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和明国的关系

反清复明之口号最早在清初，后来由洪门采用。洪门有很多种，最早的是天地会，后来有青帮，三合会，三水会，袍哥，哥老会等。他们后来有一大部分人加入了革命党，可以算作是天地会后人。革命党为了吸纳这些人参加革命，也采用了“反清复明”这一口号。当时革命党有上下两策，光复会等组织旧信奉下策。下策认为清朝不是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是汉族人掌权的国家。同盟会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这个意思，鞑虏就是满族的意思。清之前是汉明，所以反清复明也是说得过去的。另外，清朝在维新变法时说维新派报中国不报大清，也是把自己同中国对立起来，自然孙中山当时不会把他们当做是中国人了本意为推翻满清。本用回到汉明作号召以团结反清力量，随着革命势力的壮大和时局的变化，推翻旧的封建帝制，建立新政权，把政权回归于民众，可以让更多的人对新政权有信心，故最终也就成了民国。这就是民国和明国的区别。

前言

秘密社会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并且日益引起学术界进行研讨的兴趣。其中一则是它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局外人不知其详；另外则是人们要求能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使社会历史能得到更为完整的反映。

中国秘密社会在亚洲是很突出的，而且历史悠久，名目繁多。有清一代尤其是中叶以后，在民间很快地发展起来。它曾广泛地存在于城市和农村，据档案和地方志及其他记载，名目大约有三、四百种。到了民国时期，以红帮、哥老会、青帮人数最多，他们活动面广，势力也大。

其中哥老会发源于四川，流传于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新疆等地。

本书将专门叙述和探讨四川的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为袍哥，也就是讲述袍哥的历史。包括袍哥的起源，他们如何开山立堂及其纪律、活动联络方式，历史上的发展变化过程、作用等全面情况。袍哥的发展后又与军队土匪联结在一起，由于四川的匪祸猖獗，对土匪的活动也作了较多的叙述，因此书书定为《袍哥与土匪》由于四川（包括西康）的袍哥、土匪颇具典型性，并在历史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研究袍哥与土匪，是研究和了解清代特别是近代历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旧中国的四川袍哥相当普遍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无论城市或乡镇，广大农村，各行各业，均为袍哥所渗透。据有关部门 1949年的统计，全川人口中有袍哥身份者占很大比重，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一千七百万人。成都有袍哥公口、分社、支社一千多个，重庆有五百多个。重庆的职业袍哥估计将近十万人。四川袍哥组织势力之大，人数之多，在全国秘密社会中是少有的。

四川的土匪是参加袍哥组织的，袍哥分清水和浑（混）水，只有浑（混）水袍哥才是土匪。土匪是指抢劫、绑票、坐地分赃等为生的，四川俗称“棒老二”的人。民国以后，袍哥渗入军队，相互勾结和利用，散兵游勇浪迹各地，扩大了土匪队伍。有记载说：“四川匪祸之烈，为他省所不有，以军团数量特别发达，于是枪流入民间，遂为匪祸之源，且每次战争发生，士兵转变为匪者不在少数，由匪招安成军队者亦多，四川许多将官，出身固绿林豪杰也。”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第 560页）有人统计，1927年四川土匪数目在十万以上，以后又成倍成倍地增加，到 1949年，四川袍哥土匪掌握的“枪有三百万支”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值得注意的，在四川袍哥组织中还有“洋袍哥”清末民初，重庆的外国洋行大班和其他外国人参加袍哥组织大有人在。例如：有个洋行推销员，希腊游民巴巴达，从袍哥三排超拔出山当大爷，重庆解放后 1951年 5月才携全家返回希腊，在四川袍哥中活动共达四十余年。

四川袍哥是军阀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它在军阀混战中起着推波助澜，制造社会混乱的作用。四川军事首脑大多是参加（或挂名参加）了袍哥组织的，都利用袍哥土匪争夺地盘，控制和兼并防区。四川军阀部队中袍哥土匪队伍占五分之一，袍哥土匪头子任军、师、旅长，还有不少袍哥土匪司令。军阀通过袍哥勾结洋行购买军火，由洋人袍哥从中牵线接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势力也控制和利用袍哥土匪，对付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也借袍哥的力量，以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开展抗日反蒋斗争。解放后，袍哥组织作为封建社团，向人民政府登记后，随即解散。

由此可见，四川袍哥土匪的兴起、发展和消亡，是与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相联结的。

造成四川袍哥、土匪的恶性发展，是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原因。第一、四川经济落后，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高度集中，人口增长很快，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无地少地农民日益增多，大批破产农民成为游民。第二、民国成立以后，四川连年军阀混战，二十余年中，有四百多次战争，争夺地盘，实行防区制，把四川划成许多独立王国，军阀预征田赋几十年之久，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工商业凋敝，下层群众破产，扩大了土匪队伍。第三、四川革命力量弱小，革命政党屡遭破坏，反动势力相对强大，广大人民在政治上无出路，生活上无保障。袍哥组织主张兴汉灭满、打富济贫、反对贪官污吏、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提倡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对参加的人进行保护和减少或免受欺压，正符合他们的需要。第四、1935 年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四川、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陪都，对四川进行直接统治，采取利用袍哥土匪势力的办法，以巩固其反动基础，尤其是为争取选票而发展袍哥组织。第五，成都是个消费城市，四川省会，鸦片集散地，袍哥、土匪、军阀头子集中的所在地；重庆是西南物资的集散地和主要港口，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这两个城市表面的繁荣吸引着大批游民流入和全国各地人的来往，所以袍哥组织在这两个城市发展很快。

四川袍哥、土匪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初到清末，是袍哥兴起、发展的时期。四川袍哥是清初兴起的一种民众组织，有清一代被称为“匪”或“会匪”是秘密的非法的民间结社。清末袍哥势力逐渐扩大，从反清复明、兴汉灭满发展到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二阶段，从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是袍哥的极盛时期。

四川袍哥在立宪派领导下参加了保路运动，在革命派领导下参加了全川武装起义，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袍哥组织一度由秘密转向公开，由非法转向合法，获得大发展。后来虽遭镇压，但在护国战争中再起，为四川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贡献。

第三阶段，从护国战争以后到抗日战争前，是袍哥走向滑坡的时期。袍哥渗入军队，土匪恶性膨胀，四川军事首脑利用袍哥土匪争夺地盘。军阀混战二十余年，战乱频仍，人民深受兵匪之苦。

第四阶段，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是袍哥土匪大分化、大瓦解的时期。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务分子渗入袍哥组织，进行控制利用，对付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亦利用袍哥的力量，开展抗日反蒋。解放前夕，一部分袍哥弃暗投明，参加起义，一部分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后参加土匪暴动，自取灭亡。

解放战争的胜利，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新中国妥善地解决了旧社会长期存在着的秘密社会问题，使人民过着安宁稳定的生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早已在中国大地上被取缔了的封建性帮会组织竟沉渣泛起，危害社会治安，制造混乱，阻碍改革和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四川，如内江市一些封建帮会性的组织，发现在该市各个县（区）几乎都有。又据安岳县有关同志反映，该县的封建帮会性质组织不下五十个。安岳县公安局曾到石羊区调查，仅半个月时间就查实了十一个帮会组织。这些帮会组织标榜的宗旨，多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石羊“友谊帮”在成立时，就以此为誓词，宣了誓，念了帮规帮约，喝了生鸡血酒，排了座次。他们抬出袍哥组织的亡灵，客观上必然会起作破坏人民安定团结的作用。

这种不利于广大群众的行为，所造成对青少年和学生的毒害是绝不能忽视也绝不可轻视的。

我们开展对这些秘密社会的研究，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秘密社会的存在，既有其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如能洞悉其中奥秘及其来龙去脉，必然能大大增强人们的识别与抵制能力。

我们知道，秘密社会至今无论是发达的欧美各国或是发展中第三世界中很多国家仍是他们存在着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上的秘密社会已经被取缔，但在台湾、香港、澳门的活动仍然猖獗，其中更有比秘密社会更为严重的应称之为黑社会的存在。

因此，开展对秘密社会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我国的国情与民情，了解我们现今社会是如何艰难地发展过来的。能充分认识新旧社会的根本不同，将促使人们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社会变革。所有这些，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等方面，也都会是有益的。

迄今为止，秘密社会的研究仍属薄弱环节。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 12月 28日）社会组织，是社会史必须重视的课题，这不仅要研究政党史、工会史、农会史，而且要研究民众组织史、会党史、土匪史，而后者往往受到忽视，但它的研究却更能反映出社会史的特色。由于长期被忽视，大量的史料任其散佚，原有的档案无人整理。这都为研究的开展造成了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用翔实可信的资料，尤其是档案，写出社会史的著作，以填补这一研究薄弱环节。

由于作者水平的限制，本书仅是一部试作，不免挂漏讹误，恳求读者指正。

后记

中国社会史第三次研讨会，定于 1990年 10月在成都举行，拙著是向会议奉上的一份礼物。

本书应用了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省公安厅档案馆（科）、成都市公安局档案室（科）、四川省民政厅、成都市档案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料；王斌、张际发、夏钦一、赵建强、唐学锋、龙梅等同志供给了珍贵资料；研究生王新华、赵合民搜集了部分资料；郑城同志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天津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天庥、责任编辑殷瑞渊和赵艺同志从选题到编写都给以具体的帮助；在访问过程中， 乔曾希、熊倬云、吴剑洲、康兆奎等先生提供了未发表的稿本、回忆录、访问记。在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著 者

一九九零年四月

四十年代初，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受到严厉打击，损失惨重，不得不采取韬光养晦保存实力的策略。胡春浦联系人陈于彤向他传达董老指示，说他1939年策动陈离部713团叛变的老案重发，军统头子戴笠下了手令抓他，要他立即离开成都，“停止活动，保留党籍，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这次对胡春浦今后工作定位正是此意，让他只以非党身份工作，“尽量灰色一些”；与过去认识的同志断绝党内交往。同时南方局也发出内部通知：凡知道胡春浦身份的同志，不得与他进行工作联系；他的情况和工作，今后由南方局直接掌握和安排，不得对外暴露身份。

这也意味着此后国共双方暗中博弈中，他需要更为自觉地成为一枚只在“胜负手”时才能显现用途，平常看去却极为普通的子儿。胡春浦素好围棋，略谙棋道，自能一点便知，心领神会。

按照董老的指示，他来到桂花场长住。但他并未就此闲着，他要积蓄资源等待时机。几年来，他一直是黄季陆群生公司的经理，不过挂名而已。如今有了喘息的机会，他要亲力亲为办企业积累资金。桂花场西北的灌县向峨乡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有数十家小煤窑，但因交通不便、土匪猖獗，经营艰难。他想借群生公司的牌子收购这些煤矿，找到老朋友王彦立。

王彦立出生四川酉阳县龙潭镇名门世家，这个了不起的家庭出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三叔王勃山为前清举人、民国元老, 给予***和各派民主力量大量帮助。王彦立十三岁到上海求学，先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早年参加激进组织，1937参加***。他十多岁在上海就与胡春浦相识，二人同年生，同样出生于大户人家，生活相近志趣相投。他和胡春浦一样患有严重的胃病，不同的是病痛改变了他的命运。40年代初，组织上安排他到延安，他却因胃大出血住院动手术，错过与联系人肖泽宽的接头时间。延安方面正在整风挖特务请队伍，认为他是“动摇”，中断了他的组织关系。无奈之下他转而走实业救国之路，经姑父向传义安排去了成都最大的电力企业——启明电灯公司任副经理。

那时电厂都是用煤发电，启明公司是成都用煤第一大户。胡春浦正好这时与他重逢，二人一拍即合：胡春浦用启明公司的名义收购11家小煤窑开办“向峨煤矿”，自己任经理；同时以“启明公司驻灌口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全数收购所采煤炭，既是卖家又是买家，买卖通吃，不赚都不行。 王彦立如此不顾经营之道支持胡春浦，自然是看在革命的份上。他组织上脱了党思想上没有脱党。他们双方都知道对方是党员，但党的纪律不允许他们直接联系。为了工作方便，胡春浦一度向南方局提出“打通”跟他的组织关系，回答是王的组织关系因“动摇”中断。于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二人不言党的关系，只管为党的事业工作。

这时“蒋中央”借口修乐山到西昌公路，调集大批中央军进驻乐山地区，试图将前刘湘的十七、十八师吃掉，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胡春浦即通过陈于彤汇报。南方局要他到重庆面呈，周恩来出面接谈。

胡春浦惊奇地发现，尽管从未谋面，但周对他的情况已相当了解，特别是郑少愚及他与郑的关系。周恩来要求他仍按原计划，应对乐山刘湘部的工作。此后胡春浦再到重庆，就直接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了。据王琦回忆，这次周恩来顾念胡春浦两地分居的现状，还曾提出让他夫妻团聚。胡春浦极为感动，但表示应该“工作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