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千阳》④两个哥哥的离开

九年后。

这时莱拉已经九岁了，她最喜欢和她的朋友——塔里克一起玩，不过即将有一段时间她要见不到他了。

他的父母要带他去南方，看望他的叔叔，大约两周。

最近，莱拉常常听见父母的吵架声，盛气凌人的永远是妈妈，嘴里不停地动着，爸爸则低着头一言不发，有时点点头。

爸爸对两个儿子的不闻不问，令妈妈感到恼火。

莱拉的爸爸阿基姆，了解的内容很多，对和书有关的一切非常擅长，但是对家里的零活却并不擅长。比如他修过的天花板还是会漏水，甚至是门上的裂缝总是想不起来修理。

法丽芭有两个儿子——艾哈迈德和努尔，他们在参加抗击苏联的圣战组织之前，艾哈迈德总能把家里的事做好。

莱拉，没有留存多少与两个哥哥的记忆，毕竟他们走的时候她才两岁，这也就意味着妈妈和别人讨论儿子时，莱拉没有发言权。

爸爸送莱拉去上学，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很有礼貌的男人。莱拉发现在我家门口停了一辆奔驰车，号码是赫拉特的。

莱拉的老师告诉她: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男人不戴头巾，女人也可以不带。她还说除了阿富汗，苏联是最好的国家，那儿的每个人都很幸福。

阿基姆在塞罗上班，那是喀布尔一家面包厂，他以前是一名高中老师，1978年发生暴乱之后，他就被解雇了。

莱拉的父亲是允许妻子不穿布卡的，用拉希德的话来说他算是知识分子。

阿基姆给莱拉更多的呵护和爱，让她接受教育并告诉她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一个社会是否进步就是看女人有没有受过教育。

而和莱拉同岁的哈西娜已经订了婚事，丈夫是比她大20岁的表哥。

莱拉，以爸爸为榜样，承诺去接受高等教育，最近两年来，她拿到了很多优秀学生的奖状。

哈西娜喜欢和莱拉开玩笑说，“塔里克是我的独腿王子。”上一次塔里克回南方踩到了地雷，失去了一条腿。

塔里克走后，莱拉的同学卡迪姆经常捉弄莱拉，法丽芭说放学后去接她，但是她没有去。

莱拉哭着跑回家，不断地用水清洗着头发，原来卡迪姆把尿液装进水枪射到了莱拉的头上。

莱拉认为妈妈把大部分的爱都给了两个哥哥，她很想说:你还有个女儿呀！

妈妈常常和爸爸吵架，心情和身体都很糟糕。只有在妈妈心情好的时候，会给附近的妇女做一些点心，邀请她们来喝茶甚至聊天，那该是多么的恬静和惬意呀。

虚弱的妈妈大部分时间都是无力地躺在床上，偶尔回答一下莱拉的问题，但是从不和莱拉、阿基姆一起吃饭。

两周过去了，塔里克还是没有消息。

又过去了两周。

第二天，听说塔里克回来了，莱拉一早就去找他了，在他家和他的家人亲切地交谈，那么畅快、轻松，这样的氛围在自己家是没有的。

莱拉向塔里克说了卡迪姆欺负她的事，塔里克帮她报了仇。从那以后，卡迪姆再也没有欺负过莱拉了。

莱拉和爸爸吃过晚饭后，正准备学习时，来了一个陌生人，带回了一条南方的消息。

法丽芭的两个儿子阵亡了。

在大家的帮助下举办了葬礼，礼堂里各式各样的人来了又走，包括我。

一直以来，两个哥哥就像是神话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似乎并没有真正活过，至少在莱拉看来是这样。

法丽芭的状况更严重了，胸痛、头痛等等，去看了医生，也没有查出什么。

有时莱拉会陪妈妈躺一会儿，但大多数情况是妈妈虚弱地躺着，一下一下喘着气，衣服松松垮垮地包裹着她的身体。

莱拉永远忘不了葬礼那天，爸爸坐在折叠椅上孤独又无力的样子。

她知道自己无法与两个哥哥相提并论，但她还是希望，妈妈能稍微关注她一下。

法丽芭希望用自己的眼睛替两个儿子注视着——等到苏联人滚回家，圣战组织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她一想到还有那么长的时间里都不会有他们，心里还是很难受。

我的话:

莱拉的两个哥哥去世了，整个家里也许连吵架都没有理由了。

两个儿子仿佛带走了法丽芭的生命，她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只偶尔漾起一圈圈涟漪。

显然，莱拉只分得了一小部分的爱。

莱拉和两个哥哥分别太久了，这种亲情就像仅用一根细细的绳子连接着，虚无缥缈的，以至于她很难和妈妈感同身受。

又或者，在她心中，他的哥哥还活着。

和我聊聊吧~

波斯，这是一个被人熟知的名称。

古波斯的统治范围与今伊朗近于一致。

实际上，波斯只是古代伊朗西南部的一个强盛部落，当波斯部落统治了伊朗的其他部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后，遂被邻国称之为“波斯帝国”，其后“波斯”也常被作为整个伊朗的代称，因而古代伊朗的文明也称为波斯文明。

不过，伊朗人更习惯自称雅利安人。

“伊朗”的字面意思，即“雅利安人的国家”，这一称呼比“波斯”更能反映出伊朗多民族、多文化的历史。

波斯帝国的建立

公元前2000年以前，生活在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的几个部落结成了一个部落联盟，他们都讲相似的古伊朗语，彼此之间有着相近的风俗，史学上通常称之为雅利安部落和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只有语言学、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并非是一个种族）。

雅利安人已经开始摆脱了游牧部落的流动性，有着比较巩固的定居生活，并且产生了一些宗法制度，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

大约在公元前10~8世纪，雅利安人的支系——米底和波斯部落先后从临近地区迁移到伊朗高原，并且逐渐强大起来。

根据伊朗民间传说，公元前8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米底部落率先建立起王国，成为伊朗历史上第一个讲伊朗语的部族建立的国家。

米底王朝末期，波斯人以伊朗高原的西南部为中心，逐渐占据了强势的地位，并于公元前550年征服了米底。

继而在吞并了周边部族以及巴比伦王国之后，波斯君主居鲁士（也译作“大流士”）建立起强大的王国，即波斯帝国。

就像中国的始皇帝一样，波斯君主大流士竭力制造君权神授的形象。

在城址南侧墙上刻有如下铭文：“伟大的阿胡拉，最伟大的神，他命大流士为王， 把国家交给了他一一承阿胡拉的恩典，大流士成为国王”，“大流士王说， 这是波斯土地， 阿胡拉赐给我， 这是一块吉祥的土地，有好马，有好男人，承阿胡拉的恩典和个人品格，大流士王不怕任何敌人”，“大流士王说， 我祈求诸神的保佑， 保护这个国家及这片土地不受仇恨、敌人、谎言和干旱之害，没有坏年成、没有仇恨、没有敌人， 没有谎言侵扰它，我祈求最伟大的神阿胡拉和诸神保佑它”，“我， 大流士， 伟大的王， 诸王之王，诸国之王，阿契美尼德族维什塔什卡之子。

大流士说，承阿胡拉的恩典，我依靠波斯军队征服的这些国家敬畏我， 给我送来王冠的有： 胡齐斯坦、米底、巴比伦、 、亚述、埃及、亚美尼亚、卡帕杜基亚、萨尔德，海上和陆上的希腊，大海彼岸的土地，萨卡提、帕尔特、扎尔卡（塞斯坦） 、赫拉特、巴赫塔尔、索格特、花刺子模、鲁赫吉、岗达尔、萨卡人的国家，马那人的国家……”

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介

古代伊朗（包括波斯、安息等王朝）对于早期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发展致关重要。

波斯、安息时代伊朗一带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与现今相近，大部分环境是干燥少雨的高原，如著名的卡维尔盐滩，又称中央荒漠盆地，占据了伊朗国土面积的一半。

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伊朗文明主要是绿洲文明，绿洲是最初的农耕文明中心。

绿洲地区由于耕地少，人口多，因而古代伊朗人有经商的传统，绿洲之间沟通往来的商路向东、向西扩展，成为日后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古代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北纬20°~50°之间。

东面是中华文明，北面是草原文明，中间是伊朗文明，南部是印度文明，西部有古希腊和埃及文明。

伊朗正处于古代世界文明地区分布的中间位置，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传播的中心。

公元前2世纪末，即中国西汉、伊朗安息和古罗马时期，古代丝绸之路全线贯通。

通过丝绸之路，古代波斯人不但接触到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而且从控制丝绸之路贸易的地利中得以积聚财富，发展起瑰丽的波斯文化和艺术。

中国和伊朗两个文明古国，从中国西汉时期开始了正式的往来。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乌孙国之后，向西域各国派出了许多持节副使，其中的一位副使抵达了安息。

当时的安息国王，就是伊朗历史上著名的密特里达特斯二世，他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近，文治武功也相当，是安息帝国的实际缔造者。

汉使在安息受到了隆重的礼遇，自此次友好交往的开端之后，两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在随后上千年的历史中始终延续着。

中国向伊朗输出的主要是丝绸织品、铜器以及养蚕、织造丝绸、冶铁、造纸的技术等，并通过古代伊朗这个中介，把东方的物资和技艺传播到西亚与欧洲；中国的汉王朝重视军事，而古代伊朗自波斯王朝起就以出产良马闻名，因而自西汉起，就开始从古代伊朗及西域地区引进良马，并且这一传统历几个朝代而不衰。

栽培植物的交流，也是中国、伊朗两个文明古国物质文明交流的重要内容，从古代伊朗及其周边地区引入中国的栽培植物有许多，苜蓿和葡萄可算是最早、最为有名的，新疆地区的居民很快掌握了栽培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其他的还有芝麻、蚕豆、大蒜、黄瓜、胡萝卜、安石榴等。

古代伊朗从中国获得的栽培植物也不少，像水稻、谷子、高粱、生姜、桃、李等都是先经过古代伊朗再传到希腊、罗马等地区的。

各国的民间百姓由此获益良多，实际意义上丝毫不逊于著名的丝绸贸易。

1 早期的历史

据史书记载，伊朗的历史始于2500年前的早期的阿挈美尼德， 但从那时起直到 文明始于伊朗以来，有关早期伊朗的史料都是由伊朗最大的敌人——古希腊人所记载的。

因此尽管人们常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通常能很忠实地记载事实真相，但人们对 文明之前的伊朗历史不能完全依赖于这些来源。

是不是因为伊朗没有自己而HERODOTUS和XENOPHON（古希腊史学家），仰或伊朗的史料经过后面的几次入侵而遭到毁灭？答案不得而知。

古代只有一些神话故事得以幸存，它们在萨珊王朝时期收集起来。

一旦波斯语在 的伊朗得以形成后，伊朗最大的诗人之一——菲尔杜西即将这些神话故事改编成了一部宏大的叙事诗—— （列王记> 《王书》 其中一些部分已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和一些其它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对于古代伊朗的历史，人们不得不依赖于古希腊人的记载和考古发现。

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与河西四郡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交通网的汇集地，条条道路尽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经地区，但最终大多向一个方向靠拢，进入河西地区，成为一条主要通道，这与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公里，像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又称河西南山)，终年白雪皑皑，不易翻越，而祁连山以南地区，亦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又称河西北山)，这些山的外面就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无人烟的区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全靠人走马行翻山越岭，穿过沙漠，都是极其艰险的。而中间则地势平坦，祁连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着土地，形成了一个水草丰美、可农可牧的区域。由于河西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这条走廊，河西走廊成为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

(2) 丝绸之路重镇——河西四郡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河西走廊属匈奴领地，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所属部落在这里游牧。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 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汇集地，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与贸易中心之一。

①河西都会凉州。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汉武帝时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筑的，匈奴称为盖臧城，汉代人讹称为姑臧。东汉时将武威郡治从汉时的今民勤县东北迁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称武威。曹魏时期，凉州刺史移驻这里，武威又称凉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势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交往，中外贸易的重镇。西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武威“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晋永嘉之乱后，凉州无大动乱，生产比较稳定，人民争逃凉州，成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则天时，郭元振令部下屯田，凉州“积军粮十余年，牛羊披野”(《张掖县志·仕宦》)。武威蚕桑业发达，盛产白绫，既是贡品，又是外销产品，运销西域诸国。由于武威等地的生产、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一般为一日三集，此地一日四集)，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贸易繁荣，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的贸易集散点。当时武威有许多外国商人异常活跃，远在咸海之滨的粟特国(隋唐时的康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武威进行商贸活动。“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居于大泽(咸海)……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魏书》卷一○二)。由于西域商人云集到武威，他们携带来大量的钱币，以致在南北朝时，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银货币。唐代，武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当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北通突厥，南达吐谷浑、吐蕃等地，一些胡商长住这里从事转手贸易，武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玄奘经过武威时，亲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称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开元、天宝年间，由于丝路畅通，武威贸易兴盛，唐代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况。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初，岑参曾在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职，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述武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众多。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凉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西凉伎》的诗歌，诗中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胡人的舞狮也称为“西凉伎”，李端《胡腾儿》诗中也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西凉乐，到隋唐时期的“西凉伎”、“凉州儿”，都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凉”、“凉州”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张国臂掖”的河西重镇张掖。张掖是丝绸之路重镇，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长城一线，是走廊中部抗击匈奴的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汉武帝设张掖郡，以 得城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张掖，位于今张掖城西北。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就以张掖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时，这里又设甘州州治，所以又称甘州。唐末五代时，回鹘族在这里建立政权，被称为甘州回鹘。西夏时，甘州称为镇夷郡。元代在张掖设置甘肃路总管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一度曾是陕西行都司(辖河西各地)的治所。

张掖是古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都以张掖为枢纽，在中西交往中起过重大作用。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中亚昭武九姓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张掖县西北的昭武(在今临泽县鸭暖、板桥乡一带)，反映了张掖地区与中亚所固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隋朝时，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新唐书·裴矩传》)。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亲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商人，中外贸易达到 。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张掖又成为西域回鹘商人进入中原的落脚点，甘州回鹘以张掖为基地，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维护了丝路畅通。

张掖水源丰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种水源灌溉万顷良田，是河西的主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牧区，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张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则天时期，甘州刺史李汉通就在张掖屯田栽种水稻，黑河之畔的乌江大米，更是闻名遐迩，古今称道。因为盛产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长用米酿酒，有一种大米酿成的缸子酒，掺入黄酒、鸡汤，再截张掖泽边丛生的芦苇杆为筒，客人据管而吸，这种古老的酒和喝洒法被杜甫誉为“芦酒”(陈良《丝路史话》)。张掖水稻成为诗人歌颂的题材，明代郭绅《观刈稻诗》赞美道：“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据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四周平畴绵延，阡陌交错，泉流映带，沼泽湾回，芦苇丛生，水草交横，池塘种植莲藕和养鱼。元代张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词》中描绘了张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 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张掖既是“张国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鱼米之乡。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重镇。前121年，汉武帝设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禄。《河西旧事》曰：“福禄城，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国时，西凉迁都到这里，北魏时属敦煌管辖。隋初，将酒泉改为肃州，州治在福禄县，福禄又称肃州。隋末，福禄县又改为酒泉县。五代北宋时，是甘州回鹘的中心地区，西夏时为番和郡。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军事前哨之地，汉代对匈奴的几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据说当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来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人多酒少，遂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现在酒泉城东泉湖公园内有一亭，亭侧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晋代谢艾所筑福禄城现存一东城门楼，即现在的酒泉鼓楼。鼓楼四面题刻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说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丝绸之路再度复兴繁荣的时期，酒泉在明代丝绸之路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曾派使者和商贾多人经酒泉来到北京，当时许多西域商人、使臣都从肃州启程向东。自元朝以来还有许多撒马尔罕、喀什噶尔人在这里经商，娶妻生子，俨然土著。《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军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诸国的重镇。

④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敦煌是汉唐时期军事重镇和国际要邑，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鸣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党河下游所冲积的一块平原。

中国古籍早就对敦煌有过记载，《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解释古雍州条时将敦煌置于古雍州境内。我国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尚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从这些记载来看，远古时代，敦煌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属古瓜州范围，《禹贡·山水泽地篇》注曰：“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从战国到秦汉，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乌孙等民族，而月氏最为强大，到秦汉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和乌孙。西汉初，匈奴强大，赶走乌孙、月氏，占据了河西。汉武帝即位后，抗击匈奴，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武帝纪》)。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发自敦煌”，因此他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唐代李吉甫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汉边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咽喉”地区。

敦煌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之一。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满佛教寺院，唐代达到极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达九百余人(《敦煌资料》第一辑)。虔诚的信徒们不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绘壁画，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佛学高僧远在这里从事佛经的翻译，使敦煌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的翻译要地，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这一切构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是历史上华戎交会一都城，也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敦煌学的诞生地。

亚历山大从师于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认为，希腊周边地区的野蛮人生来是当奴隶的。因此，他教诲亚历山大将来作希腊人的领袖，作野蛮人的主人，把希腊人当作朋友和亲戚看待，把野蛮人当作草木和牛马看待。

亚历山大没有从师教，他是一个具有世界主义的天才人物，他首先在实践上打破了希腊奴隶制城邦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蕃寓，他命令希腊人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家乡，把好人当作亲人，把坏人当作外人。

亚历山大在东征期间，极力消除希腊人与东方人之间的区别，他甚至自称是埃及阿蒙神之子，堂堂正正地披上东方君权神接的圣洁外衣。在他的军队中，他废除了马其顿老兵与亚细亚新兵间的区别。在组建他的大帝国时，他同时请战败者协助，对待他们就象自己的战友一样。更有趣的是，他不仅自己娶了两个波斯公主，而且还强迫他手下的马其顿军官们与波斯的贵族妇女结婚，并且在波斯首都苏撒城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这种政策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使希腊人的头脑产生了人类一体的观念，以前对于城邦的忠诚，以及对于希腊种族的忠诚，现在已不合时宜，应予以废弃。领袖人物所推行的融合政策就为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大规模的汇合开拓了广阔道路。

希腊文化的本质部分是城市文化。虽然许多希腊人也从事农业，并且很多城市是农业性质的，但从米利都学派以来，希腊文化的最主要的成就是与富庶的商业城邦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希腊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自然就是希腊城市在东方遍地开花了。

亚历山大在远征的过程中，在他所到之处，大力兴建希腊城市，并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些希腊城市最著名者有：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马及挨那的亚历山大城（今麦尔夫），亚利亚的亚历山大城（今名赫拉特），阿拉科细亚的亚历山大城（今名坎大哈），索恪狄亚那的亚历山大城（今名库廷德）等。此外，还有印度河流域以及别处的许多亚历山大城。

亚历山大死后，帝国被他的三个大将瓜分，分别建立了马其顿王国（统辖希腊本土）、塞琉古王国（统辖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和托勒密王国（统辖埃及）、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继续循着亚历山大的足迹前进，建立了许多类似的城市。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有塞琉细亚、阿巴密亚和雷俄提西亚等城市；托勒密王国在埃及和西利内伊卡建有托勒伊斯、贝里尼克、菲列得菲亚和阿星诺伊等城市。

除了征服者希腊人建设了许多新城市之外，过去东方人建的老城市也接受了大批希腊移民，他们给这些城市带来了希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例如，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城，腓尼基的亚柯城，尼罗河上的科浦陶斯城等。

在历时三百年的希腊化期间，希腊文化成份以绝对优势，传播到亚历山大及其子孙足迹所到之处。特别是希腊语，从马赛到印度，从黑海到大瀑布，到处通行。巴比伦所受的希腊化影响格外深刻。罗马著名史学家塔西佗告诉我们，到了公元一世纪，“塞琉西亚这个有城墙围绕的强大城市虽然风行陷媚，但仍谨守建城者塞琉古的遗教，没有堕落成野蛮之邦。以其财产或智慧而被选拔出来的三百名成员组成了元老院。人民则有他们自己的各项特权。”

东方文化在吸收希腊文化成份的同时，也给希腊文化以巨大的影响。

东方的征服与占领，不但扩大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地中海东部周围地区工业活动的范围。从此以后，工业有了更多的原料。一是从前希腊所使用过的旧原料，这时数量增加了，并且不要到国外去寻找了；二是增添了许多新原料，并且传人了希腊从前所不知道的生产这些新原料的方法，这无疑是由古代东方文明遗传下来的。

粮食（主要是大麦和小麦），葡萄和橄榄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大量种植，促进了希腊的面包、酿酒、榨油等各种工业的发展。小亚细亚、高加索和黎巴嫩，大量供应希腊木材，对于造船业和细木工业以极大支持。埃及，加利利和科尔基斯的亚麻，以及上埃及的棉花，满足了希腊纺织工业的需求。巴比伦尼亚的椰枣和埃及的纸草，为一些制造业提供了原料。犹太人的香浓树，西利西亚地区的番红花，叙利亚的苏合香树，为希腊的香料工业提供了原料。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羊毛，腓尼基的紫贝，本都、叙利亚和埃及的鱼产品，使希腊人的营养品、纺织品或化学品大大地丰富起来。尤其是希腊工业所需要的矿物原料，也源源不断地从东方运来。总之，东方的物质文明为希腊的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希腊人还从东方制度文化中汲取了营养。希腊人一方面以空前的规模把城市生活推广到东方去，而另方面在东方所建立的希腊国家则从这些古老文明中借用了君主政治的政府形式。在尼罗河流域，托勒密王朝请王，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是古埃及法老的继承者；在叙利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塞琉古王国的政权与从前波斯帝国的政权没有多大区别。在所有希腊化王国，国王都是神，王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限制。在理论上，君王是国家的主人和首领，国家所有的一切资财和力量都由他支配。这种全能的权力无论是国王本人来行使，还是由王族的某一成员来行使，或者由一位宠臣以国王的名义代为行使，是毫无二致的。君主专制的原则统治了希腊化诸王国的政治生活。

在认知文化方面，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巴比伦的占星术，首先汇人希腊文化。星象崇拜在巴比伦开始得很早。巴比伦人以为天上的星宿和人都有对应关系，在固定轨道上运行的行星可以决定人们的行动，因为人是一个小宇宙，是大宇宙的对应体，人的灵魂只不过是星球内燃烧的火的一点火花。这样就产生了巴比伦人的命运观。星宿，神和人全都受着命运的支配。占星术最初是由一个名叫贝鲁索的迦勒底人，在亚历山大时代教给希腊人的。有人云，占星术降临于希腊化的思想，就象是一种新的疾病降临于某个偏僻的岛上的居民一样。在康马根所发现的安条克一世（公元前281—261年）的陵墓里，画满了占星术的符号。君王相信星辰在注视着他们，那是很自然的。人人都在准备接受这种病菌。甚至于大多数哲学家也都信仰起占星术来，因为占星术能够预言未来，所以它就包含着对于必然或命运的信仰，这与哲学家们的唯心主义的追求相吻合。

在公元前2世纪，一个新的巫术浪潮随着占星术由亚洲传人欧洲，使人们以为有了控制自然、天神和星宿的希望。巫术通常是从交感巫术开始的。人们为了促使一个过程实现，就现身说法，加以模拟，或表演一出戏剧，对这个过程加以描写，以求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例如，蛙鸣则雨，巴比伦人觉得他们也可以学蛙鸣。于是，他就扮作青蛙，学蛙鸣，希望求得他们所希望的雨水。这样就产生了祭祀以及对奇迹的崇拜，然后又发明了教条或神话来加以解释。后来，人们认为自然界的力量是有精灵的，而沿袭已久的巫术仪式也就原封不动地或稍加改变，成为祷告的仪式了。祭仪宗教就是建立在这种模仿和通神的仪式基础之上的，大半想通过保护神在人身上的附体来得救。保护神有许多名目。而且是死而复活的。这些宗教在希腊早就有了。但是随着奥林匹亚神在希腊化国际气氛中崩溃，这些宗教又遍布世界各地。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人们的宗教意识就深化了，在基督教兴起之前，他们的需要大半是靠祭仪宗教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