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亘中国东西的秦岭资源丰富,十四运的吉祥物“秦岭四宝”广为人知,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的是,莽莽秦岭还蕴藏着丰富的矿藏,这些矿藏对我们的工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九十年代我有几个朋友跑业务,经常提到一个名字“金堆城”,虽然在秦岭深处,但是那里的人多,经济好,业务比较多,从名字看就比较神秘。后来终于有机会去了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金堆城位于渭南市华州区的秦岭南簏,与陕南的洛南县比邻,距西安170公里。我是从洛南保安镇一个沟道进去的,沿途和村里的老人家聊天,以前传说这里就是秦始皇埋宝藏的地方,结果金银没有找到,找到了钼矿。
金堆城正式的名字是金堆镇,古代时就有金矿,唐朝时因其向官府日进“斗”金,所以称“金斗”,后来改为金堆。因为四山环绕,形似城邦,又称“金堆城”。这里平均海拔1300米,有文峪河、栗西河、栗峪河、蒿坪河四条河流由北向南汇入南洛河。
建国初期,工业“以钢为纲”,陕西却找不到铁矿,难道“秦岭无矿”吗?直到1955年,在秦岭山中找铁矿的地质队员,意外地发现了一块矿石标本,一路送到西安,经送检后确定为辉钼矿。
本来是找铁矿,却发现了一块为辉钼矿石。将矿石带到北京后,苏联专家震惊了:这是比黄金还稀缺的“灰金”,是国防工业合金钢的重要添加原料,可用于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枪炮、火箭、卫星的合金构件。
于是,从东北老工业基地抽调了一批人马,开进秦岭采矿,在深山里他们辛勤奋斗了几十年。2006年9月,中国矿业联合会授予陕西华县金堆城为“中国钼业之都”,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钼深加工和科研基地,钼系列产品占世界钼市场份额的8%左右。
我们一路青山绿水,走向了金堆城。金堆城有寺坪和石可两个生活区,我们晚上就住在石可,这里有学校、医院和工人俱乐部。
小镇干净卫生,没有工业区的脏乱和喧闹。我们住的旅馆,就在这里矿业工人的后代经营的,东北人,说现在矿区现代化开采,需要的人少了,好多员工现在都住在山外,所以这里虽然有大片的住宅小区,但是很多房子都空着。
话是这样说,其实晚上到夜市吃饭的人还是很多,很热闹的。这个夜市的位置很有意思,横跨文峪河之上,有几百米长,里面各种南北饮食种类丰富。
我们找了一个桌子,在这个摊位要些烤肉,那个摊位要碗面条,喝酒聊天。时值八月,夜色凉如水,吃完饭,沿着河堤小道悠悠然地走回旅店,吹着山风,非常的惬意。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往寺坪方向走,一路经过了好几个厂子,昨天只是听说,现在才真正进入生产区。
前行不久,就看见一个巨型矿坑,一眼几乎望不到对面,令人惊叹。路边有几个修路的工人,说是看矿坑全景要到旁边的观景台。
沿着旁边的小路一直爬高到观景台,这里还有一个小广场,有钼矿介绍牌。原来这座矿坑也是连绵的山脉,由于这里的矿藏覆盖层浅,适于大型露天开采,经过几十年的采掘,就形成这样巨大的矿坑。
矿坑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深度160米,是亚洲最大的全露天开采矿山。
这竟然是一个人造天坑!
金堆城矿区的设计很不寻常,这里交通不便。按常规说,大型矿区应该有铁路配套,但是这里远离城市和铁路线,50年代这里还有残余的土匪。
当时的负责人张富民徒步百余公里,踏勘矿区通往陇海铁路的最佳通路。现在看来,在深山峡谷中建厂的建设方案,布局合理,为以后金堆城钼矿得以加速开发和顺利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们从这条路出来走242国道的时候,坡陡路窄,深刻地体验到交通的不便,但是沿途景色确实不错,只是大车比较多,要注意安全。
寺坪旁边还有二龙潭等风景名胜,二龙潭大小水潭几十个,其中最有名就是青龙潭和黄龙潭,这里山青水秀,空气清新,很多驴友也选择从这里爬草链岭。
秦岭的宝藏,不只是我们看到的青山绿水,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巨大矿藏,秦岭,我们的父亲山,是一座伟大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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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司马迁
姜子牙作为一个神秘的人物,在我国 历史 上很有名气。关于姜子牙的故事至今也没有断绝,他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中国人看来,姜子牙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老头。不过,这种观念都来源于影视剧的影响。在真实的 历史 中,姜子牙并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他擅长天文地理军事等理论。他曾经帮助周武王伐纣,为周立下汗马功劳。
世人只知道孙子兵法却不知道在我国 历史 上有一部经典的兵书,这部兵书就是姜子牙的得力之作。在整个古代 社会 这部兵书并没有成为主流,甚至在清朝这部书直接被定为伪书。这就让很多人误认为这部书是不存在的,后来我国发掘了一个古墓,终于让这部书被证明真实的存在过。这部书到底有多神奇,为何会被推崇为奇书?
天下奇书太公六韬
我国自古以来就很注重收藏和保存古书典籍,现在保存下来的古代典籍数不胜数。这些书籍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了人类 社会 的发展。在古代 社会 ,经常发生战争,因此兵书在古代 社会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 历史 上流传下来的优秀兵书不计其数,最为有名的就有《孙子兵法》和《武经总要》。对于这些兵书人们在熟悉不过了,在现代军事中,这些书籍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至于其他书籍的光环被掩盖,其实在 历史 上曾经有过一部兵书,它的知名度不亚于《孙子兵法》。但是,它却被当作一部神秘的书籍,在后事人的渲染下它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据考证,这部书大概成书于战国时期,它的作者就是神秘的姜子牙。姜子牙写了一部书,分为不同的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兵法的。这部分也被称为《太公六韬》,是全书中最为突出的部分。这部兵书系统庞大,逻辑严谨,系统地阐述了作战的战术和战略。在整个古代 社会 中有些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
这部书的内容涉略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军事思想。刘邦建立西汉的时候,就特别推崇这部兵书,张良之所以会帮助刘邦就是因为刘邦很精通这部兵书。刘邦之后很多的帝王将相就很喜欢这部兵书,诸葛亮作为赫赫有名的军师,自然也极力推荐这部兵书。可见,这部书的确是一部很实用的兵书,不然这些人也不会如此看重这部书籍。这部著作在后世许多著作中都曾多次出现。《战国策》、《史记》、《吕氏春秋》中均有提及。
六韬被定为伪书
话说姜子牙是中国古代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故事经常和神秘的神话联系在一起。不管怎么描述他,他都是中国古代出色的谋略家。提到战争就一定会提到姜子牙,他用自己的才能帮助周武王建国。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靠的是一身通天的本领帮助周武王伐纣的。可是,在现实中,姜子牙并没有法术,他帮助周武王建国靠的就是他的兵书《六韬》。这部书籍在后世发展中有很大的作用,刘邦等君王也是依靠这部书打天下的。
可是,在宋朝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这部兵书却被怀疑。人们认为姜子牙的故事就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就是一个传说。姜子牙都被认为是不真实的,更何况他的著作。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六韬》被逐渐的遗忘。不过,宋朝虽然不是很相信这部兵书,但是也没有通过官方的方式把它定为伪书,只是怀疑它的真实性。到了清朝可不是这样了,清朝的统治者不知道出于怎样的目的,他们直接把《六韬》认定为伪书。这部书籍的确不像其他兵书一样简单易懂,甚至还有点神秘,一般人看不懂这样的书。
所以,人们认为这部书籍神神秘秘地,记载的东西神神叨叨的,是人们胡编乱造的。清朝是封建 社会 统治最为严苛的时代,可能是为了自身的统治,所以统治者才把这部书定为假书。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操作差点让一部经典之作被毁。幸好,有人很喜欢这部书并把它收藏,在百年后他还把这部兵书放入自己的墓葬中。后来他的墓葬被发掘,人们也揭开了这部兵书的庐山真面目。
六韬重见天日
我们有句话叫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话用在《六韬》身上也很适用。因为《六韬》本身就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不论人们怎么诋毁它,都掩盖不了它的光芒。在千年之后,考古学家发掘了一个古墓,在古墓中发现了大量的竹简。这些竹简看似普通却记载了不寻常的内容。这个墓葬位于山东银雀山,因此这里出土的竹简也被称为《银雀山汉墓竹简》。
在这些竹简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其中有一部分竹简的名字引起了专家的重视。这些竹简有一个名称叫《太公》,这就是说之前 历史 上流传的《太公》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人们杜撰出来的。而且根据这个墓葬的时间推算,《太公》成书时间很早,最起码这部书籍在西汉的时候就很流行了。不然,墓葬主人也不会把这部书放入墓葬中。最起码以他的身份和地位还不足以用这部书籍陪葬。
可见,这部书在他的那个时代就是一部很常见的书籍。这些竹简的出土让那些怀疑《六韬》人彻底死心,《六韬》就是姜子牙的著作,是真实存在的。这部书籍被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它在当今 社会 中依然很有价值。不仅是我们国家的人很喜欢这部著作,日本和其他国家也在研究这部兵书。据说它的内容到现在也没有过时,对当代的军事思想仍然很有启发。这就是一部宝藏书籍,它的出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收获。
结语
《六韬》的命运是多舛的,经过上千年的传承,它差点就毁于一旦。幸好还有人相信它,保护它,才让它获得了新生。作为国家的宝藏之一,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去保护它。《六韬》的出土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文化是需要继承和发展的,而人恰恰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关键。我们一定要增强意识观念,学会用科学的态度去判断传统文化。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糟粕,不要一刀切毁掉优秀的传统文化。
天啊!有盗洞!
黝黑的洞口,赫然现身在主墓室上方,让潜心发掘的考古队员心头一紧。
这是2004年的一天,他们所在的位置是江苏无锡郊外的鸿山地区。
从这里前往无锡和苏州市区都不远,太湖的浩渺烟波静静躺在西南边,注视着这一片此起彼伏的土丘。
从2000年起,考古学家开始在这里发现多座墓葬,在当地人称作老虎墩、 秆稞墩、邹家墩之类的土堆里,出土了包括玉璧、玉龙、玉龟在内的一批珍贵器物,列入2004年全国10大考古发现。
在整理这些随葬品的过程中,这批墓葬的 历史 关键词也逐渐清晰:
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贵族墓。
此外更重要的是,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属于:越国。
奇怪!鸿山一带向来被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统治腹心,距离吴国都城姑苏仅咫尺之遥。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争霸数百年,越国的贵族墓为何会出现在吴国地盘上?
带着解开谜底的期待,发掘从小型墓、中型墓终于进展到大型墓,邱承墩就此进入视野。
在鸿山地区大大小小的土丘里,邱承墩规模巨大,令人难以置信,长度达到了将近80米,高度接近6米,差不多有2层楼。
如此高大的封土,必然象征着高规格的墓葬,因此邱承墩被寄予厚望,所有人都期待着这座大墓能一举解开所有谜底。
但后来的发掘成果证明,邱承墩像一团不见分明的浓雾,弥漫在 历史 深处,让人更生好奇:
盗洞现身的大墓,看似空空如也,一批珍贵的随葬品,如何历经曲折重现人间?
这些文物的出土,又如何颠覆了此前 历史 学界的一些认识?
与此同时,1件奇怪的随葬品,更让所有人对一件事困惑重重:
墓主人,究竟是谁?
今天,阿伦带您走进神秘邱承墩。
公元前473年,卧薪尝胆十年之久的越王勾践,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杀到姑苏城外,越国霸业如一颗耀眼流星,划过春秋最后的夜空。
夜空千年未改,曾经的吴国故地上,邱承墩越国大墓,正如同那个写满了最多神秘的 星座 ,等待今人的解密。
让阿伦带您先来了解这座邱承墩。
首先地理位置上,邱承墩位于鸿山墓群最西面,东西走向,为长方覆斗形。
在鸿山连绵起伏的土丘里,邱承墩的体量最大。考古发掘更令人惊呼神奇:
邱成墩的 历史 构成非常丰富,埋藏着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可以说凝聚了半部江南地区的上古史。
比如在邱成墩地层的最下方,静静躺着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等远古时期的文化层,清理出了碎陶片等遗物,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一座良渚文化时期的祭台。
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墓,就巧妙利用了此前堆积的土墩,在此之上进行营造。
当时墓葬工匠的造法是,先在土墩的西部和北部堆土,形成东西走向的长方形土墩,然后在土墩中部开挖墓坑。
也许你会好奇:为什么这里不像北方地区的墓葬一样往地下挖掘,而是要地上先堆土再挖呢?
那是因为作为水乡泽国,江南地区河湖遍布,地下水位普遍较高,因此先民们别出一格,发明了先堆土再造墓的传统。
而整个墓坑平面为"中"字型,经过勘探,长度接近57米,宽约6米,深约3米。
长达近57米的墓坑!这意味着什么?
从江南地区出土的其他吴越墓葬来看,高等级贵族一般为15-16米左右,而中型墓基本在8米,小型墓常见为4米左右,甚至更小。
而即便放眼全国,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墓葬,也只有一座在规模上超过了57米。
那就是赫赫有名的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越王等级的墓葬,拥有约100米长度的惊人规模。
如此一来,从墓葬规格上来看,邱承墩凌驾于所有越国贵族,仅次于越王。
其次,作为一座土坑墓,虽然不同于印山越王陵凿山岩为墓,也不如差不多同期的曾侯乙墓深埋地下达13米,邱成墩墓的形制却自成特色。
整体上,墓坑分为墓道、墓室和后室等部分。其中墓室里还用木板仔细隔出了主室和南北两个侧室。
另外,并没有发现这一时期贵族墓里常见的椁室。
而那个让考古学家心惊胆战的盗洞,令人悚然地贯穿到了墓底。
仿佛时光扫过,片甲不留。在邱承墩初期的发掘清理里,这座大墓不见棺椁、不见随葬,只见墓道之上空空如也。
难道真的被盗掘一空了吗?
正当人们为邱成墩的厄运遗憾,转机突然之间出现。
这天,在西墓道的末端,大量随葬忽然重出地面。密密麻麻的青瓷礼器和生活用品如一堆失落千年的宝藏,层叠在不起眼的角落。
经过整理,这批器物近1000件,让人兴奋不已!
原来,正因为邱承墩大墓没有椁室,与其他大墓不同,所以尽管盗洞深入墓穴,但盗墓贼很显然没有摸到方向。
与此同时,西墓道的后端竟然隐藏了一个后室,也就是一般存放随葬品的地方,藏身于此的宝藏因此躲过浩劫,幸存至今。
在这批宝藏里,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这些仿青铜器型的青瓷礼器和酒器。
相信你一定想问:青瓷?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墓里哪儿来瓷器?
事实上,中国瓷器的发展远比我们印象中久远。
瓷器的基本特征是瓷土器物外施釉,烧成温度在1210摄氏度以上,釉色常见泛青或泛黄,有着硬度和密度高、渗水率低等特点。
虽然在国内的一些西周墓葬里发现了青瓷豆,距今已有3000多年,但学界曾普遍认为,到东汉时期中国瓷器技术才开始走向成熟,东汉之前算作"原始瓷器",商周时期的很多更是达不到瓷器标准。
因此,邱承墩大墓出土的青瓷器里,令学者惊讶的是,有多达200多件的器物已达到了"瓷器"的理化标准!
因此某种程度上,它们改写了中国瓷器的 历史 ,提前了600多年!
比如这件青瓷甗yǎn形鼎,瓷胎呈现出灰白色,釉色微微泛青。
器型十分别致,束腰鼓腹,圜底近平,口沿外侧有对称的半环耳,通高17厘米。
甗形鼎,顾名思义就是形状是甗的鼎。
鼎是周代传统的礼器,而甗yǎn则是厨房用品,功能近似于如今的蒸锅。
除了青瓷礼器,一些青瓷的生活用具同样令人惊喜。
比如这件青瓷温酒器。
口径近26厘米,通高约8厘米,同样是灰白的胎色和泛青的釉色,腹部微微倾斜,贴着4只装饰用的铺首,底部衬托着三只矮足。
粗看平平无奇,细看才发现,温酒器上方大有乾坤。
只见一片平坦的顶盖之上,密布着13个玲珑圆孔,同期还出土多个青瓷小酒杯。
遥想2000多年前,窗外细雪飘舞,高大的厅堂里暖意融融。
贪饮美酒的越国贵族生怕酒凉伤胃,便将温酒器的小孔里加注热水,盛满酒水的杯子放在里面。
温酒器下面可能还会衬上炉盘,点上炭火保温,就这样一口一杯热腾腾的小酒,饮完再斟,边温边饮。
驻足在这套温酒器之前,即便隔着千年的距离,今天的我们仍能闻到阵阵暖熏熏的酒香。
不知杯里温的可是绍兴黄酒呢?
除了这批现身的青瓷礼器,邱承墩还隐藏了更大的惊喜。
在清理墓道和礼器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零星的青瓷悬铃和青瓷磬。
看来,墓里还随葬了乐器!
按照此前的发掘经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里,随葬乐器有着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往往成套下葬,维护诸侯贵族的身份等级和地位。
比如著名的曾侯乙墓,曾出土成套的青铜编钟,轰动了世界。
因此,如果出现了磬,墓里一定曾随葬与之配套的乐器,比如钟之类,甚至包括一些越国特色的乐器。
但是左右寻找都不见踪影,它们去了哪里?
埋葬时没准备?或是只随葬了一部分?从当时的礼制文化看,不大可能。
那么是被盗吗?
也不合情理,为什么盗墓贼放着精美的青瓷礼器和玉器不拿,专门**乐器呢?
正在徘徊之际,差不多10天之后,专家发现了端倪——秘密藏在墓道的南边墙壁里。
原来在这面普通的墓室墙壁上,竟暗藏着一个竖向挖进去的洞,赫然是一个壁龛。
而当打开这个壁龛,只见里面整整齐齐摆放了90件青瓷乐器,保存之完好,仿佛昨天刚放进去的一般。
谜底真相大白。
经过清理,这90件乐器涵盖了10大类,基本都是打击乐器。
其中仿制中原系统的包括甬钟、镈bó和磬。
这些大家都不陌生。所谓的编钟音乐,即是在不同的身份等级之下,匹配对应数量的甬钟、编镈和编磬。
当钟声庄严典雅,磬音清脆悦耳,华夏雅音流淌在贵族的宴席,流传在 历史 的长河。
除此之外,其他的乐器大多属于本地文化,包括青瓷鼓座、錞于、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与仿制中原的乐器不同,绝大多数属于军乐器。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象征优雅的乐器如何与战场厮杀联系在一起?
所幸的是, 历史 留下了现场转播。
《国语·吴语》里,就忠实记载了一段越国死对头——吴王夫差的争霸场面:
当时面对晋国部队的穷追猛打,夫差杀红了眼,他亲自敲起战鼓,鸣起錞于。
于是高亢雄壮的战歌之下,吴国军士群情高昂,喊杀声震天动地。
夫差奏响的鼓与錞于,虽然失落于 历史 ,但邱承墩里保存下了同款的青瓷乐器。
首先是这件青瓷鼓座。
胎色灰白,釉色泛黄,座身为覆钵状,中部是粗矮的插孔,用来安装战鼓。
整件鼓座不是白板一片,而是装饰着斜刻划"人"字纹和戳印的"S"形纹,座的边缘还点缀着4个铺首耳管,别出心裁。
我们今天常说的"一鼓作气",这件文物就是其中"鼓"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这件青瓷錞(音同“纯”)于。
釉色泛黄,浅盘虎钮,除了钮的设计十分精巧,还装饰了戳印的"S"形纹。
如果说战鼓激励的是战队的前进,錞于则指挥战队的撤退。
事实上,成语里所谓的"鸣金收兵",其中的"金"就包括"錞于"这样的打击乐器,只不过成语里的錞于应当是青铜质地。
邱承墩里的青瓷錞于,则保留了錞于作为越国随葬品的珍贵形态。
试想2000多年前,当勾践率领的越军杀向吴国都城,军士高呼死战,另有鼓声高昂,錞于刺耳,战阵进退之间,压迫着所有人向着最后胜利发起总攻。
除此之外,另一件青瓷乐器的发现,则颠覆了人们对一段 历史 的理解:
那就是青瓷缶(fǒu,与"否"字同音)。
相信很多人认识这个字,是因为《史记》里赵国蔺相如的故事。
战国中晚期,在秦兵刀锋之下,东方六国挣扎着生死存亡,尤以赵国为甚。
公元前281年,秦国攻占赵国石城,随后杀尽2万赵国兵士,血腥弥漫之下,几年之后的渑池大会上,秦赵两国君王相逢了。
志得意满的秦昭王见到赵惠文王,故意请他鼓瑟,赵王听到只得演奏一曲,一旁秦国史官立刻写下:
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令赵王弹瑟。
这是赤裸裸的侮辱!
电光火石之间,赵国臣子蔺相如上前一步,对秦王朗声道:还请秦王击缶!
秦王尴尬拒绝,但蔺相如以死相挟,誓要保存赵国颜面。
眼见他耿硬至此,秦王只能"为了赵王"敲了一下缶。
这段故事被收入了中学课本,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人。
只是,虽然故事情节激动人心,但"缶"是什么乐器?长久以来并没有人确切了解。
在考古发掘里,此前也没发现过实物的乐器缶,所以很多人将"缶"简单理解成大瓦盆,或认为是一种容器。
但矛盾的是,从流传的文献记载来看,缶无疑是一种乐器。
比如《说文》里就有对乐器"缶"的解释:鼓之以节歌。也就是缶用来敲打出节奏,然后伴着唱歌。
听上去像是嘻哈音乐的老祖宗。
邱承墩大墓中出土的青瓷缶,揭开了乐器缶的千古之谜。
这件青瓷缶,口径接近43厘米,通高28厘米。在内外施釉,腹部深广,边沿外卷,器身上装饰着对称的宽兽面耳,缶之下还装饰着外撇的矮蹄足。
仿佛准备随时出列,等待主人叩击起声。
而且从这件珍贵实物能看出,与寻常的瓦盆相比,缶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缶在当时被视作乐器,出土的位置是存放编钟的乐器壁龛。
此外,缶的器型是为敲打发声而设计,腹部比一般的瓦盆深广,还有三个底足将器身悬空,制造足够的共鸣空间。
如此一来,即便轻轻敲打,也能发出响亮的回声。
与此同时,缶的花纹装饰更比一般的瓦盆要繁复考究。
消失千年的吴越清音,就这样重现人间。
至此,宝藏出土,越音重现,可笼罩在邱承墩之上的迷雾并没有散去,反而越发氤氲。
既没有发现任何棺椁,也没有出土任何文字信息,这座规格仅次于越王,拥有豪华陪葬的大墓,主人究竟是谁?又为何葬在吴国地盘?
正当考古学家苦苦思索之际,一件长相奇特,从未见过的稀世文物从墓室东部浮出水面。
这就是盘蛇玲珑球: 为中国考古史中第一次发现,一眼看去的斑斓色彩,隐隐透出远古的诡异气息,隐藏着千年前的墓主秘密。
玲珑球足径66、高64厘米,由8条首尾咬合在一起的蛇组成。
蛇身和蛇头上扬,圆目微张,盘成圆圈形状,形成了一个玲珑的球体。
仔细观察,只见玲珑球的蛇头和蛇身点缀着蓝色的琉璃釉,红蓝相间,给人以神秘莫测的神秘感觉。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作为一件低温琉璃釉陶器,琉璃球的白胎、红彩和蓝色琉璃釉,虽历经千年沧桑,但毫不褪色。
这种点状琉璃的施釉技法,此前普遍认为到了隋唐时期才发展成熟,但玲珑球的出现颠覆了这种看法,提前了一千多年。
也许你会问,2000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能生产琉璃器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虽然很多人只知道中国生产瓷器,但从 历史 上看,中国的琉璃器发展同样传承悠久,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代。
最初,本土的琉璃生产,很多是从青铜器铸造的副产品中获得原材料,然后提炼加工形成,大多数以微型的珠、管状装饰品存世。
在春秋时代,因琉璃非常罕见,不管外来输入还是本地生产,琉璃往往被作为珍贵器物用于陪葬,比如鸿山墓群和曾侯乙墓里出土的琉璃珠。
因此像盘蛇玲珑球如此体积和工艺的琉璃器,可以说是举世无匹,世所罕见。
而这件盘蛇玲珑球究竟用来做什么?
根据玲珑球奇特的器型和邱承墩大墓的高规格,尽管它不见于任何 历史 记载,具体功用难以复原,但一定 与越国王族的"蛇"图腾崇拜与祭祀有关,象征着越国的王权或神权 。
事实上,2000多年前的越国,作为南方诸侯,地处江南远离中原,很长时间以来被中原国家视作蛮夷之邦,讽刺越国"*祠盛行",讥笑越国人走歪门邪道。
也正因为这种国族间的文化差异,越国崇拜的神灵很难被中原接受,祭祀和仪式在中原国家看来,充满了诡异的色彩。
而玲珑球的出现,无疑印证了中原诸国眼里神秘莫测的越人神灵和祭祀。
与此同时,除了器物本身的非凡价值,玲珑球更为重大的意义在于:
让判断墓主身份有了一条直接的线索,那就是越王之下,万民之上,兼有祭祀大权的国之重臣!
顺着这条线索,按当时越国的政治体制,实行"五大夫"或"八大夫"制度,越王之下便是大夫。
令人振奋的是,随着研究深入,另一条更为直接的线索浮出水面:
根据对出土器物的碳14检测,以邱承墩、老虎墩等为代表的鸿山贵族墓群,推定下葬时间为公元前470年左右。
至此, 历史 与考古惊人地指向了一个重要的事件: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吞灭吴国!
墓主身份似乎正在步步清晰:
这个人,既是勾践重臣,又可能为越国大夫,曾亲历灭吴大战,葬于吴国灭亡之时。
会是谁呢?
公元前473年,距今2400多年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实现了自己的复仇梦想。
在他的指挥下,越军攻入吴都姑苏,吴王夫差自感走投无路,自杀谢世。
灭亡吴国后,越兵横行于江淮之间,各路诸侯纷纷道贺。
勾践俨然已成春秋最后一位霸主,越国霸业冉冉升起于战国前夜。
也许是经受过太多苦难,太想保护拥入怀里的霸权。功业既成,勾践环顾四周,让那些曾追随他的大夫重臣们,纷纷用"非正常"的死亡方式,踏上了人生最后一程。
根据《左传》、《史记》、《越绝书》等文献记载,勾践时期的越国大夫包括:文种、范蠡、计然、石买、苦成等等。
除了石买死于灭吴之前,其余基本都在灭吴后无疾而终。
比如文种不听范蠡之劝,留恋权位犹豫不决,被勾践赐以属庐之剑,伏剑而亡。
范蠡的结局更有传奇性,《史记》记载他泛舟而去,不知所终,后世的戏曲里还加上了西施同行。
虽然听上去美好,但西汉初年贾谊却记录了另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
范蠡并没有携得美人归隐江湖,而是最后被勾践沉湖处死。
无论真相如何,他留下的一句千古警示,至今仍闪烁在中国的 历史 :
这句话道尽功臣心境: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做人要看清何时进取何时退让,何时兴起又何时灭亡啊!
死于非命的文种,看破真相的范蠡……
邱承墩的墓主真的是他们中的一位吗?还是另有其人?
邱承墩的 历史 天空,注定将迷雾重重。
但与此同时,以邱承墩大墓为代表的鸿山越国墓群,又何尝不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呢?
邱承墩大墓丰富的青瓷宝藏,改变了学界对青瓷和乐器发展的认识。某种程度上说改写了 历史 ,印证了华夏瓷器的源远流长。
邱承墩大墓独特的盘蛇玲珑球,是我国首次发现色彩亮丽、与陶器完美结合的低温琉璃陶器,既是一件弥足珍贵的文物,更展示了中国在先秦时代非凡的陶瓷工艺。
最后,吴越争霸,烽火峥嵘,邱承墩大墓和鸿山墓群既为我们留下了宝藏,还留下了尚待 探索 的谜题:
比如墓主人究竟是谁?是否真的是越王勾践大夫中的一位?
以及:为什么在吴国灭亡前后,大批越国贵族墓葬会集中下葬于吴都附近呢?
相信后续的解密,将为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华夏 历史 ,增添更多动人的宝藏发现。
凡是过往,皆能打开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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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王陵不简单:深埋神秘古酒2300年,2件奇怪文物入选国宝
本文摘自:《环球人物》2010年第34期,作者:张建斌(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原题:《寻找张献忠宝藏三百年》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首古老歌谣,因被认定为破解大西王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在成都流传了300多年。 1646年,张献忠身亡后,他所聚敛的巨额财宝便不知去向,甚至没人说得清这笔财宝究竟是真有其事,还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在这数百年间,围绕它的猜测和寻找从未停止过。在传说中,张献忠将劫来的金银财宝藏在成都附近某处,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 2010年11月底,距四川彭山县城仅两三公里的江口采沙场传出消息:有人在附近江中挖出一只重12斤的黄金盘。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传说中的张献忠巨额财宝再露端倪。 劫掠全川之财 张献忠生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延安人。据《明史》记载,他身材魁梧,脸形稍长,面色微黄,留着及胸的长胡子,声若巨雷,人称“黄虎”。他性格桀骜不驯,在延安府当捕快期间,就屡犯军法。1630年(明崇祯三年),恰逢明末乱世,宦官当权,民不聊生,张献忠在家乡米脂追随王嘉胤起事。王死后,他改投高迎祥,和李自成同属一股起义军。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故分裂,李自成进攻黄河流域,他则率部进攻长江流域。 随着起义力量的壮大,李自成称“闯王”,张献忠则自称“八大王”。张为人极其狡诈,明朝对他软硬兼施,先是许给他高官厚禄,期冀招抚;后又对他多次围剿。每到危急关头,他就诈降,度过危机后则再次反叛。明朝 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当皇帝。 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后称帝,建立大西政权。清朝文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他将楚王(朱华奎)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在天府之国,他干了两件让自己留下恶名的事,一是杀人,二是掠财。 据说,张献忠攻陷成都后,部下报粮草不足,他便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杀人,杀百姓,杀伤兵。成都有一块《七杀碑》,记录的便是他的杀人如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除杀人外,张献忠更以“劫掠”出名,劫掠对象由皇室官绅发展到普通百姓。清人刘景伯在史书《蜀龟鉴》中记载,张献忠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其行为之暴虐,可谓空前绝后、毫无天理与人道可言。 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据史书记载,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他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有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计算,在那个年代,他拥有相当于现在30亿人民币的财富。 2005年发现的银锭(来源:资料图) 宝藏沉于锦江? 有人说,人生最可悲的事,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对敛财有着近于病态狂热的张献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会如此短暂。1646年,清朝肃亲王豪格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11月,张献忠部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巨额财宝竟自此和他一同消逝。 这笔宝藏是藏于锦江水底?埋于青城山下?还是隐于芦山县城(隶属于今雅安市)?人们的猜测不一而足,其中最让人们信服的藏宝地,就是锦江江底。 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被迫撤离成都前,干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让部下在锦江筑堤,抽干江水,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出数丈深的大坑,将劫掠来的财宝全数倾倒其中,再重新决堤放水,将大坑冲平、淹没,以此掩人耳目。后来的史书《明纪》,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条史料。 《彭山县志》上对张献忠宝藏的下落则另有说法: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他只得改道由水路出川,但船队沿锦江刚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便遭到当地的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张献忠不得已退回成都,许多满载金银的木船则沉没于锦江。更有人说,张献忠的船只是自焚,杨展的幕僚费密在《荒书》(著于清康熙年间)中也记载:“杨展先锋见贼焚舟。”张献忠为何自己烧了船只?这无疑为“江口沉银”之说又添了一层神秘面纱。 民间流传的第三种说法是:张献忠自知兵败,撤离成都前,提前让手下做了许多木筒,将银锭灌藏其中,投入锦江,使其顺水漂流,准备在狭隘处打捞。可惜途中遭到杨展兵马的埋伏,尚未来得及打捞便兵败如山倒,那些木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沉于江底。 还有一个传说也流传甚广:张献忠兵败成都时,十几艘大船沿江顺流而下,在彭山境内被清军预先埋设的铁链拦住。押运船只的将士眼看不敌清军围攻,纷纷凿沉船只,登岸而逃。清军早就知道张献忠有大量金银要从成都运走,以为截获了运宝船队,欣喜若狂,可当他们登上那些尚未完全沉没的大船,却发现其上装载着的全是石块。这无疑是张献忠使出的障眼法,真正的财宝早就沉于江底。 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张献忠将所掠财宝沉于锦江之中,地点就在江口附近。而这,为后人沿江寻宝留下了无尽的空间。 2005年以后的寻宝人(来源:资料图) 300年间寻宝热不断 对于张献忠留下的巨额财富,后人垂涎已久。从清朝到民国,从朝廷、官员、将领到地方军阀、普通百姓,无不对此津津乐道。 传说中,最早得到张献忠宝藏的人,是杨展。查证史书可得知,那场发生在江口的战役确有其事,交战双方便是张献忠与杨展,前者大败,后者胜。基于此,后人猜疑,张献忠江口沉银被杨展所获。根据费密在《荒书》中的记载,杨展起初并不知道沉船中藏着什么,后来,一个渔民将其打捞上来,数万两金银才尽归杨展所有。 另一种说法来自清朝沈荀蔚所著史书《蜀难叙略》。据说,当年张献忠焚舟之时,一位幸存船夫投奔杨展,据实相告,杨展于是针对木筒特点,命部下用长枪在江中打捞,一旦发现木筒,便将其钉住、拖出。杨展是嘉定人(今四川乐山),在整个四川因战乱饥荒严重之时,唯有嘉定富庶稳定,时人在称赞杨展时也说“蜀为赖之”。后人因此推测,杨展正是靠着打捞上来的飞来横财,才做到这一点。 清朝占领四川后自然也不会放过对这笔财富的搜寻。《彭山县志》记载,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冬,一位捕鱼人在锦江中打捞起一把刀鞘,消息传到总督孙士毅耳中,孙立刻派人赶赴江口,经过数日打捞,终于打捞起万两白银及大量珠宝玉器。 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为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旧事重提,呈请寻找这笔财宝,并说曾亲眼看到彭山、眉山等地居民捞到遗弃的银子。捉襟见肘的咸丰皇帝于是命令成都将军裕瑞“悉心访察,设法捞掘,酌量筹办”,最终却一无所获。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减人们对财富的追寻和渴望。民国时期,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受到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接济,在杨家一住就是几年。为报恩,临别前,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并说,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几经辗转流落杜家,希望杨白鹿能“善为运用”。此后多年,杨白鹿一直珍藏木匣,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1937年冬,杨白鹿将此事告诉了当过师长的好友马昆山,两人一拍即合,认为此事大有可为,于是四处奔走,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专事打捞宝藏。他们按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就在成都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的江边。于是,趁着1938年冬河水较小的良机,锦江淘金公司组织开挖,却没有任何收获。他们不死心,1939年冬又继续挖掘,上百人前前后后忙活了10个多月,竟真挖出一个大石牛和一个大石鼓。“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依照那个广为流传的歌谣,能买下成都府的“万万五”还远吗?杨白鹿等人赶紧买来金属探测仪。不久后的一天,金属探测仪发出了嗡嗡的响声。“找到了!”消息迅速传遍川蜀大地,挖宝事件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又一次和人们开了玩笑,工人们费尽心力,却只挖出3大箩筐铜钱。 真相一次次擦肩而过 虽然轰轰烈烈的寻宝事件终以闹剧收场,但此后几十年,仍不断有老百姓从江中打捞出财物。 1990年8月,彭山县江口镇渔民邬长福网得大小银锭各一枚,大的3斤,小的1两;1998年7月,彭山县灵石乡村民张志华在河中淘沙,却淘出一个银鼎…… 2005年4月,彭山县的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施工时,从地表下3米处挖出一个内有七锭银元的圆木,银锭上刻着“崇祯十八年□日”、“黄冈县银四拾两正”等字样,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其确为崇祯时期所征税银。通过铭文能看出,这批银锭来自湖南沅陵县、湘潭县,湖北京山县、黄冈县等地,与当年张献忠转战之地十分吻合,时间上也是同步的,无疑可以视作“江口沉银”的又一力证。 “江口沉银”究竟是否属实?不少专家学者一直试图进行论证。 1999年4月,四川省社科院研究所研究员王纲在经过多年研究考证后宣称,锦江下确实埋藏着大量金银。王纲称:《明史》、《蜀鉴》、《荒书》、《彭山县志》等正史、野史,都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江口沉银”,近年来不断打捞出的实物更是有力的证据,因此,“整整1000船金银财宝,至今仍沉睡江底!”根据他的说法,彭山县 联合江口镇 进行了实地勘测,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河道淤泥太深,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而对于最近出土的黄金盘,明清史研究专家认为,在江口一带发现黄金盘并不为奇,但要确认其是否为张献忠埋藏,还需对黄金盘进行进一步检测。 300多年来,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秘密一次次被挖掘,真相却一次次与我们擦肩而过,或许这一次,它真的能大白于天下。
李自成麾下的军队总数没有确切的数据,多的估计有百万军队,少的估计只有数万军队,相对可信的数据应该是五十万人左右。但是无论如何,维持军队及地方政权的开支是极其巨大的,而李自成的政权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税收体制,只能依赖对“大户”人家的拷掠来维持。李自成政权从各地得来的财富以及进入北京之后得到的财富并没有准确可信的数据。但是很可能被自身军队和政权消耗掉很多。
北京败退后剩余的财富去哪里了,民间也有各种猜测,不过都没有任何证据。无外乎是被丢失或者埋藏起来了。李自成残部三十余万后来多在南明旗下坚持抗清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也没见李自成残部有过寻找挖掘“宝藏”的行动,因此要么是李自成没有对部下交代埋藏宝藏的事宜,要么是根本就没有所谓宝藏。
第49 集:敦煌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里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壁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三十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至此变成了尘封千年的秘密。
九百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老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了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了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依然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传》中这段文字,是敦煌这个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月氏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当地的乌孙人,从此,月氏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月氏,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但此时的月氏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就这次长达13年的出的使见闻,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和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郑炳林: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与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与世界接触的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跟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形成的包围要打破。
公元前121年,雄大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郑炳林:敦煌在这个路线上,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到敦煌,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这个商业城市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即带着军事性质,又带着商业性质。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十六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五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
儒家经典在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奂、宋纤、索袭、敦禹、阚裀、刘昞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昞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八十四卷,《敦煌实录》20卷。张奂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四百年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240—249),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也是一带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
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式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驼经白马。
十六国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骝”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之前,当晚托梦于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成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一千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十六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依稀有千佛化现而出。乐僔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来到这里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在三危山上争相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道证:抄写经卷有功德,挖掘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者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坐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三十七年中,莫高窟竟留下了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两个半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雷闻:敦煌的佛教在隋代获得巨大发展,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特别崇佛,这样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就是具体敦煌这个地方,它是地处边陲,另外,它是地处中西商路的要道,所以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着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祈求佛的保佑。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旅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
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郝春文: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一旦西域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缘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敦煌就变成了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敦煌它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三百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一千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实际艺术宝库等称誉。
赵声良: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效果,四周绘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宏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赵声良: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的好,人物也画的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的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人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听佛说法,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跳舞的状态,每个人都画得非常生动,它把一个佛国世界展示得非常美妙。天上还有飞天,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看那个飞天化的很小,远远地看着,好像从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在亭台楼阁的背后,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就是艺术真实。
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南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赵声良: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的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视,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我们欣赏敦煌艺术,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哟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在隋唐的三百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一百多年,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敦煌目前尚存彩塑三千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杜永卫:古人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颜料,他结合得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好的佛像来。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
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继续向西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中一群惶恐不安的和尚,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那个神秘的洞窟。这就是我们本集开头所看到的那一幕。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沙州(敦煌)自此归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1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1524至1714年的近二百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一千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
明王朝西部边陲是肃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至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该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从此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量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清雍正元年(1723),“复立沙州所,三年,旋升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文化辉煌一去不返,敦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
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里却仍旧荒凉破败得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将近九百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
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五万多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舞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地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沙武田:我们知道正史,二十五史,那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是政治史,但是,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这是非常珍贵,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计的一些内容。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际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一千多年前珍贵的手写经卷。
李际宁: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写着延昌二年四月十七日敦煌镇,管经生令狐礼太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在那个时期抄的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出土的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及五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
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都翻检了一遍,最后仅花五百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七千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揭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五万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劫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一番劫掠之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十多个国家。有人这样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
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这是冰山一角。
李际宁:这件金刚经是武则天仪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这纸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这个纸张,这个纤维打的非常地细,表明处理得非常光滑。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百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柴剑虹:敦煌学的形成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自觉地、有牺牲精神地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书鸿先生,守在莫高窟,去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人,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后来由段文杰院长,现在有范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传承的事业,这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郝春文: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一千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溢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涵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
敦煌文化的高峰已经不再,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据说岷江之下藏着一个巨大的宝库,此宝库是明末领袖张献忠所藏,考古专家们更是耗尽人力物力,将这些宝藏挖掘出,宝藏数量惊人。
事情还要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的江口镇说起,这是一个临近岷江的小镇,
有村民在靠近岷江的位置捡到了一枚银锭,随后,又有人在河中捞出来了金锭,金银锭的相继出现,让本村的村民们深信岷江之下有宝贝,大家都撸起裤子下水捞宝,形成了众人水中摸宝的局面,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当地的文物局知道了,文物局怕村民们破坏到江里的宝贝,于是就赶紧组建了一支考古队去研究,考古队的内部人员兵分两路,一部分去实地挖掘,而另一部分进行走访调查。考古队对周围地形进行勘察之后,选择以岷江江口作为挖掘点。在研究周围地形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处山林,走入山林之中,有石龙和石虎的惊现,两个雕塑被刻画的栩栩如生。
更加神奇的是,石龙和石虎头的朝向竟然是他们选择作为挖掘点的岷江江口。在离石龙和石虎不远处,还有一个石崖,上面刻着的一串文字让专家们更加坚信岷江之内有瑰宝,上面的字眼是“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数”,这是不是真的意味着岷江之下存在众多金银珠宝。
随即,专家决定赶紧对岷江进行挖掘,可是,在挖掘行动还未开始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摆在了考古专家们的面前,岷江的水流很湍急,如果想要在此地挖掘,必须抽干岷江江口的水,这一点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有人提出,用围堰筑堤的办法,在岷江江口进行大规模的围堰筑堤,在考古界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项工程进行了很久,由20台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工作,历经了四个月之久才把围堰内的水抽干,考古专家才得以下河床勘察挖掘。
一眼望过去,围堰内的面积达到了两万多平方米,这也让专家们十分苦恼,他们只能先划分出重点区域,就重点来挖掘,这也算他们急中生智了。为了节省人力物力,他们决定先用探地雷达进行一个简单的估量,雷达所扫描发出声响的地方,就证明可能有宝贝的存在,就画上重点。一番行动过后,考古队确定了几个重点区域,挖掘战也算正式敲响。考古专家在河沟里摸索时,竟然发现了一块银册,这块银册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专家鉴定过后发现,此银册是明朝时期的,而且很有可能是皇帝手下的银册。在这之后,考古专家又发现了一枚钱币,上面刻着“宽永通宝”四个字,这是日本的钱币,怎么会出现在岷江之下呢。初步挖掘下来,专家发现了许多金银珠宝,还有许许多多的铜钱。他们在这里发现的宝物都不能按个数来衡量,每隔一段时间后,就发现有成堆的宝物堆积在一起。宝物成堆是个什么样的画面,也不必多说了吧。而且专家还发现了特别稀有的西王赏功钱币,张献忠建立了大西王朝,但是大西王朝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这种货币也是比较罕见,更何况还是奖章式的,这可是考古界十分抢手的一件宝贝了。
这小小的一枚钱币就值200万了。像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更是数不胜数,在岷江这个聚宝盆里,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稀有的物件了,金首饰出现在这里都显得十分平常。而且在河沟之中,还有闪着金光的镂空麒麟纹。随后,带有“天顺”字眼的金册又被发现,这也是明英宗朱祁镇的金册。众多金银册聚集在岷江之中,看来张献忠掠夺了不少珍贵文物啊!都说张献忠的家底富可敌国,看来此话确实不假,他当时为了建立大西王朝,不停的在外征战,也不停的收缴宝物,这番努力下来,收获是真的不小。
在之后的挖掘行动中,考古专家还发现了许多别的东西,其中,最让他们兴奋的就是那枚小小的五铢钱,说起五铢钱,考古学家们第一时间就联想到了江西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那两万多枚五铢钱,西汉时期的遗物都出现在了岷江之中,说它是聚宝盆,是当之无愧的。至于这些五铢钱是怎么出现在张献忠手里的,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吧,大概率是抢来的。
基因的沟槽像是一个保险箱一样,里面大大小小的金银锭、金条、金块塞得满满的。考古专家只有在这里才见过如此多的金子,就连明朝四位皇子和皇上的金册都被张献忠抢走了,专家们每发现一个金册都觉得是如此的不敢相信。
在考古工作快进入尾期的时候,一个木构件的出现让在场的专家都疑惑了。这是一节圆木,按理说,岷江的江水十分湍急,这块木头早就该被冲刷到下游地区了,可这块圆木却稳如泰山地窝藏在这里,专家把圆木清理过后才明白真相,这里面竟然装着大量的银锭,而这块圆木只是用来装载他们的一个躯壳,这种圆木也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木鞘。
考古工作大概进行了五个月,所有的金银财物才被挖出,而且民警还追缴回来了一些被文物收纳贩拿走的文物,那些文物的价值就已经高达五个亿了,大体估计下来,岷江水下一共出土了三万多件宝物。
在《世界估算》这本书中,有对于宝物数量的估计,而张献忠宝藏数量是稳居亚洲第一的,在世界也名列前三的榜单,考古专家们半年的行动揭开了张献忠宝藏的神秘面纱,让我们领略到了张献忠宝藏之多,也明白了张献忠建立大西王朝所做出的那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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