔中有潜在威胁的势力，所以想到了一个主意，那就是要求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拿出来，分给自己的后代。身为中山国君的刘胜的后代这时候就吃亏了。别人家可能两三个儿子分一块蛋糕；而刘胜的蛋糕就那么大，再分给120多个儿子，那就难免会有人吃不饱了。而这也侧面导致，刘胜家的后代，很可能过了几辈就不会再有封地，成了平民老百姓了。
刘备家世居涿郡，而涿郡又是以前中山国的地盘，所以刘备以中山国第一任国君刘胜的后代自居，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刘备是不是真的有皇室血统这一点，说不定还真有，只不过，已经无从考证了。演义中说汉献帝叫人拿出族谱查验身份这个情节是不靠谱的。因为在史料中留存的汉王室族谱中，并没有刘备的名字。
刘备世之枭雄，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业，总会给自己找出充分理由的，是否说得通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有人信。
编草鞋的步骤如下：
1、准备材料：麻绳、纸张、金属丝、剪刀、胶水。
2、将纸张裁成长方形，然后用一根金属丝来作为辅助，将纸张与金属丝倾斜45度来卷起来，然后用胶水粘一下固定，就是一根纸绳了。
3、首先先编织鞋子的底，用纸绳来开始如图进行编织。
4、编织到纸绳长度时，用胶水涂在末端，然后粘上下一根纸绳就可以了。
5、继续进行编织，这样就编织好足够大的鞋底了。
6、找到绿色和红色标出的绳子，然后来交叉。
7、将底下的绳子立起来。
8、这样将所有的横向的绳子都成为立起来的样子，继续编织。
9、用**绳子标记的这个位置作为鞋头正中间。
10、开始编织鞋头的部分，注意不要全部来编织，将编织鞋头的位置来进行编织。
11、继续进行编织，完成鞋头的编织。
12、进行收尾工作，将纸绳向下编织，来编织固定。
13、将绳子剪断。
14、将上面的绳子都剪断，然后涂上一层胶水粘牢固。将鞋子放在一边等到胶水干透。
刘备血统高贵，却出生在清贫的家庭，这要“感谢”他的刘氏老祖宗汉武帝刘彻颁布的“推恩令”，汉武帝的这条发令的推行在维护中央政权的稳定的同时，极大地影响了像刘备一样的刘氏后人的幸福指数。刘备虽然是汉朝皇族后裔，但黄巾起义爆发前，刘备只能靠贩卖草鞋和草编工艺品卫生，若是放在现在，估计刘备慢慢就成长为草编大师了。
我们说刘备的早年的落魄要归咎于“推恩令”，那么“推恩令”为什么会越推越让刘氏子孙不幸福呢。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推恩令”的内容。
汉武帝刘彻继位之后，十分忌惮诸侯国的存在，“七王之乱”对帝国造成的伤害还历历在目，汉武帝一直在思考如何削弱刘氏诸侯国手中的权利。于是，有人向汉武帝提出了“推恩令”，即强制要求现有的诸侯国国君死后，要不分嫡庶，向自己所有的儿子分封土地，而继承者也要按照同样的方法，在自己死后将土地分给每一个儿子。这正是“推恩令”的厉害之处，它虽然表面上将特权赋予了更多的刘氏子孙，但却为诸侯国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因为土地是有限的，总有一天刘氏子孙会无地可分，到那时，所谓的皇族特权就没有了，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刘备那个坑后代的老祖宗是汉景帝的第七子刘胜，被封为中山靖王。这个人爱喝酒，也好色，生殖能力却强大无比，生下了一百二十多个儿子，试想这么多的儿子得需要多少土地来分配呢，何况两百多年后才冒出来的刘备，哪里还有好果子吃，实际上，刘备的父亲已经混成了平头百姓，所以，刘备靠卖草鞋为生计也就不奇怪了。
《大揭秘》白求恩为什么会来到中国，著名的战地记者吴印咸正在前线采访。听说一名外国医生正在前线帮助伤员做手术，于是赶紧过去，用照相机定格了那一瞬间。就是这张照片，白求恩身着八路军服，袖子卷的高高的，胸前系着一条长橡皮围裙，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细边老花镜。这张照片，也成为了日后白求恩最著名的，最具代表性的一张照片。
白求恩
从1938年3月31日到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中国前后待了589天，就是这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却让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他。那么，白求恩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名拥有精湛医术的外科医生，义无反顾的离开祖国，来到万里之外的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呢
白求恩在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检查八路军伤病员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人，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938年来到中国参与抗日革命。在中国，他在抗战一线，与死神搏斗。给战士们带来了生的希望。成了战士们的保护神,有白求恩在，他们的生命就有保障。“进攻!白求恩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战士们冲锋陷阵时呼喊的口号。
1938年6月 白求恩在欢迎会上讲话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位于武汉市长春街的八路军办事处。在这栋楼里，白求恩见到了周恩来，他顾不上长途颠簸的疲惫，一上来就急切地问：“我能不能直接到山西去呢”周恩来微笑着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到山西去呢” 白求恩认真地回答说：“我来之前就知道那里打了胜仗，是抗日的前线。我是个军医，应该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听完白求恩的话，周恩来连连点头，但却没有马上答应白求恩的请求。而是建议他先到延安，对红色根据地有一个初步认识以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1939年2月26号，白求恩接到通知，八路军部队即将在广灵公路打一场伏击战，要求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前去准备救治伤员。于是，白求恩在距离前方战场约10里地的一座小庙里设定了临时急救站。医疗队在庙顶绷了白布，又用两张门板搭成了一个手术台，野战医院，面阔、进深均仅一间。战斗开始以后，伤员被不断地送来。白求恩大夫在这里坚持工作，直到战斗胜利结束。在屯庄期间，他除了抢救伤员外，还热情为当地群众治病，帮助群众干活，同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小庙至今保存完好。
白求恩大夫在战时医院门前
野战医院门口需要救治的伤员
白求恩为什么要来中国
1936年9月，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了广泛联合国际进步人士支持国内抗战，自筹经费先后奔走香港、法国、荷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友晚餐会，恰巧加拿大***员、著名胸外科医师白求恩也应邀参加晚宴。
当时，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主任。他曾在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时，跟随加拿大志愿军到西班牙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过伤员。当白求恩听说陶行知来自战火纷飞的中国时，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陶行知先生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白求恩大夫被陶行知的满腔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他毫不犹豫地向陶行知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陶行知听后十分感动，连忙说：“谢谢!谢谢!”
白求恩从美国返回加拿大后，立即按与陶行知先生的约定展开工作，很快组建了一支医疗队。1938年3月末，他率医疗队不远万里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便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白求恩大夫以精湛的医疗技术，为中国的抗日军民服务，培养了一大批医务工作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和美国***的派遣，在1938年从西班牙(帮助西班牙反法西斯,为西班牙人民服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加拿大名医白求恩, 毅然放弃优裕生活,率医疗队来到中国。 1938年经汉口到延安,并连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从不熟悉中国国情、根据地条件到和根据地人民打成一片，热爱八路军干部，战士。 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热忱，深入前 线，抢救伤病员。对协助他工作的方医生、童翻译等人从不理解、产生误会到建起 亲密的战斗友谊。他并为伤员亲自输血。在一次手术时，割破中指感染丹毒，引起败血症。在临终前，他将随身所带医用手术刀赠送给方医生，希望他继承遗志，为人民服务。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加拿大人十分疑惑:为啥中国人对白求恩崇敬无比
几个月前，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准备去中国工作一年，而且已经学了一些中文。有一天他跑到多伦多的中餐馆去实地练习，还被人夸奖发音准确。女侍者好奇地询问起了他的职业，他说是医生，那人便立刻激动地叫起来：“ 白求恩!”
白求恩在这里 不是名人
朋友十分迷惑地问我：白求恩只在中国住了18个月，怎么在他去世后的60多年，人们对他还是如此记忆犹新，崇敬无比我向他解释：中国有几代人在小学时就被要求背诵老三篇，而其中的一篇就是《纪念白求恩》。毛泽东在文章中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可在我朋友的眼里，白求恩虽然了不起，但并不纯粹。他实在不愿中国人把他这个加拿大普通医生和白求恩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白求恩在加拿大并不是名人，十有八九的加拿大人不知他是何许人，知道他的人一半以上对他也不认同。我的丈夫便是其中的一个。
于是连续几年，我和丈夫路过白求恩诞生的小镇时，他和我每每只对看一眼，没有人建议停一停。直到我的父母从中国来加，在两位老人的要求下，我们才决定为他们开上这条以白求恩命名的公路出口，去拜访这位在中国妇孺皆知的第一号加拿大人名人。
中国人到加拿大 找“白求恩”
清晰显示的路标把我们带到一处平静的街区。我们看到一幢墙上画有白求恩头像的白色房子。难道这就是他的出生地疑问刚出口，一辆旅游巴士便停在了我们的车后，下来了满车的中国人。我和父母马上混入其中，只为能够仔细聆听中国导游的中文讲解。
丈夫听不懂汉语，便抱着小儿子东走西看。整个纪念馆里，只有他与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是加拿大人。翻开厚厚的留言簿，密密麻麻的全是中文。放映的录像是中文解说，发放的资料是中文印刷，小卖部的纪念品是中国制造……他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是——连这个纪念馆都是应中国人的要求而创建的。
原来，随着在加拿大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来寻找白求恩故居的人也在增加。这个名叫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 、距多伦多以北200公里、只有两万人口的小镇，原本默默无闻，但逐渐地出现了许多在街头上找寻英雄足迹的中国人。于是，在中加建交的1976年，加拿大政府购下了白求恩出生的米**牧师住宅，将其复制到1890年白求恩诞生时的原貌，又把相邻的白色房子布置成了白求恩纪念馆。2002年8月，中国血统的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又亲自到此，为白求恩的铜像揭了幕。
我让6岁的儿子站在白求恩出生的床前，为他照了一张像。脑子里缠绕的还是：这位出生在地球这一面的人，何以在另一边创造了如此的丰功伟绩此时丈夫终于在故居的二层楼上，找到了加拿大人制作的英文白求恩生平展览，忙拉着我过去一起仔细观看。
白求恩的祖先来自苏格兰，祖父是有名的外科医生，父亲是虔诚的基督牧师。白求恩在8岁的时候，强烈要求家人将他的本名亨利改为祖父的名字诺尔曼，因为他已经立下大志做外科医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做担架员负伤后，他便回国开始了漫长而完好的医科训练。在加拿大、英国、美国的学习把他的医术培养得炉火纯青，使他最终成为蒙特利尔收入最高的胸外科主治医生。由于他本人曾经从肺结核的魔掌中逃出，他十分不愿接受治疗基于财富这个事实。以肺结核为例，富人可以保命，穷人则要面对死亡。
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里程碑。为此他不辞劳苦跑到苏联去取经，因为那是第一个建立全民保健医疗的国家。在那里他找到了组织，加入了***，也把眼光望到了全世界。1936年，他满腔热忱地去西班牙支援那里的反法西斯战争，发明了流动血库和输血技术。可惜他太感慨于战争的残酷，酗酒毁坏了他应有的荣誉。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白求恩再一次感受到了强烈的呼唤：我要到中国去，因为那里的需要最迫切!他在枪林弹雨中穿着草鞋不取分文地救命;他把自己的衣服、干粮、药品、鲜血分送给中国伤员;他创下了在69个小时内为115 名伤员动手术的纪录;他是全世界医生的医生……
良渚
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宁绍平原-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江南最具特色的一个文化系列。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河姆渡文化，被认为是江南地区迄今最早的、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遗存。其后发展起来的马家浜文化或草鞋山文化分布范围更广。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嘉兴马家浜、吴县草鞋山等，距今6000年左右，他们发展成为甚为发达的良渚文化。
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有待进一步考古确定。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在省文物局良渚管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瓶窑镇上的古城遗址。东西南北四个城墙门，如今安安静静地躺在农田里，四周有少量的住家。
城墙上留下原始居民生活垃圾痕迹
北城墙同样也挖出了一个坑，同样的黄土和石头，唯一不同的是“这座城墙坑比较考究，底部到地表的夯土层是泥和沙相间，而且很有规律，从上到下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做工非常考究”，据刘斌推测，土墙上的那些黑色杂物，应该是原始居民残留下的生活垃圾。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非常意外，缘于去年6月一次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基建项目。
当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挖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河沟。这让刘斌感觉到有戏，随后，他带领考古队员深入挖掘。洛阳铲一把铲下去(洛阳铲，长柄，铲头为半圆筒状，打入地下再提起来时，铲头就能带出一筒土，对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别)，在4米多深的地方，铲头碰到了石块，换个地方再铲，在差不多的深度再次碰到了石块。当泥土一层层挖去，一大片石块露出来，经过局部解剖发现，这一高地是由人工堆筑而成，宽60多米，深近4米。
结果考古人员发现整块土地其实都是人工夯筑而成——土质为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在黄土下面，铺着一层石块，石块比较圆滑，应该是从周边现成拣来的。之后的挖掘证明，这大堆的黄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稻田下的那条沟渠是护城河。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
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古城文明势力曾影响半个中国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说，说明良渚古城的意义，得站在“良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高度着手。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如今又找到了城墙，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古城面积与颐和园差不多
城墙比西安城墙宽2～4倍
本报讯浙江省考古所近日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还有待于在进一步考古工作后才能确定。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这座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良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被誊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发祥地。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
河姆渡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编辑本段]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赣剧 弋阳腔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弋阳腔诞生在江西弋阳。弋阳腔以它前所未有的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弋阳腔曲调高亢，弋阳腔自由的表演风格和高亢的旋律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凝结成的。弋阳人“刻厉自奋，矜谨节义，”秉性耿直，崇尚宗教，弋阳腔就是弋阳人顽强生命力的表现。
弋阳腔显著特色是"一唱众和"，以打击乐和丝、竹、弦、管等乐器配乐伴奏，唱腔可塑性大、声调高亢，既具南方温柔敦厚之雅韵，又兼北方慷慨激昂之气质。
弋阳腔又通称为高腔，气氛热烈，它的粗犷、豪放、激越、明快的特点，深受广大劳动群众的欢迎。
弋阳腔的脚色分为小生、正生、老生、二花、三花、小旦、正旦、老旦等行，其唱腔结构最初采用曲牌联套体，演出时仅辅以锣鼓而不用管弦伴奏，演员一人演唱，数人接腔，形成极富特点的"徒歌、帮腔"演唱方式。
湘剧的剧目丰富。大小剧目达1155个。其中高、乱声腔的剧目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湘剧的传统剧目，不少出自宋末南戏、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也有少数系艺人创作和改编的剧目。高腔的“四大连台”和“六大记”，是演出时间最早，保留时间最长的代表性剧目。“四大连台”为《封神传》、《目连传》、《西游记》、《精忠传》，每本可连台演出五至七日。六大记”为《金印记》、《投笔记》、《白兔记》、《拜月记》、《荆钗记》、《琵琶记》。乱弹的“八大连台”、“江湖十八本”和“三十六按院”，则是经常演出并为观众所熟悉的剧目。
湘剧传统剧目中有清代王船山创作的《龙舟会》和杨恩寿创作的《坦园六种曲》，其中《桂枝香》、《再来人》两出为清代剧评家吴梅所推崇；《桃花源》、《麻滩驿》、《理灵坡》三出取材于湖南地方的历史和民间传说，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建国后，依靠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的合作，对湘剧的丰富遗产进行挖掘、整理，上演剧目由两百多个增至四百多个，并及时抢救了行将失传的剧目三百二十多个。重点加工整理了《拜月记》、《追鱼记》、《拨火棍》、《水牢记》、《金丸记》、《玉簪记》、《黄飞虎反五关》、《金沙滩》、《六郎斩子》、《百花公主》等六十多个剧本，《拜月记》、《生死牌》拍摄成舞台艺术片。
湘剧的高腔源于弋阳腔，早在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人徐渭的《南词叙录》已有关于弋阳腔在“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的记载。弋阳腔在传人长沙之后，经“错用乡语”、“只沿土俗”和融合打锣腔等地方音乐，从而在弋阳腔滚唱基础上衍变成湘剧高腔。从《精忠传》等古老的连台本戏以高腔、低牌子合演的情况看，后者的产生年代约与前者同。
昆曲传入长沙时间稍晚，根据“长沙老郎庙班牌”，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和六年，既唱高腔、也唱昆曲的长沙福秀班和老仁和班先后成立。作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二十八年间的江宾谷所作的《潇湘听雨录》卷三，曾记载湖南布政使杨廷璋陛见时，官场公饯，曾演出昆曲《三多》。这一时期当是昆曲传入长沙的时间。高、昆同台演出，直接影响到高腔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发展，使之从偏重大锣大鼓的武戏，变为也唱小锣小鼓的文戏。当年老仁和班小生喜保和杜三演唱的《赶斋泼粥》、《打猎回书》等高腔戏，也曾经吸收了昆曲表演中许多优美、细腻的做工和舞蹈，在当时也曾名噪一时。至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昆曲逐渐衰落，并退出湘剧舞台。光绪三十一年，长沙人叶德辉在《和桧门观剧诗》中有“昆山近又无人会，那解寻源白石翁”句，说明当时昆曲在湘剧中的处境。
乱弹又叫做“南北路”。其来路尚无定论，但湘剧在吸收了徽班中的《大长生乐》、《偷鸡》等一类剧目，并将其曲调称为“安庆调”，其他属于安庆“花部”的《水淹七军》、《龙虎斗》、《路遥知马力》、《王祥吊孝》、《李大打更》、《困曹府》等，也都是湘剧经常演出的剧目。
徽班源自于秦腔的《如意钩》、《锁云囊》，后来也传到湘剧班。此外，湘剧还从汉剧中吸收了《酒毒杨勇》等剧目，可见湘剧的早期发源与徽剧、汉剧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南北路声腔的传入，在湘剧舞台上开始出现了高、乱合演的剧目，如《金丸记》中《盘盒》一折唱高腔，《拷寇》一折唱乱弹腔。由于高、乱同台，得以互相借鉴，并且相互促进：高腔吸收了乱弹所长的做工和武打；乱弹则受高腔滚唱的影响，发展了长段流水，如《斩李广》中连唱四十八个“再不能”，《程济赶车》中连唱二十四个“可怜主”等，使湘剧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又前进一步。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京剧流入长沙。四年后，又有十八个京剧艺人在长沙参加湘剧班并同台演出，湘剧艺人又向京剧学习难度较大的武功，在演唱中吸收了京剧的一些花腔。
综观以上的湘剧四种声腔的衍变，大体可以断定，湘剧发源于明代，至清朝中叶已逐渐形成为多声腔的剧种，又历经变化而形成以高腔和乱弹为主要声腔。其班社在康熙年间大多以唱高腔为主，或高、昆兼唱，如福秀班、老仁和班。乾隆年间班社逐步增多，如以唱昆曲为主的大普庆班，浏阳、醴陵一带则出现由九人组成的"案堂班"(见乾隆《醴陵县志》“风俗”条)。当时。长沙、湘潭已经修建老郎庙，并于乾隆末年设九麟科班。道光年间成立以乱弹为主的仁和班。同治、光绪年间，班社蓬勃兴起，至宣统元年(1909)，长沙城内有仁和、庆华、春台、仁寿、同春等五班，湘潭有永和、庆和等班，浏阳有清胜班，宁乡、益阳有大观班和福林班，至建国前夕，湖南全省湘剧班社达二十一个，艺人一千二百多人。自道光年间起，至建国前夕，所建立的科班达二十八个，开科六十多期，分布于长沙、湘潭、浏阳、醴陵、茶陵等地。其中以道光后期起科的五云科班开科最长，经历数十年，培养艺人四百多名。其后较有影响的有三元、华兴等科班。1920年后设立的福禄、九如、福喜等坤班，是专门培养女艺人的组织，开科长达十余年。�
湘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有剧目千余个，内容丰富：有来自北杂剧的剧目，如《单刀会》、《诛雄虎》、《回回指路》等；有来自早期弋阳腔的剧目，如《目连传》等；有来自弋阳腔和青阳腔的剧目，如《琵琶记》、《白兔记》、《金印记》等；还有大量《三国》、《水浒》、《杨家将》及"三十六按院"的一大批南北路剧目。经演出实践的消长更迭，现有传统剧目六百八十二个，其中弹腔剧目有五百个以上，高腔剧目近一百个，低牌子剧目保存在连台大本戏中的有二百多折，但独立单出的则为数不多，昆腔及杂曲小调剧目亦少。
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宣传革命和抵抗侵略的创作剧目，最有代表性的是《刺恩铭》、《广州血》、《东北一角》、《血溅沈阳城》和改编的《新会缘桥》、《旅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增加了很多新的剧目，来源有：一、移植剧目，如《白毛女》、《血泪仇》、《陈三五娘》、《生死牌》》等；二、改编整理传统剧目，如《拜月记》、《追鱼记》、《百花公主》、《金丸记》等；三、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剧目，如《文天祥》、《巴蔓子》、《园丁之歌》、《郭亮》、《湘潮》、《金家三只凤》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田汉在长沙举办战时歌剧训练班，曾经先后组成七个湘剧抗敌宣传队，在湘南和广西桂林一带活动。抗日战争中，罗裕廷、吴绍芝、陈绍益等不少湘剧著名演员死于战火中。湘剧业余组织名“社”，又称“票房”，以清光绪初年在长沙成立的“南雅社”最早；稍后的“闲吟社”则较健全，曾刊印《湖南戏考》、《戏源复活》两种刊物，并搜集校正湘剧传统剧本三十余集，剧目四百多个。湘潭亦有“如意堂”等业余演出组织。建国初，湖南军区洞庭湘剧工作团成立，1960年，改建为湖南省湘剧院，长沙、湘潭、益阳、茶陵、株洲等地也分别建立了湘剧专业演出团体。1969年湖南省湘剧院曾并入湖南省湘剧团，1980年恢复原建制。
湘剧由于长期在省会长沙演出，视野比较开阔，艺术交流相对也多于本省的其他兄弟剧种，因此表演艺术上的革新得风气之先。加之省会长沙人文荟萃，观众文化水平较高，在清同治、光绪以后，文化人对湘剧颇为关注，如王先谦、王阎运、杨恩寿等，对剧目、表演多有评论。特别是晚清和民国期间，长沙的湘剧艺人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艺术上保守思想比较少，因此湘剧有一批经常上演的折于戏，表演上提高比较快，达到了精雕细刻的程度。
1、唱腔
湘剧的表演融高、低、昆、乱四大声腔于一炉，并吸收了青阳腔、四平调、吹腔以及〔南罗腔〕、〔银纽丝)、〔鲜花调〕等杂曲小调。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高腔和乱弹已成为今湘剧艺术中的主要声腔。
高腔是湘剧主要声腔之一，源于江西弋阳腔。进入湖南后，较快地吸收了湘中、湘东民间音乐并扎下根来，成为湘剧早期的高腔，其代表剧目为《目连传》。高腔向来为锣鼓伴唱，不托管弦，一人启口，众人帮唱，在高腔系统中较为淳厚而又率真奔放，属联曲体，其结构承袭了南北曲套曲的体制。在一折戏中，由引子、过曲（包括正曲和集曲）和尾声三部分联缀组成套曲，习惯上称作“一堂牌子”。
高腔曲牌有三百余支，有南北之分，南曲多于北曲。每支曲牌一般由“腔”和“流”（放流）两部分构成。凡属句幅大、旋律强、用人声和打击乐帮钹声作为结尾的乐句称为“腔”；而字多声少，朗诵性强，只有鼓、板击节的“滚唱”称为“流”。即一支曲牌中，在“腔”的前面增加词句，成为长段流水板，可以起到丰富曲文内容和淋漓尽致地表达思想感情的乍用。根据调式、旋律变化，曲牌功能各异。表观叙述和欢乐、热烈气氛的有〔金莲子〕、〔黄莺儿〕、〔山花子〕、〔东瓯令〕、〔风入松〕等；表观慷慨、激昂、悲壮情绪的有〔北驻马听〕、〔胡十八〕、〔阵云开〕、〔山坡羊〕、〔红衲袄〕等；表现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场面的有〔汉腔〕、〔棉搭絮〕、〔端正好〕、〔叨叨令〕、〔滚绣球〕等；表现沉思和怀念、凄切、悲哀感情的有〔四朝元〕、〔下山虎〕、〔挂金鱼〕、〔江头金桂〕。尚有一种由不同曲牌的腔句互相“穿”、“挂”，在调高、调式上互相转替交换，糅合而成的〔八声甘州歌〕、〔锦堂月〕、〔梅花塘〕、〔三仙桥〕、〔孝顺歌〕等，别成一格，能适应剧中情节和人物情绪的变化，表现力强。此外还有一些如〔乔木遮〕、〔绣停针〕等属于民歌、小调性质的曲牌。
高腔的节拍可分两类：一种是整规节拍类型，一种是节拍较为自由的散板类型。板式按习惯称呼有单板、夹板、散板、滚板、快打慢唱、回龙等。唱词绝大部分是有牌调的长短句，但〔汉腔〕类为整齐的七字句。建国后，湘剧音乐工作者为了使高腔适应于表现现代生活，运用“穿、挂、索、犯”等手法，谱写出一批新曲，如《园丁之歌》中“要为无产阶级争荣光”的大型唱段，就是由〔北驻马听〕、〔红衲袄〕、〔混江龙〕、〔新水令〕一类曲牌“穿”、“挂”而成，既保留了传统声腔的特点，又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如今演唱高腔已试用管弦伴奏，帮腔以人声帮腔和乐器伴奏相结合。�
乱弹又称作“弹腔”、“南北路”，属皮黄系统的板腔体音乐。南路相当于二黄，北路相当于西皮；又各有其反调，称为反南路与反北路，相当于反二黄与反西皮。平板（即四平调）、安庆调（即吹腔）、七槌半（即南罗腔）均归于乱弹腔。南北路声腔的主要区别在于各有不同的基本调式旋法，形成不同定弦。乱弹的板式南路有慢三眼(又名“十板头”、“四块玉”)、慢放流、慢走马、走马放流、快走马、快打慢唱、散板、滚板及导板、哭头和联弹等：北路有慢板、快三眼(相当于京剧原板)、二流(相当于京剧二六)、垛子、快打慢唱、散板、滚板、导板、哭头和联弹等。此外，通过创造发展出南转北、正转反，南路垛子、十八板、宝塔歌等独特的形式。就节奏和情绪而言，南路流畅委婉，速度缓慢；北路开朗活泼，速度较快；南路反调则凄凉悲愤。唱词基本上为整齐的七字句或十字句，上下乐句反复进行，乐句中又有小停顿，常垫以小过门。一般上下乐句是不可短缺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省去某一尾句，以锣鼓代替，习称“包皮”。
低牌子也是一种联曲体唱腔。曲调形式为三段体，即开始有个“引子”，系散板，速度最慢；主体为三眼板与一眼板或无眼快板，速度平稳；最后曲调急转直下，除用管弦乐伴奏外，加入锣鼓，造成高潮结束，谓之“合头”。但也有不是三段体的，或无引子，或无合头，或仅有主体。曲牌也有三百多支，分低牌子、番牌子、过场牌子三类。低牌子一般通用；番牌子专用于番邦人物的唱做；过场牌子大多是无词曲牌，如发兵用〔泣颜回〕、上朝用〔六么令〕、饮宴用〔园林好〕等。一说低牌子即昆腔，是昆曲地方化之后的俗称。词格、曲格均与昆曲相同，曲牌名称也大多一样，只是唱法上大同小异，较昆曲粗犷平直。�
昆腔于明末清初传入。清康熙六年(2667)成立的老仁和班，为高昆兼唱。乾隆年间，还有一个专唱昆腔的大普庆班。常演剧目有《游园惊梦、《藏舟刺梁、《剑阁闻铃》、《宫娥刺虎》等。后因乱弹(南、北路)兴盛，至同治、光绪年间，昆腔逐渐衰落，时至今日，湘剧己无昆腔剧目。
2、表演特点
湘剧的表演艺术，早期的高腔连台大本戏，重功架与特技。且融“百戏”、“杂技”、“武术”等于其中，如《目连》大戏很讲究“射叉”、“叠罗汉”、“爬竿”等技艺。青阳腔进入后，从偏重大锣大鼓的戏，变为也唱小锣小鼓的戏，特点是唱重于做，做工生活气息很浓，程式化的动作不多，如《琵琶记》、《金印记》的表演艺术，至今仍保留着凝重、古朴的风格。昆腔进入以后，表演艺术又有所发展，吸收了昆腔载歌载舞的特点，唱做并重，舞台表演活泼多姿，如《白兔记o打猎回书》、《破窑记·赶斋泼粥》，相传这是老仁和班小生杜三和喜保的创造，传演至今，仍有很大的艺术魅力。自从弹腔(南北路)进入湘剧后，在表演程式上有所加强，出现了一批如《水擒庞德》、《五台会兄》等以造型、功架著称的剧目，增设了紫脸这个行当。紫脸始于仁和班的郭少仁。同时由于高、弹同台，高腔吸收了弹腔所长的做工和武打，弹腔则受高腔滚唱的影响，发展成长段流水，如《斩李广》中连唱四十八个“再不能”《程济赶车》中连唱二十四个"可怜主"以及《金沙滩》中的[宝塔歌]等。清末，京剧进入长沙以后，曾有十八位京剧艺人参加湘剧班同台演出，湘剧艺人又向京剧艺人学习武功，并在弹腔演唱中吸收了京剧一些花腔，又一次丰富了湘剧的表演艺术。
湘剧角色行当有生、旦、净、丑四行，各个行当又各有若干分支，都有其独特的技艺。生角居各行之首。小生中罗帽、文巾，雉尾、盔靠俱全，有穷、文、富、武四做派。唱用假嗓，念带本音，不掺土语，尤重做工。如穷小生戏(俗称“烂布子戏”)《泼粥》中之吕蒙正，《金印记》中之苏秦，《打侄上坟》中之陈大官等，表演松弛自如，很有生活气息。又如《打猎回书》中的娃娃生，一段高腔合着一段舞蹈，舒眉亮眼，转带摇翎，抬腿过额，旋步若风，飒飒英姿略带几分稚气，自然而逼真地表现出十五、六岁的少年将军天真活泼的性格。这种高腔与舞蹈紧密结合的表演艺术，传自名小生杜三，后来五云班李芝云、华兴班吴绍芝，都以此驰名。建国后，陈剑霞继承这一传统表演艺术，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奖。五云班柳介吾在《祭风台》中拖鞋行走的趿鞋路，仁寿班陈绍益在《金沙滩》中金鸡独立的船路，普庆班盛楚英在《金马门》中脚踵作步的醉路，都是很富特色的艺术创造。清华班言桂云的唱工，曾以“云遮月”的嗓音被人称为"南叫天"。建国后，徐绍清又发展了湘剧老生的演唱风格，在扮演《琵琶上路》中张广才时，滚唱数十句一气呵成，行腔走板，有如高山流水，响遏行云，曾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奖。�
湘剧的传统表演艺术，既有丰富的程式，又能突破程式；既有角色分行，又不受行当的局限；而是从生活出发，塑造出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如《打雁回窑》，本为正旦唱工戏，却溶进了武旦做工，形象地表现出柳迎春这个富家**在经历十年寒窑生活后的性格变化。《哭祖庙》本为老生戏，却改用小生扮演，使刘谌这一人物更符合历史真实。《装疯跳锅》中的蒯通，本为老生戏，却改用净角扮演，以写实性的做工，丰富人物的性格。《空城计》中的司马懿，本为净扮，却改用靠把生角，以达到唱念并重的艺术效果。《八牌庄》中的路遥，《背娃进府》中的表大嫂等人物，泼辣、粗犷、直率、奔放的形象十分鲜明。�
3、角色行当
湘剧的角色现行体制一般有十二行，分别为头靠(又称大靠)、二靠、唱工、小生、大花、二花、紫脸、三花、正旦、花旦、武旦和婆旦。各行分别根据所扮人物的身份、生活、性格不同，在年龄、装扮、做派上表现各异，又有不同戏路之分。
头靠：讲究"靠、唱、醉、死"之别，所以一般除扮演长靠老生如《水淹七军》中的关羽，《定军山》中的黄忠，《刀劈五虎》中的赵云，《九龙山》中的岳飞等是以把子、功架见长，唱做俱重的角色外，还要演《琵琶记》中的张广才，《鹦鹉记》中的潘葛，《西川图》中的张松，《醉写瞄蛮》中的李太白，《拜斗斩延》中的孔明，《打痞公堂》中的宋士杰等以唱、念、做见功的角色。表演首重"位份"，讲究功架气派，沉着稳重，且有白须、麻须、青须之分，及解袍、靠子、胯衣、黄布袄、罗帽、纱帽、趿鞋等戏路之别。
二靠：如《借箭打盖》中的鲁肃，《表功》中的秦琼，《推弓结拜》中的薛仁贵，《花荣带箭》中的花荣，《一捧雪》中的莫成等角色。由于身份、职位、年龄都不及头靠的分量，表演上也不要求如头靠的功架沉稳庄重，表演的大多系身法戏。除讲究扎靠破把外，重跌扑武功，敏捷灵巧，有蟒靠、袍子、袍子、罗帽、纱帽等戏路之分。
唱工：如《金沙滩》中的卢俊义，《收姜维》中的孔明，《上天台》中的刘秀，《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二进宫》中的杨波等，是以唱工为主的生脚戏，讲究嗓音嘹亮，口齿清楚，调高气足，唱做结合。有皇帽、蟒衣、褶子、袍子等不同戏路之分。
小生：戏中文巾、雉尾、盔靠、罗帽俱全，讲究穷、文、富、武之别。如《黄金印》中的苏秦，《赶斋泼粥》中的吕蒙正，《抢伞》中的蒋世隆，《赏荷》中的蔡伯喈，《桂枝写状》中的赵宠，《白门楼》中的吕布，《三讨战荡》中的周瑜。还有一路胯衣戏，如《狮子楼》中的武松，《兄弟酒楼》中的石秀。此外；娃娃生戏如《打猎回书》中的刘承佑，唱做兼重，少年英姿中略带稚气，舒眉亮眼，转带飞翎钢，是湘剧小生行中很有特色的角色。
大花：如“封神戏”中的纣王，“三国戏”中的曹操、董卓、张飞，《装疯跳锅》中的蒯彻，《大进宫》中的赵炳，《薛刚反唐》中的薛刚，《打龙棚》中的郑子明，《金沙滩》中的阮小七等。人物众多，文武兼有。除袍带、靠子、短打诸戏路外，还有部分中军戏，如《审假旨》中的张守信，《打弹鸣冤》中的牛谨等；以及部分草鞋戏，如《战荡》中的张飞，《摘梅推涧》中的侯上官等。表演上文武唱做俱全重叫跳鸣嚎，用嗓讲究炸音、虎音霸音，身法要求功架凝重舒展，脸部重眼功与动脸子功(脸部肌肉抽搐)。由于人物不同，脸谱各别，又有水白脸、黑脸、花脸等戏路之分，表演上各具特色。
二花：如《五台会兄》中的杨五郎，《七郎打擂》中的杨七郎，《摸鱼闹江》中的李逵，《战长沙》中的魏延，《狮子楼》中的西门庆等。重跌打翻扑，表演矫健敏捷，须具扎实的武功底子。在戏路上亦常分靠子、袍子、胯衣、粉脸与和尚戏等。
三花：即丑行。如《九锡宫》中的程咬金，《昭君和番》中的王龙，《双下山))中的本悟和尚，《写状》中的何乙保，《拦马》中的焦光普，《打草鞋》中的王子能等。人物繁杂，表演上大都讲究幽默风趣，身法短小灵活，轻巧敏捷，有的朴实自然；亦有解袍、官衣、褶子、袍子、丑衣、烂布子等不同戏路。
正旦：如《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打猎回书》中的李三娘，《秦雪梅》中的雪梅，《烂柯山》中的崔氏，《昭君和番》中的王昭君等。表演首重唱工，身法端庄稳重。
花旦：如《琵琶记》中的牛氏，《偷诗、赶潘》中的陈妙常，《写状三拉》中的李桂枝，《赠剑斩巴》中的百花公主，《坐楼杀惜》中的阎惜姣，《扇坟吵嫁》中的贾氏，《翠香下书》中的翠香《背娃进府》中的表嫂等。表演上首重做工，念白讲究爽朗甜润，身姿讲究灵活轻俏。由于人物类型的不同，又有花衣戏、背搭戏和大脚婆戏等不同戏路。特别是大脚婆戏，动作粗犷洒脱舒展大方，念白清脆，具有浓厚的湖南乡土气息，是湘剧做工花旦中独具特色的一路戏。
武旦：扮演原花旦行中一部分武戏的角色。如《打围》中的穆桂英，《杀四门》中的刘金定，《十字坡》中的孙二娘等。表演上以武功为首，踩娇破把、矫健敏捷，特重腰腿和把子功夫。传统演技有为亮研特设的身法，如《打围》中的穆桂英须连踢四十八脚。
婆旦：演各种身份的老年妇女，如《摸包认母》中的李后，《辞朝》中的佘太君，《牧羊卷》中的朱母，《春秋配》中的乳母，《乌龙院》中的阎婆，《骂鸡》中的王婆等。重唱做及面部表情，且有贫、富戏路之分。
紫脸：湘剧的紫脸是湖南地方大戏中一个独特的行当。以开紫色脸谱人物为主，为净行中的唱工角色，如《二进宫》中的徐延昭，《沙陀搬兵》中的李克用，《牧虎关》中的高旺，《斩信哭头》中的单雄信，《观星借头》的高鹞子等。亦兼演生行中的唱工开脸戏，如纷《打龙棚》中的赵匡胤。其表演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唱工上，音调高亢洪亮，用脑腔共鸣，兼以“夹音”（即“假嗓”）。它虽是在唱工花脸和唱工生脚的演唱技法基础上发展的，但又有别于二者，而形成自己的独特唱派。紫脸行盛于二十世纪前期，名角辈出，最著名者数罗裕庭、蒋福雷等。罗裕庭体态魁梧，音高气足，唱腔高亢激越，造诣较高；落福雷因系女性，独具特色，她嗓音圆润浑厚，行腔婉转自如，影响颇大。稍后则有梁金蠢，五十年代仍能演唱。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后继乏人，偶有演出，皆多由唱工生脚代扮。
在行当应工上，湘剧还有不同于别的剧种的地方，如：《空城计》中，生扮司马懿。《沙陀国》中紫脸扮李克用。《哭祖庙》中，小生扮刘湛。《装疯跳锅》中，净扮蒯彻。《琵琶宴》中，净扮赵炳，颇具特色。
4、伴奏乐器
湘剧的伴奏乐队，传统上称为“文武六场”。武场四人，击打鼓板、铙钹、大锣和小锣；文场二人，操弄二胡、月琴，兼吹竹笛、唢呐，统由司鼓指挥。建国后，文武场面均有增加。弹腔以京胡(取代传统的二胡)、京二胡和月琴为主，称为“三六件”。平板由竹笛主奏。高腔试用管弦伴奏后，高胡主奏。低牌子由竹笛主奏。打击乐有一套成型的锣鼓经，分〔长锤〕、〔击头〕、〔溜子〕、〔挑皮〕等类，每类又有十至二十余种不同名称的锣鼓点子。
[编辑本段]特点
湘剧声腔主要由高腔、低牌子、昆腔、弹腔（乱弹）4种声腔构成，用中州韵唱白。高腔是湘剧四大声腔的代表，源于江西的弋阳腔。
低牌子是一种曲牌联套体结构的唱腔，唱时以唢呐或笛子来作伴奏，更配以锣鼓。为了丰富唱腔，营造强烈对比，高腔和低牌子分折间唱的演唱形式，称为“高低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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