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宗来自印度,在印度称为Tantra,此Tantra于印度是脱离宗教师徒秘密相传的,有别于佛教界的密宗,但是系统与根源或有关连。在印度,密宗一直是秘密流传,而且混入各宗教内以求自保。
在佛教界内的密宗也称真言陀罗尼宗、真言宗、瑜珈宗、金刚顶宗、毗卢遮那宗、开元宗、秘密乘、密乘,是佛教的一个支派,源自金刚乘。7世纪兴起于东印度的波罗王朝,于唐朝中期传入中国。公元8世纪,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史称"开元三大士″。三位密宗大师,在大唐皇室的扶持之下,创立中国密宗。此宗传承在中国一般公认上推至印度龙树菩萨,因唐朝中期中日交流的密切,密宗随著佛法传入日本。有别于西藏的密宗,此系统后人称为东密,在日本多称为真言宗。
七世纪初,西藏国王松赞甘布因国力强大,产生对文化的渴望,于是同时向中国与尼泊尔请求联姻与文化输入,中印两派文化的势力在西藏最后由印度胜出,佛教亦于此同时由中印个别传入西藏。八世纪中期,西藏境内苯教势力一度抬头,兴起反佛声浪。印度僧人回印之后请来密宗上师莲花大师入藏以神通力摄服藏人,于是密宗就此传入西藏。连花生大师的传承后世人称红教(宁玛巴),其内涵与东密有别,后世人称为藏密。
十世纪初,藏人马尔巴译师入印度求法,向印度密宗上师那洛巴学得密法回藏,传给无数藏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密勒日巴上师,后世对此一系的传承称为白教(噶举巴),西藏首位转世活佛大宝法王即密勒日巴的徒孙。
密宗通称密教,以显自宗所诠教理,最为尊密,深妙奥秘,故以秘自称,对称于显教;密宗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的金刚界、胎藏界教法,方为佛自内证境界,故不得对未灌顶行者,宣示其法。
禅宗源于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主要宗派。
起源
据佛经《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载,佛陀在灵鹫山为大梵天王说法时,闭口不言,拈花而立。全场只有摩诃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就在众人不明的情况下,佛陀以“佛心印心”的方式传给了摩诃迦叶尊者。佛陀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与摩诃迦叶”,因此摩诃迦叶尊者为西天(印度)禅宗第一代初祖。
据称禅宗在印度历经二十八代,传到菩提达摩大师,远从西天来中土弘扬印心佛法,为中土禅宗第一代祖师,西天第二十八祖。
在中国的传播
菩提达摩于中国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公元520年),乘商船到达广州。达摩闻说梁武帝信奉佛法,于是至金陵(今江苏南京)与其谈法。由于当时在南朝主要流行的是小乘佛教,与达摩理念不合,达摩遂“一苇渡江”至嵩山少林寺,于寺中面壁九年,传佛心印二祖慧可(公元487年——593年)、三祖僧璨(公元?——606年)、四祖道信(公元580年——615年)、五祖弘忍(公元602年——675年)、六祖惠能(公元638年——713年)。唐高宗凤仪二年(677年),六祖到曹溪宝林寺(今广东韶关南华寺),弘扬禅宗,影响渐大。唐玄宗开元二年(730年),在洛阳的明定南北总是非大会上,惠能弟子神会辩倒其余宗派,使得禅宗树立了全国性的影响。
此后禅宗在中国又分成“五家七派”,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甚广,至今仍延绵不绝,在中国哲学思想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8世纪,禅宗传入朝鲜。12世纪末传入日本。东南亚各国也受到了禅宗的影响。
禅宗门派
沩仰宗。沩山灵佑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慧寂治所在栖隐寺(今江西宜春的太平兴国寺)。
临济宗。由黄檗希运禅师住持宜丰黄檗寺(今江西宜春境内宜丰县)初露端倪,义玄从希运学法33年之后往镇州(河北正定)滹沱河畔建临济院创立。因临济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
曹洞宗。由洞山良价与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良价禅师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境内宜丰县洞山,良价的弟子本寂(840-901)在洞山学法数年,后到曹山(今江西宜黄境内)统扬师法,遂使宗风大举。由于良价住洞山,本寂居曹山,所以禅林中把师徒两人创立、弘扬的新禅宗称为“曹洞宗”。
云门宗。文偃创立。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
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
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
杨岐派。方会创立。因住杨岐山(治所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
这是他的个人决定,他想要去印度找人。
2001年4月27日他在临时驻地印度达兰萨拉附近的上密院会见记者并发表声明:
1999年12月28日,在黑夜笼罩下,我和几位贴身侍从,离开了我在西藏的寺院出走到印度。离开家乡、寺院、僧众、父母、家庭和西藏人民的决定,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没有人告诉我要离开,也没有人叫我来此。
我离开我的家乡是为了弘扬佛法,另一方面是为了接受噶玛噶举传承深奥的灌顶、口传和教授,这些我只能从上一世噶玛巴的弟子得到他们两位都曾被预言是我的老师,目前都住在印度。
扩展资料出走后的社会活动:
2008年5月,法王展开他期待已久的首度西方之旅。法王出访美国,巡视了他位於纽约的北美法座,以及许多在他精神领导之下的佛法中心。除此之外,法王噶玛巴也行遍印度各地,参与他第二故乡的文化和宗教生活。
从赛巴巴(Sai Baba)位於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新寺院的落成典礼,到在加尔各达举行的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百岁冥诞纪念,秉持著相互尊重和包容的精神,法王会见了许多其他的精神领袖。
此外,法王也是孟买(Mumbai)印度佛教徒的佛教发展协会(Buddha Vikas Sangha)的佛法老师。
西元2009年11月,法王受邀在TED印度大会中发表谈话,成为大会最年轻的一位演说者。西元2010年1月,超过一万两千名观众出席由法王制作并撰写剧本的舞台剧现场演出,法王这出关於密勒日巴大师生平的六幕舞台剧中,结合了传统西藏歌剧和现代剧场的元素。
-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
全句如下:
谁泼墨这样浓,遮了云天隔了陈梦,沁入沉渊湿透新容,谁?谁相思这样重,冻了词章冷了句颂,滴尽愁思流失芳踪,谁?
这个句子是《喃喃》中的,来自扎西拉姆多多
扎西拉姆多多是个广东女孩。她是位虔诚的佛教徒。现追随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在印度菩提伽耶修行。已出版图书作品有《当你途经我的盛放》《喃喃》《小蓝本》。现任陈坤出品MOOK书《我们》主编。
《喃喃》,
该书是扎西拉姆·多多继2011年第一本书《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问世后的又一力作,中信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妄语、游吟、鬼话和弦歌,在人与人的交往与偶遇中释放心灵的关怀与爱。[1]
《喃喃》中承载了作者旅行的见闻,有心情的流露,也有人生的感悟。在多多眼中,只有在旅行的途中,只有在陌生人之间,一切人与人的交流才是最真实的。在这里,多多的文字不再是生命华丽的盛放,而是婉转曲折的涓涓细流,没有什么会永远盛放,平凡才是永恒。多多的视角始终放在旅行途中那些不经意的人和事上,虽然不经意,却让人久久不能遗忘,也许,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缘分。[1]
> 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尊崇理学,以思想为治国之本,但他因早年曾出家为僧,又投白莲教郭子兴部下为兵,登上帝位后对佛教不能忘情,曾经大兴佛 教,广修庙宇,刻印佛经,但是朱元璋究其根本,小沙弥出身,无法理解佛教的真正道理,鉴于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威力,在当时佛教庞杂、混乱的情况下,他 以控制为出发点,对佛教采取整顿,下令分寺院为禅、讲、瑜伽三类,各类僧分住其寺,各安本业,以免僧俗混杂,败坏风教。并令天下僧俗人等不得乱建寺观庵 堂,度僧给牒须按有关规定。朱元璋对佛教的强化管理,目的在于切断它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惑众滋事。他还提倡沙门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 经》,力图引导佛教思想的统一。> > 明成祖用僧人道衍(姚广孝)之谋兴“靖难”之师,即帝位后因此礼敬佛教,亲为《法华经》作序,撰《神僧传》,尤重视 喇嘛教,迎哈力麻至京,赐号大宝法王。> > 明武宗,极喜佛教,托名大庆法王,度僧无数。嘉靖帝崇信道教,热心斋醮,佛教势力遭到遏制。而朝由于两宫皇太后笃信佛教,广建寺院,开经厂,印藏经,分送名山大寺,崇佛之势又炽。天启、朝,此风未减。可以说,佛教为大多数帝王所崇信。> >明朝的佛教内部,由于世俗化的影响,除净土宗之外,佛教各派都已经衰落,禅宗的棒喝机锋在数百年的流传中,早已失去其本来意义,成为不学无术者遮掩其窳 陋的把戏,为有识者所深恶痛绝。他们呼吁由虚返实,在修行中增加信仰成分,反对纯务知解。在佛教的理论改造中,由于受到理学的强大影响,佛教的儒家化越来 越明显,开始出现了“三教调和论”和“三教同源论”。> > 三教调和论,也可以称之为“三教相资论”,最有代表的人物是云栖宏(莲池大师),他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以孝为宗”,在他所撰的警惕自己,奉劝行善的《自知录》中,许多条目完全是儒家伦理的翻版:事君王竭忠效力、敬奉师长、敬兄爱弟、居官视子如民等等。> >“三教同源论”则比“三教调和论”更进一步,认为儒释道三教在根本处是相同的,从形式上说,儒释道三教都是理论学说,任何学说都是人心灵的创造。从内容 上说,儒释道三家学说虽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目的是对世人进行教化,其善世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这正是人类心灵共同的最高的追求,其不同只在于用以教化的 方式和理论特点不同。在这一见解指导下,明代许多佛教僧人主张多读儒道之书,以增加通识。比如,认为精通《易》,可以使微密难见者显明,使显而易见者神 妙。再如认为学儒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佛,学佛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儒。儒释道若真通得一门,其他两门也可以掌握。> > 与“三教同源论”相适 应的则是明代儒学也受到了佛教的巨大影响,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以佛教的一些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他自己曾说过:“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 耳”。在王阳明的理论中,“性善”论与佛教的“本心清静”同出一辙,禅宗中的“直指本心”的修习方式成为儒者的最高境界——“致良知”。与宋儒的理学相 比,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受到佛教影响后,以直截了当而见长,吸引了一批士大夫学佛参禅,如董其昌、“公安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等等。> >在“三教同源论”的影响下,结社念佛的信佛形式逐步在民间流行,这些信佛的人一方面有出家的欲望,另一方面却有严格恪守儒家的伦理观念,这样的双重性格 被“三教同源论”完全调和,居家念佛的居士逐渐增多,慢慢地成了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的传播过程中,适应不同层次信仰的佛教著述问世,现在将这些民 间的著述称之为“善书”和“宝卷”,其内容将儒家伦理完全溶解到佛教教义,或以佛教故事阐扬佛教教义,这些传播方式对民间的社会生活影响极深。> >但是随着佛教化的儒学思想逐步扩大的时候,王朝统治者意识到这会对思想的控制产生动摇,于是开始了对佛教的打击,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徐桓向皇 帝上书,认为科举考试必须以阐发孔孟之学为准则,不得牵强附会佛教话头。尤其佛教与道教之间矛盾的扩大,统治者认为“异端之害,惟佛为甚”,严禁官员学 佛,如有学者,就要解职。限制了佛教的发展与佛教思想改变的继续进行。> > 统治者入关后,延续了明王朝后期的佛教政策,而且他们信奉的主要是萨满教和喇嘛教,因此对汉地佛教的发展作用不大,尤其在文化领域以理学为根本,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不允许佛教自由的发展,只能承担统治的工具。> > 至于佛教在社会思潮中的作用,由于清代的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重儒学经典,主导思想上恪守传统观念,讲求义理、训诂,因而佛教的思想只不过是他们思想的一种补充,是他们闲暇时候表示恬淡的一种姿态,说到底,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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