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位哲学家说一切科学都在寻找中词?

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曾说过：“我研究了我自己。”这就是说，他的认知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的事业（尽管他的书称为《论自然》），而是一个把目光对准自己内心的人的事业。由于他成功地排除了其他人的外部干扰，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才有可能潜入到灵魂的深处。那里的个性的区别已不存在，人与人越来越相似。那是一种人的本性真正存在的地方。因而，我们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可以感觉到—— 尽管他很阴暗和晦涩—— 一种深刻的灵魂亲近感。他的“一切皆流”，我们只能赞同，并不是因为它引导我们去进行什么思考，而是因为这句话对我们是如此的亲切。

赫拉克利特（_ρ_κλειτο_，前540年－前480年），古希腊哲学家、爱非斯派的创始人。生于以弗所一个贵族家庭，相传生性犹豫，被称为“哭的哲学人”。他的文章只留下片段，爱用隐喻、悖论，致使后世的解释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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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

在荷马的有神论或更确切地说多神论的解释中，历史是神的意志的产物。但荷马的诸神并不制定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荷马试图强调和解释的不是历史的统一性，而恰恰相反，是历史没有统一性。历史舞台上戏剧的作者不是独一无二的上帝；形形色色的神祇全都涉笔于此。荷马的解释与犹太人的解释的共同之处是某种模糊不清的命运感和有关种种幕后力量的观念。但荷马并未揭示出终极命运，与相对应的犹太人的解释不同，荷马的解释仍是神秘主义性质的[1]。第一位提出更为显著的历史主义学说的希腊人是赫西奥德，他或许受到源于东方埃及的影响。他使用了历史发展普遍倾向或趋势这个观念。他对历史的解释是悲观主义的。他相信人类在自黄金时代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注定在物质和道德这两方面要退化。早期希腊哲学家提出各种历史主义观念，其中，柏拉图的历史主义最为精致，他在解释希腊各部落，尤其是雅典人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尝试中，为世界描绘了一幅宏伟壮观的哲学图景。在其历史主义中，他受到各位先驱，特别是赫西奥德的强烈影响[1]。在柏拉图看来，是宇宙法则——对所有被创造物或生成物都适用的法则的一部分。一切流变物，一切生成物注定要退化。和赫拉克利特一样，柏拉图意识到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力量是宇宙力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图相信这个衰败法则并非全部实情。在柏拉图的某些著作中，有“大年”的提法（其时间长短似乎是36000个普通年），其改进或生成时期，大概相当于春夏两季，蜕化或衰亡时期，相当于秋冬两季[1]。黄金时代，即克罗诺斯时代，一个克罗诺斯本人统治世界，人们在地球上产生的时代。之后是我们自己的时代，即宙斯时代，这一时代中，众神抛弃了世界，任世界独立运转，因而这个时代顺理成章地是一个日益衰败的时代。而且《政治家篇》的叙述还示意，在彻底衰败到最低点之后，神将再度为宇宙这艘船掌舵，事情将开始改善。柏拉图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政治家篇》中的这个故事，人们尚不能确定[1]。他相当清楚地表明他不相信故事全然真实。另一方面，几乎勿庸置疑，他在宇宙背景中去想象历史；他相信他自己的时代是一个腐败深重——或许是所能达到的至深程度的时代，先前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受内在的衰败趋势支配，这一趋势是历史发展和宇宙发展二者共有的。他是否相信一旦衰败达到极点，这种趋势必然注定要终结，这一点我无法确定。但他肯定相信通过人为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超人的努力，我们有可能克服这个致命的历史趋势，终结衰败过程[1]。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建造一个理想的城市（理想国）而这，就是他终结衰败过程的办法。这个城市的司法理论是完美的。柏拉图的理想政体模式是依靠德性，建立在知识和真理之上的贵族政体。如果理想的贵族政体发生蜕变，荣誉取代了知识和德性，则形成勋阀政体；勋阀政体的荣誉被财富取代，则形成寡头政体；寡头政体蜕变形成民主政体，再蜕变则形成僭主政体[2]。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柏拉图对理想政体和现实政体根据统治者数量进行了区分，分为君主政体、僭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暴民政体。这个理论被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完善，一直为政治家们所采用。此外，柏拉图在《法律篇》还提出了“混合政体”。他认为这是最好最稳定的政体，综合了君主政体的智慧和德性，民主政体的自由。这个理论被认为是近代分权式政府的理论先驱[1-2]。普世历史与唯心史观　“康德”康德在论及普世历史中开宗明义地说明，每种生物都会发展成为其“注定的目的”（或称“历史的终结”），而人类作为独有可以使用理性的生物，人类的历史发展也有其完整使用理性的目的：建立普世的公民社会。迈向这个目的的发展就是社会进步[3]。“黑格尔”后世对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诠译，明显比起康德的普世历史丰富得多。黑格尔曾经为学生授课，学生的笔记被后世称为“历史哲学讲义”，其形式虽然是对不同地方的历史作逐一研究，但其核心仍然是普世历史的具体内容，亦即是不论历史的形态在各地不同，速度也有不同，历史都是由理性所推动。在黑格尔死后，其支持者在诠译普世历史时有不同取向，有些支持认为当时的欧洲已经到达“注定的目的”，较重视国家机器与宪法的重要性，另一些认为欧洲仍然存在很多矛盾，较重视将辩证法并推动社会进步。随之而来，历史主义的发展变得多样化[3]。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被后世一步步实践（至少共产政权对外如是宣称），共产主义的“注定的目的”本质亦为后世所留意，而且一般来说马克思比起黑格尔更为人认识。现代也有针对“注定的目的”的论述，例如法兰西斯·福山相信现代社会以自由民主制已实际上成为自然人的“注定的目的”，但有些因素（例造生物科技，超人类等）可能产生新的历史目的[3]。历史唯物主义　详见词条“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以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去解释人类历史演变的过程。并被列宁、毛泽东等人所发展。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客观的和有其特定规律的，其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可能促进或阻碍）。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主流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向第四阶段过渡的时代（越南、古巴、朝鲜等自称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终，决定着其他各种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决定着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见下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支配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改变。 ②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情况。在一种生产关系产生和确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是基本适合的，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虽然这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也有矛盾，人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生产关系作某些调整，但却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4]。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见下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首先，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一定的上层建筑总是为了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国家政权和意识形式上占统治地位。第二，经济基础的变革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当经济基础发生变革后，上层建筑迟早会发生变革，以求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还规定着上层建筑变化发展的方向。 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提供政治保障和意识形态形式。这种反作用，取决于上层建筑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当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它就起到巩固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时，它就起到阻碍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表现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第二性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根本性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派生的和从属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构成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体现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基本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4]。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米歇尔·福柯与雅各·拉冈认为，在理解某个观念或某个论据时，必须先理解背后的历史环境。这个理论在八九十年代发展迅速。这个态度在理解与评论文学作品时亦有被应用，Stephen Greenblatt是这个学派的代表[3]。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驳，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5]。人类学上的历史主义　人类学学者法兰兹·鲍亚士在研究人类发展时，特别重视人类首先适应本地的环境与文化语境（Marvin Harris后来将其称为“历史特殊论”），然后人类文化才慢慢向外扩散与互相影响。他领导的学派反对直向进化论（认为人类进化只有程度高低之差异之学说，因此产生演化光谱）。历史特殊论同样重视演化论的适应与竞争要素，只是，能适应某个地区的文化不一定可以适应其他地区。这个学派的思想也反过来影响生物学的演化论，过去被称为“进化论”在今天被称为“演化论”。法兰兹·鲍亚士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以采集经验为主的，即是在针对某一社会或某一事件中，研究人员需要采集与导致此事件有关的输入，然后达至有关的因果关系理论。因此，这样的方法学被称为历史主义。然而与“普世历史”观念不同，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建立广义理论[3]。基督教的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也可以指一些新教派系在理解圣经（特别是但以理书与及启示录）预言时的方法。按这些理论，有关预言是正在发展之中，既非只在过去出现亦非只在展望未来。这些派系将现世的教会（公教）与“真正教会”区分出来，并对公教作强烈的批判

唯意志论特点是公开拒绝科学，宣扬神秘主义。把意志自由和道德现象看作不受客观规律和社会环境制约的东西，用意志自由来解释宇宙和人生的各种问题。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价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尼采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髓，反映了现代意识的觉醒。

对人生价值的积极肯定，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重新定位人生；对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否定性批判，开启了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对理性的批判，对传统的否定也存在着片面性，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欣赏的一面。

扩展资料

意志也是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肠胃、利爪、肌肉、性器官都是意志促使生物发展出来的。理性是意志的奴仆和工具，如没有理性的动物照样生存得很好，人之初并无理性可言，只是后来需要体现意志时意志才造出了理性。但理性是不可能认识到世界的本质的，直觉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

叔本华研究过印度哲学，受印度佛学影响较大，认为科学和哲学在意志领域达到了极限，只有依靠神秘的洞察力才能领悟到意志的本性。因此人的最高目的是以禁欲为起点，尔后忘我，最后忘掉一切，进入到空幻境界，这样才能超脱生存意志及其一切烦恼。

——唯意志论

简介

Aristotle (Greek: Ἀριστοτέλης Aristotélēs) (384 BC - 322 BC)

亚里士(斯)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亚里斯多德师承柏拉图，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学校应由国家管理。他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赞成雅典健美体格、和谐发展的教育，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个源泉，但他反对女子教育，主张“文雅”教育，使教育服务于闲暇。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生平（一）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公元前366年亚里士多德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学习，此后20年间亚里士多德一直住在学园，直至老师柏拉图去世。柏拉图去世后，由于学园的新首脑比较同情柏拉图哲学中的数学倾向，令亚里士多德无法忍受，便离开雅典。

离开学园后，亚里士多德先是接受了先前的学友赫米阿斯的邀请访问小亚细亚。赫米阿斯当时是小亚细亚沿岸的密细亚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还娶了赫米阿斯的侄女为妻。但是在公元前344年，赫米阿斯在一次暴动中被谋杀，亚里士多德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和家人一起到了米提利尼。

3年后，亚里士多德又被马其顿的国王腓力浦二世召唤会故乡，成为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根据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记载，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也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十分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但是，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观点或许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前者的政治观是建筑在即将衰亡的希腊城邦的基础上的，而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对希腊人来说无异是野蛮人的发明。

尽管自己的学生已经是贵为国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一直留在国王身边，他决定回到雅典，建立自己的学园，教授哲学。亚里士多德得非常重视教学方法，他反对刻板的教学方式，于是他经常带着学生在花园林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理，因此后人把亚里士多德学派称作“逍遥学派”。

公元前335年腓力浦去世，亚里士多德又回到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学园的名字（Lyceum）以阿波罗神殿附近的杀狼者（吕刻俄斯）来命名。在此期间，亚里士多德边讲课，边撰写了多部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讲课时有一个习惯，即边讲课，边漫步于走廊和花园，正是因为如此，学园的哲学被称为“逍遥的哲学”或者“漫步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这一期间也有很多，主要是关于自然和物理方面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而使用的语言也要比柏拉图的《对话录》晦涩许多。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有些甚至是他学生的课堂笔记。因此有人将亚里士多德看作是西方第一个教科书的作者。 亚历山大死后，雅典人开始奋起反对马其顿的统治。由于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因为被指控不敬神而逃到加而西斯避难。他的学园则交给了狄奥弗拉斯图掌管。一年之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去世的原因是一种多年积累的疾病所造成的。关于他被毒死，或者由于无法解释潮汐现象而跳海自杀的传言是完全没有史实根据的。

生平（二）

公元前三八四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富拉基亚的斯塔基尔希腊移民区，这座城市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相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侍医。从他的家庭情况看，他属于奴隶主阶级中的中产阶层。他于公元前三六七年迁居到雅典，曾经学过医学，还在雅典柏拉图学院学习过很多年，成为了柏拉图学院的积极参加者。

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在雅典跟柏拉图学习哲学的二十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又受教于柏拉图，这三代师徒都是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中，亚里士多德表现的很出色，柏拉图称他是“学园之灵”。但亚里士多德可不是个只崇拜权威，在学术上唯唯诺诺而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人。他同大谈玄理的老师不同，他努力的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有记载说，柏拉图曾讽刺他是一个书呆子。在学院期间，亚里士多德就在思想上跟老师有了分歧。他曾经隐喻的说过，智慧不会随柏拉图一起死亡。当柏拉图到了晚年，他们师生间的分歧更大了，经常发生争吵。

公元前三四七年，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继续呆了两年。此后，他开始游历各地。公元前三四三年，他受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聘请，担任起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当时，亚历山大十三岁，亚里士多德四十二岁。公元前三三八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打败了雅典、底比斯等国组成的反马其顿的联军，从此称霸希腊。次年，腓力召开全希腊会议，会议约定希腊各邦停止战争，建立永久同盟，由马其顿担任盟主。在会议上，腓力宣布，他将统帅希腊各邦联军，远征波斯。至此，马其顿实际上掌握了全希腊的军政大权，希腊各邦已经名存实亡，成为马其顿的附庸。

腓力于公元前三三六年被刺身亡。他的儿子、年仅二十岁的亚历山大即位为王。公元前三三四年，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和希腊各邦的联军出征波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打跨了号称百万的波斯大军，接着摧毁了古老的波斯帝国。一个空前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其领土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南包埃及，北抵中亚——建立起来了。公元前三二三年，亚历山大病故。这个凭着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帝国，经过混战，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王国。

就在这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即从亚历山大出发远征的前一年到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马其顿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了雅典，但那里的反马其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可能肩负有说服雅典人服从马其顿的政治使命。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受到了很多的优待，除了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以外，他还得到了亚历山大和各级马其顿官僚大量的金钱、物资和土地资助。他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地区。在学园里，有当时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动植物园等。他在这里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这个学派的老师和学生们习惯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讨论问题，因而得名为“逍遥派”。据说，亚历山大为他的老师提供的研究费用，为八百金塔兰（每塔兰重合黄金六十磅）。亚历山大还为他的老师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他命令他的部下为亚里士多德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其他资料。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浩瀚的著作，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譬如，他曾对一百五十八种政治制度作了概述和分析，这项工作所需要涉及的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如果没有一批助手的协助，是不可能做完的。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雅典时，那里立刻掀起了反马其顿的狂潮，雅典人攻击亚里士多德，并判他为不敬神罪，当年苏格拉底就是因不敬神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但亚里士多德最终逃出了雅典，第二年，他就去世了，终年六十三岁。

主要观点及主要思想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

（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

（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

（3）创造的科学，即诗学。

（一）哲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二）天文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

（三）物理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反对原子论，不承认有真空存在；他还认为物体只有在外力推动下才运动，外力停止，运动也就停止。

（四）生物学方面

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亚历山大大帝在远征途中经常给他捎回各种动植物标本。

（五）逻辑学及数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发现运用到科学理论上来。作为例证，他选择了数学学科，特别是几何学，因为几何学当时已经从泰勒斯想对土地测量的经验规则给予合理说明的早期试验阶段，过渡到后来的具有比较完备的演绎形式的阶段。但是，逻辑学的三段论法对实验科学确实毫无用处的。因为实验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发现，而不是从公认的前提得到形式证明。从元素不能再分割为更简单的物体的前提出发，在1890年未尝不可提出一个正确的已知元素表，但是到1920年，再运用这个前提就会把一切放射性元素排除在外。前提既然已经改变，“元素”一词的意义也就改变了。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三段论是没用的，也不能就此认定现代物理学是错误的。幸运的是，现代的实验家并不再为逻辑形式而耗费心神了，但希腊和中古时代的科学界却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下，运用演绎法把许多错误的权威说成是绝对正确的，并用欺骗性的逻辑形式进行了许多错误的推论。

（六）教育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奴隶主子弟进行公共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地发展。在教学方法上，亚里士多德重视练习与实践的作用。如在音乐教学中，他经常安排儿童登台演奏，现场体验，熟练技术，提高水平。在师生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不是对导师一味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思考、坚持真理、勇于挑战。他那“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品格，鼓舞着他把柏拉图建立起来的教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认识论及其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本能、感觉、欲望等，二是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思维、理解、认识等。他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感觉和思考。灵魂借助于感觉器官而感知外界事物，那被感觉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承认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又认为感觉在这里只起到一种诱发的作用，真理和知识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获得。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教学目的是发展灵魂高级部分的理性。

亚里士多德为其哲学学校设立了“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他主张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所侧重。幼儿期以身体发展（体育）为主；少年期以音乐教育为核心、以德、智、美为主要内容；高年级要学习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但不管怎样，重心都应放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上。他特别强调音乐在培养儿童一般修养上的作用。认为音乐具有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性三种功能，它能使人解疲乏、炼心智、塑造性格、激荡心灵，进而通过沉思进入理性的、高尚的道德境界。在体育教学中，他不同意教师只让学生进行严酷甚至痛苦的训练，要教“简便的体操”和“轻巧的武艺”，着重于让儿童身体正常发展。

7政治方面

政治学

重要著述

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之大，令人震惊。他至少撰写了170种著作，其中流传下来的有47种。当然，仅以数字衡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渊博的学识令人折服。他的科学著作，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内容涉及天文学、动物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总之，涉及古希腊人已知和各个学科。他的著作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前人的知识积累，二是助手们为他所作的调查与发现，三是他自己独立的见解。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表述的观点是，人类生活及社会的每个方面，都是思考与分析的客体；宇宙万物不被神、机会和幻术所控制，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运行；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值得的；我们应当通过实验和逻辑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反传统、反对迷信与神秘主义的主张，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分析前篇和后篇》等。这些著作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所谓的“物质因”（Material Cause）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形式因”（Formal Cause）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动力因”（Efficient Cause）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么改变了什么、而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目的因”（Final Cause）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

亚里士多德的另一著作《物理学》讨论了自然哲学，存在的原理，物质与形式，运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要使一个物体运动不已，需要有一个不断起作用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在《天论》一书中开始讨论物质和可毁灭的东西，并进而讨论了发生和毁灭。在这个发生和毁灭的过程中，相互对立的原则冷和热、湿和燥两两相互作用，而产生了火气土水四种元素。除这些地上的元素外，他又添上了以太。以太作圆运动，并且组成了完美而不朽的天体。

《气象学》讨论了天和地之间的区域，即行星、彗星和流星的地带；其中还有一些关于视觉、色彩视觉和虹的原始学说。第四册里叙述了一些原始的化学观念。在现在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远不如他的生物学著作那样令人满意，然而这部著作在中世纪后期却有很大的影响。

《诗学》的方法论有两个特点：一是严谨的逻辑推理；二是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结合。《诗学》是西方第一部从理论内容到理论形态都比较完整的美学、文论专著，深刻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 《诗学》中的一般艺术原理揭示“美的艺术”的本质特征，既是古希腊发展对理论酝酿提出的要求，又为亚里士多德回答柏拉图对诗的攻击提供了一个立足点。《诗学》中正是以此为立足点，以的本质和功用为中心，论述了的根本有理。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后来由他的注释者汇编成书，取名叫作《工具论》。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逻辑学既不是理论知识，又不是实际知识，只是知识的工具。 《工具论》主要论述了演绎法，为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对这门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对后世的影响及现世的研究

作为一位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无人可比。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位真正哲学家，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德、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他的研究课题之一搜集各国的宪法，并依此进行比较研究。

在哲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西方文化根本倾向以至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上古及中古时期，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德语和英语。以后的希腊学者研究及推崇他的著作，拜占庭rl]的学者也是如此。他的思想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和伊斯兰经院派哲学的支柱。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威罗伊，将伊斯兰的传统学说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融合成自身的思想体系。最有影响的犹太教思想家迈蒙尼德，用理性主义解释犹太教义，在调和科学、哲学和宗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亚里士多德显示了希腊科学的一个转折点。在他以前，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力求提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来解释自然现象。他是最后一个提出完整世界体系的人。在他以后，许多科学家放弃提出完整体系的企图，转入研究具体问题。

但是如果以现在的标准衡量，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思想显得有些极端。例如，他赞同奴隶制及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认为这是自然界的安排（当然，这些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的写照）。

随着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不断被发现，中世纪出现了一个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新时代，学者们以此作为求得各方面真知识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研究方法上，习惯于对过去和同时代的理论持批判态度，提出并探讨理论上的盲点，使用演绎法推理，用三段论的形式论证。

总结

亚里士多德集中古代知识于一身，在他死后几百年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对知识有过系统考察和全面掌握。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他的思想曾经统治过全欧洲。恩格斯称他是“最博学的人”。

亚里士多德名言、警句、格言、语录

· 遵照道德准则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 幸福属于满足的人们。

· 幸福就是至善。

· 幸福在于自主自足之中。

· 人生颇富机会和变化。人最得意的时候，有最大的不幸光临。

· 人生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 在不幸中，有用的朋友更为必要；在幸运中，高尚的朋友更为必要。在不幸中，寻找朋友出于必需；在幸运中，寻找朋友出于高尚。

· 羽毛相同的鸟，自会聚在一起。

· 真正的朋友，是一个灵魂孕育在两个躯体里。

· 事业是理念和实践的生动统一。

· 教育的根是苦的，但其果实是甜的。

· 谬误有多种多样，而正确却只有一种，这就是为什么失败容易成功难、脱靶容易中靶难的缘故。

· 在科学上进步而道义上落后的人，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 凡善于考虑的人，一定是能根据其思考而追求可以通过行动取得最有益于人类东西的人。

· 上帝所做的、胜过一切想象中的幸福行为，莫过于纯粹的思考，而人的行为中最接近这种幸福的东西，也许是与思考最密切的活动。

· 人在达到德性的完备时是一切动物中最出色的动物；但如果他一意孤行。目无法律和正义，他就成为一切禽兽中最恶劣的禽兽。

· 对于美德，我们仅止于认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努力培养它，运用它，或是采取种种方法，以使我们成为良善之人。

· 习惯实际上已成为天性的一部分。事实上，习惯有些像天性，因为“经常”和“总是”之间的差别是不大的，天性属于“总是”的范畴，而习惯则属于“经常”的范畴。

· 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另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 真正的美德不可没有实用的智慧，而实用的智慧也不可没有美德。

· 人类是天生社会性动物。

· 怜悯是一个人遭爱顾运而引起的，恐惧是这个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

· 政治学并不制造人类，然而它使人类脱离了自然，并驾驭他们。

· 有人问：写一首好诗，是靠天才呢？还是靠艺术？我的看法是：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

· 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 战争才能带来和平。

亚里士多德学会

亚里士多德学会（Aristelian Society)是英国以“亚里士多德”命名的研究和推动哲学发展的学术团体，创立于1880年，设在伦敦。宗旨是一般的致力于哲学方法、方法论及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出版有年刊《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志》、《亚里士多德学会增刊》。

亦称为忒修斯悖论，是一种有关身份更替的悖论。假定某物体的构成要素被置换后

公元1世纪的时候普鲁塔克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因此这类问题现在被称作“忒修斯之船”的问题。有些哲学家认为是同一物体，有些哲学家认为不是。

在普鲁塔克之前，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曾经讨论过相似的问题。

近代霍布斯和洛克也讨论过该问题。这个问题的有许多变种，如“祖父的旧斧头”。