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3)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化，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

又言：

尚主之制非古。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又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庙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

帝览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其序之曰：

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日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汉四百有六载，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韩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时，太山贼公孙举伪号历年，守、令不能破散，多为坐法。尚书选三府掾能理剧者，乃以韶为赢长。贼闻其贤，相戒不入赢境。余县多被寇盗，废耕桑，其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众。韶愍其饥困，乃开仓赈之，所禀赡万馀户。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为立碑颂焉。

子融，字无长。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献帝初，至太仆。年七十卒。

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馀人。同郡陈寔，年不及皓，皓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会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寔可”寔闻之，曰“钟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识我”皓顷之自劾去。前后九辟公府，征为廷尉正、博士、林虑长，皆不就。时，皓及荀淑并为士大夫所归慕。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与膺同年，俱有声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尝屈志。膺谓之曰“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与孟轲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国武子好昭人过，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尔道为贵”其体训所安，多此类也。

年六十九，终于家。诸儒颂之曰“林虑懿德，非礼不处。悦此诗书，弦琴乐古。五就州招，九应台辅。逡巡王命，卒岁容与”皓孙繇，建安中为司隶校尉。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自为儿童，虽在戏弄，为等类所归。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后令复召为吏，乃避隐阳城山中。时有杀人者，同县杨吏以疑寔，县遂逮系，考掠无实，而后得出。乃为督邮，乃密托许令，礼召杨吏。远近闻者，咸叹服之。

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伦后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伦谓众人言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作为一个诗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这篇序文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鸣”推许孟郊，则其更重视穷愁哀怨者“鸣其不幸”的倾向不言自明。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声”虽都可视作“不平”之鸣，而且所谓“欢愉之辞难工”并不是说不能工，“穷苦之言易好” 也不是说一定好，但从文学创作规律来讲，因前者出生于王公贵人之手，其生命状态多平易流滑，便很难表现出“鸣”的深度；而后者饱经困苦磨难，其生命力与阻力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不平”之鸣便易于惊动俗听，传之久远。

“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本来，作为诗文大家的韩愈是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不过是“馀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并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只是抒写“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以“抒忧娱悲”（《上兵部李侍郎书》）而已。然而也正由于韩愈没有把诗与文等量齐观，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性。“感激怨怼”就是“不平”，“抒忧娱悲”就是将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发出去，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送孟东野序》），指的便是这种情况。由此看来，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宣泄，尤其是“感激怨怼”情绪的宣泄，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物质。 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笔补造化”。用李贺的话来说，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孟郊非常欣赏“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的书法艺术创造，由此而及于诗，他认为虽“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绳律“万有”（《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在《赠郑夫子鲂》中，他这样说道：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 将天地纳入“胸臆”之中，“由我”来尽情地裁夺，这是何等大的气魄！而只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物象，“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

与孟郊一样，韩愈也十分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他一再说： “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咏雪赠张籍》）；“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研讨诗文而至于“幽玄”，搜求“智网”复辅以“雕刻”，造端命意、遣词造句则要力避流俗，觑寻“天巧”，足见韩愈的创作取向。韩愈还屡屡强调写作要“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要大胆创新，“勇往无不敢”（《送无本师归范阳》）。他说“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断！”（《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这已经不是要“笔补造化”了，而是在向造化宣战。司空图评韩诗云：“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序》）韩诗这种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其特富创新意识的诗歌理论以及中唐的文化趋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韩孟诗派在倡导“笔补造化”的同时，还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在《调张籍》一诗中，韩愈这样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此诗与当时一些崇杜抑李论者迥异其趣，给予李、杜诗以同样的高度赞誉。这赞誉的落脚点不在李杜诗的思想内容，而在其诗“巨刃磨天扬”那奇特的语言、雄阔的气势和艺术手法的创新。所以韩愈与李杜精神之“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他欲追踪李杜，所取法也正在于此。所谓“拔鲸牙”、“酌天浆”，将其胆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发挥到极致，完全是一派天马行空、超越世俗的气象。这是一种的审美取向，韩愈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实践它，而且用以审视、评价、赞许同派其他诗人的诗作。他说孟郊的诗是“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说贾岛的诗是“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说张籍的诗是“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说自己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是“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其着眼点都在力量的雄大、词语的险怪和造境的奇特。尽管上述某些评论并不符合诗人们的创作实际，但却突现了韩愈美学思想；尽管在论诗时韩愈也注意到了“妥帖”、“平淡”的一面，但由于他主张的重心在雄奇险怪，便往往顾不上平淡妥帖了。

与韩愈相同，韩孟诗派其他成员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异的审美取向，如孟郊声言自己为诗“孤韵耻春俗”（《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卢仝自谓“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寄赠含曦上人》）；刘叉宣称“诗胆大如天”（《自问》）、“生涩有百篇”（《答孟东野》）；李贺更是倾心于幽奇冷艳诗境的构造，既“笔补造化”又师心作怪。虽然这些诗人因自身遭际所限，视野不够宏阔，取材偏于狭窄，大都在苦吟上下功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异有馀，诗境也多流于幽僻蹇涩，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有力地回应了韩愈的主张，强化了以怪奇为主的风格特点。 韩孟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外，还大胆创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不少“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的佳作。韩愈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作为古文大家，他熟谙古文章法，而他的尚奇精神和豪放性格也使他不惯于诗律的束缚，所以采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入诗，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乃是其诗散文化形成的一个要因。且看他那首有名的《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全诗单行顺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按照时间顺序，直书所历所见，诗人的游踪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一一展现出来。在结构安排上，一方面以浓丽的色彩来点染景物，一方面以清淡的笔触来抒发情怀，浓淡相间，自然清朗，一种摆脱尘世牢笼完全放松的自由感、一种挣开格律束缚追求诗歌原始美的主体精神充溢于字里行间，似散文，却又极富诗意。

韩愈不仅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而且还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五言诗如《符读书城南》之“乃一龙一猪”，《泷吏》之“固罪人所徙”，《谢自然诗》之“在纺织耕耘”，《南山诗》之“时天晦大雪”；七言诗如《送区弘南归》之“嗟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时若发机”，《陆浑山火》之“溺厥邑囚之昆仑”、“虽欲悔舌不可扪”，都有意拗峭句法，使语势、节奏滞涩不畅，与传统五言诗之上二下三型、七言诗之四下三型节奏迥然不同。又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不受韵律、节奏、对称的约束，完全打破了诗歌圆转流利、和谐对称的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新颖、生僻、怪奇，散文倾向也更为明显。 韩愈是中唐、也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 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后进，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有影响的新诗潮。

韩愈今存300余首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诗风豪放雄奇。他的诗大都气魄宏大，气势磅礴，改变了大历以来诗坛上纤巧卑弱的现象。其次，是他有意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构思奇特，标新立异。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

韩愈的另一创造是“以文为诗”，就是把过去不曾入诗或不宜入诗的材料和手法引进诗歌。如将散文的某些表现手段、结构方法、语言形式用于诗歌；用散文那样浩瀚的体制来扩展诗的篇幅；以汉赋那种铺陈排比来结构诗歌；语言打破匀称、均衡、和谐、圆润，使律化的诗歌复古，通篇单行等。这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有极大影响。

韩愈的代表作有《南山诗》、《陆浑山火》、《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听颖师弹琴》等。 孟郊与韩愈并称“孟诗韩笔”，作诗以苦吟著称，多为五言古体。艺术上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具有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钩章棘句，掏擢胃肾”式的险奇艰涩。

孟郊出身贫寒，遭遇不幸，仕途潦倒，故其诗多写自身的穷愁孤苦。如组诗《秋怀十五首》、《答友人赠炭》等；难能可贵的是，一些诗不仅反映了中下层文士的艰难境遇和怨怼情绪，还能透过个人的命运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如揭示现实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不平，针砭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如《寒地百姓吟》用鲜明对比的手法，展现了寒地之夜贫苦百姓和富贵之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深刻揭示了贫苦百姓的沉痛心情和绝望境遇，指责了穷奢极欲的富贵者，情绪激烈悲愤。比喻新颖，想象奇警。

孟郊也有平易之作，如《游子吟》。诗中以缝衣的细节表达慈母对游子的爱，朴素自然，亲切动人。又用阳光、寸草比喻母与子的关系，意味深长。全诗平易近人，清新流畅，于淳朴素淡中表现了人情的浓厚真淳，故为人传诵，有“诗随过海船”之誉。

贾岛与孟郊同以苦吟著名，苏轼说“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便是指二人诗多愁苦凄清之境，且诗风孤郁悲凉，凄寒局促。这与他出身平民，屡试不第，性格压抑、内向有关。多五言诗，现存370余首中五言就有300首。

贾岛诗多表现贫穷愁苦之态、孤寂索寞之情，题材狭窄。作诗多以铸字炼句为胜，缺乏完整的构思，故有佳句而少有佳篇。《暮过山村》一首中“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两句，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见于言外。也有豪壮之作，如《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寻隐者不遇》一诗如行云流水，是其中较好的作品。

贾岛晚年名气越来越大，他内心的压抑不平，行为乖张，都得到晚唐一些诗人的共鸣，而作诗之苦，更为他们所效法。其影响一直及于宋末。

与贾岛诗风相近的还有姚合，称“姚贾”。曾授武功主簿，因称“姚武功”。多赠别酬唱诗，也有少数作品反映时事民生。善于摹写荒县僻邑萧条冷落的境况，代表作有《武功县中作》三十首。 李贺是没落皇室的后裔，自称“唐诸王孙”、“宗孙”。这样的出身加上诗名早著，李贺自视甚高，充满浪漫的理想。然而家族早已败落，家境颇为贫寒，再加上由于父名“晋肃”，与“进士”谐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他的理想抱负很快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并且比常人更多地体验到人生的苦涩，精神始终处于极度抑郁苦闷之中。忧郁与激愤的情绪，渗透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

李贺今存诗200余首，皆呕心而作。从个人命运出发，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思考人的命运、生死等人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李贺诗最重要的内容，诗里表现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有时甚至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他的追求和苦闷，如《梦天》、《秋来》等。这些诗作每每融入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

李贺反映政治时事的诗虽不多，但也有作品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荒*，反映民生疾苦。如《金铜仙人辞汉歌》、《浩歌》等揭露和批判了统治者迷信求仙的愚妄；《老夫采玉歌》、《感讽五首》（其一）等，反映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其中也都不同程度寄托了诗人对现实或自己身世遭遇的感慨。但由于经历的局限，反映现实不够深广。

李贺诗歌色彩浓丽、想象奇诡、情调幽冷、构思独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于中唐诗坛独树一帜，人称“长吉体”。他的诗题材奇异，取材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驰骋想象，构造出奇诡迷离的艺术境界。即使是日常生活题材到他笔下也迥出常情。如《李凭箜篌引》热情赞美李凭弹箜篌的精湛技艺，描绘和渲染了音乐神奇的艺术魅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是古典诗歌中描写音乐的杰作。《雁门太守行》构思新奇，形象丰满，作者用浓辞丽藻来刻画紧张悲壮的战斗场面，构成色彩斑斓的图画，实为此类诗中所少见。《金铜仙人辞汉歌》借金铜仙人迁离长安的历史故事，抒发汉魏易代盛衰兴亡的感慨，并于其中融注了对社会现实和自己身世的感受。诗人想象铜人辞别汉宫时的悲伤情景和凄凉气氛极为逼真，新奇浪漫。“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设想奇伟，是千古传诵的名句。《老夫采玉歌》题材独特，想象新奇，富于浪漫色彩，将景物刻画与心理刻画紧密结合在一起，也体现了李贺特有的奇崛冷艳的艺术风格。

李贺诗奇崛冷艳、虚荒诞幻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他独特的创造性思维、超越现实迥异常境的想象夸张、大量虚幻意象的营造，奇异峭拔的遣词造句，以及通感、比喻等修辞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上。如喜用泣、鬼、寒、死等色彩冷艳凄迷的辞藻。想象云彩是天河中的流水，因而也能发出流水声：“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日像玻璃般明亮，因此也能像玻璃似的敲响：“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

李贺继承了楚辞的传统，被称为“骚之苗裔”，也受到鲍照、李白、韩孟等诗人的影响。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给古典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并对晚唐诗风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内容偏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奇诡险怪，带来缺少思理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