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在三种情形下会被称作仁波切,一是转世高僧(即活佛)并被认证;二是学问堪为世人楷模者;三是此世有很高修行的成就者。也就是说转世高僧一定是仁波切,但被称为仁波切的人不一定是转世高僧。
藏传佛教,又名藏语系佛教,主要流传于我国藏族居住地区。与汉传佛教一样同属北传大乘佛教。它既有丰富系统的佛教经典与理论,又有严密深奥的实践修证,故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仅就藏传佛教中对僧人的称谓而言,也极其繁多,上师、堪布、喇嘛,如此等等,除教内的僧人以外,多数人都难以明辨。
仁波切是藏文(rin-po-che)的音译,意指"珍宝"或"宝贝"。这是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对活佛敬赠的最亲切、最为推崇的一种尊称。广大藏族信徒在拜见或谈论某活佛时,一般称"仁波切",而不呼活佛系统称号,更不直接叫其名字。在活佛的多种称谓中,"仁波切"是唯一普遍使用的一种称呼。
祈竹仁波切“祖古”一词是藏语中“转世”或“化身”之意,即某一圣者的乘愿再来的转世者,以继承及继续先世的弘法事业。有些历史学家说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大宝法王是历史上第一位祖古,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佛教中,一向有高僧及圣者乘愿转世的先例,但在大宝法王以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确认及继承先世地位的制度。
大宝法王曾清楚明确地说出他圆寂后将再生于何处,并嘱咐弟子寻找,这才开创了寻访及确认转世者身份的制度。在此以后,其他宗派亦沿用了这种制度,开始有转世世系出现,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宗座喇嘛及班禅喇嘛世系了。在这种制度中,有些圣者会在临终前清楚指出将再生于何地、父母姓名为何、婴儿身上有什么特征等,也有些时候是婴儿能认出先世的弟子或法器,甚至有一出生便懂得念诵经偈等的先例。
汉地常把祖古称为“灵童”及“活佛”,其实并不对。祖古中虽的确有些是佛陀化身,但也有纯粹是因为继承事业之目的而册封的情况,绝对不能说凡称为祖古的就是“活佛”。事实上,并非圣者才会转世,我们凡夫亦不断轮回再生,分别只在于圣者可以选择生处,甚或记得前生之事,而且乃因其悲心而选择再生,不同于凡夫之因业力而无奈地再次轮回。
有时会有人问:“为何祖古只投生在西藏呢?”其实祖古之转世并不限于西藏,这纯粹要看他们的意愿与众生之因缘,但投生在藏地以外的祖古,并不易认出、册封。现今在印度,也开始有洋人、黑人及汉人祖古。在藏传佛教以外,也一样有圣者的乘愿转生,只不过他们并不继承先世之名位而已,例如在汉地佛教中,有不少贡献伟大的高僧或许正是先世圣者之乘愿化身。
在他们圆寂后,又肯定会在另一些地方再次投生,唯一的分别在于藏地有一个制度去寻访及认定这些乘愿转世者而已。这种制度有利于法业之延续,从转世者年幼时便给予最严谨的教育,令他们有能力继续发扬先世的事业。
有。第十六世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让琼利佩多杰,一九二四年生于一个贵族家庭,由第十一世大司徒(台湾译:泰锡度)仁波切根据上一世噶玛巴的遗嘱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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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明代缂丝唐卡《大慈法王相》,长109厘米,宽64厘米,虽经500多年,色彩仍很鲜艳,是色拉寺最有价值的文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拉巴平措先生经过详细考证后指出,此幅唐卡应该是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皇帝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时赐予他的。翻拍自《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11月13日晚,著名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历史 研究所原所长陈庆英,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就“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朝见永乐皇帝的地点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演讲,讲座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主持。
释迦也失:两次进京朝见
释迦也失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主要弟子之一,曾于1414年代表宗喀巴大师入朝朝见永乐皇帝,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回藏后,主持兴建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
宣德年间,释迦也失再次进京,受封为“大慈法王”,直至在内地去世。他是明朝敕封的三大法王中在内地生活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在沟通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推动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以及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
陈庆英分析道,长期以来,中外学者有关释迦也失的论著多集中于对他两次进京史事的研究。早期以于道泉先生的《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邓锐龄先生翻译日本学者佐藤长的《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为代表。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藏族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藏学界对明代三大法王的研究逐步展开,尤其在有关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研究中,这方面的研究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的专著《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拉巴平措的专著《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代表了关于释迦也失的最新研究成果。
学者之惑:南京还是北京?
“早年间,学者所用的藏汉文资料,均笼统地把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414年朝见永乐皇帝的地点记录为‘京师某一个宫殿,某处寺庙’,而永乐皇帝时期,南京和北京的宫殿、寺庙名称变化很多,因此,研究者认为把会见地解释为南京或北京都说得过去。”陈庆英点明了造成这一学界困惑的缘由。
陈庆英进一步剖析,认为会见地为南京的学者理由如下: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才正式将明朝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释迦也失第一次入朝是永乐十二年(1414年),应当是在南京。加之,之前的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觐见永乐皇帝都是先到南京,即使随后到五台山,也要返回南京。至于藏文资料中称释迦也失在觐见后住在a-yan-si,应该是指南京的能仁寺。综上缘由,再加上仔细研读有关文献如《明实录》、色拉格西阿旺达扎的《色拉寺与大慈法王》等书实属困难,导致这一疑惑始终未能完全解决,甚至多卷本的《西藏通史•明代卷》谈及此段 历史 时也不说明是今天的南京还是北京,只笼统地说是“到京师朝见”。
陈庆英:何不换一个角度?
对于这一 历史 谜题,陈庆英见解独到:“如果说,仅凭释迦也失朝见的活动地点难以判断他是到南京还是北京朝见永乐皇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考察这一时期会见的另一方——永乐皇帝所在的地方是南京还是北京,问题就会顺利解决。”
北京时间2008年7月21日下午13点30分左右(当地时间11点)在南亚佛国不丹的UmaParo酒店完成盛大婚礼,正式结为夫妻,衷心祝福他们!
整场婚礼历时近2个小时,在北京时间14点45分左右结束,采用佛教仪式,由香港艺人、著名主持人李浩林担任司仪,当地大宝法王噶玛巴为一对新人加持,28岁的不丹国王亲自到场见证,包括双方高堂、王菲夫妇、王家卫夫妇、叶童夫妇等80余名来自国内的亲友出席为新人祝福,可谓神圣庄严。
刘嘉玲、梁朝伟的婚礼可谓大富大贵,UmaParo酒店是不丹国王名下资产,不丹皇室为这对来自中国的贵客也大开绿灯,不仅将皇宫借给他们拍结婚照,还事事亲力亲为,带这准新人游览不丹、亲自出席婚礼仪式,可谓殷勤周到。要知道在不丹,除了皇室,平民是没有资格举行结婚典礼的!
黄念祖居士(1913一1992),法号莲华龙尊,亦号心示,乐生,别号老念,不退翁。祖籍湖北省江陵县,公元一九一三农历癸丑年三月初六日生于上海。祖上五代单传,代代信佛,至念公一代同胞四人,念公居长,自幼异于常,几不喜嬉戏玩耍,而原跟从舅公(舅公梅光羲老居士为著名佛教宿德与夏莲居老居士同被尊为“南梅北夏”)闻薰佛法聆听众多禅宗公案,从小就显示出了超人的志趣,深厚之慧根。
念公性纯孝,七岁丧父,父病危弥留之际,嘱念公寻求往生咒正音传授。梅太老夫人笃信佛法、礼敬三宝,念公常随侍庙中,恭敬念佛,往往至人散后独自一人绕殿经行不已。后来见到多年念佛仍然只求世间福,个人名利之心丝毫不减旁人者,则十分反感,视为迷信,以为拜佛无用,曾一度不信佛。
一九三二年入北平大学工学院学习,性格开朗活跃,学业成绩优异,名列全系榜首。大三暑假中,偶读《金刚经》至于“无所住而生其心”句,受大震动,觉一次次甘露灌顶,从头至踵,阵阵清凉,久久不已,深切体味到“无住生心”之妙,以凡夫心欲臻此境,除念佛或持咒别无它途,从此深信佛法。
毕业后,被校方推荐至开滦煤矿工作,身处异地,思家心切,一次梦中觅家,了不可得,与空中问答之际,思想顿断,身处大光明中,初步开悟。
抗战期间,黄老工作于重庆,辗转由同事齐昌鼎老居士寻访到诺那呼图克图嫡传继位弟子王家齐上师,一九四二年初与郑崇武等五人同时皈依王上师,赐三字法号,唯独赐与黄老四字法号,曰“莲华龙尊”。
于重庆求法修持,恭敬刻苦,公务下班后,经常步行四十余里山路听法,深夜返家,几次遇险,均安然渡过,每次传法前,按王上师指示,均日叩百遍以上大头,百日后方予传授,法本手自恭录,于此得到黄老之先父欲求之往生咒正音,并接受了全部阿弥陀无上密法。
一九四三年念老皈依当代禅宗大德虚云老法师,深受法要,直达禅宗巅峰,得无上妙谛。一九四六年皈依白教大德贡嘎活佛,活佛曾多次于北京传授其大法。在一次传法后,极高兴地说:“金刚种子撒在了北京”。于交谈中,贡师发现念老颇具“大圆满见”,从此对念老如获至宝地看待,成为贡师最得意弟子之一。其后,又皈依了大宝法王与督嘎上师。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经梅光羲老居士引荐禅净大德夏莲居大师,深蒙奖掖,成唯一入室弟子。夏大师著作宏富,悲智并运,艰苦卓绝,会集《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黄老亲闻大师讲解此经,直探法要,六十年代初撰写大经玄义提纲一册,呈大师鉴核,得到充分肯定并赞叹具超师之见,嘱托弘扬大经,允其直抒己见,讲解中可任意发挥。尽管如此,黄老不敢稍懈,注解中引经据典,一字不苟。
一九五三年,黄老任教于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教授,精进修法持经,一次读到”佛法无多子”公案时,心地豁然开朗,大笑不能自制,继而大哭也不能自止,从大光明中自然流出三段偈子。后恭录两份,分转呈王上师、夏大师。夏大师见后,拍案大呼“念祖开悟了”!王上师见后说:“汝如是,我亦如是。”其后,督嘎上师也印证说:”你可以接受顶礼和传法了,可以收弟子和接受供养了”。
一九五九年,王上师圆寂时留下正式遗嘱,将诺那祖师传承衣钵之佛像(诺那祖师从西藏土牢中脱险时,身上仅带此一尊佛像,别无它物。)及莲华精舍金刚阿闍黎位传给了黄老,是为红教第三十四代祖师。夏大师并印证说:“实际上国内红、白密与显教大统均归于念公一身”。
在文革动乱中,黄老数次遇死,均安然持诵,将生死置之度外,完全放下,安然渡过。一次在河南干校驻地遭遇龙卷风袭击,刹时房屋物件一扫而空。众人惊呼奔逃,死伤多人,独黄老直立原地持诵如常,获大飞跃,印证了夏大师悬记:唯艰难困苦备尝之已,方可成就。
一九八零年后曾任北京居士林林长,执教于中国佛学院,精进修持,主张禅、净、密一体不二,强调习禅修密者须发愿往生净土。
文革后,念公发愿完成《大经解》,以图上弘下化总报四恩。自一九七九年起闭门谢客,专心注释大经,一九八四年完成定稿,其间稿经三易,一九八七年流通于海内外。其中之甘苦非文字之所能言表者。
念师坚持世事克减的原则,将生活减至再减,始终恪守不从佛法营私利,不受顶礼之初愿,拒收一切礼品,实在无法拒绝者,则劝其转赠寺庙,国内讲经一律拒收报酬,不受为讲课所供馔食,国外讲学所得全部捐中国佛协。当有人违背告诫而顶礼时,必定顶礼还报,无论身体如何不适也不废止。念公日课持真言四至五万,修一座以上大法,撰稿中带病忘身,废寝忘餐均非虚誉,实更有甚者。
终因长年积劳成疾,延误医治,加之寝食减废,为法忘身,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壬申年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往生。临终前欲语不能之际,但洒然一笑,全无牵挂。念佛七中,家属与海内外弟子云集,种种祥瑞稀有殊胜,念师最后以身心性命供养大众,作了无言开示,振聋发聩,今众弟子从刻骨悲痛中猛然惊醒,各自获取真实利益,策励精进。
一九九二年四月七日荼毗,遗骨洁白、获五色坚固子百余粒。广化寺观音殿往生堂奉有五色坚固子各一粒供众瞻仰,海内外弟子争先引请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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